編者按：2022年1月19日，由中信出版集團、北大國發院、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中信讀書會共同主辦的“北大國發院承澤課堂暨中信讀書會”線上舉辦，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作了主題演講。林毅夫教授說，“今年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是政治，是大局”，“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一直講的原則——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要從‘基礎和關鍵’的地位來認識發展的重要性，隻要能認識到發展的重要性，就有可能把潛力挖掘出來”。在林毅夫教授看來，隻有持續保持較高速度的高質量增長，中國才能有效應對美國的挑戰，世界才會早日進入到一個新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才能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本文原載於北大國發院的微信公眾號。以下是演講原文，原標題為《2022年新開局 中國經濟的未來與挑戰》，略有編輯。非常感謝能夠作為《中國經濟的前景》、《論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兩本書的作者來參加今天舉辦的“2022新開局，中國經濟的未來與挑戰”論壇。
2022年是中國完成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了全麵建成小康社會，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的一年。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我想借此機會，結合這兩本書的觀點，談談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挑戰、機遇，以及應對之策。
時間所限，我主要談三個觀點。
第一，今年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會充滿挑戰。
今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進入第三年，世界可能會出現一個分化。
對於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歐洲，其疫苗接種率已經很高，並且有不少人得過新冠肺炎，有了自然免疫力。因此，很可能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新冠肺炎在這些發達國家就變成“大號流感”，這些國家的生產生活將會恢複，經濟也將隨之複蘇。
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疫苗普及率非常低，這些國家的疫情可能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給生產生活帶來巨大挑戰，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可能因此而繼續衰退。
如果發達國家的生產生活恢複正常，對中國的依賴就會減少。因此像2021年那種出口大幅增加的情形可能不會再出現。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還受製於疫情衝擊，生產生活、收入、就業難以恢複，進口量難以增加，甚至可能減少。因此，2022年中國出口增長下滑的概率加大。
總的來說，2022年，中國的外需可能會相當疲軟，外需的減少自然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
同時，世界仍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在20世紀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強國，主導整個20世紀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但在2014年，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漸上升，美國就想利用其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方麵的霸權來阻擋中國的發展。
從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開始的那些卡中國脖子的政策，以及在中美貿易方麵製造各種障礙的政策，在美國已經成為兩黨共識。在可見的未來，這種情形不會緩解。
不僅如此，美國還可能以意識形態劃界，組成“民主同盟”、“反華同盟”，不排除像澳大利亞、立陶宛那樣以意識形態為原因來幹預正常經貿往來的情形在未來有可能此起彼伏。
上述情形在今年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可能會持續，我們必須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第二，今年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是政治，是大局。
首先，今年是“政治年”，中共的“二十大”要召開。如果按照我前麵的分析，美國可能會走出新冠疫情，開始進入複蘇。在美國複蘇時，很可能出現一兩年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屆時中國的經濟增速連續幾個季度甚至全年低於美國，懂經濟的人好理解，這是美國經濟的複蘇而已，不是常態。相比之下，中國早在2020年就已經控製住疫情，2021年就開始複蘇，複蘇時間早於美國，經濟也將早於美國從複蘇期的高增速轉為常規期的增速，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可能會引起一些不懂經濟規律的人的過度解讀，進而影響國際國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我們要應對這種可能性，最好是仍保持比較高速的經濟增長，避免非正常解讀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次，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有兩部分，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二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決定於兩點：一是中國國內經濟體量的大小，二是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占比的高低。
製造業規模經濟很大，國內經濟體量越大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國內消化的部分也就是國內循環的比重就越高。現代服務業，尤其生活服務業，很多是不可貿易，服務業的占比越高，國內循環的比重也會越高。這兩者都是經濟規律。
不論是要擴大經濟的體量，還是要提高服務業占比，都需要依靠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要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提高收入水平，擴大經濟體量和提高服務業占比是關鍵。增長得越快，收入水平提高得越快，經濟體量就增長得越快，同時服務業占比也提高得越快。這樣，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就會越強、越堅固。所以，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需要來講，也必須保持經濟比較快的增長。
