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時代偉大勞動人民感覺到
如果老人、小孩或者行動不方便的人在行走路上摔倒了，會有很多人來幫扶，如果不小心掉了錢包，會有人撿到還回給失主，如果你有困難，會有很多人來幫助你，如果有人搞破壞犯罪，會有很多人站出來堅守正義，如果……
對於年輕一代來說，這也許可能被認為是天方夜譚，可這類事卻是真真實實地發生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充分地體現出來了，一方有難，八方來援;一人有難，大家相助。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的講演中所提到“十個沒有”，發展到毛澤東時代，全國已經在延安“十個沒有”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十個沒有”：沒有土匪黑社會組織，沒有走私販毒吸毒，沒有拐賣婦女兒童，沒有利益集團，沒有剝削壓迫，沒有投機倒把，沒有防盜門窗，沒有強拆，沒有失業，沒有欠薪。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那是一個人人奮進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裏，大家講的是團結奉獻，想的是國家集體，崇尚的是英雄，歌頌的是先進，為的是人民，幹的是奮鬥。想起毛澤東時代，我們至今還在熱血沸騰。毛澤東時代是人類階級社會以來犯罪率最低的時代，更是人類曆史上文明道德最崇高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偉大精神是值得我們永久地懷念。
一、主人公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公。從各級黨政組織領導成員的名單中更能突現出當年的工人農民是國家主人公的曆史事實。
在毛澤東時代，工人出身的吳桂賢和農民出身的陳永貴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石油工人王進喜當選為中央委員，農民出身後來在副食品門市擔任營業員工作的李素文當選為中央委員，後來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淘糞工人時傳祥登上天安門城樓……
在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各級領導班子中工人農民出身的領導幹部占大多數，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接見的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的先進模範代表不勝枚舉。當年的北京大學，60%以上的學子都是來自農村。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每一個普通的工人、農民、軍人和所有勞動者，隻要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熱愛勞動，努力工作，成績優異者都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擔任國家和地方的黨政領導人。毛澤東時代的人民群眾為什麽會自覺地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努力工作?因為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公。在北京，在上海，在全國各大小城市，在廣闊的農村鄉鎮，60歲以上的大爺大媽們，胸前佩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們，他們不要任何報酬，成了維護城鄉社會治安不可忽視的有生力量。劉文學，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曆史見證。毛澤東時代也有犯罪分子，也有通輯令，但是通輯令上不會有懸償金額，人民群眾不需要懸償金都會自覺自願地協助公安機關破案，因為他們懂得協助公安機關破案是每一個主人公的責任和義務。毛澤東時代選用幹部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國家任人唯賢，用人唯德，不搞個人關係，不用請客送禮，更不會買官賣官。政治清明，幹部清廉，領導清正，幹部的考核必須由人民群眾來評議，人民群眾是真正的國家主人公。
毛主席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隻有人民當家作主，沒有剝削和壓迫，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工人以廠礦為家，是廠礦企業的主人，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八小時工作製是毛澤東時代工人的驕傲，所以，那怕是車間掉了一個小小的細絲釘，都會有人撿起來上交。我在上海和深圳打工幾十年，經常看到私有企業的打工者們用完水以後不關水龍頭，也不會隨手關燈，垃圾桶裏經常會發現一些零部件和半成品等浪費現象。這不是素質問題，而是因為私有化使工人失去了主人公意識。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會感悟到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主人公精神的偉大。
看一個國家是不是人民當家作主，關鍵要看國家和地方的各級管理機構中，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出身的領導幹部占比是多少，因為不同的當權者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
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精神
1937年3 月，毛主席為抗大同學會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榮傳統。我們現在講“不忘初心”，就必須要傳承中國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毛主席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最好榜樣。
1960年，毛主席親自給中央辦公廳題下了四個大字：艱苦樸素。
著名學者雷潔瓊對毛主席的評價說：毛主席用一生踐行“艱苦樸素”這四個字，無論是革命中還是建國後，他在一直堅持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主席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主席七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補了73個補丁;一條毛巾被上的補丁達到70多個，一雙拖鞋穿了20多年……
領袖帶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緊跟照做，因此，全國人民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和美帝蘇修的封鎖，勒緊褲帶搞建設，才使得中國有了“兩彈一星”。
在毛澤東時代，領導幹部住的是單位房，縣級、公社(現在改稱鄉)鎮級沒有帶家屬的領導人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在食堂用餐，有的單位每年還會舉辦一次或多次的憶苦思甜活動，回憶解放前的苦日子，感受毛澤東時代的幸福生活。
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毛主席說：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當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體中國人民：“節約每一分錢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以致在全中國開展一次又一次的勤儉節約運動，其目的是為了建設好社會主義中國。中國人多力量大，人人節約，每個人節約一分錢，六億人口就是六百萬元。
當年流行的一首兒歌中唱道：我在馬路邊，檢到一分錢……從這首兒歌也可以從側麵反映出當時“一分錢”的意義。
毛澤東時代的子弟兵入伍後一個月隻有6元錢的生活費，每個戰士都有一個“針線包”，衣服破了自己補，扣子掉了自己縫。
毛澤東時代的大學生是國家出資培養的，入學不用交房租水電費，每一個大學生每個月還有15元的生活補助費，畢業包分配，結婚有婚房，生病免費醫療，退休有保障，一夫一妻，子孫滿堂。大家在生活上平時都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沒有“房奴”，更不會“躺平”。
