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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再造與複興——東西方文明興衰的啟示
來源： 《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4期
作者： 徐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2016-07-22
http://www.ciis.org.cn/gyzz/2016-07/22/content_8913356.htm
〔提要〕 曆史證明，東西方文明的複興都是文明再造的結果。一種文明能否通過再造而複興，取決於其自我更新活力和適應客觀環境變化的自我調整能力。西方文明在中世紀後半期複興、在近代崛起並在世界占據主導性地位，是徹底擺脫了歐洲古典文明束縛後誕生的新文明在與其他文明不斷交流、激烈碰撞過程中，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全麵再造的結果。阿拉伯文明則在近東文化和歐洲文化的交融中再造並崛起，對中世紀前半期世界文明的發展發揮了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崛起，也是文明再造的過程。1840年至今，中華文明亦一直處於打破舊束縛、持續再造的過程中。東西方文明興衰的規律表明：文明複興的過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過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複興。文明的再造，是對傳統文明揚棄更新的過程，既包含對傳統文明優秀成分的繼承和升華，又須擺脫傳統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錮和束縛；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營養，又須汲取外來文化的活力。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正以前所未有的氣勢和力度繼續中華文明的再造，從東西方文明的興衰規律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將是曆史發展的必然。
Reinvention and Renewal of Civiliza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Xu Jia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s,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omes from their reinvention, whose success depends on their capability to revive themselves and adapt to external changes. The renewal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riginating from late Middle Ages, and its current dominance in the world is a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reinvention after continuous exchanges and sometimes intense conflicts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from which the West learns the achievements. The Arabian civilization, whose reinvention and rejuvenation stemm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Near East and European cultures, served a connecting role for global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Japan’s emergence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is also a process of civilizational reinvention.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been discarding old rules and undergoing constant self-reinvention well since 1840, the inception of its modern era. In this sense, the process of renewal is the process of reinvention, the latter being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former. The civilizational reinvention is not only an inheritance and sublimation of traditional essence, but also mean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ross; should not only maintain its inherent integrity, but also absorb the vitality of foreign cultur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reinvent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intensity. Looking from the civilizational rise and falls of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namely the great national renewal, will be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習近平在十八大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三件大事都向世界發出一個強烈信號，即中國正作為一個新興世界大國崛起，世界格局處於曆史性變化時期。中國崛起對世界格局以及東西方文明發展趨勢的影響成為世界熱議話題。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用“大分流”[1]一詞來描述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發展軌跡。中國崛起是否意味著東西方文明正在出現又一次“分流”？中國將如何崛起、能持續多久？中美能否超越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衝突？圍繞這些問題，國內外眾說紛紜，各種爭議持續不斷。美國學者沈大偉提出“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崛起不能持續。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認為美國不會衰落。中國學者季羨林提出東西方文明“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許多觀點聽起來不無道理，也不無局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中國崛起對世界格局和人類文明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曆史性事件。如果相信曆史發展存在規律，要擺脫各種爭議帶來的困惑，為我們預測未來的有關問題找到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有必要帶著當前的爭論去回溯曆史，從起點梳理東西方文明的發展軌跡，從曆史的形態中去尋找啟示或答案。
一、東西方文明從交相輝映到第一次“分流”
人類曆史上出現過多種文明，其數量多到幾十種，少到幾種，取決於用什麽方式界定與劃分文明。[2] 不過，無論是就其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力看，還是就其對我們現在討論的主題的意義看，東西方文明無疑在人類各種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人類史前時代無所謂東方和西方。東西之始發生在冰河時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後世界文明核心區相繼出現後。最早的文明核心區發源於跨越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以及約旦河穀的側翼丘陵弧形帶，然後向今天伊拉克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拓展，繼而經西奈半島向尼羅河流域發展，此後擴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半島等地區。發源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則是世界文明的另一個核心區。
