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延安整風運動使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得到了共識。

 

1942年春，首先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人格力量，是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成功實踐和偉大創舉，對於中國共產黨全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中國共產黨全黨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具有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首先一致認為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和行動統一的基本前提。1937年11月29日，延安機場紛紛揚揚地飄著雪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在這裏迎接王明回國。這是毛澤東與王明的第一次會麵，在歡迎會上，毛澤東說王明回國是“喜從天降”。但是，王明卻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處發號施令，提出了“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給中國共產黨黨內思想造成混亂。王明從過去的“左”傾錯誤又跳到右傾錯誤，主要原因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照抄照搬書本知識，教條地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王明的教條主義之所以仍有市場，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內大部分同誌理論水平不高，不能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黨建軍建國的實踐。

 

學習是前進的基礎。1938年秋，中國共產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會後，中國共產黨黨中央開展了一次學習運動，強調要把中國共產黨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然而，這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教條主義還在作祟，學習活動並不順利。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重印，並在序言中為過去的“左”傾錯誤作辯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的新四軍被蔣介石國家剿殺損失慘重。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誌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係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為了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中國共產黨黨性的高度來認識。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整風學習，解決中國共產黨內的思想認識問題，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

 

延安整風運動始終以學習中國共產黨黨中央規定的《整頓黨的作風》等22個文件為主要內容，有閱讀能力的黨員幹部逐漸精讀，並撰寫筆記，《解放日報》等報刊還發表了許多黨員幹部整風學習的總結和心得體會，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通過學習和討論，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大大提升。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指出：“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出來，這是毛澤東同誌領導整風學習的結果，是思想上很大的進步。”

 

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和行動統一的重要法寶

 

開展自我批評，使犯錯誤的同誌真正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才能達到統一思想、增進團結、提高黨的戰鬥力的目的。早在1941年9月，黨中央便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許多人充分發揚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在曆史上所犯的錯誤，為在整風運動中開展自我批評樹立了榜樣。

 

整風運動開始後，也有一些人沒有深刻認識到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領導。一些單位辦牆報，以嘲諷謾罵的方式批評延安存在的某些具體現象，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轉移到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一天晚上，毛澤東來到中央研究院，借著馬燈和火把的光亮看牆報。閱畢，毛澤東認為，這樣下去整風學習不能達到預期目的，並在深思熟慮後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

 

文藝界思想活躍，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為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毛澤東專門騰出大量時間與文藝界的朋友交換意見。性情孤傲的蕭軍因為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毛澤東知道後便與他誠懇交談，後來又給他寫信坦言：“注意自己方麵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1942年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闡釋了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方向。蕭軍評論道：“毛澤東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麽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談會後，文藝界進行了認真的整風學習，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收到了顯著成效。

 

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揭發、批判錯誤如同醫生給人治病，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而是為了救人，使犯錯誤的人變成好同誌，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還動員大家把王明、博古選為中央委員，充分體現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幹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深刻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馬列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和行動統一的根本指針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行動上的統一，必須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必須有科學的馬列理論來指導。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當然，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也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時，由於王明的回國，進攻中央路線，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據李維漢回憶，毛澤東當時曾表示：“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個重大轉折。六中全會前夕，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李維漢後來曾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因為沒有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沒有對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進行深刻總結，教條主義的影響仍然存在，所以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立即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指導思想。但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全黨通過認真學習中國共產黨史，對中國共產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有了深刻認識和科學總結，故而自此，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得到中國共產黨全黨同誌的衷心擁護，大家也開始高度認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任弼時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曾坦率地談及他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皖南事變後毛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鄧小平也曾明確指出：“沒有那次整風，打敗日本侵略者，打敗蔣介石，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在此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

 

延安整風運動為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隻要堅持學習、加強理論武裝、不斷提升中國共產黨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就一定能夠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證明了的。

[yongbing1993]

新中國成立後殘疾人權益受保護






殘疾人是一個特別需要幫助的社會群體，殘疾人問題也是全球麵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根據聯合國公布的數字，全世界目前大約有6.5億殘疾人。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實現殘疾人與所有人的平等、參與、共享的目標，不僅被看成是各國社會發展水平與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誌，而且是國際社會長期不懈努力的一個方麵，它甚至構成了國際政治關係中日益重要的內容。為殘疾人服務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個部分，又是社會福利和責任義務。而不是借用殘疾人的身分為自己自家個人謀取私利。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就對殘疾人從政治上獲得了和其他人一樣的地位，享受應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中國政府公布實施《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等法規，對傷殘軍人等傷殘人員的休養、治療、生活、學習、工作給予特殊保障；建立福利機構和精神病院，收養或安置無依無靠的重度殘疾人、殘疾孤兒、殘疾老人、精神殘疾人和殘疾軍人；興辦了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特殊教育學校，確立了特殊教育在國民教育體係中的地位。在農村，對符合條件的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由集體經濟組織給予“五保”待遇（即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或保教）；在城市，興辦福利工廠、福利生產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探索社會化管理方式，1953年成立中國盲人福利會，1956年成立中國聾啞人福利會，1960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建立起地方協會和基層組織，殘疾人開始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全國城鄉勞動就業的殘疾人增多，文化體育活動有所開展，殘疾人生活初步改善。

