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城歲月偶回眸——芝加哥往事斷片

一

 

 不久前和兩位好友去中國城吃飯，難得不是自己開車，看路邊的風景。我方向感還好，平常是不用導航的，所以一下高速公路就對朋友說：“前麵右轉，就是我剛來芝加哥住的地方。”於是我們在洛克街轉彎，3024那幢房子還在那裏，看上去也沒有太多改變，依然是水泥台階，讓我想起那個冬天的夜晚台階上有冰，我一腳邁出去直接摔到街上，那種疼痛的感覺是很難忘的。

那是一幢三層小樓，大約近百年了，有前門、後門，每層分成兩個單元出租。我租了二樓前門臨街的單元，應該說是最好的，當時不過每個月250美金。由於原來是家居不是公寓，房子大而無當，有四個房間，卻沒有布局。兩個小房間隻好做儲藏室，佔了不少空間；兩間大一點的，分別做睡房與客廳。入門處是廚房，一個轟隆作響的冰箱，隻怕有半個世紀的曆史，和在黑白老電影裏看到的幾乎一模一樣。地毯是綠色長毛，也是六十年代的顏色和式樣。

 

朋友和我緩緩開車走過春天的傍晚，溫暖蔚藍。街上走過的人，不是墨西哥人就是亞裔。當年我住在這裏的時候，華人極少，也沒有多少來自中南美的，主要人口構成似乎是東歐新移民。那是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秋天，樹葉開始落的時候，我在洛克街住下。夏天還沒有過去多久，我背著兩旅行包衣服來到芝加哥，把一屋子書籍、音樂卡帶和黑膠留在日本。想起母親曾經告訴我的話：“當你開始一段新的旅程時，身外物是帶不走的。”入夜，風吹得窗玻璃哐哐作響。第二天早起，人行道上已是一層黃葉。我站在門口點起一支煙，望著灰色多雲的天空。

住下來就要安家，不兩日，朋友開車帶我去十四街著名的周末跳蚤市場。車頂上綁著雙人床墊，後備箱裏放了一輛自行車，後座上塞進去一張折疊桌和椅子，如今我無法想象，一輛小小的日產森特拉怎麽能裝下那麽多東西，然後像牛車一樣，緩慢地打著緊急燈開回公寓。第二天又去買了一台27吋索尼電視機，訂了一份《芝加哥論壇報》。來到一個新的國度，看新聞、讀報紙是改進語言，適應環境的最快方式。於是，看著柏林牆漸漸倒下的過程，開始了當時完全想不到的漫長芝加哥歲月。

 

那輛嶄新的十二速山地車，加上一個U字形鋼棍鎖才50美金，價格低得難以置信。後來，一個已經在這裏居住多年的朋友一語點破：賣主多半是偷來的。從秋天到初冬，這輛自行車是我的交通工具。第二年住在芝加哥大學的朋友拿過去，鎖在他公寓樓下停車路牌的鐵柱上，某一天早晨起來，發現路牌被卸下來，連車帶鎖都被偷走了。

在美國，自行車本來就是用來鍛煉身體的，真正的交通工具是自家車。第一場大雪飄落的晚上，朋友和我在城北買下我平生第一輛車，是豐田車裏當時最小的特賽爾。我用這輛銀灰色的五門掀背車學習駕駛，第三次就撞在橋柱子上，撞扁了一個輪胎和前麵的擋泥板；第四次直接上了高速公路，在手腳發抖中把離合器掛到第五檔，時速衝到110公裏，感覺開了五分鍾才恢複了呼吸。

 

我就這樣學會了開車，然後去考駕照。考官是一位胖胖的黑人女性，看不出年紀，語速極快，又有口音，我幾乎一個字也聽不懂。我專注於聽她說話，一出考場，第一個停車牌就沒看見，直接衝了過去。開了一圈回來，她朝我笑笑說：“你開得還不錯，過兩星期再來考吧。”這幾乎是我唯一聽懂的話。

但是一旦會開車，再回過頭去走路、騎自行車，讓自家車趴在街上，是近乎痛苦的。再說每天有許多事需要進進出出，有車和沒車的區別實在太大了。在接下來的近一個月裏，我一直在路上，走遍了大半個芝加哥。我有一張上路學車許可，但那是要求開車時旁邊有一個人持駕照一年以上的，我一個人開車，就等於無照駕車。許多年以後，我會把自己當作反麵教材，告訴後來的年輕人：那時我年輕膽大，剛到美國又比較無知，不清楚如果被逮著會有多嚴重的後果。

