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習大帝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走資派習大帝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走資派吹鼓手們說：“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走資派的文人們使出大量筆墨用於舉出各行各業的貪腐亂象和習大帝的反腐努力。述說走資派習近平上台後規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個注腳。

走資派習近平上台後第一年，僅中管官員（大部分為部級高官）已有39位落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國級”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間認知。

走資派習近平“打虎拍蠅獵狐”，被認為深切迎合了中國民眾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長的文官傳統中，累積的對貪腐的深惡痛絕。借助這種民意基礎開啟的反腐運動，為走資派習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聲望，也成為他區別於胡溫乃至江澤民的獨特執政風格。如果再往前至蔣介石的大兒子帶著蘇聯老婆和孩子們從蘇聯回到上海時的“打虎反腐“運動，當查到蔣夫人大侄子時，“打虎反腐“運動即刻停止。習近平有種將鄧家的最大老虎哪怕是摸一下最大老虎的尾巴也行。而如平民老百姓家出生的高官腐敗了當然要打，而且決不放過，稱之為習大帝是在《打虎》運動還是“史上最強”反腐運動。

但是，稱習第一次時的的《打虎》是“史上最強”反腐之後還有更強一波——2023年，落馬中管官員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創新高，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馬。走資派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特色政府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軍上將落馬，其中8名為中央委員。

數據揭示一個事實——在走資派習近平開啟“反腐風暴”12年後，中國當下正處在一個聲勢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以至於在特色政府二十屆四中全會上，需要確認的落馬中央委員總數創紀錄。

一個問題浮現：十餘年後反腐高潮再起，多年來高壓反腐後，為何腐敗更盛？這些落馬官員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或國家部門正副首長，級別多為省部級、副部級，及少量要害崗位廳級官員（如總經濟師、總審計師）。許多千萬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單不含央企官員及數十萬更低級別被查官員。而增補了更高級別落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衛東）及軍委委員（如魏鳳和、李尚福、苗華），剔除了僅受黨內處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時間跨度從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橫跨12年，共406位落馬高官。

按照他們被宣布調查的時間排布，發現這些高級幹部落馬有兩個明顯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續三年，105人落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達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間，高級官員的平均涉案金額為4674萬元人民幣，第二波中這一數字已達到1.65 億元。如果算總數，過去12年間，這406名高級官員有據可查的涉案金額已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來的案件幾乎都在審理中，並未公布涉案金額，因此第二波浪潮的總體涉案金額規模，還有部分尚未呈現。

對比顯示：第二波落馬人數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額是3.5倍。官方總體數據印證此趨勢：2014、2015年分別處分23萬和33萬人；2023、2024年則為61萬和89萬人。

從級別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國級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員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蘇榮和令計劃。第二波則無常委落馬，政治局委員僅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另有“準副國級”軍委委員魏鳳和、李尚福和苗華。若排除這四位軍人，文官係統無副國級以上官員落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數、更高金額、更低職級——一個問題浮出水麵：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著重腐敗本身？

最顯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變量——周永康。“第一波調查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圍繞著周永康的小圈子，因為黨中央明確譴責‘政治腐敗’，即對黨中央的不忠。”從黨的角度來看，政治上不忠誠也是一種腐敗，實際上是一種挑戰中央權威的非常嚴重的腐敗，不能容忍。

走資派習近平上任數月即處理周永康案，傳達一個信號——“最高權力層級也在習近平掌控之內”。這使反腐成為內部清理和權力鞏固的有效工具，當時不同派係對中國發展方向持有不同願景。

“盡管如今涉案金額更高給人財務腐敗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紀律調查監督和執行黨內對中央目標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服從，仍是關鍵目標。”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經沒有“周永康式”的人物。當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確實是反腐本身。現在大多數官員，尤其省委書記，都是走資派習近平親自任命，並進行任前談話，“至少五年甚至更久，這些人都經他親自審查，可能發現其中一些仍極度腐敗，於是下令徹底調查，清除害群之馬，導致了當前這一大波調查”。

疫情期間大量中央資源下撥地方，用於防護裝備、醫療用品、方艙建設等，可能導致大量腐敗。這次運動可能針對利用災難謀私利者。

“但我仍認為它某種意義上是政治性的，”因為與習關係密切的人仍受保護，沒看到與他關係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嚴重麻煩，“盡管我傾向認為這些人也某種程度腐敗，也許因關係密切而更加小心，誰知道呢？”

至於貪腐金額上的大幅增加，最近涉案金額更大，主要因目標部門轉移。近年許多調查聚焦金融部門，包括銀行和大型國企，這些部門腐敗金額通常更高。加密貨幣興起也使資金流動增加。

過去幾年，公立醫院、金融監管、煙草等板塊大量官員落馬，帶來更高貪腐金額，與第一波明顯不同。

數據也有一定佐證，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2.47億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煙草專賣局副局長何澤華，9.43億元，也是12年來涉案最高的高官。不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額均未公布。