再次，如何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前所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生，相當大的原因是在整個20世紀擁有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強國地位的美國在2014年經濟規模被中國超過，美國有失落感，所以，采取了各種措施來圍堵中國，想抑製中國的發展。奧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時代就開始提出“重返亞太”，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從地中海、中東部署到東亞來，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接著，特朗普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現在拜登（Joe Biden）基本是“蕭規曹隨”，甚至有時候還變本加厲，比如組織民主同盟等來圍堵中國。這種情形，在國際上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地位互換很容易引起兩國之間的種種摩擦，給國際帶來很多不確定性。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什麽時候會結束？我個人的看法是，大概隻有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人均GDP一半的時候。原因如下。
第一個原因，到那時，中國內部收入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東部沿海五省（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這三市五省的總人口4億多，人均GDP大概會和美國達到同一水平。美國人口現在3億多，到時會逐漸接近4億。因此，二者體量相當，人均GDP也相當。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代表平均產業技術水平，說明到那時這三市五省的產業技術水平跟美國同樣高，意味著美國就喪失了現在這些可以卡中國脖子的技術優勢和手段。
在林毅夫教授看來，持續保持中國經濟較高速度的高質量增長，是中國化解美國圍堵壓力，建立新的穩定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基礎。（AP）
第二個原因，如果到那時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一半，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中國的經濟總體量就將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再不高興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第三個原因，中國還擁有中西部10億人口，對應的人均GDP大概隻有美國的1/3，應該還可以保持比較快速的發展。因此，中國的整體發展速度仍然比美國快。從2008年開始，全世界30%的市場擴張來自於中國，我相信這樣的情形會繼續。那時美國那些位居《財富》世界500強的企業如果想繼續保持他們的地位，就不能沒有中國的市場，如果失掉了中國的市場，就會退出500強。美國要就業、要經濟增長，也同樣不能沒有中國的市場。我們知道，國際貿易是互惠互利的、是雙贏的，但是小經濟體所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大經濟體。到那時，中國的經濟體量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從中美貿易當中得到的好處會遠比我們大。因此，美國為了自己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保持其大企業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就不能沒有中國市場。
在那種狀況之下，中美關係和好了，我想，世界就會進入到一個新的政治經濟格局。
我們的第二個百年目標，是要到2049年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當前，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的25%，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大概是美國的18%。到那時，如果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要達到美國的一半，就要求從現在起到2049年中國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當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須比美國高2.5個百分點。美國長期以來人均GDP的增長是2%，中國人口老齡化，人口不增長，人均GDP的增長要比美國高2.5個百分點，意味著中國從現在到2049年的年均經濟增長應該達到4.5%。這樣，中國就能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美國想聯合其他國家構建所謂“民主同盟”來共同圍堵中國，但是其他國家並沒有跟美國一樣爭霸世界的野心，他們關心的主要還是要維護自己國內的就業和本國發展。如果中國發展得越快，市場規模增加得越快，其他國家跟中國貿易得到的好處就越多。所以，隻要中國發展得越快越好，美國想構建所謂“民主同盟”等等的想法就越難實現。因此，這也是中國化解美國圍堵的最好方式。
綜合以上幾方麵，中國保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是政治，是大局。
第三，今年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仍要按比較優勢發展。
中國仍然有非常巨大的發展潛力，但究竟能發展多快，是由發展思路、發展意願、發展舉措決定的。當然，未來的發展必須是高質量發展，因為中國的收入水平已經超過1萬美元，並且很可能在“十四五”規劃完成的2025年前超過12,535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
收入水平提高以後，人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就會提高，所以，隻有高質量發展才能滿足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期望。
怎樣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這五個方麵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來推動創新。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首先，如果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符合比較優勢，那麽這家企業就會有自生能力，並且如果是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發展，就會有競爭力。那麽，這樣的經濟是最可持續的。
