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孔老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孔老二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出自於《論語》。完整表述見於《論語·第十七章·陽貨篇》：《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何謂《女子》？朱熹《論語集注》將“小人”解為“仆隸下人”，將“女子”解為“臣妾”，即帝皇將相權貴階級家裏的女仆與男仆。

何謂《小人》？《小人》即是：陰私滿腔，與君子恰好相反之人，論語裏稱這類人為《小人》。

何謂《小人》？作者: 餘秋雨有對《小人》的綜合描述：

《小人》是：在中國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們曆史學家忽視了。

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學家來了，他們那麽早就濃濃地劃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線。誠然，這兩個概念有點模糊，互相間的內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彈性，但後世大量新創立的社會範疇都未能完全地取代這種古典劃分。孔夫子提供這個劃分當然是為了弘揚君子、提防小人。

而有關《小人》的話題，孔老二說得很多，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含意。

例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是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的，似與德行無關。按《論語》集注的解釋，“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說他們像“女子”（富貴人家之“妾”）一樣“難養”，因為與他們太接近了，他們就會沒大沒小；與他們太疏遠了，他們又會怨恨於你。所以，孔老夫子主張“莊以蒞之，慈以畜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這是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的，似與身份無關。孔老二在這個層麵上說小人，都與君子相對。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如此等等。君子與小人之分野，核心都在“君子喻於義”而“小人喻於利”。所以，大凡結黨營私，勾心鬥角，得誌便猖狂之人，大凡溜須拍馬、兩麵三刀、看風而使舵之人，曆來都被正派人視為“小人”。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這話也是孔老二說的。仁與不仁原是關係到禮樂存廢之大事。仁者有德，那麽，不仁就是缺德，不仁之人就是小人，從此言看卻是未必。《論語》集注說：“君子誌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正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富貴為君子的不仁，隻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貧賤為小人的卻永遠都是不道德的。這樣一來，就將身份與德行合二為一了。對此，我很不以為然。無論是結黨營私，勾心鬥角，還是溜須拍馬、兩麵三刀，權勢人物哪一樣不比“仆隸下人”玩得熟稔？！

在《經典雜文》上讀到餘姓名人的《小人》一文。前半篇轉述一則在雜誌上看到的歐洲的往事——“不久前剛搬到村子裏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個愛搬弄是非的長舌婦”，由於“她不負責任的竊竊私語”，使一個“數百年來親如一家的和睦村莊”的“鄰裏關係突然產生了無窮麻煩”。餘先生說：“對於這樣的女人，我們所能給予的還是那個詞匯：小人。”他還認為，“惹不起，總躲得起”這句話，說的“不是躲盜賊，不是躲災害，而是躲小人”。對於“小人”概念的這種圖解，倒也暗合了孔老二說的那句話：“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看來餘先生也是把“小人”定格於“仆隸下人”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孔老夫子一脈相承。

原先弄不清那位“巡警的妻子”怎麽會使餘先生如此激情澎湃，聲嘶力竭，讀完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所謂的“小人”暗指 “長久地纏著”他“打所謂名人官司”的那“幾個很想成名的人”。但他沒有意識到：名人備受關注，每一個毛孔都是被放大的，既容易受讚頌，也容易被挑剔。隻想受人之讚頌而不想被人挑剔，乃是一廂情願。

餘先生是在上層中混的人，什麽人物都見過的，如果對權勢人物中的那些或結黨營私，勾心鬥角，或溜須拍馬、兩麵三刀的小人能夠如此疾惡如仇，可謂大義凜然，令人肅然起敬。對付“幾個很想成名的人”還要如此大動幹戈，卻是有失名人的身份。你瞧人家孔老二，對他認為很難弄的“女子與小人”，也還主張“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呢。

