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時蔣有沒有抵抗日軍入侵

九一八時蔣有沒有抵抗日軍入侵







《九一八》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奉天（今沈陽），以武力侵占東北的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部隊發布進攻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的命令。各路日軍向北大營發起猛烈進攻，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用時4個月零18天，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使東北3000多萬同胞飽受亡國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堅決主張對日抗戰。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推動下，在其他愛國黨派、團體和人士的共同呼籲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興起 ，東北人民和未撤走的東北軍部隊，組織起抗日義勇軍，中國人民的局部抗戰自此開始。

九一八時蔣介石有沒有抵抗日軍入侵？沒有！

1931年的蔣介石在幹什麽？蔣介石在打內戰。

蔣介石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後，成立了南京政府。在這之前的孫中山的國民黨在蘇聯共產黨援助下有資金武器進行北閥，目的推翻北方的軍閥執政的民國政府。北伐時有共產黨及農會的支持，蔣介石隊伍不斷擴大，後又收編各地軍閥隊伍，蔣介石手下己有百萬國軍。

《四一二大屠殺》時，中國共產黨的骨幹們都在國民黨內當官，手下無軍隊。

1931年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還隻是一支幾萬人在井崗山上的共匪。

《九一八》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萬事開頭難，從一開始就去抵抗日本入侵就不是這個後果了。

那麽最，最關健的是：九一八時蔣介石能不能抵抗日軍入侵？回答這個問題時，得先問一下：蔣介石想不想抵抗日軍入侵？這個答案蔣介石在當時就作了回答，並己實行。這是曆史事實還有異議嗎？

不過作為事後馬後炮，來說說九一八時蔣介石能不能抵抗日軍入侵？

一，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有170萬左右。【假設不發生四一二大屠殺，聯共。】【假設不發生五次圍剿井崗山，統戰抗日。】就算不假設按當時實際情況：蔣介石手中有百萬軍隊。張氏東北軍也有30萬。與東北抗聯統戰抗日。還有東北民間的抗日武裝和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支持。如何？但蔣介石不想抗日。也是無語。

《滿洲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為偽政權。1932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己有幾百萬國軍。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

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來說，是區別對待的。對於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滿洲國》采取不抵抗政策，任憑日軍占領。

而對《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了五次圍剿戰爭。從1930年到1933年間派出了100多萬的國軍。具體如下：

1，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2，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麵軍大舉進攻。

3，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4，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發動進攻。

5，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對《滿洲國》，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還將調走駐守在東北的張學良氏父子的軍隊去西北剿共。

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軍數量就有約三十多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中華民國的建立，張作霖成了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這之後他又不斷地發展經營自身勢力，成功地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全盤控製，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在他的帶領下，1917年奉軍吞並了馮德麟的第二十八師，1918年又增設了一個師和五個旅，到1920年，奉軍的數量已經達到了二十餘萬人。要知道，當時處於軍閥混戰期間，一般軍閥的兵力普遍在一萬到十萬不等，二十萬絕對不是個小數目。

東北軍的強大，最直觀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經達到二十餘萬左右了。等到後來九一八事變時，關外的東北軍就有214 140人，而這還隻是正規軍，非正規軍也有七萬多人；關內還有十三個旅，共計約十餘萬人左右。這樣加起來，當時的東北軍數量就有約三十多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而這三十餘萬士兵也並非烏合之眾，他們不止有陸海空的編製，還擁有數量可觀的精銳的武器，可謂是當時國內最具現代化的軍隊了。這還要得益於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經營。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東北地區一直都是長於農業的，其軍事工業可謂是比較薄弱的。而當張作霖成為東北地區的負責人後，作為一個從戰爭中摸爬打滾過來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所以，他開始著手建設東北地區的軍事生產基地，先後創辦了奉天軍械廠、東三省兵工廠等近代軍事產業。

這些軍事企業的涉獵範圍非常廣，不僅生產槍炮等常規武器，還生產軍用飛機的零部件。其生產能力也十分可觀，東三省兵工廠從最初的日產子彈一萬發左右，變成了到1929年能穩定日產子彈三十萬發，最鼎盛的時候，甚至能日產子彈四十萬發。