問題在於，如何確定曆史上東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們通常的觀念認為，西方文明係指歐洲，東方文明係指亞洲。但民國曆史學家呂思勉指出，從東西方文明演進曆史看，這是一種誤解。“曆史上東西洋的界限，是亞洲中央的蔥嶺，而不是歐亞兩洲的界線。蔥嶺以東的國家和蔥嶺以西的國家，在曆史上儼然成為兩個集團；而中國則是曆史上東洋的主人翁。”[3] 這種看法與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美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莫裏斯用“西方”一詞描述所有從歐亞大陸核心地帶最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用“東方”一詞指代自歐亞大陸核心地帶最東端（古老程度僅次於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很久以前，西方從亞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帶擴張，包舉地中海盆地和歐洲。……東方從中國的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原始核心地帶開始擴展。”[4] 他將兩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視為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因為這些文明相互之間很久以前就呈現出深刻的承繼、衝突與交融的趨勢。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區盡管距地中海遙遠，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就遠征到了印度河流域，進入旁遮普一帶。阿拉伯裔美籍曆史學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樣觀點。他認為，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是“由一條溪水養育起來的，這條溪水發源於古代埃及、巴比倫、腓尼基和朱迪亞，這條溪水注入希臘，然後以希臘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東。在後麵我們就要看到，這條同一的溪水，怎樣通過西班牙和西西裏島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歐洲，而給歐洲文藝複興以很大的助力”。“伊斯蘭教因此在聯係那條南歐和近東的中世紀文化紐帶中，占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至於古印度文化，則是伊斯蘭文明在哲學、天文學和數學方麵的另一個“早期啟發源泉”，“歐洲人所謂的阿拉伯數字，阿拉伯人所謂的印度碼子”，都是從印度傳入。“9世紀時，印度人對於阿拉伯數學又作出了另一個重要貢獻，那就是十進位法。”[5] 中外曆史學家對東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狀態對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關係的重要意義，說明地理因素對人類早期曆史發展的影響舉足輕重。近代以前，由中國西部的蔥嶺和西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西北的阿爾泰山脈和昆侖山脈，東北的內外興安嶺，以及東麵大海所構築的天然屏障，對中華文明與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這種作用對揭示東西方文明演進的特征具有重要意義。
西方文明演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終都處於幾個不同核心區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過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的歐洲文明並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種繼發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從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區移植而來，同時也將歐洲文明傳入其他核心區。亞曆山大大軍遠征印度時，部分叛亂士兵留了下來，在現在的阿富汗東北部地區建立了巴克特裏亞王國。公元前150年，巴克特裏亞王國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臘文化。印度史書記載了一名佛教僧人與講希臘語的巴克特裏亞國王之間的對話。[6] 考古發現，公元前200年就有貨物從地中海運抵印度阿裏卡梅度和其他幾個港口，且數量在之後的三個世紀不斷增加。羅馬帝國在其巔峰時期，不僅將地中海變成其內湖，而且遠征至兩河流域。進入中世紀後，歐洲基督文明繼續與傳播到北非和西班牙的伊斯蘭文明在對抗、衝突中交融，從十字軍東征一直持續到近代歐洲列強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衝突。
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方文明恰好相反，屬於一種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處於相對獨立演進狀態，與其它文明核心區沒有發生過激烈的正麵對抗，彼此間的聯係主要體現於有限的商業往來和佛教入華這樣的文化往來，沒有形成過全麵深度的交融與承繼關係。公元前326年，亞曆山大率兵遠征印度時，受過良好教育的東西方人還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約到公元前1世紀，中國史書才第一次出現有關“大秦”即羅馬帝國的記載，而中國人與羅馬人的首次相遇，則要等到公元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應指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派使臣前往洛陽才發生。[7] 相對於歐洲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等相互間持續不斷的激烈碰撞，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與其說是一張關係網，不如說是一些細線，元代以前對彼此發展軌跡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中國原生型文明數千年演化的獨特曆史環境，對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天下觀”，影響甚大。呂思勉說，中國“直至近世和歐人接觸以前，內部的治化，雖時有變遷；對外的形勢，亦時有漲縮；然而大體上，總是保守其閉關獨立之舊約”。[8] 錢穆評《春秋》說，經孔子筆削，“《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周王室史，而成為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9] 諸夏即是世界，天下有一“共主”，中國的大一統觀念由此奠定，華夏中心思想亦從此生根。把這一切放在中華文明封閉循環的曆史環境中看，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與自然地理造成的封閉發展環境有很大關係。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寫道：“與印度文明的鬆散和間斷比較，中國文明的特點是聚合和連續……其原因在於中國較與世隔絕，它僅僅受到西北遊牧民的侵略。中國無需與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先進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種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10] 中國人常以中華文明是世界曆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而自豪。不過，作為中國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曆史的這種特點，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既有其優點和長處，也有其弱點和短處。