官方的新華社北京7月25日電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5日發表《平等、參與、共享：新中國殘疾人權益保障70年》白皮書。摘錄如下：【殘疾人獲得平等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後，殘疾人在政治上獲得了和其他人一樣的地位，享受應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中國政府公布實施《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等法規，對傷殘軍人等傷殘人員的休養、治療、生活、學習、工作給予特殊保障；建立福利機構和精神病院，收養或安置無依無靠的重度殘疾人、殘疾孤兒、殘疾老人、精神殘疾人和殘疾軍人；興辦了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特殊教育學校，確立了特殊教育在國民教育體係中的地位。在農村，對符合條件的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由集體經濟組織給予“五保”待遇（即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或保教）；在城市，興辦福利工廠、福利生產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探索社會化管理方式，1953年成立中國盲人福利會，1956年成立中國聾啞人福利會，1960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建立起地方協會和基層組織，殘疾人開始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全國城鄉勞動就業的殘疾人增多，文化體育活動有所開展，殘疾人生活初步改善。】

百度：【中國殘疾人事業是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殘疾人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固有問題。但是，在解放前，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奴役，由於經濟文化落後，殘疾人處於社會最底層，過著沿街乞討、朝不保夕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關注殘疾人的生活，建立殘疾人組織，開展生產自救，殘疾人工作逐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殘疾人也由沿街乞討、流離失所轉由政府收養救濟。殘疾人和全國人民一樣成了國家的主人，有了政治權利和基本生活權利。農村殘疾人分到了土地和生產工具，參加了互助組、合作社。城市殘疾人在政府支持下組織起來生產自救，舉辦小型多樣的手工業合作社、組，後來發展成為福利工廠。一些無依無靠的殘疾人、殘疾孤兒、殘疾老人，分別被安置在陸續建立的兒童福利院、社會福利院和敬老院。50年代中期，殘疾人福利工廠、傷殘人福利院、榮軍療養院、精神病院等相繼出現。漢語盲文和聾人手語工作開始建立，中國盲文工作者黃乃參照路易·布萊爾盲文體係，設計了漢語盲文方案，經教育部批準在全國推行。盲人按摩醫療、盲人聾人康複工作、殘疾人文藝體育工作也陸續起步。

1953年，經人民政府批準成立中國盲人福利會。

1956年12月，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成立了中國聾人福利會。
“兩會”團結合作，協助政府開展生產自救、特殊教育、康複醫療、文化體育等社會工作。

1954年，創辦《盲人月刊》。

1957年，舉辦中國首屆青年盲人田徑運動會，聾人田徑、遊泳運動會，有上千人參加選拔賽，活躍了殘疾人文化體育生活。

1958年，選派盲人運動員參加了國際盲人田徑運動通訊比賽，當時盲人的個別項目已接近國際水平。

1960年5月，召開全國盲人聾啞人第一屆代表會議，將前述兩會合並，成立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

1960年5月召開第一屆全國盲人聾啞人代表會議時，周總理、朱德委員長、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並照了相。周總理、董必武、葉劍英、謝覺哉等領導人還多次視察聾啞學校與福利工廠。】

《五保戶殘疾人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所謂《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幾項：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

《五保戶製度》是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的一個特殊人群，這種《五保戶製度》的設立體現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用法律來保護老人、兒童、殘疾人、軍烈屬家庭和無勞動力家庭的一貫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製度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化和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

《農村五保戶供養工作條例》中的五保供養對象，主要包括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符合下列條件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戶對象指在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或雖有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但無贍養扶養能力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符合者發給個人《五保供養證》。

具體是指老年、殘疾或者未滿16周歲的人民公社的社員，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享受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待遇。

五保戶對象的確定：應當由本人申請或者由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委員會提名，因年幼或者智力殘疾無法表達意願的，由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生產小隊幹部或者其他社員代為提出申請，經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委員會審核公告，報縣人民政府審核、核實、批準，發給《五保供養證書》，憑《五保供養證書》享受五保待遇。

具體享受五保的待遇有:（1）按計劃供給的糧油和燃料。（2）按季節供給服裝、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錢。（3）提供符合基本條件的住房。（4）及時治療疾病，對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5）妥善辦理喪葬事宜。（6）五保對象是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對象未滿16周歲或者已滿16周歲仍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應當保障他們依法接受義務教育所需費用。（7）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對象的疾病治療，應當與當地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和農村人民公社或縣裏的醫療救助製度相銜接。

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經費不得低於本地區農村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純收入的60%。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標準不得低於當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並根據當地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適時調整。農村五保供養標準，可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製定，在本行政區域內公布執行，也可以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縣級人民政府製定，報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備案後公布執行。
國務院民政部門、國務院財政部門應當加強對農村人民公社五保供養標準製定工作的指導。