在去西北大學參加同學聚會的路上，我進超市買東西，下車時沒熄火，直接鎖了門，就把車鑰匙鎖在車裏了。我無計可施，隻好請警察來開門。身高六尺多的大塊頭警察，笑容滿麵，手竟然很巧，用一個鐵絲鉤子，幾分鍾就把門打開了。我連說了四五遍謝謝，然後匆匆開車離去。同學聽說了以後告訴我：“算你小子有運氣，警察叔叔如果發現你沒駕照，可以當場逮捕你。” 

 

二

 

考下駕照沒幾天，就迎來了九十年代。我第一次開上湖濱大道去芝加哥大學，在一個剛剛認識不久的朋友家聚會。晚飯後一起看電影，放的是我推薦並帶去的《美國往事》，裏麵有些鏡頭讓在場的女生感覺不大舒服。我意識到自己有些欠考慮，索性提前告辭。回來的路上，湖濱大道已經車輛稀少，一片冷清。月光落在積滿灰白色舊雪的湖畔，明亮而淒涼。我索性停下車，在路旁點燃一支煙。並沒有什麽具體理由，我哼著《美國往事》的主題旋律，熱淚盈眶，仿佛是一份不甚分明的敏感、一次難以表達的無奈。其實當時我並沒有很清楚的自覺：一個時代和我的一段生命正在成為過去。

 

從1981年春節離開北京，我並不曾親曆中國的八十年代，僅僅是一個旁觀者。身處偏遠的仙台，我既不曾接觸也不熟悉這十年裏展露頭角的中青年精英，反而是到了美國以後，有補課的感覺。那一年有許多人曾經是芝加哥的過客，還是在芝加哥大學，一幢古舊的公寓樓裏，房間裏擠滿了人，光線相當暗淡以至於我看不清許多人的臉，隻聽到主人在介紹劉再複、甘陽、李陀等名字。那天半講座、半漫談的內容我已然記不得了，好像是劉再複感歎：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上一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個性。他舉的例子之一，是金嶽霖先生每天坐著一個平板三輪車去上班，坐在中間，身旁擺些書，旁若無人地讀著。金先生的平板三輪在學部（即後來的社科院）是有名的，然而我恰好讀過他五十年代否定自己的文章，想到他的特立獨行最後隻剩下一輛三輪車，心中另有一種感歎。

八十年代的餘暉尚未散去，無論是剛剛離開故國的風雲人物，還是已來美數年的留學生，都還在關注和沉浸在其實與我們毫不相幹的變局之中。三元是芝加哥大學留學生的名人之一，小平頭、白襯衫，身高一米九，像個打籃球的，進出門時習慣性地彎一下腰。不過當時中國籃球隊前中鋒張衛平也在芝加哥大學，所以三元還不是華人裏最高的。他看上去大大咧咧，膽子也大，據說深更半夜都敢出沒在治安不怎麽好的海德公園。

三元是我的學長，1977年高考恢複即考入北京大學西語係英語專業，八十年代中期到美國留學。我去他家裏參加過幾次聚會，第一次見到他，聽到他自我介紹：“This is 三元”，最後那個“元”字是帶著純正京腔“兒”音的，然後咧嘴一笑。他的夫人程玉是程潛的小女兒，曾經參與北島等人創辦的《今天》，我早聞其名，不想在這裏見到。當時芝加哥大學文科學生差不多一半是北大校友，時不時在一起高談闊論，三元更是交遊廣泛，一時間他家成為中國留學生的聚會據點之一。

 

然而我對大的理論總是心懷疑慮，對來自傳統或是集體無意識中的參與熱衷總是保持距離。這既因為自己的經曆，更由於個人對曆史的理解：動蕩時刻固然如同打雞血一樣激動人心，然而越是在大的波瀾裏，個人越無能為力，而且越少本來就有限的所謂對命運的掌控。早在弱冠之年，我就在給朋友的信裏寫過：悲觀與逃避是我的一種傾向，也許已經深深浸透在潛意識裏。

在1990年春天，我不再覺得象牙塔是一個容我逃避的棲身之地。理論建構顯得前所未有地蒼白，課題研究似乎不足以成為精神寄托，而更像是選擇一個現實飯碗。我每天讀《芝加哥論壇報》一個不起眼角落裏的橋牌例解，經常開車漫無目的地轉悠一兩百公裏，中西部空曠平原帶給我自由而滄桑的感覺。

