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少年時讀到的曆史著作，大多擅長定性。我熟讀的，如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周一良和吳於廑主編的《世界通史》，都是每個章節的開頭和結尾幹脆不看，隻挑中間的敘事部分看看——雖然現在看來，敘事部分恐怕偏見與問題同樣多。中學的教科書更不用說，基本上都是意識形態，枯燥度比政治課本略低但也有限。好處是容易總結，歸納成幾條一背，就能對付考試。比如五四運動，就變成了四個要點，以“五四運動是”的句式呈現。高考複習時背的東西，考完自然忘得一幹二淨，於是五四運動究竟是什麽，又變得混沌起來。
留學前學日語時，有一門“世界史”，用的是日本的高中教科書，基本上都是史實，敘述也少傾向性。雖然就一本，但內容之多，要記住很不易。從那時知道，日本很多出版社各出各的高中教科書，沒有統一版本。留學後學曆史專業，漸漸明白曆史原本是具相的，無從定性與定量，與教條尤不相容。所謂史學，也就是試著把錯綜複雜的事件個人捋出頭緒，把偶然與激情的因素予以整理而已。一好高騖遠，或想臧否人物、或想以史為鑒，就容易有先入為主的目的性；至於要從中總結必然規律什麽的，就更容易離譜。
我國文人，好義理之辯、好道德判斷，但不見得長於分析，一不留神就從白馬非馬落到指鹿為馬。義理之辯一盛，免不了壓縮曆史，更不用說我們是處在一個意識形態和穩定壓倒一切的環境，曆史總是在為現實服務犧牲的。
由於具有天然正義性，盡管曆經世事變遷，五四運動一直是顯學，也就不斷在為現實服務犧牲。“五四運動是”的句式重複了九十年，難免不造就相當數量的八股，一大堆形容詞與性質的判斷；也難免不導致幾代人都會背兩句五四是什麽，但未必清楚那時究竟發生了些什麽事。所以，紀念五四，似乎不妨從五四運動不是什麽說起。
第一，五四運動不是 “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之所以鬧大了，是因為失控，一失控就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群眾運動的驅動力，多半在於集體無意識的激情，不失控、不激進才是怪事！運動的起因，是政府的無能，於是奮起愛國；能夠以撤曹、陸、章收場，連徐世昌都半真半假做了一番辭職秀，還是因為政府無能。民國初年的元首裏，徐世昌和黎元洪算是最窩囊的，但是，無鎮壓之能，就會讓步而不致鎮壓，還真是一件幸事。
仔細想想，教科書裏說成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北洋時代竟是對民眾運動相對溫和、思想控製相對寬鬆的年代，哪怕是由於昏庸，而非出於明智，也令人感歎不已。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有許多偶然性，比如說，蔡元培任北大校長、胡適的歸國。但如果沒有相對寬鬆的環境，也就未必成氣候。
其次，五四運動不是新文化運動，也談不上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雖然二者人物有重合，如蔡元培、傅斯年。新文化運動是可上溯到晚清、繼承梁啟超“新民”運動、曆時經年的思想文化事件，影響深遠；五四運動則是一突發事件，其意義更多是後人賦予的。多年來，二者常被混為一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合體被激進化與政治化，成為一個符號，支持者和反對者兩軍對峙至今。
然而，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個各式各樣的思想混雜並存、不分高下的自由時期，在我們這個向來以思想一統為理所當然的國度，如一道短暫的彩虹，“打倒孔家店”的激進，隻不過是其中一種色彩而已。五四則是一場並無明確政治傾向的愛國運動，救亡不是從這裏開始的；後來壓倒所謂“啟蒙”的，也不是救亡，而是以俄為師的國共兩黨，是從三民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新道統。李澤厚先生那個著名觀點的後半，亦即農民革命壓倒現代化，其實更確切一些。
第三，五四運動的精神導師，並非新文化運動的幾位領袖，它的訴求充滿悲憤，若尋找裏麵反映的思想，與民族主義還有關係，似未涉及德先生賽先生。於運動發生有影響的政治勢力，主要是梁啟超的進步係，蔡元培亦在其中，但他似未直接參與策劃。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聯在於，群眾運動的勝利喜劇大大提升了大學與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力。就連“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普及，據說都在“五四運動”充斥當時報章之後。本來，新文化運動的緣起就有著改造國民思想、弘揚新知的意圖，五四的結局對於新文化的普及應該是很有鼓勵。
五四運動的另一個結果是，學生從此更熱衷於社會政治活動，因此胡適晚年，不僅不以五四為新文化運動之一部，進而認為是“政治幹擾”。不過這種看法，多少也是把五四當做激進政治的起點，和把五四與新文化運動捆綁在一起的觀點對立，思路實同。
偶然同步發生的曆史事件，其間因果關係恐怕沒有那麽簡單。五四運動不是思想事件，馬列主義的進入、起因在於第三國際的活動、在於孫中山的聯俄、建立列寧式政黨並接受援助，而第三國際也好、國民黨也好，和五四運動沒有多少關係。共產黨的創始人們，雖然大多是五四一代，並以五四傳人自居，但其思想資源、組織形式乃至群眾運動操作，都來自蘇聯。
五四運動的天然正義性，使後人無不想和它套磁。然而，群眾運動的反權力，不為當政者所喜；非理性，令知識分子害怕。這大約也是五四運動被賦予各式各樣的意義 ，稀裏糊塗地成了一個思想文化標杆的原因之一吧？意義淹沒真相的事，在當代史是經常發生的。
在我看來，五四運動不過是個偶然孤立的事件，它的主要曆史影響，是開學生運動先河，隻是後來再也沒有這麽好運，多以悲劇結束，而且愈來愈慘烈。如果晚生幾十年，那位據說是第一個放火的匡互生，估計隻能算暴徒，而許德珩大概也不會滿麵笑容地當花瓶活到一百歲。
群眾運動的頓挫，使如今有的學者對五四運動進行“法理反思”，結論是 “青年學生的放火和打人，是以多數壓倒少數的‘暴民專製’的一種表現。”這一批評似乎政治正確，卻是在九十年代以來“告別革命”的延長線上，難免不讓人聯想，是不是體製內外如今都希望，五四運動已成絕響？
（草於 2009年5月4日，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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