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掛帥領導的《四清運動》

劉少奇掛帥領導的《四清運動》






轉載本文摘自：《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

作者：顧保孜,錢嗣傑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年夏季的炎熱在進進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運動的溫度卻在避暑勝地被炙烤得越來越高。

此時的劉少奇已經無法號準毛澤東的“脈搏”，越是想順著毛澤東的思路，就越是走錯方向。結果物極必反，他甚至在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問題上做出了更為激進的演繹和實踐。

在《後十條修正草案》和《桃園經驗》的指導和影響下，從1964年秋鋪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急轉直下，“左”的傾向更為明顯和突出。各個試點縣都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完全撇開農村基層幹部，在許多地方進行錯誤的“奪權”，使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城市社教和工交領域的“五反”運動也嚴重偏“左”。

這一年劉少奇“掛帥”領導的“四清”運動，一聲號令，一百五十萬幹部下鄉蹲點。劉少奇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使毛澤東產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澤東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各大區主要負責同誌及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國慶生日。他的一席話為1964年做了總結，也為來年埋下了伏筆。

原子彈爆炸的熱浪未平，“四清”運動如火如荼之際，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又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開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進神聖的殿堂，以自己的參與表達全國人民的心聲。

農民也好，工人也好，軍人也好，每一個人都全心全意地為自己的祖國出謀劃策，都衷心地擁護國家領導人的意見。

而劉少奇因為處於一線的領導位置，“一竿子到底”，與各省市關係相對比較緊密，這次人代會人們將熱愛毛澤東主席的感情也同樣傾注在劉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認為，擁護劉少奇自然就是擁護毛澤東，就是擁護黨中央。這次會議上，廣大代表看到了劉少奇與日俱增的威望與權力。

借此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與人代會同步。

錢嗣傑作為毛澤東的攝影記者，為了拍攝好這次的“革命的大會，民主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他幾乎就吃住在會議上。目光所及，到處令人神清氣爽，他自己也發自內心地對祖國的巨大變化感到由衷的自豪。

會場內外氣氛十分高昂，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基層代表，個個都顯得喜氣洋洋。畢竟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年，新中國蒸蒸日上的感覺尤為突出。這次會議也是他拍攝新聞照片最多的一次會議。

但是，走出人代會會場來到中央工作會議會場時，錢嗣傑發現了毛澤東情緒的變化。毛澤東與在人代會上判若兩人。兩個會議兩種表情，前者笑容滿麵，和善慈祥；後者板著臉孔，隱含不快。

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人一來一回，一句接一句，語勢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樣……

兩位領導人到底為什麽爭執？錢嗣傑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動快門的手有些抖動，拍完幾張後就急忙離開，不敢在會議室過多逗留。

後來錢嗣傑才知道，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是繼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一次最嚴重的爭論和鬥爭。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竟然召開了一個月，戲劇般地被分為兩個階段。前半段會議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根據匯報情況與“四清”中提出的問題，會議製定了一份《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文件共有十七條，故簡稱《十七條》。

會議後半段是毛澤東將散會人員招回來繼續補開的會。毛澤東親自主持，重新製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文件標題與劉少奇指定的那個一字不差，但內容卻有二十三條，簡稱《二十三條》。打開文件就不難發現，這不是簡單地增加了六條，而是基本針對劉少奇的《十七條》而製定的《二十三條》，很多內容與劉的版本都是針鋒相對，徹底推翻重來的。

先說劉少奇主持的前半段會議。

 對於劉少奇來說，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點，覺得是有發言權的，他對“四清”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當時到1964年底，全國已有一百萬以上的幹部參加“四清”運動；但是，人們普遍地反映“四清”運動搞不下去，對此提出了種種意見和看法。會議在聽取匯報後就開始討論“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與會者紛紛發表了各自的意見與看法。

劉少奇根據大家意見與看法，認為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黨內，也在黨外，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是相互交叉著。

而劉少奇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澤東之前就根本不同意，並把它們視為原則分歧、兩條路線的鬥爭。

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沒有得到主導權，全國“四清”運動基本是按照劉少奇的路子進行的，在毛澤東看來，他似乎被架空了。

