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憲法》

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民國35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民國36年1月1日國民政府令公布。民國36年12月25日施行。實為1946年。

1946年12月25日是何年代？1946年12月25日時的中華民國現狀如何？1946年12月25日中國人有多少認可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即便有少數中國人製訂並了解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又有多長時間在全中國實施過？中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使用過《中華民國憲法》嗎？又有多少中國人認可過？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逃亡台灣成為流亡政府之後，統治過大陸一天嗎？蔣介石國民黨流亡政府在台灣的所作所為跟中國大陸十幾億的中國人有關係嗎？己經滅亡的蔣介石國民黨流亡政府搞曆史虛務主義，不斷地炸作《中華民國憲法》來忽悠年輕人意欲何為？

中華民國己在一九四九年滅亡，還何談什麽《中華民國憲法》？即便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是不合法的，世界組織和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承認。

就是國民黨的祖宗孫中山知道了也是不高興的，孫先生的中華民國是這樣的：《中華民國》的疆域，自1912年創立之初繼承大清國土，以中國大陸為疆域的核心。這是孫先生遺願中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己被國民黨的不孝之孫敗光了，台灣流亡的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孝孫子們還有臉稱《中華民國》？更不要臉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孝孫子們還到處忽悠炒作《中華民國憲法》。

至少賴清德說了句真話。《台灣未參與《中華民國憲法》製憲》


轉發新聞：《賴清德拋出新論：台灣未參與《中華民國憲法》製憲》

文章來源: BBC中文網 於 2025-07-04

“1946年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是沒有派員參加的。”——台灣總統賴清德近日一句話，引發激烈的朝野論戰，也被外界解讀為強化台灣主體性的政治訊號。

在野黨質疑賴清德的說法背離曆史事實，試圖把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曆史臍帶”切斷。

《中華民國憲法》有複雜的曆史背景，製定於1946年的中國大陸，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這部憲法也隨之在台灣繼續施行至今，曆經七次修憲逐步本土化。

多名學者對BBC中文分析，台灣代表曾參與製憲是“沒有什麽好爭執的”曆史事實，但賴清德的“口誤”也引發新一波關於憲法代表性的爭論，讓社會重新檢視這部憲法與台灣當前政治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

“團結十講”為何引爆朝野論戰？

在大罷免倒數階段之際，台灣總統賴清德推出“團結十講”闡述理念與國政方向。

但他在6月29日的第三講以“憲政體製”為主題，提及“台灣當年未參與製憲”引發爭議，在野陣營批評為“以團結之名，行挑動對立之實”。

這樣的對立來自賴清德所屬的民進黨長期主張台灣主體性，而主要在野黨國民黨則強調中華民國的曆史延續性。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發布新聞稿指，賴總統言論違背史實，質疑“連google的能力都沒有嗎”，甚至指控賴故意說謊、“假造中華民國1949年前未實質統治台灣”。

國民黨政治人物趙少康與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聯合召開記者會，出示國史館史料與照片反駁賴清德。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則強調，其祖父連震東正是當年18名台灣製憲代表之一，批評賴清德“把自己的夢境和真實曆史混淆在一起”，試圖切斷中華民國與台灣的“曆史臍帶”。

多名國民黨立委也加入抨擊，王鴻薇指賴清德篡改曆史、對《中華民國憲法》全麵宣戰。台北市長蔣萬安亦回應，“台灣人不應忘記前輩貢獻，總統更不應抹煞中華民國曆史”。

麵對批評聲浪不斷，總統府澄清，賴清德的原意是指“當年台灣派出的製憲代表並非由台灣人民普選產生”，且對憲法條文討論並無實質決定權，真正以台灣為修憲主體，是透過後續七次修憲與民主化逐步確立的。

賴清德隨後在“團結十講”第四講時重申，《中華民國憲法》雖是在中國大陸時期製定，但曆經七次修憲，已完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民主共識。

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思瑤則表示，當年參與製憲的18名台灣人隻是“被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台灣的“實質參與”及民意。

