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六十年了，往事被時間風化，但是總有一些悲歡與殘酷會留存在記憶裏。謹奉上最新拙作如下）
一
“是的，當你走進月亮門，那幾樹桃花已經不見了，那個十六歲的女孩也隻在你的記憶裏。”
在一個春天的傍晚，在闊別三十多年後，在我走進七號大院的月亮門的瞬間，我想起滿頭白發的子山說的話。那是將近一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們坐在哈德遜河西岸一家意大利餐館臨河的座位上，在暖風習習中，望著對岸曼哈頓萬家燈火。子山和我是第一次見麵，雖然已經在網上相識有年。從論壇到臉書再到微信，文字往來時斷時續，意見交流有同有異，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關於七號大院的文字，便告訴我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於是我們之間的距離驟然近了很多。
從月亮門進來就是後花園，有彎曲的小路、幹枯的噴水池和若幹株深綠的鬆樹。然而我的記憶裏沒有桃花盛開，據說文革裏花園荒蕪，不少花木都死了或者被砍掉，大概桃花也就是這樣消亡的。那時我剛剛開始記事，所以隻記得一個黝黑有點空曠的後花園。子山有著關於桃花美好的回憶，他在七號大院度過人生最初的十八年，經曆那裏興旺的風景，然後在暴風驟雨中離去。
“我們家是被掃地出門的，所以我四十多年都沒有回去過。”
子山又高又瘦，臉上有深深的皺紋。他的白棉布緊身襯衫熨得很挺脫，頭發梳得一絲不苟，皮鞋錚亮，是穿著講究而謹慎的老紳士風度。他熟稔地點了一瓶紅酒，手托著酒杯輕輕搖晃，和著撒克遜管的律動。雖然是初次見麵，雖然他和我有年輪的差異，卻沒有陌生的感覺。我們不僅曾經住在同一個大院，而且長輩曾經是一個單位的同事。
“你還沒有出生的時候，我父母就都被打成右派了。不過我媽媽還算幸運，沒有被送到邊疆，僅僅是開除黨籍、降職降薪，到圖書館裏做了一名資料員。我家也得以繼續住在大院裏，隻是成了不可接觸的人。”
我告訴他我父親也差一點就成了右派，他曾經很詳細地記錄了事情的經過。父親當時是七號大院負責人之一，因為主編一本書，暫時不在院內。運動初起時，來勢洶洶，各單位領導紛紛製定指標，一個是百分比，一個是抓到哪個級別。父親人不在，中箭也就很自然。為了自保，或者保與自己親近的人，拋出別人是常見的做法。
有一天，父親收到一位好心同事專程緊急送來的一份市委的報道，裏麵的內容是父親曾經召開會議，容忍兩個著名右派大放厥詞雲雲，大有把他說成是右派後台的畫外音。父親既驚又怒，立即提筆寫信說明情況，要求更正，寫好以後立即拿著信去見院長。
院長是聲望極高、資曆極深的老黨員，一生跨越晚清、民國和共和國。他住在距七號大院不遠的胡同中間一個四合院，庭院深深，但是色調古舊，布置非常簡樸。我童年時還見過這位老人，依稀印象裏，他身材不高，相貌清臒，一雙眼睛非常亮，微帶笑意。
父親那天氣衝衝，甚至有點氣急敗壞地進了院長家，院子裏卻非常安靜，隻有初夏風吹樹葉沙沙的聲音。父親向院長請示能否發這封更正信，或是再做些修改，院長微微一笑，用鎮紙壓住信說：“你先到書房休息一下，看看書吧。”院長書房就在辦公室旁邊，父親平常見他時，經常進去看書，那天卻一點也看不下去，院長見他這樣，就說：“別急嘛，先看看書，冷靜冷靜再說。”
父親漸漸冷靜下來，他和院長相識多年，素來事之如師，此刻醒悟到院長的態度自有其深意，便問他：“您看我的信可以發嗎？”院長沉吟了一會兒才回答說：“他們就是要你跳嘛。”隻說這麽一句，就不再說了。
父親回家琢磨半天才恍然大悟：如果發信提出異議，豈不是可能被說成是反對市委？當天晚上，院長又找他談話，對他說：“反右是毛主席決定的，你怎麽能不參加呢？”於是父親回到院裏參與反右。
二
餐館燈光很暗，餐桌上燭光閃爍，輕輕回蕩著的，是埃靈頓公爵的爵士樂。
“那次我看你關於《茵夢湖》的評論，‘我過了幾十年，才懂得美好記憶是沉在湖底的，是純粹的，也是一去不複返的。’說得真好！我當時想是不是背後有你自己的故事呢？”
