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原載2016年12月12日《經濟觀察報》）
一
長大以後我才明白，七號大院的住戶從皇親貴胄到販夫走卒、從飽學鴻儒到幾乎不識字的幹部、從曾經的地下黨潛伏特科到如假包換的國民黨簡任官員，什麽人都有，恰好應了十年浩劫裏革命小報上經常出現的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然而五六歲的我自然誰是誰都分不清，唯一覺得跟別人都不一樣的，是住在同一棟樓裏的白毛外國老太太。她究竟是哪一國人，我聽到過好幾種說法；她多大年紀，好像誰都不大清楚，最終不了了之。貌似比較確實的是，她嫁了一個中國留學生，於是不遠萬裏來到了中國，但是若幹年前她的先生去世了，從此她就獨自一人住在這棟樓裏。她沒有子女，似乎也很少和鄰居來往，我還清楚記得她微微駝著背，慢慢在院子裏走路的樣子。她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深目高鼻的外國人，自然印象十分深刻。幾十年以後，我在芝加哥街頭看見一個老太太，一瞬間還以為時光倒流，回到了童年。這時我已經能夠大約分別不同地區洋人的相貌，這位老太太應該來自東歐，很可能是波蘭裔，芝加哥正好是波蘭裔在美國最密集的地方。
外國老太太好像說不了幾句中國話，不僅相貌不同，穿著也不一樣。大院裏別人不分男女，大多穿藍製服、藍褲子、白襯衫，老太太卻是小花布長裙、茄克衫。如今回想起來其實很樸素，當時卻看著非常打眼。幸好她是外國人，也被認為是外國人，在外國人非常稀少的年代，中國人民是非常友好客氣的。所以不管周圍的世界怎麽變化，老太太獨往獨來、我行我素，沒有人幹涉，她隻是大院裏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
老太太住在一樓，天暖和家家開窗的季節，走過她的窗下，有時飄來輕輕的鋼琴聲。就那麽幾首曲子，老太太翻來覆去地彈。有兩三個慢的、有一個快的，若幹年後，我知道快的那個是莫劄特的《土耳其進行曲》。
夏天快要過去，天氣開始涼下來的時候，樓前麵開了一個叫什麽“破四舊成果匯報、封資修批判大會”的集會，大院裏的大人小孩兒裏三層、外三層看熱鬧。我從人縫裏鑽到最前麵：有人在發言、有人在喊口號，兩個青年把一摞摞唱片高舉起來，然後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看見外國老太太就站在不遠的地方，兩眼直直地看著那些摔碎的唱片。幾天以後，她碰到母親，平常她們遇見會彼此用英文寒暄客氣幾句，這次她有些激動，滔滔不絕對母親說了半天。後來母親告訴我：她並沒有完全聽懂老太太的話，隻是大致明白她在生氣，在反複說“怎麽能這麽把這些寶貝毀了呢！”
似乎從那以後，老太太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彈琴。時光進入1970年，大院的住戶有一多半去了“五·七”幹校，變得冷冷清清，花木凋零。冬天雪後，我一個人在院子裏堆雪人，忽然聽見鋼琴聲響起，看見老太太家窗戶開著，大概是透透新鮮空氣吧？我一下子就聽呆了。那時候北京的天還很藍、雪也很白，我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琴聲很慢，聽上去很美，我不知道為什麽有點想哭。
不久後，我搬家離開了七號大院。1972年到1973年，幹校紛紛解散，離去的大人小孩們多半又回到北京。革命狂熱消退後，生活又熱鬧起來，在地下傳閱書籍、聚眾聽唱片都發生在那時。書經常有，唱片不常聽到，因為沒有幾家人有唱機。即使聽古典音樂唱片，也就是貝多芬的交響樂、舒伯特的藝術歌曲和肖邦的鋼琴作品。
二
六十年代末，北京街道和胡同牆上油漆得最多的標語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中學生一畢業就去農村落戶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持續了大約八年。當時的規定是每一家不管有多少子女，可以留一個在身邊，其他都要上山下鄉，唯一的例外是去當兵或者考文工團。七十年代初，學唱歌、跳舞、朗誦的青少年驟增，大約不僅僅是因為當時無書可讀、無事可做，更不意味著他們突然就文藝起來了。一時風尚的背後，往往有實際的考量。早晨的公園裏，吊嗓子的聲音此起彼伏。
由於兄弟眾多，在遠方我看不見詩，隻看得見長大以後要去農村插隊的命運。我從小喜歡唱歌，碰巧聲音條件被認為不錯，也就想往考文工團這條路上走。家兄曾經往這條路上試，卻因為父親尚未平反，政審通不過，雖然考上了改名為“中央五七藝術大學”一部分的中央音樂學院，最終沒有被錄取。不過他的出色成績很鼓勵我，而且在他求師過程中，我見識了喻宜萱、沈湘等名宿。