也許有人會借此來嘲諷毛澤東時代窮，請這些人打住，毛澤東時代是從國民黨時代過來的，相比國民黨統治時期，毛澤東時代人民群眾生活是很幸福的。記得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朗誦詞中是這樣寫的：在毛澤東時代，祖國的人民是多麽幸福，祖國的江山是多麽壯麗，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曆史寫照。
在私有製的社會中，貧富兩極分化特別嚴重，富人極度揮霍浪費，窮人窮得餓死凍死。唐朝著名詩人杜甫曾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來揭露當時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罪惡。那些嘲諷毛澤東時代“窮”的人不知道四十多年過去了，還有許多貧困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不知道國家還在“扶貧”，他們與西晉曆史上“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的司馬衷有點相似，不同的是司馬衷是皇帝，而這些嘲諷毛澤東時代窮的人不是無知就是資本的走狗奴才。
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曆史，毛澤東時代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是毛澤東時代的特色,與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精神是互相關聯的。毛主席說：“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並提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現在有些人看到美帝國主義卡中國的脖子，嚇得發抖，以為天就要塌下來了。當年美帝蘇修對我國的封鎖比現在嚴重得多，毛主席說：“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困難算什麽?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麽?問題是有沒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蔣匪封鎖了陝甘寧邊區，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延安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開創了陝北的好江南——“南泥灣”史話，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
中國的兩彈一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揮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研製成功的。武漢長江大橋和南京長江大橋是自力更生的碩果，“紅旗渠”和全國幾十萬座水庫是艱苦奮鬥修成的。
剛解放時，中國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沒有任何工業設施，百廢待興，就如一張白紙。麵對這種狀況，毛主席說：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結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團結一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把一個貧窮落後有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工業化體係的強國。
在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工廠車間還是稻田麥地裏，到處都可以看到共產黨幹部參加勞動的身影，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是毛澤東時代幹部的特色，更是毛澤東時代值得驕傲的共產黨人的艱苦奮鬥作風。“幹部”是帶頭幹事而不是帶頭享受的，如果幹部不能經常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鍛煉，就會變得懶惰，思想就會變質，就會脫離人民群眾，就會墮落成為官僚，就會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堅持幹部參加勞動是共產黨人保持艱苦奮鬥作風的傳家寶，是保證共產黨人永不變色最有效措施。在毛澤東時代，流傳著這麽幾段話：“村趕村，戶趕戶，群眾看幹部，幹部看支部”，“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焦裕祿同誌就是共產黨幹部的好榜樣。在毛澤東時代，勞動是光榮的，幹部是廉潔奉公的，國家是以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表現和群眾評議來作為政績考核標準的。
如果中國不是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奠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堅實基礎，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有今天的輝煌嗎?
毛澤東時代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偉大精神值得我們永久地懷念。
四、大公無私精神
在毛澤東時代有句響亮的口號——“大公無私”。大公無私精神是毛澤東時代一條亮麗的政治風景線。
大公無私精神曾遭到一些人的抵毀，並以個人主義為標準對大公無私精神進行嘲諷曲解甚至強烈對抗。這並不奇怪，在如今的商業文化作為主流文化的社會氛圍中，大公無私精神確實能成為資本的笑柄。
什麽是大公無私精神，說得簡單一點，大公無私精神是以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目標，犧牲自我，成就大眾。是愛國家，愛集體，把國家和集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先公後私，有國才有家，舍“小家”利“大家”，這就是大公無私精神。
有些嘲諷大公無私精神的人會這樣說，把你的利益讓給我，你願意嗎?這是在肆意歪曲大公無私的精神。大公無私精神是把國家和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並不是沒有個人利益，更不是被歪曲成把別人的利益讓給某個人。
要真正詮釋大公無私精神，回顧毛澤東時代，人們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毛澤東時代，有一首非常經典的歌曲唱道：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裏需要到哪裏去，哪裏辛苦哪兒安家，祖國要我守邊卡，扛起槍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發。
大公無私精神是為了黨的事業，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犧牲自我。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多做貢獻。當年在搞科研的科學家們，他們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在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的情況下，堅守崗位，有的好多年沒有回過家見過親人。在上甘嶺戰役中，“一個蘋果的故事”讓我們記憶猶新。革命前輩們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不畏艱險，不怕困難，犧牲自我，這就是大公無私精神，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什麽能夠得到人民群眾擁護和愛戴的根本原因。
在毛澤東時代，革命幹部焦裕祿、人民戰士雷鋒、王傑……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他們都是大公無私的典範。
現在有的共產黨員不但沒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反而斤斤計較個人利益，為了個人利益反過來算計國家和人民，眾多的腐敗罪惡案例就是最好的見證。比如當年，有些人手中有了權力後，粉墨登場，禦用一批無恥的文人通過媒體高調宣揚“高薪養廉”，結果，在權力控製下，當權的人們擁有了高薪，相對比毛澤東時代的幹部，這些擁有高薪的當權者“廉潔”了嗎?