東西方文明經不同路徑，以不同方式各自獨立演進，在公元前5世紀後的幾個世紀分別攀上世界古典文明高峰，發展水平不相上下。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將公元前500年後的幾個世紀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因為此後的曆史圍繞這個軸心旋轉。不同文明核心區的經典著作和思想均出自這一時期，如東方的儒、道、法家文獻，南亞的佛教和耆那教經書，歐洲的希臘哲學和希伯來《聖經》及其衍生的《新約》和《古蘭經》，皆成定義後世生活的經典傑作。美國曆史學家麥克尼爾則將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定義為歐亞文明的均勢時代。[11] 東西方物質文明至公元前後處於大體相當的發展水平。據英國劍橋大學計量經濟史學家麥迪森估計，公元1世紀，歐洲人均GDP約為550國際元，中國為450國際元。[12] 這一評估與英國劍橋大學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對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國力評估大體相當。李約瑟估計，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擁有大約4萬英裏的鋪石路，而漢朝的鋪石路大約為2.2萬英裏。[13] 莫裏斯構建的量化評估模型也顯示，東西方古典文明到公元1世紀前後都處於頂峰，西方得分略高於東方。[14] 當然，對東西方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任何量化分析都不宜作絕對化解讀，隻能作為一種參考。上述估計的意義無非是從一定程度上佐證東西方曆史文獻留下的這樣一種印象，即以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為代表，東西方曾在這一時期分別以各自方式共同創造了人類文明的一個輝煌時代。在這個時期，東西方“變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隻由一個人口眾多的超級大國統治，都出現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過軸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養的精英”。[15] 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時期東西方互相獨立發展，但卻各自按著相似的曆史軌跡前進，東西方文明內在特質並未給東西方發展軌跡造成顯著差異。
古典東西方文明發展軌跡的相似性，與近代東西方發展軌跡的“大分流”，形成了鮮明反差。東西方本來相似的發展軌跡緣何形成了大分流？這是近代以來中外一直不斷探討的一個問題。對此，人們注意力一直集中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1840年後外力對中國社會的衝擊等問題。這些問題固然很重要，但與其說是大分流的原因，不如說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大分流的結果。形成大分流的許多深層原因，應該從大分流在近代全麵顯現出來之前去尋找，從東西方古代相似發展軌跡終結後的那段曆史時期去尋找，這段關鍵曆史大體涵蓋公元6世紀至16世紀，也就是麥克尼爾所說的東西方文明均勢時代的後半段。在許多人眼裏和國內傳統曆史教科書上，東西方文明在這一千年的曆史幾乎是“黑白”兩端，一端是歐洲“黑暗的中世紀”，另一端是盛唐以後中華文明的千年輝煌。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在中古這段時期，東西方發展軌跡實際發生了兩次而不是一次曆史性“分流”，在這個時期的後半段，歐洲中世紀並非想象的那樣漆黑一片，而唐宋以後中國的發展也沒有出現想象中的那麽多“盛世”。
東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發展軌跡至公元5、6世紀趨於消失，隨後出現東西方發展的第一次曆史性分流。公元3世紀至6世紀末，東西方兩大帝國先後都經曆了遊牧民族大規模入侵的衝擊，受困於數百年戰亂，但結果截然不同。一方麵是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西方文明走向衰亡；另一方麵是中國擺脫魏晉南北朝約四百年亂世，迎來大唐盛世，中華文明步入鼎盛時期。據莫裏斯估計，至公元700年，東方社會發展水平比西方高出1/3，到公元1100年，這個差距拉大到40%。[16] 麥迪森的估計與此大體相當。[17] 這在農耕文明時代是很大的差距。東方文明至宋到達巔峰,宋徽宗時期，中國人口首次過億，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18] 李約瑟總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外，其餘三項均蒂熟於宋。陳寅恪說，華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也有類似說法，[19] 看來此言不虛。中華文明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至宋也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日本宋史專家小島毅認為，宋朝“與日本傳統文化的關係確實非常特別”，“日本人通常認為的所謂‘日本傳統’，其實是根植於宋代文化”。在他看來，雖然“宋代的特征之一是軍事上非常軟弱。但不論在軍事上如何軟弱，這個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麵，都是東亞世界的領頭羊”。[20]
東西方發展第一次分流的內在原因很值得重視。羅馬帝國和西方文明的衰落，除蠻族入侵外，還有其內在因素，尤以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停滯最為突出。據英國數學史專家斯科特研究，羅馬人在藝術、文學和法律方麵給後人留下許多寶貴遺產，但在科技方麵沒有什麽建樹。[21] 羅馬人過於功利和實用，除了美食和享樂，對其他事情漠不關心，對智慧和理性沒有興趣。羅馬帝國在技術上比中世紀歐洲更為落後，如農業上采用休耕製，潛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馬軛還沒有發明，用牛耕地拉車，水磨雖已出現，但用量很少，主要靠牲畜和人力碾壓穀物。[22] 在羅馬人統治下，希臘文明留下的科學精神與理性智慧不斷衰退，“到了5世紀則衰落到了最低穀”。[23] 從西羅馬帝國後期到公元1000年，歐洲人均收入和社會發展直線下滑。
與西方文明一路下滑不同，東方文明的發展軌跡是先挫後揚。從公元189年“董卓之亂”到589年隋統一中國的整400年間，是中國曆史上最長的分裂時期，戰亂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但經濟衰退到公元4世紀後期達至穀底並開始反彈。五胡亂華多在北方，推動北方居民向南移民，開發長江流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後梁沈約歎讚“江南之為國盛”，稱自晉氏遷流至太元之世（公元376—496年），“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荊城跨南楚之富，楊部有全吳之沃……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24] 至隋統一時，南方所占郡數已高於北方。[25] 據《齊民要術》記載，截至公元530年，為人所知的水稻品種已超過了37種。此外，南方的河網使交通運輸成本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人憑借長江流域行船的租金、船運業務、磨坊經營變得富有。[26] 另一方麵，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未因戰亂而衰落，反倒呈現出百花鬥豔的繁榮局麵。中央集權的瓦解，使思想禁錮被打破，而各民族交融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交流。[27] 期間出現佛教入華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反映的就是這種景象。在中國的文學、藝術、書法、思想等各領域，這都是一個名家輩出、異彩紛呈的時代。一代盛唐橫空出世，絕非偶然，乃是前朝生產力恢複和文化繁榮積澱基礎上成就的輝煌。
安史之亂後，中國政治上雖複現藩鎮割據，後又陷五代十國分裂格局，但經濟社會發展並未停滯。分裂格局造成了競爭態勢，各地統治者為爭取民心，對統治區域內的安居樂業多重視有加，客觀上促使經濟繁榮從中唐一直延續至宋元之際。麥迪森認為，中國生產力在宋代出現加速發展活力，尤其是人均收入有了質的提升，從宋初（公元960年）的450國際元大幅提高到宋末元初（公元1300年）時的600國際元。[28] 侯家駒指出，宋代生產力提升緣於多方貢獻。[29] 一是市場經濟更趨活躍。“坊製崩潰，每縣不限一市，夜市不禁”。二是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動力來自政府的開放與航海技術提升，後者主要體現在海船大型化和指南針的運用。宋代福建商船可載重2萬石，現代學者推算約合1000噸，當時堪稱世界第一。指南針實際應用於航海約在11世紀後期。三是科技提升。中國印刷術出現於唐，成熟於宋，因為文獻印刷的普及始於宋，對印刷業至關重要的紙在宋代亦有“突破性改良”。[30] 此二者對教育普及與藝術推進貢獻良多。宋代一些手工業特別是采掘冶煉手工業規模擴大，“各個手工業部門都出現了富有創造性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對宋代國民經濟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使宋代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發展居於世界最前列。”[31] 四是信用工具的使用。中唐因錢荒（銀根吃緊）已出現“飛錢”匯兌製度，北宋更出現“交子”（本票或期票），“南宋之‘關子’則更有鈔票之意味”。[32] 宋代商人創造的這些信用工具，增加了貨幣供給，使商業資本產生乘數效應，潤滑了交易行為，促進了經濟發展。五是社會福利調整了社會分配，間接促進了生產活動。宋代各種社會福利事業與社會互助活動十分活躍，使世人免於匱乏之憂，可減少社會動亂，安定投資環境，增進弱者購買力，刺激產業成長，還有助於活躍金融。開封府所辦之孤幼福利機構，將代管金銀現錢，依常平倉方式放貸，以其利息充作孤幼生活費，既可使福利事業持續發展，又對信用市場增加了供給。
