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殘疾人權益受保護

新中國成立後殘疾人權益受保護






殘疾人是一個特別需要幫助的社會群體，殘疾人問題也是全球麵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根據聯合國公布的數字，全世界目前大約有6.5億殘疾人。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實現殘疾人與所有人的平等、參與、共享的目標，不僅被看成是各國社會發展水平與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誌，而且是國際社會長期不懈努力的一個方麵，它甚至構成了國際政治關係中日益重要的內容。為殘疾人服務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個部分，又是社會福利和責任義務。而不是借用殘疾人的身分為自己自家個人謀取私利。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就對殘疾人從政治上獲得了和其他人一樣的地位，享受應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中國政府公布實施《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等法規，對傷殘軍人等傷殘人員的休養、治療、生活、學習、工作給予特殊保障；建立福利機構和精神病院，收養或安置無依無靠的重度殘疾人、殘疾孤兒、殘疾老人、精神殘疾人和殘疾軍人；興辦了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特殊教育學校，確立了特殊教育在國民教育體係中的地位。在農村，對符合條件的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由集體經濟組織給予“五保”待遇（即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或保教）；在城市，興辦福利工廠、福利生產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探索社會化管理方式，1953年成立中國盲人福利會，1956年成立中國聾啞人福利會，1960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建立起地方協會和基層組織，殘疾人開始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全國城鄉勞動就業的殘疾人增多，文化體育活動有所開展，殘疾人生活初步改善。

官方的新華社北京7月25日電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5日發表《平等、參與、共享：新中國殘疾人權益保障70年》白皮書。摘錄如下：【殘疾人獲得平等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後，殘疾人在政治上獲得了和其他人一樣的地位，享受應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中國政府公布實施《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等法規，對傷殘軍人等傷殘人員的休養、治療、生活、學習、工作給予特殊保障；建立福利機構和精神病院，收養或安置無依無靠的重度殘疾人、殘疾孤兒、殘疾老人、精神殘疾人和殘疾軍人；興辦了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特殊教育學校，確立了特殊教育在國民教育體係中的地位。在農村，對符合條件的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由集體經濟組織給予“五保”待遇（即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或保教）；在城市，興辦福利工廠、福利生產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探索社會化管理方式，1953年成立中國盲人福利會，1956年成立中國聾啞人福利會，1960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建立起地方協會和基層組織，殘疾人開始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全國城鄉勞動就業的殘疾人增多，文化體育活動有所開展，殘疾人生活初步改善。】

百度：【中國殘疾人事業是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殘疾人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固有問題。但是，在解放前，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奴役，由於經濟文化落後，殘疾人處於社會最底層，過著沿街乞討、朝不保夕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關注殘疾人的生活，建立殘疾人組織，開展生產自救，殘疾人工作逐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殘疾人也由沿街乞討、流離失所轉由政府收養救濟。殘疾人和全國人民一樣成了國家的主人，有了政治權利和基本生活權利。農村殘疾人分到了土地和生產工具，參加了互助組、合作社。城市殘疾人在政府支持下組織起來生產自救，舉辦小型多樣的手工業合作社、組，後來發展成為福利工廠。一些無依無靠的殘疾人、殘疾孤兒、殘疾老人，分別被安置在陸續建立的兒童福利院、社會福利院和敬老院。50年代中期，殘疾人福利工廠、傷殘人福利院、榮軍療養院、精神病院等相繼出現。漢語盲文和聾人手語工作開始建立，中國盲文工作者黃乃參照路易·布萊爾盲文體係，設計了漢語盲文方案，經教育部批準在全國推行。盲人按摩醫療、盲人聾人康複工作、殘疾人文藝體育工作也陸續起步。

1953年，經人民政府批準成立中國盲人福利會。

1956年12月，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成立了中國聾人福利會。
“兩會”團結合作，協助政府開展生產自救、特殊教育、康複醫療、文化體育等社會工作。

1954年，創辦《盲人月刊》。

1957年，舉辦中國首屆青年盲人田徑運動會，聾人田徑、遊泳運動會，有上千人參加選拔賽，活躍了殘疾人文化體育生活。

1958年，選派盲人運動員參加了國際盲人田徑運動通訊比賽，當時盲人的個別項目已接近國際水平。

1960年5月，召開全國盲人聾啞人第一屆代表會議，將前述兩會合並，成立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

1960年5月召開第一屆全國盲人聾啞人代表會議時，周總理、朱德委員長、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並照了相。周總理、董必武、葉劍英、謝覺哉等領導人還多次視察聾啞學校與福利工廠。】

《五保戶殘疾人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所謂《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幾項：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

《五保戶製度》是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的一個特殊人群，這種《五保戶製度》的設立體現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用法律來保護老人、兒童、殘疾人、軍烈屬家庭和無勞動力家庭的一貫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製度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化和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

《農村五保戶供養工作條例》中的五保供養對象，主要包括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符合下列條件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戶對象指在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或雖有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但無贍養扶養能力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符合者發給個人《五保供養證》。

具體是指老年、殘疾或者未滿16周歲的人民公社的社員，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享受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待遇。

五保戶對象的確定：應當由本人申請或者由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委員會提名，因年幼或者智力殘疾無法表達意願的，由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生產小隊幹部或者其他社員代為提出申請，經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委員會審核公告，報縣人民政府審核、核實、批準，發給《五保供養證書》，憑《五保供養證書》享受五保待遇。