一度是走資派習近平“愛將”的何衛東在四中全會前被官宣調查，他身後的國防部長魏鳳和也在這一輪反腐風暴中落馬。

軍隊反腐：權力再平衡

兩次反腐高潮諸多不同，但不變的是，軍隊都成為“重災區”。軍隊持續反腐既反映軍事現代化和危機應對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軍事國防領域的不透明性質及大量腐敗機會。一連串高層調查和免職清楚表明，走資派習近平對進展及關鍵官員的政治可靠性並不滿意，即使這些官員是他任內安置的。

“軍隊一直是反腐熱點，因為相對獨立於文職官僚機構，擁有自己的監督係統和法院，監督更加困難。”軍隊很大程度上自我約束，紀律好壞取決於高層對黨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的忠誠度。當高層涉腐且未立即控製，腐敗可能大範圍擴散。黨意識到軍隊腐敗嚴重影響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來，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軍隊。

但深入剖析這些將領身份，依然能發現不同。

第一輪反腐中，軍隊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關軍官，餘波持續數年。

而郭徐案後，一波軍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讓他們支持2016年軍改，“但有趣的是，許多當時被提拔的人不久後就被逮捕，許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煩，導致一波小規模逮捕和免職潮。”

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陽上將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馬後，張陽於2015年11月軍改中升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後多次公開痛批徐才厚，聲稱“情感上憎恨、政治上決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牽扯“接受組織談話”，期間居家，兩個多月後自縊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比如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已相識，二十大後破格提拔，在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被宣布調查；再如負責軍隊政治工作的苗華上將，去年因嚴重違紀接受調查；還有兼任國務委員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被調查。中央軍委七個席位空缺達3人。

這些習近平時代提拔的將領成批倒下，“非常令人困惑”，但給出兩個解釋：火箭軍窩案，因近年對戰略核武器大量投資涉及龐大資金，使一批軍官在更少監督下腐化；但還有些人不僅因腐敗，而是變得太有野心。

“他們試圖建立威脅軍內權力平衡的權力基礎，所以陷入麻煩。”這個權力基礎不是針對習近平，而是為自己構建。

越反越腐的製度困境

12年間，兩次各持續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種工作方式上的路徑依賴。

這背後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疫情後若真發現大量官員貪腐，要擴大調查規模，就不得不從非紀檢部門調動大量資源，甚至從十個不同部委（審計、財政、公安、海關）調集幾百上千名幹部，需要額外調集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啟動一場運動才能推動。

一邊掀起反腐浪潮，一邊在官方文件中強調常態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製機製”。盡管製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進，但運動式執法是這一體製的特征，而非缺陷。

但兩波反腐浪潮的數據對比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經曆如此大力度、如此長時間的反腐後，還能發現更多、更貪的官員？

“持續不斷的案件顯示，在製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體製中，腐敗多麽根深蒂固。”走資派習近平上任之初，貪腐就是中國人批評和抗議的關鍵，也被認為對走資派執政地位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從剛上任前幾個月的“八項規定”，到最近對吃喝之風的再次打擊，再到持續公布反腐數據，都在努力向民眾傳達一個信息——領導層確實在監督官員。

中國反腐機構沒有獨立性，所以解決不了問題。新加坡、香港等能解決腐敗問題的地方，基本都有獨立機構，而中國反腐過程中還有很多操控，要抓誰、不抓誰都由上頭說了算，由最高層決定。腐敗問題真實存在，習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誰不反誰，可能有人為的、主動的考量或鬥爭情況在內。

“中國反腐是自上而下驅動的，是習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導。所以很難預測他什麽時候想做什麽，什麽時候反腐，外界不知道。這些腐敗案件基本處理不完，隻是什麽時候處理的問題。”沒有獨立司法體係，沒有公民社會監督，怎麽反腐何時反腐都靠黨內處理，所以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鬥爭，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清洗。

腐敗層出不窮，深層次原因是高級官員尤其在地方層麵擁有巨大權力，黨治理社會方方麵麵，這是製度設計使然，而私人和企業得以賄賂官員獲得額外利益。在資本利益操控下的“反腐“，隻能是越反越腐。

[yongbing1993]

新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學研究







毫無疑問，(1976年)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科學研究是著重於實用方麵的。

例如，我曾與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談過，他們告訴我，在過去的兩年間，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變。

他們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尋新課題最主要的方法是詳細地閱讀外國文獻，試看能否在理論上或實驗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進去看看能搞些什麽出來。

這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被批評為沒有建設性。因為追會使中國科學家們致力研究外國社會裏所產生的問題。

目前的努力是試圖找出現在中國在工業發展上所須要解決的問題。

在生理研究所方麵，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正在研究有關人民健康的問題。

在物理學方麵，尤其是高能物理學（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與一些人談過，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國，研究高能物理學的人很少，所以沒有壓力去使他們改行。究竟有沒有人再進入這個領域是值得懷疑的。但已從事研究的並不感到有任何壓力要他們放棄。他們在那裏所受到的壓力是遠比這裏小，這裏的物理學家正在被迫放棄高能物理學。