數量龐大的同時，質量上也不是粗製濫造。就連一向自視甚高的日本人都稱東三省兵工廠為“東方 第一的兵工廠”。相比於當時國內的各個軍事集團，東北軍的武器裝備可謂是最精良的，光是軍用飛機就有兩百多架，還有各色坦克、槍支，軍事實力遠遠高過其餘地區。

不僅如此，除了注重軍事武器的裝備外，張氏父子還加強了物資、糧草等的裝備。作為一個有明顯農業優勢的地區，奉天糧秣廠保證了東北軍的糧食供應。同時，鑒於高緯度地區氣溫低的特點，張氏父子還設立了奉天被服廠，保證軍隊的物資供應。而除了糧食、服裝以外，鍋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這樣一個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物資充足的軍隊，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實力強勁的軍隊呢？更何況，其領導人也不是什麽酒囊飯袋，它能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隻不過是時間問題。

張學良父子的軍隊主要是指他們領導的奉係軍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東北空軍和裝備精良的東北軍，他們擁有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沈陽兵工廠，但最終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軍繳獲。

張氏父子在沈陽建立了全國規模最大的兵工廠，生產步槍、衝鋒槍、機槍和火炮等多種武器，甚至還生產卡車和自動步槍，為東北軍提供了強大的後勤支持。

東北空軍的建立與發展：張氏父子從1920年開始創建了奉係軍隊的航空力量，並設立了航空學校培養人才，還派遣學員赴法國、日本留學，在飛機生產和仿製上也取得了顯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由於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導致沈陽、錦州等地的260多架飛機及未啟封的裝備全部被日本侵略軍繳獲，東北的空軍人員流散了。部分東北空軍的人員在事變後加入了國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前身是東北抗日義勇軍餘部、東北反日遊擊隊和東北人民革命軍。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戰部隊。東北抗日聯軍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英雄部隊。“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以後，由部分原東北軍、中共抗日遊擊隊、農民暴動武裝、義勇軍等組成。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艱苦鬥爭，牽製七十六萬日軍，消滅十七萬餘日軍、五萬餘偽軍，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四，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民組織遊擊隊，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對抗日軍。 1932年春，滿洲省委先後派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發展武裝力量，進行反日遊擊戰爭。在那裏創建了磐石工農義勇軍，後來又派楊靖宇去領導這支隊伍，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在東滿地區，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和汪清等反日遊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誌、馮仲雲、周保中等，先後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遊擊隊。

最後留在東北的隻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隊的《一》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軍隊的總司令沒派一兵一辛外，還抽走了一直守衛在那裏的張氏父子的東北軍。

[yongbing1993]

日本新聞中的重慶軍和中共黨軍







當年的《朝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與之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麵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孫們汙蔑的“遊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在這裏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遊而不擊”嗎?

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為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遊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裏，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裏，而把“遊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衝在頭裏。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ZF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ZF《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ZF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ZF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GCD，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蔣介石的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國民黨ZF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雲接受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裏?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複，平津未恢複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複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複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複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ZF，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ZF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複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於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ZF。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 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蔣介石投敵賣國“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ZF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製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ZF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ZF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ZF，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麵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麵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遊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ZF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ZF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yongbing1993]

蔣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簽訂的《中日和約》: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 這意思就是說，關於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 也就是什麽賠償都免啦! 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後，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隻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

《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一、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12月1日)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簽訂的《中日和約》第十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又在“照會第一號”中明定：“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製下或將來在其控製下之全部領土。”

其實，條文中的關鍵字就是那個“或”字。照蔣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則表示他沒有控製中國大陸領土的含義，應該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頭一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就對董顯光說過：“我國固極敬重貴國政府，所惜者目前領土僅台灣耳!”如今簽約之際，蔣介石自己以“僅台灣耳”的台麵，卻要日本簽下“含大陸也”的條款，日本人當然不肯。事實上，日本根本就不願同“僅台灣耳”的蔣介石簽約，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國的提議，“邀中共參加對日議和”。蘇聯也有這種想法。美國不在乎蘇聯，卻在乎英國。因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趕赴英國，於1951年6月15日，把結果告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說：“此次在英與英外相等商議對日和約，餘對英主張邀中共參加堅決反對;而英對美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參加簽字，亦反對甚力。