子山和我以前在網上討論過不少問題，卻從來沒有聊過各自具體的生活。網上的交流，對於我們本來就是思想的，而不是私人的。隻是有一次，當另一位網友在論壇上發了一篇關於《茵夢湖》的短文，子山的回複不僅顯示出他非常熟悉這篇小說和各種譯本，而且不經意間流露出一份悲傷。
“你聽說過四號樓三單元住著一位姑娘名叫韋伊嗎？”
“不記得了，大院裏的女孩子我幾乎一個也不認識。”
“我和韋伊，就像《茵夢湖》裏的萊因哈特和伊麗莎白那樣一起長大，我給她講故事，我們一起在樓頂看星星。有一年國慶節放花，樓頂上擠滿了大人小孩，那年的花火特別繽紛也特別大，一簇花火最後閃亮時，劈啪作響落下來，仿佛就要落在頭上。韋伊這時會不自覺地緊靠在我身上，一隻手抓住我的手。她冰涼的手很小、很柔軟，多年以後，我還能很清晰地感覺到當時那種觸覺。”
“等等，四號樓三單元，哈，你說的是偽翻譯官的女兒吧？”
“你也知道這個，看來她父親這個外號流傳了好幾撥小屁孩啊！”
我當然記得偽翻譯官：閃亮的禿頂，戴著金絲眼鏡，褲縫筆挺，見人打招呼時點頭哈腰。後來我自己留日，才知道那是因為在日本多年養成了鞠躬的習慣，回國以後努力改，又沒有完全改掉，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
“韋叔叔確實是七號大院的日語翻譯，‘偽翻譯官’這個外號應該是從他的姓來的，也可能是了解他的人故意給起的。韋叔叔是錢稻孫一流人物，很小就去了日本，在東京長大，據說從日本大學畢業回來時，日語說得比中文好。他的重大曆史問題是抗戰時在偽政府任職，雖然官不大，但是汙點已經存在，足以讓他從此抬不起頭。”
子山的父親被送到北大荒改造，母親帶著三個從兩歲到七歲的孩子，和韋翻譯是同一單元的鄰居。韋翻譯是通人情世故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以前子山父母都是革命中年，彼此遇見隻不過打個招呼，等到子山一家落到更為窘迫的境地時，他反倒熱情起來，時不時幫子山母親做點力氣活。當然他很謹慎，階級成分不好的人過從密切，是容易招來閑話甚至災難的。不過兩家的孩子年齡相仿，又在同一所小學，經常在一起玩就不足為奇了。
難怪我從來沒有聽誰提起子山，他從上小學起就獨來獨往，低調沉默，習慣像影子一樣生活。
“不過文革前還算好，至少同學們還和你說話，老師態度也還溫和。不過我很早就有自知之明：像三好學生、入團這些事情與我無緣。小學上初中的時候。我還不太理解為什麽我功課很好，卻被分到離家不遠一所很一般的中學；到考高中時我已經知道，除非考得極好，否則政審就會把我刷下來。我幹脆不複習功課，整天看小說，於是我高中留在同一所學校。事後看來，這樣也好：同學們都是胡同串子，對國家大事不怎麽關心，文革開始後，鬧騰了一陣就算了，我也就樂得逍遙。”
“逍遙派”是文革裏的一個專有名詞，一般是指那些沒有參加任何一派的青年學生。他們是一種隱形的存在，數量有多少，比例有多大，現在誰也說不清。有些人是因為出身不好，誰都不要；有些人是因為不關心或者膽小，哪一派都不願意參加。子山和韋伊這樣的，大概屬於兼而有之。
“我當時是個不合時宜的文藝少年，不過話說回來，真正的文藝青少年從來是不合時宜的。”
“嗬嗬，‘文藝青年’這個詞現在被用得太濫，以至於許多人都自以為很文藝。”
“是啊，當下語文裏的‘情懷’一詞使用頻率，和半個世紀前的‘革命’差不多。不同的僅僅是，那時候如果誰不表現出革命麵貌，就會有些像做賊一樣心存恐懼。”
我後來在微信群裏問過幾位比我年長的女生，她們或者根本不記得，或者知道名字，卻不熟悉也記不清韋伊的模樣。看來韋伊很少與人來往，也不是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女孩。據子山講，韋伊更像十九世紀歐洲小說中的某個少女：安靜、膽小、與世隔絕，喜歡的事情不外乎讀小說與織毛衣。
也許正是因為他們在大院和學校裏都是形隻影單，反而多了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子山承認後來他最常想起的是，下午的陽光斜射進屋裏，落在插在瓷花瓶裏的塑料花上，光束照見花上的薄塵，韋伊坐在旁邊低頭打著毛線針。那一刻人世間的風雲仿佛從來不存在，時間停止成一幅靜物。
三