實行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相結合。根據五保對象的意願，可吸收五保戶入敬老院集中供養，五保戶入院自願，出院自由。實行分散供養的，應當由農村人民公社政府或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集體經濟組織、受委托的撫養人和五保對象三方簽訂五保供養協議。

不僅是醫療，在教育、住房、殘疾人工作方麵，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個核心《普及率》。一切服務都是免費的提供服務, 不存在中間商資本家賺錢的說法。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裏的所有社員們看病都是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 赤腳醫生製度。是受國家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保障的，對於國家幹部和城市居民實行“公費醫療”製度。這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基本政策。說是“公費醫療”，其實也是有一部分費用需要個人承擔的，公費隻承擔看病費用的大部分，對於那些有突出貢獻的人，立過一等功的人，有英雄稱號的人，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以及軍人國家幹部則是全免費的。

在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群眾看病的費用是很低廉的。例如當時有社員曾經患黃疸型肝炎，這是比較一般的疾病，但是全部治療的費用是幾角錢，十幾付中藥就徹底根除。這是什麽概念呢，一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幾分之一。為什麽毛澤東時代醫療費用這樣低廉，這應該主要歸功於在那個時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那時候醫療工作者都是人民群眾中一分子，信奉“救死扶傷是天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不追求脫離人民群眾，不以個人利益為追求。醫療不是以賺錢為主的私有化產業。而是公營的福利性服務行業。

《白衣天使》的醫德是非常高的，《白衣天使》們是以“救死扶傷是天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白衣天使》們是十分痛恨“以醫牟利，趁人之危”的私有化行為。《白衣天使》們在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不管你是幹部群眾都是一樣的服務的。走資派篡權上台後的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如何? 中國人都有切身體會就不多說了。隻是年輕人很少有人想知道有三十年時間不同體驗。

令很多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老人痛惜，這些老人慢慢地一位又一位走了。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老人，千千萬萬個和毛澤東、周恩來一樣忠誠履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老人們。他們曾被世人尊稱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老的《白衣天使》們，這些老的《白衣天使》們不單單是說他們有著高超的醫術，更是尊敬他們這樣一群有著崇高醫德的老人們。這群老的《白衣天使》們是從毛澤東時代一路走過來的，無愧於“人民醫生”的光榮稱號。

在毛澤東時代更為廣泛的農村人民公社裏，執行的也是“公積金”製度，但做了一個劃分。小病在各村、大隊、公社的《紅醫站》裏就診，每個大隊有一個老醫生和二個分別為男女各一的赤腳醫生為社員們看病。通常費用是交五分錢，大病送診到鎮、縣、區、市醫院，費用又是小隊、大隊、人民公社負擔大部分，個人承擔少部分。這其中還有個例外，就是隻在農村人民公社裏實行“五保”製的一分也不收錢。

所謂的“五保”製，就是由人民公社集體和人民政府完全承擔一群特殊人的“吃、穿、住、醫、葬”五個方麵，個人絲毫沒有負擔。這是比城市居民更為優厚的特別待遇，享受這種待遇的家庭被稱做是“五保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五保戶製度開始執行起，就有一套比較嚴格的審核程序，即符合以下條件：“失去勞動能力的，身體有殘疾的，沒有生活來源的，沒有子女的，失去生活依靠的，革命軍人烈屬、遺孤”。五保戶沒有年齡限製，如果五保戶中有適齡兒童，國家還負擔全部教育費用直至參加工作。全國總計約有“五保戶”幾百萬人。

其實，不僅是醫療，在教育、住房、殘疾人工作方麵，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個核心——普及率。即：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盡最大數量、最大可能的都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待遇。

關於人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毛澤東有三個基本的人的價值觀（世界觀）：自由／權利、平等和公正社會。在毛澤東的觀念裏，自由／權利的概念有兩層涵義：“身體自由”和“道德自由”，後者更為重要。身體自由的內涵可以分為兩類：積極方麵和消極方麵。消極自由／權利指不受強製，尤其針對外部幹擾或外國統治而言：消極自由／權利的本質是“擺脫”。積極自由／權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決定、選擇做或不做、行為或不行為的能力。因此，毛澤東積極與消極自由／權利的概念與中國人民“擺脫”西方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自主、抵抗帝國主義的意誌，以致中國人民能“自由的”實踐民族自決有著密切的聯係。

平等，毛澤東設想的公正社會的第二個組成部分，不應理解為僅包含平等主義的狹義上的平等。相反，毛澤東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個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嚴和價值而言是平等的，應當被平等對待。這個人的價值觀應該從社會的三個主要方麵理解：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換句話說，毛澤東的平等觀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原則：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政治平等意味著全體中國人民都應當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包括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這也是毛澤東大眾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這些權利。經濟平等的觀念意味著消滅剝削製度和人壓迫人的製度。因此，通過土地、資本和工業國有化，生產資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製和財富平等分配是經濟平等的主要特點。社會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間的平等關係。無論是誰，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應該被平等的對待。這是對中國按財富、權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會地位、威望和尊重的傳統習俗的重大改革。稱呼用語由“同誌”取代了“先生”是社會關係平等的一個典型表現。提倡婦女權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識分子下鄉、幹部下幹校政策旨在培養平等的大眾觀念和一個新的價值體係。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體到他的經濟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滿足以及財富的分配必須是相對公平的。為了保障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在大眾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權製要素。在國家指導和領導下有計劃的發展全國經濟。此外，必須保護人民對公共決策的積極參與，並須為這種參與不斷創造條件。