轉載：《楊振寧回答聽眾的提問：(二)》

問：你從老百姓當中，有沒有聽到關於尼克鬆將訪華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慣用語：“我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笑聲）因為我認為，在這裏，我們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見解是全部錯誤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國，人民完全不知道外邊在發生什麽事。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在去中國之前，我也有這種觀念。但是，中國有一份名叫《參考消息》的報紙，每天銷數五百萬份，這是一份四頁的報紙，裏麵刊載的全是外國通訊社的新聞。我每天都閱讀這份報紙。你會看到合眾國際社的報導，看到《紐約時報》的文章，尤其常見的是不同意見的社論譯文。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載於蘇聯的《真理報》，是由阿拔裏圖先生執筆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國問題研究院院長。因為這是第一篇關於蘇聯對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反應的非官方報導，與官方報導略有出入，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國的這份《參考消息》的頭版看到，還有一個資料性的小附錄，說明誰是阿拔裏圖先生。當我回來後，翻開舊的《紐約時報》，看到在同一天中，《紐約時報》也是以頭版刊登這文章，隻不過是語言不同罷了。（笑聲）而且也有一個資料性的小附錄，描述阿拔裏圖先生是什麽人。（笑聲）

問：你所提到的中國過去二十年來在物質上的進步，尤其是在社會主義下的精神麵貌的進步，你認為在二十年的資本主義下，這種情形是否同樣有可能發生呢？

答：正如我告訴過你的，我並不是學社會科學的。我認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是一個奇跡。假如你曾問我，我對中國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麽樣，我就會聯想到目前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當然，這樣想是錯了。我並不能解答，是否會有另外一個製度能產生同樣的奇跡。但我極表懷疑。

問：節育運動在中國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這明顯地是非常有效的，因為我曾問過我所遇到的大學人員及工人們，我知道節育運動在城市非常成功。在農村中，中國的領袖們自己也承認，這並不十分成功。我曾記得在某處看過一些報導說，在農村中隻有百分之四十的婦女采用避孕丸。

問：你是否認為這已經很接近所謂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因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認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節育方法，中國的人口暫時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直至年齡分布穩定下來。

問：對於今天的中國政府，怎樣使傳統的中國習俗適應於現代社會，我很感興趣。

答：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隻能夠說，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國家，你並不隻是看到古跡，或古老的建築物，你會看到有數千年曆史的風俗習慣。但同時，中國又是一個非常年青的國家，教育革命的精神當然是跟這裏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隻不過這裏並沒有像中國一樣認真和徹底地實行起來。在中國，你時常都可以觀察到古老的習慣和古老的見解，同時你也覺察到有新的見解混合在一起。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自然的。我認為那種社會之所以符合實際，是因為領袖們極清楚地知道，所有過去的好東西和有用的東西，都一定要保存下來，隻有那些在舊社會中也應該掃除的才會遭受禁止。

問：目前中國的學校裏有哪些體育運動？譬如對乒乓、籃球和足球的興趣如何？

答：各種運動都有人在玩。中國人說：“中國的籃球並不十分好”。（輕笑聲）但乒乓球是相當好。（笑聲，掌聲）或許我應該再附加一句，我發覺中國人在強調每一個行動都應該以是否為人民服務來加以評定，這使中國產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質素的領導者。我所遇到在大學裏、中學裏、及工廠裏的領導者們，都是比較年青的，他們大約是四十歲左右，很少是六十五歲。我發覺他們很有信心，而同時又非常謙虛。他們公開地承認，中國仍然是非常落後的，但是中國以一致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趕上去的。

問：在你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有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和中國的統一問題？

答：我們並沒有特別討論過這個題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問過周總理，關於在未來一兩年間，美國與中國是否有機會建立外交關係。他說：“這當然是有機會的。一切都要看美國對台灣的態度而定。”但他跟著說，“中國對台灣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國期間，我認識到——我認為我是對的，假如我錯了，我會感到非常詫異——中國的領導人並不經常發表聲明，但一旦發表後，他們是堅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聯合國的代表們說：即使台灣仍然在那裏，共產黨政府也會出席聯合國。我認為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國共產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則。

問：中國對於南中國海的釣魚台列嶼的立場如何？

答：我並沒有問過這問題，假如我的理解沒有錯誤，我認為中國政府的立場已重複地在報章上出現過。我沒有問過這問題，亦沒有人特別向我提及過。噢，既然你問這個問題，我有一個附加按語。在我曾經提過的日本電影《日本海大海戰》中，你或許會記得，當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繞過非洲，向日本海進發，日本方麵極想知道它們的正確位置。在電影故事中，是說由一日本漁船發現俄國艦隊，——我不知道這是否真實。但在銀幕上，我看到——因為我懂得漢字——那艘日本漁船的名字是“尖閣”，即日本人對釣魚台的稱呼。

問：你曾說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已經真正的實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燈片裏，隻有護士沒有醫生。醫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學裏，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醫生的數目很多。在醫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個婦女施手術的幾個醫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護士也全是婦女。（笑聲）但是我也遇到許多物理學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問：在中國什麽似乎都與政治有關，在剛才你放的那個教英文的幻燈片裏，有說到美國的，究竟說些什麽？

