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答應條件放後又立即反目

蔣介石答應條件放後又立即反目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在《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政治形勢及我們應采取的方針。經過反複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

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聯合南京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揭露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利用擁蔣的口號，發動內戰的陰謀。給張、楊以積極實際的援助，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後提出的抗日主張。作軍事防禦準備。防止親日派的“討伐”進攻。

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麵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

為製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邊關附近的三原、涇陽等縣，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上海的潘漢年，告知我黨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中央還致北方局劉少奇電，指示白區的黨員應充分發動群眾，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

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周恩來到達後隨即分別和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

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曆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

周恩來的一番話，更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周恩來在與楊虎城會談時，楊擔心輕易放蔣，一旦蔣翻臉，他的處境就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了。周思來對楊的顧慮表示理解，並做了許多解釋。楊聽後感慨地說：共產黨置黨派曆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員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尊重中共方麵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

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讚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後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麵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什麽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麵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曆史轉變。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作為西安事變發動者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是功不可沒的。

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毛澤東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並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但要不采取簽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隨後，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麵，國共兩黨關係開始改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本應早日實現，但蔣介石不僅不履行承諾，而且在抗日問題上態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繼續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同時推動與國民黨的一係列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實現。

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陝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根據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即

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四項保證，即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為結束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則的讓步。這種原則的重要表現就是，

一是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區和紅軍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

三是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

共產黨的主張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讚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抗日派對親日派的鬥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敦促蔣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

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製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其真實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製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黨中央對蔣介石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同時，從大局出發，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

在推進國共談判、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政策的同時，黨中央采取一係列重大步驟，帶領全黨把工作重點由工農民主統一戰線轉向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後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進一步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

二是闡述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係。

毛澤東指出：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形勢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曆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同時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三是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

根據曆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

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毛澤東指出，在新形勢下，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為此需要重新學習，既要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作鬥爭，又要向尾巴主義作鬥爭。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劉少奇、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講話。會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係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統一了新形勢下黨的政策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準備。

[yongbing1993]

哪國月亮更園些？哪國有臭蟲？







《反共的華人》開口閉口總是控訴中國的或是中國人的，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讚美洋人來或美化西洋國家來，什麽多是好。

看今天中國的資本主義和美西方的資本主義相比較，哪國的“月亮“更園些？哪國的人有“臭蟲“？

加拿大的“臭蟲“：《2023年加拿大床虱（Bed Bugs）最嚴重城市排行榜》據報道，安省多個城市躋身加拿大床虱最嚴重的前10名。2022年排名第一的是多倫多，其次是溫哥華--與2021年相比，排名從第三位躍升。

美國的“臭蟲“：《美國床虱（Bed Bugs）最嚴重城市排行榜2023》Bed Bugs中文叫臭蟲、床虱或木虱，是美國最常見的蟲害問題之一，據說1/5的美國人都曾經有過被臭蟲咬又或者聽說過身邊人被臭蟲咬的經曆。

《2023年全美臭蟲問題最嚴重的50個城市》Orkin是美國的專業害蟲防治服務商，根據該公司公布，在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之間在各個城市地區進行清理臭蟲服務的統計（包括住宅和企業服務），風城芝加哥連續三年成為臭蟲最嚴重城市榜首，緊隨其後是紐約和費城。


《外國也有》

作者：魯迅

符靈

1933年10月19日 撲空

本作品收錄於《準風月談》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注 1]；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注 2]；狄昆希[注 3]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注 4]賭得發昏。斯惠夫德[注 5]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注 6]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注 7]……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假使世界上隻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

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外國也有》〔1〕

符靈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2〕；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3〕；狄昆希〔4〕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5〕賭得發昏。斯惠夫德〔6〕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7〕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8〕

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9〕，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底·與·馬·基·頓·乎〔10〕？——

·外·國·也·有·的！十月十九日。


〔1〕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

〔2〕　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1869—1948）　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號，發起“不合作運動”，領導印度人民反抗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政府。