在這一點上，看來餘先生是遠不如孔老二來得大度了。

孔老二是工農的敵人富貴的恩人：孔老二是幾千年來舊中國一切四舊理論的師表，社會上黑惡勢力的靈魂，在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社會裏，以及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特色社會中，孔老二還很像是一個“不倒翁”，在民國抗日戰爭時連日寇漢奸也要利用孔老二做“傀儡”。而如今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特色社會中，孔老二己被送出國當外國人的鬼師祖了。而形形式式的特色中國的尊孔者，派別非常複雜，花樣愈來愈多，有為綱常禮教者，三綱五倫，有勸西洋人也來信奉孔老二禮教。有使孔學西洋化時代化的，引誘青年來信仰孔老二的。

中國自有儒家孔老二以來，以“反孔”見稱者，在周有墨子、莊子、韓非，在漢有王充，在魏有嵇康，在明有李贄，在清有汪士鐸，在民國有陳獨秀、吳虞、李大釗、魯迅、易坤、聞一多·······諸先生，尤以王充、李贄、陳獨秀、吳虞四人不失為有名的健將。而晚年非常尊孔的梁啟超、章炳麟，在清末也曾劇烈反孔過。

孔老二是工農的敵人、富貴的恩人。

孔老二的儒家思想不利於勞動者生產者，而大利於有閑者享樂者。

例如樊遲請學稼學圃，竟被孔丘痛斥為“小人”（詳見《論語》第十三）；又說：“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同上第十四）這是以農民為惡人的。而一般從事農耕者，亦譏笑孔丘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詳見同上第十八）。以上是孔丘和勞動生產的不兩立。

古代學者的講究衣、食、行等，衣、食、行等的貴族化，似乎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孔丘，孔丘的聖，原來隻是聖於貴族生活：第一，在食方麵，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朱注：食音嗣，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食餷（飯傷熱濕也）而鋦（味變也），魚餒（魚爛）而肉敗（肉腐），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食，不時（五穀不時，果實半熟之類）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清潔）······（詳見同上第十及朱熹集注）

在衣方麵，如：當暑，袗（單也）稀綌（葛之精者曰稀，粗者曰絡），必表而出之（謂先著衣，表締絡而出之於外）。緇（黑色）衣羔裘（用黑羊皮），素衣麑裘（鹿子色白），黃衣狐裘（狐色黃）。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又半（其半蓋以覆足）。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無故，玉不去身，觴礪之屬，亦皆佩也）。······齋，必有明衣，布（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以布為之）。（同上）

在行方麵：如孔丘說：吾不徒行，……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同上第十一）“徒行”就是自己走路。他出門必使學生禦車，所以做他的學生，兒乎等於做他的義務車夫。

又連睡覺乘車，也大講禮儀：《論語》第十：“寢不屍（屍謂偃臥似死人也）。”“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車中，不內顧（回視也），不疾言，不親指。”

真是會做花樣，閑得無聊！以上是孔丘和刻苦儉約的不兩立。

他如孟軻更明白地主張對立階級為天經地義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滕文公上》）殊不知到了無產階級政權、社會主義時代出現，竟卻會反而由“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而到沒有君子野人的階級對立。

不利於不得誌的人民，而大利於得誌的士夫。

孔丘對於君主以下，又分種種等級，如和下大夫說話，便剛直；和上大夫說話，便和悅（《論語》第十）。連看見大夫也要做出“上”“下”兩副麵孔；他先飯黍而後啖桃（詳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連食物也要分為“貴”“賤”各個等級。這種貴族念頭，勢利態度，真是無以複加。他還主張“君子畏大人”（《論語》第十六），反對“居下訕上”（同上第十七）。

所以後人，地位愈高，生活愈好，便愈喜歡孔學；反之，愈被壓迫，愈不得誌，便愈痛恨孔學。甚至同是一人，也會前後不同。吳虞說得最好：“章炳麟《諸子學說略說》，攻孔子最有力；其《訄書》並引日本遠藤隆吉“支那有孔子，為支那禍本＇之言。梁啟超《新民叢報》攻孔子誅少正卯，以為吾國曆史之最大汙點。孔丘在《易傳·係辭》上明說：“崇高莫大乎富貴”；反之，“卑下莫小乎貧賤”，也就可以想見了。所以孔學是富貴者的恩人，貧賤者的敵人。

[yongbing1993]