毛澤東時代的幹部和群眾一心為公，具有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如今，大公無私精神也隨著毛澤東時代成了曆史，是值得我們懷念的。
五、為人民服務精神
“為人民服務”是毛主席在延安時期提出來的。
在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精神更上一層樓。
1945年，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說：“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並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提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由於毛主席始終如一地主張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唯一宗旨，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成了全中國人民的主流共識。
1949年建國，國家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叫“人民政府”，國家權力機關叫做“人民代表大會”，貨幣定名為人民幣，管理貨幣的單位叫作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公安，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檢查院，人民郵政……都冠以“人民”二字，許多地名也以“人民”兩字開頭，如人民路，人民橋，人民公園，人民醫院，人民電影院，人民大會堂等等。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命名方式，充分體現了“人民”在毛澤東時代的重要性。
重視人民的重要性，“為人民服務”就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具體表現是“利他”，是一種“奉獻”精神，與“大公無私”精神是緊密相連的“雙胞胎”，都是“利他”。隻有具備了大公無私的革命精神，才能夠真正做好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出於私心是不可能“為人民服務”的，這種精神也隻有在公有製條件下才能真正地發揮出來。私有化社會是主旨是“利己”而不是“利他”，是“為己”而不是為國為民，是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所以私有製社會是不可能做到“為人民服務”的。從各種商業文化的內涵中可以看到資本為了追求利潤，不惜采取欺騙甚至犯罪的手段以達到其目的。這就是私有製度不能做到“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原因。
自古以來，封建文人也曾歌頌封建王朝的皇帝“與民同樂”，蔣介石當權時也曾提到過“為民”，但是這些人口中的“民”與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具有本質上的區別。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是勞動人民，是工人、農民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其他勞動者。
毛澤東時代的“為人民服務”精神，是值得我們永久地懷念。
六、雷鋒精神
1963年3月，偉大領袖毛主席親筆寫下了《向雷鋒同誌學習》七個大字，當時的中央領導同誌相繼為學習雷鋒題詞。
雷鋒精神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大公無私和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具體表現，盛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衰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學習雷鋒好榜樣”到雷鋒是“傻子”，是中國思想文化教育和文明道德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學習雷鋒好榜樣”是中國進入共產主義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和文明道德的崇高舉措。而“雷鋒是傻子”的文化意識出現，使中國人民墮入到拜金主義盛行，導致人們精神上頹廢，文明道德沒落。
雷鋒精神是什麽?周恩來總理的題詞中告訴我們：向雷鋒同誌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
這就是雷鋒精神，也是我們學習雷鋒精神的具體要求。
我們還可以從雷鋒日記中對一年四季簡單的描述中體會到雷鋒精神：對待同誌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自從學習雷鋒以後，中國大地上呈現一片片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人人學習雷鋒，個個爭當英雄，好人好事有人誇，壞人壞事有人抓，團結友愛，齊心協力，拾金不昧，助人為樂，這是一個超越任何時代文明之社會，是有史以來共產主義道德品德的最高境界。毛澤東時代成為曆史後，雷鋒精神千呼萬喚也出不來了。
雷鋒精神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毛澤東時代才會出現。從前麵周恩來總理的題詞中我們應該具有清醒的認識。現在掌握話語權的主流媒體對雷鋒精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非常抗拒，周總理的這句話就象踩了它們的尾巴。他們不會宣傳雷鋒精神的真諦，甚至歪曲雷鋒精神。他們認為告別革命後不再需要革命精神，要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它們甚至歪曲周總理提出的學習雷鋒同誌“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是“極左”口號，甚至是《WG餘孽》。有些人一聽到階級鬥爭就象澆了一盆開水在他身上，燙著了。這些人掌握了話語權，哪怕這些題詞是周恩來總理提出來的，他們也會不顧一切地反對。