答：那張幻燈片的焦距可能不對。那些字是有關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擊美國的。不是說抨擊美國的標語沒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這樣的標語並不最普遍。

問：中國對於發展基本科學的態度又怎麽樣呢？

答：毫無疑問，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科學研究是著重於實用方麵的。例如，我曾與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談過，他們告訴我，在過去的兩年間，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尋新課題最主要的方法是詳細地閱讀外國文獻，試看能否在理論上或實驗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進去看看能搞些什麽出來。這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被批評為沒有建設性。因為追會使中國科學家們致力研究外國社會裏所產生的問題。目前的努力是試圖找出現在中國在工業發展上所須要解決的問題。在生理研究所方麵，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正在研究有關人民健康的問題。在物理學方麵，尤其是高能物理學（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與一些人談過，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國，研究高能物理學的人很少，所以沒有壓力去使他們改行。究竟有沒有人再進入這個領域是值得懷疑的。但已從事研究的並不感到有任何壓力要他們放棄。他們在那裏所受到的壓力是遠比這裏小，這裏的物理學家正在被迫放棄高能物理學。（笑聲、掌聲）

問：在旅途中，你參觀及搜集資料時，有沒有受到任何限製？

答：完全沒有。我所要求參觀的，他們全讓我看到。除了個別一兩個地方，無論到那裏，都允許拍照。一個例外是他們問我是否有興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進防空洞前，他們請我將照相機留下。還有一兩個地方，他們告訴我說不能拍照。在乘搭飛機時，任何人都不許拍照。

問：你去過台灣沒有？如果有的話，能否比較一下台灣的情況？

答：我從未到過台灣，我不知道。但是從所閱讀的書報中，我猜目前台灣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國大陸為高。

問：有個美國作家哈裏遜.沙裏士貝利（Harrison Salisbury）寫一篇文章，說蘇聯可能一兩年內會進攻中國，而且說蘇聯把中國的東北視為他們東部的勢力中心。在中國是否看到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並沒有看過。雖然在數星期前，我曾看過有關它的介紹。中國的領袖們當然是熟悉這文章的。關於邊界糾紛問題，中國的領導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雖然我沒有正式提問過，毫無疑問，目前的防空洞計劃主要是因為蘇聯威脅的結果。事實上，美國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蘇聯方麵盛傳以核武器攻擊中國。這件事西方知道。當我在中國時，他們告訴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間，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沒有具體工作的人疏散到農村去。

問：請你報導一下關於人民的工餘生活。

答：中國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但因需要費時間在路上，所以化的時間，總的來說要多一點。但也有鼓勵逾時工作的。當然這是沒有工資的。（笑聲）據我觀察所得，自願逾時工作的人數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這個製度是可笑的，是一個奇怪的強迫製度。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實際的製度。至少在中國沒有人覺得這是強迫的。人們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則到公園遊玩，也有乘公共汽車到各處遊覽。在上海的內燃機廠中，我見過一個工人。後來，他們告訴我，這個老工人非常能幹，在周末，他去釣魚，通常是收獲最多；去放風箏，便會有一群小孩圍著他。所以我以為，中國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地休憇。

問：中國是否容納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國學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間，中國當然有足夠的地方。我並沒有向周總理提過這問題，完全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麵的態度是怎麽樣。我隻能夠說，經過了近百年的屈辱後，中國現在的政府是極其自尊的。這個政府認為要樹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國政府曾經說過什麽，那就一定會實行。它是拒絕乞求的。事實上，在中國兩天後，我曾對一些大學人士說：“與美國比較起來，中國在精神上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國家，而美國的了不起則是自然資源及物質極其富裕。假如美國願意無條件地送價值十億美元的鋼鐵給中國，這對中國是否會有好處呢？”而答案是：“我們不要。”於是我就跟他們爭辯，我問他們是否過於偏激。想想看，十億美元的鋼鐵可以做些什麽。因為隻要看看鋼製物品的價目，我知道中國仍是缺乏鋼材。但經過在中國旅行四星期後，我開始想：教導人民不要這些贈與，其價值豈不是比十億美元鋼鐵的本身還大嗎？

問：你們有沒有談到越南問題？

答：沒有，我們沒有特別提到越南，唯一相關的地方是，周總理問我美國人民是否相信尼克鬆會從越南撤退。

問：當你談到中美關係時，他說到台灣問題，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沒有提到這問題，理由是：我認為中國人民和領導人都相信美國準備從越南撤退。

問：美國又在轟炸北越了。

答：我從報上知道了。

問：你考慮回到中國去住嗎？為什麽？

答：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令人鼓舞的國家，我在前麵說過，我在那兒住過二十三年。到目前為止，我在這個國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時喜愛這兩個國家，我喜歡她們的優點，嫌惡她們的缺點。在這裏，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這裏長大，在這裏上學。我對這個學校、學生和教授們負有責任。我想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yongbing1993]