為什麽《疆獨》《藏獨》鬧得歡





為什麽《疆獨》《藏獨》鬧得歡？為什麽今天的《疆獨》《藏獨》鬧得歡？這應該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躍邦們的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yongbing1993]

80%是感謝毛主席廢除農奴製





實際上，毛主席對西藏問題解決的相關指示和指導意見，都是正確的。他認為必須堅持依靠群眾，也尊重當地風俗、對班禪甚至對達賴都盡可能的先展現了充分的誠意，充分的留有了餘地。但是有些當地貴族勢力是不願意接受解放農奴的要求的。而且，退居二線之後的毛主席的指導方針也是正確的。1956年—1966年是他退居二線的特殊時期，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國際問題，而大小事務的決定和執行專門由一線的幹部負責。

一提到1959年、一線二線，就不由說一個和西藏問題無關的題外話，來澄清一個真相——1958到1959，毛主席也是基本實事求是、冷靜理智的。

1956年以來，在當時分為一線二線的集體之中，一個人就能排板決定一切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58—59連續召開五次會議，毛主席提出糾“左”意見，即使是正確的，也由於多數一線幹部對“左”的堅持，他難以迅速糾正一線幹部的問題。

毛主席甚至極其無奈的說出：“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

退居二線的毛主席的正確意見是否可以有效貫徹，就是集體的責任，特別是一線幹部的責任。毛主席的正確指導意見怎樣理解、是否接受、如何執行，是一線幹部的責任，也是集體的決定。

有一位西藏的朋友，他是長輩，是值得尊敬的老同誌。他雖然說的漢語不好，但是立場堅定，明確告訴說，他所認識了解的他身邊的的藏族同胞，百分之八十都是感謝毛主席廢除農奴製的，都是熱愛毛澤東的！他的話讓人感動，他的話回擊了以偏概全、汙蔑解放農奴豐功偉績的曆史虛無主義言論！這位藏族老同誌的話證明，覺醒的群眾還是有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西藏問題解決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1956年以後他退居二線時期，毛澤東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國際問題，而主要負責中央事務和具體執行是當時的一線幹部。也正采訪的藏族同誌所言，藏族同胞很多是愛戴毛澤東的。

解放農奴之後，很多藏族農奴群眾是得到了解放，感覺到紅色事業的偉大，這是足以反擊那些以偏概全、汙蔑解放農奴豐功偉績的言論的。重讀毛主席關於解決西藏問題的著作，認清事實，說明真相，紀念毛主席！　

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

毛澤東（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我們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軍區四月二日給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指示電，認為這個電報所取的基本方針(除了改編藏軍一點外)及許多具體步驟是正確的。隻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軍在西藏立於不敗之地。

（1）緊緊把握特殊地區的特殊性——實事求是

西藏情況和新疆不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站穩腳跟，取得少數民族熱烈擁護。目前正進行減租減息，今冬進行土改，群眾將更擁護我們。

新疆和關內汽車暢達，和蘇聯有密切經濟聯係，在物質福利上給了少數民族很大好處。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新疆有幾十萬漢人，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　　

（2）群眾路線（聯係群眾，爭取多數、注意鬥爭策略）和獨立自主，兩個基本方法

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於不敗。

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並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

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注意團結多數、注意鬥爭策略）但也要準備對付壞分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做好最壞準備）凡此均須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目的。（這些行動都以獨立自主為前提）

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係，使西藏出入口趨於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並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隻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壞分子就每天握有資本去煽動落後群眾和藏軍反對我們，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政策就將軟弱無力，無法實現。（注意物質基礎、注意貿易工作，有利於獨立自主紮根當地）　　

（3）關於掌握政治主動權

西南局四月二日電報的全部意見中，隻有一點值得考慮，這就是短期內改編藏軍和成立軍政委員會是否可能和得策的問題。我們意見，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後我軍確能生產自給並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逐漸形成有利的群眾基礎，展現充分誠意）

在這一年至兩年內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上層統戰政策發生了效力，西藏群眾也逐步靠攏我們，因而使壞分子及藏軍不敢舉行暴亂；一種是壞分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率領藏軍舉行暴亂，我軍在自衛鬥爭中舉行反攻，給以打擊。（敵人按耐不住，正好有利於我們引蛇出洞）

