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這是中學回憶的第三篇，原載2015年8月的《經濟觀察報》）
一
決定改學文科讓我如釋重負，馬上把數理化教科書習題集送了人。讀小說、詩歌、文學史再也不必有負疚感，而是理直氣壯：反正以後上大學要學文學。從文革結束到1980年代末，是文學夢想高揚的年代，雖然經得起時光磨洗的作品未必有多少。老一代翻譯家依然健在或者正當盛年，在沉寂了多年後重新閃光。
我個人的閱讀經驗從少年以後主要是外國小說，上高中時我就開始逛書店買新出版的翻譯小說，《外國文藝》、《世界文學》、《譯林》每期必讀。因此我起了去讀外國文學的念頭，把學數理化的勁頭轉向英語。冬天裏不到6點到學校，點起教室裏的煤球爐取暖，麵對著紅色的火光，口中念念有詞。區裏為組建英語強化班統考，我英語不怎麽樣，但是應試能力還不錯，最後一道翻譯題裏麵的關鍵詞“考古學的”（archeological）除了考第一名的女生其實誰都不認得，我幸運地猜上下文蒙對了，以第三名的成績考進了宣武區英語班。
區裏聘請了一位北京外語學院的女老師，大約是上海一帶人，語調綿軟、態度溫和、穿著洋氣，擅長口語啟蒙。我們這一代人初中時才開始學“毛主席萬歲”、《半夜雞叫》一類英語，高中時水準還很低，大多數人雖然會用英語的“反動派”（reactionary）造句，但是一開口還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這位我如今怎麽也想不起姓什麽的老師，卻以她的示範引導和鼓勵，讓我們忽然明白說英文並不是那麽困難的事情。
國門開放之初，老外開始來到中國，但還是很少見，走在街上會像大熊貓一樣被人側目以視。與閉關鎖國時代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人們不再恐懼躲避，尤其是年青人開始主動和外國人接觸。我近距離認識的是一對美籍華人伉儷，先生是雲南王龍雲的七公子，年青時曾經是父親的學生，夫人當時任教於哈佛燕京學社，來北京做研究由父親接待。他們在北京飯店長住，那是當時北京城裏最好的酒店，據說現在裏麵裝修得也還是很不錯，但是外表十分不起眼了。
和他們同行的是一位美國漢學家，有一個中文名字姓白，我有時去找他練英語，稱呼他白先生，結果我從來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他對這個英文說得結結巴巴、詞不達意但是用中文讀過《珍妮姑娘》、《永別了武器》的中國高中生大概也覺得有趣吧，會很耐心糾正我的發音和語法。可惜我的語言才能相當有限，所以長進不大，隻是第一次對教養良好的美國知識分子有了感性認識。
龍先生本非漢人，雖然個子不高，但深目高鼻，相貌俊秀。他生長在民國時鼎食之家，卻因龍雲起義而就讀人民大學，接著又因為乃父被打成右派遠走美國。這些經曆在他身上留下一種獨特的氣質，神態做派與那時北京大街上的人們截然不同，在我的記憶裏，他溫文爾雅、沉默寡言，麵帶笑容傾聽，但極少表態。夫人全老師恰恰相反，熱情健談、交遊廣泛，來北京不久就結交了許多朋友。
在他們北京飯店的房間裏，我見到形形色色的進出，不乏名流與高幹子弟。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他們的兩位女公子，當時一個十一二歲，一個七八歲，大約繼承父親，長得像洋娃娃，眼睛清澈如水。後來我在美國久了，看朋友的孩子慢慢成長才明白，那樣的眼神是因為從小生活容易，心地單純。全老師的交遊後來似乎給自己惹了些麻煩，有許多年他們沒有去中國。
十年以後我來到了芝加哥這個與德萊賽、海明威有著不解之緣的城市，大約在1992年，我去波士頓看望他們。龍先生在哈佛大學對麵開一家名為“燕京飯店”的中餐館已經很多年，當地華人與留學生無人不曉。我的朋友告訴我，龍先生對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尤其照顧。當天晚上龍先生專門設一席招待我，那是我來美國後第一次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鴨。在席間我告訴全老師，當年她送給我的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和肖邦的華爾茲，是我最早的外國音樂原聲帶。高二那一年我經常在唱《月亮河》（Moon River）：
Old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 I'm goin'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最終我沒有追隨任何人，而是自己獨自流浪去遠方。