台灣究竟有沒有參與製憲？

“台灣確實有派代表參與，這點其實沒有什麽好爭執的。”台灣東吳大學法律係教授胡博硯對BBC中文說。

根據台灣國史館史料，1946年中國國民黨宣布舉行製憲國民大會，共產黨、民主同盟拒絕出席。當時台灣由省參議會間接選舉產生18名代表，他們從台灣赴南京出席製憲會議。

製憲國民大會，為當時國民政府用來召集各省代表討論並通過憲法的機構。來自台灣的18人在全中國1700多位代表中，約占1%。

胡博硯教授指出，討論代表性多寡的意義不大，美國或德國在製定憲法時都有遇到類似問題。 他認為，關鍵是這部1947年的憲法當初設想的是“整個中華民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並非以台灣本土地位為基礎產生，因而與今日台灣的連結“先天就是缺乏的”。

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蘇彥圖則以法理地位說明，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隻是作為盟軍代表占領台灣，在國際法上並未取得台灣主權，因此台灣參與製憲國大就成了有爭論之處。

台灣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係助理教授陳俐甫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若僅以“有代表列名”就認定台灣充分參與製憲，反而可能落入中共長期的“敘事陷阱”。

他指出，中共當年拒絕參與製憲國大，另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至今仍在全國人大與政協中設有所謂“台灣代表”，但這些代表亦從未經過台灣民意授權。

賴清德拋出這段曆史有何意圖？

賴清德此時在“團結十講”中提出這段曆史，外界關注是否隱含政治意圖。

法律學者胡博硯認為，“團結十講”本是執政者對內凝聚支持的政策論述，與國慶、就職演說程度有別，賴清德是否試圖藉此確立台灣主體地位，目前仍有待觀察。

中研院的蘇彥圖則認為，賴清德的說法僅是一次“口誤”，並非刻意改寫曆史，而是未能在有限時間內交代複雜的曆史背景。

他同時指出，當前台灣社會對於“台灣作為憲法主體”這個概念，已存在相當高度的政治共識，如果真要深入討論憲政議題，更應該將焦點放在如何因應當前憲政運作的新挑戰，以及探索憲政改革的各種可能性。

製憲曆史：從“五五憲草”到七次修憲

賴清德的“台灣未參與製憲”一說，再次打開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憲法正當性爭論。

《中華民國憲法》可追溯至1936年，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為推動憲政，公布了《憲法草案》，因於5月5日發布，後被稱為“五五憲草”。

但製憲進程因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而中斷，直到1946年1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製憲國民大會，依“五五憲草”為基礎增修、討論與表決，製定出《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正式施行。

這部憲法最初的適用範圍涵蓋整個中國大陸，1949年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憲法的適用範圍逐漸縮限至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在冷戰對峙與反共的時代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維持憲政，但也讓許多憲法中明訂的民主程序形同虛設，長期處於戒嚴下，憲法如同“裝飾品”。

台灣真理大學的陳俐甫教授指出，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與軍事體製相結合，未真正落實代議製度，直到1990年代，隨著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麵改選與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台灣才逐步完成憲法本土化。

[yongbing1993]

民國時代中國農民中各階級分析






《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你跑到農村中間去，無論你走至甚麽地方，隻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見有下列八種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農，

　　半自耕農，

　　半益農，

　　貧農，

　　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

　　遊民。

這八種人分成八個階級，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於其心理即其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

中國大地主的來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貴族後裔及現在的官僚軍閥，一個部分是城市富商置買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極少，其利益建築於對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五種農民的嚴重剝削之上。其剝削方法分為五種：

第一種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此種剝削極其普遍而慘酷；

第二種高利貸，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這種剝削之慘，有的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債累息，數年即完全破產者；

第三種重捐，乃用一種壓力強迫自耕農、半自耕農按畝出捐，以充團防局經費。此團防局（或名民團）乃地主階級的武裝，為鎮壓農民暴動維持地主階級剝削製度之必要的設備；

第四種為對於雇農的剝削，即剝削其剩餘勞動。但中國尚少資本主義的農業，大地主多不親自經營土地，故此項剝削小地主較多，大地主較少；

第五種為與軍閥及貪官汙吏合作，本年包繳預征田賦，而來年索取重息於完糧之農民。

合這五種剝削加於農民的慘酷，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國的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後原因。大地主階級人數，以收管業五百畝以上者計算，在農民中大概約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屬在內），在全國三萬萬二千萬農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計）約占三十二萬人。