從1974年到1977年，我雖然沒有從師學習聲樂，卻經常旁聽課和聽唱片。雖然聽的多半是卡魯索、吉利、比約林等老一代歌唱家的單聲道78轉唱片或者開盤帶，但偶爾也會聽到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雖然從小就聽說莫劄特的名字，少年時卻對他的音樂一無所知，隻會唱一段《費加羅的婚禮》：
現在你再不要去做情郎，
如今你論年紀也不算小。
男子漢大丈夫應該當兵，
再不要一天天談愛情。
再不要梳頭油灑上香水，
再不要滿腦袋風流豔事。
小夜曲寫情書都要忘掉，
紅絨帽花圍巾都扔掉。
真正開始知道莫劄特是留學以後，也是莫劄特帶我走進古典音樂的世界。1983年春，我搬到緊挨著學校山坡上的公寓，雖然隻是一間十平米的小屋，卻有了屬於自己的空間。那一年每天晚上從圖書館回到家，就會打開古典音樂調頻台，不僅聽音樂更聽解說，富特文格勒、霍爾維茨、奧曼第、伯恩斯坦這些名字就是在那時開始熟悉的。那一年我愛上了莫劄特，從調頻台錄下來許多盤鋼琴協奏曲和交響樂。莫劄特寫了50多部交響樂、27部鋼琴協奏曲，是海頓之後交響樂的開拓者，更是各種協奏曲的奠基人。
第27鋼琴協奏曲是莫劄特最後一部協奏曲，寫完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不過這部作品並不像後來的安魂曲，多少有一些關於死亡的預感。從少年時代的鋼琴協奏曲開始，莫劄特的作品具有一種不屬於塵世的純粹。第27也是如此，隻是作曲家不再年輕，在第二樂章裏聽到一種深深的沉鬱。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沉鬱吧，我格外喜歡第27。聽老塞爾金的第27，那瘦削的風格我覺得尤其深邃。在某個夜晚，一曲聽罷，出門望月在山頭，樹影黝黝，有寧靜的感動。二十多年後在拉文尼亞音樂節聽過彼得·塞爾金演奏莫劄特，雖然沒有乃父的蒼涼，但其精致在當今一時無兩。倒是我自己經過幾許滄桑，再聽莫劄特純淨的河流有點恍如隔世之感。
上周末在朋友家聚會和一位青年聲樂家聊天，說起音樂是最純的一種形式，不需要借助文字或畫筆，通過聲波直達靈魂。比起當代音樂，古典音樂更純，莫劄特又是古典音樂家裏最純淨的。從第一次聆聽，我就感受他與這個世界的距離。許多次聽罷，在寧靜感動之餘，更覺得深受洗滌。昨夜在地下室聽蓋澤·安達演奏第20鋼琴協奏曲，似乎還是不屬於人世間的莫劄特才能帶來安寧。從11歲時寫就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到臨終絕唱《安魂曲》，莫劄特音樂的成長是從天使走向天國。他的音樂除歌劇外與時空無關，與他的生活無關，毋寧說是上蒼賜予這個紛紛擾擾世界的美好慰籍。
在聽了許多遍第27鋼琴協奏曲之後，有一天我忽然明白，小時候聽外國老太太彈的就是第二樂章。她彈得很平淡，人到中年以後，才明白莫劄特的鋼琴作品聽上去波瀾不驚、技巧上也似乎不太困難，其實很難彈出韻味。雖然童年的記憶未必可靠，但也說不準老太太是位高手呢。
三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傳說北京有一種大院文化，承載者自然就是大院子弟了。其實“子弟”這種說法，是1949年以後的一種身份劃分，比如工人子弟、幹部子弟、知識分子子弟等等。大院是一種居住方式，由於每一個大機構，如部委、兵種和大學，自成一個小社會而形成。“大院子弟”是存在的，而且多少有一種連帶感，然而由此引申出一種文化，則是可疑的。隻能說一個大院有自己的命運與故事、真實與虛構，隨著時光或者流逝，或者流傳。
去年冬天，我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七號大院。它依然在那裏，陳舊不堪，與周圍的繁華恰成對比，看上去不真實得好像一個電影城布景。也許這才是七號大院的真實：它是經曆了天翻地覆變化後城市裏的虛構、是許多記憶的集合、是逝去風景的夢幻般重現。九十年代初，《天堂電影院》的主人公白發蒼蒼回到童年，令人感動流淚。如今我有同樣經曆時，卻已和他一樣，微笑著沉默。
母親80多歲的時候，喜歡在電話裏回顧往事。她的記憶力非常好，能說出許多人、許多事的細節，雖然絕大多數我無法確認準確性。在母親的經曆裏，外國老太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事實上外國老太太一直離群索居，可能對所有人來說都微不足道。母親告訴我，她是為數不多的能進老太太家的鄰居之一。家很幹淨，空空蕩蕩，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立式鋼琴、一部唱機和一書架唱片。