〔3〕　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　據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報》載：德國國社黨衝鋒隊隊員毆傷美國醫生慕爾比希，希特勒出於外交需要，即派員赴美使館道歉，並下令禁止衝鋒隊毆打外僑。

〔4〕　狄·昆希（Ｔ．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1785—1859）　英國散文家。曾服食鴉片；著有《一個吃鴉片的英國人的懺悔》，於一八二二年出版

〔5〕　陀思妥夫斯基（_．Ｍ．`GQRGXYQJS，1821—1881）　通譯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等。在他夫人的回憶錄中曾談到他賭博的事，並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信中的話說：

“那個使我痛苦了十年的下流的幻想……消失了。我以前老是夢想贏錢，夢想得很厲害，很熱烈，……賭博將我全身縛住了。……但是現在我要想到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夜夜夢想著賭博的結果了。”

〔6〕　斯惠夫德（Ｊ．Ｓｗｉｆｔ，1667—1745）　通譯斯威夫特，英國作家。著有《格列佛遊記》等。魯迅這裏所說，似係另一英國作家、《魯濱孫飄流記》的著者笛福（Ｄ．Ｄｅｆｏｅ，約1660—1731）之誤。一七○三年笛福曾為了一本諷刺教會的小冊子《懲治不從國教者的捷徑》，被英國政府逮捕，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被罰在鬧市帶枷示眾三天。

〔7〕　林白（Ｃ．Ａ．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1902—1974）　美國飛行家，一九二七年五月首次駕機橫渡大西洋，完成由紐約到巴黎的不著陸飛行，獲空軍預備隊上校銜。一九三二年三月，他的兒子在紐約被綁匪綁去。

〔8〕　折衝樽俎　語出《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原指諸侯在會盟的宴席上製勝對方，後泛指外交談判。

〔9〕　哥侖布（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約1451—1506）　意大利探險家，美洲大陸的發現者。愛迪生，參看本卷第15頁注〔4〕。

〔10〕　迦勒底（Ｃｈａｌｄａｅａ）　古代西亞經濟繁盛的奴隸製國家，又稱新巴比倫王國。公元前六二六年建立，前五三八年為波斯人所滅。馬基頓（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通譯馬其頓，古代巴爾幹半島中部的奴隸製軍事強國，約形成於公元前六世紀，前二世紀被羅馬帝國吞並。

[yongbing1993]

是誰反抗蔣介石和日軍圍剿屠殺








在中華民國南方的井崗山地區，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新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五次反抗蔣介石國民黨的圍剿屠殺。史稱《五次反圍剿》鬥爭。前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指揮的。第四次是朱德周恩來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王明指揮的，後失敗了。

在中華民國北方的東北地區，是中國抗日聯軍在反抗日軍的入侵。這不在本博文中詳述。

詳述毛澤東是如何指揮前三次反圍剿的？

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後，毛澤東在上海國民黨部任職時的工資都沒來得及領，就奉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中央受命去農村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毛澤東隻身先是回家與妻兒告別，後又隻身去接管南昌起義失敗後的一支殘兵敗將隊伍。稍作整頓後宣告：願者留下，不想當兵即可回家。不殺逃兵，如要離開留下槍支，發給路費。決定今後不攻城市，隻許上山下鄉留在山溝。最後決是投奔井崗山。

毛澤東初上井岡山，不過千餘人，朱、毛會師後才擴大到萬餘人。這時已經經曆了湘贛敵人的多次“圍剿”。在最初三年裏，他們度過了紅軍曆史上最困難的時期。當紅軍發展到三萬人時，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也隨之到來了。

第一次大“圍剿”的敵軍是十萬人，第二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二十萬人，第三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三十萬人，第四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五十萬人。