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前，鄧小平對毛澤東說：“這會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參加了。”本意是想說，這樣的會議應該是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事情。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毛澤東很介意。鄧的話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緒，他堅持要參加。到此為止或可作罷，偏偏劉少奇又加了一句：“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

一個不讓參加，一個讓參加卻不讓說話。毛澤東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從未受到過這樣的對待，心理上無法接受。

毛澤東反問：“我為什麽不參加？為什麽不能說話？”

劉少奇和鄧小平看毛澤東真的生氣了，沒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是參加了，但兩位主席話分兩頭，各說各的，這讓很多不知情的大區和省部級領導們一時思路跟不上趟，滿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會議，兩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話，隨意打斷，各不相讓。

劉少奇總在談“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黨內，也在黨外，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是相互交叉著。

毛澤東也不相讓，說“四清”主要矛盾是群眾與走資派的矛盾……劉少奇馬上插話：“我個人認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參加會議的其他常委暗暗為劉少奇捏著一把汗。大家看得出來，劉少奇總是打斷毛澤東的話頭，此舉一定會讓毛澤東動怒。

果不其然，毛澤東動了大氣。第二天，他早早拿著黨章和憲法坐到會場上，以示抗議。一開場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毛澤東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據說在場的許多軍隊將領都站出來為毛澤東撐腰。

毛澤東看看會場的架勢，也不願意鬧大，就沒有點名。會是不參加了，他轉身離開了會場。

事後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到劉少奇談話，他善意地提醒：“劉少奇同誌你要顧大局，你要認真地檢討，你為什麽打斷主席的話？要尊重毛主席啊。”

劉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問題，做了檢討。

四清逐漸從重教育轉向階級鬥爭。

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戴高帽遊街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對“地富反右壞”的階級鬥爭。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發生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全麵深入地研究這個運動，以及準確全麵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導這個運動的相關指導思想，特別是研究中共中央具體負責領導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劉少奇的相關指導思想，對於深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研究，對於科學地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對於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曆史進程的研究，對於深化掛帥領導《四清運動》第一線主要領導人物劉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於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三自一包》即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於1962年推出的農村經濟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時任副總理鄧子恢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毛澤東明確反對這項政策，認為這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製度”。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三自一包政策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政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有緊密聯係。1980年，劉少奇獲得徹底平反。真正徹底地“解散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也徹底地搞垮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鄧小平用實踐反證了毛澤東當時反對的是事實，也是必須反對才是對工人農民著想的。

走資派們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這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也被實踐證明了的。然而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認同中國這個新資本主義，而是要滅掉中國時，就是如今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所麵臨的現實。

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後兩次會見外國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批評中共黨內有人不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並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

走資派篡權上台後《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的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誌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

毛澤東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毛澤東認為必須"重新提起階級鬥爭"，他說："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所以我們從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

從國際形勢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蘇關係的破裂以及周邊局勢的惡化，引發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新中國建國後中蘇關係經曆了曲折而又複雜的曆史進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兩個方麵：

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的領導現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中國國內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是蘇聯對中國國內政策特別是"三麵紅旗"的批評。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正在組織公社。在蘇聯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嚐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麵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正在廬山的毛澤東。他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環境也日趨緊張。客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衝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說道："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麵"。不久之後，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中國展開了。

1963-1966年在中國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城鄉社教運動。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製定出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前十條”對 “四清”運動的任務、政策、方法作了規定，對農村形勢作了“左”的估計，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在黨內傳達。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又討論製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後十條”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同時，指出了團結95%以上的農民群眾和農村幹部的重要性，規定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政策。

此後，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整頓幹部作風，解決幹部、群眾之間的矛盾，防止在中國發生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製度。農村的社教運動開始以 “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為主，城市的社教運動為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後期都發展成為 “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四個方麵，通稱為“四清”。對改變農村幹部的作風，完善基層財務、保管製度，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有積極意義。

毛澤東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他還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於3月1日發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會議以後，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談反對修正主義的較多，講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較少。據此，毛澤東認為，對這個問題許多人印象不深，沒有引起各級幹部的足夠重視。作為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領導“四清“運動。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還下鄉搞試點，將矛頭對準早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

