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一
歲月不居、人事漸緲，記憶在不知不覺裏褪色。在《明暗交錯的時光》提及陳紱先生，說他是陳寶琛曾孫，後來家兄告我，陳紱先生是陳寶琛幼孫，已故世多年了。書寫往事，雖難免個人色彩，但基本的準確度比文字水準更為重要。以前，或以記性好自詡，最近發現這種能力的衰減，是和年齡增長成平方比的。
文革時，小學中學成立紅小兵、紅衛兵鬧革命不讀書，直到1977年恢複高考風氣才為之一變。而我自1968年冬小學一年級時輟學，度過八年多自由自在的日子。1977年初，周圍大人們開始傳播有關恢複高考的小道消息，突然起了些高玉寶式“我要上學”的心情。在十六歲上，我囫圇吞棗地讀過從《神曲》到《苔絲》一溜兒經典，但數學隻會一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學根本沒學過。雖然按年齡該上高一，我一開始連上初三都是跌跌撞撞。好在當時還是就近入學，大多數學生還不讀書，隻要不搗亂就不算差學生。很快我就趕上功課，於是故態複萌，帶著小說到學校看。一次帶屠格涅夫的《初戀》、《阿霞》，班上幾個所謂“壞學生”，看見書名和插圖，斷定我是在偷看黃色小說，立刻和我哥們起來，課間很神秘地給我看他們的黃色照片，我一看，原來是費雯麗等明星的大頭像，便一一道出名字，幾個家夥大樂。若幹年後，在東單偶遇其中一人，猶自相談甚歡。
我最初進的是北京市東城區124中，曾經是北鄰24中的一部分，後來分出取名外交部街中學，現在好像又並回24中了。輟學八年後，我沒了學籍，連戶口本上的成分都是“無業”，幸虧家兄在124中任教的同學幫忙，才得以插班。124中雖然是一所普通中學，師資不很強，當時按片分來的學生卻有很多來自外交部、協和醫院、人藝、北京軍區等單位或大院，成分駁雜。此時校園秩序較文革中有所恢複，但時不時仍有打群架一類事情。為首的幾個，似乎家境不錯，不是穿黃軍呢就是著綠軍衣，腳上嶄新的白邊懶。印象深的是一位姓車的同學，矮個黑瘦、小眼有神，外表就是特別能打架、上來就動家夥的狠小子。我少年時麵白唇紅，走路一搖三晃，入春仍穿一厚棉襖，笨手笨腳，一望而知是個不中用的。由於色素沉澱和日曬變成黑紅、因為吃得多也好歹幹點活變得厚實，都是人到中年以後的事。雖然不大靈光，但我素來喜歡到處逛蕩和人搭訕。不久這位小車同學想必是聽說有這麽一個新插班的，某日在操場把我截住，他比我矮幾乎一頭，一聲不吭、自下而上地盯著我。我心裏發毛，但知道這時候既不能惹他也不能太鬆，隻好做微笑狀眯著眼看他。僵持了一會，圍上了幾個看熱鬧的，小車一轉臉吼一聲“你們丫看什麽看？”人群散，他也走開了。
我就這樣回歸了社會，每天背個書包走五裏路去上學，不久躋身於學習好的學生之列。不過，我幾次課上舉手指出老師的錯別字，對社會規範還相當陌生。這年秋天高考恢複，各中學開始籌辦重點班。位於和平門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空有名氣，可就近分來的學生大多成績不佳，情急之下，私自在全市通過熟人介紹招生。原在師大附中任教的楊天石老師，這時候剛剛調入社科院，熱情介紹我去考試。師大附中師資極好，尤以數理見長，出的考題讓我幾乎暈倒。幸好我作文英語均佳，遂被錄取。北師大有三所附屬中學：師大附中、實驗中學和師大二附中。師大附中前身是師大男附中，創辦於1901年，有諸多知名校友，時下最著名的，大約是半世紀前“大躍進”時積極對畝產萬斤做科學論證的錢學森。實驗中學原為師大女附中，曆史也很悠久，宋彬彬是極具爭議的著名校友之一。二附中的成立晚近得多，但因位於師大旁邊，反而近水樓台，師資生源穩定。
二
