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光陰掩埋的背影

最近常聽李健，偶然聽到這首《什刹海》：

 

什刹海邊住過的那條街

又是遍地金黃的銀杏樹葉

河燈已點亮

湖心的黑夜

卻不見搖晃的碎月

……

 

十年前的一個夏夜，聽說前海後海沿著湖開了不少小酒吧，就約了朋友去體驗一下。重新開發後的什刹海，亭台掩映，燈火幽明，是很有小資浪漫情調的所在。遊客多是青年白領或情侶，像我這樣的中年人很少。在上個世紀60年代，那裏其實並不太像公園，湖邊很多住家，路燈黯淡，是所謂小流氓出沒“拍婆子”的地方。冬天那裏是北京最大的滑冰場，偶爾會打一場頗具規模的群架，然後流傳一陣故事與謠言。

我和朋友喝了兩紮啤酒，溽熱漸漸散去，華燈初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會天，我提議去散步，沿著前海南岸走了一會，又拐進一條胡同，再往左轉時，路牌上看見一個熟悉的名字：白米斜街。我不禁輕呼一聲，這可是我兒時常來的地方，不過是靠近地安門外大街的東頭。我們向東北走過去，不一會就到了另一端，可是往日蹤跡全無。四分之一世紀過去，記憶自是稀薄了許多，胡同的名字和門牌號都記不太清楚；更有多少滄海桑田，物非人亦非。我悵然走在地安門外大街上，隻能憑關於地理位置的模糊印象依稀看見，一個少年走進地安門副食品商店，花7毛8買了一斤蛋糕。那時也是夏天，他穿著跨欄背心，頭頂草帽，拎著蛋糕哼著《毛主席的光輝把爐台照亮》（這首歌後來被曾改編梁祝的陳鋼改成小提琴曲，流傳甚廣），走進了30年後他相信是白米斜街的那條胡同。是5號院還是7號院他真是記不住了，但是他還記得院落並不大，總是打掃得幹幹淨淨，過了第二道門的兩間北屋，門總是敞開的，張老總是笑眯眯坐在那裏。

 

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社科院前身，簡稱學部)　1969年被全體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關於這個幹校最著名的描述，自然是楊絳先生的《幹校六記》。按軍隊編製，每一個研究所成為一個連，所謂軍隊“支左”來的軍代表擔任指導員。各連的情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軍代表的態度，父親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軍代表為人比較圓，大概是方方麵麵都不想得罪，雖然這樣的結果往往是哪一麵都不討好。無論如何，父親漸漸從階下囚變成座上客，後來還參與了一點連隊的日常管理。

張之洞的曾孫張遵騮先生，早年畢業於北大哲學係，後任教於複旦大學，上世紀50年代被範文瀾調來編寫《中國通史》。讀書人下放到農村幹體力活是一種變相的流放，身體不好的自然招架不住。張先生久患哮喘，在幹校發病危殆，父親代為說情，終於得到回京治病的許可。之前一年，我家從鐵獅子胡同一號搬到永安南裏學部宿舍，與張先生成為一樓之隔的鄰居。本來張先生這樣出身世家的“高知”（高級知識分子的簡稱），對父親這種算是黨內知識分子的“高幹”一般敬而遠之，經過在幹校共患難有了交情。張先生回到北京以後不久，介紹母親去找張老看病。母親原來是北京中醫院名醫盧老的病人，盧老是歧黃高手，曾經治好過母親疑似癌的腫瘤，第二年卻自己患癌去世，好像還不滿七十歲。母親自年青時就體弱多病，文革中尤甚，常年需服中藥治療或調理。我經常去藥房抓藥，喜歡上了藥材的味道和大堂安靜的氛圍。抓藥等上一兩個小時很平常，往往是帶一本書，在藥店裏找一個角落邊讀邊等。久而久之，藥房裏的師傅都認得這個大腦袋細身子少年，我一進去就會說聲“來啦”，我趕緊畢恭畢敬地打招呼，遞上藥方。時光緩緩漏去，我的閱讀從《育嬰常識》到《世界各國概況》、從《紅旗飄飄》到《鍾為誰鳴》，大多染上了中藥的氣息。中藥抓得多了，有一段時間我能背不少味藥名，還多少知道一點功效，看著老中醫的風度，曾經想過自己將來要不也這樣。後來一上大學、一出國，漸漸就把這一切都遺忘了。

