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母親節的那些時光

一

 

母親節的早晨，飄著微微細雨。部分因為最近寫文章經常卡殼，戒了六年多的煙有死灰複燃的趨勢。望著翠綠的草坪和遠方的小湖發呆，心想每星期寫一篇文章也蠻拚的。

朋友提醒我今晚有母親節聚餐，飯局還是偶爾要去的，雖然這個節日與我沒有什麽相關，而且我對商業化流行化的節日多少有些啼笑皆非，不過我向來不較真。大學時代一群支持斷子絕孫的朋友，堅持到最後隻有我一個人。經常被問到為什麽沒有孩子，如果不想解釋，我會很認真地說，據統計有10%-15%男性多少有不育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繁衍後代的能力。這種鬼話一般具有一劍封喉的效果，至於聞者同情的目光和感受就愛誰誰了。久而久之，有時候會恍惚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這也從側麵證實了一個時代現象：謊言說多了或者聽多了，人往往自己就信以為真，失去了辨別真相的能力。

 

威爾遜總統1914年簽署法案設置母親節，不過剛滿一百年，傳入中國更是近年的事。所以先母那一代人是不過母親節的。其實母親從小讀的是教會學校，後由北京慕真中學保送到燕京大學曆史係。終其漫長的一生，她沒有向我提起過母親節，若幹年前我在電話裏祝母親節快樂時她也沒有什麽反應，更多關注我養的小狗。燕京大學壽終正寢後，北京大學從沙灘遷入燕園。曆史係辦公室坐落在靜園二院，我上北大以後有一個星期天陪母親在校園裏散步，走進無人上班靜悄悄的二院。在西南角的一間廂房前，她駐步良久。那是一件深鎖的儲藏室，四十多年前是母親住了三年多的女生宿舍。

由於珍珠港事件燕京大學被關閉後，母親曾經是職業女性，抗戰結束後一年去了解放區，打過遊擊教過書，卻因為性格與思想，終不能鹹與革命，在1950年代末辭去公職回到家庭。在狂熱的革命年代，她選擇了退出，此後終生扮演當時稱為家庭婦女如今稱為全職母親的角色。其間甘苦，何足為外人道？就連我身為其子，也未必真正了解。

 

母親回家後一不小心懷上了我，本來不想要，卻被勸說前麵已經有3個兒子，這次該是個女孩了。我估計這個說法打動了一直想有個女兒的母親，於是我被存留下來，而人生的常態是與預測恰好相反。我出生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最饑餓的時期，雖然家住首善之區的北京，父親是每月工資243元的高薪階層，母親後來回憶起來頗為自豪的也隻是家裏沒有人浮腫。每聽她這樣講我就忍不住想，看來大多數家庭是有人浮腫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那年人口下降了1000萬。母親懷我時已是40歲，身體向來虛弱，適逢食物匱乏，其艱辛可想而知。

父親此時正在和蔡尚思、孫思白、陳旭麓、彭明共同主編大學教科書《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據其回憶錄《流逝的歲月》，主編有資格去指定商店買特供商品，每個月有些肉蛋和兩條煙。那時物資按照級別分配，用現在的話語講，階層很固化，等級分明，並不是一個貧窮而平等的年代。單位因為糧食不夠吃便組織人出去打獵，打來鴨子若幹，每位主編分得一隻。蔡、孫、陳、彭四位先生把分給他們的鴨子都轉贈母親，編書組的其他幾位先生也把分給他們的三隻鴨子貢獻出來。母親晚年時常提起他們，深為感激：幸虧這八隻鴨子，我在她肚子裏還沒太缺營養。

因為是高齡產婦，母親住進位於騎河樓的北京婦產醫院，預產期已至，我卻不肯到人世間，就這樣耗進了摩羯座。在一個淩晨，終於胎動，到醫院後卻遲遲生不下來，值班醫生手足無措，母親雖然已無氣力，但清醒冷靜，對醫生說，你不行，快請張主任來吧。張主任是林巧稚先生的高足，趕來會診，確認是嬰兒腦袋太大卡著出不來，於是動用產鉗，把我拽到塵世。據說我一出生就拒絕啼哭，被拎起來狠狠打了屁屁才“哇”的一聲，讓所有人都放了心。

 

二

 