春季學期開學第一天，我遲到許久，班主任已在講話。我走進教室，徑直到講台前，摘下帽子，鞠躬二十度，以朗誦般聲音：“老師，您好！我是李大興，向您報到。對不起，來晚了。”全班安靜兩秒，然後爆發哄堂大笑。老師有些錯愕，等笑聲停頓，說你就先找空坐下吧。我見第一排還空著一個座位，就遵命坐下。一會兒課散，便和鄰座聊起來，鄰座少年老成，和我截然相反，卻自那天起結下三十多年同學友誼。其間時有聚散，雖然同在美國，卻是動如參商。好在所謂友情者，是一種能夠穿越時空的感覺。疏懶如我，往往是不在一個城市就想不起去聯係，然而一見麵彼此就覺得仿佛回到了從前。雖然從前是回不去的，隻見下一代迅速長大，自己須發漸白。
新成立的初三8班，人丁興旺，以致最後一排要加幾個課桌聯在一起。我因腦袋碩大、身材竹竿，幾乎每次排位子都被分到最後一排。這一次被夾在中間，左麵是臉蛋撲紅、嚴肅認真的女班長，右麵是剛從撫順轉來，兩圈眼鏡片一口東北音的P君。一時間我再也無法藏本小說在課桌下，眼觀鼻鼻觀心做聽講狀看，隻好老實上課。班長和P君都是標準好學生，善良老實、熱愛學習。我平時忍不住抄作業，雖然注重互通有無，主動請鄰座抄我的，可兩位鄰座不但自覺，而且臉紅，倒象他們做了錯事。我也過意不去，改從隔一個座位的Y君那兒抄。Y君一直和我投緣，功課拔尖且認真，後來在高一和我同桌，成為我交作業的主要供應來源。
我自以為老師們都不知道，作業抄得很開心、交得很坦然，不料到世紀末時物理老師還清晰記得這事。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少年時耍的小機靈，哪裏逃得出老師法眼？而師大附中幾位老師的高明之處，不僅在於教學，更在於對學生的愛護寬容。我的班主任張老師，六十年代中期畢業於北師大數學係，溫和嚴謹、細致認真，喜怒不形於色。她在八十年代後期曾經告訴我，她當年一見我，就覺得我和別的學生不一樣，也就沒有象對別的學生那樣要求我。的確，我比同學們年長一兩歲且經曆獨特，相對來說成熟得多，張老師顯然是察覺到這一點，對我說話更象和一個成年人談話，總是商量的口氣。
我本不是“刺兒頭”，更禁不起順毛捋，加之幾位老師課確實講得好，很快就從不得已的老實聽課變成著迷地上課、玩命地做題。不僅如此，不久我被從語文課代表提升為學習委員，每天負責收作業，自然就不抄別人的了。
1978年春天，七七級大學生剛剛入學，全國為準備下一次高考抽瘋般忙碌。那是學校終於可以業務掛帥的年份，師大附中文革裏被紅衛兵打得半死的老校長官複原職，他是“三八式”幹部，政治上此時占了上風，培養一撥能夠為學校爭光的學生成為當務之急。於是初三7、8、9三個新組的重點班得以配備業務最強的老師，雖然他們都不是黨員。教物理的顧老師當年是北師大物理係的尖子；教數學的喬老師更是文革前北大數學係高才生，才氣風流，外表是孫道臨扮演的肖澗秋一路人物，一望可知是教師裏另類。他們此時三十多四十出頭，終於能夠一展長才，也都十分投入。
師大附中雖是名校，卻除了一棟兩層磚樓，全是平房，院落大約也還是民國時期的結構。進校門，一條主路通往操場，操場後麵是四個並列的裏院，每個院有道圓拱門，走進去院落深敞、別有洞天。初三8班位於右起第二個，也是最大的院落，一進拱門兩邊都是教室，容納了十幾個班。三個重點班占據了三間坐北朝南的寬大教室，粉刷一新；對麵的一堆普通班相形見絀，多少象後娘養的。
我當時以身體不好的名義，逃避上操，獨自坐在教室眺望對麵。普通班有一撥被認為“小流氓”的壞孩子，頭頭是個女孩，個子是否很高難說，穿了雙七十年代還很稀罕的半高跟，顯得挺拔颯爽。女孩有股北京胡同妞的潑勁，眉毛上挑，眼神裏更有些野氣與淩厲，後麵跟了一溜小男生心甘情願做她的“催輩兒”。已經是後文革，師道尊嚴恢複，學生的野性卻遠未馴服，兩者之間關係微妙。女孩避免和老師、“好學生”直接衝突，隻在課間操帶著隊伍在裏院逛蕩。有一次闖進初三八班教室，隻有我一人，女孩和她的小分隊圍了我一圈，死盯著我。我以不變應萬變，端坐入定，女孩最後摸了我臉一把，留下一句“喲，還挺嫩”，飄然而去。
三