最後，餘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幹國家與日簽訂多邊條約;另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國家商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英國已表同意。此雖未能滿足貴國希望，然十之九成當如貴國之意。”杜勒斯並以嚴守秘密為囑，對顧維鈞保證：“餘知日本政府對貴國態度甚好，必願與貴國簽約，而反對與中共成立關係。”就這樣，1951年9月4日，對日媾和會議在舊金山歌劇院開幕了，“中華民國”根本不在邀請之列，簽訂的《金山和約》自然也和它完全無關。蔣介石臉上無光，隻好等日本單獨和他簽約。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跟“中華民國”做簽約談判時候，蔣介石就亟思不惜代價，挽回麵子了。

日本派來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財政部長)的河田烈，這個鬼子是台灣通。他在二次大戰時任“台灣拓植株式會社”董事長，是搞亞洲經濟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來同蔣介石政府談判，早把蔣介石的處境與心態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臉，黑臉留給東京那邊演。談判過程中，東京那邊作弄蔣介石的小動作，一直此起彼落，一會兒說台灣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會兒又說中共如肯他們就同中共簽約，一會兒又推翻前議說有了新訓令，一會兒又要把“中華民國”的秘密約本公布……反反複複，把蔣介石弄得團團轉。前後鬧了70天(日本在對美國等國簽約時服服帖帖，隻用四天時間)，最後戰勝國的蔣介石對戰敗國的日本乖乖就範。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這意思就是說，關於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也就是什麽賠償都免啦!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後，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隻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

二、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麵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麽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與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後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台灣外交文檔：《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三、日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

我麵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麽?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麵。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並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麽!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總而言之，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從曆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麵來說，都必須攜手合作。關於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誌，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後我們再度見麵，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隻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吉郎君。可是，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並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麽?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幹的。

何：多謝多謝!(笑)

岡村：可是那裏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說。

岡村：府上受過炸麽?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麽?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笑)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並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說，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說：“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並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麽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布命令。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占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後，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說，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於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於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麵。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銳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說，為了盡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複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說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於何應欽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湯恩伯先生，頗有酷評，說你們過於“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複員，還是由於岡村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後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複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複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脫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現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於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yongbing1993]

《戰略轉移》和《不抵抗逃跑》





《戰略轉移》和《不抵抗逃跑》是有區別的。

例如：毛澤東共產黨在井崗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放棄了所占的井崗山地區去長征了。實際上正確的講是《逃跑》。因為抵抗了，又失敗了，不逃跑就全給滅了。所以，在《逃跑》前作了抵抗，失敗了。打不贏，就《逃跑》。但有一個區別是在《逃跑》後，是還要打回來的，又或是不會也不想收複失地，這是兩回事。中國共產黨不但解放了井崗山地區，還解放了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地方，最後的確勝利了，成立了新中國。這才理直氣壯地叫長征是《戰略轉移》。

再例如：延安。胡宗南率幾十萬大軍受剿共總司令蔣介石的命令來攻打延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先將延安的老百姓全部轉移走，八路軍主力轉移到延安外圍。領導層分二個中央，一個轉移離開延安，另一個有毛澤東為主的小股部隊留在延安。吸引敵方來進攻延安，因為敵人的目的是毛澤東。這裏必須提一下的是：日本入侵中國時，日軍在東北時，蔣調離東北軍。日軍打到上海時，讓外圍國軍抵抗日軍，目的是讓蔣介石政府逃離南京去重慶。而日軍打到南京時又讓外圍國軍抵抗一下，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而毛澤東的做法正相反，毛澤東留在延安當目標。等到全延安軍民都轉移後，毛澤東在最後離開延安時對同行的戰士說，我們要用延安換取全中國。這叫《不抵抗有目的戰略轉移》。暫時的離開後，要回來的。這叫軍事指揮員的戰略眼光不抵抗有目的《戰略轉移》。