具體享受五保的待遇有:（1）按計劃供給的糧油和燃料。（2）按季節供給服裝、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錢。（3）提供符合基本條件的住房。（4）及時治療疾病，對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5）妥善辦理喪葬事宜。（6）五保對象是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對象未滿16周歲或者已滿16周歲仍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應當保障他們依法接受義務教育所需費用。（7）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對象的疾病治療，應當與當地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和農村人民公社或縣裏的醫療救助製度相銜接。

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經費不得低於本地區農村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純收入的60%。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標準不得低於當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並根據當地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適時調整。農村五保供養標準，可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製定，在本行政區域內公布執行，也可以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縣級人民政府製定，報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備案後公布執行。
國務院民政部門、國務院財政部門應當加強對農村人民公社五保供養標準製定工作的指導。

實行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相結合。根據五保對象的意願，可吸收五保戶入敬老院集中供養，五保戶入院自願，出院自由。實行分散供養的，應當由農村人民公社政府或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集體經濟組織、受委托的撫養人和五保對象三方簽訂五保供養協議。

不僅是醫療，在教育、住房、殘疾人工作方麵，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個核心《普及率》。一切服務都是免費的提供服務, 不存在中間商資本家賺錢的說法。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裏的所有社員們看病都是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  赤腳醫生製度。是受國家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保障的，對於國家幹部和城市居民實行“公費醫療”製度。這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基本政策。說是“公費醫療”，其實也是有一部分費用需要個人承擔的，公費隻承擔看病費用的大部分，對於那些有突出貢獻的人，立過一等功的人，有英雄稱號的人，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以及軍人國家幹部則是全免費的。

在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群眾看病的費用是很低廉的。例如當時有社員曾經患黃疸型肝炎，這是比較一般的疾病，但是全部治療的費用是幾角錢，十幾付中藥就徹底根除。這是什麽概念呢，一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幾分之一。為什麽毛澤東時代醫療費用這樣低廉，這應該主要歸功於在那個時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那時候醫療工作者都是人民群眾中一分子，信奉“救死扶傷是天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不追求脫離人民群眾，不以個人利益為追求。醫療不是以賺錢為主的私有化產業。而是公營的福利性服務行業。

《白衣天使》的醫德是非常高的，《白衣天使》們是以“救死扶傷是天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白衣天使》們是十分痛恨“以醫牟利，趁人之危”的私有化行為。《白衣天使》們在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不管你是幹部群眾都是一樣的服務的。走資派篡權上台後的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如何? 中國人都有切身體會就不多說了。隻是年輕人很少有人想知道有三十年時間不同體驗。

令很多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老人痛惜，這些老人慢慢地一位又一位走了。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老人，千千萬萬個和毛澤東、周恩來一樣忠誠履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老人們。他們曾被世人尊稱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老的《白衣天使》們，這些老的《白衣天使》們不單單是說他們有著高超的醫術，更是尊敬他們這樣一群有著崇高醫德的老人們。這群老的《白衣天使》們是從毛澤東時代一路走過來的，無愧於“人民醫生”的光榮稱號。

在毛澤東時代更為廣泛的農村人民公社裏，執行的也是“公積金”製度，但做了一個劃分。小病在各村、大隊、公社的《紅醫站》裏就診，每個大隊有一個老醫生和二個分別為男女各一的赤腳醫生為社員們看病。通常費用是交五分錢，大病送診到鎮、縣、區、市醫院，費用又是小隊、大隊、人民公社負擔大部分，個人承擔少部分。這其中還有個例外，就是隻在農村人民公社裏實行“五保”製的一分也不收錢。

所謂的“五保”製，就是由人民公社集體和人民政府完全承擔一群特殊人的“吃、穿、住、醫、葬”五個方麵，個人絲毫沒有負擔。這是比城市居民更為優厚的特別待遇，享受這種待遇的家庭被稱做是“五保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五保戶製度開始執行起，就有一套比較嚴格的審核程序，即符合以下條件：“失去勞動能力的，身體有殘疾的，沒有生活來源的，沒有子女的，失去生活依靠的，革命軍人烈屬、遺孤”。五保戶沒有年齡限製，如果五保戶中有適齡兒童，國家還負擔全部教育費用直至參加工作。全國總計約有“五保戶”幾百萬人。

其實，不僅是醫療，在教育、住房、殘疾人工作方麵，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個核心——普及率。即：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盡最大數量、最大可能的都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待遇。

關於人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毛澤東有三個基本的人的價值觀（世界觀）：自由／權利、平等和公正社會。在毛澤東的觀念裏，自由／權利的概念有兩層涵義：“身體自由”和“道德自由”，後者更為重要。身體自由的內涵可以分為兩類：積極方麵和消極方麵。消極自由／權利指不受強製，尤其針對外部幹擾或外國統治而言：消極自由／權利的本質是“擺脫”。積極自由／權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決定、選擇做或不做、行為或不行為的能力。因此，毛澤東積極與消極自由／權利的概念與中國人民“擺脫”西方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自主、抵抗帝國主義的意誌，以致中國人民能“自由的”實踐民族自決有著密切的聯係。