小地主數目比大地主多，全國至少在二百萬以上。其來源大部分為力田起家即自耕農升上來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購置土地，又有一部分為官僚後裔之衰敗者及現在之小官僚。其剝削方法為重租，高利貸，和剝削剩餘勞動三種。此種人頗受軍閥及大地主的壓迫，故頗有反抗性，然又怕“共產”，故對於現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態度．國內高等知識分子如大學專門學校教員學生以及東西洋留學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謂國家主義乃自他們口中倡導出來。蓋小地主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其欲望為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建設一個一階級統治的國家，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發展，故需要革命。

但因現代的中國革命運動，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建設國家主義國家的階級的發展及存在，感覺著威脅，又懷疑革命。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態度。

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說解釋民生主義，反對國民黨聯俄及容納共產黨分子。這一班人乃中國中產階級的右派，他們頗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傾向。但中產階級中有一個左派，在相當時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農民協會運動氣焰高漲時，小地主中間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幫助農民協會們忙。但其性質極易妥協，其血統到底與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親，與農民協會要疏，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著其餘階級忠實地做革命事業，除開少數曆史上和環境上都有特別情況的人。

自耕農屬於小資產階級，其中又分三種。

第一種自耕農是有餘錢剩米的。即每年勞動所得，除自給外，還有剩餘，因以造成所謂資本的初步積累。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涎水，對於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這種人膽於極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與中產階級的小地主頗接近，故對於鄉村小地主們中那些什麽“老”什麽“會”什麽“胡子”的“謹防過激黨”“謹防共產”的宣傳頗相信，自然這些謹防的話又是從大地主中那些什麽“大人”什麽“老爺”的咀裏出來的。這班餘錢剩米派，乃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他們對於現代的革命在他們沒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懷疑的態度。但這部分人在自耕農中占少數，大概不及全數百分之十。中國的自耕農人數，有人說超過佃農、雇農的總數。但把半自耕農除外，一定隻占農民的少數，大概自一萬萬至一萬萬二千萬。自耕農中的富裕部分約占其中百分之十，計一千二百萬人。

第二種自耕農是恰足自給，每年收支怕是相抵，不多也不少。這種自耕農比較第一種自耕農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隨著近年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使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感覺得現在如果隻使用從前相等的勞力，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即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他們罵洋人叫“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來頭那麽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態度，但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人數甚多，大概占自耕農的一半，約六千萬。

第三種自耕農是每年要虧本的。這種自耕農好些是原先本來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隻能保守，漸漸變得要虧本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從前過著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淒涼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這種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較大，因為他們有一個從前與現在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頗有推進革命的力量。其人數約占自耕農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萬――一個不小的群眾，乃小資產階級的左翼。

以上說三種自耕農村於現代中國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一到戰時，即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第三種左傾的自耕農馬上參加革命；第二種中立的自耕農亦可參加革命。即第一種右傾的自耕農受了佃農及自耕農左翼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隻得附和著革命。所以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

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這三種農民的數目，在中國農民中大概自一萬五千萬至一萬七千萬。分開來說半自耕農大概為五千萬，半益農貧農各占六千萬，乃農村中一個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這三種農民是同屬半無產階級，然經濟狀況大有分別。在半自耕農其生增苦於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作工或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較之自耕農之不求於人，自然境遇要苦。然優於半益農。因半益農無土地，每年耕種隻得收獲之一半：半自耕農則租於別人的部分是隻收獲一半或者不是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卻可全獲。故半自耕農之革命性優於自耕農而不及半益農。

半益農與貧農都是鄉村的佃農，同受地主的剝削，然經濟地位頗有分別。半益農無土地，然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及相當數目之流動資本。此等農人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免強維持其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日耕農而不及貧農。

貧農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流動的資產。肥料不足，田畝歉收，送租以外，所得無幾。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鬥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乃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

雇農乃農業的無產階級，有長工，月工，零工三種。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流動資本，故隻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鄉村中甚感痛苦者，做農民運動極要注意。鄉村手工業工人地位比雇農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係一種自由職業。但因家庭負之重工資與生活物價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與失業的恐慌，亦與雇農差不甚遠。

