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今天五月四日是現在的北大校慶，雖然北大真正的生日是12月17日，這一天也是胡適先生的生日。這篇《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學》曾經以《北大散憶》之名入選《2015年中國隨筆年選》）
一
我1980年考入北大，第二年被保送留學，在北大其實隻呆了半年，最後拿了一張肄業證書，和被開除的學生同等待遇，以至於二十多年後想在校友網上登錄而不得。上校友網是需要學生證或畢業證書號碼的，前者早已經遺失，後者我沒有。那一次恰好北大校友會代表團訪問芝加哥，我就和校長大人說，今天我和校友們在這裏招待您們，可是北大校友網還不認我。校友會辦公室的年輕小夥子馬上滿口答應回去就解決我的問題，我也就那麽一聽，他回去後自然也就把這事忘記了。
雖然我在北大的時間很短，但是值得一記的事情還真不少。三十多年過去，記憶已經開始模糊或者走樣，還是在老年癡呆到來之前留下點文字記錄最好。我們學曆史的人自然要盡量精確，我記憶裏進北大的那一天是1980年9月1日，離開北京去長春留日預備學校學習日語是1981年3月5日。入校那一天秋高氣爽，先去領凳子，然後到38樓109。 最先見到的同屋，好像是L和H。H和我初次見麵就聊得很熱鬧，壯碩的身材和他的聲音形成對比，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應當是當天下午就拿到了圖書證，我立馬去圖書館借書。入學第一周，好像沒有什麽事情可做。於是每天去圖書館借一本泰戈爾全集，躺在圖書館東邊的草坪上讀。我就這樣讀了泰戈爾全集，書裏麵的內容差不多都忘記了，至今難忘的是陽光下草地上讀書的美好。
第一學期的課其實不大有意思，五門課裏有一門哲學、一門黨史。哲學用的課本還是艾思奇文革前寫的，記得裏麵提到搖滾樂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表現。黨史用的是胡華那本。胡華先生是家裏朋友，實際上是個風流健談之人，和他那本厚厚的書基本相反。我從中學時代就養成了曠課的習慣，高一曠課達四分之一，多次挨批，好在我從小皮實，聽到非常嚴肅的批評耳朵立刻閉上，低目不語，神遊化外去了。教哲學的是一位女老師，估計是因為上課看不到拿著班裏名冊的學習委員吧，期中考試給我60分並且叫我去她辦公室談話。我當時正在不靠譜的時期，和她大聊薩特，讓老師全暈菜，大概也忘了要批評我什麽，一擺手說，行了你走吧。我立馬溜走，帶本小說去上了兩堂課，然後故態複萌，繼續曠課。
轉眼到了期末。先是歡天喜地地知道這次哲學不考試，改寫小論文，於是就放寬心把這事擱一邊去了。後是滿懷焦慮地發現，隻剩下兩天就要交了可我一個字還沒有寫呢。怎麽辦？看來唯有向同學求救這一條路。其時我和中國史的幾個調皮同學是煙友，在他們幫忙打聽之下，發現對門的一位好學生已經寫好了論文。我和那位同學不熟，現在隻記得他的模樣，卻想不起名字了。事態緊急，我當晚向他求助，他忒大方地把文稿借給我。挑燈夜讀，感覺他寫得很不錯，就是字跡草了點，段落也不夠分明。連夜工工整整地將他的文章順序打亂調整，遣字造句多處改動，第二天下午總算攢出一篇交差。還同學文稿時，免不了連連道謝，且按下不表。
那時候一點版權意識都沒有，做了次文抄公還挺開心，感覺對“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更切身的體會。要過一些年才認識到，我們幾代人在抄襲謊言中成長，長大了以後無論抄襲還是撒謊做起來都輕而易舉。期末成績公布，被我抄的同學文章得了一個良，而我的居然是一個優。我自覺不妙，趕快出西南門買了包好煙，不是牡丹就是精裝大前門，到中國史宿舍請罪。一進屋果然大嘩，得虧挨個發煙，旋即吞雲吐霧裏，又稱兄道弟、其樂融融矣。
那一學期正兒八經聽的課隻有兩門，一門是世界史、一門是中國通史。世界史前半部分是周怡天先生講兩河流域和古埃及，後半部分是朱龍華先生講希臘羅馬。周先生講課不是很生動，但其實學問很紮實。我有時問他問題他會講得非常仔細。周先生告訴我，學世界上古史最好直接讀英文的劍橋通史。劍橋通史當時不外借給本科生，周先生專門開了張條子讓我能去圖書室讀，我至今感激。朱先生當時其實也隻有五十出頭，鶴發紅顏，穿著整齊，有一次向他請教，距離很近，仿佛還聞到了香水的味道。朱先生課講的好，希臘羅馬又的確光彩照人。應該是聽朱先生指點吧，讀了部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過認識到修昔底德的了不起與個人修史的意義，是多年以後的事。