平等，毛澤東設想的公正社會的第二個組成部分，不應理解為僅包含平等主義的狹義上的平等。相反，毛澤東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個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嚴和價值而言是平等的，應當被平等對待。這個人的價值觀應該從社會的三個主要方麵理解：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換句話說，毛澤東的平等觀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原則：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政治平等意味著全體中國人民都應當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包括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這也是毛澤東大眾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這些權利。經濟平等的觀念意味著消滅剝削製度和人壓迫人的製度。因此，通過土地、資本和工業國有化，生產資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製和財富平等分配是經濟平等的主要特點。社會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間的平等關係。無論是誰，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應該被平等的對待。這是對中國按財富、權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會地位、威望和尊重的傳統習俗的重大改革。稱呼用語由“同誌”取代了“先生”是社會關係平等的一個典型表現。提倡婦女權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識分子下鄉、幹部下幹校政策旨在培養平等的大眾觀念和一個新的價值體係。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體到他的經濟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滿足以及財富的分配必須是相對公平的。為了保障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在大眾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權製要素。在國家指導和領導下有計劃的發展全國經濟。此外，必須保護人民對公共決策的積極參與，並須為這種參與不斷創造條件。

毛澤東經過其革命生涯逐漸形成了經濟生存能力和生產力理論，提出了“辯證道德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一個新觀點，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規範對影響人民思想和行為的作用。毛澤東確信，中國人民能夠為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奉獻、自我犧牲、努力工作而釋放出巨大的力量。當對人民進行適當的意識形態灌輸和組織訓練，經過一段時間他們將會具有這些新的價值觀和品質特點。他“不斷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人的觀察和概念化的基礎之上的，他把人作為一個單獨事物分析，並把人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驅動力。

在毛澤東看來，人是最重要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把人的資源看成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作為生產者，人的動力來源於意識，意識來源於社會實踐。動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獻、熱愛、決心、信心、節儉、勤奮和簡單的來源。意識和動力相輔相成，通過人的勞動可以轉化成物質力量。根據這個觀點，改造社會和推動經濟發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須引導他們提高自己的覺悟和意誌。

這是完全不同於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觀念的世界觀，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強調市場機製和追求個體利潤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刺激經濟發展。毛澤東表麵上將經濟發展問題政治化的事實，並不是因為他打算挑戰經濟發展的概念，而是因為他試圖利用政治來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力資源並使推動經濟發展的所有社會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澤東看來，“現代科學和技術不應被訓練有素的專業‘專家’所獨享，而應大大鼓勵普通工人和農民進行試驗和積極參與。”

為了充分利用人的決定性因素和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首要生產力因素，毛澤東認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世界觀，把人作為整體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經被狹隘化為忠於家庭、村落、宗族的“整體”概念，擴大為階級、民族甚至更大的覺悟。目標是在社會上形成一個以公（集體、公眾、廣義）為導向而非以私（自私、個人、狹義）為導向的世界觀。毛澤東堅定地認為，隻有集體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為了接受這樣的世界觀，需要一場毫不妥協的倫理和道德革命。他經常提到文革作為一種運動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提倡集體主義，它不僅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公有製，而且在行為意義中指熱愛和無私。公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是基於集體努力的一個過程，而非基於私，如個人主義以自我為導向的動機。因此，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的是消除舊的半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和動機，建立一個與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公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動機。這是試圖以道德衝動（公）代替自我本位動機（私）以刺激生產和發展增長。當時試圖縮小收入差距的工資政策就是這種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業，工資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減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僅參照個人對生產的物質貢獻，還參照一個人的政治覺悟程度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程度。

在1949年毛澤東帶領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之後，中國同其他新獨立的第三世界農業國一樣，啟動了以國家為主導的社會福利計劃。這個計劃也是對革命前社會遺留的貧困、性病、營養不良、賣淫、犯罪、失業、吸毒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應對。在現代工業就業的隻有一百萬人——不到整個城市就業的5%。失業人數極其巨大-470萬，大約占當時就業人口的60%。人們相信，通過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消滅階級衝突、廢除剝削製度）的建立，以及一個全國範圍的國家資助的福利計劃的建立，可以逐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yongbing1993]

抑鬱症與憂鬱症是同病或有區別






讀一博文《憂鬱症是當前的流行病嗎？》，發現博文中出現了《抑鬱症與憂鬱症》的不同名詞，好奇心想了解一下這兩個抑鬱症與憂鬱症的意義。即輸入問題如下：《抑鬱症與憂鬱症是同病或有區別》？所得到的是如下回複：

一，【AI 】回複如下：

在日常用語中，憂鬱症和抑鬱症通常指的是同一種疾病，即重度抑鬱障礙。兩者可以互換使用，都是指一種影響情緒和身體的疾病，主要特征是持續的低落情緒、對事物失去興趣，並伴有其他身心症狀。