九一八事變時，作為中華民國的執政者蔣介石專注於打內戰，掌握的國軍用來圍剿屠殺共產黨和支持同情共產黨的中國人、沒有來領導指揮抗戰。更沒有搞抗日統一戰線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領導抗戰。所以日本入侵東北時，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的蔣介石隻顧打內戰，而當時的中國工農紅軍隻有幾萬人。難道不能聯合起來統一去參加抗日。而事實是張學良楊虎誠兩剿共司令都聯共抗日，最後活捉蔣介石逼他抗日時，國共第二次又合作抗日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沒有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恐怕中國共產黨就不複存在。

張學良東北軍30萬中的20多萬抽調到西北去剿共而不抗日，東北抗日聯軍的武裝力量不去統戰。上海淞吳會戰，南京保衛戰，隻為爭取時間讓南京政府逃亡到重慶去。蔣介石國民黨就是蹲在峨眉山等著抗戰勝利後下山來摘桃子即抗日戰爭勝利果實。

這還不能說蔣介石國民黨從一開始就不想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而是想《聯日反共》。這能說是蔣介石國民黨有心無力嗎？又說什麽國軍死了多少將軍，能說明什麽呢？又說共產黨死的將軍少？怎麽不說共產黨的軍隊中沒有將軍，八路軍中的少數將軍也是國軍中來的。

蔣介石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掌握著所有的國內國際資源和軍事武器飛機大炮，但每次日軍進攻時都是國軍的損兵折將。在日本投降前幾個月的幾十萬日本殘兵將士，還能擊潰民國政府的近三百萬正規軍，打通南北通道（豫湘桂會戰）。逼近離重慶隻剩400公裏之遠的貴州獨山，險險保不住蔣介石棲身的峨眉山！

中國所謂的抗戰勝利，其實就是持久戰的結果。如果沒有毛澤東及一群中國共產黨人，中華民國不是被滅國，就是被殖民。隻能說是國運不絕。現實要感謝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和蘇聯紅軍的直接參戰，蔣介石國民黨的徒子徒孫更不要臉來貪天之功為己有！蔣介石活著時都不敢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他的功勞。

九一八事變時，中國因國共內戰是誰造成的？中國各種武裝力量即軍隊不能統一抗日是誰的無能？指揮失靈的又是誰？這些內憂外患的根源來自誰？，以及對局勢的誤判又是誰？無法有效阻止日軍入侵更是誰？為什麽會僅憑少量東北軍和部分地方武裝進行局部抵抗？為什麽未能形成全麵戰線？而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初期就采取了“以忍讓求和平”的策略，但等來了和平嗎？未能阻止日軍進一步侵略是誰的責任？這個大總統總司令是當著玩玩的？最終使中國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才贏得了抗戰的勝利的又是誰？

日軍入侵的後果：日本占領東北：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迅速占領了中國的東北地區，建立了偽滿洲國，開啟了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隨後的抗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亡和經濟損失，僅抗戰期間，中國就有超過1200萬人死於戰火，財產損失也極其巨大。?

九一八事變，如果張作霖還在，30萬東北軍能否阻止日本侵略中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為了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製造了九一八事變，由於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主持東北地方軍政事務的張學良都奉行不抵抗的策略，致使日本人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裏，就占領了沈陽市，在一周之內，就控製了遼寧省和吉林省的20餘座城市，在4個多月以後，東北三省則全部淪陷。

1931年9月18日這一天，是中國十四年抗日戰爭的開始，也是東北三千多萬同胞蒙受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略的開始，九一八事變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時刻提醒著我們要警鍾長鳴，勿忘國恥。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如果東北軍抵抗到底，能否抵擋住日本人的侵略呢?，東北軍還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支海、陸、空編製兼備的軍隊。

在1928年前後，東北軍總兵力約為30萬人，其中，空軍所擁有的飛機數量估計在200架至300架之間，東北軍海軍總兵力為3300多人，擁有大小艦隻21艘，總噸位約為3.2萬噸，東北海軍的實力超過了當時的中央海軍，當時全國海軍的總噸位約為4.2萬噸。