二、東西方文明第二次“大分流”
東西方文明發展軌跡第一次分流延續至14世紀初，此後東西發展趨勢發生逆轉，西方經濟社會繼續向上發展，中國經濟蹉跎停滯，東西方發展軌跡形成第二次分流，雙方位置與第一次分流完全掉轉。彭慕蘭所說東西方近代出現的“大分流”，實際肇端於此時，因為雙方此後的發展趨勢一直未變，區別隻是近代以後雙方差距加速擴大。據麥迪森估計，西歐人均收入至公元1000年前後降至穀底，然後進入回升軌道，到公元1300年前後，開始反超中國。[33] 中國人均GDP自1300年至1820年，增長率為零。[34] 若舉開疆辟土、經濟總量，元明清三代不乏功業，在生產力發展方麵也出現過元代黃道婆發明的紡織技術革新和明洪武時期的“棉花革命”。然而，人均GDP處於停滯狀態，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在500多年間沒有實質提升，無論從什麽角度看都是一個嚴重問題。這表明此時中國生產力的發展無論是用粗放的方式（增加要素投入）還是用集約的方式（依靠技術革新）實現，都隻能勉強與人口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長保持平衡。根據麥迪森的研究，直到鴉片戰爭前不久（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約占世界三分之一（32.9%），位列世界第一，超過當今美國經濟占世界的比重。但幾乎沒有人因此把那時的中國當作類似今天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看待，原因在於麥迪森提供的另一些不常被人引用的數據所反映的問題。當時中國龐大的經濟總量，全部來自人口倍增效應。1820年，中國人口約為3.8億，約占世界的36.6%。將中國的經濟總量與人口規模之比放在世界範圍看，人們得到的完全是另一種印象。當時中國人均GDP已低於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為日本的90%，不到歐洲的一半，隻有英國的35%。[35] 這一切表明，1300年至1820年這500多年，中國生產力始終處於一種低水平擴張狀態。
形成東西二次分流的原因極為深刻，而很多深層因素都隱藏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這段時期，但恰好是這個階段的西方文明史最易被人輕視或誤解。撥開籠罩在這段曆史上的煙霧，搞清這段時期東西方到底發生了什麽，是認識近代以後東西方發展軌跡差異越拉越大根由的一個關鍵。
歐洲中世紀最黑暗的時期是公元10世紀。西羅馬帝國的崩潰結束了西方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紀文明的到來。不過，在中世紀的早期即公元6—10世紀這段時期，歐洲人曾不斷嚐試複原古典文明。法蘭克王國的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企圖恢複大一統帝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在8世紀末，一度將法蘭克王國從北海擴展到比利牛斯山脈，從大西洋擴展到東歐的斯拉夫地區，查理曼成為歐洲的征服者。但恢複帝國統一的夢想在查理曼死後很快破滅。由南方的穆斯林海盜、東方的馬紮爾人和北方的維京人發起的新一輪侵略浪潮，再次淹沒了整個歐洲。查理曼帝國在蠻族三麵夾擊下土崩瓦解。偏居一隅的拜占庭帝國也不乏恢複羅馬帝國疆域的夢想，但因國力有限，隻能苟延殘喘。隨著公元10世紀到來，歐洲最黑暗的時期降臨。古希臘羅馬創造的歐洲古典文明至此被徹底砸爛，完全湮沒，從歐洲人的記憶中消失了。
10世紀之後逐步發展起來的歐洲文明完全是一種再造的新文明，而不是西方古典文明的延續或者複活。歐洲的新文明得以產生，概由於四類因素的作用。
第一，埋葬了歐洲古典文明，既把西歐推向蒙昧，也使西歐擺脫了一切傳統束縛和禁錮，為歐洲在後來創造多元化、適應性強、開放進取的新文明提供了前提條件。正如斯塔夫裏阿諾斯所說，在世界向中世紀過渡這段時期，麵對滾滾而來的蠻族侵略浪潮，除歐洲以外，所有其他地區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了下來。由於地理遙遠，侵略者鞭長莫及，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未受侵擾。拜占庭因擅長外交、資源豐富、海軍強大，幾個世紀內成功擊退了日耳曼人、匈奴人、斯拉夫人、阿瓦爾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反對外來侵略也很成功。[36] 唯獨歐洲是個例外。蠻族入侵對歐洲造成毀滅性衝擊，但它在埋葬古典文明成就的同時，也埋葬了古典文明的束縛，使日後新觀念和新製度的生根、繁榮成為可能。
第二，古希臘羅馬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的主體雖然在歐洲被砸得粉碎，但其中不少精華卻被公元7世紀後崛起的伊斯蘭文明所吸納和保護，為歐洲後來創造新文明時汲取借鑒古典文明營養創造了條件。公元600年到1500年，是伊斯蘭文明崛起的時期，先由阿拉伯人發起，後為突厥人所繼承，影響波及歐亞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和北非。阿拉伯人通過幾個世紀的大規模征服活動，將阿拉伯王國發展成伊斯蘭帝國，勢力從中東延伸到北非和西班牙。阿拔斯王朝時期，伊斯蘭帝國創造出“一種融合了猶太教傳統、希臘—羅馬傳統和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傳統的混合文明”，[37] 使西方幾大文明核心區的許多遺產得以保存下來。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達不僅以富裕和豪華著稱，而且自譽“智慧之城”，是世界著名文化中心。阿拉伯學者翻譯和研究希臘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學論文，在研究和保存西方古典文化方麵“有不朽的功績”，並在11世紀使“阿拉伯的科學達到了它的最高水平”。[38] 據菲利普·希提研究，“自750年起，阿巴斯王朝的翻譯工作持續了百年左右”。阿拉伯人“掌握了亞裏士多德主要的學術著作，新柏拉圖派主要的注釋，格林醫學著作的絕大部分，還有波斯—印度的科學著作”。“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希臘文化終於成為一切外國影響中最重要的一種影響”。據伊本·艾比·伍賽比耳和基弗兌先後的記載，被翻譯的“希臘哲學家的著作，不下一百種。當歐洲幾乎完全不知道希臘的思想和科學之際，這些著作的翻譯工作已經完成。當賴世德和麥蒙在鑽研希臘和波斯哲學的時候，與他們同時代的西方的查理曼和他部下的伯爵們，還在那裏邊寫邊塗地練習拚寫他們自己的名字呢”。[39] 11世紀末和12世紀初，基督教征服西班牙，阿拉伯文化為西歐人所利用，“在整個西方掀起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向文化進軍的熱潮……許多熱心的學者知道阿拉伯人已經把他們所占有的希臘名著翻譯出來之後，就拚命設法把它們弄到手，並且譯成了拉丁文”。[40] 雖然阿拉伯人未能熟練掌握希臘語言，傳播的譯本並未忠於希臘原文，但它對歐洲人思想的激勵作用仍是極大的。正因如此，希提認為，“發源於古代埃及、巴比倫、腓尼基和朱迪亞”的文化，像一條溪水，“注入希臘，然後以希臘文化的方式，倒流入中東”，而這條同一的溪水，“通過西班牙和西西裏島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歐洲，給歐洲文藝複興以很大的助力”。[41]
對挽救西方古典文化成果做出過貢獻的還有拜占庭文明。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一千年裏，東羅馬帝國發展了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由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及東方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9—11世紀是拜占庭文明的興盛時期。拜占庭保存和挽救了許多古希臘羅馬的文化藝術遺產，包括查士丁尼編撰的《羅馬法》。但除了守護並依靠古希臘羅馬留下的豐富遺產生存，拜占庭在增強自身文明活力方麵沒有建樹，公元11世紀後已是空殼一具，與西歐正在出現的新文明形成鮮明對比。拜占庭文明的命運從另一個方麵證明，任何一種文明無論它擁有多麽豐富的文化遺產，如果固步自封，抱殘守缺，不能適應時代發展而推陳出新，最終都將被曆史所淘汰。