二
大學校長和老師的聲望存在於學生心中。文革後聲望最高的北大校長，非丁石孫莫屬。丁校長1998年到芝加哥訪問時，我告訴他，“您是我的祖師爺，因為您的學生是我的中學老師”，他聽了哈哈大笑。我在文科班時的班主任喬老師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係，是丁校長的高足，本來要繼續讀研究生研究黎曼猜想，卻因為文革加上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湖北當中學老師，到1970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才調到南新華街中學（師大附中文革裏改的名字）。喬老師不僅擅長輔導數學競賽，而且多才多藝，會寫詩、好唱昆曲。附中文科班1979年高考全軍覆沒，秋季開學後組建文科班，重點班學生210人裏隻有7個人報名。在這艱難情況下，喬老師主動請纓要求當文科班班主任，好不容易組建成一個20多人的班。我被任命為班長，成為附中高二畢業班裏唯一一個非團員班長。其實我和喬老師在此之前已經熟悉，高一時就去過他的家，吃過他親手下的炸醬麵。喬老師當時30多歲，整潔樸素、風度翩翩。
擔任我的班主任後不久，帶著我和幾個同學遊北海，在漸漸暗去的天色裏華燈初上，喬老師詩興大發，建議聯句唱和，我們幾個學生和喬老師一起聯了五闋七絕。不數日，我謄寫了一稿給喬老師，沒有想到喬老師此後幾度遷居，竟一直保存著這份詩稿，上個月來芝加哥小住時專門帶來給我。36年過去信紙已經發脆，字跡連自己都覺得陌生。在2015年的夏日黃昏裏，後院玫瑰盛開，70多歲的老師和年過半百的學生重溫兩人1979年10月6日的唱和，時間證明了詩句的預言性：“誰言世間知己少，我意他年會相逢。”
喬老師是向往自由的性情中人，做班主任也是徹底的無為而治。他會告訴學生，隻要你好好學習，不搗亂影響別人，我就不管你。他來文科班上第一堂數學課就告訴我，這些你都會，你不必聽課，不想在教室裏呆著去別的地方也可以。我是多麽幸運，在本應該累得半死的高考複習之年，先是免了外語和數學，半個學期以後，我自己寫了一套曆史複習筆記，請老師指點，教曆史的楊老師審批過後說，曆史課你以後也不必每堂聽。
這樣6門課裏有3門我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上，不過我不去上課也沒有什麽地方去，隻好在學校的一間堆滿舊桌椅的儲藏室裏看書。教音樂的劉老師好像年青時是讀的教會學校，胖胖和藹，因為音樂課與高考無關，在學校裏似乎比較邊緣化。她有一間小小教室，和儲藏室在一個院裏，從最裏麵一道月牙門進去，在不起眼的最深處。教室裏有一架立式風琴，有時傳出輕快富於節奏的琴聲。大概是從演英語短劇起，劉老師輔導過我唱歌並且伴奏，她看到我在儲藏室，就把音樂教室的鑰匙給我，讓我去那裏讀書。
我有時在教室裏做功課，有時在風琴上定個音，然後“多米索米多”地練一會聲。也許更多的時候是在讀所謂的閑書：在《外國文藝》上第一次讀到福克納的作品《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永恒的愛情隻能與死亡同在；傅惟慈先生翻譯的小說也是在那間西曬的小屋裏讀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還是風靡一時的《月亮和六便士》我記不清了，譯筆之流暢，一時無兩。
區裏後來又辦了一個語文強化班，區語文教研組組長何老師好像是135中的，壯實爽朗，經常對我的作文獎勵有加。不過有一次寫讀後感時，我剛剛讀完《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選》被《一封陌生女人的來信》（也可能是《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感動得稀裏嘩啦，幾乎就要下筆時，忽然意識到這樣做純屬找抽，趕緊改寫成《象棋的故事》讀後感。即使如此，何老師的神色裏也流露出巨大的保留，好像他提到的外國文學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三