其次，如果經濟發展得好、有競爭力，政府的稅收會增多。如果企業是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創新的話，企業就擁有自生能力，就不需要靠政府的保護補貼。那麽，政府就可以有更大的力量來解決收入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等問題，使社會更協調。
再次，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有自生能力，管理得好就有競爭力，也就能夠盈利。這樣的企業就更有意願采取能夠滿足環境規製的生產經營方式，也就能夠實現綠色發展。
第四，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中國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多生產、多出口，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多利用國際市場，就會形成開放發展的態勢。
第五，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時候實現公平跟效率的統一。這一點我在很多場合論證過。為什麽有效率？因為我前麵講過，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具有最大的競爭力，是效率的表現。為什麽是公平？因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讓收入較低的群體能夠有最大的就業機會，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而且，這樣的發展能夠最快速地積累資本，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工資的增長就會最快。在這種狀況之下，收入分配會得到改善。因此，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在一次分配時就能夠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而且，我前麵已提到，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政府不用去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因此就有最大的力量來進行二次分配，照顧鰥寡孤獨人群、臨時失業等弱勢人群。另外，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隻要管理得好就能盈利，隻要中國有合理的稅收鼓勵政策，企業也會有最大的積極性來進行三次分配，所以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符合共享的理念。
林毅夫教授認為，隻要中國牢固堅持“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按照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抓住“換道超車”的機會，就有可能把經濟較高速度增長的潛力挖掘出來。（新華社）
在我看來，中國如果能夠按照比較優勢持續創新發展，未來發展潛力會很大。第一個原因是中國仍有相當巨大的後來者優勢。因為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在2019年時隻有美國的22.6%，相當於德國在1946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日本在1956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韓國在1985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德國從1946到1962，16年間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是9.4%；日本從1956到1972，16年間年均增長是9.6%；韓國從1985到2001，16年間每年經濟增長是9.0%。這三國都在9%及以上。當然，這三國那時候沒有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最大的影響是勞動力不增長，所以，如果扣除勞動力增長的因素再來看：德國從1946到1962年的勞動力增長是每年0.8%，僅靠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的增長是每年8.6%；日本在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是1個百分點，靠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的增長也是每年8.6%；韓國在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是0.9%，每年靠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的增長是8.1%。
由此可見，到2035年以前，即使中國麵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增長，但是靠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帶來的增長，從後來者優勢來看，每年應該還有增長8%的潛力。
另外，中國還有“換道超車”的優勢。德國、日本、韓國在追趕美國的時候並沒有新經濟，也就是那種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研發周期特別短的新經濟，包括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等。這種新經濟的研發主要靠人力資本，中國是人力資本大國，擁有在新經濟領域換道超車的優勢。
如果把這些優勢都用好，我相信到2035年平均每年還有8%的增長潛力，隻要我們努力，可以實現每年6%左右的實際增長；2035年到2050年，我們靠後來者優勢與換道超車優勢，每年應該有6%的增長潛力，隻要努力，就能夠實現每年4%左右的實際增長。如此一來，就能夠實現我前麵講的從現在到2050年，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比美國高2.5個百分點的可能性。
這個潛力在哪？如何挖掘？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一直講的原則——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要從“基礎和關鍵”的地位來認識發展的重要性。隻要能認識到發展的重要性，就有可能把潛力挖掘出來。
要想按照比較優勢挖掘出發展的潛力，一方麵必須有“有效市場”，讓企業能根據價格信號去做決策；另一方麵必須有“有為政府”，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幫助企業克服市場失靈，並通過新的基礎設施建設、製度安排等不斷完善市場，並用好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來實施逆周期的宏觀調控措施，對衝各種周期性的波動和衝擊。
總體而言，展望未來，我們應該首先牢固確立“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這“兩隻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我們的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抓住“換道超車”的機會。
如果能夠做到這些，我們將不僅能夠落實新發展理論，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並且能夠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