鄧小平告發彭德懷得劉少奇賞識





彭德懷被整的真相：1953年，高崗為反對劉少奇，先後拜訪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和鄧小平，對高崗的主張，彭德懷和饒漱石表示讚成和擁護，林彪不置可否，鄧小平向劉少奇告發，劉鄧從此關係日益密切。需要說明的是，毛主席自1952年後就已退居二線，國政黨政開始由劉少奇主持。在毛主席休假未出席的情況下，劉少奇於1954年2月6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會上將高崗定性為“反黨集團”。從此開了先例：反對劉少奇即是反黨。也為鄧小平日後主抓反右開了先例：反對某個黨員個人即是反黨。鄧小平由於告發彭德懷深得劉少奇賞識，於1954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進入政治局。1956年開始，毛主席退居二線，9月，鄧小平當上政治局常委，黨的總書記，劉鄧全麵主政。劉少奇在7000人大會上說：“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誌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所謂反黨集團，其實就是反對劉少奇罷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在廬山會議上，除了彭德懷，挨整的還有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而周小舟幾人的挨整，則是其在同楊尚昆等私下交心時說的話，被楊匯報給了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後，楊尚昆一次在談到平反問題時說，對自己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彭德懷的行為辯解說“是違心的”，鄧小平和楊尚昆是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始作俑者，說自己是“違心的”豈不是欲蓋彌彰？反對“彭、黃、張、周”的“功勞”實在是非鄧小平和楊尚昆二人莫屬。

1956年5月，毛主席根據國內思想文化領域的實際情況，提出在全國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運動，歡迎社會各界對我黨和人民政府建言獻策，目的是在全國造成一種心情舒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政治局麵，使各黨各派各階層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大幹社會主義。當時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不大讚成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反擊右派開始時，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這就意味著他擁有什麽是右派？在什麽範圍反右？怎樣反右？抓多少右派？如何處置右派的決定權。毛主席當時估計全國的右派最多5000人左右，可反右運動結束時，鄧小平竟在全國搞出來55萬個右派，是毛主席預計的100多倍。鄧小平每每提起“極左”總是咬牙切齒，殊不知，他才是搞“極左思潮”和“形左實右”的罪魁禍首。

1958年11月6日下午，鄧小平竄至貴州省，召集湄潭、餘慶、綏陽、遵義、桐梓等縣的縣委書記開會，發布“五風”動員令。（指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強迫命令風等）他指責綏陽縣每畝產蔴180斤，連連搖頭大叫說：“太少了，應該是1800斤”。這個縣當年人均產值147元，計劃一年內提高到超過200元，鄧大為不滿，訓斥說：“你們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達到300元，第二步到500元”。毛主席根據山區特點提出“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相結合”方針，鄧大不以為然，自行主張並宣揚“要集中力量搞高產地，決心丟掉一些（田地）”。“500萬畝地砍掉400萬畝，每畝（產量）達4000斤，後年真可以不種地了”。由此，浮誇風被鄧作為先進經驗，先在遵義地區，後在全國各個角落越刮越猛。

從這幾件事實可以看出，打擊迫害彭德懷，反右無限擴大化和大躍進中出現的浮誇風，始作俑者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本人，據已知材料，劉不僅派其原秘書、後擔任農委副主任到河北省蹲點，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還先後幾次到河南、山東等地視察，發表了許多浮誇、共產風、大辦食堂、托兒所以及進入共產主義的五條規定，鄧小平則利用其掌握輿論大權，在《人民日報》上大吹大擂，說小麥畝產7320斤，水稻畝產4萬多斤，小孩坐到水稻上的照片，在全國刮起了一時難以糾正的共產風等五鳳，直接破壞了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的大躍進運動，雖然毛主席接連召開三次中共中央全會，親自領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劃清了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界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線，但許多人仍然不聽，繼續執行劉鄧的那一套，致使全國經濟到了奔潰的邊緣，出現了罕見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劉鄧作為接班人，他們為了表示自已的積極性、衷心擁護中央的決定，往往以形左實右的麵貌出現，大搞投機取巧，撈取榮譽。但是他們從來不負責任，出了問題，一推六二五，到頭來，他們卻把這些汙水潑向毛澤東，目的旨在貶低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生前雖對鄧頑固堅持資本主義立場，走資本主義道路三番五次進行嚴厲批判，但同時亦實事求是的肯定鄧在治國治軍方麵的成績和優點，總是盡量給他時間和空間，充分鼓勵和激發他的長處，以期他在實踐中將功補過，真正回到正確道路上來，否則也不會三翻五次地將他打倒後又將他扶起來，無非是期望他能夠接受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毛主席愛護老同誌，愛惜人才的苦心，被鄧的小人之心荼毒殆盡，居然喪心病狂地將自己的罪孽諉過於毛主席。鄧大概認為毛主席再也不會嚴厲指責他了，自己可以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信口雌黃了。