 

雖然聊天有時嗨，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活得很實際。留學生獎學金多半微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是每天要麵對的事情。花三四千美金買的二手車就屬於豪車，多數人都是開一兩千塊錢的。還有不少人開幾百元買來，或者到處生鏽，或者轟隆作響，仿佛隨時可能拋錨的舊車。學會開車並不是為了自由的感覺，而是通向各種可能性的基本技能。老布什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使得留學生可以合法工作，以前不開車的也紛紛上路去打工掙錢。

春風明媚的季節裏，關心時事的人越來越少，走出校門的人越來越多，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我找到工作，搬到郊區，租了一個一房一廳。那是一個花園式公寓，四幢兩層小樓圍起一大片綠野芳菲。我的客廳麵對花園，有一扇落地窗，我啜著咖啡望著窗外安靜的花園，覺得生活幾乎不是真的：忽然周圍大多是金發碧眼，彬彬有禮、客客氣氣；忽然變成上班族，朝九晚五，日複一日。

 

三

 

初到美國認識的幾位朋友，大多是七七、七八級大學生，胸懷大誌，能言善辯，皆是一時俊彥。對國家大事的熱情轉瞬即逝，對追求財富的衝動持久不息，從人性的角度看是很正常的。當一位朋友從幾百英裏外深夜驅車到我的公寓，不知疲倦地鼓吹辦印刷廠和買賣黃金這兩件聽上去完全不搭界的生意時，我被侃到一頭霧水，根本插不進話去。最後隻是很不好意思地告訴他，可惜我銀行賬戶上隻有兩千塊錢。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的話，當時很多人以為我已經留學多年，又來自繁華的日本，一定有些積蓄。殊不知我喜歡與關注的，向來是無用的、很難產生效益的文史音樂一類，又因為年輕，不知存錢，所以到美國不久就急於找工作，沒有做生意或者自費讀書的資本。生活就是這樣，在某一時刻由於種種具體原因作出的選擇，影響之長久是自己完全想不到的。等我再次發現可以不用去上班時，已經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後。

九十年代的頭幾年，是數以萬計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畢業工作，買車買房，結婚生子的時期。早在1991年，我的同齡朋友裏已經有住在三百平米（約等於三千英尺）別墅的，當時價格其實不到三十萬美金，首付隻需百分之十。在他家的聚會，來了五六十人，車子停出一條街去，一多半是本田雅閣或者豐田佳美，客人們如同參觀博物館一樣參觀豪宅。

 

也是在那一年，北島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作品朗誦會，會後我在大學咖啡廳裏和他見麵。他委托我在芝加哥代理剛剛複刊的《今天》，不久後我收到了20本，除了送到圖書館外，還放到為數不多的中文書店裏，然而過了很久也無人問津。我本是最不擅長營銷的，那次鼓起勇氣問了身邊的一些朋友，卻沒有人要買或者要訂閱。一位外語係畢業的朋友，據說曾經很愛寫詩，此時電腦碩士讀得焦頭爛額，新生兒嗷嗷待哺，和我說了幾分鍾就掛了電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八十年代讀詩的人太多，九十年代竟然沒有人要讀了。風尚的變遷，自有文學的與非文學的理由，倒也呈現出其水性楊花的本質。

那時常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在皇城根邊長大，少年時蹬平板三輪，能夠讓一輪懸空，像騎自行車那樣飛快。記得剛到芝加哥不久，有一次去他的公寓，和他還有他的同屋，三個文科生聊到午夜，預言我們這一代留學生，二十年後經濟地位一定會大有提高，但是人文素養未必有多少長進。近三十年後，他們一位從教授成功轉型為房地產公司老板，另一位成了著名的傳教士。

 

不過兩三年功夫，芝加哥大學的那群文化人便已雲散：劉再複去了科羅拉多，李陀回到北京，甘陽走得晚些，聽說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博士沒讀完就遠赴香港。三元興趣轉移到創辦留學生科技園的宏偉計劃上。從此後的發展看，他的想法有相當一部分是很先驅的，不過先驅的結局往往並不美妙，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我並不知道多少他的事情，不過我隱約覺得他畫的餅不太靠譜。這僅僅是我的一種直覺，或許由於我自己有很不靠譜的一麵。不過我一向獨往獨來，活在當下，對未來持懷疑態度。三元則還是要做一番事業，這一點與他的雄心勃勃的同代人並無不同。我一直認為不靠譜的人最好自覺地遊離於人群之外，但是三元總在尋找與人合作的機會。他很聰明，一方麵親和力很強、也有實際運作能力，另一方麵天馬行空、任性而為，在當時毀譽參半，宏圖未能付諸實踐也就是很正常的。

