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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蕭蕭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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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大學講師教書與科研平衡術

(2018-03-07 19:30:52) 下一個

國內有沒有不需要講師注重科研而專注於授課的高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366989

感覺至少二本以上院校都是對科研有硬性要求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三本或專科院校不以科研為主？另寧波諾丁漢、西交利物浦、北師-香港浸會聯合國際學院類型的本科，以及蘇州港大思培專科學院類型的專科學院，在對科研的要求上是否會與國內普通高校有區別？因為似乎這類中外聯合辦學的學校的教學目標都是以培養留學預備人員為主，所以比較好奇對講師教授的要求是否也會和普通不一樣

1 個回答
阿水
目前高校也在改革，今後會是科研和教學兩條線，但是隻是理想狀態，這個路很難很長，都是一邊喊著改革，一邊猛抓科研
發布於 2016-03-02

怎麽看待清華女講師因教書而延誤科研以致被辭退的新聞？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662249

在微博裏看到的 【優秀講師入職9年未評職稱 被清華解聘】清華講師方豔華的課深受同學喜愛。但她忙於教學無科研成果，根據入職合同規定“就職9年未評職稱老師必須離職”條款，將被清華解聘。學生們已發起請願活動……（中青報）
————我大學剛畢業，出入辦公室間經常聽到老師們抱怨：
1  工資低，增長慢
2  各種行政事務  無法專心科研
3  學術界一片黑暗
（我導師是個直性子  老憤青）
事實上，這情況大家大約都有所了解，我想問的是，如果取消硬性評職稱規定，大學的教學水平會有顯著提高嗎？科研成果會有顯著降低嗎？長久來看，對學術發展是否利大於弊？另外，對一個立誌從事學術的人來說，除了自身因素，怎樣是較優選擇？

8個回答

看到這個問題是很想來回答的，也特地去看了這條新聞，但作為學生，我覺得自己的發言權並不如大學教師，所以邀請了

老師，徐老師不一定有空回答，在他回答之前，我想先拋磚引玉一下。

 

總的來說我的態度：我認為這條新聞不能說明高校對教師的評級和淘汰製度不合理。

新聞鏈接（注：百度“優秀講師入職9年未評職稱 被清華解聘”的新聞頁麵不止這一個，但我個人覺得這個地址內容比較客觀中肯，反對、中立和讚成的觀點都有反映。）

首先回答題主的幾個問題：
1、如果取消硬性評職稱規定，大學的教學水平會有顯著提高嗎？科研成果會有顯著降低嗎？
如果取消硬性評職稱規定，教師沒有為了職稱而一定要發文章的壓力，一部分本就不想做課題的教師不再需要為了職稱而做課題發文章，高校論文發表數量可能會有所減少（但不會顯著減少，也有可能不減少，因為仍有很多正在進行科研課題的教師，並且近幾年高校發表文章數量總體在增加），但對科研成果的影響不會很大。不過我認為發文章壓力減小對教師的教學水平也不會有顯著影響（不會提高也不會降低）。

2、長久來看，對學術發展是否利大於弊？
根據我對第一問的理解，我覺得單純取消評職稱硬性要求對學術發展的影響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考慮。比如，不想做課題的教師不做課題了，那做課題的一些比較小的課題組能否得到更多經費和資源？

3、對一個立誌從事學術的人來說，除了自身因素，怎樣是較優選擇？
沒有很理解題主的意思，希望題主可以修改明確一下。

然後我來發表一下我自己的觀點：

“非升即走”的職稱評定製度是否合理？
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方麵思考：
>>> 高校教師評級和淘汰製度的必要性。
>>> 高校中每年有多少教師因科研成果不足而被淘汰，其中教學水平非常突出的占多少；未被淘汰的教師中教學水平突出（並且沒有耽誤科研工作）的有多少。
>>> 高校學術科研與教學授課的重要性相當，需要高校教師具備的素質有哪些。
>>> 國外高校對教師的聘用製度是怎樣的。

以上的每一點我都可以繼續展開來寫，隻是我覺得自己有很多東西並不了解，所以沒有發言權。但如果對以上幾點進行思考的話，我認為目前高校這種“非升即走”的製度雖然不能說完美，但仍是很有道理的。