文革一開始，圖書館就關門了。第二年春天，門前長起高高的野草，後麵第二層樓的玻璃也被打碎不見了。子山母親這樣的右派，屬於陪鬥的老運動員，除了時常去院部裏的學習班，倒也清靜。她的領導成了走資派，周圍群眾成了造反派，都不需要再呆在空空蕩蕩的圖書館，就把鑰匙交給被認為老實可靠的她。她每天去轉一圈，其他時間在家買菜做飯，撫育子女，努力保持動蕩歲月裏相對的常態。
子山從小熟悉圖書館的裏裏外外，這時知道館裏空無一人，又看見後窗沒了玻璃，就在月黑風高時翻窗戶進去，打著手電筒找出些書搬回家裏看。這樣的事做了兩次，就被他母親發現了。不過她覺得孩子喜歡看書沒有錯，於是一方麵嚴禁子山再行雞鳴狗盜之事，另一方麵幹脆自己每次放一兩本書在包裏，從圖書館拿回家，過一段時間再還回去。
這樣的事當然要嚴格保密，母親告訴子山這些書絕不可借給別人。然而子山雖然滿口答應，又怎麽能不借給韋伊呢？尤其是當他讀過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戀》之後。那年他十七歲，正是阿霞的年齡。這兩部美麗而憂傷的小說，使他激動地在樓頂上披著午夜的月光走來走去，反複念著一個名字。
樓頂的巨大平台、銀白色的月光是七號大院孩子們共同的記憶，我也曾回到那裏尋找往日蹤影。在那裏，光陰似乎沒有留下太多痕跡，如同當年那樣，有一根根繩子拉起來晾衣裳，有一個小保姆模樣的姑娘正在晾一件件外套、襯衫和內衣。
“你看過《阿霞》和《初戀》嗎？”子山問我。
“看過，而且是在和你差不多的年紀。兩篇小說在一本書裏，還是豎版的，可能你看的也是這個版本吧？少年時讀，我也覺得好美好動人；中年時重讀，卻覺得屠格涅夫其實是樸素細致地寫悲哀而真實的故事，甚至有點殘酷。”
“是的，可是我十七歲時讀不出這些。同樣的書在不同的年齡讀，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子山抬起頭，望著南流的河水微微苦笑了一下。
“韋伊告訴我她已經讀完了，我約她在後花園月亮門那裏見麵。天很藍，桃花盛開，韋伊梳一條長辮子搭在胸前，手輕輕搓著發梢，雙目低垂，臉色粉紅，說話聲音很輕。下午的陽光掠過她的臉，從側麵映出長長的睫毛、極薄的絨毛，讓我看呆了。”
“她並不喜歡《阿霞》、《初戀》，對嗎？”
“是的，她一點也不激動，告訴我讀完她挺難過的。她說這兩個故事都不是她想要的，她隻想有一個人和她一起，平平安安；她說她希望我爸爸趕快回來，能夠和媽媽在一起。”
子山的父親1979年才調回北京，在此之前的近二十年裏，每年隻能回來一到兩個星期，每次回來，終不免和妻子大吵一架，然後和好，然後黯然離去。那時一家人在一起隻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念想，很快“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大標語鋪天蓋地貼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為了將來小妹妹能夠留在城裏，子山和二弟很自覺地去農村插隊。在遠赴雲南的前一天晚上，他去向韋伊告別，韋伊也即將跟著哥哥去山西落戶。韋翻譯緊緊握住子山的手，子山看見他的眼睛在近視眼鏡後麵黯淡無光，而韋伊的眼睛紅紅的。她送給子山一個日記本，在扉頁上她沒有寫流行的豪言壯語，隻寫了四個字：“願你平安。”
四
《茵夢湖》在德語文學作品中並不很著名，作者施托姆雖然是十九世紀上半葉“詩意現實主義”重鎮之一，但是在群星璀璨的德國作家中也不是很突出。然而《茵夢湖》在1921年就被郭沫若翻譯出版，比《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早，曾經風靡一時，前後有二十多個譯本。《茵夢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愛情故事，幾乎沒有展開就結束了，留下湖畔水霧氤氳。歲月的底色瑣碎而粗礪，卷走綠蔭與模糊的夢境，留下荒草與堅硬的疤痕。
“後來你和韋伊怎麽樣了？”
“我在雲南橡膠林裏幹了七年。開始還給她寫長信，她的回信總是很短，而且不是每封信都回，我的信也越來越短，時間間隔越來越長。1969年‘一號通令’發布後，我家被趕出七號大院。母親去了‘五七’幹校，北京的家就這麽沒了。我曾經以為我會一直留在雲南，過去的事隻有任它煙消雲散。”