抑鬱症/憂鬱症的特征：

情緒低落: 持續感到悲傷、絕望或空虛。

興趣減退: 對過去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和樂趣。

精力不足: 感到疲勞、缺乏活力，並且這種疲憊感非常明顯。

認知障礙: 難以集中注意力，難以做決定，並可能出現無價值感或過度的內疚。

生理變化: 體重出現重大變化、失眠或睡眠過多、食欲不振或過盛、性欲減退。

軀體症狀: 可能伴有無法解釋的身體疼痛，如頭痛、消化問題、胸悶等。

精神運動性症狀: 坐立不安或動作、言語遲滯。

總結：

日常用語: 在日常交流中，這兩個詞語可以互換使用，都指向一種情緒和身心健康的疾病。

醫學術語: 在醫學上，抑鬱症更常用於指代重度抑鬱障礙。

兩者含義相同: 無論使用哪個詞，都指代的是一種需要關注和治療的疾病，而非僅僅是“不開心”或“心情不好”那麽簡單。


【人腦】回複如下：

二，《憂鬱症就是抑鬱症嗎？兩者之間有什麽區別 ？》

作者：學無名

2017-08-17

生活中有很多常見的心理疾病，其中憂鬱症是比較常見的。那麽你知道如何預防憂鬱症嗎？很多人都會把憂鬱症看成抑鬱症，那麽兩者之間有關聯嗎？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憂鬱症和抑鬱症是一樣嗎？

其實憂鬱症與抑鬱症是完全不同的，並且從心理學上講，憂鬱是突發的，而抑鬱症則是一種症狀，一種精神障礙。

憂鬱症和抑鬱症的區別：

憂鬱症常常為，入睡困難，有時可睡，但1-2小時後即醒，醒後再難入睡。也有的整夜不眠；坐臥不安，控製不住沒有明確的對象或內容的恐懼，或提心吊膽的痛苦體驗。有些人表現為情緒低落為主要症狀，沮喪、憂傷、自卑，對日常活動興趣顯著減退，甚至喪失。過分注意自己的身體和各種生理變化。有些人則多疑，總懷疑別人在說自己的壞話，很煩惱對健康不利，卻不能自控。而有些患者則表現為強迫自己想某樣東西或事情，無法控製自己。

抑鬱症的症狀是以心境低落為主要特征，主要表現為：病人感到心情沉重，生活沒意思，高興不起來，鬱鬱寡歡，度日如年，痛苦難熬，不能自拔；自我評價過低，病人往往過分貶低自己的能力，以批判、消極和否定的態度看待自己的現在、過去和將來，這也不行，那也不對，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前途一片黑暗。強烈的自責、內疚、無用感、無價值感、無助感；對任何事物都毫無興趣；食欲減退、體重減輕。

憂鬱症的預防方法

1，多些娛樂

在日常生活中要安排一些娛樂活動，擴大生活圈子，多交工作以外的朋友，培養興趣愛好，舒緩工作及生活上的壓力。

2，良好的心裏態度

對今天不生氣，對昨天不後悔，對明天不擔心。我們無法主宰世界，但是我們可以調節自己的情緒，是自己每天都擁有一份好心情。

3，學會自我稱讚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會自我欣賞，肯定自己的優點、長處，坦然對待不良刺激，以保持情緒的穩定，這樣才能擁有良好的心境。

三，《抑鬱症與憂鬱症有很大的區別》

來源於：許臣華 主任

2017-06-14
　　
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沒有憂鬱症，隻有抑鬱症，憂鬱可以是突發性的，受特定環境和事情的刺激，而突然出現心理崩潰，然而它的特性是短暫且具有一次性免疫力，也就是說這次你挺過去了，那麽下次就不會被同樣的事物所擊潰。

但是抑鬱症是一種長期生理問題得不到解決產生的病症，要清醒的認識到它的可怕，不過抑鬱症不一定自殺，自殺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日本學者長岡利貞指出，自殺過程一般經曆：產生自殺意念——下決心自殺——行為出現變化+思考自殺的方式——選擇自殺的地點與時間——采取自殺行為。

識別典型抑鬱症的方法：

即一個人的抑鬱情緒持續兩周以上，同時伴有下述9項症狀的任何4項以上：

1、興趣喪失或無愉快感，感到沒有任何事件能夠使他們高興起來。

2、精力減退或持續疲乏，體力難以恢複，躺在床上都感到累。

3、活動減少或動作遲滯，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隻想在床上度過。

4、過分自責或內疚，為自己過去一些微小的過失責備自己。

5、聯想困難或注意力不能集中，感到大腦猶如停滯了一樣。

6、反複出現輕生的想法或行為。

7、失眠或早醒，早上抑鬱情緒突出。

8、體重降低或食欲下降，甚至拒食。

9、性欲下降，甚至全無。

從憂鬱症與抑鬱症的區別看兩症的高發人群

1、抑鬱症(憂鬱症)患者的親屬，患病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群的兩倍。

2、女性患憂鬱症與抑鬱症的風險是男性的兩倍。

3、在升學、就業、住房等麵臨著空前激烈的競爭青年人，許多人夢想破滅，導致失望、挫折和喪失信心，直到抑鬱。

4、劇烈變化的青春期，在高傲和自卑間徘徊，即想擺脫家庭的束縛，又未完全獨立，這使的他們對重大的挫折易產生嚴重的情緒反應。

5、時常要麵對身體衰弱、親人喪失的老年人，及身染慢性疾病，感到悲觀暗淡，對病痛無能為力的病人。

現代人的生活壓力大，容易出現憂鬱情緒，但不一定是抑鬱症，隻要認清抑鬱症與憂鬱症的區別，懂得調適，生活依然很美好。

[yongbing1993]