除了第五次“圍剿”因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而失敗以外，前四次反“圍剿”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敵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陣洶洶而來，恨不得一口吞滅紅軍、吞滅蘇區，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打得損兵折將、狼狽奔逃，以致敵軍官兵一聽進入蘇區就談虎色變。試想，反動派以舉國之力卻無法擊滅彈丸之地，以裝備完善的幾十萬大軍卻無法對付連子彈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紅軍，這究竟是一個什麽問題呢？中國工農紅軍究竟是采取了什麽奇妙的戰術才能得以四次都克敵製勝呢？最重要的是：有毛澤東領導。這是有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被證實的。

在第一次反“圍剿”前的動員大會上，毛澤東曾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這就是毛澤東戰略指導思想的高度概括。

紅軍聞名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是毛澤東為中國工農紅軍在遊擊戰爭中的戰法，並最終為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反圍剿》中取勝。據說最早出現在1928年的1月，當時還隻有“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個字，是毛澤東在遂川城主持召開前委和萬安縣委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來的，以後就逐漸完備起來。等到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到三萬之眾，為了迎接更艱巨的任務，中國工農紅軍已進入從遊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

毛澤東的那個《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後半句話，就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運動戰的方針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向中央蘇區接連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圍剿”。前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是周恩來、朱德指揮的。這四次反“圍剿”都是以運動戰的方式，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術取得圓滿勝利的，在中國工農紅軍的曆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這種戰術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誘敵深入。為什麽要誘敵深入呢？原因有三：

一是把敵人放到根據地內部來打，是為了得到根據地優越的群眾條件。

二是疲憊敵人，並使我方兵力集中。

三是在運動過程中發現敵人的弱點。

這種戰術的第二個要點是各個擊破。敵人“圍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進合擊，將我主力壓縮至中心地區聚而殲之。這種戰術自然來勢洶洶，而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在誘敵深入中首先選擇其中的一路，集中優勢兵力予以殲滅，然後逐次擊破其他。至於首先選擇的那一路，或者是敵人的弱點，或者是足以影響全局的要害，則視情況而定。當然，開始實行這種戰術，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誘敵深入，從表麵上看，就會喪失土地，也會使根據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僅指揮員想不通，人民群眾也有很大顧慮。但是當根據地軍民嚐到勝利的甜頭，這一切顧慮也就煙消雲散了。

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三次反“圍剿”戰爭，以便從中領會他對上述戰術的運用之妙。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是1930年10月蔣閻馮軍閥混戰初告結束，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組織的，並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圍剿”軍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率領十萬大軍向我江西蘇區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

而中國工農紅軍的兵力隻有三萬多人。當時敵軍的分布是：最西頭是羅霖的第77師在吉安，最東是劉和鼎的56師，兩端相距八百裏。其間分兩大路：敵之右路軍為張輝瓚的18師、譚道源的50師和公秉藩的28師共三個師；敵之左路軍是朱紹良指揮的毛炳文的第8師和許克祥的第24師兩個師。紅軍在羅坊會議上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部隊第一步東移贛江，到達樟樹、撫州地區，使進攻袁水流域的敵人撲空；接著我軍又向邊沿區東固、 南龔、 龍岡、 小移動，使到達樟樹、撫州地區的敵軍第二次撲空。經過這二次撲空，敵軍已經現出疲憊，紅軍反攻的條件漸趨成熟。