第三，公元1000年至1500年間歐亞大陸一體融合趨勢對歐洲新文明帶來的促進作用。在這五百年間，對歐亞大陸衝擊最大的事件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崛起，其結果不僅使歐亞大陸出現了新的力量對比，而且徹底改變了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形態，使歐亞大陸進入到一個全麵融合的時期。公元1000年—1200年是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主旋律是塞爾柱突厥人取代阿拉伯人成為推動伊斯蘭教崛起的主力。第二階段是13—14世紀蒙古人的擴張。第三階段是蒙古勢力消退後，奧斯曼突厥人崛起，進一步推進伊斯蘭勢力的擴張。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擴張使歐亞大陸出現了新的力量對比，在這一力量格局中，伊斯蘭勢力是主要的、決定性的力量，蒙古人的崛起是伊斯蘭崛起進程中的一段插曲。[42] 公元7、8世紀，在阿拉伯人的初期擴張階段，伊斯蘭勢力已將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的內海，而在突厥人擴張階段，它又使印度洋成為穆斯林世界的內海。1295年波斯伊爾汗國信奉伊斯蘭教以後，從亞洲運往歐洲的所有貨物，實際上都是沿著穆斯林所控製的陸路或水路運輸的。因此，1240年後的幾十年裏，雖然蒙古帝國使亞歐大陸間的安全旅行和貿易成為可能，但這幾十年隻是穆斯林早期和晚期擴張階段中的一個插曲。
突厥人和蒙古人擴張的深遠意義在於，他們推動了歐亞大陸一體融合，促進了歐亞大陸內不同地區之間相互得益的交流。在技術領域，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導致了一連串中國發明的傳播，其中包括火藥、絲綢、機械、印刷術和煉鐵高爐等。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使歐亞大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緊密地融合為一體。而在這個過程中，受益最多的是歐洲正在形成的新文明。英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培根說：“三大發明即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古人並不知曉；我們應該注意到，沒有哪個方麵的發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結果而言，比三大發明更惹人注目。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世界的麵貌和狀態。”[43] 然而，正如斯塔夫裏阿諾斯指出，“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響比較起來，這三大發明對中國卻沒有什麽影響……這一重大差別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多元化、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中找到。”[44] 斯科特分析中國的技術發明對歐洲科學研究的推動作用時說：“十字軍使歐洲同東方新世界接觸起來。那時，高等學校已經在知識傳播方麵發揮它們的作用。導致追求知識的熱忱日益增長的另一個因素，是人們對航海的興趣。大約在11世紀的某一時期，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這就激起了人們去尋找新大陸的熱望，這種熱望又轉過來要求提高航海技術，這給天文學和數學兩門基礎科學了帶來了強烈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在一起，引出了科學史上一個最蔚為壯觀的時期。”[45]
第四，來自歐洲新文明的獨特社會構造，包括國家、法治、負責任政府的組合，不受皇權支配的獨立的教會，代替古羅馬奴隸種植園的自治采邑，有助於工商業發展和創新的自治城市，有利於學術、科學和思想自由發展的文化環境。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指出：“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西歐的政治發展秩序是高度異常的。其現代國家或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社會層次的個人主義便已出現……其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經存在，其負責製機構的興起，卻是因為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無法擊敗或消滅舊封建機構，比如議會。”[46] 需要說明的是，福山所說的“舊封建機構”，是就近現代人的立場而言，在中世紀，這種“舊封建機構”其實是指西歐新生的封建製度、采邑製度和教會。歐洲封建製度是一種政體，體現為封建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關係，在這種政體中，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公元11世紀後的幾個世紀中，“國王與貴族間的鬥爭是西方政治曆史的實質”，[47] 鬥爭的核心就是封建契約關係中的權力平衡問題。13世紀的英國《大憲章》就是這種鬥爭的產物，其對近現代西方代議製民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雖然在人口規模方麵，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同中國、印度和中東的城市相比微不足道，但由於擁有自治權，歐洲城市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製約。由於“城市的空氣使人感到自由”，[48] 所以市民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歐洲許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聯合起來組成聯盟，如漢撒同盟，形成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勢力，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別的地方不可想象的地位和權力。在歐洲以外，商人根本沒有機會進入當權者行列，而“在歐洲，商人不僅在穩步地獲得經濟力量，而且在穩步地取得政治權力；他們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誌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49]
獨立的教會勢力則為推動歐洲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歐洲教會學校最早出現於公元11世紀。12世紀，在教會學校的基礎上，意大利博洛尼亞、英國牛津和法國巴黎出現第一批大學。13—14世紀，更多的大學在帕多瓦、薩拉曼卡、布拉格、克拉科夫、維也納等地創辦。這些大學都是合法的自治團體，因此有自由的學術空氣，課程設置涵蓋文學、辯證法、法律、醫學、幾何、算術、音樂、天文、神學等，已顯現近代綜合大學學科體係雛形。[50] 斯科特認為，“1200年是學術史上最輝煌時期之一的開始”，歐洲大學成批出現，“標誌著黑暗時期的結束”，“標誌著人真正的覺醒”。[51] 斯塔夫裏阿諾斯同樣認為，“歐洲中世紀文化和智能的發展，同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一樣意義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使“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曆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1350年到1600年歐洲文藝複興運動，實際奠基於此時。[52]
正是由於11世紀後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諸領域形成一種革命性的全新文明，歐洲得以徹底擺脫束縛其他文明發展的枷鎖，最大限度地利用歐亞大陸交往融合創造的曆史機遇，形成了比其他文明更加開闊的視野，將古希臘羅馬文明和人類其他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拿來為己所用，在與其他文明的競爭中穩步崛起。14世紀的黑死病和糧食歉收使歐洲人口銳減三分之一以上，但沒有抑製新文明的強大活力，歐洲經濟社會發展軌跡經曆短暫曲折後，人均GDP在超越中國後繼續一路上升，近代之後更以加速度提升，將西方文明推至全球主宰地位。
中國在元明清三代止步不前，原因同樣深刻，與歐洲新文明的對比鮮明。概括而論也有四個方麵。
一是政治益趨專製。元以後，中國專製體製比秦漢有過之而無不及。“以政治言，秦漢改封建為郡縣，但地方權重，元代則建行中書省，直轄地方，明清因之；即使秦帝獨裁，尚有丞相總其成，元代則分左右丞相，明清索性罷相，全由皇帝獨裁。”[53] 明帝乾綱獨斷，但屢現昏君，世宗、神宗二十多年不視朝政，皇帝獨裁權實落太監之手，為世所共知。清師承明製，但獨裁專製、君尊臣卑更甚一籌。明“百官布衣皆得上書當局，清代則內如翰林編檢，外如道府長官，亦不得專折言事，更嚴禁士人建白軍民利病”。[54] 明時朝議，百官立於禦前奏事，清廷奏對無不跪地。天子獨裁，對社會分配與經濟發展的負麵影響十分顯著。元代重佛事，其經費約占國家支出三分之二。元主揮霍無度，“歲入之數，不支半歲”（《續通鑒》），多印鈔票，導致通脹，百姓苦不堪言。明帝亦視天下為私產，憲宗、孝宗、武宗取戶部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世宗所取倍之（《續通考》）。[55] 清代慈禧太後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更是眾所周知。