講中國通史是寧可先生，他從北大畢業後就一直在北京師範學院任教。我不明白當時他在北大兼課的原因，也許北大雖然師資雄厚，但是中年老師裏少有能講通史的。不過寧可先生講課我覺得更勝一籌，很有些信手拈來，揮灑自如的風度。那一代老師一半是受蠱惑，一半是被嚇的，當時觀點拘泥於主流意識形態，但學問的功底還是很紮實。寧可先生的課我好像一堂都沒有曠過，筆記不僅記得認真，而且還複習過，感覺一堂課的筆記有頭有尾，就似一篇小文章。
二
北大的好處是在一定程度可以隨便聽課，這在當時其他的高校裏幾乎是沒有聽說過的。所以雖然本係的課不大好玩，我那個學期還是旁聽了不少其他係的課，至今印象猶存。
剛上北大的時候，我實際上是一個文藝青年，對曆史根本摸不著門。能夠多少懂得點曆史學，是在日本讀研究院的時候。所以我蹭聽的多是與文學有關的課和講座。次數最多的可能是袁行霈先生說宋詞，然而更喜歡聽的是吳小如先生的課。袁先生講的是南宋張元幹詞，聲音洪亮慷慨激昂，而一句一句的解讀也頗到位。吳先生講的是什麽我記不得了，但是他說話字正腔圓，又如潺潺流水，聽著很舒服，內容很細致。
當時去蹭課的學生很少，有時不免讓人側目。但是北大的老師真是很寬容，頂多看我一眼。我膽子越來越大，有一次居然不自量力地去聽李賦寧先生給西語係77級用英文講喬叟作品。一堂課下來聽得我大汗淋漓也沒聽懂幾句。
我去過的最火一次講座，是社科院外文所的陳焜先生關於西方現代文學的講演。大階梯教室不隻是座無虛席，根本就是人擠人。陳焜先生是當時外文所中年一代的大才子，我上大學前就在別人家裏聽他談過意識流文學。那晚他念了一段他自己翻譯的《尤利西斯》， 沒有停頓沒有標點符號，讀完全場掌聲雷動。陳焜先生次年出版了一本《 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後赴美不歸，聽說在新英格蘭一家中學教書，就此隱遁在美國的茫茫人海裏。
如今還記得陳焜先生大名的人應該已經不多了，而1980年在喜歡外國文學的青年學生裏他可是大名鼎鼎。應該是從陳焜先生關於現代美國文學黑色幽默的文章裏，我第一次知道《第二十二條軍規》。他好像也是最早用中文介紹索爾·貝婁的人。陳焜先生文章寫的簡潔漂亮而且一點也不晦澀，但他講演更是精彩。 陳焜先生是南方人，身材不高，文質彬彬，說話吐字清晰，聲音不大但是氣息悠長。他的講演和文章都是從文本分析開始，先把作品的一段翻譯得很漂亮，說得很清楚，進而論及整個作品乃至作家與流派。我上高中時有幸聽過錢鍾書先生談話並蒙垂贈著作，不過錢先生於我高不可及，他的《管錐編》 我也讀不懂。陳焜先生則文字易懂，一方麵才氣縱橫，另一方麵沒有讓人覺得學問深不可測。那是解凍的年代，陳焜先生介紹的是讓人耳目一新的文學作品，他強調的價值懷疑本身已經蘊含著批判。到了1983年“清理精神汙染”，聽說他處境不太好。1985年回國探親時， 陳先生已經去波士頓了。那年夏天我讀了索爾·貝婁的代表作《 洪堡的禮物》，激動不已，頗想向陳先生請教，去問當年曾經帶我見陳先生的女孩，她也沒有陳先生的聯係方式，結果我們聊了整整一天，交流了彼此青春期的故事。
再聽到陳先生的消息，是20年後的2005年，據說早已退休，隱居在東部的一個小鎮上， 我也遠離了文學，遠離了青年時代。
三
1980年的未名湖西岸， 還是秋高草長，幾乎有點青紗帳的樣子。湖邊土徑，人跡稀少，偶爾可見學生情侶出沒。我因為入校不久就搬到頤和園外家父辦公室居住，每天進出北大多從這裏經過，也許是荷爾蒙過剩吧，常常一邊走路一邊放聲歌唱。唱著唱著，後麵過來兩輛自行車，在我前麵停住，下來兩位個子高高神采煥發的女生，問我要不要參加合唱團。我聽說合唱團是利用每個星期四下午全校政治學習時間排練，立馬就答應了。
合唱團團長劉楠琪是西語係法語專業77級師兄，為人溫和圓潤，在團裏很受擁戴。蒙他另眼看待，我不僅成為合唱團那一學期唯一的一年級學生，而且被封為第二號男中音。第一號姓鄒，似是數學係79級，唱做俱佳。劉師兄到了第二學期，因為他和大多數團員要準備畢業論文，就私下告訴我，打算設副團長讓我當，然後招收新團員接班。但是我的接班夢沒做兩天，就被送出去留學了。不過我對劉師兄一直心存感激，但我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似乎彼此消失在茫茫人海裏了。
