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疆獨》《藏獨》鬧得歡

為什麽《疆獨》《藏獨》鬧得歡





為什麽《疆獨》《藏獨》鬧得歡？為什麽今天的《疆獨》《藏獨》鬧得歡？這應該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躍邦們的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yongbing1993]

一個拒絕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寒春》Joan Hinton，生於芝加哥，畢業於本寧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1944年，寒春受邀參與參與美國國家實驗室原子武器研究及製造。1948年來到延安，與美國在華農業專家陽早結為夫妻 。1949年，經宋慶齡安排到在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奶牛飼養和農具革新等。1952年，世界和平會議在華召開，寒春在會議上譴責核襲擊，呼籲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一口拒絕提名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解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郵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

寒春：《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

寒春：《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誌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經過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基層組織基本癱瘓，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經曆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共產黨初步積累了反正兩方麵的經驗，為領導中國人民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蔣介石的指揮下，上海一夥青紅幫流氓冒充工人，襲擊了閘北的上海總工會會所，正當工人糾察隊進行英勇反擊時，蔣介石指揮的反動軍隊來到現場他們顛倒黑白，說是“工人內訌”，以維持治安為名，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上海工人階級通過多次浴血奮戰建立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當天上午，受蔣介石指揮的流氓組織“上海工界聯合會”，又占領了上海總工會會所。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閘北工人從反動派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

第二天，工人們高呼著“打倒新軍閥”等口號，冒雨遊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動軍隊的襲擊，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蔣介石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下令封閉了上海總工會等革命組織，並瘋狂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

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動派，也向人民舉起了屠刀。李大釗、肖楚女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壯烈犧牲，無數革命群眾慘遭殺害。由於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共產黨內占統治地位，使黨對蔣介石的叛變活動，缺乏應有的準備，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提出了“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口號，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被一夥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劊子手葬送了。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聯合國民黨左派，強烈聲討蔣介石的滔天罪行，與反革命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開始。 1927年4月12號，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把槍口對準了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正是這次政變，蔣介石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兩黨開始分道揚鑣。也都知道四一二政變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來說是一次沉重的災難，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次政變也正是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開始。

首先要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說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一手撮合的，蘇聯方麵出於國家利益的需求，孫中山為了北伐的目的，於是共產黨以整體的形式加入了國民黨，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7年，蔣介石占領上海之後，江浙財團出麵找到蔣介石，表示願意出一筆巨額軍費，希望蔣介石能夠保證社會的安定，而蔣介石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加上此時的蔣介石開始頻繁地跟英美等國接觸，資本主義對共產黨的恐懼心理也深深地影響到了軍隊裏。

另一方麵，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還是汪精衛，並不是掌握軍事實權的蔣介石。之前，蔣介石也想參與到政治中來，一開始就遭到了共產黨人的反對，蔣為了自己的私心，也開始忌恨共產黨人。

於是，為了奪權，蔣介石開始了屠殺。

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不僅共產黨人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更有幾十萬國民黨普通黨員遭到了屠戮。

根據數據統計：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之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著國民黨這次清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魯迅在他的雜文中，也對當時國民黨的清黨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

為什麽國民黨會殺掉那麽多自己的黨員呢？

除去共產黨人外，國民黨的成分也非常複雜，各種舊軍閥舊官僚稍微改換一下旗幟就可以大呼革命，國民黨雖然壯大了許多，但裏麵的各種派係非常多，更有很多敵對的派係。於是這場清黨運動裏，很多派係互相鬥爭，亂扣帽子，彼此攻訐，都想消滅自己的舊敵，並且乘機奪得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於是這場清黨運動越鬧越大，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幾乎全部被摧毀，而國民黨更是失去了人心，不僅失去了普通民眾的支持，連自己黨員的忠誠度都不高。所以在後來解放戰爭時期，才會出現很多整個軍團投降的事情。失民心者當然得不了天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由動搖走向反動。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等控製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集“分共”會議，汪精衛在會上作了“分共”的報告，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會議最後通過的決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從而徹底背叛了孫中山製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後，汪精衛集團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當蔣介石反革命氣焰甚囂塵上之時，投降與叛變的事件接踵而來。1927年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21日，湖南許克祥叛變。這些事變使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集團更加明目張膽進行反共活動。6月6日，汪精衛解除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在國民政府中的顧問職。同日，江西發生軍閥朱培德叛變。19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達成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等協議。此時，兩湖及江西的工農運動已遭嚴重摧殘，湖北被殺害的農會會員4700餘人，湖南被殺的農會會員達20000人。陳獨秀卻仍堅持機會主義立場，對蔣介石、汪精衛繼續采取姑息遷就的態度。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退出政府，並發表對政局的宣言，斥責國民黨的反共罪行，表示要“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14日夜，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15日召開分共會議，公布《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汪精衛集團的叛變，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失敗。