二是經濟益趨統製。蒙古人入主中國，無產權私有觀念，將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皆置於政府直接或間接控製之下。明代經濟統製以兼並土地最突出。明時皇莊、王府莊園大肆侵奪民田及士兵屯田，莊田遍布郡縣。明代還擴大官營礦業規模和範圍，與民爭利，成本由政府和人民負擔，而采礦所得卻均入內庫。明臣奏稱：“陛下欲通商，彼等（礦使）專困商”（《明史》本傳），激出許多民變與兵變。明對手工業控製較元代為鬆，有助於明代手工業發展。清代對土地掠奪，一靠圈地，二靠屯田。清初圈地持續到康熙六年（1667年）方止，許多州縣被占田地高達七、八成，所剩多為旱澇無常的貧瘠土地。雍正時期屯田數遠超明初，連同圈地所得，清室直接控製田地多達56萬頃。[56] 雍正實行“攤丁入畝”稅製，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抑製了產業化苗頭。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中產之家，常旬月不觀一金……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57]
三是社會益趨管製。元人主政，不僅有蒙古、色目（西域各族）、漢人、南人（南宋所統治者）四等種族差別，社會地位更有十色（即十等）之等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對人歧視可見一斑。[58] 元人遊牧民族的野蠻嗜血習性突出體現於用活人殉葬。自南北朝至隋唐宋已“不見於記載”的活人殉葬製在元代不僅再現，而且達到高潮。《馬可·波羅遊記》記載，成吉思汗之孫蒙兀死時，“送葬之途次，遇人盡殺之，其數在二萬人以上”。又載：“主人死後，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學者馮承鈞在《成吉思汗傳》中寫道，“諸將負成吉思汗柩歸蒙古，秘其喪，在道，遇人盡殺之。”[59] 明朝帝王也承繼蒙古人的殉葬風俗，常用活人殉葬，直到明英宗時才禁止。《明會要》卷十七載：“英宗崩，遺詔罷宮妃殉葬。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曆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葬，多者至數十人。”蕃主亦有妻妾從葬者（《明史·周王有燉傳》）。[60] 滿清入關後的血腥暴行，甚於曆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殺人盈城；昆山、平湖、海鹽、海寧、金華、廣州及江西全境，皆遭屠城之災，四川更遭全省盡屠，其野蠻殘暴使中華民族所遭劫難之大，為曆次改朝換代所未見。滿清視其征服的中華各民族為奴隸，實行血腥民族奴役政策，強迫人民剃發，江南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的告示。滿清在各民族之間高築隔離牆，滿漢不得通婚，漢人不得入東北，蒙族平民不準入漢地。為震懾反清勢力，清政府大興文字獄。文字獄在順治、康熙時還屬個別現象，雍正時則成暴虐文字檢查製度，至自詡文雅的乾隆執政，更達高潮。[61] 滿清推行的血腥奴役，施加的文化高壓，采取的愚民政策，灌輸的奴才意識，“造就了卑劣怯懦、蠅營狗苟的國民性”，扼殺了中華文明的活力和生機。[62]
四是對外益趨封閉。中國與西方接觸麵自古有限，中西文化在元代以前皆獨立發展，但蒙古遠征中亞、西亞、歐洲，使中西交往迎來繁榮，中學西傳與西學東漸，並行不悖。中國發明的印刷術、指南針等，元代傳入歐洲。馬可·波羅等人將在中國見聞介紹給歐洲，同時也使中國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但中西這種積極交流隨元亡而止。斯塔夫裏阿諾斯評價明朝對外關係說，驅逐蒙元後，中國“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優越感——一種對外國以及蠻族的所有東西近乎本能的敵意和蔑視”。[63] 鄭和七次下西洋後，明施行嚴厲海禁，在人類大航海時代和西方海上擴張高潮到來之際，自廢海軍，走向全麵閉關。清入主中原之時，世界已開始步入近代，但滿清觀念停留在古代，自閉趨勢愈益強化。乾隆皇帝以狂傲口氣回應英王喬治三世派使要求通商請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歐洲人因為感覺自身比較落後，正在“急於學習和適應世界”時，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卻“使中國人在一個巨變的時代沒有發生變化”，[64] 對外界發生的一切充耳不聞，自絕於世界，愈益走向昏睡，錯過了13、14世紀後歐亞一體化帶來的所有曆史機遇。對於閉關鎖國給中國發展造成的惡果,鄧小平20世紀80年代講過的一段話發人深省：“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發的，不過那時隻能是對蘇聯東歐的開放。以後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曆史經驗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65] 鄧小平對中國近代衰落根源的深刻認識遠超過許多曆史學者，顯示出一個偉大政治家非凡的曆史洞察力。當代一些曆史學者把所謂的“康乾盛世”美化過頭，鄧小平的話有當頭棒喝的作用，能夠讓人冷靜清醒地反思那些虛幻“盛世”。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後期出使日記中的記載，從旁觀者角度給這些“盛世”提供了一麵鏡子：“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政府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他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形容清王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將其比喻為“一艘破爛不堪的巨大船艦”，預言它將“不再有紀律和安全”。[66] 此後不過四十多年，鴉片戰爭爆發，馬戛爾尼的預言成真。
三、東西方文明興衰的啟示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對中國的發展說過這樣一段話：“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限度，但若變為其他法製，那麽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隻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兩個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製下所能經營的那麽多交易……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造其製造業的生產力。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的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的各種改良。”[67] 中國近代以來爭取民族複興的奮鬥曆程，新中國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完全見證了這位偉大思想家的預言。
東西方文明興衰曆程，展現出驚人的一致或相似之處。
首先，東西方文明興衰的軌跡驚人地相似。東西方文明幾乎在古代同一時期都創造出人類古典文明的輝煌典範，然後又都先後走向衰落，後來又先後走向複興。
其次，東西方文明衰亡或衰落的原因十分相似。東西方文明都是在發展到巔峰之後，由於不能擺脫自身體製的局限和束縛而逐漸喪失發展活力，最後在強大外力衝擊麵前走向滅亡或衰落。導致東西方文明不能超越自身局限的那些問題，也是如此相似，如因陶醉於所取得的成就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政治高壓、經濟剝削和良政缺失使科技文化失去發展動力，導致經濟社會活力衰竭，等等。