毛澤東考慮到，在三處敵軍中，張、譚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將其首先擊破，敵人整個的“圍剿”計劃也就打破了。於是決定首先在小 設伏。但是連等兩天兩夜敵人都沒有來。紅軍中頗有怨言。而毛澤東為了“慎重初戰”，仍然“持重待機”。這時，張輝瓚由東固進至南龔，有東進之勢。毛澤東遂令我軍主力轉移到黃陂以西之君埠一帶秘密集結。當天黃昏張輝瓚率部到達距君埠二十裏的龍岡。龍岡與君埠部有個黃竹嶺，敵軍東進必須仰攻此山。於是毛澤東決定在此處擺設戰場，準備殲滅該敵。我軍總部的指揮所就設在黃竹嶺後麵的小別山上，毛澤東、朱德就在這裏指揮戰鬥。次日拂曉，在晨霧迷漫中，張輝瓚率部東進，在登山時受到我軍的迎頭痛擊。戰至下午三時，我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從龍岡北麵的高山上跑步衝下山來，敵軍全線崩潰。等到毛澤東從黃竹山上下來時，前麵已紛紛喊道：“捉住張輝瓚啦！”毛澤東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詞：“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正是描寫當時景象的。這一仗打得漂亮、幹脆、徹底，張輝瓚的師部和兩個旅全部被消滅，生俘九千餘人，無一人一馬漏網。在龍岡大坪上，有人把捆綁著的張輝瓚帶到毛澤東麵前，這位“圍剿”軍總指揮，穿著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裝，向毛澤東鞠躬敬禮，口稱“潤之先生”，說了些別後欽慕敬仰的話。龍岡首戰告捷，嚇得譚道源驚慌失措，連忙向東逃竄。我軍又乘勢猛擊，於東韶將譚師殲滅數千。兩仗共俘敵萬餘。毛、許兩師則在我軍圍攻東韶時倉皇北逃。敵人來勢洶洶的第一次大“圍剿”，就這樣被粉碎了。

這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敵人的第二次大“圍剿”又開始了。這次的總兵力是二十萬人，而且采取的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正像毛澤東詞中講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使人麻煩的還不僅是敵情嚴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線的“四中全會”代表團來到了蘇區。他們看到形勢如此嚴重，就提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主張，甚至要紅軍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據地。

毛澤東在會議上嚴厲批判了這種逃跑主義的方針，對方爭論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擴大會上，多數高級幹部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才把逃跑的聲浪壓下去了。緊接著毛澤東就引導大家分析討論首先破哪一路敵人為適宜。有人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理由是它隻有兩個師孤立駐在興國；有人主張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因為朱紹良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

毛澤東則指出，蔣蔡的十九路軍是這次“圍剿”軍中最強的，且已完成防禦工事，事實上我軍等於攻堅，如一時打不下來，北麵的敵人一齊壓下來，我們就難於粉碎這次“圍剿”。如果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就得向西掃，西麵是贛江，下一步無發展餘地。鑒於這兩種方案的缺點，毛澤東明確提出應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以先打王金鈺的第五路軍為好。他認為第五路軍雖有五個師之多，但多係雜牌，各懷鬼胎，而且都是從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氣低落，便於擊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

戰役開始後，紅軍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從4月20日開始後移，向龍岡地區集中。隨後又移至東固一帶隱蔽集結。三四萬人擠在一個狹小地帶，三麵都有敵人，被稱為“鑽牛角”。紅軍忐忑不安地在這裏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閑言碎語，但毛澤東拒絕了一切快打的建議，絲毫不為所動。終於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鈺、公秉藩的兩個師分別向東固前進。從15日起，我軍也分別前移，迂回包圍敵人。毛澤東從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雲山，與朱德一起指揮戰鬥。至中午時分，就從上次反“圍剿”繳獲的收報機裏聽到了公秉藩、王金鈺兩個師的呼救聲。不久，呼救聲聽不見了，想來戰鬥已經結束，毛澤東這才從容下山。他後來寫的《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說的：“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就是當時戰場景象的寫真。

這次反“圍剿”首戰告捷，殲公秉藩的28師全部和47師一個旅的大部，繳槍五千餘支。紅軍乘勝向東橫掃過去，又接著殲滅了47師一個旅的殘部和43師一部，繳槍四千餘支。從5月16日開始到30日結束，十五天中，我軍從江西贛江邊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寧，橫掃七百裏，打了五個勝仗，繳槍二萬餘支，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大“圍剿”。正如《漁家傲》的詞裏所描述的：“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那麽這首詞裏講的“有人泣”指的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指的蔣介石。但是，這決不是藝術誇張，因為這時蔣介石在南昌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上，在大罵部屬無能時，不禁痛哭失聲，確確實實地哭了！