如果雷鋒精神在中華大地上重現，那中國人民愛黨愛國愛勞動愛社會主義的激情一定會重新激發起來，中華民族也一定會因此而更加強盛起來，中華民族的複興一定更有希望，這是一切國際反華勢力和國內反動派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毛澤東時代的偉大精神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成為曆史，因曆史而消失了的崇高和美好，都是勞動人民遠懷念的。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已經逝去，但毛澤東思想，毛澤時代的精神永放光芒!!!
《反共華人》造謠說謊從來都是胡說，憑空造謠，然後互相將謊言傳銷。毛澤東的行宮是《反共華人》家出錢造的？毛澤東的妃子是《反共華人》家獻出的女孩？
這個喊61處行宮，那個也喊61處行宮，喊來喊去，61座行宮都在哪兒呢？誰也沒有喊全61處行宮！
可是，找到的如：上海西郊賓館、江西八二八賓館、武漢東湖賓館、蘆林一號別墅、蓉園賓館一號樓、韶山滴水洞行宮、四川金牛賓館 。
下麵，就把這幾位《反共華人》家出錢造的“行宮建造者”共同建造出來的“行宮”來個總結。總計“行宮”十三處，附單如下：上海西郊賓館
武漢東湖賓館，江西八二八賓館，江西蘆林一號別墅、湖南蓉園賓館一號樓、韶山滴水洞，杭州劉莊賓館，杭州汪莊賓館，廣州南湖賓館，廣州鬆園館，北京密雲水庫別墅，四川金牛賓館，濟南南郊賓館
有興趣的網友還可以繼續找。不過，即使找出100處又能說明什麽？大家都看到了：賓館！賓館！賓館！如果再追索一下它們的前身，很多都不叫賓館，就叫招待所！隻是毛澤東曾住過。如果按《反共華人》的說法，住過就是自己的“行宮“，那麽這是人話嗎？
毛澤東的“行宮“，實為社會主義時代的招待所也，工人農民都可住。
由於毛澤東時代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手段經營的旅店很少，所以，各地旅店的床位都非常緊張，這就催生了一個新生事物——招待所。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政軍各部門以及各企事業單位都建有自己的招待所。
這些招待所，依據其接待人員的不同情況，相應的有不同規格，有接待要人的賓館級的（那時沒有什麽星級），也有一般旅社級的。
最有名的是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了。
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是中國領導人進行外事活動的重要場所，更是國家接待各國元首和重要客人的超星級賓館。從1959年建館以來，這裏已經先後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國的客人一千多人次。是一處受到世界各國人民和媒體矚目的地方。
依次下來，各省市縣都建有自己的“賓館”，不過，那時多叫招待所，甚至區鄉都有招待所。
例如：衡陽市委招待所為例，它始建於1956年，原名為衡陽市交際處，後改名為衡陽市委招待所、嶽屏飯店、衡陽市第一招待所，簡稱“一所”，直到改革開放後的1986年與香港新騰公司合作改造為涉外賓館，稱為雁城賓官。它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國內外的重大接待任務。
另有一種類型的招待所主要是接待本單位本係統人員的。例如：湖南省汽運公司，不但有總部的招待所，還有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市、縣、區（鄉）的招待所。可以說凡是有汽車站的地方就設有招待所，因為，凡是有車站的地方，就會有來自全省各地的汽車路過或是進駐，招待所就是解決路過或是進駐的司機或其他人員的食宿的。這類招待所住宿是不用收錢的。
解放軍的各單位各部門也都設有招待所。一般師部有的團部也設有軍人招待所，接待來隊的幹部戰士親屬。住宿也是不收錢的，戰士的親屬吃飯也不收錢。例如：當時的武漢空軍招待所，也就是憑部隊開出的通行證入住，也是不收錢的。
百度：“江西八二八賓館”，顯示出的是：江西省委南郊招待所（後來走資派改為江西省委八二八賓館）。可見，它的正名是招待所無疑了。僅僅由於毛主席先後在這裏住過四次，於是，這個招待所就變為毛主席的“行宮”了。
幸而毛主席沒有到過衡陽，如果來了的話，衡陽領導一定不會將毛主席安排到車站招待所，而肯定會安排到衡陽市委招待所。這樣一來，毛主席的“行宮”豈不就由61處變成62處了。
《反共華人》的謠言者，謊言不攻自破也。
從上述所說，可以看出，所謂的61處“行宮”，已經假相畢露了。一是量不符數，二是名不副實。接下來還是以其《反共華人》的矛來攻其《反共華人》的盾，進一步揭露其假相。
“行宮”都是建於“大饑荒時期“嗎？
《反共華人》說：“三年大饑荒時期在全國各地大興土木興建61處奢華行宮，卻往往隻是為了住上幾天時間，從此白白空關在那裏的，還是毛主席。”
可是，十三處“行宮”百度出的資料卻是：
成都金牛賓館始建於1957年
武漢東湖賓館開業為1953年
湖南蓉園賓館成立於1952年10月1日，
杭州劉莊建於十九世紀末期，為晚清廣東香山縣富豪劉學詢所建的別墅，故稱“劉莊”。
杭州汪莊賓館，今為西子賓館，是皖茶商汪裕泰茶莊主汪自新別業，建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
以上五個賓館的建設都還沒聞到大饑荒氣息，有的相隔著十萬八千裏。
江西八二八賓館建成於1968年
廣州南湖賓館和鬆園賓館都是在1970年以後開始建的
以上兩個賓館建設時，早已沒有了大饑荒的氣息。
上海西郊賓館酒店雖然開業時間是1960年，但建設應該也是在1959年。
濟南南郊賓館開業於1961年，這個開業就是開始營業，表明它並不是為毛主席建的。
北京密雲水庫別墅的建設時間搜不到。
隻有江西蘆林一號（修於1961年）和韶山滴水洞（始建於1960年）是在大饑荒時期修建的。
關於《反共華人》造謠的“行宮”的奢華程度。
《反共華人》在這裏隻是用了“大興土木修建61處奢華別墅”大肆進行渲染，沒有指出具體的奢華程度。那位《反共華人》在他的博文《蔣介石的別墅與毛澤東的行宮》裏就拿出具體東西來了。《反共華人》說： “這個工程（滴水洞）1960年下半年開工，1962年竣工。工程造價從未對外公布過。目前有兩種說法：1億元，和1億2千萬元。注意，這是當時的造價，那時大多數人的工資隻有三四十元。”
這不是明明是《反共華人》在伸出手掌抽自己的嘴巴嘛。大家都知道會說“那時代《窮》，《反共華人》就是憑著1億元和1·2億元兩種“說法”肯定了“這是當時的造價”，如此巨大的“造價”數字，竟可以出自“說法”，而且還是兩種並存的說法！
接下來《反共華人》又補上一句“那時大多數人的工資隻有三四十元”，本是希望“嚇唬”一下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卻不料反倒把《反共華人》自己推到死角了。
要知道，那時候不但工價低廉，建築材料同樣低廉。滴水洞別墅建築麵積共3638.62平方米。1·2億元的總造價，算一算，每平米的造價就高達3萬餘元了。