最後也是最需要重視的是，東西方的複興都經過了一個脫胎換骨的文明再造過程。西方的複興是在歐洲中世紀形成的一種全新文明基礎上實現的。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是在對中國傳統文明進行徹底改造的基礎上開始的。阿拉伯文明的崛起經曆了同樣的過程。“由於吸收了希臘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內容，伊斯蘭教固然喪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從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標誌，但是，伊斯蘭教因此在聯係那條南歐和近東的中世紀文化紐帶中，占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68] “在伊斯蘭教以前的時代，阿拉伯語言是詩歌的語言，在穆罕穆德之後，阿拉伯語變成了天啟和宗教的語言，10世紀剛剛結束，阿拉伯語早已發生空前的新奇變化，變成了一種柔順的媒介，可以用來表達最高深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概念。”[69] 東方文明的另一個代表日本，也是在明治維新後對其傳統文明進行全麵改造的基礎上開始崛起。不過，同是東方文明，日本明治維新後迅速取代中華帝國在東亞的傳統地位，根本原因就在於明治政府能夠比清政府更加迅速地擺脫傳統文明的束縛，在於明治維新汲取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成效遠遠高於清廷的洋務運動。中日之間的對比進一步說明，東西方再造文明，方法都是積極汲取古今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結果都不是舊文明的翻版，而是一種嶄新的文明。這種新文明雖繼承了舊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但擺脫了舊文明的束縛；雖帶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都追求和重視世界各民族的最新優秀成果。東西方的新文明都是開放的，都創造了有利於科學文化發展的社會環境，都形成了鼓勵創新和競爭的市場環境，都重視有利於人性解放的人文環境，也都愈益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曆史證明，文明複興的過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過程，隻有文明的再造，才有文明的複興。
東西方文明興衰顯示出如此多的相似性、一致性，如果僅僅用偶然性來解釋，顯然是說不通的，隻能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將其理解為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曆史唯物主義不是抽象教條，而是一門不斷從曆史過程中發現和總結規律的科學。曆史規律隻能從曆史發展過程中發現和揭示而來，不是從抽象理論建構而來。東西方文明興衰規律，對於抓住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有深刻的啟迪和警示作用。
人類文明演進規律表明，每一種文明要尋求發展進步，都必須了解其他文明的發展狀況，通過比較看到自身的優勢與不足，取長補短，相互砥礪。這種相互借鑒必然使人類不同文明在保持自身個性特征的同時，相互之間擁有的共性特征日益增多。從這個意義上看，“文明趨同，文化存異”是世界發展的潮流，[70] 順之則昌，疑之則衰，逆之則亡，已為東西方曆史所證明。
對於那些導致中華文明由盛轉衰的曆史教訓，應該永遠銘刻在心，避免重蹈覆轍。閉關鎖國是曆史上導致中國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根由主要緣於封閉地理環境的阻隔、文化優越感帶來的自我中心觀念、自給自足經濟造成的封閉循環體係等因素。近代以後，中國與外界關係的自然屏障已被徹底打破，但文化自我中心傳統形成的心理屏障並未消失，在部分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克服這種心理痼疾的影響還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中國閉關傳統的經濟原因同樣值得警惕。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在農耕文明時代，一個國家若要閉關鎖國，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需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麽，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碰巧，到了14世紀的明朝，所有客觀條件全數具備，帝國迅速轉身，成為一個‘自轉的小宇宙’”。[71] 當前中國強調啟動內需和創新驅動，對於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是積極正確的導向，但在一個存在文化自我中心頑疾的社會，經濟層麵的這種變化可能會助長一些人的封閉心理，認為中國能夠依靠自轉或封閉循環生存，可以拒絕加入世界公轉。
中國兩千年來的全能型國家權力、統製型治理模式以及根深蒂固的人治傳統，對經濟社會活力的壓抑和束縛，教訓也極為深刻。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建立創新驅動經濟，全麵建設法治國家，推進國家治理體係的現代化，必須認真對待這些曆史教訓。斯塔夫裏阿諾斯告誡美國人注意這樣一條曆史經驗：“一個落後的邊緣地區在從一個曆史時期到另一個曆史時期的轉變中居領先地位，在曆史上並不是首次”，因為居領先地位的國家麵臨“受到阻滯的領先的法則”，“該法則認為，最具適應性、最成功的社會要在轉變時期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是極為困難的……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不斷變革的時代……適應能力對個人和民族來說，或許應該說對個人和民族的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的”。[72] 美國作為世界最發達的超級大國，國際金融危機後在適應世界變化方麵確實遇到一些困難。不過，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告誡對於中國來說同樣具有積極意義。美國適應世界變化的困難來自其一百多年來的領先地位，中國自近代以來為適應世界變化又何嚐不是一直處在擺脫昔日輝煌與驕傲束縛的過程中！
東西方文明興衰帶來的啟示，可能會使我們對前麵開篇提到的那些爭議和問題，產生新的感悟和認識。由於中美兩國都意識到了適應世界變化的重要性並都在努力使自己超越過去的局限，這兩個國家所代表的東西方文明在未來的發展軌跡，合流的可能要遠遠大於分流的可能。東西方文明史上的兩次分流，都是因為在一方走向興盛時，另一方卻在發展停滯和強大外力衝擊的雙重壓力下走向衰落。如果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繼續崛起是大勢所趨，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則未必走向衰落，隻要後者能夠積極調整自己適應世界變化。至於東西方文明史上曾經遭遇的那種毀滅性外力衝擊，對中美這樣的大國來說，再度發生的概率幾乎為零。這意味著東西方很有可能再度共創人類曆史的輝煌。所不同的是，這種輝煌在古代沒有交匯，而在未來則將融為一體。這對東西方國家和整個人類都將是幸事，中國和世界各國都應為此做出努力。
而從曆史大視野思考胡錦濤所說的戰略機遇期和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則會發現，1840年至今，中華文明一直處於打破舊束縛、持續再造的過程中。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更以前所未有的氣勢和力度繼續中華文明的再造。按照東西方文明發展史揭示的規律，這種文明再造延續下去的唯一結果，就是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成為曆史必然。因而，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本質上是文明再造和複興的戰略機遇期，這應該是從曆史大視野審視戰略機遇期所得出的最合乎邏輯的定性和結論。
【完稿日期：2016-7-6】 【責任編輯：李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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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關於不同文明劃分的介紹，參見[英]尼爾•弗格森：《文明》，曾賢明、唐穎華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XXXV頁。
[3] 呂思勉：《每天學點中國史》網絡版。呂思勉在其他著述中亦有同樣觀點，參見《呂思勉文集》，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年，第四卷，第956頁。
[4] [美]伊恩•莫裏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衰落，西方為什麽能崛起》，第XXXII-XXXIII頁。
[5]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馬堅譯，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278-279頁。
[6] [美]伊恩•莫裏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衰落，西方為什麽能崛起》，第164頁。
[7] 同上。
[8] 呂思勉：《每天學點中國史》網絡版。
[9]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2000年，第20頁。
[10]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吳湘嬰、梁赤民、董淑惠、王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上，第128頁。
