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今天的疆獨藏獨各獨坐大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獨立勢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
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
胡耀幫等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嚴重惡果：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
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
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
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
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
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
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
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
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
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
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
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胡亂邦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