毛澤東經過其革命生涯逐漸形成了經濟生存能力和生產力理論，提出了“辯證道德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一個新觀點，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規範對影響人民思想和行為的作用。毛澤東確信，中國人民能夠為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奉獻、自我犧牲、努力工作而釋放出巨大的力量。當對人民進行適當的意識形態灌輸和組織訓練，經過一段時間他們將會具有這些新的價值觀和品質特點。他“不斷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人的觀察和概念化的基礎之上的，他把人作為一個單獨事物分析，並把人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驅動力。

在毛澤東看來，人是最重要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把人的資源看成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作為生產者，人的動力來源於意識，意識來源於社會實踐。動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獻、熱愛、決心、信心、節儉、勤奮和簡單的來源。意識和動力相輔相成，通過人的勞動可以轉化成物質力量。根據這個觀點，改造社會和推動經濟發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須引導他們提高自己的覺悟和意誌。

這是完全不同於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觀念的世界觀，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強調市場機製和追求個體利潤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刺激經濟發展。毛澤東表麵上將經濟發展問題政治化的事實，並不是因為他打算挑戰經濟發展的概念，而是因為他試圖利用政治來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力資源並使推動經濟發展的所有社會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澤東看來，“現代科學和技術不應被訓練有素的專業‘專家’所獨享，而應大大鼓勵普通工人和農民進行試驗和積極參與。”

為了充分利用人的決定性因素和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首要生產力因素，毛澤東認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世界觀，把人作為整體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經被狹隘化為忠於家庭、村落、宗族的“整體”概念，擴大為階級、民族甚至更大的覺悟。目標是在社會上形成一個以公（集體、公眾、廣義）為導向而非以私（自私、個人、狹義）為導向的世界觀。毛澤東堅定地認為，隻有集體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為了接受這樣的世界觀，需要一場毫不妥協的倫理和道德革命。他經常提到文革作為一種運動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提倡集體主義，它不僅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公有製，而且在行為意義中指熱愛和無私。公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是基於集體努力的一個過程，而非基於私，如個人主義以自我為導向的動機。因此，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的是消除舊的半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和動機，建立一個與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公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動機。這是試圖以道德衝動（公）代替自我本位動機（私）以刺激生產和發展增長。當時試圖縮小收入差距的工資政策就是這種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業，工資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減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僅參照個人對生產的物質貢獻，還參照一個人的政治覺悟程度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程度。

在1949年毛澤東帶領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之後，中國同其他新獨立的第三世界農業國一樣，啟動了以國家為主導的社會福利計劃。這個計劃也是對革命前社會遺留的貧困、性病、營養不良、賣淫、犯罪、失業、吸毒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應對。在現代工業就業的隻有一百萬人——不到整個城市就業的5%。失業人數極其巨大-470萬，大約占當時就業人口的60%。人們相信，通過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消滅階級衝突、廢除剝削製度）的建立，以及一個全國範圍的國家資助的福利計劃的建立，可以逐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yongbing1993]

殘疾人無數誰有鄧樸方如此幸運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總人口數，及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中國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和各類殘疾人占殘疾人總人數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中國殘疾人總人數為8500萬多人。如今十五年又過去了，中國有多少殘疾人？這麽多的殘疾人又過得如何？當然，千萬別指望和鄧樸方看齊，誰讓你們沒有一個有權力的爸爸。而且也千萬別說鄧樸方有錢，否則就是你們這些下等殘疾人《仇富》。知道患有《仇富》的是什麽罪嗎？《仇富》就是反權貴人的罪。

鄧樸方何許人也，文革時鄧樸方在北大讀書，因受其父鄧小平連累遭批判而墮樓，造成下肢癱瘓。據報鄧小平夫婦下放江西南昌時，每日都要為兒子洗澡抹身，可見舐犢情深。文革後，鄧樸方曾被送至外國就醫，始終無法離開輪椅。他後來創辦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殘聯的前身)，為籌募資金，成立了康華公司，在各地大做生意，曾被指是引發八九六四事件的最大“官倒”(倒爺即炒買炒賣)公司。後來官至全國政協主席的另一位「紅二代」俞正聲，當時也從電子工業部副司長跳槽去基金會當副理事長、康華公司代總經理，成為鄧樸方的左右手。後來康華公司解散，中國殘聯則成為正部級的官辦機構，被列入中央管理的22個群眾團體(群團組織)之一。由於鄧樸方的關係，殘聯地位一直很高，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都先後兼任名譽主席。 2008年鄧樸方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副國級領導人之列後，將殘聯主席一職交給同樣下肢癱瘓的內地自學成才女模範張海迪，自己改任名譽主席。