是時北大的機構已經疊床架屋，所以三十年後有二十多位“校級領導”也不足為奇。當時是黨委下有團委、團委裏有文化部、團委文化部管北大藝術團、北大藝術團下轄合唱團、話劇團、舞蹈團。北大藝術團裏，五音不全的、發音不清晰的、手腳不靈的都有，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逃避政治學習走到了一起。
英達那時就有點名氣，又白又瘦，有點卷毛，頗招女生喜歡。前幾年他住在芝加哥西郊瑞柏市，有一次在機場看見，他當年就沒和我說過話，但我還能認出他。如今胖胖的樣子，比較適合演喜劇或者土豪。合唱團裏人氣最旺的是哲學係78級龔繼遂。老龔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屆，已過而立之年，身材高大，剃個平頭，戴深度近視眼鏡。排練開始前或者中間休息時，他身邊總是圍著一圈人，女生居多，聽他侃當時還鮮為人知的弗洛伊德、薩特。我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能夠把俄狄浦斯的故事和戀母情結要言不煩地講出來。老龔似乎對哲學並沒有太大興趣，聽說後來到美國學西方美術史，再後來海龜成了中國古代藝術品鑒定專家。他的弟弟是西語係77級，後來曾經在海外留學生中大名鼎鼎的李三元，李三元兄隱居印第安納也快二十年了，有一次我竟然在家門口的衣服店裏遇到他，說是來這邊做項目暫住隔壁水牛村， 如今不知他在做什麽。同樣是西語係77級的趙兄，名字已想不起來，妙語鬼話連篇，據說曾經獲北大橋牌賽第七名，十分引以為傲。這也難怪，當時北大數學係、物理係的橋牌隊實在是太厲害，橫掃北京高校。我家鄰樓的一位少年，出生時就少一隻手，然而聰明過人，1978年獲得全國數學競賽第二十多名，被保送入北大數學係。這位老兄入學後迷上了橋牌，在北京市高校橋牌賽頗有斬獲，然而考試成績一落千丈，最終被開除。幾年後我回國探親時，看見他在大院自行車棚看自行車，聽說他依然每天打橋牌活得很快樂。
引薦我入合唱團的王紅宇和薛文瓊，是物理係78級的高材生，女聲部的台柱。王紅宇唱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頗具花腔女高音的範兒。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北京師大二附中幾屆畢業生傳說中的女神級人物。
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秋天，我背起行囊流浪到美國。第一站到波士頓參加一個會， 居然在會上遇到薛文瓊。她聽說我還要在波士頓逗留幾天，就邀我參加她們在一場演出裏的小合唱。記得那天唱的歌是《五月的鮮花》，在那一場難忘的音樂會上，唱的和聽的很多人都熱淚盈眶。我有點茫然的想到，離北大、北京越行越遠了。
四
學史之人當知回憶不可盡信，需有旁證才能夠算比較完整的史料。比如我自己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一入北大就充當臨時班長，幫著外地來的同學提行李辦學生證取板凳等等很成熟的樣子。然而幾年前和一位家裏的朋友也是當年的學姐在闊別三十年後通了一次電話， 感慨之餘說起往事，在她的印象裏，我雖然貌似比同齡人深刻，生活上卻笨的一塌糊塗。我入學那天她專門來宿舍為我鋪好被褥。我聽了有點無語，我知道她說的一定是真的。我不到十歲就獨自滿北京城亂逛、十一二歲就做飯記賬，雖然沒偷雞摸狗但也順過心裏美蘿卜，雖然沒動真家夥打過架但也抄過磚頭，自己就這樣覺得長大，其實什麽都不會。
去年夏天北大同班同學為聚會紀念畢業30周年，建立了微信群，大家在一起聊天。當年校園裏引人注目的風景是某位帥哥騎著自行車英姿勃勃後座載著一位美女，我班一位女生則至今清晰記得的是 一位“高挑、白皙”美女騎著自行車英姿勃勃後座載著我。這件事我一點也記不得了但應該也是真的。
把自己記得和記不清的往事疊加起來，大約更接近一些曆史真實吧。1980年漸漸成為一段故事，知天命的我也早習慣獨處靜夜。在2009年初夏，曾經寫了一闋七律，其中一聯是：
偶思舊友猶同夢，已悟餘生老異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