這個答案寫了幾天，也沒寫出什麽東西，倒是看到人人上別人發了這樣一篇日誌（地址），對比了國外的tenure-track（終身教職評定）製。有一句話我個人是讚同的：

在一片媒體的報道中，輿論一片倒地批評高校“非升即走”政策是科研獨大的縮影，是功利主義的用人觀，是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 之所以會有巨大差距的鴻溝所在。

以上。
第一次在知乎上回答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比較有切身體驗。
女教師因無科研成果被辭退，反映出的實際上是高校中科研和教學分別應該擔當什麽樣的角色。目前的高校體製中，大學教師都被要求一定要承擔一兩門課的教學工作，但因為教學實際上並沒有評定指標，所以一些（很多）老師對於教學實際上非常不重視。曾經上過一個年輕副教授的課，準備之粗糙讓任何學生都清楚知道他其實非常不願意花時間來備課和教學。科研與教學並重的教師製度本是為了讓每一個學生能夠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了解到本領域發展的世界前沿，但是鑒於很多老師教學水平（表達能力、總結能力甚至口音等）實在不高，反而影響了很多同學對基礎知識的理解。我竊以為，某些課程的教學人員根本沒有必要是這個領域的前沿科學家，本文中的英語老師我不太了解，但是和她一起被推上輿論浪尖的閆浩，從博士階段開始就因為教學水平奇高，而一直對科研“不感冒”而備受爭議，最後因為沒有評定職稱而離開清華。他教授的微積分和線性代數作為大一大二的基礎課，我想能夠讓剛剛從高中過來的學生學會這些數學方法可能比讓他們馬上了解數學領域的前沿要實用得多。那這裏麵的問題到底在哪？實際上是因為評價標準的單一。從小學到高中，對於教師的評價標準就是升學率和成績，所以教學好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到了大學，不存在升學率了，所以對於教師的教學水平的評價難以找到標準，而與教師職稱評定等等直接掛鉤的是科研成果，所以許多老師重科研輕教學也就成了一件見怪不怪的事（當然在清華裏有很多老師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榮耀感和責任感還是很強的，在教學上所花的心思非常多，其他學校歡迎補充。）對於這一問題怎麽解決，我覺得牽扯很多難以理清的問題，可以想到的一條思路是將教學崗和科研崗分開，對一些重要課程專門安排教學崗，甚至對於像閆浩這種人可以特事特辦。
對於導師們抱怨的那些問題，實際上是對於國內高校行政化嚴重和工資待遇較低的一種抱怨吧。行政化嚴重這一點（直白點說是“體製問題”），我沒有真正對國外高校做過考察，不敢貿然下結論。而工資待遇較低這一點，與國外的相同水平的高校作比較，國內的教師基本工資確實是比較低，但是教師的收入水平其實不完全來自於基本工資，有很多隱形福利，尤其是工程領域的教師可以從橫向項目中拿到很多經費（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經常和計算機係、電子係等等高大上專業的研究生一比，就覺得我們真是窮啊）。近些年科研領域人員越來越多，導致晉升慢，待遇低，我想是因為前一階段很多人對於上大學、讀研究生的盲目崇拜產生的一項惡果（我一直覺得其實中國並不需要這麽多科研人員，應該用有限的經費支持精選出的科研項目，才有可能獲得更好的科研成果）。我的導師和周圍很多老師也都是憤青（學術界憤青比較多麽？），經常抱怨待遇低，尤其是學術界黑暗，有時候我都聽煩了。其實想想他們為啥這麽多抱怨還願意留在學術界呢，我竊以為相比於其他領域，學術界已經是最不黑暗的了，而且高校老師確實有很多吸引人讓他們願意繼續留在這個領域的方麵，社會地位高、工作壓力較小、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這可能都是這麽多能人誌士擠破頭找這份工資低還黑暗的工作的原因。
至於對於一個立誌從事學術的人怎麽才能做好較優選擇，第一點可能就是我導師經常念叨的“想做學術還是去國外吧”，雖然現在國內很多高校和院所的科研環境（軟硬件資源）已經很好了，但是我覺得如果想追隨內心做學術目前國外仍然是比較好的選擇。第二點就是找對領域全身心投入進去。說到底，科研領域和其他所有領域都一樣，選擇比努力重要。近來清華很火的顏寧教授，除了她本人的刻苦、聰明之外，成功的一大要素就是她選擇了如今火爆天的結構生物學啊！第三點就是千萬不要忽略social的重要意義，讓同行人、外行人、上級領導、下麵的學生宣傳（huyou）你的研究的重要性，讓圈子裏的人都知道有你的存在，是灰常重要的！最後一點就是隨遇而安，選擇了學術這條路，也許會遇到很多挫折困難，但希望你不要成為憤青。
這新聞太邪乎了，我來說一點前提的問題。
首先聘用副教授（或副研究員）、教授（或研究員），都是有相應的考察指標的。具體項目因學校而異。沒有達到要求的老師除非特聘，無法被聘用為副教授、教授。而這些指標中還存在因角色不同而作了差異化處理的標準；比如：科研型教授、教學型教授、教學科研型綜合教授。
新聞中的老師估計是教學型副教授競崗沒有成功，那麽，根據之前提到的指標，原因有很多啊。比如：在所教的科目沒有著作（不一定要單獨完成，因學校而異），教學成果沒有獲過某級以上獎勵，最基本的科研任務沒有達到，甚至最基本的教學課時不夠、實驗課時不夠。而據我了解清華確實有競崗3次不成就辭退的規定，畢竟能人多，占著坑畢竟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至於學生說她教課水平好，也是考核的一方麵。可以說，留下來的老師，是在現有的，還比較合適的規定下，能夠勝任教職的。
總之不是一句話能說清，不要被新聞所蒙蔽。
請重點忽略：清華、女、科研，3個關鍵詞。
完全不了解細節，因此我就是泛泛而談:哄哄小孩子，跟發灌水論文，都挺容易的。兩件事情同時做到，也不難。但是！誰要是不滿足於此，就很大壓力了。
答題之前搜索一下，她是英語專業，估計屬於科研不好搞的，因為天朝評價科研成果的基本就是SCI論文數加引用數。如果是英語教育的方向，受到學生好評，學生學習效果很好本身就是科研成果，可能就是因為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國家不多，因此也無法進入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際期刊。