1980年，走資派鄧小平己篡權成功執政在位。而被剛選出美國骨科協會下屆會長的馬昆醫生，率團到北京開會。 301醫院的幾位骨科醫生請馬昆醫生給鄧樸方檢查，並請教他有沒有辦法通過手術，讓鄧樸方能夠坐起來。馬昆說，這種手術難度很大，必須在一處設備完善的手術室進行，當時的中國大陸沒有這樣的手術室。馬昆回美國後，曾經和相關醫院聯係，希望能夠免費為鄧樸方治療，但沒成功。之後，他向世界聞名的脊椎外科專家，加拿大渥太華市立醫院主任醫生阿姆斯壯求助。 .阿姆斯壯醫生則透過醫院向加拿大政府求助，最後，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醫療費。手術後，鄧樸方在周身鋼釘的支撐下，總算能坐起來了，但他仍是個不折不扣的癱瘓病人。

鄧小平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全國公民進行空前的二次財產大掠奪，把國有財產變成了當權者私有財產。根據1994年底北京銀行調查，私人存款超億元的共有17戶，其中高幹子弟就占了15戶。 1990年代北京流傳有超級四大家族之說，分別是：鄧小平、王震、榮毅仁、李灝家族。據傳，鄧三公主鄧榕為外商解脫一艘在湛江港被扣的貨輪開價竟高達300萬；原深圳市長李灝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項就進賬3千萬。與此相對照，國家統計局宣布，1995年全國月工資水平，最低不足300元；加上目前大陸近半數以上國營企業關門，工人失業被迫流落社會自謀出路；億萬農民迫於苛捐雜稅逃離土地、.盲流.城市尋找出路，共產王朝，已經是兩極分化日益尖銳化，大震欲來風滿樓，搖搖欲墜了。

鄧小平一家在搶奪國有財產中首當其衝，無惡不作。無法準確核估鄧樸方的龐大財富。 1980年代初期，鄧樸方就打著為殘廢人謀福利的招牌，建立了中國最大的官倒公司——康華實業公司，利用特權大批倒賣進出口批文和大量進口鋼板、家用電器、販賣國家控製物資如石油、煤炭、棉織品等牟取巨額暴利。後因民憤太大，康華遭到整頓，但鄧大公子卻安然無事。而後來他所擁有的財富不減反增，殘疾人基金會成了他的私人錢庫。

鄧大公子跑到後台後，鄧二公子率領鄧家快嶼吳建常和賀平衝了出來。鄧質方原本是學物理出身，1980年代末期自美國回國後迅即進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國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屬下的中信興業公司的付總工程師，接著升為付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最後自然是擔任董事長。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鄧質方趁勢而起。他借深圳蓮塘房地產公司名義，在深圳鹽田黃金海岸的沙頭角海濤路口零地價圈地30畝；以低價在上海的虹橋開發區.圈地.，成立四方房地產公司；接管大連立港房地產公司；還將勢力範圍擴充到還在英國轄下的香港。

鄧質方夥同北京首鋼董事長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誠以5.8億港元收購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開達集團，成立首都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一些富豪為了討好鄧小平而紛紛認購，使四方集團的最大股東兼董事長鄧質方賺得盆滿缽滿。四方公司不僅在上海有龐大的實業，如有63棟大樓組成的西郊花園，還在北京、天津、廣州、深圳、珠海、大連等近十個大中城市大肆販賣土地使用權。

據知情人士透露，鄧小平家族以權斂財，光鄧質方就積累了150億財富，把我國的外匯財富都掏走了近1/4。陳希同案帶出一個首鋼周冠五和周北方腐敗大案。周北方動用首鋼5000萬美金在法國為自己做生意虧損。這隻是官方的說法。其實，周北方當時動用首鋼巨額美元完全是為了鄧質方在澳門葡京賭場過一把賭癮而已。當時，鄧質方一擲億金，一夜之間輸掉1億9千萬人民幣。何厚鏵知道鄧質方不會欠錢不給，於是連續宴請3天鄧質方，直到最後周北方把錢打入法國，然後轉往澳門的戶頭後，鄧質方才得以脫身回到北京。

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鋼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周冠五之子，時稱.京城四少.之一，曾任首鋼總公司助理總經理，兼任中國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周北方在香港買殼上市，公司名為.首長四方.。其中，.首.是首鋼、.長.是李嘉誠的旗艦企業.長江實業.，.四方.則是鄧小平幼子鄧質方的房地產企業。周北方與陳希同關係密切，陳倒台後，周北方被控行賄9百萬元，周北方罪該槍斃，1996年9月被判處死緩，後保外就醫。江澤民靠此案搞掂以鄧家為主的太子黨。據悉，周實際上在監獄隻待了兩年。