[11] [美]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孫嶽、陳誌堅、於展等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
[12] [英]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頁。
[13] [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伍曉鷹、許憲春、葉燕斐、施發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8頁。
[14] [美]伊恩•莫裏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衰落，西方為什麽能崛起》，第93頁。
[15] 同上，第164頁。
[16] [美]伊恩•莫裏斯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衰落，西方為什麽能崛起》，第210頁。
[17] [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第30頁，第257-258頁。
[18] 漢唐時代中國總人口一直徘徊在六千萬人左右，至宋徽宗時代，終於突破一億，並在往後一直持續增長。參見[日]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何曉毅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96頁。
[19]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轉引自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7頁。
[20] [日]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第353、355頁。
[21] [英]J. F. 斯科特：《數學史》，厚德潤、張蘭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74頁。
[22]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馬堅譯，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278-279頁。
[23] 同注[1]。
[24] 《宋書》卷五十四，轉引自侯家駒：《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上卷，第274頁。
[25]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上卷，第272頁。
[26] [美]伊恩•莫裏斯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衰落，西方為什麽能崛起》，第211頁。
[27] 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4頁。
[28] [英]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第17頁。
[29]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下卷，第575-578頁。
[30] 這裏有必要重新認識活字印刷的曆史意義。活字印刷出現於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介紹了畢昇發明的活字製法。不過，活字對於東亞印刷文化的意義，與對於西洋印刷事業的推動，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宋史學者小島毅認為，進入現代以前，“中國印刷文化的主角是木版印刷”，“活字沒有得到全麵普及”。流傳下來的宋以來曆代印刷書籍版式可資證明，如宋代流行的采用“蝴蝶裝”（即沿頁對折線裝訂，重疊起來向外打開後形似蝴蝶的裝訂方式）的書籍。道理很簡單，“漢字是由大量的表意文字組成的，這是一個隻有二十來個字母的西方人所不可能想象的世界。要全部製作幾千幾萬的漢字來排版，那需要巨額的物力和大量的人力，還需要巨大的保管場所”。小島毅認為，“能用活字的，僅限於使用慣用字句排版”的印刷物。李約瑟將活字印刷與另外三項技術創新並列中國“四大發明”，“是用西洋的尺度評價東洋文化”，有過分拔高之虞。[日]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第221-229頁。小島毅對活字印刷的評價和分析總體看是中肯的。在此問題上，看來有必要檢討我們傳統曆史教科書上反映出的某些不必要的民族虛榮心，以便更加客觀地評價曆史。
[31] 漆俠 ：《中國經濟史》，下冊，第537頁，轉引自侯家駒 ：《中國經濟史》，下卷，第577頁。
[32]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卷，第577頁。
[33] [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第30頁。
[34] [英]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第19、37頁。
[35] [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第239-240頁，261-262頁。
[36]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186-188、235-236頁。
[37] 同上，第217-218頁。
[38] [英]J. F. 斯科特：《數學史》，第79頁。
[39]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上卷，第278、282、286頁。
[40] [英]J. F. 斯科特：《數學史》，第80頁。
[41] 同注[1]，第278-279頁。
[42]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233-235頁。
[43] 同上，第275頁。
[44] 同上。
[45] [英]J. F. 斯科特：《數學史》，第81頁。
[46]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2頁。
[47]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277頁。
[48] 同上，第281頁。
[49] 同上，第282頁。
[50]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285頁； [英]J. F. 斯科特：《數學史》，第81頁。
[51] [英]J. F. 斯科特：《數學史》，第77、82頁。
[52] 同注[1]，第278頁，第284-285頁。
[53]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卷，第591頁。
[54] 錢穆：《國史大綱》，第四十三章，轉引自侯家駒：《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下卷，第594頁。
[55]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卷，第594頁。
[56] 同上，第597-602頁。
[57] 轉引自陳明遠：“現在對康乾盛世吹捧過頭”，文章來自搜狐博客，2014年9月13日。
[58]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卷，第603頁。
[59] 轉引自侯虹斌的博客文章：《中國作為想象的異邦》，新浪博客，2014年11月16日。
[60]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卷，第604-605頁。
[61] 國內清史專家對滿清文字獄有詳述，參見戴逸主編：《簡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冊，第十一章“文字獄”一節，第233-242頁。
[62] 參見陳明遠 ：“現在對康乾盛世吹捧過頭”，文章來自搜狐博客，2014年9月3日。
[63]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236頁。
[64]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247頁。
[65] 鄧小平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90頁。
[66] 陳明遠：“現在對康乾盛世吹捧過頭”，文章來自搜狐博客，2014年9月3日。
[67] 轉引自[英]尼爾•弗格森：《文明》，曾賢明、唐穎華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頁。
[68]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上卷，第278頁。
[69] 同上，第287頁。
[70] 文化學者馬未都在電視講壇用語。
[71] 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8頁。
[72]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上，第247-24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