隨著年齡增長，生活安定，同學聚會日益頻繁。高中同學過了30年後見到我多半驚呼：你小子看上去正常多了！我不大確定這是一種肯定還是一種惋惜，能夠確定的是當年不怎麽正常。事實上從童年到少年，除了智力我各方麵都在平均值以下。在還沒有記事之前，我就不斷在生病。兩歲多脖子上長了一個大肉瘤，幾乎遮住半邊臉，如果開刀，即使治好也難免破相。於是我成為四大名醫之一趙炳南醫生的病人，外敷加若幹服湯藥後，大肉瘤消弭於無形。沒過多久，出麻疹受風抽搐，差點夭折，幸虧黎澍先生的夫人徐濱女士、北京中醫醫院兒科名醫齊老的女弟子邵大夫等人連夜救治，幾床棉被壓在身上，到第二天早晨汗流如水，才慢慢緩過來。

此後的三年裏，我大約每隔不到一個月就會發一次40度高燒，被長兄用自行車馱到位於北兵馬司的兒童醫院掛急診打一針。多年以後，我偶爾做夢還會夢見屁股上布滿針孔。不過還是要感謝上蒼，那時候不少小孩就是這樣高燒燒傻的，而我的後遺症大約隻是看上去反應慢半拍而已。

一直到中年，我經常夢到自己穿著病號服，躺在一間暗藍色大病房裏凝視天花板，咬著腫起的嘴唇。我從沒有野狐禪地釋夢，但我想這個夢該是來自1966年夏天割扁桃腺在協和醫院住院的經曆。文革剛剛開始，醫生護士們都忙著參加運動，並且推出新規定不許家屬陪住。手術結束後，我被推回病房。入夜，病房裏十分安靜，仿佛隻有我一個人一樣。5歲多的我想呼喊可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睜著眼張著嘴，幾乎徹夜未眠。

扁桃腺割了以後，不再定期發高燒，但仍然時不時患一些奇怪的病。有兩三年時間，腦袋上東一個西一個長膿包，化膿愈合後，頭發就沒了，於是頭上留下許多五分錢硬幣大小的禿斑。由於頭大，這些禿斑就更加引人注目。我遵醫囑，每天用薑片塗抹這些禿斑若幹次。大約堅持了一年，不僅禿斑消失，而且頭發越長越多，到青年時，變成一頭濃密的卷毛。1970年代初，又被支氣管炎、疝氣所苦，一度咳嗽聲音像老頭，走路像小兒麻痹症。大人們有時候議論我以後能幹什麽，結論是當不了工農兵，去茶葉店或者中藥房做售貨員是最好的出路。

 

少時多病與輟學倒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說一出去瘋玩就生病，結果大部分時間隻好被拘在家裏；沒有同學沒有小夥伴，除了偶爾跟在大孩子後麵當尾巴隻好自己呆著。這樣我從七八歲就開始旁觀大人的世界，記憶裏沒有童話世界，隻有許多成人的麵孔。據說我自己也很早就變得老神在在，從小我就常仰望天花板，11歲時的照片就皺眉做深思狀，還時不時發出一聲歎息。

這樣倒也使我更多時間與書為伴、習慣獨處，或許性格裏多了一點耐心，後來能夠沉默麵對生活中的種種無奈。當然寂寞是難免的，尤其我小時候屬於話癆，以至於有一段時間經常自言自語。

那時候人群擁擠，沒有自閉症的概念也沒有誰擔心，反而男孩子隻要不在外麵玩得一身泥土甚至頭破血流地回家，就算是好孩子。像我這種成天宅在家裏，據說還忒愛看書的，屬於稀有動物，由於不給家長添事，就得到了肯定，再如同念繞口令一樣背誦《長恨歌》、《琵琶行》，就更被一致誇獎，我自己也不禁飄飄然起來。

我因此更多時間和母親在一起，而父兄們不得不跟隨著時代瞎忙乎，接受批判、參加運動、去插隊、去工廠、去幹校。9歲以後，相當多的時間家裏隻有母親帶著我，而她身體不好，我漸漸學會買菜、做飯、記賬、熬中藥，習慣和母親聊天。大約十三四歲時起，她和我聊天更像朋友，雖然我一向不聽從她的教誨，但事後會告訴她自己的感受。和母親的這種親近感對我走近弗洛伊德頗有幫助，當時第一次聽說戀母情結這個詞，多少有戚戚然之感。但我在20歲離家去國之後，再也沒有回去和母親生活在一起，隨著時間漸行漸遠。

 

三

 

1966年夏天的另一段記憶是母親深更半夜在家裏燒東西。那時候家裏生爐子用的是蜂窩煤，一塊煤燒完了以後不加煤，而是往裏麵塞要燒的東西，熊熊火光燃起，一會就燒完了。母親保持了幾十年的照片、書信，從民國時帶過來的旗袍、西裝裙就這樣付之一炬。個別的漏網之魚總是難免的，有一件黑天鵝絨底鑲深紅色花的旗袍，因為壓在大衣櫃的最下麵得以幸存。有兩三張照片因為散落在別處而沒有銷毀，總算讓我能夠看到她年輕時的樣子。