周北方隻是他鄧小平家族的替罪羔羊而已。周被判後，迅速被鄧家動用關係轉到鄧家嫡係人馬、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所在的武漢監獄服刑，以感謝周北方救鄧質方有功。周北方在武漢名義上服刑，實際上是幫助鄧質方管理開發武漢東西湖區的土地項目。鄧質方因為覺得對周北方不起，讓他承擔了那麽大的苦頭，於是將武漢東西湖區已開發土地中的1萬畝劃給了周北方3000畝，以彌補對周北方的為自己替罪之功。與其說周北方是受賄被懲處，不如說是因權力更迭，太子黨們被迫從前台走入幕後，換個活法而已。

俞正聲結交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作為自己的死黨，攀上了鄧家。先是出任鄧樸方的官倒公司康華公司的總經理，89年被整頓後，鄧家派他到青島市當市長，他哥哥俞強生叛逃美國，他的官運沒有受影響，鄧樸方讓他回到北京當了國家建設部長。俞在青島時對內壓製和剝奪老百姓，然後把土地送給李鵬和鄧小平家族。俞到湖北後，指使武漢東西湖區原黨委書記彭民泉從吳家山開發區農民那兒強征地3萬畝，每畝給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3千多 畝給鄧小平兒子鄧質方、李鵬兒子李小鵬和彭真的兒子傅洋，用來蓋豪華別墅。俞正聲此舉也是為了報鄧家和彭家的恩，他哪管人民的死活。於是，俞正聲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員。

陳香梅說，中國腐敗帶頭人就是鄧小平家族。她指出，鄧家長公主鄧林的畫的身價也因為鄧小平而水漲船高，鄧琳到香港搞畫展，香港資本家變相的送錢給鄧琳，高價買下她的畫，500萬一幅，600 萬一幅，她的畫那裏值那個錢。鄧家長公主鄧林的夫臣吳建常更是權傾天下的.有色大王.。 中國有色在香港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別是東方有色集團、東方鑫源集團、銀建國際，吳建常是這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他多年來把持中國的最易生財的行業——中國有色金屬進出口總公司。吳建常因為長年掌控著國家的所有稀有金屬，財力雄厚，故養成了大手筆處事的習慣。有一次他想學學炒股票，於是命令屬下員工帶上4百餘萬美元西進美國華爾街，結果一個月不到就輸得精光。事後該員工的一些朋友為他擔心，沒想到這位仁兄居然說：.你們瞎緊張幹嗎？吳老總缺錢嗎？輸了是國家倒黴，如果贏了，那吳老總也不會少了我的那一份。 .吳建常不僅控製了中國稀有金屬的買賣權，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東方有色集團有限公司、東方鑫源集團、金輝集團、百利大等，總資產達數十億港元身為科委副主任的次女鄧楠利用鄧小平借南巡之便，在深地地嵐她同陳雲女兒陳偉力在金融投資上插有一手，掀起一些風波；其夫君張宏比較低調，據說也有做生意，但名氣不大。

鄧小平借南巡之便，向林若李灝為其最寵愛的麽女毛毛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作者），在深圳的銀湖零地價圈地50畝，建造一大座古典咖啡色的歐式博物館。鄧榕至少在深圳開設一家名叫.越華.的地產公司，並親到香港向那些欲圖巴結鄧小平的富商推銷物業。而鄧榕的夫臣賀平也是高幹子弟，其父是賀彪曾是部級幹部。賀平是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賀平早在1984年隸屬於總參謀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時，就擔任公司付董事長兼總經理。保利集團現已成為中國最有實力的買辦公司之一，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新海康航運公司、保興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香港人稱保利集團為暴利集團，它主要的業務是買賣軍火。香港富豪霍英東之子曾因參與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軍火活動而被 美國法院判刑坐監。江澤民搭機拿掉賀平的部長職務。保利集團的現任董事長是前國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軍。

鄧家擁有的金錢之多、勢力之廣實在叫一般百姓無法想像。十幾年前，中國某高官王某某宴請一位來自美國的國際友人，席間王某某自豪地和這位來自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資本家說，他一年可收入20個億人民幣，總資產超過百億（這個數字可以讓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現在的生活水平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這位美國資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顯赫的人物能如是說，那麽，天下第一家──鄧小平的家人們又會怎麽說呢？

[yongbing1993]

八小時工作製是共產黨運動結果







八小時工作製是共產黨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也是共產黨社會主義運動奉獻給勞動者最珍貴的禮物。

現在很多人不記得了，以為這是天上掉下來的，以為這是天賦的，以為這是資本恩賜的。還有的認為是目前資本主義社會裏都有的製度旨在限製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請問在共產黨誕生之前工人有過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勞動者，常常對社會主義這個詞語出言不遜。這非常不應該。

當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們，在共產國際的策劃領導下開始總罷工，為全體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那麽在這總罷工以前的時候，美國工人一天的勞動時間是多少? 是十四至十八個小時。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鞋廠的監工說：“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夥子，在這裏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

三年之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法國巴黎召開了一個大會，作出了一個把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鬥爭日作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的決議。

迫於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尤其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之後，全蘇聯政府立法以工人勞動法規定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在歐州許多蘇聯的同盟國的跟隨之後，《八小時工作製》在當時己經是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準則。但資本家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但它沒有辦法。

古巴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切·格瓦拉在領導的遊擊隊失敗後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共產黨運動的威力。