敵人第二次“圍剿”慘敗之後，僅僅隔了一個月，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圍剿”的規模更大，敵軍的總兵力為三十萬人。與以前不同的是，前兩次“圍剿”軍全是雜牌軍，這次卻動用了蔣的嫡係十萬之眾，而且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顧問也到了南昌。而在這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表現得更加純熟，更加精彩。

鑒於敵情的嚴重和準備上需要時間，毛澤東毅然決定，紅軍主力向贛南後部集中。酷暑七月，來了一個千裏回師，把部隊集結於興國東南的銀坑地區。其目的是誘敵南進，以便插向敵人後方，尋機殲敵。當我軍轉至高興圩、老營盤(興國西北)一帶企圖出擊富田時，發現富田係敵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圍殲，毛澤東即下令乘夜東移蓮塘(興國東北)。這次轉移的驚險之處是在南北敵軍40華裏的空隙間穿插而過。我軍到達蓮塘後，發現北麵之敵為上官雲相的殘部47師和54師，這是敵軍中比較弱的一路。毛澤東當即決定對該敵發起攻擊。僅兩小時即殲敵一個旅，並將旅長譚子鈞擊斃。接著乘勝攻擊良村，又殲敵54師一個旅，擊斃旅長張鑾。上官雲相和郝夢齡兩位師長落荒而逃。於此，遂將此次“圍剿”的第三縱隊大部殲滅。這時毛澤東估計到敵必調兵東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時機把敵人大部吸引到東麵呢？這樣紅軍到西麵攻打敵人的薄弱之處也就更為方便了。於是又在東麵的黃陂殲滅了毛炳文的第8師。這樣一來，果然西麵的各路敵人都紛紛東移。毛澤東幹脆來一個“示形於東”，命令一個師一路揚旗吹號向東開去。而我軍主力則在敵軍密集的縫隙中穿插而西，連夜進至興國的白石、楓邊山溝裏隱蔽休息。這是第三次反“圍剿”中極為精彩又驚險的一幕。待敵發覺上當，調頭西向尋找我軍主力時，我軍已休整了半個月。敵疲勞萬狀，不得不狼狽撤退。我軍又乘勢追擊，在高興圩、老營盤等處殲敵一個多旅，在方石嶺殲韓德勤師的六個團以及蔣鼎文師的一部。蔣介石親自指揮的這次“圍剿”也就被粉碎了。

從以上三次反“圍剿”，我們已可看出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一個概貌。可以說，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標誌著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形成。這種戰略戰術，既不是從中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也不是從外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而完全是基於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從具體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富有特色的創造。

其中最核心的是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思想。運動戰是調動敵人、造成敵人錯覺的手段，而殲滅戰是其目的。

毛澤東經常強調：“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事實證明，這是毛澤東戰術中最厲害的戰術。為什麽要采取殲滅戰呢？因為第一，隻有殲滅戰才能給敵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從根本上削弱其戰鬥力；第二，隻有殲滅戰才能從對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補給，借以加強我方的力量，達到愈戰愈強的目的。而為了殲滅敵人，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圍戰術。

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戰略戰術，在中國長期革命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紅軍的特長。它不僅在紅軍弱小時期成為粉碎敵人“圍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來越成為我軍克敵製勝最重要的軍事法寶。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毛澤東思想的深入貫徹，運動戰、殲滅戰的戰略戰術發揮得越來越精彩，運用得越來越豐富了。紅軍的許多將帥都已成為運用運動戰、殲滅戰的能手，在全國戰場上演出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以西北戰場為例，彭德懷指揮下的部隊，最初也不過三萬人左右，而胡宗南的進攻部隊卻是三十多萬人。但紅軍一個殲滅戰連接一個殲滅戰，不到兩年時間，狂妄一時的胡宗南便屁滾尿流地逃出陝北。全國其他戰場也莫不如此。當時按毛澤東的標準，擊潰戰是不算數的，隻以殲滅敵人多少個旅來填寫賬單。我軍就是這樣以一百二十萬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數百萬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取得了徹底勝利。毛澤東就其軍事成就說，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即在世界範圍內也堪稱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獨創的充滿智慧的戰略戰術，將永遠是中國人民寶貴的財富。