我最反感的就是這種請願，與美國白宮的請願不同的是，清華的這幫學生是請求學校開恩，而不是因為製度存在缺陷，而提出改革建議。清華學術上在國內屬於領先地位，學生卻還有著封建奴才思維，主張皇帝開恩，而不是轟昏君下台。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居然還有不少是英語不錯，有海外經曆的，不知道是不是也嘲笑外國人 不懂君臣之禮 ,脫帽不下跪, etc. Ps.，某些課程開設的真是成功，不知道科研成果是什麽.
個人覺得大學的重點是科研而不是教學，這樣做合情合理

讓青年講師不再做科研“匠人”

 
職稱指標數字化背後是高校的“學術GDP”追逐，偏離的指揮棒亟待矯正——

 

本報記者 雷宇 實習生 郭哲 孫珮雲 《 中國青年報 》（ 2014年08月19日   03 版）
 

    聽到湖南教授做職稱評委開房收錢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學院的宋濤教授沒有感到絲毫意外。

    幾年前，他就聽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評委朋友抱怨，每年臨評前，家裏來客總是絡繹不絕，都是全省托各種關係找上門來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淩晨三四點，嚴重影響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濤教授看來，一邊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一邊是對掌握生殺大權的評委缺乏監督，“如果不把偏離的評價指揮棒撥回來，醜聞的發生難以禁絕”。

    學術GDP凸顯行政化之弊

    參與過多次評委工作之後，宋濤教授越來越有一種“被綁架”的感覺。

    宋濤感覺，評審看似都由專家來完成，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規則進行。

    比如申報者發表了幾篇文章，是否符合條件，打分的等級都由行政人員做好，最後發給評委的就是一張滿是數目的紙，比如說一位作者發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書，拿了一個課題，“評委們看到的都是數據”。

    打分的標準是由論文發表的數量及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決定的，至於論文在講什麽內容，專家評審時卻難以發掘，“有的地方在評審職稱時，甚至隻要求提供論文封麵和目錄的複印件”。

    拿到數據之後，根據學校下達的指標評議，再根據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後考察麵試時再平衡一下。