劉少奇鄧小平還派工作組用《後十條》的頒布以及奪基層幹部權的王光美的試點樣板在全國推廣，四清運動進入了一個鬥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階段，即大兵團作戰搞四清。

中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根據中央劉少奇的指示精神，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

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調31378人，參加點上的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組成七個工作團，參加工作隊的幹部29138人。

四清運動就是這樣被劉少奇的極"左"思潮的影響，而這一時期又不斷強調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這樣，就使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麵過寬、鬥爭過火等嚴重局麵。

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對四清運動也非常重視，並於1963年11月親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進行四清。國內嚴峻的現實，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就使四清運動在各地開展要，而且四清運動也走向了高潮。又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麵。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工作組對農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壞、右，也要宣讀和講解這兩個文件，以利於對他們的教育和改造。試點後，中國各地的"五反"運動普遍進入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並清查出了一批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由於涉及的問題很多，情況也很複雜，既有敵我性質的問題，也有大量人民內部性質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嚴重後果。工作組四清的最大區別就是點上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隊，對農村各家各戶的階級成分進行複議、審定和重新登記，突出了階級鬥爭等。

這一階段的農村四清運動也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運動中發生幹部對社員打擊報複的案件。群眾打罵、體罰犯錯誤幹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個別地方發生了自殺性事件。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重訂23條。

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這一階段，各地在認真學習貫徹《二十三條》的基礎上，對運動進行了重新部署和具體安排，並專門劃出一段時間進行清政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澤東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從而構成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獨特景觀。

這一階段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把運動的重點轉向整中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澤東視察山東、安徽、江蘇、上海與各省市領導談話時，主要內容是談打仗、備戰，抓好生產，對四清談的很少，同時，毛澤東對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滿，認為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yongbing1993]

江青是反對《走後門》的最高官








《文革》後期的幾年裏，被批判過的走資派紛紛恢複職務返回到原有掌權的職位上，他們上山下鄉的子女們都己二十多歲，許多逃離農村山溝返回城裏父母家中，通過各種關係《走後門》專上大學，進軍隊或是上機關工作，又或是進全民國營單位吃皇糧。當時，江青反《走後門》，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支持？為什麽？因為，毛澤東看到了這些共產黨的同路人走資派不想繼續革命為人民服務了。走資派要複辟資本主義了。反《走後門》能幹嗎？走資派掌權了都走前門了。

《走後門》在現代社會,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大聽到有人議論了。更加沒有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了。為啥? 我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走個後門算啥? 我用錢買來的, 你有本事也拿錢，也去開後門去買啊! 多麽地理直氣壯。

那麽總有些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走後門》為啥? 主要原因是因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出現, 就說推薦選拔招生製不公平, 而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較公平。

先說一下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是否公平問題。這要理清社會大環境才能說清楚這個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 貧富差距不大。在此基礎上人人平等, 過來人都知道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前的考生, 在工廠做工的帶著工資複習功課, 工廠裏的幹部以及老工人們都積極支持年青人複習功課, 希望他們學成之後回到工廠作出更大貢獻。在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也都支持年青人們專心複習功課去參加考試, 上完大學後回來更好地為農村建設作出貢獻的。在街道農場少數軍隊的考生也都得到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

在1977年的冬天，有五百七十萬的考生走進了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以及以後的幾年參加高考生幾乎相同。應該說以分數錄取二十七點三萬學員是"公平"的。而且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生上大學全是免費的, 學校安排住房不用交一分錢, 吃飯不用錢, 還發一些生活費, 更不交一分錢學費。還沒畢業學校就開始統一安排工作。在安排工作中就有一些《走後門》的, 這些《走後門》己不被關注了。

重要的是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畢業生幾乎都沒有回到工廠農村了。工作了幾年結累了工作經驗後,又忙著進修出國留學考碩士博士文憑, 再拿專家教授移民定居國外, 買房寫文章成名發財, 來回國內外遊說, 忙得不亦樂呼! 當然說是"公平公正"的。時不時地在國外幫腔罵一下共產黨後又回到國內當"高級外國專家"使用兩邊賺錢。

然而幾年之後走資派特色政府改了, 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套高考招大學生了。再後來貧富拉大了, 資本家產生了, 低收入人群有了。在這大環境下高考可以請"替考"、文憑可以用錢買等等。這時的高考從教育資源城市農村有錢和沒錢下還能說公平嗎?