貪天之功，陷害忠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知道，我軍自創建紅軍以來，直到解放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粟裕大將是不可多得的帥才將才，他能征善戰，攻必克，守必固，為我國的革命事業立下了永不磨滅的巨大功勳。令人萬分遺憾的是，這位將帥之星，臨逝世也沒有得到平反昭雪和正確評價。從中作梗的幕後黑手是鄧小平。他為什麽對粟裕大將如此仇恨呢？原因如下：第一，粟裕從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就一直追隨毛主席，毛主席對他讚賞器重有加。鄧小平要反毛主席，自然也不會放過粟裕。第二，解放戰爭時的淮海戰役，實際上自始至終都是粟裕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製定的戰略方針全麵指揮的，鄧小平當時同劉伯承還在大別山，毛主席為了充分調動劉鄧部隊對周圍蔣軍的牽製作用，以減輕淮海戰場粟裕大軍的壓力，就委任鄧為淮海戰役我軍的前委書記。（據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講：淮海戰役時，粟裕、劉伯承都是盡心竭力，鄧卻把心操在打撲克上）鄧小平不自量力，把自己隻是起到的牽製淮海戰場外圍蔣軍的作用，說成是由他指揮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他自新中國成立以後一遇機會就打壓粟裕大將，目的完全是為了抬高自己。第三，由於鄧小平指揮無能，致使1979年我軍對越自衛反擊戰役損失慘重，他如何向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交代？指揮無能的責任該由誰來負呢？於是，鄧小平及其幫閑“理論精英”們靈機一動，轉而將責任推給了毛主席，汙蔑說毛主席的戰爭思想和理論已經過時，是按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指導反擊戰才遭到慘重損失。粟裕大將針鋒相對的反駁說：“僅僅5年前對美都沒有過時（指抗美援越）；10年前對蘇也沒過時（指中蘇珍寶島之戰）”。粟裕的這些言論犯了鄧的大忌，直接點中了鄧無能的要害，剛愎自用的鄧小平怎能輕易饒了粟裕大將呢？所以，粟裕一再要求恢複被彭德懷等打擊迫害的名譽，給以平反昭雪，卻被鄧小平牢牢壓住。最後，粟裕大將含恨含冤逝世。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我黨和紅軍實際確立領導地位的重要會議，能夠參加並支持毛主席的人，是中國革命的大功臣。鄧小平根本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在1958年11月3日，鄧同楊尚昆、李井泉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時，鄧卻以參加者自居，指指點點說自己當時坐在什麽地方。毛主席的警衛員陳昌奉說在會上從來沒有見過他，參加會議的共有18個人，包括當時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一、三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及五軍團的政委、總政主任、總參謀長。後經紀念館的同誌向中央多方證實：鄧小平根本就沒有參加遵義會議。

在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談判時，鄧也作為成員參加過，他一貫吹噓自己的作用，回來向毛主席回報說“小個子鬥敗大個子”，受到毛主席的表揚。但他在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卻改口說“回憶過去十年，我們都說過許多廢話”，鄧就是這樣，隨著時間、地點的變化，他可以信口開河，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可見，他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
按：僅這幾件事，就可看出鄧小平為往自己臉上貼金，竟膽大妄為的去篡改歪曲眾所周知的重大曆史，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他為一己之私，不惜屈死、整死擋在自己前麵的任何人，哪怕你是功高蓋世的大將軍，哪怕你是槍林彈雨中的生死弟兄。真乃蛇蠍心腸，陰險惡毒無出其右者。

毀我長城、毀我國防。鄧小平允許和鼓勵軍隊經商賺錢的政策，給我軍革命化造成了極大幹擾，給我軍的戰鬥力造成了極大削弱，他顛覆了軍隊時時刻刻備戰不懈，一切為了打贏戰爭的軍事思想，讓軍人做商人，把軍事訓練場當商場，把軍艦、飛機等軍用器械用於各種走私物品，使軍官和戰士一心向錢看，渙散了對敵情的關注，渙散了軍心，培養了軍人投機取巧，唯利是圖，大長了我軍的貪腐之風。

鄧小平關於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政策，使軍隊成了不務正業的各種培訓班，促使戰士有了到軍隊不僅可以光榮鍍金，並且學一門技術以便於將來到地方上順利就業的思想，這樣一來，當兵不是為打仗、害怕打仗，隻願當技術兵，不願幹其他兵種的現象很普遍。

1978年8、9月，我國曾兩次進行了低層高超音速攔截導彈試驗並取得成功，如果堅持實驗研究下去，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就大功告成，我們就會比美蘇等所有國家都最先具備反彈道導彈能力，那樣，我國今天的國防實力當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許我們就會居高臨下的注視當今的世界局勢。但是，鄧小平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中止整個“640計劃”（反導計劃）。於1980年3月，我國的“反衛一號”停研，不久終止了“640計劃”。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已將大型飛機試飛成功，但鄧小平硬說這是四人幫搞的，堅決予以否定，硬不承認，解散了100多人的試製隊伍，氣死了試製組長。至今30多年沒有搞出大型飛機。