西風東漸。身處封建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重重壓迫的中國已是熔岩湧動。

象毛主席這樣一批最先進的革命者開始走上中國曆史的舞台，為爭取工人的權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各國的罷工風潮》，介紹法國、英國、美國、意大利、德國等國家發生的工人罷工情況，毛澤東在介紹法英美罷工背景時寫道：“罷工在他們國裏，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財閥，雖然不敢十分輕視勞動者，每當勞動者拿著勞獲不均，工時太久，住屋不適，失職無歸，種種怨憤不平問題，聯合同類，蜂起罷工的時候，也不得不小小給他們一點恩惠。正如小兒哭餓，到著十分傷心，大人也不得不笑著給他一個餅子。但終是杯水車薪，濟得甚事。所以廣義派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見識。從老虎口裏討碎肉，是不能夠的。”

毛澤東在介紹法國工人罷工運動時寫道：“法國，六月三日，罷工風潮發生後，蔓延甚速。巴黎一區，男女工人賦閑者，二十萬人。所要求各業不同，而一致主張每日工作八小時。”

毛澤東在介紹英國工人罷工運動時寫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維克斯兵工廠工人罷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評論》第3號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二)》，毛澤東號召工人們聯合起來：“我們要和我們做工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以謀我們工人的種種利益。關於我們做工的各種問題，工值的多少?工時的長短?紅利的均分與否?娛樂的增進與否?……均不可不求一個解答。不可不和我們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一個解答。”

毛澤東還介紹了西方國家的聯合情況：“西洋各國的工人，都有各行各業的小聯合會。如運輸工人聯合會，電車工人聯合會之類，到處都有。由許多小的聯合，進為一個大的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於是什麽‘協會’，什麽‘同盟’，接踵而起。因為共同利益，隻限於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為小聯合。許多的小聯合彼此間利益有共同之點，故可以立為大聯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過書信方式與蔡和森探討實現共產主義所宜采取和平方式還是激進方式時說：“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幹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止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國誕生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是組建者之一。這個組織的任務有兩個，進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標是實現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國家。

從此，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煥然一新了。

這一年，毛主席脫下長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礦發動煤礦工人，他提礦燈，鑽巷道，與工人交朋友，了解礦工疾苦。那時的煤礦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工資僅有八至十二個毫子(硬幣)，“少年進炭棚，老來背竹筒;病了趕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裏辦夜校，組織黨支部，成立工人俱樂部，在煤礦工人中點燃了革命的火種。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報》上發表《更宜注意的問題》，他提出必須關注勞工的生存權，他說：“‘五一’這個紀念是八時間工製運動的紀念。這種運動的目的在縮短工作時間以求娛樂教育，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業’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業的人自然應該進而要求八時間製。至於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業的人，問題則在如何使之生存與得業，在現時的湖南我願大家特別注重在這裏。省憲法雖則冠冕堂皇，可惜全沒有涉及這幾點!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實際拋棄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工!但這些問題是已經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決的，無論大家怎樣不注意，這些問題有一日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鑒不遠’，俄羅斯的資本階級、 貴族階級就是個榜樣，他們現在是已經悔之不及了!”

與時同時，中共領導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也在廣州召開了，這次大會通過了一個《八小時工作製》的決議案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宣言》。這份宣言說：“我們現在有了團體了，全國工人們有了聯絡了，我們從此以後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們做工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再也不能為著資本家——我們的敵人——的利益來累死，我們寧可奮鬥而死;我們再不能忍住我們的饑餓了;我們再不能讓那些外國的或本國的監工們的手掌打到我們臉上;我們再不能看著資本家驅策那些親愛的小孩子們死在機器旁邊。我們決意也不讓我們的自由完全被剝壓。”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劉少奇、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始了，工人們高喊著“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第一次用運動的力量主張了自己的權利。

1922年8月16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布了《勞動法大綱》，發起勞動立法運動，要注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通過了十大政綱，其中之一便是：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

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發布了黨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寫道：“增加工錢，老板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

1931年11月7日，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為共和國主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製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製，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製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並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

在大會通過的“勞動法”中，對工作時間進行了更加明確的規定，“所有雇傭勞動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時間，依本勞動法的規定，不得超過八點鍾”;“十六至十八歲的青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六點鍾，十四歲至十六歲的童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點鍾”。勞動法還對特殊工種、夜工、加班等做了保護性規定，對加班問題，做了如下規定：“除非經過勞動檢查機關或工會對於某項工業部門的特別允許，任何工業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勞動法所規定的時間以上的額外工作。”

八小時工作製成為共產黨人的政綱，也就是說成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為它區別於其他政治組織的一項天然屬性，因為它是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離開了這一項，自然就會失去這一代表性。

毛主席在他的建國方略中，無不強調建立八小時工作製這一政綱。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在回答“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之後，中國的主要任務將是什麽”這一問題時，他說道：“在這個國家內，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地發展，並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製，農民應該有土地，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協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講演，即“新民主主義論”，在演講中他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進行了比較，他指出的不同點之一是：“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製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他在宣傳工作中應掌握的綱領中說道：“實行民生主義，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發展農工商業，改良人民生活。”