回到《走後門》題目上。“走後門”是用托人情、找關係、行賄等不正當的手段，去辦有明文規定不能辦的事。走後門是歪風邪氣，是不正之風，老百姓深惡痛絕，應該堅決抵製。一提到“走後門”，可能很多人都會“皺眉頭”，就會聯係到、聯想到“找關係”、“求門路”、“托人情”，就意味著以權謀私等。

當然，有人走後門為親屬謀利，或利用職務之便、權力影響破壞公平正義，是必須堅決反對的，但傳說包公上任開封府尹後，很久沒有百姓來告狀。後來，他偶然發現其原因：官府大門守衛森嚴，守門官吏還要索要賄賂才讓人進門，這就是所謂“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包公處罰了守門官吏，並決定打開後門，讓百姓隨意出入告狀。當年新中國共產黨的海軍司令劉華清“走後門”，卻是為百姓謀福，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

眾所周知，為公還是為私，為民還是為己，是區分一名共產黨員、黨的幹部忠誠幹淨擔當與否的重要標準。劉華清為家鄉父老“走後門”，見證了作為一名黨員幹部心係群眾、忠誠無私、擔當作為的高貴品質，恪守了為人為官之正道。

再說在1961年10月22日劉少奇說：商品“走後門”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現在我們隊伍裏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場的影響。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現在問題不在有無自由市場，而是你們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陣地。（當匯報到商業部門“走後門”的情況很普遍，大概占職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別嚴重的有百分之×時），劉少奇說：這些人是新的資產階級。你們不反掉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頭來，百分之×不“走後門”的人，也不高興。對特別嚴重的，一定要懲辦一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說，懲辦多少人，你們可以分個指標，比如說，象北京五百萬人口，懲辦十個，天津三百萬人口，懲辦六個，石家莊市懲辦一、二個，小縣城懲辦一個，全國懲辦幾百個。懲辦時要開公審大會，群眾大會，徹底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拿國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謀求個人的方便，是不允許的，更不能拿個人“走後門”來的東西，去隨便換東西。現在，是國家有困難的時期，也是考驗每個工作人員的時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員講清楚，不“走後門”的人，好的將來可以入黨，黨員“走後門”嚴重的要開除黨籍。“走後門”的人是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然更關心的是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先看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走後門”問題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文件內容: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少單位提出了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討論了這個問題。中央認為，對來自群眾的批評，領導幹部首先應當表示歡迎。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當前，批林批孔剛剛展開，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認為，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

當前批林批孔運動已經展開，主流是好的。各級黨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黨組織，應當繼續努力，放手發動群眾，加強學習，聯係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實際，認真地抓緊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斷總結經驗，使批林批孔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深入開展起來。（這一文件發到縣、團級、可向基層群眾傳達）

請注意, 這份文件是文革小組"四人幫"主持下發的。當時最反《走後門》的也是最高層的領導是"四人幫"。他們沒有《走後門》。而且向毛澤東反映要求批《走後門》。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孔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同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鍾誌民的退學報告全文。姚文元親自寫了編者按，大讚其“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4天後，《人民日報》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席卷而來。矛頭對準許多老革命老幹部們《走後門》。老革命老幹部們害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紛紛反擊。

2月15日，毛澤東做出批示：“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由此，反“走後門”運動草草收場。

1972年，在文革後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複。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製兩到三年。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鍾誌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一開始，鍾學林不想搞特殊化，沒有同意，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幹部科打了電話。鍾誌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裏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因強調“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政治係的社會實踐很多。1973年5、6月，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開門辦學”。期間，傳達了《毛主席給李慶霖同誌的信》。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幹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傳達時，群情激奮，讓鍾誌民頗感抬不起頭。

