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在不斷糾錯中進步

中國共產黨是在不斷糾錯中進步




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1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第2次），李立三冒險機會主義路線（第3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第4次），羅章龍分裂主義路線 （第5次）、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第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第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

在1945年的延安。那時離嘉興南湖紅船啟航已24年。這24年航程，驚濤駭浪片刻未歇。除了戰爭帶來的風雨如晦，黨先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經曆過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全國黨員、紅軍銳減九成，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的“至暗時刻”。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教條主義像一團烏雲如影隨形，始終籠罩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頭頂。

彼時，黨內教條主義故態複萌，廣大黨員幹部思想認識不統一，“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新四軍被誣為“新式軍閥”，根據地被傳為“變相割據”；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之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所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當時嚴峻的鬥爭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黨必須有一個自己毫無爭議的政治領袖，有自己的統一的思想。”李慶剛說，黨中央花巨大心力對黨的曆史進行徹底總結，批判曆次“左”傾“右”傾錯誤，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是因為不如此黨就難以統一，也無法承擔民族解放的重擔。

1944年5月，任弼時寫出《決議》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並經胡喬木、張聞天多次修改。隨後，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實際上，毛澤東參與《決議》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從1941年3—4月為《農村調查》撰寫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痛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再到兩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幫助全黨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方麵，毛澤東傾注了諸多心力。任弼時當時寫《決議》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澤東1941年撰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和兩次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前後曆經4年，毛澤東直接參加起草並反複修改，全黨高級幹部多次討論。《決議》傾注了毛澤東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觀對黨的曆史的科學判斷，可謂嘔心瀝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黨的集體智慧。”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薛慶超表示。

百年回望來時路，後來人多驚歎於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這狂瀾巨變，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鑄而成。有很多影響中國曆史的變化，它的見證者，可能隻是當年延安窯洞裏一盞徹夜不熄的燈火。正是這燈火，穿過舊中國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確立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對《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作者：毛澤東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就對今後的鬥爭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於各黨派的情形並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隻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於各個曆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隻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曆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麽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麽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麵。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誌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麵統一起來了。王明同誌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誌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曆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誌都苦於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後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誌，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隻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麵，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輕騎隊”、“西北風”占了統治地位，隻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黨就要向後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麽都學會了，隻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麽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隻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