以上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都對我們有利。

在西藏上層集團看來，目前全部實行協定和改編藏軍，理由是不充足的。過幾年則不同，他們可能會覺得隻好全部實行協定和隻好改編藏軍。如果藏軍舉行暴亂，或者他們不是舉行一次，而是舉行幾次，又均被我軍反擊下去，則我們改編藏軍的理由就愈多。（以退為進，掌握政治主動權，名正言順的解決問題）　　

看來不但是兩司倫，而且還有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勉強接受的，不願意實行。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

他們既不願意實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實行，拖一下再說。時間拖得愈久，我們的理由就愈多，他們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對我們的害處並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時間拖得越久，反動勢力越按耐不住，越可以誘敵深入，順理成章的消滅敵人）

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隻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如果他們覺得小學不宜辦，則小學也可以收場不辦。

最近拉薩的示威不應看作隻是兩司倫等壞人做的，而應看作是達賴集團的大多數向我們所作的表示。其請願書內容很有策略，並不表示決裂，而隻要求我們讓步。其中暗示恢複前清辦法不駐解放軍一條，不是他們的真意。他們明知這是辦不到的，他們是企圖用這一條交換其它各條。（階級分析法——農奴主貴族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　　

在請願書內批評了十四輩達賴，使達賴在政治上不負此次示威的責任。他們以保護西藏民族利益的麵目出現，他們知道在軍事力量方麵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勢力方麵則強於我們。我們應當在事實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這次請願，而把協定的全部實行延緩下去。

他們選擇在班禪尚未到達的時機舉行這次示威，是經過考慮的。班禪到拉薩後，他們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禪加入他們的集團。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班禪不上他們的當，並安全到了日喀則，那時形勢會變得較為有利於我們。（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但我們缺乏物質基礎這一點一時還不能變化，社會勢力方麵他們強於我們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因而達賴集團不願意全部實行協定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

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即實行協定)。（逐漸的發展群眾基礎，逐漸的掌握政治主動權）

你們對此意見如何，望考慮電告。

　關於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節選）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現政治誠意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政治主動）

（2）群眾路線、鬥爭策略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麵積不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裏，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隻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實事求是）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製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以退為進，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動權）　　

（3）西藏力量的發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布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廢除剝削製度，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的黨組織、經濟力量、武裝力量）　　

（4）對西藏各階級的具體區分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讚成改革。（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5）不斷在西藏擴大革命影響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擴大政治軍事經濟影響，走好群眾路線）　

[yongbing1993]

為什麽江青被走資派不斷抹黑






江青在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文化麵前，在階級敵人麵前，永遠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和革命的闖將。她對敵人極端鄙視，深惡痛絕。但是，她對無產階級新文化，對 工農兵大眾卻是滿腔熱忱，充滿了愛。她不遺餘力地支持左派，熱情地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據主席指示親自到人民日報，要求轉 載“小人物的有生氣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當文藝界群魔亂舞、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的時候，江青在上海與柯慶施同誌一起組織了對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揭開了橫掃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還堅決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並把文章介紹給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大長左派的誌氣，粉碎了舊閻王殿對左派的反動圍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發展，開創了欣欣向榮新局麵。

一九六四年在尖銳鬥爭中舉行了京劇現代戲會演，江青發表了一篇充滿毛澤東思想光輝的講話一一《談京劇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親自 指導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猛烈攻擊舊北京市委以彭真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矛頭直指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一一劉少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組織文章批判了梅蘭芳反對京劇改革的錯誤主張，邁出了京劇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與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針鋒相對，堅持禁演《拾玉鐲》《遊龍戲鳳》之類被劉少奇綠燈放行的壞戲。江青熱情地為革命現代戲劇京劇鳴鑼開道。

一九五0年江青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幾次提出要批判賣國主義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拚命抵製，抬出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黑話相對抗。江青沒有被反動派的氣 勢洶洶嚇倒，始終堅持原則，據理相爭，力排眾議，嚴正駁斥了他們的種種謬論。