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是行政九級幹部（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每個月工資250多元，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幹部，工資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不但上大學，鍾誌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1968年10月，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沒多久，全國征兵。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即將入伍），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他就入伍了。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當時走後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大家都在說，對走後門一事的厭惡。他們並不知道，鍾誌民也是走後門來的。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剛到大學時，他曾想給部隊寫信，說“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一直沒有勇氣寫。現在又聽到這麽多的議論，血氣方剛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麽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

對於退學之後去哪裏，鍾誌民卻有些茫然。他當兵也走了後門，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但紮根農村之後，生活怎麽辦？而且，還有“個人問題”沒有解決。此時恰逢大一結束，鍾誌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卻無顏邁步。放假回家時，鍾誌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上下。母親告訴他，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不同意他退學，認為影響不好，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麽辦？父親工作忙，隻跟他談過一次，認為“不一定退”。他則提出，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裏出個把農民也好。”

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鍾誌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麽。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周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裏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他在校園裏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

最後鍾誌民選擇退學回到農村去。一年多之後，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眼前的鍾誌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誌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裏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為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誌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氣不減，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講願景。最後，兩千畝地實現灌溉，不再“靠天吃飯”。

“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有錢花，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這種感覺很好。”他告訴記者。也告訴子孫後代們。

一步步地，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

如今的教育能出這樣的人才嗎? 和交白卷生一樣, 在資本主義的染缸裏也是成一個為自己家庭發財成資本家的。而如今的大學生們又能如何?

[yongbing1993]

為什麽如今舞台上沒有工農兵了






《樣板戲》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破除幾千年來舊中國的文藝主流始終以“帝皇將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私情淫亂“等，占滿了在各種舞台上劇本小說各種各樣的藝術品中，而工農兵群眾低層人物均以愚醜暴民的反麵人物。而文革中的《樣板戲》正好給顛倒了過來，《樣板戲》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新時代的工農兵形象。《樣板戲》作為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下無產階級文化的遺跡，《樣板戲》為既有的文革研究增添了音樂形式這個“聽筒”。

作為“毛澤東的最後的繼續革命”等文革圖景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中的反例，一些學者對農村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足以證偽走資派右派們惡毒抹黑“文化大革命扼殺文化”的假設。

在農村，《樣板戲》的演出晚於城市，自1968年興起，隨樣板戲電影的普及而衰落。通過精簡配器，戲曲交響作品走向基層，提供了令農民耳目一新的經典劇目，在最廣闊的鄉村踐行了空前絕後的社會主義教化，其影響經久不衰。

高默波聚焦江西波陽一個村莊的變遷，發現樣板戲演出是高家村初次接觸劇場性的集體觀演。

農村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是生產隊為樣板戲演出提供資金，並為參演農民記工分，調動了基層文藝骨幹的積極性。

沙垚在對陝西皮影戲的田野調研中發現，以盈利為目的、非樣板戲的其他劇目雖也由人民公社自籌經費，但按照副業收入來管理分配。由縣文化部門進行文化統籌，突出樣板戲，兼顧民間形式，既限製了鄉村講唱形式中最賣座的“三俗”內容，又照顧到農民藝人開展文藝勞動的積極性。

以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製作單位，農民自行對演出資金和場地進行物質調配，這些文化活動既因地製宜又自給自足。

張麗軍以山東壽光莊戶劇團為案例，對地縣以下地區樣板戲的群眾參與做了問卷統計，發現突出樣板戲的農民文藝在人民公社條件下達到了空前絕後的活躍度。

對文革曆史負麵材料的過度曝光，固然是為了反複證實“曆史終結論”和文革失敗的必然性；但正視文革的種種教訓，也是此刻這個“曆史終結論”終結之時，我們所麵對的重要課題。

如何擺脫“毛澤東的最後的繼續革命”的總體圖景，還原文革“派性”的真相並分析其流變？

發現樣板戲研究的成果可以為政治研究中的“派性”考察打開思路。

縱觀樣板戲研究，它雖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文革研究，但從文藝領域向政治領域突破的嚐試從未中斷。