共產黨可怕是讓無產者聯合起來





為什麽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要解散工人階級隊伍讓工人下崗成為一個一個打工仔或失業者？

為什麽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要解散農村人民公社讓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裏的社員們又倒退為個體農民成為四處流浪找工的農民工？

為什麽世界各國的資本家權貴們如此反對共產黨？

為什麽從新中國逃出來的一小部分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妖魔鬼怪走資派及新生資本家們成了《反共華人》專業反對共產黨？

就是《共產黨可怕》，可怕的《是讓無產者聯合起來》。

《無產者聯合起來》力量就大。一個個成個體就如一盤散沙。

為什麽毛澤東總說，懂得了馬列主義即共產黨，就找到了中國幾千年來老百姓反抗總是失敗的原因，就是沒有聯合起來，團結才有力量。因此，將農民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帶領下聯合起來建立了新中國。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如果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很難相信這些散文式的語句用普通老百姓底層群眾都能易懂的語言講出來的，就是出自馬克思恩格斯為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撰寫的綱領性文獻即《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誕生以來，成為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文獻之一。《共產黨宣言》之所以能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中深入人心，不僅在於其劃時代的思想內涵，還在於其文風有創意、有新意。這樣直接訴諸普通人民群眾心靈與情感的文風，是馬克思恩格斯用腦用心創造出來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寫作《共產黨宣言》前就意識到，《共產黨宣言》不隻是一份政治綱領，還要成為無產階級的指路燈。當時，雖然歐洲工人運動接連失敗，但是統治階層卻認定《共產黨可怕》，共產主義是“可怕的遊魂”，“恐怖的幽靈”。馬克思恩格斯用最通俗的語言，為“幽靈”正名，最後得出結論：《共產主義運動》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明確的現實指向，朗朗上口的語言表述，使得《共產黨宣言》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不獨《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著作，都給人新風撲麵之感。他們在革命實踐中，提倡寫作要聯係實際、立場鮮明、準確生動、通俗易懂，對文風的重要性作了充分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是寫作還是演講，都要從實際需要出發。馬克思在主編《萊茵報》時提出，要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說些漂亮話，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些具體現實，多提供些實際的知識。綜觀他們的著作，不論是《資本論》《反杜林論》，還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都帶有極強的聯係實際問題的特點。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寫文章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宣傳自己的觀點。1848年6月，他們創辦《新萊茵報》，宣揚革命主張，深刻揭露反動統治，直接指導德國革命，支持巴黎工人起義和各國民族解放鬥爭。1849年5月，馬克思在《〈新萊茵報〉被勒令停刊》一文中強調：“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隱瞞我們的觀點是多餘的。”

共產黨人：《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隱瞞我們的觀點是多餘的。》

馬克思分析了《新萊茵報》被普魯士當局勒令停刊的過程，闡明《新萊茵報》的文風一直是旗幟鮮明、尖銳潑辣，而普魯士反動當局則“用虛偽的詞句來掩飾恐怖手段”。兩者風格迥異的原因在於：《新萊茵報》理論上是正確的，政治上是正義的；而普魯士當局“理論上是膽怯的”，政治上是反動的。

為了改進文風，馬克思恩格斯專門研究了現代文風。恩格斯指出：“現代風格包括了文風的全部優點：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同長長的、平鋪直敘的描寫相互交織；簡潔的語言同閃閃發光的形象和迸發出耀眼火花的妙語相互交織。”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20周年紀念日，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作了導言，認為“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曆史意義，並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後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

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內容豐富多彩。在寫作《資本論》過程中，馬克思研究過1500多種書籍和檔案文件。僅《資本論》第一卷論及的文藝家就達40人，文藝作品40餘種，平均每6000字就會引及文學藝術作品，其中引證最多的是莎士比亞，達8次，深入分析莎士比亞的作品達5種。此外，針對受眾對象大多是工人的情況，他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釋深刻的哲理。《共產黨宣言》的這句話朗朗上口，至今廣為傳誦：“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讓群眾更容易聽得懂，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再強調的文風。列寧提出為群眾而寫作，要求文章要廣泛使用生動的人民語言，大膽吸收方言、諺語、俗語、形象比喻等，使讀者感到通俗易懂。他強調共產黨人“應當善於用簡單、明了、群眾易懂的語言講話，堅決拋棄難懂的術語，外來語，背得爛熟的、現成的但是群眾還不懂、還不熟悉的口號”。列寧寫的《給農村貧民》的小冊子以及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都體現了通俗化的文風。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好的文風，對無產階級政黨建設提出新的要求。文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作風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共產黨的形象和事業成敗。中國共產黨曆來重視文風問題。毛澤東注重把通俗易懂的群眾語言融入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所作的閉幕詞中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把中國人民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奮鬥目標和堅忍不拔的精神表述得既準確無誤又極具感染力。

針對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的一些學者“言必稱希臘”等現象，毛澤東明確提出：“不要割斷曆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毛澤東提出：“隻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

“以理服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時期的幹部隊伍，一部分出身於工人、農民，大都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不高；一部分是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歸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愛國華僑，有的缺乏係統理論學習和黨性鍛煉，有的缺乏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在加強理論教育的同時，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宗旨教育，是當時的重要任務。