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

《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為江青同誌所攝廬山仙人洞題的七絕。

毛主席這首氣勢磅礴、震撼三山五嶽的千古絕章抒發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

同時，這又是對江青的最全麵、最完美、最深刻、最形象的寫照。這首氣貫長虹的詩句，是毛澤東對江青崇敬的心情。

毛主席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統帥，江青是文革中文藝革命戰線上智勇雙全的無產階級英雄，是開拓現代京劇革命新道路的大無畏的披荊斬棘的第一人!是衝鋒陷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亂雲飛渡仍從容》

陳伯達曾說，江青同誌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好學生，她是我黨的好黨員，自“九一八”事變參加革命以來，已經有三十五年曆史了。這是多麽驚心動魄的三十五年 啊!三十五年來，江青全心全意為黨作了大量的工作，卻從不出頭露麵。

在胡宗南匪幫瘋狂進攻的日子裏，是江青同誌陪著毛主席最後一批撤離延安。在最緊張 困難的環境下，江青緊緊跟著主席南征北戰，打敗了蔣家幾百萬軍隊。

全國解放後，江青一直作主席的秘書，緊跟主席思想。在資產階級無數次挑戰中，江 青都挺身而出，堅決地捍衛了主席的革命路線。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組織文章批判了梅蘭芳反對京劇改革的錯誤主張，邁出了京劇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與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針鋒相對，堅持禁演《拾玉鐲》《遊龍戲鳳》之類被劉少奇綠燈放行的壞戲。江青熱情地為革命現代戲劇京劇鳴鑼開道。

一九五0年江青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幾次提出要批判賣國主義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拚命抵製，抬出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黑話相對抗。江青沒有被反動派的氣 勢洶洶嚇倒，始終堅持原則，據理相爭，力排眾議，嚴正駁斥了他們的種種謬論。

隨後，被周揚吹捧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麵旗幟”的反動影片《武訓傳》又出籠了。毛主席尖銳地指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嚴厲質問支持歌頭《武訓傳》的反革命文藝黑線頭目：“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 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接著毛主席親自發動了對《武訓傳》的群眾批判運動。

江青不折不扣地貫徹主席指示，親自組織了項目調查團，深入山東，跋山涉 水進行廣泛細致的調查。而周揚之流則不聞不問，甚至連傳達主席的指示都不去聽，對主席的話陽奉陰違，實在令人氣憤，當時，江青對這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 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大長了無產階級誌氣，大滅了資產階級威風!

一九五二年調查團經過和周揚派進來的大右派的鬥爭，勝利完成任務，從山東返回北京。江青曾指示：以調查所得材料為依據，立即編演京劇《宋景詩》。可是這一京劇革新的幼苗沒出世多久，就被周揚們一棍子打死了!

江青在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文化麵前，在階級敵人麵前，永遠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和革命的闖將。她對敵人極端鄙視，深惡痛絕。但是，她對無產階級新文化，對 工農兵大眾卻是滿腔熱忱，充滿了愛。她不遺餘力地支持左派，熱情地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據主席指示親自到人民日報，要求轉 載“小人物的有生氣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當文藝界群魔亂舞、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的時候，江青在上海與柯慶施同誌一起組織了對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揭開了橫掃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還堅決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並把文章介紹給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大長左派的誌氣，粉碎了舊閻王殿對左派的反動圍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發展，開創了欣欣向榮新局麵。

一九六四年在尖銳鬥爭中舉行了京劇現代戲會演，江青發表了一篇充滿毛澤東思想光輝的講話一一《談京劇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親自 指導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猛烈攻擊舊北京市委以彭真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矛頭直指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一一劉少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對當前文藝戰線上的許多問題，作了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 析。座談會的《紀要》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文獻。

《紀要》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許多重大問題，堅決捍衛了無產 階級文藝路線，徹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揭露、批判了周揚篡改曆史、打擊魯迅的陰謀，揭露了“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資產階級反 動本質。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藝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上，江青以無比英雄氣概，又作了重要講話，吹響了砸“三舊”、徹底摧毀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 的進軍號。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寶庫。

回首往事，一幕幕英勇鬥爭史，記錄了江青的業績。一曲曲革命造反的戰歌，震撼著三山五嶽，激勵著同誌們前進!