近來學界對文革時期的文化生產的討論已拓展至視聽層麵。彭麗君聆聽了1974年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這張大字報張貼前後錄製的粵劇版《杜鵑山》，指出其中西混編的配樂形式是一種烏托邦運動破滅之際的離經叛道。

在文革時期樣板戲的評論文章中，“洋為中用”被反覆強調，而“後文革”的樣板戲研究者往往忘卻了這一點。

實際上，七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股學習西洋樂器和外語的熱潮，“中國比任何國家有更多的李斯特”。有識之士如John Winzenburg 注意到四十年代猶太音樂家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編創之音樂劇《孟薑女》的“京劇交響化”與樣板戲的相似之處。

Barbara Mittler 也在對《智取威虎山》戲曲交響化的分析中注意到觀演中樣板戲的模式化與多元性並存的開放性。

這些研究反過來證明，粵劇《杜鵑山》的音樂特點並非地方特性，恰恰是地方劇團學習樣板戲的結果，是“革命／禮樂”向地方傳播的案例。

因此，“邊緣”、“民間”、“地方”、“異端思潮”的所謂“文革主體”在“反叛”中央的過程中創造出新形式，這類說法值得商榷。

反觀文革的“派性”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從下列三個方麵決定了“派性”這個流動的象征形式：

一是“約定俗成”，例如文革中的群眾對多元性（革命）和正統性（禮樂）的好惡，具體體現在血統、階級、親疏、專業和閱曆等方麵的傾向性。

二是文革運動中的主體性，例如群眾在前述之革命／禮樂的傾向中做出的“敵友”區分（文革中的“逍遙派”通常主觀上拒絕判斷“敵友”，躲避或放棄自己的傾向性）。

三是“敵友”區分後進行的實踐，例如“隔離”或“聯合”這兩種做法。造反派組織的參與者自身往往在出身等方麵更多元，易傾向於在運動中推動“聯合”，取消身分差異，不斷“拉人”。

而保守派組織的參與者，通常在出身上更單一，他們傾向於在運動中不斷辨別“差異”，唯身分論，采取“隔離”手段，不斷“踢人”。總之，“派性”是流動的象征形式，它不是固定的判斷，其實踐隨文化革命的形勢不斷變化。

因此，樣板戲的目標，正是要宣傳“隔離”、“聯合”的辯證法，教育群眾如何吸取“武鬥”帶來的“血的教訓”（如《杜鵑山》中一段核心唱段的標題），在瞬息萬變的革命形勢中不斷辨別“敵友”。

以上，將“文化”、“政治”兩方麵的研究聚集起來，我們看到，“你方唱罷我登場”，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規定性。

“沒有小角色隻有小演員”，這是文化大革命的舞台規定性。

文革中，在舞台藝術領域，“文化革命派”拒絕塑造無差別的群眾，通過顛倒舊的等級，讓無產階級的“新君子”登台。

在那個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時代，隻要樣板戲演出每天進行，舊人成為新人，“底包”、“角兒”互換，“龍套”爭做“主角”，知識分子下鄉勞動，工農兵上大學等新事物的出現，凡此種種，並非封建等級製的回潮或“政治名分”的爭奪戰，而是群眾在毛澤東所確立的、文化大革命這個“規定情境”中的“即興發揮”。

對於招致“武鬥”的“派性”，具體某派或某人，出於各自的透視單點，體驗到對立麵的“人格化力量”之時，也極易深陷其中，無法對眼前的“再現”做出反思。

後文革時期的“傷痕文學”、“後悔史學”是對“再現”的不斷回放。

“派性”至今連綿不絕，甚至影響了對“派性”的研究。

對此，這裏不展開論述。概言之，“派性”頑強的生命力來自群眾運動本身，“派性”的曆史恰恰說明：無產階級文化從來不是在任何“無菌實驗室”中培養出來的，一切“新人”的誕生都須“經風雨，見世麵”。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台上再現“新人”易，台下“新”人難。