毛澤東指出：“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注重把加強理論學習與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結合起來，注重宣傳唯物主義、宣傳辯證法，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文風，從認識論的高度徹底清算黨內的“左”右傾錯誤，特別是清算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內的惡劣影響，教育全黨幹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針，堅持“團結—批評—團結”，堅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誌的目的。

“製定一套完善、正規的學習製度”，著力構建高效管用的學習製度體係。製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製度優勢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最大的優勢。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高度重視學習教育製度建設，以中共中央名義製定印發了一係列學習教育文件，內容涉及組織領導製度、學習指導製度、保障製度、考評製度等各個方麵。

這些學習教育製度的建立和落實，使中國共產黨在全黨學習從一開始就處於有組織有領導的規範化管理狀態，在物質極度匱乏的艱苦戰爭環境中沒有放任自流或者流於形式，反而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堅持下來，使中國共產黨全黨形成自覺學習和自我提升的良好習慣，獲得不斷創新和持續發展的強大能力。

毛澤東強調指出，“這樣的學習製度，中央要在全國推廣，隻要共產黨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動起來，造成一個學習的熱潮”。

可以說，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學習教育，不僅靠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靠製度，沒有這些學習製度保駕護航，在延安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中央想要在極緊張的戰鬥活動和極短的時間內“克服自己理論工作的落後性”是不可能的。這也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學習製度建設奠定了基礎。

“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堅持“分級分類”與“因材施教”相結合，不斷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

延安時期，惡劣的環境，艱苦的條件，繁重的工作，給中國共產黨全黨同誌學習帶來了不小的困難。為了克服困難，中國共產黨在推動學習的方式方法上創造了許多好經驗。在學習安排上，結合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多次分期發布學習計劃，堅持在職教育和學校教育協調發展、統籌推進，使幹部教育能夠連續地、係統地順利進行。

在學習方法上，倡導“擠”和“鑽”的“釘子精神”，毛澤東指出：“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

在學習組織上，開展分類編組、分級指導的差異化學習，充分發揮中央學習組和高級學習組等的示範帶動作用，爭建“模範學習小組”、爭當“學習典範”。

在學習激勵上，設立幹部學習節，製定和實施一係列監督、檢查與考核製度，做到“勤學者獎，怠惰者罰”，不僅保障了幹部學習任務的落實，更提升了幹部自主學習的動力和能力。

通過這些舉措，這一階段的幹部學習教育質量有了很大提高，進一步形成了“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的生動學習場麵。

聽毛主席作《反對黨八股》報告。據《解放日報》2月2日“本報訊”報道，是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參加盛會的黨中央諸同誌、被邀請之來賓及全體學員共千餘人。校長鄧發講話並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學員”，主要是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和在延安工作的黨的“七大”代表。參加“七大”的代表544人，候補代表205人，聽取整風報告的代表人數可能略少些，因為有些代表是1945年4月開會前才趕到延安的。

2月8日我們走到中央黨校禮堂大門，一手交會議通知，一手接過會議散發的《宣傳指南》。會場差不多已坐滿了。到開會時，過道上站滿了人，後排的長凳上也站著人，窗台上坐著人，主席台上也擠了許多人。於黑丁說他找不到座位，跑到院子裏找了塊半截磚頭擠上台去，就放在凱豐腳邊坐下來聽報告。

毛主席走到台中央，開口就說警句。他說，今天開的是壓縮會議。現在兵荒馬亂，全世界的文章都要縮短。我們今天開會就是研究要把文章縮短。接著，毛主席逐條講解《宣傳指南》。《宣傳指南》選輯蘇聯《聯共黨史》中列寧論在工人中如何進行宣傳的一段，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報告中論宣傳的群眾化一段，魯迅答《北鬥》雜誌論文章的寫法一篇，及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論宣傳的民族化一段。最後，他以尖銳的諷刺口吻指出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指出黨八股是教條主義的藏身所，必須打倒。三個多小時講了四五萬字，會場活躍，掌聲、笑聲時起時伏。大家聽到開心時，毛主席也笑。毛主席講話常用比喻、警句、諺語、妙語、故事，增強演說的幽默氣氛，他的動作表情尤富感染力。聽毛主席演說，既受益又開心，所以場場爆滿。

“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不要割斷曆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隻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

[yongbing1993]

共產黨誕生前有八小時工作製嗎




奴隸主會給奴隸們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地主會給長工們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資本家會給工人們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人類自有文字記錄以來的曆史中有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八小時工作製是共產黨誕生後產生的。《八小時工作製》的由來：

八小時工作製最早由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於1817年8月提出。他還發明了一個口號， “8小時勞動， 8小時休閑， 8個小時休息”1833年，在歐文的支持下，具有同情心的工廠主約翰·多赫爾蒂等人發動了一場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運動。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代表大會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自己支配，8 小時休息”的口號，要求各國製定法律給予確認。

八小時工作製是國家法律規定的工作日長度為8小時的工作製度。世界各國普遍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正常一天工作時間為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為8小時。

8小時工作製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結果。資本主義早期，工人階級為爭取8小時工作製就開始進行罷工、示威活動。1866年9月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上，根據馬克思的倡議，首先提出“8小時工作製”的口號。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權於1917年11月11日頒布了《關於8小時工作製》的法令。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8小時工作製被1919年10月國際勞工會議所承認。以後資本主義各國被迫陸續確認了8小時工作製。建國後，我國也實行這一製度。