[yongbing1993]

蔣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殺中國人






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而日本小鬼子在中華民國的北方東北地區剿殺中國人。南北呼應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華民國和如今的加沙地區有何區別？

一部分從東逃出來的人如是說：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 爹娘啊 》 什麽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而大部分留在東北地區的《俺們》怎麽樣？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東北期間，日本的“關東軍”三個字極具恐怖色彩以及惡魔味道。《九一八事變》時自日本侵略者占領旅順港口之後，就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白山黑水，大好河山，慘遭淩虐。是日本列強侵華以及犯下反人類罪的鐵證，其野蠻與殘忍的程度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強奪鄰邦，殘害人命者，竟然如此得意忘形，肆無忌憚，善良而弱小的無辜民族，卻反倒陷入這樣的困境？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濫殺無辜、發動慘無人道的恐怖大屠殺。恐怖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常用的、侵害人權的殘忍手段。1894年11月，日軍侵占旅順後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日軍不分軍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時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承認，“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在這場大屠殺中，中國百姓遇難人數多達6萬，旅順城裏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國有刊物評論稱，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著野蠻筋骨的怪獸。1919年3月，日本軍警屠殺參加反抗殖民統治“三一獨立運動”的朝鮮民眾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軍侵入山東濟南大肆殺戮多達千餘人，製造了“濟南慘案”。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村大肆屠殺3000餘名無辜民眾。在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軍在山西省天鎮縣、靈丘縣、朔縣、寧武縣和太原市血腥屠殺平民約2.17萬人。類似的恐怖大屠殺慘案貫穿日本侵略戰爭的全過程，是日軍侵犯人權的普遍暴行。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侵略戰爭所做的鋪墊、所有圍繞戰爭而展開的陰謀詭計以及隨後悍然發動的戰爭，其最終目的隻能是無恥的掠奪。《日軍5個月內掠走200億》

遼寧省檔案館保存有一份1931年11月24日北陵公園的損失報告：“北陵別墅內有物品、花木、梅花鹿50餘隻，於日前均經日本官兵用數輛汽車運載一空。刻仍有日人入園收拾零碎，不敢阻止。”不止東北邊防長官公署、東三省兵工廠、航空處、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等去處被洗劫一空，即公共遊樂場所、一般商號、手工作坊及平民百姓皆不能幸免。據不完全統計，隻在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成立期間，短短5個月，遼寧地區所遭受之經濟損失，以當時現大洋價格計，即達200億元以上。

說到旅順“萬忠墓”，非常感慨並糾結於一件事，即同胞死難，為什麽並未警醒國人，而令無辜同胞“枉死”，以至於43年之後，再次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甲午戰敗，中國割地賠款，而知其事者或僅限於掀起“公車上書”事件的那些書生，為什麽不能敵愾同仇？國家貧弱，苦難頻仍，今日的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王珍仁副館長說，愛國主義教育一定要落到實處，長抓不懈，萬不能因今日之富強而忘記曾經苦難的曆史。

日本發動軍國主義戰爭，在侵略和殖民中國及亞洲各國期間，人體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性奴隸政策、殺戮無辜、任意逮捕與濫施酷刑等侵犯人權暴行觸目驚心。尤其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常以所謂“事變”為借口，規避國際戰爭法規，蓄意大規模屠殺中國等亞洲各國軍民，製造了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