據母親講，外國老太太是二戰前在維也納嫁給中國留學生，然後跟著先生到北京的。她的故鄉並不是維也納，她去那裏是學音樂。母親又說到底她先生後來是病死，還是被抓起來，其實是個不解之謎。幸好她本人是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上級說了要注意國際影響，所以大院裏麵的人對他都很客氣。聽說老太太的家裏人在二戰中都死光了，所以她在丈夫消逝以後沒有離開中國。
“她還是很小心的，聽她對門鄰居說，總是很小聲地放唱片”。
當我走到老太太住的單元門外時，我還能找到近半個世紀前聽到她琴聲的位置。是的，如果她是小聲放唱片，再關上窗戶，從外麵是聽不見的。也許老太太就是這樣，一個人度過了十多年的歲月。
我站在單元門外，早已忘卻的一幕忽然呈現在眼前：年份無法確定，季節也是模糊的：陽光下，幾個男人從外國老太太家把鋼琴搬出來運走，一陣風吹來吹落了覆蓋在鋼琴頂上的一塊白布。琴與人就這樣不見了，至於那些唱片，我從來沒有見過，也不知道流落去了哪裏。
芝加哥的西郊，有一個多次當選美國最宜居的小城，那裏有許多華人住在樹小牆新的大房子裏，我卻在夏日下午，按著廣告的指示，抵達了小城中心一棟年久失修的平房。開門的是位衣衫不整的金發女郎，屋裏窗簾緊閉、燈光幽暗，坐著一個光著膀子、睡眼惺忪的小夥子。女孩聽說我是來看唱片，就很友好，小夥子一直不大清醒地瞪著我。我看到幾十個裝滿唱片的紙盒子，堆在帶屋簷的走廊裏。
“能告訴我是些什麽樣的唱片嗎？”
“我也不大清楚，”女孩兒有點不好意思的回答：“是我奶奶留下來的，我們根本不聽，也不需要它們”。
我單膝跪在地上一張一張翻過去，翻了四個小時，選出兩百多張。女孩開價一塊錢一張，一百張以上就減到五毛錢一張。她收了我一百二十塊現金，歡天喜地地對小夥子說“賣出去好多張呢！”小夥子用鼻音“嗯”了一聲。
四
我從女孩手裏用白菜價買來的唱片中有一張克拉拉·哈斯基爾彈的《第27鋼琴協奏曲》。卓別林曾經說他平生隻見過三個天才，愛因斯坦、丘吉爾和少女哈斯基爾，但是克拉拉在20多歲時因為多病和羞澀的性格鋼琴生涯倍受挫折，後來又因為納粹避居瑞士，有一段時間連生計都相當困難。她到戰後年過半百時才成為以演繹莫紮特著稱的鋼琴家，卻在65歲事業處於頂峰時不幸摔傷猝死。
上個世紀上半葉的音樂家曆經戰亂，生活並不容易。那時沒有這麽多音樂比賽，即使成名，也不是明星，報酬並不豐厚。不過部分也因為如此，那時代的音樂家也許有更純粹的音樂追求，就像哈斯基爾的琴聲那樣純淨透明。
聽著哈斯基爾寫這篇文章的此時此刻，是2016年12月5日，莫劄特去世225周年忌日。即便不熟悉莫劄特生平的人，不少也看過1984年獲奧斯卡獎的電影《莫劄特傳》。不滿三十六歲就去世的莫劄特一生辛勞，身後屍骨不知所終，連死因都眾說紛紜。電影《莫劄特傳》的故事應該是繼承裏姆斯基·科薩科夫的歌劇《莫劄特與薩雷裏》，據史上那個著名的傳說，曾經有一個黑衣人深夜造訪莫劄特催索《安魂曲》，莫劄特寫罷力盡而亡。電影裏這個黑衣人是薩雷裏裝扮的。這部影片甫麵世就引起爭議：一方麵由於莫劄特是被薩雷裏害死的這樣一種陰謀論，另一方麵是因為電影裏的莫劄特傲慢無禮、肆無忌憚。在八十年代，人們還普遍對古典音樂心懷尊敬，對關於莫劄特的聳人聽聞故事和誇張刻畫多有批評。不過電影拍得很好，得獎也是實至名歸。此後30年裏，曆史的解構與重建或者杜撰有很多進展。最新的莫劄特研究認為，他收入很高，但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賭徒，所以中年窮困潦倒。人們對故事和八卦的關注總是超過音樂本身，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其實，把漫漫歲月濃縮成故事或八卦，未必能表達一個人的生平。演奏與作曲如同寫作一樣，是用去生命大部分時間的孤獨之旅。日常周而複始，太陽底下無新事是生活的本來麵目。所謂命運與時代，是那些改變人生、無可抗拒之力的名相。故事的動人，從來不在奇詭，更多在於個人與時光與命運之間的張力。盡管大多數是徒勞，沒有多少可以改變；盡管故事更多被湮沒，而不是流傳；總有一些人我們埋藏在心底不會忘懷，總有一些東西我們曆經滄桑依然相信：比如純淨、比如永恒、比如莫劄特的音樂。
我似乎終於明白外國老太太當年彈的是什麽了。輕輕刷幹淨，用拇指和中指小心托起，以一種儀式感播放黑膠唱片。是肯普夫彈的鋼琴奏鳴曲K331，最後一段就是那著名的土耳其進行曲。其實前麵尤其優美，在冬夜裏令人想起春天溪水叮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