在那個春天，我和兩三同學，常受老師小灶輔導，直到月近中宵。有好幾次是趕9路公共汽車末班車回家，又累又餓。春夜溫暖，拱門邊幾叢丁香陣陣；月色如水，灑在新鋪過柏油的操場上。雖然後來選擇學文科，但我一直感念滿麵疲憊地推著自行車走出學校的老師。三個月下來，我對高中數學、物理豁然開朗，一下由漿糊狀態跳躍成參加競賽的選手。此前，我對自己能否學好理科毫無信心；此後，我盡管把所學悉數還給老師，卻多了一份人生中很重要的自信。
在《哥德巴赫猜想》的光環下，數學、物理競賽風行一時。不過，我幾次參加數理競賽的成績讓人啼笑皆非：區數學競賽取前三名，我高掛第4；市物理競賽初賽取前五十名，我列榜第51。好在我皮厚心寬，勝易驕但敗不餒，從未因一兩場考得差垂頭喪氣，倒屢次由於心不在焉錯得離譜把老師給氣壞了。非始料所及的是，參賽既給我自信，也使我見識了山外有山，後來反而促使我在重理輕文的時令裏，決心棄理從文。少年的好勝虛榮是一時努力於數理的動力，到必須有所取舍時，回歸文史是自然的選擇。
雖然《哥德巴赫猜想》轟動全國，但給我的感覺用北京話講是“起膩”——那時候還沒“煽情”一詞。不過，陳景潤的流行，在當時學校裏還是有助於寬鬆環境：隻要學習好，其他怪異多少就被容忍。鄰班一男生，十六歲依舊發育未全，小個細脖大頭，聰明用功，沉浸在數理世界，從不玩耍，常在手心、衣袖上做題，口中念念有詞。我看著他，不無罪惡感地想到，在手心、衣袖上偷寫答案作弊是高招啊。
我自己也是怪物一類，三十年後，據說同學還記得我擠公共汽車時不忘背誦英語。隻不過我不僅是有些所謂“怪”，而是多重性，或曰“複雜”。我隻在學校用功，回家繼續看“閑書”，時不時寫古詩；隻在學校老實，出校門就戴上墨鏡，書包裏還藏著煙。
時有李副校長，似乎也是三年內戰時的婦女幹部，矮敦而略具雙槍老太婆的風度。雖然風標急劇轉向業務掛帥，政工幹部不大受待見，李副校長紋風不動地重視本職工作，每天早晨站在校門口檢查風紀，不老實的學生見她多似老鼠見貓。我自幼養成見人先打招呼的習慣，每到校門，必向看門的李大爺和李副校長兩位本家長者請安。這本是平常不過的禮節，在當時卻不多見。所以李副校長盡管幾次看到我在門外匆匆摘掉墨鏡，有時滿臉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的裝束，終於沒有發作。——天氣暖和時，我穿一條淡藍色府綢長褲，北京人所謂“哆米索的褲子”，雖不醒目但頗為罕見。我又是匱乏年代裏極少在矯正牙齒的少年，一笑露出一排鐵箍和銅絲，也常讓人一怔。
在傳聞、醞釀、博弈半年多後，1978年夏天北京中學廢除文革時期按片招生的大鍋飯、恢複市重點、區縣重點、普通中學三級製。7月中旬，舉行了文革後第一次全市高中統一考試。不過，那一年與後來不同，雖然是全市統考，市重點卻不是全市招生，而限於所在區縣。這一決定公布，入選重點中學的學校歡欣鼓舞，成為普通中學的學校怨言紛紛。師大附中被定為宣武區唯一的市重點，囊括全區最好的學生；而124中雖然原來生源頗佳，但淪為普通中學後，兩個重點班的學生幾乎都考入市重點、區重點，從此一蹶不振。這一決定基本是回到文革前的體製，也確立了此後三十年的體製。在當時，被認為是“撥亂反正”的重要一環，在今日，則被認為有相當多弊病。在當時，恢複等級製和競爭的改製得到大多數家長支持，平素學習好的學生大概也都願意。然而，當塵埃落定，看到包括女班長等近半同學未能留下，或感傷或灰溜溜地離去時，我感覺很不好而無奈。後來區裏一次活動遇見，她卻已顯得很生分了。
全國競賽得獎者，多被保送北大等校。比附之下，區裏規定數學競賽頭三名可以保送市重點高中。我本想由此捷徑免試溜過去，不過，想得太美的事大都不會成真。待我知道自己是第4名，必須乖乖考試時，離統考隻剩不到十天。別的課好說，政治課一向是我的弱項，總讓我背得眼冒金星。但那次我手氣忒好，一打開政治考卷，就發現幾道大題都讓我曚上了。其中一道，是在臨考前半個小時背的，如剛出爐的麵包。於是，我僥幸以高分考上重點高中，繼續留在師大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