對於八小時工作製，在特殊時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靈活性。例如抗日戰爭時期，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和集中一切力量打敗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與形勢相適應的政策策略，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對工業方麵的勞動政策采取適當彈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給中原局、北方局、山東分局等地方的電中指示了抗日根據地應實行的各項政策，關於勞動政策，他說：“勞動政策力避過左，目前隻作輕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時工作日者減至十三小時或十二小時，不要實行八小時製，保證資本家能賺錢。”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要區分當前與土地革命時期政策的區別，對勞動政策問題，他指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八小時工作製還難於普遍推行，在某些生產部門內還須允許實行十小時工作製。其他生產部門，則應隨情形規定時間。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後，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否則，工廠關門，對於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於鄉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應提得過高，否則就會引起農民的反對、工人的失業和生產的縮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關於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指示中對勞動政策指出：“實行十小時工作製及計件累進工資製，借以提高勞動熱忱，增加生產。八小時工作製， 是將來大工業發展時應該實行的，目前則應一律實行十小時製， 應使職工們了解這是抗戰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在論述工業問題時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將采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麵，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製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麵，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在這部具有臨時憲法作手的建國綱領中，對於新中國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相應的規定，綱領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製，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

中國共產黨人用二十八年的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為中國人民爭來了八小時工作製。

1952年國民經濟恢複工作剛剛結束，政務院發布《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為保證職工健康，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擴大就業麵，應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堅持貫徹8小時至10小時工作製，一切較大的公私合營工礦交通運輸企業均應盡可能實行8小時工作。一切公私企業的加班加點均應受到嚴格的限製。”

八小時工作製成為新中國最基本的一項勞動政策。

即便這樣，毛主席仍然不時地關注著它的落實，關注著勞動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這個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審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軍校管理部製定的高級步兵學校教育計劃時，他看到計劃中“每天學習時間定為九小時半:正課六小時;複習射擊教練、隊列教練一小時;自習二小時半”這句話，就在“九小時半”處批注“似以八小時為好，即正課五小時，操練一小時，自習二小時。”他隨後將此件批示彭德懷：“關於每天九小時半學習時間，似太多，改為八小時如何?尤其夏天，學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談到公社社員的勞動時間問題，他說：“明年一月一號就開始，農民一定要睡八小時覺，四小時吃飯、休息，二小時學習。搞一個農民的作息時間表，否則不能持久。至於工人，十二小時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關於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關於生活問題，主要有吃飯、睡覺、帶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時，加上吃飯和休息時間四小時，共計十二小時，一定不可少。勞動時間，一般為八小時，忙時可以有十小時，最忙也不可超過十二小時，以為持久之計。”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要求“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他說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

關於社員的工作與生活，毛澤東說：“要搞萬人檢查團，去檢查睡覺睡夠了八小時沒有，睡七小時就沒有完成任務。關於人民公社的生活問題，比如工作時間、食堂、托兒所、文化娛樂等，要有一個章程，可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與學習小組成員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到教科書說“蘇聯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國大為縮短”時，他說：“關於縮短工作日的問題。鞍鋼有的生產單位，曾經做過一個試驗，把三班製改成四班製，六小時比八小時的效率還高一點。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在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時候，資產階級曾經做過調查，證明八小時工作比更多時間的工作，效率更高，這樣對資本家更有利，他們也就讚成了。”

過去，囿於曆史的局限性，或客觀條件的束縛，或特殊的時代背景，在某些領域，八小時工作製存在一定的困難，這都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曾經說過“八小時工作製， 是將來大工業發展時應該實行的”，在大工業時期，八小時工作製理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有實行的條件了，然而勞動者獲得的體驗卻恰恰相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工業時代，八小時工作製越來越不被人在乎了，毫無節製的加班成了一種常態，成了一種文化，甚至於成了勞動者的一種“福報”，“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勞動法形同虛設，勞動者的權益被視若無物，因過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絕於耳。

這到底是為什麽?

要揭開這個謎底並不難，當我們一次次地聽到某些官員們“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那聲嘶力竭的恫嚇時，答案便盡在其中了。

勞動者八小時之外的時間常常被無端地奪走，而且被掠奪的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程序，簡單而且粗暴。

誰也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一種文明的倒退，誰也沒有把這件事當成初心的喪失，誰也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信仰的背叛。

而我是常常聽到被加班折磨著的青年們的長長的歎息聲的。

最近，一個在遠方的年輕同事通過微信問了我兩個問題：

一、《半夜雞叫》裏麵周富春為什麽要利用長工休息時間讓他們工作啊?

二、為什麽社會主義的單位利用我們休息時間加班、開會、培訓啊?

我把最近學習毛主席著作寫成的兩篇感想發給了他，一篇是《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就隻是空名》，一篇是《毛主席的人民管理國家戰略》，後來，這個素來跟我政見不合的、對社會主義心存抵觸的年輕人，給我回了一句話：“毛主席真是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