 

小時候多是找盧老看病，就習慣了盧老的範兒，有點架子，自信、健談、談吐頗有機鋒，用藥相當淩厲。也許正由於這樣的個性，盧老似乎一直不是很快樂，具體緣由我不得而知，但享年不永，應該與此相關吧。

 

第一次隨母親見張老，圓短身材，眼睛本就不大還總是含笑眯縫著。時值盛暑，張老穿背心、短褲，手執大蒲扇，看上去與大馬路電線杆子底下借著燈光下象棋的老頭並無二致。張老說話，態度十分隨和謙遜，一點脾氣都沒有似的。他聲音不大，一口地道而略為綿軟的京腔，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民國時代北京人的話。張老最初開的幾個方子，都是些平淡無奇的藥，見效也慢，和張老的性格一樣，“慢慢來，沒問題”是他的口頭禪。他住的兩間狹小北屋，統共就20多平米，堆得滿滿的，連坐的地方都很局促。牆上密密麻麻掛著字畫，每次去張老家，如果前邊沒有病人，他一定不是在看畫就是在讀線裝書。母親從來沒有問過張老的名字，也不清楚他的生年，她甚至沒有問張遵騮先生。這一方麵是出自禮數，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她那代人的謹慎：不打聽別人，也少說自己的情況。當時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關係都是大忌諱，和1980年代之後以家世顯赫、海外有親戚為榮的風氣恰恰相反。熟悉了以後，聽張老自己說起，父親是清末禦醫，他繼承父業，民國時開診所多年。1950年代“公私合營”，取締私人診所，開業醫生泰半入國營醫院。張老是極少數拒絕當“公家”醫生的人，就此成為無業遊民。至於為什麽不肯去公私合營的醫院，拿相當高的工資，張老僅說是因為他自己“覺悟太低”。隱約記得張老有7個子女，大多在文革前就上了大學，有一個兒子好像學地質，分配到青海。老夫人在街道工廠上班，我去時常看見她在前院，帶著從青海送回來的小孫子。1970年代初，地安門街道革命委員會的老太太們辦了一個街道門診部，請張老坐堂，每日半天，掛30個號，一個號5分錢。不清楚張老能拿到多少錢，但總算是有份工資了。

我至今不清楚他從1950年代到文革中這十多年是如何謀生的。北京不似上海，有相當一批大大小小資本家，公私合營以後主要靠銀行裏的利息維持生活，而且一個中醫在民國至多是殷實之家，並非大富大貴。另一方麵，前朝富貴到了文革時絕大多數被掃地出門遭遇很悲慘，隱居在大雜院的張老倒是平安無事。在我的印象裏，張老雖然說話謹慎，卻又活得泰然，樂樂嗬嗬的。他想必善於與人相處，估計把街道革委會搞定了，所以在70年代中批林批孔的陽光下，敢於公然在屋裏掛著古字畫，記不清在屋子中間有沒有掛毛主席像了，很可能還是掛著的。到了1990年代，聽說張遵騮先生晚年曾經變賣祖傳名畫貼補家用，我忽然想到張老當年可能也是那是叫做舊貨店的當鋪常客吧。

 

我們去請張老開方治病一般是去他家裏，按照革命年代的潛規則，不可以付錢，但禮數總是不可少的，所以每次去必備一份點心或者水果，張老必拱手道謝然後收下。記得最常買的是一塊錢一斤的淺黃色蛋糕。張老為人極其周到，一定先聊一會天，家裏每個人都問到了，然後才認真地望聞問切。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家裏處方時，張老總是用毛筆寫藥方，一手漂亮工整的小楷。

家兄有一同學，平常身體健康，25歲結婚後卻發現有不舉之症，四處求醫不愈。遂介紹他到張老家看病，張老沉吟許久，並未開湯藥，處方竟然是一味用於治胃的成藥。同學愕然，張老也不多言，隻說你服用兩個月，不好再來見我。同學半信半疑，來問母親，母親勸他先遵醫囑吃一段時間。不足一月，霍然痊愈。

 