隻剩生命的人團結反抗時最強大！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混亂，正是見識到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的《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離開中國！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曆史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寒春和丈夫一起親自體驗了《小米加步槍》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全體上，藐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采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美國的核大棒沒有嚇倒毛澤東。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接受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談話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麽，《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麽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深謀遠慮，從國家安全出發，既藐視原子彈是“紙老虎”，也下決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術。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感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結論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研製“兩彈一星”工程就此拉開序幕。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麽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麽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這時，毛澤東列出了製造核武器的時間表。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首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yongbing1993]

中國共產黨是在不斷糾錯中進步




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1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第2次），李立三冒險機會主義路線（第3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第4次），羅章龍分裂主義路線 [2] （第5次）、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第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第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

在1945年的延安。那時離嘉興南湖紅船啟航已24年。這24年航程，驚濤駭浪片刻未歇。除了戰爭帶來的風雨如晦，黨先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經曆過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全國黨員、紅軍銳減九成，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的“至暗時刻”。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教條主義像一團烏雲如影隨形，始終籠罩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頭頂。

彼時，黨內教條主義故態複萌，廣大黨員幹部思想認識不統一，“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新四軍被誣為“新式軍閥”，根據地被傳為“變相割據”；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之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所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當時嚴峻的鬥爭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黨必須有一個自己毫無爭議的政治領袖，有自己的統一的思想。”李慶剛說，黨中央花巨大心力對黨的曆史進行徹底總結，批判曆次“左”傾“右”傾錯誤，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是因為不如此黨就難以統一，也無法承擔民族解放的重擔。

1944年5月，任弼時寫出《決議》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並經胡喬木、張聞天多次修改。隨後，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實際上，毛澤東參與《決議》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從1941年3—4月為《農村調查》撰寫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痛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再到兩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幫助全黨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方麵，毛澤東傾注了諸多心力。任弼時當時寫《決議》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澤東1941年撰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和兩次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前後曆經4年，毛澤東直接參加起草並反複修改，全黨高級幹部多次討論。《決議》傾注了毛澤東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觀對黨的曆史的科學判斷，可謂嘔心瀝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黨的集體智慧。”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薛慶超表示。

百年回望來時路，後來人多驚歎於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這狂瀾巨變，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鑄而成。有很多影響中國曆史的變化，它的見證者，可能隻是當年延安窯洞裏一盞徹夜不熄的燈火。正是這燈火，穿過舊中國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確立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對《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作者：毛澤東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就對今後的鬥爭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於各黨派的情形並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隻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於各個曆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隻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曆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麽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麽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麵。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誌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麵統一起來了。王明同誌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誌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曆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誌都苦於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後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誌，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隻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麵，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輕騎隊”、“西北風”占了統治地位，隻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黨就要向後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麽都學會了，隻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麽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隻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yongbing1993]

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民國35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民國36年1月1日國民政府令公布。民國36年12月25日施行。實為1946年。

1946年12月25日是何年代？1946年12月25日時的中華民國現狀如何？1946年12月25日中國人有多少認可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即便有少數中國人製訂並了解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又有多長時間在全中國實施過？中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使用過《中華民國憲法》嗎？又有多少中國人認可過？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逃亡台灣成為流亡政府之後，統治過大陸一天嗎？蔣介石國民黨流亡政府在台灣的所作所為跟中國大陸十幾億的中國人有關係嗎？己經滅亡的蔣介石國民黨流亡政府搞曆史虛務主義，不斷地炸作《中華民國憲法》來忽悠年輕人意欲何為？

中華民國己在一九四九年滅亡，還何談什麽《中華民國憲法》？即便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是不合法的，世界組織和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承認。

就是國民黨的祖宗孫中山知道了也是不高興的，孫先生的中華民國是這樣的：《中華民國》的疆域，自1912年創立之初繼承大清國土，以中國大陸為疆域的核心。這是孫先生遺願中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己被國民黨的不孝之孫敗光了，台灣流亡的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孝孫子們還有臉稱《中華民國》？更不要臉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孝孫子們還到處忽悠炒作《中華民國憲法》。

至少賴清德說了句真話。《台灣未參與《中華民國憲法》製憲》


轉發新聞：《賴清德拋出新論：台灣未參與《中華民國憲法》製憲》

文章來源: BBC中文網 於 2025-07-04

“1946年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是沒有派員參加的。”——台灣總統賴清德近日一句話，引發激烈的朝野論戰，也被外界解讀為強化台灣主體性的政治訊號。

在野黨質疑賴清德的說法背離曆史事實，試圖把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曆史臍帶”切斷。

《中華民國憲法》有複雜的曆史背景，製定於1946年的中國大陸，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這部憲法也隨之在台灣繼續施行至今，曆經七次修憲逐步本土化。

多名學者對BBC中文分析，台灣代表曾參與製憲是“沒有什麽好爭執的”曆史事實，但賴清德的“口誤”也引發新一波關於憲法代表性的爭論，讓社會重新檢視這部憲法與台灣當前政治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