曆史緣由：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工人運動。當時，美國和歐洲的許多國家，逐步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為了刺激經濟的高速發展，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以維護這個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機器，資本家不斷采取增加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辦法來殘酷地剝削工人。

在美國，工人們每天要勞動14至16個小時，有的甚至長達18個小時，但工資卻很低。馬薩諸塞州一個鞋廠的監工說：“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夥子，在這裏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沉重的階級壓迫激起了無產者巨大的憤怒。他們知道，要爭取生存的條件，就隻有團結起來，通過罷工運動與資本家作鬥爭。工人們提出的罷工口號，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1877年，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全國罷工開始了。工人階級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勞動與生活條件，要求縮短工時，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罷工不久，隊伍日漸擴大，工會會員人數激增，各地工人也紛紛參加罷工運動。

在工人運動的強大壓力下，美國國會被迫製定了八小時工作製的法律。但是，狠毒的資本家根本不予理睬，這項法律隻不過是一紙空文，工人們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倍受資本家的折磨。忍無可忍的工人們決定將這場爭取生存權利的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準備舉行更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1884年10月，美國和加拿大的八個國際性和全國性工人團體，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一個集會，決定於1886年5月1日舉行總罷工，迫使資本家實施八小時工作製。這一天終於來到了。5月1日，美國2萬多個企業的35萬工人停工上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各種膚色，各個工種的工人一齊進行總罷工。僅芝加哥一個城市，就有4．5萬名工人湧上街頭。這下，美國的主要工業部門處於癱瘓狀態，火車變成了僵蛇，商店更是鴉雀無聲，所有的倉庫也都關門並貼上封條。

1889年7月14日，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召集的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隆重開幕。這次大會上，法國代表拉文提議：把1886年5月1日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鬥爭日，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與會代表一致同意，通過了這項具有曆史意義的決議。

十九世紀西方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艱苦曆程。五一國際勞動節也依然是中國的法定假日。溫故才能知新，通過回顧勞動者爭取888工作製度的曆程，我們更能珍稀來之不易的權益。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八章“工作日”中，馬克思就清晰地指出了資本家冷酷的本質：“作為資本家，他隻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隻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論》出版於1867年，超長的工作時間在當時西方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基本是常態。以美國為例，當時的工人普遍每天要工作10至11個小時，並且沒有雙休日。歐美的工人們經曆了數十年的艱苦鬥爭才奪取來了今天朝九晚五，一周雙休的工作待遇。當時的工人們打出的口號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閑、八小時睡眠”，我們可以簡稱為888工作製。五一國際勞動節也依然是我國的法定假日。溫故才能知新，通過回顧勞動者爭取888工作製度的曆程，我們更能珍稀來之不易的權益。

工人們爭取八小時工作製是的標語，是人們奮鬥多年的結果。我們是現代工人！我們要享受生活的權力！

“在灰蒙蒙的晨光顯示出籠罩在科克頓上空巨蟒般的濃煙之前，那些童話般的宮殿就已經燈火通明了。木屐在人行道上喀噠喀噠地響著；鈴聲急促地尖叫著；憂鬱地發狂的‘大象’被擦拭地亮晶晶的，並且上了油，以準備這一天單調的工作。沉重的活動又開始了。”

寥寥數語，狄更斯就勾勒出了十九世紀英國工人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他的這本《艱難時世》也被認為是全麵展現十九世紀英國勞資衝突的重要作品之一。十九世紀的歐美經曆了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大發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大規模提升。大量農民湧入倫敦、巴黎、柏林、紐約等工業城市。為了在城市中獲得一席之地，他們必須沒日沒夜地工作。很多時候，工人們都必須每天工作14至16，甚至是18個小時。在這樣長時間工作的折磨下，工人們的健康狀況普遍堪憂，因為疲勞產生的工作事故更是時有發生。更為重要的是，每天超長的工作時間剝奪了工人作為人的本質。如果人們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休息，那麽人和機器又有什麽區別呢？

隨著工人階級的不斷發展與壯大，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在歐洲興起。工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也要像一個人一樣有尊嚴地活著。他們開始向當時的社會發起挑戰，向資本家們發起挑戰。

莫裏茨·布羅梅就是這一批工人的代表。布羅梅於1873年出生在德國圖林根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同時也是一名積極的社會民主黨人。他自己則是一名鋼鐵工人，從小受到他父親的熏陶，自然也支持社會民主主義。1903年，作為一個普通工人的他正在治療自己的肺結核。在這難得的閑暇時光裏，他決定提筆寫下自己的自傳。十九世紀的工人普遍文化水平還不高，寫下了自傳的更是鳳毛麟角。從他留下的文字裏，我們得以一窺那時工人的訴求。

布羅梅在自己的自傳裏記錄了一個典型的勞動者形象：他的嶽父。他的嶽父一輩子都在圖林根的一個林場中工作，每天都要進行重體力勞動。每天從天不亮就要出門去砍樹、修剪樹枝、種樹、挖樹樁。等到太陽下山才能回家，隻為了一點微薄的工資。而在夏天，林場上無事可做時，他就必須到附近貴族的莊園中去勞作。他每個周日都必須躺在家裏休息，完全沒有餘力做其他事情。