遊民無產階級為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之剝削壓迫及水旱天災因而失了土地的農人與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分為兵、匪、盜、丐、娼妓。這五種人名目不同，社會看待他們貴賤各別，然他們之為一個“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謀生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扣”，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名下相同，謀然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做了他們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機關。處置這一批人乃中國最大最難的問題。中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食，又一個是失業。故若解決了失業問題，就算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半。中國遊民無產階級人數說來嚇人，大概在二千萬以上。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為一種革命力量。

我們組織農民乃係組織自耕農、半自益農、貧農、居農、及手工業工人五種農民於一個組織之下。對於地主階級在原則上用鬥爭的方法，請他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讓步，在特別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豐廣寧等處最反動最凶惡極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時，則須完全打倒他。對於遊民無產階級則勸他們幫助農民協會一邊，加入革命的大運動，以求失業問題的解決，且不可迫其跑入敵人那一邊，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國農民》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yongbing1993]

一個拒絕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寒春》Joan Hinton，生於芝加哥，畢業於本寧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1944年，寒春受邀參與參與美國國家實驗室原子武器研究及製造。1948年來到延安，與美國在華農業專家陽早結為夫妻 。1949年，經宋慶齡安排到在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奶牛飼養和農具革新等。1952年，世界和平會議在華召開，寒春在會議上譴責核襲擊，呼籲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一口拒絕提名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解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郵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

寒春：《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

寒春：《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誌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經過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基層組織基本癱瘓，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經曆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共產黨初步積累了反正兩方麵的經驗，為領導中國人民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蔣介石的指揮下，上海一夥青紅幫流氓冒充工人，襲擊了閘北的上海總工會會所，正當工人糾察隊進行英勇反擊時，蔣介石指揮的反動軍隊來到現場他們顛倒黑白，說是“工人內訌”，以維持治安為名，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上海工人階級通過多次浴血奮戰建立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當天上午，受蔣介石指揮的流氓組織“上海工界聯合會”，又占領了上海總工會會所。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閘北工人從反動派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

第二天，工人們高呼著“打倒新軍閥”等口號，冒雨遊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動軍隊的襲擊，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蔣介石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下令封閉了上海總工會等革命組織，並瘋狂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

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動派，也向人民舉起了屠刀。李大釗、肖楚女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壯烈犧牲，無數革命群眾慘遭殺害。由於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共產黨內占統治地位，使黨對蔣介石的叛變活動，缺乏應有的準備，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提出了“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口號，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被一夥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劊子手葬送了。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聯合國民黨左派，強烈聲討蔣介石的滔天罪行，與反革命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開始。 1927年4月12號，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把槍口對準了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正是這次政變，蔣介石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兩黨開始分道揚鑣。也都知道四一二政變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來說是一次沉重的災難，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次政變也正是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開始。

首先要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說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一手撮合的，蘇聯方麵出於國家利益的需求，孫中山為了北伐的目的，於是共產黨以整體的形式加入了國民黨，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7年，蔣介石占領上海之後，江浙財團出麵找到蔣介石，表示願意出一筆巨額軍費，希望蔣介石能夠保證社會的安定，而蔣介石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加上此時的蔣介石開始頻繁地跟英美等國接觸，資本主義對共產黨的恐懼心理也深深地影響到了軍隊裏。

另一方麵，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還是汪精衛，並不是掌握軍事實權的蔣介石。之前，蔣介石也想參與到政治中來，一開始就遭到了共產黨人的反對，蔣為了自己的私心，也開始忌恨共產黨人。

於是，為了奪權，蔣介石開始了屠殺。

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不僅共產黨人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更有幾十萬國民黨普通黨員遭到了屠戮。

根據數據統計：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之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著國民黨這次清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魯迅在他的雜文中，也對當時國民黨的清黨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