很多人都曾參觀過滴水洞。誰能看出它當時每平米的3萬餘元（相當於今天的30萬元甚至300萬元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
它有飛簷翹角畫棟雕廊嗎？它有鋪金蓋銀裝珠飾玉嗎？全沒有，而且，還可以肯定不會有任何進口的洋貨夾在裏麵的。請問，這一平米的地方，《反共華人》將這三萬多元錢往何處堆嘛！鋪金地板都可以鋪上兩公分厚了！
《反共華人》又說的謊話：“從此白白空關在那裏”？請問是否真的“從此白白空關在那裏”了嗎？
按照《反共華人》說的是“61處奢華行宮，卻往往隻是為了住上幾天時間，從此白白空關在那裏的”。真的如此嗎？搜索到的上述十多處“行宮”的簡介，都沒有“白白空關在那兒”的顯示，當然也沒見沒有“白白空關在那兒”的顯示。但還是能從中找出一點道道來了。至少可以肯定成都的那個“金牛賓館”是沒有“白白空關在那裏”的。請看下麵的這段文字：
“中國西部第一“國賓館”金牛賓館始建於1957年，創建時定名省委金牛壩招待所。出於安全和保密的考慮，1958年10月，改名為成都市26號信箱，隨後又改成省委第五招待所。1975年6月，尼泊爾國王來川訪問，鑒於招待所的名稱不利於對外接待，遂改成“蓉城賓館”。…… 解放後鄧（小平）十次回川，先後9次下榻金牛賓館。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江（澤民）等國家領導人曾下榻金牛賓館。（四川在線四川日報消息）”
這段文字不但告訴了人們金牛賓館不是行宮而是國賓館，而且還例舉了一位具體的國賓——尼泊爾國王於1975年6月入住了這個金牛賓館，而且還例舉了鄧小平先後9次下榻金牛賓館，從而證實了這不是毛主席的“行宮”而是名副其實的國賓館！也證實了金牛賓館沒有因為毛主席沒來就會“白白空關在那裏”的！
《反共華人》還說是軍事禁區純係胡扯。《反共華人》在他的博客中提到武漢東湖賓館時說：“武漢東湖有3個杭州西湖那麽大，包括如此廣闊的湖麵都是“軍事禁區”。不知《反共華人》是不是武漢人？但在武漢待過一段時期，東湖至少也去過七八次，偌大的東湖，既沒有圍牆，也未設關卡，更沒有見什麽禁令，何來《反共華人》口中的“軍事禁區”？
《反共華人》造謠者，邏輯荒唐也。現在，我們完全看清楚了。造謠者，邏輯荒唐也。現在，我們完全看清楚了。《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羅列出來的所謂毛主席的“行宮”，基本上都是毛主席曾經住過一次兩次或是幾次的賓館或是招待所。凡是住過一次的房子便成了他的房子，這樣的邏輯是一個荒唐透頂的邏輯，可笑之至的邏輯。
按照《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這個邏輯推理，我們曾經入住過的親戚朋友的家，還有曾經入住過的旅社賓館豈不都成自己的了，真要是如此的話，那麽，我們每個人的房產可就多了。不過，由於你名下的房產很可能也被別人入住過，所以，反過來說，你又連一處房產也沒了。這不就成一個天大的笑話了。
再說，像那些外國人曾經住過的賓館又該怎麽辦？譬如尼泊爾國王住過的成都金牛賓館，是不是就成了尼泊爾國王的行宮了呢？
《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的造謠者，居心叵測也。
話又說回來，《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這些造謠者也不是不知道這種邏輯的荒唐可笑。但是，因為《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們想要扼殺毛主席而又無法扼殺毛主席，所以《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們又不能不采用這種見不得人的手段，所以就陷入了這個荒唐可笑的邏輯。
還是拿金牛賓館說事，在尼泊爾國王麵前，在鄧小平麵前，在周恩來、陳毅、江澤民等人麵前，他們都沒有陷入這種邏輯。尼泊爾國王是一位名正言順的國王，它曾經住過金牛賓館，他們就沒有稱金牛賓館是尼泊爾國王的行宮。小平同誌先後住過9次，可能比毛主席住得還多，（沒有找到毛主席的入住情況）他們也沒有把金牛賓館稱作鄧小平行宮。……
《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們就是要和毛澤東過不去，你毛澤東哪怕是住一次住一天也不行，住一次住一天的賓館，就非要認定是你的行宮。甚至你一天也沒有住過的你根本就不知道的如廣州的南湖、鬆園賓館，也非要認定是你的行宮！
誰叫你是毛澤東呢！“上帝”派《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這些“英雄好漢“到中國來，就是與你毛澤東作對的，就是要不擇一切手段扼殺你毛澤東的！《反共華人》《反毛澤東者》羅列出來的所謂毛主席的“行宮”，基本上都是毛主席曾經住過一次兩次或是幾次的賓館或是招待所。凡是住過一次的房子便成了他的房子，這樣的邏輯是一個荒唐透頂的邏輯，可笑之至的邏輯。
按照這個邏輯推理，我們曾經入住過的親戚朋友的家，還有曾經入住過的旅社賓館豈不都成自己的了，真要是如此的話，那麽，我們每個人的房產可就多了。不過，由於你名下的房產很可能也被別人入住過，所以，反過來說，你又連一處房產也沒了。
這不就成一個天大的笑話了。
再說，像那些外國人曾經住過的賓館又該怎麽辦？譬如尼泊爾國王住過的成都金牛賓館，是不是就成了尼泊爾國王的行宮了呢？
附：在《毛澤東時代偉大勞動人民感覺到》博文中的評論：
《digitek 2025-12-1 10:48
毛主席真是艱苦樸素啊，貴為偉大領袖，也隻有十幾處行宮，幾十個妃子而已，太難為他老人家了。》
毛澤東的偉大是新中國的勞動人民內心發生並用歌聲唱出來的。不是誰也不可能是文人們吹捧出來的。更不可能誰能靠自吹就成偉人了。
《東方紅》最初的歌詞是基於陝北農民李有源根據民歌《騎白馬》的曲調創作的《移民歌》。
後來，這首歌在延安被改編，加入了新的歌詞，成為了新中國勞動人民一亙延續到今天被勞動人民所知所喜歡的讚頌毛主席的歌曲。
1942年冬，陝北農民李有源在縣城擔糞時看到旭日東升，心中有所感悟，便在民歌《騎白馬》的曲調基礎上，創作出了名為《移民歌》的歌詞，其中有「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句子。
1943年，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劉熾對《移民歌》進行了改編，加入了新的歌詞，並將其命名為《東方紅》。
1944年，《東方紅》的歌詞與曲譜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並隨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深入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而被全中國的勞動人民所喜愛的歌曲，並被廣泛地傳唱至今，以至將來。