“團結十講”為何引爆朝野論戰？

在大罷免倒數階段之際，台灣總統賴清德推出“團結十講”闡述理念與國政方向。

但他在6月29日的第三講以“憲政體製”為主題，提及“台灣當年未參與製憲”引發爭議，在野陣營批評為“以團結之名，行挑動對立之實”。

這樣的對立來自賴清德所屬的民進黨長期主張台灣主體性，而主要在野黨國民黨則強調中華民國的曆史延續性。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發布新聞稿指，賴總統言論違背史實，質疑“連google的能力都沒有嗎”，甚至指控賴故意說謊、“假造中華民國1949年前未實質統治台灣”。

國民黨政治人物趙少康與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聯合召開記者會，出示國史館史料與照片反駁賴清德。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則強調，其祖父連震東正是當年18名台灣製憲代表之一，批評賴清德“把自己的夢境和真實曆史混淆在一起”，試圖切斷中華民國與台灣的“曆史臍帶”。

多名國民黨立委也加入抨擊，王鴻薇指賴清德篡改曆史、對《中華民國憲法》全麵宣戰。台北市長蔣萬安亦回應，“台灣人不應忘記前輩貢獻，總統更不應抹煞中華民國曆史”。

麵對批評聲浪不斷，總統府澄清，賴清德的原意是指“當年台灣派出的製憲代表並非由台灣人民普選產生”，且對憲法條文討論並無實質決定權，真正以台灣為修憲主體，是透過後續七次修憲與民主化逐步確立的。

賴清德隨後在“團結十講”第四講時重申，《中華民國憲法》雖是在中國大陸時期製定，但曆經七次修憲，已完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民主共識。

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思瑤則表示，當年參與製憲的18名台灣人隻是“被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台灣的“實質參與”及民意。

台灣究竟有沒有參與製憲？

“台灣確實有派代表參與，這點其實沒有什麽好爭執的。”台灣東吳大學法律係教授胡博硯對BBC中文說。

根據台灣國史館史料，1946年中國國民黨宣布舉行製憲國民大會，共產黨、民主同盟拒絕出席。當時台灣由省參議會間接選舉產生18名代表，他們從台灣赴南京出席製憲會議。

製憲國民大會，為當時國民政府用來召集各省代表討論並通過憲法的機構。來自台灣的18人在全中國1700多位代表中，約占1%。

胡博硯教授指出，討論代表性多寡的意義不大，美國或德國在製定憲法時都有遇到類似問題。 他認為，關鍵是這部1947年的憲法當初設想的是“整個中華民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並非以台灣本土地位為基礎產生，因而與今日台灣的連結“先天就是缺乏的”。

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蘇彥圖則以法理地位說明，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隻是作為盟軍代表占領台灣，在國際法上並未取得台灣主權，因此台灣參與製憲國大就成了有爭論之處。

台灣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係助理教授陳俐甫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若僅以“有代表列名”就認定台灣充分參與製憲，反而可能落入中共長期的“敘事陷阱”。

他指出，中共當年拒絕參與製憲國大，另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至今仍在全國人大與政協中設有所謂“台灣代表”，但這些代表亦從未經過台灣民意授權。

賴清德拋出這段曆史有何意圖？

賴清德此時在“團結十講”中提出這段曆史，外界關注是否隱含政治意圖。

法律學者胡博硯認為，“團結十講”本是執政者對內凝聚支持的政策論述，與國慶、就職演說程度有別，賴清德是否試圖藉此確立台灣主體地位，目前仍有待觀察。

中研院的蘇彥圖則認為，賴清德的說法僅是一次“口誤”，並非刻意改寫曆史，而是未能在有限時間內交代複雜的曆史背景。

他同時指出，當前台灣社會對於“台灣作為憲法主體”這個概念，已存在相當高度的政治共識，如果真要深入討論憲政議題，更應該將焦點放在如何因應當前憲政運作的新挑戰，以及探索憲政改革的各種可能性。

製憲曆史：從“五五憲草”到七次修憲

賴清德的“台灣未參與製憲”一說，再次打開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憲法正當性爭論。

《中華民國憲法》可追溯至1936年，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為推動憲政，公布了《憲法草案》，因於5月5日發布，後被稱為“五五憲草”。

但製憲進程因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而中斷，直到1946年1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製憲國民大會，依“五五憲草”為基礎增修、討論與表決，製定出《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正式施行。

這部憲法最初的適用範圍涵蓋整個中國大陸，1949年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憲法的適用範圍逐漸縮限至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在冷戰對峙與反共的時代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維持憲政，但也讓許多憲法中明訂的民主程序形同虛設，長期處於戒嚴下，憲法如同“裝飾品”。

台灣真理大學的陳俐甫教授指出，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與軍事體製相結合，未真正落實代議製度，直到1990年代，隨著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麵改選與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台灣才逐步完成憲法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