文化革命的勝利，不僅需要克服技術局限和理論難題，更在於將資產階級“新青年”教育成社會主義“新人”。

安舟認為，無論蘇聯還是中國，“技術官僚”這一文化的“新階級”不是共產主義革命家處心積慮培養出來的。

在中國，文化的“新階級”被毛澤東稱作“意識形態工作者”。

“意識形態工作者”這個術語來自毛澤東在1968年8月31日給《上海工人技術人員在鬥爭中成長》加的按語。

這個群體包括了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工作者、文學家、藝術家和理論家在內。

五四時期，“意識形態工作者”尚處於感性認識階段，是“自在的階級”，將來自古代或外國的要素運用於新文化的創造。

延安時期，他們是無產階級曆史任務的同路人，保持了其“自在”的狀態。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各類協會和單位中，他們成為知識分子階層，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三名三高”，最頂端是“文化官僚”。

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一群體被塑造為具有“無產階級認同”的“自為”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工作者”。

文革時期，對“意識形態工作者”中的“新人”的塑造是建構無產階級文化的題中之義。文革研究者鄒讜認為，宏觀的政治轉型需要微觀的理論調整和文化策略的輔助，以“組織社會進程和心理進程的樣板”。

在微觀層麵，文化大革命以相對而言較小的代價取得了最廣闊深遠的“新”人效果。

結合黨史、單位體製、家庭關係等等，才能看清文化知識分子從被動到主動、從被迫到自覺、從客體到主體的心路曆程。

文革前的“文化官僚”被“打倒”，藝術工作者的個人使命感和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這二者的同一化，催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識形態工作者”這一群體。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作為“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文化知識分子被作為“技術官僚”的科技知識分子邊緣化；“文化官僚”雖回到原地，卻失去了“十七年”中掌控的政治資本。

“技術官僚”這一新階級的誕生，是文革結束後新生的政治精英與文革前的舊知識精英的合流而成的。

安舟強調新、舊精英，文化、政治資本等方方麵麵的“一分為二”。

相較而言，更側重於文化革命的總體性中，文化與政治的“合二為一”，關注在“新”人的、廣義的文革劇場中，流變的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艱難地達成均勢。

概言之，作為禮樂革命最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最終指向“花部”的“聯合體”，那是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者的自由聯合——一種未完成的革命禮樂。

轉載於互聯網

[yongbing1993]

憑票供應保證了每一個人都有份






AI ：【“憑票供應”確實是保證了每人都有份，因為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為了解決商品短缺問題，會根據人口數量按量發放糧票、布票等憑證，確保居民能夠憑票購買到定量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在商品極度匱乏年代，按計劃分配物資的保障方式。

計劃經濟下的保障方式: 在商品經濟尚未成熟、供不應求的時代，“憑票供應”是一種國家為了確保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的製度。

按人定量: 國家會根據人口數量，向每一位居民發放購買特定商品的憑證（如糧票、布票等），以保證每個人都能分到一定數量的必需品。

確保人人有份: 這種製度的核心在於“人人有份”，它通過量化和分配，在物資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避免了社會不公和資源分配的混亂。】

《這種製度的核心在於“人人有份”，它通過量化和分配，在物資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避免了社會不公和資源分配的混亂。》

毛澤東時代：1955年-1993年 ，為了保證每個人的基本需求，新中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實行計劃經濟，因從舊中國戰亂後的一窮二白開始創建立國時，所有食品物品都缺乏的情況下。為了保證全國人民人人都有實行的憑票供應的“票證時代”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這裏所說的《人人都有》就包括當時被當作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包括老弱病殘小孩子，包括所有擁有新中國國籍的人。在物資少的時候，這是能讓少數物資人人都能分享到的最好的最完美的一種方法。

古今中外除共產黨製度外，還有哪國哪黨哪朝哪代的皇帝總統這樣做過？相反的是：貴族人家的紅漆大門裏散發出酒肉的香味，而馬路邊上卻有被凍死的骸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今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富豪們一頓豐盛的晚餐費用可供在美國紐約市地鐵口的一個流浪漢一年的“糧食卷”了。

噢！美國也發“糧食卷”，隻不過隻發給流浪漢。美 國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富裕國家。但據美國人口普查報告顯示，超過10%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對於窮人來說，首先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符合低收入標準 的美國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持綠卡者)，可以向政府申請糧食券(Food Stamps)及政府醫療補助（Medicaid）。《反共華人》造謠說：“糧食的憑票供應真正控製住了老百姓“。請問：美國政府發“糧食卷”，是為控製住流浪漢嗎？能控製住流浪漢嗎？