為什麽國民黨會殺掉那麽多自己的黨員呢？

除去共產黨人外，國民黨的成分也非常複雜，各種舊軍閥舊官僚稍微改換一下旗幟就可以大呼革命，國民黨雖然壯大了許多，但裏麵的各種派係非常多，更有很多敵對的派係。於是這場清黨運動裏，很多派係互相鬥爭，亂扣帽子，彼此攻訐，都想消滅自己的舊敵，並且乘機奪得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於是這場清黨運動越鬧越大，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幾乎全部被摧毀，而國民黨更是失去了人心，不僅失去了普通民眾的支持，連自己黨員的忠誠度都不高。所以在後來解放戰爭時期，才會出現很多整個軍團投降的事情。失民心者當然得不了天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由動搖走向反動。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等控製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集“分共”會議，汪精衛在會上作了“分共”的報告，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會議最後通過的決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從而徹底背叛了孫中山製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後，汪精衛集團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當蔣介石反革命氣焰甚囂塵上之時，投降與叛變的事件接踵而來。1927年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21日，湖南許克祥叛變。這些事變使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集團更加明目張膽進行反共活動。6月6日，汪精衛解除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在國民政府中的顧問職。同日，江西發生軍閥朱培德叛變。19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達成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等協議。此時，兩湖及江西的工農運動已遭嚴重摧殘，湖北被殺害的農會會員4700餘人，湖南被殺的農會會員達20000人。陳獨秀卻仍堅持機會主義立場，對蔣介石、汪精衛繼續采取姑息遷就的態度。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退出政府，並發表對政局的宣言，斥責國民黨的反共罪行，表示要“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14日夜，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15日召開分共會議，公布《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汪精衛集團的叛變，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失敗。

隻剩生命的人團結反抗時最強大！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混亂，正是見識到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的《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離開中國！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曆史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寒春和丈夫一起親自體驗了《小米加步槍》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全體上，藐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采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美國的核大棒沒有嚇倒毛澤東。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接受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談話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麽，《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麽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深謀遠慮，從國家安全出發，既藐視原子彈是“紙老虎”，也下決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術。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感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結論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研製“兩彈一星”工程就此拉開序幕。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麽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麽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這時，毛澤東列出了製造核武器的時間表。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首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yongbing1993]

中國共產黨是在不斷糾錯中進步




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1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第2次），李立三冒險機會主義路線（第3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第4次），羅章龍分裂主義路線 [2] （第5次）、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第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第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

在1945年的延安。那時離嘉興南湖紅船啟航已24年。這24年航程，驚濤駭浪片刻未歇。除了戰爭帶來的風雨如晦，黨先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經曆過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全國黨員、紅軍銳減九成，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的“至暗時刻”。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教條主義像一團烏雲如影隨形，始終籠罩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頭頂。

彼時，黨內教條主義故態複萌，廣大黨員幹部思想認識不統一，“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新四軍被誣為“新式軍閥”，根據地被傳為“變相割據”；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之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所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當時嚴峻的鬥爭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黨必須有一個自己毫無爭議的政治領袖，有自己的統一的思想。”李慶剛說，黨中央花巨大心力對黨的曆史進行徹底總結，批判曆次“左”傾“右”傾錯誤，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是因為不如此黨就難以統一，也無法承擔民族解放的重擔。

1944年5月，任弼時寫出《決議》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並經胡喬木、張聞天多次修改。隨後，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實際上，毛澤東參與《決議》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從1941年3—4月為《農村調查》撰寫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痛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再到兩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幫助全黨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方麵，毛澤東傾注了諸多心力。任弼時當時寫《決議》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澤東1941年撰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和兩次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前後曆經4年，毛澤東直接參加起草並反複修改，全黨高級幹部多次討論。《決議》傾注了毛澤東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觀對黨的曆史的科學判斷，可謂嘔心瀝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黨的集體智慧。”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薛慶超表示。

百年回望來時路，後來人多驚歎於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這狂瀾巨變，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鑄而成。有很多影響中國曆史的變化，它的見證者，可能隻是當年延安窯洞裏一盞徹夜不熄的燈火。正是這燈火，穿過舊中國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確立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對《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作者：毛澤東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就對今後的鬥爭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於各黨派的情形並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隻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於各個曆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隻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曆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麽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麽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麵。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誌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麵統一起來了。王明同誌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誌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曆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誌都苦於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後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誌，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隻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麵，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輕騎隊”、“西北風”占了統治地位，隻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黨就要向後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麽都學會了，隻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麽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隻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