毛澤東時代的軍隊是革命大學校，軍人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楷模，黃繼光、張思德、雷鋒、王傑、歐陽海等等英雄模範，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解放軍是全國人民最可愛的人。張愛萍上將曾講過：“（軍隊）熱衷於經商，必定導致腐敗”，“無異於自毀長城”。鄧小平蠱惑軍心，亂我陣腳，將對帝國主義威脅最大的尖端武器研製項目砍掉，為帝國主義在尖端武器研製並成軍方麵走在我軍前麵提供了時間和空間，造成我國我軍在保衛國土海疆時的巨大困難，其責莫大焉，罪莫大焉。

[yongbing1993]

走資派是新中國實際存在一群人







《走資派》是個名詞。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社會中產生於中國共產黨內在各級政府中當官的想複辟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是中國四十多年來一代接一代的實際存在的一群人，一群資本權貴掌控特色中國的執政者。如同舊中國的《資本家》稱號一樣。到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讓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當然，便使中國人的貧富差距拉大，造成階級分化清楚，勢必造成有人喜歡有人反對實屬正常。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加深進入曆史惡性循環。

在新中國鄧小平是最大的走資派，由於鄧小平篡權後掀起的右傾翻案風，徹底為地富反壞右分子平反，走資派鄧小平們又鼓動起“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群體，如知識精英作家、歌星、體育明星、部分自由職業者，他們根據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寫出了大量的歌曲、戲劇、電影、電視劇、小說、詩詞，這些所謂的文藝創作，帶有明顯的階級性，如粉刺、挖苦毛澤東時代，揭露無產階級專政的“黑暗”，歌頌鄧小平時代的自由、開放、發展，共產黨修正主義者及其政府鼓勵剝削、鼓勵自由雇工、大獎、特獎先富起來的資本家和各種明星，代表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湧現，如《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進入了“中興”、“富強”、“強國”時代等等，在上層建築領域造成複辟資本主義的氛圍，在各基層組織又組織退休職工，跳舞唱歌，到處歌頌改革開發的新時代，這樣把大多數民眾忽悠到全國一片歌頌改革開放之中。

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早已偷偷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改變為以私有製為主體的資本主義製度。把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改變為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新型殖民地，廣大工人階級和人民又成了資產階級的奴隸，成為被壓迫、被剝削的群體。

許多中國的勞動人民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這種欺騙宣傳、蠱惑下，糊裏糊塗地由國家的主人變成了資本家的奴隸，還自以為得意，每天在為走資派歌功頌德，這真是糊塗到家了。

但是廣大工人階級心裏是明亮的，不過他們已變成了弱勢群體，走資派已剝奪了《憲法》給予廣大人民的“各種自由”，失去了向走資派造反的自由。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 “改革開放”40多年了，回頭看看新中國走過的曆程，親身感受到那個所謂“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已經將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全國人民設計進資本主義的圈套之中，在既得利益階級對其歌功頌德的時候，一些被設計進圈套而正在遭受資本主義剝削壓榨之苦的善良人，至今還在迷茫、自得其樂。徹底剝掉走資派鄧小平的畫皮，是一切正義善良的人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這不僅關係共產黨和新中國和每一個勞動人民家庭的命運，也同每一個人及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生死攸關。

走資派鄧小平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走資派鄧小平堅持地主資產階級立場，重慶剛解放時，時任市長的鄧小平置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有關“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於不顧，將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審查、清算、和鎮壓的親屬、親戚（全是被當時革命政府定性為地主分子）接到重慶軍政府大院保護起來，後又將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學”鍍金，半年畢業後，均被作為“革命幹部”派到貴州工作。走資派鄧小平還親自授意其三弟鄧蜀屏將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婦混入土改工作團並任工作組長。徐初先後任人民政府鎮長、科長、局長、副市長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一慣搞資本主義複辟和真實身份暴露，遭革命群眾批鬥，畏罪自殺。徐初的老婆謝全碧在鄧庇護下也先後任副區長、副科長等。走資派鄧小平當時保護的地主分子還有：夏伯根，鄧的後媽；鄧先烈，鄧的大姐。唐惠民，鄧的姐夫。其三弟鄧蜀屏解放前曾先後任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聯保主任、鄉長、區長、縣長、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縣經征處主任等職，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惡不作。貧下中農憤慨地說：“解放初，如果鄧蜀平不跑，協興場第一個槍斃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槍斃他，（老百姓）打也會打死他”。

走資派鄧小平的大兒子因“反黨集團案”，於1968年被關押審查，他想翻窗順水管爬下來逃跑，驚慌失措從8米高摔下，脊椎骨嚴重摔傷，自腰部以下癱瘓。毛主席逝世後，一次走資派鄧小平談到此事時說：他毛澤東的兒子犧牲在朝鮮戰場，是光榮的。我的兒子（反對文化革命）摔傷，也是光榮的。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同鄧的兒子根本沒有可比性，走資派鄧小平把天壤之別的兩件事、兩個人相提並論，是對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惡毒攻擊和褻瀆，仇恨之情溢於言表。