在橡膠園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些年過得很快，後來回想起來仿佛一片空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子山收到母親的一封信，說她今天見到韋翻譯了，他這些年老了不少。聽他說，韋伊結婚嫁到了太原。子山讀完信，點上一支煙，想了一會兒，然後就又劃了根火柴把信燒了。
文革結束的那一年他終於回到了北京，第二年考上了大學，成為所謂七七級大學生中的一員。然後考研、出國、讀博、工作、下海，生活就像時代的腳注，一頁一頁翻過去。
在出國前不久，子山收到一封信。韋伊還是寫得很簡短，平平淡淡地敘述這些年她生活的變化，附了一張她抱著兒子的照片。最後她寫道：“聽說你要出國了，除了當年的那句話我又還能說什麽呢？願你平安。”
“你後來還有她的消息嗎？”
“沒有。如果打聽，大概可以打聽到，但是我沒有去問過。想必現在早就當奶奶了。”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寫的一首詩，就找出來給他看：
胡同裏的情人
當了祖母
為秋天加一行注釋
......
就象落葉是永恒
懷舊是一種瑜珈
我們離去時，河上的風已經吹來徐徐涼意。對岸巨大的城市燈火輝煌，近在眼前，又似乎相當遙遠。當我眺望據說一切戲劇都在這裏上演的曼哈頓，剛才和子山一起回憶的故事顯得更真實，又似乎從未發生過。
我和他握手告別時，真誠地謝謝他讓我了解一段很私人的感情。我告訴他，我久已習慣不去問別人的私事。子山的目光忽然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你不認識我，我可早就知道你。”在我愕然之間，他已經坐進了他的車，點燃引擎，搖下車窗，對我大聲說：“我媽媽叫文影。”然後他就從車窗裏伸出手揮舞著，一騎絕塵而去。
五
父親晚年對院長更加佩服，不僅僅因為院長挽救了他的後半生，更因為院長對世事的洞若觀火。他一眼就看出來父親對運動的消極態度，所以直接安排父親去參與。他什麽都沒有說，但是料到父親會明白，隻有積極參與才能最好地保護自己。父親被安排去指導兩個部門的運動，在知道“引蛇出洞”的情況下召開座談會，有的人因為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被劃為右派。父親在主持會議時，為了保護一個朋友，曾經中斷會議，私下提醒；但是另一個朋友放炮太快，父親來不及阻止，眼見著她落入陷阱。
也許因為這一段經曆吧，父親在1979年把幾位平反或還未平反的右派調入所在單位，文影便是其中之一。由於有七號大院的淵源，彼此更多一些信任。我小時候不記得她，這時又忙於上學，所以隻是時常聽說她的名字和一些故事。
我印象清晰的，反而是文影的丈夫浦哲，也就是子山的父親，一個看上去很儒雅的江浙文人，在林海雪原生活了二十二年，本應白皙的皮膚皺紋密布，全無光澤。他回北京申訴找父親商量，父親建議他直接去找當時負責平反的領導。浦哲楞住了：“人家會接見我嗎？”
“會的。”父親很肯定地說：“他家大門是敞開的，和他這個人一樣。再說他曾經是你的老領導。”
浦哲半信半疑地去了，幾天後興高采烈地來到我家，向父親鞠躬致謝，告訴他那位領導不僅見了他，而且馬上批示解決他的問題。父親很為他高興，我記得這件事是因為我也跟著蹭了一杯白酒。父親在飯桌上對浦哲說，他不必感激誰，這隻不過是糾正以前的錯。父親說他自己就很慚愧，在不少劃右派份子的文件上簽字，這樣自己才得以幸免。
那天晚上浦哲叔叔喝得臉通紅，眼裏含著淚。
幾天後我回到家裏，把想起來的細節發給子山，但是沒有得到他的回複。我後來幾次和他聯係，包括打電話，卻都沒有回應也找不到人。在信息時代，聯係上一個人很容易，但如果失去聯係，也有許多種可能性。在詢問共同認識的網友，但仍然聯係不上子山後，我想還是順其自然吧。
月亮門、後花園竟然多少還保留了兒時的模樣，我坐在舊樓回廊上，直到天色完全黑下來，當年的鬆樹成為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