“他已經年近古稀了，卻還是要每天做這樣的工作。”布羅梅不無歎息地寫到。

1853年美國一間工廠給其女工準備的每日時刻表。在表的上方明確地寫著“由此安排，可以確保全年的日平均工作時長達到11小時”這張表上不要說雙休日，連單休日都沒有。唯一的休息就是每周六工人們可以提早一到兩個小時下班。
但是布羅梅自己也知道，他屬於新一代的工人，他無法像自己的嶽父一樣生活。

“新時代的工人有更多的需求！他要求享受生活的樂趣。他想要提升自己！”

布羅梅寫下了自己既樸素又真誠的願望。

邁向八小時工作製

“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閑、八小時睡眠”這一口號，最早是由著名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於1817年提出的。在工人們普遍要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那個年代，這句口號仿佛是癡人說夢。飯要一口一口吃，事情要一步一步做。

邁出這第一步的，是法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

1848年初的法國，正在七月王朝的統治之下。七月王朝本質上是一個大資產階級的保守政權，經濟政策偏向大資產階級及壟斷企業，政治外交上也保守而軟弱，沒什麽建樹。因此法國的中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者一直期望可以發動革命，建立共和國。為此，他們需要團結當時逐漸壯大起來的工人階級以及社會主義者。因此，當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後，自然要回饋工人階級的支持。這一回饋的具體體現就是革命後不久，政府於1848年3月2日發布的政令：

“鑒於每日過長的手工勞作不光會損害工人的健康，更會影響他們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質，傷害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共和國臨時政府宣布將每日的工作時長減少一小時：在巴黎由每日11小時減少為10小時，在地方各省則由每日12小時減少為11小時。”

每日工作10小時，沒有雙休日。這在現在的我們看來完全就是血汗工廠的排班表，但是對於當時的工人來說已經是一個勝利了。巴黎的街頭，工人們為此高呼“共和國萬歲！”

事實上，此前的法國根本沒有全國性的工時法案。各個城鎮，甚至各個工廠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時刻表。所以實際上政令代表的實際意義要遠遠超過其字麵上表達的“每日工作時長減少一小時”。這是法國政府在曆史上第一次發布全國性的工時法案，而十小時或十一小時工作日在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來看，絕對是一種進步。

但是，這樣的進步還是遠遠不夠的。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便英國及法國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中期都陸續確立了十小時工作製，工廠主們總是有辦法迫使勞工們超額勞動。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就記錄了當時英國工廠主普遍采用的伎倆：

“狡猾的工廠主在早晨6點前1刻就開工，有時還要早些，有時稍晚些，晚上6點過1刻才收工，有時稍早些，有時還要晚些。他把名義上規定的半小時早飯時間前後各侵占5分鍾，一小時午飯時間前後各侵占10分鍾。星期六下午到2點過1刻才收工，有時稍早些，有時還要晚些。這樣他就賺到：星期一至星期五：早6時前15分鍾、晚6時後15分鍾、早飯10分鍾、午飯20分鍾，即60分鍾/日，5日共計：300分鍾；星期六：早6時前15分鍾、早飯10分鍾、下午2時後15分鍾；1周共計：340分鍾。

也就是說，每周多出來5小時40分鍾，每年以50個勞動周計算（除掉2周作為節日或因故停工），共為27個工作日。”

1866年，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國際會議上，第一次將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寫進了決議中。這也是八小時工作製第一次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們共同爭取的目標。此後，歐美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頻頻舉行支持八小時工作製的遊行。這在許多當時的政府官員和資本家們看來，成了工人階級貪得無厭的體現，引發了政府的強烈反彈。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們走上街頭，舉行支持八小時工作製的遊行。遊行進行到5月3日時，芝加哥警察開始介入並強力鎮壓，開槍打死了兩名示威人員。此後，在5月4日，工人們聚集在芝加哥的幹草市場廣場，抗議警察的暴力行徑。最終事件演變為暴力衝突，總共造成7名警察及4名遊行人員死亡。史稱幹草市場事件。

1889年7月，第二國際在巴黎會議上決定將每年的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這一節日也延續至今，到現在依舊是中國的法定假日。

當時描繪幹草市場時間的版畫，事件中有疑似無政府主義者向警察投擲了自製炸彈，引起了局勢的惡化。此後，隨著工人抗爭的不斷進行，不少被迫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的工廠主和資本家發現，給予工人充足的休息和娛樂時間實際上可以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率，是一件雙贏的事情。1902年，芝加哥的公會和企業主們向美國工業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他們在報告中激動地表示，自從實行了8小時工作製以來，工人們的勞動熱情和勞動效率都提高了許多，工廠的產出甚至比過去實行10小時工作製時還多。同樣的報告像雪片一樣從美國各地飄向華盛頓。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正式在其工廠中實行8小時工作製，兩年後，8小時工作製正式在美國以聯邦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歐美主要的工業國家普遍都是二十世紀的頭一個二十年內完成了8小時工作製的立法。

法國總工會宣傳8小時工作製的海報。海報體現長時間的工作會導致人們家庭破裂、生活痛苦、最終墮入酗酒的深淵；海報則又表現了8小時工作製下幸福、健康、快樂的工人形象。法國於1919年確立了8小時工作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