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鄧小平的子女個個高官厚緑，大財橫發。其大兒子於1983年3月15日組織“中國康複中心籌備小組”，擔任組長；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任會長；1988年3月11日組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簡稱中國殘聯），任主席。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現為政協副主席；鄧的另一個兒子在1979年我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時到美國留學，在美國生一兒子（鄧小平的孫子）加入美國籍。留學回來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中國對外建設總公司副總經理；鄧的一女兒當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部副部長，部黨組書記。他的秘書（視作其家庭成員），被派到軍委，任軍委委員，政治部主任等要職，其他親屬親戚究竟還有多少人借“改革開放”之機得官得利，飛黃騰達就不清楚了。

走資派鄧小平鄧家成了中國首富、會去幫助窮人共同富裕嗎？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說：“我們應該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他們會去幫助落後的人們，最後達到共同富裕。咱們孩子們都是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的，他們會去幫助別人的。我放心！不愧為總設計師，他的設計主題是“咱們的孩子們先富起來後會幫助別人的”，他也預見到他的孩子們會是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

遠在八十年代初期，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的大公子樸方以為殘廢人謀福利的名義，建立了康華實業公司，利用特權大批倒賣進出口批文和大量進口鋼板、家用電器、販賣國家控製物資如石油、煤炭、棉織品等牟取巨額暴利。賺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國最大的官倒公司。後因民憤太大，康華遭到整頓，但鄧大公子卻安然無事。而且後來他所掌握和擁有的財富不減反增。

鄧大公子跑到後台後，走資派鄧小平的小公子率領鄧家快婿吳建常和賀平走到了前台。質方原本是學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國返國後迅即進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國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屬下的中信興業公司付總工程師，接著升為付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最後自然是擔任董事長。其父總設計師九二年南巡後，質方一口氣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產公司和大連立港房地產公司，還將勢力範圍擴充到還在英國管轄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鋼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億八千萬港元收購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開達集團。

鄧質方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長四方集團的最大股東兼董事長。四方公司現不僅在上海有龐大的實業，如由六十三棟大樓組成的西郊花園，還在北京、天津、廣州、深圳、珠海、大連等近十個大中城市囤積大量廉價土地。

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不僅培養出了兩名“得意商場”的兒子，還慧眼識英雄挑了兩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爺。鄧家長公主鄧林的夫婿吳建常絕對稱得上是商場無敵手。他多年來把持著中國的最易生財的行業—中國有色金屬進出口總公司。吳建常因為長年掌控著國家的所有稀有金屬，財力雄厚，故養成了大手筆處事的習慣。有一次他想學學炒股票，於是命令屬下員工帶上四百餘萬美元西進美國華爾街，結果一個月不到就輸得精光。事後該員工的一些朋友為他擔心，沒想到這位仁兄居然說："你們瞎緊張幹嗎？吳老總缺錢嗎？輸了是國家倒黴，如果贏了，那吳老總也不會少了我的那一份。"吳建常不僅控製了中國稀有金屬的買賣權，還在香港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權如金輝集團、東方金源、百利大等，總資產達數十億港元。

走資派鄧小平鄧家愛女鄧榕（又名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賀平。賀平本身也是高幹子弟，其父是賀彪也曾是部級幹部。賀平早在八四年隸屬總參謀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時就擔任公司付董事長兼總經理。保利科技公司現已成為中國最有實力的買辦公司之一。它的主要業務是買賣軍火。香港富豪霍英東之子就曾因參與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軍火活動而被美國法院判刑坐監。

保利科技公司的現任董事長是前國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軍。保利集團已於幾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稱保利集團為暴利集團。

走資派鄧小平鄧家擁有的金錢之多、勢力之廣實在叫我們這些生活在特色社會主義製度下的普通百姓無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時間，中國某高官王某某宴請一位來自美國的國際友人，席間王某某自豪地和這位來自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資本家說，他一年可收入二十個億人民幣，總資產超過百億（這個數字可以讓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現在的生活水準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這位美國資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顯赫的人物如是說，那麽，天下第一家—總設計師的家人們又會怎麽說呢？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灣般騰飛。然而中國的腐敗和貪官汙吏卻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國際經濟組織在其年度報告時已經將中國的官場腐敗排在亞洲第一位，首次超過菲律賓。這真是我中華民族莫大的榮譽！

我們希望全體中國人早日富強起來。但像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的家人們這樣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職權和政策，依靠貪汙受賄暴富起來的，據說光質方多年前就積累了150億美元的財富，把我們國家當時的外匯財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質方還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賄二千萬美元和在澳門玩賭博玩出一個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來風。多年前，陳希同案子帶出一個首鋼周冠五和周北方腐敗大案。周北方動用首鋼5000萬美金在法國為自己做生意虧損。（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談到此事，因為此事涉及到鄧質方，鄧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紀委書記，求情不要處置鄧樸方，事後也未見到處置鄧樸方），其實周北方隻是總設計師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現在走資派鄧小平鄧家成了中國最富裕家庭之一。會像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說的那樣幫助窮人們共同富裕嗎？過去不曾聽說過，現在也沒有聽說過，將來可能也不會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