那時北京生活物資匱乏，運動卻一個接一個。不管是積極革命的，還是心存懷疑的，大多數一門心思發著政治高燒。張老從來不予評論，和母親熟悉後，有時會聊些民國年間北京的人物和吃食，偶爾感歎一句，其實哪個朝代的人都差不多。跟著張老看了十多年病，這中間的天翻地複和改朝換代也差不了多少，不變的是張老那雙笑眯眯的小眼睛。隨時間推移，張老由醫生成為朋友，尤其和母親、三哥談得來。母親性格果斷、愛憎分明，卻和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張老很有共鳴。在“同誌”是普遍稱呼的年代，張老特意稱母親“於先生”。我是跟在後麵隻有聽的份，卻也漸漸聽出些記憶。張老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他對人的同情總是那麽真誠，對事的反應總是那麽和煦。他從未生氣，更不發怒，雖然世事人生有許多無奈，他卻表達得婉轉溫和。

張遵騮先生沒有子女，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也是我少年時的啟蒙人。我曾經寫過一篇《遙遠的琴聲》懷念他，發表在《讀書》2007年10月號，之後《讀書》又發了一篇讀者來信，才知道牟宗三於抗戰期間曾經被張先生資助，而那時候的張先生“廣交遊，美風儀，慷慨好義，彬彬有禮。家國天下之意識特強，好善樂施唯恐不及，惡惡則疾首痛心。”1970年代中期的張先生，卻是臉色慘白病弱驚惶的老人，以至於出門都有困難。至少有一次是我陪他去看張老，從他們的交談中我隱約感到他們交情十分深厚，但是他們又是如此不同。和張老在一起，張先生似乎更能直抒胸臆，雖然氣喘噓噓，談起具體時事仍滔滔不絕，說到激動處雙頰泛紅。張老靜靜聽著，並不發表意見。在他對張先生的態度裏，有一種對讀書人的尊敬，也許是長年隱於市吧，張老習慣於把自己放得很低；也許是裝老百姓裝久了，漸漸地下意識有了一種身份認同。

在我的少年時代，張先生和他的夫人王憲鈿先生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他的家國意識、他的悲觀態度不知不覺地影響了我的一生。而張老卻是從容淡定、觀棋不語、笑看風雲，在他麵前，憂患感似乎並無意義。洞察力一方麵帶來平靜，另一方麵也導致惟有生活才仿佛是實在的。張老曾經慨歎的是：如果一家人能夠在一起那該多好！在當時那確實是一種奢望，我家6口人就分在4個地方。如今回首我也不禁慨歎：所謂知識分子往往懷有高度的期待，更多人卻不過是渴望低度的生活。在幾代人求溫飽安寧而不得後，這種反差在中國尤其明顯，對曆史進程、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往往是我們不曾看清的。

 

 

在商業社會的忙碌中年裏，人很容易就稀裏糊塗地“前塵往事成雲煙”，而且消散得無影無蹤。待到“往事紛到眼前來”之際，許多記憶卻已模糊。大約七八年前，有一次回京探親，檢點舊劄，在一本日記裏夾著一張藥方，紙已發黃，字跡已陌生。要在記憶裏搜索一下，才能反應過來這是張老開的藥方。那一年正好在網上和人掐架，告訴那些奉胡蘭成為民國時大書法家的網友，其實隻是民國的書法看得太少，不知道那時候字寫得好的文人墨客多了去而已。雖然我不懂書法，但在時隔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重睹張老墨寶，更驚於他的字骨而秀。且那根本不是秀書法，而是一邊想著味藥，一邊想著劑量一揮而就。我努力回想張老的樣子，卻發現我一點也不了解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似乎喜歡書法，可能也擅長丹青。他無疑是一位高明的老中醫，但除此以外，他的文化底蘊、內心思想都躲在溫和的笑容、一點也不起眼的矮胖身影背後。我曾經感到他的謙和與通達，然而我並不知道達到這樣的境界需要怎樣的修為。聽說張老在街道診所給人看病又看了很久，沒有去想要聘請他的醫院，也不曾像別人那樣著書立說。他一直保持著一介平民的姿態，也一直如他自己平時閑聊的那樣：人活一輩子平平安安就好，不要去求名利，也不用想留下什麽。於是他就什麽都沒有留下，光陰漸漸掩埋了他的背影。

 

去國許多年後，聽說張老在90多歲上無疾而終。

 

原載2015年6月8日《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