侵華日軍公然實施恐怖的毒氣戰、細菌戰和活體試驗，導致大量軍民傷亡。毒氣戰早在19世紀末就被國際社會所禁止，但侵華日軍組建毒氣戰實戰部隊，頻繁在中國使用毒氣戰。侵華日軍在其《日中戰爭化學戰例集》中詳細記錄了從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進行的56例毒氣戰戰例。如，1940年2月，日軍向山西翼城縣儀門村發射毒氣彈，致使村民500餘人中毒。1942年5月，日軍在河北定縣北疃村對躲入地道的民眾釋放毒氣，導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時，侵華日軍悍然進行罪惡的細菌戰和殘忍的活體試驗。美國曆史學者哈裏斯在《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對華占領期間，事實上把滿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細菌戰和化學戰的實驗室”。日軍第1855細菌作戰部隊於1938年至1944年間在華北地區進行細菌戰70餘次，致使中國軍民染病死亡達數十萬人。日軍慘無人道地用中國平民和戰俘進行毒氣戰試驗及訓練。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本部的實驗室裏進行大量的細菌感染、凍傷和壓力試驗等活體試驗。日本戰犯川島清在1949年蘇聯伯力審判中供認，從1941年到戰爭結束，日軍“731部隊每年用於活體實驗的人數為400至600人”。

日軍推行罪惡的“慰安婦”製度，強奸和性奴役犯罪極為凶殘。從軍“慰安婦”的設置是二戰時日本政府及其軍隊為完成侵略亞洲的戰爭而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製度。被誘騙和強迫的“慰安婦”來自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荷蘭等國家和地區。

日本政府和軍部參與了“慰安婦”從征集、管理到“慰安所”運作的全過程。直接推行“慰安婦”製度的是日軍軍部，保存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有關檔案可以證明。《陸支密大日記》是記載日本陸軍省和中國派遣部隊之間的機要文書。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號《關於軍隊慰安所從業婦募集之件》中顯示：“慰安婦”“募集工作由派遣軍統一領導，選用適當的人負責”。日軍征集“慰安婦”主要途徑是使用暴力強行擄掠侵略當地婦女，或設下各種圈套加以誘騙，淪為日軍性奴隸的婦女超過20萬人。日本侵華戰爭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殘暴，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隊有組織的集體犯罪，也是日本的國家犯罪。

日軍強擄中國等亞洲各國勞工和奴役戰俘，導致大量人員悲慘傷亡。日本侵略戰爭期間，把戰俘和強擄平民送進礦山、鐵路、軍事工程做苦工，這些人在集中營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軍強迫十幾萬東南亞人和6萬多名盟軍戰俘修建泰緬鐵路，其中，10萬名東南亞勞工和1萬名戰俘因日軍虐待及過度勞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軍共強征、役使中國勞工總數約1500餘萬人，其中高達29%的勞工因惡劣的生活條件、超強度勞動和惡性工傷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礦、鐵礦等行業，日本占領當局實行野蠻的以人換煤鐵的“人肉開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達55%，中國多地發現被殘酷奴役和秘密屠殺而造成的“萬人坑”。

日本還押解戰俘及亞洲國家平民到日本國內及占領區從事繁重勞動。1939年至1944年， 擄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島等地的朝鮮半島勞工多達656137人。根據日本東條內閣於1942年11月做出的《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從中國各地擄掠勞工169批，共41758人。這些勞工在日本國內各企業和憲兵警察的統治下受盡折磨和摧殘，許多人被虐待虐殺。“花岡慘案”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典型案例。

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麵侵華戰爭中，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日本侵華期間，僅東北地區就有不下200萬勞工被折磨致死。華工被迫害致死後，被扔進山溝和亂石坑。已發現的萬人坑就有80多處，埋有勞工屍骨70多萬具。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餘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餘萬人，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到3500萬人以上。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死傷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

而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

而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

日本入侵東北時，蔣介石一麵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麵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軍官訓練團，並著手製定“圍剿”計劃，加緊進行“圍剿”準備。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糾集100萬兵力對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蘇區。蔣介石親任“剿總"司令，兵分四路壓向中央蘇區。其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作為此次“圍剿”中央蘇區的主力。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今新幹）、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作為北路軍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今撫州）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臨川（今撫州）附近。

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麵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戰。

1930年至1932年6月，國民政府四次對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根據地中央蘇區“圍剿”。1933年初，日軍加緊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同年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中央蘇區及其周邊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決定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

蔣介石圍剿井崗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蔣介石的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

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介石的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