新中國最早實行的票證是糧票，之後就有了布票，油票、生活票證等各種各樣的票。票證供應通常分為"吃、穿、用"三大類。

吃的除了各種糧票外，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雞鴨蛋票，各種糖類票，各種豆製品票及各種蔬菜票等等。

穿的除了各種布票外，有化纖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等等。

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紙、洗衣粉、火柴、煤票、商品購買證、電器票、自行車票、手表票，還有臨時票、機動票等。

如今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取消糧票供應後如何？全中國有錢人的餐飲浪費現象，觸目驚心、令人痛心。而從1978年走資派鄧小平正式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高喊著小崗村包產到戶後就使中國人民吃飽飯了。而事實是：《但直到1993年，糧油實現敞開供應，“糧票”製度才正式取消。》又過了十幾年才正式取消了糧票供應製度。這難道也是走資派鄧小平如同《反共華人》造謠說：《“糧食的憑票供應真正控製住了老百姓“。》嗎？

“在物資供給不足的年代，憑票買糧，正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體現。10個人隻有5個人的口糧，大家就平均分，都節衣縮食、共渡難關。”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中國走資派政府卻高喊著：“今年是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全麵建成小康之年，事實上，我們國家到現在也隻是剛剛解決溫飽、進入小康，還不能貪圖享受、未富先奢。“《今年是(2020年)還在(脫貧攻堅）》，《剛剛解決溫飽》，而有錢人資本家富豪們就《貪圖享受》，就《全中國有錢人的餐飲浪費現象，觸目驚心、令人痛心。》這同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下是一樣的。

例如：加拿大存在嚴重的糧食浪費問題， 根據非盈利組織2024年10月22日發布的數據，加拿大每年幾乎有一半的食物被浪費，其中價值580億加元的食物原本可以用來供給有需要的人。加拿大每年有超過46%的食物被浪費，其中41%是可以用來養活人類的食物，這一數字比疫情之前有所增加。該報告由Loblaw資助。

而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和《星報》的數據，2021年加拿大全國流浪漢人數大約為23.5萬至26.7萬之間。

加拿大食品銀行的使用人數正在不斷攀升，最近的報告顯示，2025年3月全國約有220萬次求助人次，比前一年增加5%，並且比疫情前增加了兩倍多。許多有工作的加拿大人，包括全職和兼職員工，也需要依賴食品銀行，這一情況凸顯了生活成本上漲給家庭帶來的巨大壓力。

中國官方設定的農村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在2017年為3046萬人。目前，中國仍有約5600萬人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

中國有多少富人？根據不同定義，中國擁有大量富裕人口。截至2024年初，中國擁有約600萬名百萬美元富豪，約占全球的近10%。在國內，“富裕家庭”是指擁有600萬人民幣以上淨資產的家庭，截至2024年初有約513萬戶；而“高淨值家庭”擁有千萬人民幣以上資產，數量約為207萬戶。

百萬美元富豪：截至2024年1月1日，中國內地有601.3萬名百萬美元富豪，是全球第二多的國家。

富裕家庭：指擁有600萬元人民幣以上淨資產的家庭，截至2024年1月1日，數量約為512.8萬戶。

高淨值家庭：指擁有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淨資產的家庭，截至2024年1月1日，數量約為206.6萬戶。

超高淨值家庭：指擁有1億元人民幣以上淨資產的家庭，截至2024年1月1日，數量約為13.3萬戶。

按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以毛澤東時代從1949年到1978年的不到三十年發展速度所取得的成就之後，再經過四十多年的建設和發展至今，去除以上的貧窮人數和富人之後，讓全中國人人都有時，全中國人民還要《票證供應》嗎？還有窮人嗎？還要脫貧嗎？當然也沒有了以上的富人。這是最要命的，這些富人怎麽會說毛澤東時代的好呢？不說好也行！但也請不要造謠說謊抹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