    在宋濤教授看來，這是一個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數數，第二也變成行政人員的一部分，因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學的概念”。

    宋濤認為，簽字的都是學者，行政人員沒有在任何一個環節簽字，但這一切無法遮蔽行政化主導的“指揮棒”，簡單化、指標化對待教育，而專業的學術評價則被淡化，“行政權力幹擾了學術權力”。

    武漢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胥青山教授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

    在他看來，職稱指標的數字化背後就是高校追求“學術GDP”，使“教師”變成給科研打工的“匠人”，越來越脫離教師教學的本質，也脫離了大學育人的本質。

    胥青山教授認為，其根源就在於大學目前還是在由行政部門來管。隨著數據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工作政績需要靠數據支撐。顯而易見，申請多少項目，發表多少論文，獲得多少經費是可以用數據來證明的，為教育行政部門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標準。而教書育人是軟指標，短期內難見政績。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論文買賣成為一個內部公開的產業，評審拉關係、走後門，讓學界人心渙散，學術道德日漸腐敗。

    “不是沒有發現問題，是誰也不願承擔改革的風險”，這位學者認為，學校一級的改革麵臨現實困境，一方麵麵臨教育主管部門的考核，一方麵又涉及學校的經費，改一下，不用別的，等大學排行榜一出來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門需要站出來，不能讓改革總成為下一屆的任務”。

    職稱本是對能力的考核，卻變成對名額的競爭

    在全國各地的調研中，周光禮教授注意到一個現象，很多年輕老師喜歡到偏遠省份高校任教，剛評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設法調走。

    原來，在一些博士博士後相對稀缺的地方，可以單獨給評審指標，相當於有了職稱直通車，於是，很多“機靈”的人專門喜歡到這種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時間就能評上副教授、教授，再往東部和沿海地方調。

    在他看來，這種荒謬的“曲線救國”背後，凸顯的恰恰是當下職稱評審之弊，“職稱本是對能力的考核，卻變成對名額的競爭”。

    指標有定數，標準卻相對靈活，國內高校在職稱評審的操作過程中，潛規則由此盛行，備受詬病。

    有專家指出，國外經驗值得借鑒。以美國為例，職稱評審的標準是確定的，指標卻相對靈活，由各單位根據需要來確定標準和指標，一般不受名額限製，“誰達到標準誰上，達不到標準誰也別想通過潛規則上”。

    江漢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鄧誌祥認為，對高校教師而言不公平的一點是，教師的水平水漲船高，一般都遠遠高於要求，但由於指標不夠，不能享受相應的聲譽或待遇。

    他就此開出藥方，建議高校對教師采取“評聘分離製度”。

    鄧誌祥介紹，當前高校對教師采取的都是評聘結合的製度，即學校的教師評上了副教授，學校就會以副教授的職稱來聘任他；評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講師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來，中小學已經推行的“評聘分離製度”值得借鑒，當一個教師達到副教授的資格時，就可以通過學術共同體來評選，給予他相應的評審資格，讓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學術資源。但另一方麵，學校聘不聘任他由學校自己決定，“這樣，在副教授的評選上，就減少了人為的障礙。也可以大大促進高校教師的流動”。

    鄧誌祥同時呼籲，打破職稱的終身製，讓職稱“能下能上”，從根源上消除職稱買賣的市場需求，使學術評價回歸良性生態。

    鄧誌祥說，在現有的評價機製下，如果一個教師評上副教授，崗位、職稱就不可能往下降了。這也造成了很多單位一個怪現狀，講師拚命幹活兒，一旦評上副教授之後什麽都不做了，照樣可以在副教授這個崗位上待一輩子，一勞永逸，“嚴重製約了學術資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發展”。

    幾年前的一則消息依舊存在於青年講師張智傑的記憶深處。

    2010年7月，杭州師範大學出台“人文學科振興計劃”，宣告“十年不發論文、不承擔課題也可以當教授”。

    杭州師範大學時任校長葉高翔說：“有可能短時期杭州師大的排名靠後、指標低，但從長期看會見成效，會出《紅樓夢》這種作品，比出多少論文，更有價值。”

    張智傑期待，什麽時候自己的學校也能做出改變，“畢竟評職稱不應成為每天做夢都會想的事情”。

    （應受訪者要求，宋濤、張智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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