在新中國，有這麽一首歌，它誕生於黃土高原，被改編和廣為傳唱後，不僅創造了演唱人數和演唱次數的紀錄，還曾搭乘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飛向太空。這首歌就是《東方紅》。
東方紅 太陽升
在黃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人們總是習慣用歌聲來抒發情感。每當東方露出晨曦，黃土地上便會響起粗獷豪放、熱烈率直的歌聲。 「一個在那山上，一個在那溝，咱們見不上個麵麵，招一招手……」陝北的溝溝壑壑限製了人與人地域間的交往，卻阻隔不了原生態的民歌在大山間回蕩。
1903年，在陝北佳縣張家莊一戶窮苦農民家裏，李有源出生了。家境貧寒的他隻念了幾個月私塾就回家當了放牛娃。雖然生活艱難，但在放牛時，他總是帶著書本，一有空就念念寫寫，對著大山唱信天遊。聽著溝底山羊的叫聲、圪梁上吆牛的嘶喊，他練就了“攬羊嗓子回牛聲”，不僅能唱民歌，還能寫一些民歌。
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打土豪、分田地，窮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的老百姓開始過上了好日子，紛紛用歌聲表達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擁護。李有源也編了一首歌：“千年的鐵樹開了花，窮苦人翻身當了家。毛主席領導咱鬧革命，昔日牛馬坐天下。”
1938年，我國著名音樂家安波等人將流傳於西北的民歌《芝麻油》填上了新詞。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填上新詞的歌，名叫《騎白馬》，契合了全民抗戰的心聲，很快便在陝甘寧邊區傳唱開來。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李有源覺得自己以前是受苦的農民，新社會讓他翻了身，就想寫一首能反映像他這樣的勞動人民心聲的歌。但接連寫了好幾首，他都不滿意，總覺得不能完全表達內心的感受。
初冬的一個早晨，李有源起了個大早，挑著擔??子進城賣菜。當他爬上一道山峁峁時，一輪紅日噴薄而出，照亮了陝北高原，也照亮了他的心。他突然想到，毛主席和共產黨不正是驅散黑暗、給人民帶來光明的紅太陽嗎？咱老百姓世世代代受苦，眼下好日子才開頭，不就像這眼前旭日東升的光景嗎？於是，他情不自禁地用《騎白馬》的調子唱出了頭兩句：“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又想到，自從佳縣解放，人民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強。要不是毛主席的好領導，哪有老百姓的今天？於是，他又接著唱出「他為人民謀生存」這一句。但最後一句卡住了，一時想不出來。他挑起擔子往縣城走，邊走邊想。當他走到城牆根前，看到牆上寫著「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時，心裏一下子豁亮了，這不正是自己心裏想說的話嗎？於是，最後一句歌詞也編了出來：「他是人民大救星」。
就這樣，第一段有了。他又寫了第二段、第三段……既有敘事，又有抒情。因為第二段後麵的歌詞都是反映老百姓響應邊區政府號召，移民開發荒山、追求幸福生活的，所以歌曲取名《移民歌》。此後，李有源的侄子、農民歌手李增正也改編和多次演唱這首歌。
從《移民歌》到《東方紅》
1944年2月，作曲家馬可隨延安魯藝秧歌隊來到佳縣慰問演出。當演出隊歸來準備休息時，突然從窗外傳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歌聲。這曲調熟悉、歌詞新鮮的歌聲一下子吸引了大家。他們循著歌聲找過去，看見一個青年農夫站在一群老鄉麵前教唱。這個青年就是李增正。經過李增正的引見，馬可在第二天見到了李有源，了解了這首歌的創作過程，並記錄下歌詞。
不久，馬可在延安《解放日報》上撰文《群眾是怎樣創作的》，介紹了李有源和他的侄子李增正如何編寫《移民歌》，並刊登了歌詞。
1944年秋末冬初，文藝工作者公木、孟波、劉熾、於藍等在各地收集民歌時，將這首在當地廣為傳唱的《移民歌》收進了《陝北民歌選》一書。此時，歌名還叫《移民歌》。
1945年9月，為響應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公木、劉熾與魯藝師生60餘人組成“東北文藝工作團”，從延安起程前往東北。
抵達沈陽後，文工團決定組織一場文藝晚會來宣傳黨的政策。在籌備過程中，公木、劉熾、高陽、田方等人著手改編《移民歌》，作為晚會的重頭戲推出，由公木負責記錄、整理。其中，第三段「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哪裏有了共產黨，哪裏人民得解放」是公木在行軍途中寫的詩《出發》中的句子。公木也將第一段歌詞中的「謀求生存」改成了「謀幸福」。新歌詞完成後，作曲家劉熾在《騎白馬》小調基礎上對速度、節奏、唱腔等都做了相應的加工，並把歌名由《移民歌》改成《東方紅》。這首歌在晚會上一經演出，便立即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極大反響。
從“謀生存”到“謀幸福”
從《移民歌》到《東方紅》，李有源是最早的編寫者和傳唱者。在傳唱過程中，參與改編、知道姓名的就有李增正、馬可、公木、劉熾、高陽、田方等。正如李有源自己所說：《東方紅》不能說完全是我一個人創作的。那是許許多多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的幹部和群眾集體創作的。
《東方紅》不僅是人民集體創作的結晶，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摯表達。從最早的“他為人民謀生存”改成“他為人民謀幸福”，見證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不隻是為了謀生存，更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要建成一個嶄新的中國。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的初心和使命；正因為“毛主席，愛人民”“共產黨，像太陽”，所以人民才會自發地讚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是我們的帶路人”，才會自發地歌頌共產黨“照到哪裏，哪裏開亮，