母親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曾經扮演話劇《日出》裏的陳白露，和當時名字是孫以亮的孫道臨在話劇團同事，但並不很熟識。母親演主角，大概是因為容顏姣好，據母親自己說，並不是很喜歡也不是很會演戲。在我眼中，她畢生腰板筆直，頭發和衣服收拾得整整齊齊，精氣神十足，無論在哪裏都是引人注目的人。

然而從我記事起，母親春秋冬三季永遠穿著同一件洗得發白的外套。文革中有五年半，父親的工資被扣了一半多。家裏4個男孩子一個比一個能吃，即使四處舉債也還是吃不飽的樣子，所以她自己十分儉省，為了孩子連飯都不吃飽。母親本是大家小姐，從青年到中年忙於讀書、職場和革命，並不擅長家務，卻不得不在饑饉的年代為少米之炊。直到晚年，她最喜歡的是讀書，篤信並不時嘟噥“開卷有益”這句老話。

我一直沒有在學校接受革命教育，從小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認識很模糊。在少年怔懂時，就隱約覺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一個多餘的人。這使我在1980年第一次接觸薩特時有醍醐灌頂的感覺：一個人是隨意地被投擲到這個世界的，存在本身沒有意義。要到多年以後回首往事時才會發現，薩特當年在中國風靡一時是有原因的，我也不過是眾多被傾倒的青年人中之一而已。

狂信之後的懷疑、高壓之後的釋放也很不可靠，荷爾蒙消失後，我們在漸漸老去的同時，更多成為既得利益者與現有秩序的衛道士。一半出於困惑，一半出於目睹上一代人的艱難，我在大約20歲時就決心斷子絕孫，並且很認真地和父母討論過。他們都尊重我的選擇，在對傳宗接代的無所謂方麵，他們都很難得也是我一直感念的。

泰半由於革命時代的影響，他們終生固執於自己的觀點，不惜為此爭執，平添許多煩惱，往往還付出現實的代價。多少有些新文化運動時代的餘緒，他們對所謂傳統批判大於接受，對下一代的離經叛道未必理解但能夠寬容。我曾經對他們或多或少地懷疑批判，然而在他們遠去後，我日益感受到血緣的傳承，認識到除了現實利害、功利考量什麽都不在乎的狀態，同樣令人絕望。

 

少年時影響我最大的是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浪漫主義小說與詩歌，然而對其中時不時洋溢著的生之喜悅我素少共鳴。青年時我以為延續子孫的衝動更多出於浸透到下意識裏的觀念，製造一個生命來塵世走一遭的必要性十分可疑。不知不覺中到了40多歲，日常生活安定且周而複始。我一直喜歡狗，照看過朋友的也養過別人送我的，於是有一天拒絕為人父的我當上了狗爹。幾個月後，犬子出了個醫療事故，從急救室歸來，他高燒不止，簌簌發抖，我守在他身邊徹夜未眠。

母親最後幾年，故舊凋零，她對周圍的人世也漸漸失去了興趣。她越來越願意我和她打很長的電話，每次回國時她希望我在他身邊多陪她。我們越來越少談到過往的歲月、具體的人和事，她更喜歡聽狗兒子的故事，經常要我寄去照片。時光緩緩地走，母親越來越瘦，但直到最後一個星期還神智清明地寫日記。她幾十年的日記多是簡要記事，人名多半用字母代替。我想那是出於謹慎，不過後人要想解讀，需要一些福爾摩斯式的努力。

她活了90歲，無疾而終的前一天，住在鄰鎮的親戚生了個大胖閨女成為母親。在那個夏日黃昏，生命的遞嬗令我望著天際的白雲，久久枯坐。第二年的秋天，我和家人乘一艘快艇，在北戴河外的海上將母親的骨灰撒入大海。

 

母親節聚餐後之夜，淩晨無寐，我忽然想起，這一天是狗兒子來到家十周年的日子。下樓撫摸犬子，他瞪著大眼睛：老爸，你怎麽了？窗外細雨微聲，透過窗簾縫隙，一道輕輕的灰白色路燈光浸入屋裏。

 

（作者係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本文原載2015年5月15日《經濟觀察報》）

[龍灣故事會]

文筆真好!

[亮亮媽媽]

你母親美麗大方。老人家雖曆坎坷，但高壽頭腦清晰是有福之人。謝謝分享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