一九六二年，江青根據毛主席指示，經過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之後，提出目前劇目混亂，毒草叢生，尖銳地指出《海瑞罷官》有嚴重政治錯誤，要禁演。在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並親自組織批判文章，力主京劇革命。就在這時，又是劉少奇擺出大學閥的麵孔以反對“藝朮上的教條主義”來威脅江青同誌，叫囂“帝王將 相也搞”，“現代戲藝術水平不行”。

麵對反動派猖獗的圍攻，江青等同誌在一群惡魔麵前橫眉冷對，分毫不讓。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劉少奇、鄧小平以中央名義召開文藝座談會，借口貫徹毛主席批示，實際上陰謀進行抵製。

劉少奇說：“有兩種戲要保留，一種是古為今用的，一種是總結曆史經驗的。”鄧小平說：“表現人民智能、將相智能的也可以演。”彭真別有用心地說：“要兩條腿走路。”周揚則大肆誣蔑大躍進時期領導文藝的方法是簡單粗暴，劉少奇對這個發言讚揚備至。

江青在這次會上與 劉少奇一夥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江青說：“資本主義對我們的東西就更粗暴”。“現代戲求全很難。”、“新劇目現在還沒有一半，已經有人在叫兩條腿走路 了”。彭真誣篾現代戲是穿“開襠褲”、“吃手指頭”、是“利用無產階級強加於人，結果不中不西，非驢非馬。”

江青當即怒斥道：“就是要允許一般非驢非 馬的東西。”康生針對劉少奇吹捧資產階級“文學家”可以“改造”“人的靈魂”的謬論，駁斥道：“我的靈魂要靠那些文學家改造？我不承認!”在這場激戰 中，江青是一員衝鋒陷陣、奮勇當先的闖將。

劉少奇極力鼓吹“老戲很有教育意義。”把極力美化封建地主大走狗黃天霸之流的《惡虎村》鼓吹為“改得好的劇目”。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還“指示”京劇院讓反動“權威”給外國人演《野豬林》。

江青旗幟鮮明地說：“不能演老戲”，“我對這些戲決絕了。”

鄧小平大耍反革命兩麵派說：“新戲好的不多，還是老戲 吧……戲劇改革我舉雙手讚成，但我就是不愛聽。”

彭真到一九六六年三月還讓演員到他家裏從下午到深夜錄製二十多套舊戲唱片。

江青尖銳地指出，“解放十幾年 了還是演地主頭子、地主婆不可恥嗎 ”“十幾年功夫還搞古時的感情，是個立場問題。”並厲聲質問：“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

請同誌們想一想，難道這僅僅是改革一兩出舊戲的問題嗎？ 難道僅僅是戲曲界的學術爭論嗎 不!這是向舊世界舊文化的宣戰，是一空前激烈的文藝領域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戰。

向資產階級文藝黑線衝鋒陷陣的闖將。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和毛主席的偉大戰友魯迅一起，並肩戰鬥，對那些文壇鬼魅，遺老遺少，向那些形形色色的叭兒狗周楊、王實味們向王明為首的投降主義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

在延安時，江青同誌就進行過京劇(當時叫平劇)革命的大膽嚐試，演出過《平型關》。

可是，也就從那時起，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江青一直懷恨在 心．他們說什麽“抗日戰爭的京劇，把日本人，老百姓都戲劇化了。……在台上拿了大刀打日本人，這當然是一條錯誤的路，要加以否定的。”劉少奇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前夕，還叫囂“宣傳封建，不怕，”主張開演那個宣揚叛徒哲學的《四郎探母》以及宣揚封建帝王糜爛色情生活的《梅龍鎮》。

正是在他們的包庇和縱恿下， “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

江青高舉毛主席文藝革命路線的旗幟，向這條資產 階級文藝黑線及其代表人物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鬥爭，堅決要把這種曆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恢愎曆史的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