1983年以前，高中隻有兩年，高二一年完全是為準備高考的應試教育。雖然逃了一半課，但是摸底考試、模擬考試，本校考、區裏考、全市聯考，大大小小的考試是逃不掉的。1980年師大附中的課程是包括自習一天7節課，每星期6天42節課。考試最多的一星期，我考了34節課。這麽個考法，絕對讓人先麻木無感，後百煉成鋼，也讓考試這件事情成為一個夢靨深入到潛意識，時不時會有被害妄想發生。有將近20年我會重複一個夢，夢見自己考試失敗沒有上大學，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一直是讓人羨慕的學霸一路貨色。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後半，我才不再有這個夢，然後那一年我真真實實地考砸了一次。
人生的年份，絕大多數是周而複始的平淡日夜，隻是記憶的漏鬥篩落了絕大多數考試，留下些許當時似乎並未重要，隨歲月流逝日漸難忘的畫麵。1979年，以副院長宦鄉為團長的中國社科院代表團一行10人訪問美國，這是1949年以後紅色中國的第一個人文社科學者代表團訪美。其中錢鍾書先生是在美國漢學界謠傳他在文革中已經被迫害致死之後突然複出，引起轟動。
先父也是團員之一，在美國的一個月裏與錢鍾書先生朝夕相處，相談甚歡，受教良多，回國後繼續時不時去錢先生家拜訪。我也跟著去了幾次，錢先生那時剛剛搬到南沙溝不久，南沙溝的幾棟樓是文革後新建的，專門分給民主人士和著名知識分子，在當時屬於北京少有的高尚住宅區。
錢先生目光明亮，透露出含笑的智慧。他在聊天裏都有著出處，以我當時的理解力很多是聽不懂的。不過有一次我聽懂了，他用古人說士大夫的功名心和打天下人的不讀書。在座的聽眾是費孝通先生和父親，他們自然是聽懂了，然後笑了。費孝通先生當時剛剛平反不久，重新燃起了雄心與熱衷；父親在黨內算是知識分子，但是在錢先生麵前多少像個小學生。從南沙溝出來回家的路上，我對父親說：今天錢先生把你和費老都擠兌了。父親笑了笑告訴我，錢先生說的是對的，我看著他在太陽下閃光的頭頂，心想老爸偶爾還是蠻可愛的。
錢先生贈送了剛剛出版的《管錐編》，那自然是沒有幾個人能夠讀懂的。當時我已讀過《圍城》，還是1947年的初版，喜歡的不得了，其實並不能體會書裏的世情練達與滄桑，印象深的大多是關於唐曉芙的“勿忘我與勿碰我”（don't forget me and don't touch me）之結合或者曹元朗描寫月亮的“圓滿肥白的孕婦肚子顫巍巍貼在天上”一類。
四
《圍城》裏太多的外文字，又見到了雖然年近七旬卻光芒四射的本尊，更加堅定我學外國文學的決心。聽說東城區英語班水平更高，便在一個月黑風高夜晚，悄悄溜進位於交道口的北京第22中學第二進院子裏的禮堂聽課。我從最後一排望過去，忽然看見第一排坐著一個熟悉的背影，那是初中時每天走五裏路，經常遇見但是沒有說過話，同年級不同班的女生F。35年後，我和她的高中好友也是我的大學校友Y在雨後的星巴克咖啡露天座追憶，像歌裏唱的那樣：“這短暫的一生／留下幾個瞬間／就在這個夜晚／悄悄來到我身邊。”
那天晚上22中禮堂有百十來號人，估計有不少是像我這樣溜進來聽課的吧。電力不足年代，一排排日光燈往往有略微發灰的慘白。我在這樣的光線下，走上前第一次和F說話，當目光相遇時，我突然不知所措，第一句話就用錯了字：本來想用英文說我認識誰誰，卻說成了我和誰誰很熟。她微微揚頭挑眉，詫異地看了我一眼。後來她告訴我，她一開始覺得我是個騙子，因為那個女孩是她最好的朋友，但從來沒有提起過我這麽一號人，不過她看我說話的樣子和紅紅的臉不像是在撒謊。當然她後來也知道，我雖有敏感的地方，但總的來說是皮厚不會不好意思的，至於臉紅完全是凍的或者熱的。
夜幕慢慢降臨，芝加哥的7月晚上是溫暖的。我和Y一起閑談往事：我第一次見到她好像是在位於白家莊路東的F家，Y是中長跑運動員，F更是身高一米七的鉛球手，而我當時是兩根竹竿挑著一顆冬瓜，走在高挑結實的女孩旁邊，自己心裏有點發虛。冬天多雲，灰色下午的建國門外大街，積雪成冰，F的軍用皮靴踩在路上哢哢作響。我和她並肩而行，迎著寒冷的風，大聲聊著詩與明天。那時我們多麽年青，看不到詩與明天其實都不堪一擊，想不到高考和之後的命運，在不同的時空把我們推向不同的地方。像同一首歌裏唱的那樣：“在浩瀚的人海／你將奔向何處／沒有兩朵浪花相遇後不分開”。
半夜我回到地下室放起音樂，找出一張抬頭是“中國民用航空總局政治部”的信箋。走過不同的國度與城市，搬過,20次家，許多書信文稿曾經付之一炬，我竟然還保留著她19歲時的詩與字跡：“天際吻著我的麵龐／甜夢，唇香／透過露水或是淚珠／天野茫茫／天野茫茫／生命的小路／飄在遠方”。
當寒冷變成炎熱，就迎來了1980年的高考。那一年北京忽然改為先報誌願後高考，我填的第一張報名表是報外語類院校，第一誌願是北京大學西語係英語專業。這樣報數學不計分，晚上回到家想想有點發毛。第二天早上到學校重新填了一張表，把第一誌願改為曆史係世界史專業。此後的人生軌跡，就這樣一念之間輕易地改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