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是感謝毛主席廢除農奴製
實際上，毛主席對西藏問題解決的相關指示和指導意見，都是正確的。他認為必須堅持依靠群眾，也尊重當地風俗、對班禪甚至對達賴都盡可能的先展現了充分的誠意，充分的留有了餘地。但是有些當地貴族勢力是不願意接受解放農奴的要求的。而且，退居二線之後的毛主席的指導方針也是正確的。1956年—1966年是他退居二線的特殊時期，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國際問題，而大小事務的決定和執行專門由一線的幹部負責。
一提到1959年、一線二線，就不由說一個和西藏問題無關的題外話，來澄清一個真相——1958到1959，毛主席也是基本實事求是、冷靜理智的。
1956年以來，在當時分為一線二線的集體之中，一個人就能排板決定一切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58—59連續召開五次會議，毛主席提出糾“左”意見，即使是正確的，也由於多數一線幹部對“左”的堅持，他難以迅速糾正一線幹部的問題。
毛主席甚至極其無奈的說出：“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
退居二線的毛主席的正確意見是否可以有效貫徹，就是集體的責任，特別是一線幹部的責任。毛主席的正確指導意見怎樣理解、是否接受、如何執行，是一線幹部的責任，也是集體的決定。
有一位西藏的朋友，他是長輩，是值得尊敬的老同誌。他雖然說的漢語不好，但是立場堅定，明確告訴說，他所認識了解的他身邊的的藏族同胞，百分之八十都是感謝毛主席廢除農奴製的，都是熱愛毛澤東的！他的話讓人感動，他的話回擊了以偏概全、汙蔑解放農奴豐功偉績的曆史虛無主義言論！這位藏族老同誌的話證明，覺醒的群眾還是有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西藏問題解決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1956年以後他退居二線時期，毛澤東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國際問題，而主要負責中央事務和具體執行是當時的一線幹部。也正采訪的藏族同誌所言，藏族同胞很多是愛戴毛澤東的。
解放農奴之後，很多藏族農奴群眾是得到了解放，感覺到紅色事業的偉大，這是足以反擊那些以偏概全、汙蔑解放農奴豐功偉績的言論的。重讀毛主席關於解決西藏問題的著作，認清事實，說明真相，紀念毛主席！
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
毛澤東（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我們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軍區四月二日給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指示電，認為這個電報所取的基本方針(除了改編藏軍一點外)及許多具體步驟是正確的。隻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軍在西藏立於不敗之地。
（1）緊緊把握特殊地區的特殊性——實事求是
西藏情況和新疆不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站穩腳跟，取得少數民族熱烈擁護。目前正進行減租減息，今冬進行土改，群眾將更擁護我們。
新疆和關內汽車暢達，和蘇聯有密切經濟聯係，在物質福利上給了少數民族很大好處。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新疆有幾十萬漢人，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
（2）群眾路線（聯係群眾，爭取多數、注意鬥爭策略）和獨立自主，兩個基本方法
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於不敗。
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並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
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注意團結多數、注意鬥爭策略）但也要準備對付壞分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做好最壞準備）凡此均須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目的。（這些行動都以獨立自主為前提）
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係，使西藏出入口趨於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並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隻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壞分子就每天握有資本去煽動落後群眾和藏軍反對我們，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政策就將軟弱無力，無法實現。（注意物質基礎、注意貿易工作，有利於獨立自主紮根當地）
（3）關於掌握政治主動權
西南局四月二日電報的全部意見中，隻有一點值得考慮，這就是短期內改編藏軍和成立軍政委員會是否可能和得策的問題。我們意見，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後我軍確能生產自給並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逐漸形成有利的群眾基礎，展現充分誠意）
在這一年至兩年內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上層統戰政策發生了效力，西藏群眾也逐步靠攏我們，因而使壞分子及藏軍不敢舉行暴亂；一種是壞分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率領藏軍舉行暴亂，我軍在自衛鬥爭中舉行反攻，給以打擊。（敵人按耐不住，正好有利於我們引蛇出洞）
以上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都對我們有利。
在西藏上層集團看來，目前全部實行協定和改編藏軍，理由是不充足的。過幾年則不同，他們可能會覺得隻好全部實行協定和隻好改編藏軍。如果藏軍舉行暴亂，或者他們不是舉行一次，而是舉行幾次，又均被我軍反擊下去，則我們改編藏軍的理由就愈多。（以退為進，掌握政治主動權，名正言順的解決問題）
看來不但是兩司倫，而且還有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勉強接受的，不願意實行。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
他們既不願意實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實行，拖一下再說。時間拖得愈久，我們的理由就愈多，他們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對我們的害處並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時間拖得越久，反動勢力越按耐不住，越可以誘敵深入，順理成章的消滅敵人）
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隻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如果他們覺得小學不宜辦，則小學也可以收場不辦。
最近拉薩的示威不應看作隻是兩司倫等壞人做的，而應看作是達賴集團的大多數向我們所作的表示。其請願書內容很有策略，並不表示決裂，而隻要求我們讓步。其中暗示恢複前清辦法不駐解放軍一條，不是他們的真意。他們明知這是辦不到的，他們是企圖用這一條交換其它各條。（階級分析法——農奴主貴族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
在請願書內批評了十四輩達賴，使達賴在政治上不負此次示威的責任。他們以保護西藏民族利益的麵目出現，他們知道在軍事力量方麵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勢力方麵則強於我們。我們應當在事實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這次請願，而把協定的全部實行延緩下去。
他們選擇在班禪尚未到達的時機舉行這次示威，是經過考慮的。班禪到拉薩後，他們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禪加入他們的集團。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班禪不上他們的當，並安全到了日喀則，那時形勢會變得較為有利於我們。（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但我們缺乏物質基礎這一點一時還不能變化，社會勢力方麵他們強於我們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因而達賴集團不願意全部實行協定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
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即實行協定)。（逐漸的發展群眾基礎，逐漸的掌握政治主動權）
你們對此意見如何，望考慮電告。
關於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節選）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現政治誠意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政治主動）
（2）群眾路線、鬥爭策略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麵積不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裏，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隻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實事求是）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製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以退為進，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動權）
（3）西藏力量的發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布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廢除剝削製度，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的黨組織、經濟力量、武裝力量）
（4）對西藏各階級的具體區分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讚成改革。（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5）不斷在西藏擴大革命影響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擴大政治軍事經濟影響，走好群眾路線）
為什麽《疆獨》《藏獨》鬧得歡？為什麽今天的《疆獨》《藏獨》鬧得歡？這應該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躍邦們的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