在匆匆忙忙中年裏，一轉眼就好幾年沒見麵、不通音訊。再聽到三元的消息，是他已經離開芝加哥，偃旗息鼓，像許多中國人一樣，改行IT、養家糊口，仿佛留學生組曲中的一個音符。隨著歲月流逝、白雲蒼狗，三元的故事早已被遺忘，他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物質生活的迅速改善，自然帶來蒸蒸日上的感覺，對個人、對社會來說都是如此。我也漸漸習慣了作息規律的日常生活和背後那種人到中年的安定感。我早已認識到，無論在怎樣的時空，不合時宜的感覺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我並不想去適應和改變，那麽隻有在可能的範圍內保持距離。這種若即若離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覺就持續了很久。

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夜，芝加哥氣溫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和遠道而來的親戚吃完晚飯，我忽然興起說：這麽冷的天，也許不會有那麽多人進城，我們上高速試試能不能開進去看世紀焰火吧。果不其然，刺骨的寒冷打消了許多郊區人出門的念頭，我們竟然一路暢通抵達密執安湖畔。天文館、水族館沿岸車山人海，下車等待放花的人們用滑雪服、厚毛毯把自己裹得緊緊的。因為是臨時決定，什麽都沒有帶，我隻好開足車裏暖氣，搖下車窗，伸出腦袋看黝黑湖麵上的天空。

那是一場璀璨迷人的花火，離我如此之近，仿佛就在頭頂上綻放。在閃爍的光亮與起伏的劈啪作響裏，我所屬於的二十世紀消失在歡聲鼎沸裏。那一刻我也從車裏出來，在冰天雪地裏搓著手、跳著腳，和人們一起歡呼，心中悲欣交集。

 

四

 

黃鶴樓空空一水
金陵風雨雨千帆

 

這是我在世紀之交寫的一首七律裏的一聯。九十年代連詩都很少寫，罔論其他文字。不過古人雲，不行無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依然保留著讀書與遊戲的習慣，又因為工作關係，九十年代後半多少見證了江南一帶的迅速發展與繁華。

 

再見到北島已經是2007年的除夕，他來芝加哥，下榻於此間著名畫家周氏兄弟府上。他本是約我去談有關參加《今天》網絡版編輯管理事宜，結果隻談了一會兒，就變成豐盛的晚餐、紅酒和唱歌。在讀北島的詩近三十年後。聽到他的歌聲。是一種很難忘的美好感覺。

從那以後又整整十年過去了，在不知不覺之中，我沿著文字的小路回到故國。當記憶中的場景不可辨識時，或許隻有文字才能恢複人生的連續性。

 

不過真實的人生是斷片的，而且有時十分突兀。今年春節將至的周末晚上，我在一個歌舞晚會演唱了兩首歌，和許多舊友新知寒暄社交。歸來後，看到多條新的微信，其中有一條是問我“你認識三元嗎？”我回答說我認識，這位年輕朋友就告訴我，三元當天早些時候因為滑翔傘事故去世了。聽說這個消息，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也許這就是天意吧，讓他這樣一個人以這樣一種方式離去。

三元一生愛折騰，然而生活中折騰不成事的人從來遠遠多於折騰成事的人，一件事不成，總要找些別的繼續。喜歡上這種有高度危險性的運動，想來也是年近花甲時的一種寄托。他事故發生時當場身亡，應該也沒有多少痛苦。在美麗的加州陽光如此的最後歸宿，對於他也是死得其所。

 

生死浮沉的故事，最能提醒光陰的流逝。雖然在因為經常風蕭蕭兮而別名“風城”的芝加哥，洛克街上的小樓還保留著磚的顏色。

 

風城歲月偶回眸
誰望神州北固樓
江海一麾煙織杳
山形依舊月如鉤

[黃葉村]

好文，謝謝分享。

[塵之極]

先生做的好文，巨細之事，娓娓道來。歡樂憂鬱，俱留予昨日。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