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延安整風運動使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得到了共識。

 

1942年春，首先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人格力量，是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成功實踐和偉大創舉，對於中國共產黨全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中國共產黨全黨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具有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首先一致認為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和行動統一的基本前提。1937年11月29日，延安機場紛紛揚揚地飄著雪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在這裏迎接王明回國。這是毛澤東與王明的第一次會麵，在歡迎會上，毛澤東說王明回國是“喜從天降”。但是，王明卻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處發號施令，提出了“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給中國共產黨黨內思想造成混亂。王明從過去的“左”傾錯誤又跳到右傾錯誤，主要原因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照抄照搬書本知識，教條地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王明的教條主義之所以仍有市場，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內大部分同誌理論水平不高，不能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黨建軍建國的實踐。

 

學習是前進的基礎。1938年秋，中國共產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會後，中國共產黨黨中央開展了一次學習運動，強調要把中國共產黨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然而，這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教條主義還在作祟，學習活動並不順利。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重印，並在序言中為過去的“左”傾錯誤作辯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的新四軍被蔣介石國家剿殺損失慘重。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誌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係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為了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中國共產黨黨性的高度來認識。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整風學習，解決中國共產黨內的思想認識問題，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

 

延安整風運動始終以學習中國共產黨黨中央規定的《整頓黨的作風》等22個文件為主要內容，有閱讀能力的黨員幹部逐漸精讀，並撰寫筆記，《解放日報》等報刊還發表了許多黨員幹部整風學習的總結和心得體會，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通過學習和討論，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大大提升。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指出：“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出來，這是毛澤東同誌領導整風學習的結果，是思想上很大的進步。”

 

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和行動統一的重要法寶

 

開展自我批評，使犯錯誤的同誌真正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才能達到統一思想、增進團結、提高黨的戰鬥力的目的。早在1941年9月，黨中央便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許多人充分發揚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在曆史上所犯的錯誤，為在整風運動中開展自我批評樹立了榜樣。

 

整風運動開始後，也有一些人沒有深刻認識到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領導。一些單位辦牆報，以嘲諷謾罵的方式批評延安存在的某些具體現象，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轉移到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一天晚上，毛澤東來到中央研究院，借著馬燈和火把的光亮看牆報。閱畢，毛澤東認為，這樣下去整風學習不能達到預期目的，並在深思熟慮後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

 

文藝界思想活躍，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為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毛澤東專門騰出大量時間與文藝界的朋友交換意見。性情孤傲的蕭軍因為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毛澤東知道後便與他誠懇交談，後來又給他寫信坦言：“注意自己方麵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1942年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闡釋了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方向。蕭軍評論道：“毛澤東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麽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談會後，文藝界進行了認真的整風學習，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收到了顯著成效。

 

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揭發、批判錯誤如同醫生給人治病，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而是為了救人，使犯錯誤的人變成好同誌，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還動員大家把王明、博古選為中央委員，充分體現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幹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深刻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馬列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和行動統一的根本指針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行動上的統一，必須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必須有科學的馬列理論來指導。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當然，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也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時，由於王明的回國，進攻中央路線，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據李維漢回憶，毛澤東當時曾表示：“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個重大轉折。六中全會前夕，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李維漢後來曾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因為沒有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沒有對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進行深刻總結，教條主義的影響仍然存在，所以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立即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指導思想。但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全黨通過認真學習中國共產黨史，對中國共產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有了深刻認識和科學總結，故而自此，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得到中國共產黨全黨同誌的衷心擁護，大家也開始高度認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任弼時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曾坦率地談及他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皖南事變後毛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鄧小平也曾明確指出：“沒有那次整風，打敗日本侵略者，打敗蔣介石，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在此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

 

延安整風運動為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隻要堅持學習、加強理論武裝、不斷提升中國共產黨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就一定能夠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證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