1949年10月1日，當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莊嚴時刻，奏響的背景音樂就是《東方紅》。 1957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播放由編鍾演奏的《東方紅》。 《東方紅》隨著廣播，響徹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 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樂曲《東方紅》伴隨著衛星升入太空，讓全世界都聽到了中國的聲音。
走進新時代，這首誕生於黃土高原民間音樂沃土，表達人民樸素心聲的歌，又透過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繹為多種版本。 《東方紅》唱出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永續奮鬥的信念和決心，必將穿越時空，成為永恒的經典。
《東方紅》，一首僅有17個小節的民間小調在近百年時間裏經過如同過山車般的經曆，《東方紅》的詞作者署的都是“李有源”，這就是1961年調查後統一了的結果。這份調查報告總共四個部分，前兩個部分就是介紹李有源的生平及介紹李有源創作《東方紅》的過程。
報告裏說，「李有源，陝西佳縣張家莊人……他是個出色的農民文藝愛好者，愛畫畫，愛拉板胡、彈三弦，尤其愛好秧歌，是個編秧歌的能手。黨中央毛主席到達陝北以後，這個深受貧苦生活折磨的農民歌唱家在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對黨和毛主席表現出無比的熱愛和信賴，更加積極地用秧歌來歌頌黨歌頌毛主席。
關於《東方紅》的創作，「省委員會報告」中說，那是「李有源在1942年冬天創作的，在此之前，他曾編寫過歌頌黨歌頌毛主席的歌詞，但總覺得沒有能深刻反映出他和廣大勞動人民對黨對毛主席無比熱愛和信賴的心情。太陽是最好不過了。的想像。 就在這年冬天，他便根據民歌《騎白馬》的曲調，出了一首新歌。關於《東方紅》的詞作者，這就是經過組織認可的「正版」的「李有源」說。
陝西省委的這次調查有其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刊登《東方紅》的不少音樂文獻上，詞作者一欄署的都是「李增正」。例如，我收藏的這一件：1952年5月10日初版，1953年1月20日再版，兩印總數達到17,000冊的《中國革命民歌選》。這本歌選是由中央音樂學院研究部所編，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研究部資料叢刊」，由萬葉書店在上海出版。這冊民歌選的第一首就是《東方紅》，在很規範的「詞作者或采集者」一欄裏印的就是「李增正作詞」。
「李增正說」來自很權威的媒體，而且那是第一次關於《東方紅》的報導。
1944年3月1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刊發了題為《移民歌手》的報導。記者陳伯林報導說，陝北葭縣（後為佳縣）1942年遭旱災，政府組織七十多位貧困農民向南移民開發荒山，李增正是副隊長，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時擅編秧歌的李增正說：「咱們在路上紅火。 。
關於李有源與李增正的關係，1961年的陝西省委報告裏介紹說：李有源在1942年冬天創作出《東方紅》以後，接著為了春節鬧秧歌，他又根據當時宣傳繳公糧的意義，創作了《繳公糧》。
在1943年春節，《東方紅》和《繳公糧》就同時由秧歌隊演唱；在演唱時，又把《東方紅》和《繳公糧》連在一起，而且把《東方紅》作為第一段，即先唱出黨和毛主席的英明偉大，第二段才開始唱其他的事情。
因此在流傳中，就曾有人誤認為《東方紅》就是《繳公糧》。其實《東方紅》的創作更早，而《繳公糧》的創作較遲。
「報告」裏介紹說，李有源的姪子李增正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會唱許多秧歌，是秧歌隊的「傘頭」（即打傘領唱的人）。李有源創作的《東方紅》等許多歌曲大都是經過他的演唱很快就傳出去的。 《東方紅》和《移民歌》編出後，李增正帶領移民大隊去了延安。移民隊到了延安以後，邊區的音樂工作者根據李增正的演唱，對《移民歌》做了記錄，記錄時也是把《東方紅》前一段錄在《移民歌》之前，並在《解放日報》公開發表。
1952年，陝西省委與綏德專區召開文藝創作者代表大會，李有源在會上作了“我是怎樣編寫《東方紅》的”發言，隨之成為新聞人物，當時的《人民畫報》做了專題報導，有關他與《東方紅》的故事被編入小學教材，這個故事還被拍成影視。
1955年5月，李有源病逝，享年52歲。 1975年，文化部為佳縣劃專款修葺了李有源墓，在所立的墓碑上書「《東方紅》作者李有源之墓」。李增正於1977年去世，享年59歲。
全人類曆來奉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是人類古代形容政權爭奪中《勝者稱王、敗者被貶》的俗語。是舊指在爭奪政權鬥爭中，勝利了的就是合法的，稱帝稱王。失敗了的就是非法的，被稱為賊寇。含有勝利者權勢在手，無人敢責難，失敗者卻有口難辯的意思。
美墨戰爭中，美國勝利了，墨將大片土地歸美所有，還用交接嗎？在之後的時代裏墨現任各界政府敢說美國的這幾個洲是墨的嗎？奉行的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以色列沒有土地立國，占領了土地，立國了就合法了。眼下的加沙地區將來屬於誰？還不是槍炮說了算。奉行的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秦末田橫作為齊王後裔參與抗秦，後因烹殺漢使酈食其與劉邦結怨。劉邦建立漢朝後，田橫被韓信擊敗，率五百部眾流亡海島。劉邦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招安，田橫被迫赴京，途中自刎，部眾聞訊集體殉節。該事件成為"敗者為寇"的典型代表，凸顯敗者在勝利者強權下難以辯駁的困境 。奉行的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唐初玄武門政變後，李建成作為失敗者，墓誌銘僅用55字記錄基本信息，避談開國功績。其諡號"靈"屬惡諡，反映出李世民通過掌控曆史書寫權貶低失敗者。十四年後李世民追封李建成為皇太子，進一步印證勝利者對曆史敘事的階段性調整 。奉行的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戰勝了蔣介石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建立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的國民黨將中華民國的黃金白銀值錢的國庫裏的財富都偷運到台灣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還會交接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嗎？那些《反共華人》還說什麽：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沒有交給新中國？這不是弱智，而是無智。馬英九還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大陸領土屬於中華民國的一大部分？是啊，有本事拿回去？自淫自嗨何用？最起碼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都不懂，又或是裝弱智和無智，忽悠誰啊！
毛澤東的父母墳被蔣介石挖了，親人們被蔣介石殺了。而相反，人民解放軍在解放蔣介石老家時，在百忙中不忘電令部下：不準損壞蔣介石家的一切財物包括墳墓。沒有比較就不知好壞對錯。
中國人為什麽會永遠是一盤散沙？是因為有太多的弱智和無智。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黯然「引退」。在溪口寓所，他給自己泡了一壺龍井，寫道：「潤之今日踞北平，未嚐一矢，成大事者不拘一格。」對昔日對手的用兵之道，少了嘲弄，多了敬重。
同年12月，國民政府遷台，他把日常筆記改成英文，似乎想為後世留下另一個視角。
在1950年10月8日的記錄裏，他對誌願軍入朝作出判斷：“此人出奇製勝，不在兵鋒，而在天下義聲。”
抗戰勝利後，毛應邀飛渝談判。 8月28日下午在機場的短暫寒暄，被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握手沉穩，眼神不閃。談團結時麵帶微笑，語及民主則炯炯。”
當晚蔣介石翻到《聖經·詩篇》第23篇，寫下一句：“惟願神賜我智慧與勇氣，以後來收斂者。”
1955年大陳島撤退，是蔣介石心理防線的另一個塌陷。 2月13日晚，他寫下當日唯一的中文：「餘痛心，毛必乘勝東顧。」與他在前線督戰時常用的豪言大異其趣。撤退完成後，隨行幕僚發現他的玉扳指少了一隻，據說被他自己扔進海峽，隻因「目不得見，心亦可靜」。
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台海形勢僵固，蔣介石日記裏的「匪」字出現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Mao」或「彼岸」。
1970年9月9日，蔣介石還特地記下「兩岸皆不易，異同當留諸史家」。語氣裏掠過一絲晚年才有的釋然，仿佛明白，個人恩怨終被時代熔爐重新冶煉。
「別用力翻，紙脆得像秋葉。」2006年11月12日，胡佛研究所的閱檔室裏，研究員張誌恒衝身旁的同事小聲提醒。那天，被他從檔案箱裏取出的正是蔣介石1945年8月28日的日記正本。墨跡深淺不一，顯然寫完又反複描過。最早映入眼簾的六個字──「毛澤東抵渝矣」──直接把屋裏七、八位華人學者的呼吸聲拉成一道長線。
日記解封前，外界隻知道蔣介石曾把毛澤東稱作「共匪魁首」。可翻開一頁頁手稿後，學者們驚訝地發現，這位一向自負嚴謹的國民黨領袖對毛的態度變動極大：輕蔑、警惕、猜忌、敬畏，每一次波動都踩在重大曆史節點上，像心電圖一樣分外清晰。
最早的記錄出現在1922年9月。彼時蔣正在上海籌措軍費，日記裏一句「湖南師範生毛潤之，性尚稚氣，蓄意宣揚平等」看來不過輕描淡寫。他的注意力更放在英美股價上，而對這個年輕人僅以「性尚稚氣」四字收尾。顯然，當時的蔣介石把毛澤東當成普通激進學生，並未預料未來的刀劍相向。
事隔不到兩年，兩人同場亮相廣州國民黨改組大會。蔣的日記裏多了充滿火藥味的評論：「此人言農運，浮誇而無矩。」短短十一字，卻折射出兵法家的直覺──農民問題一旦激活，就是動搖政權的深水炸彈。那次會議後不到三個月，毛拿著汪精衛的手令到黃埔要經費，蔣寫道：“其人儼然，直呼‘民生不可緩’。大言不慚。”措辭尖刻，但後麵補了一句“需防其後日阻我大計”，顯得格外紮眼。
真正引發警報的是1934年。當中央紅軍衝破第四道封鎖線北上時，蔣在日記本上連畫三條黑線：「匪首毛，未可小覷。」他在南昌行營裏對參謀說：「窮寇易滅，窮寇有謀難縛。」那夜的日記字跡淩亂，還濺了幾滴燭淚。可以看出，五次「圍剿」未能奏效讓他第一次意識到對手的韌性。
1936年西安事變後，蔣被迫暫時停止內戰。同年12月29日的日記頁上，他評價張學良時隻寫了五行，卻給毛澤東留下一整段：「毛雖拒和談假義，然其親美蘇交互騰挪，實有大局觀。」言語裏多了幾分欣賞，卻同時附注「不得不除」。語氣矛盾，心態複雜，可見一斑。
抗戰勝利後，毛應邀飛渝談判。 8月28日下午在機場的短暫寒暄，被蔣記下：“握手沉穩，眼神不閃。談團結時麵帶微笑，語及民主則炯炯。”當晚他翻到《聖經·詩篇》第23篇，寫下一句：“惟願神賜我智慧與勇氣，以後來收斂者。”
決裂的導火線是1947年。延安被攻占，蔣得到「中共中央主力已遁陝北」的情報後，在日記裏苦笑：「空城三月，賊首靜拭鋒芒。」他原擬的「剿共三月成」計畫就此泡湯。隨後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人力、物資如灌沙漏，蔣愈發焦躁：1948年11月28日晚，他連寫三遍「失勢非兵，失民也」。這份自我檢討，是此前數十年少見的赤裸。
1949年1月21日，蔣黯然「引退」。在溪口寓所，他給自己泡了一壺龍井，寫道：「潤之今日踞北平，未嚐一矢，成大事者不拘一格。」對昔日對手的用兵之道，少了嘲弄，多了敬重。同年12月，國民政府遷台，他把日常筆記改成英文，似乎想為後世留下另一個視角。在1950年10月8日的記錄裏，他對誌願軍入朝作出判斷：“此人出奇製勝，不在兵鋒，而在天下義聲。”
1955年大陳島撤退，是蔣介石心理防線的另一個塌陷。 2月13日晚，他寫下當日唯一的中文：「餘痛心，毛必乘勝東顧。」與他在前線督戰時常用的豪言大異其趣。撤退完成後，隨行幕僚發現他的玉扳指少了一隻，據說被他自己扔進海峽，隻因「目不得見，心亦可靜」。
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台海形勢僵固，蔣日記裏的「匪」字出現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Mao」或「彼岸」。 1970年9月9日，他還特地記下「兩岸皆不易，異同當留諸史家」。語氣裏掠過一絲晚年才有的釋然，仿佛明白，個人恩怨終被時代熔爐重新冶煉。
2006年檔案完全開放後，曆史研究者終於能把這些零散片段串成脈絡：蔣介石從輕視到警惕，再到敬畏，恰好對應毛澤東從秘密社團青年到共和國締造者的上升曲線。雙方一步錯，一步緊，彼此成就，又彼此限製。日記是溫度計，也是照妖鏡。它告訴我們，在那些看似雲淡風輕的筆劃下，隱藏著決策者難以言表的猶豫與掙紮；而另一端的勝利者，則靠著對農民、對土地與對戰爭節奏的精準掌握，改寫了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