東北軍不僅是一支海、陸、空編製兼備的軍隊，而且還擁有一支水上飛機編隊，這是最早的海軍航空兵，為了方便水上飛機進行海上作戰，東北軍還將一些軍艦改裝成水上飛機母艦，水上飛機母艦其實就是航空母艦的雛形。

現如今《台灣國民黨》中的右派分子有幾個大佬，在抗日戰爭中《爭》誰是領導抗日戰爭的？誰是”中流砥柱“？誰是主要力量？打了多少次會戰？打了城市保衛戰？將軍死多少？士兵死多少？等等。有意思嗎？有意義嗎？有啟示嗎？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共產黨》《蔣介石國民黨》《抗日》這三個因素是避不開的。

是的，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民國政府有幾百萬軍隊，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紅軍很少。但互相都領導不了對方的軍隊。

如果作為一個領導，就是在行動上率領，理論上指導。而蔣介石有嗎？蔣介石國民黨就是蹲在峨眉山等著下山摘桃。

首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由什麽理論指導的呢? 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理論，指導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不否認，抗日戰爭既不能速勝，也不是亡國，而是經過戰略防禦、相持和進攻三個階段。

美國軍事專家李海說，即使美國不投原子彈，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都是肯定的，隻是稍晚一些，中國人民的犧牲要更多一些。我們要問一句，國民黨蔣介石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抗戰理論呢?

其次，中國人民是誰在行動上率領進行的抗戰呢?

蔣介石國民黨盡管有多於日本侵略者的軍隊，處在正麵戰場，也進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頑強的抵抗，可是並沒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進，從東北開始節節敗退，助長了侵略者的戰爭野心，連首都南京都丟了。

而共產黨不僅沒有敗退，而且主動到抗日前線去，到敵人的後方心髒去打擊敵人。共產黨與國民黨一進一退，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大家心裏都是很明白的。

日本侵略中國初期，真正的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就對日宣戰，要求蔣介石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國民黨蔣介石硬是要消滅這支抗戰的工農紅軍隊伍，致使這支抗戰隊伍在達到抗戰前線華北時，由30萬人削弱為3萬人。國民黨蔣介石則把張學良的強迫命令要東北軍從抗日前線撤出。一個開往抗日前線，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是誰在行動上率領抗戰還不清楚嗎?

在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華北之時，國民黨蔣介石對共產黨僅剩的3萬抗日武裝力量，還在進行“圍剿”，必欲除之而後快。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點放在消滅抗日人民武裝上，在行動上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樣的軍隊能說是領導抗戰嗎?

直到出現了人心所向、軍心所向的“西安事變”，國民黨蔣介石才被迫停止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的軍事行動。一個主動抗日，一個被迫抗日，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難道通過兵諫才被迫抗日的國民黨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抗日的行動率領者嗎?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就在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以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到前線去，到敵人的後方去，如果沒有廣大的敵後抗戰，國民黨正麵戰場能夠進入相持狀態嗎?而國民黨的軍隊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偽軍，甚至國民黨的高級領導汪精衛都成了漢奸，共產黨在敵人心髒，不但要抗擊日軍，還要抗擊大量的偽軍。一個堅決抗戰，一個大批投降，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在抗戰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共產黨及其抗日武裝在前線奮力抗戰，自稱“抗戰總指揮“的蔣介石，公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斷絕抗日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食、衣服、武器、藥品的供應，同日本鬼子一樣封鎖抗日根據地，迫使八路軍不得不抽調部隊進行“大生產”，堅持抗戰。一個在堅持抗戰，一個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嫌軍事、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還不夠，直接動用軍隊圍剿共產黨抗日武裝，僅“皖南事變”就使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犧牲近萬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個向抗日前線開進，一個消滅開進抗日前線的隊伍，是誰在行動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消滅向抗日戰場開進的抗日武裝是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嗎?

確實國民黨許多將領士兵為抗戰做出了重大犧牲，如張學良、楊虎誠、張治中、上海的800壯士、台兒莊犧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國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國民黨的高層，蔣介石盡管在名義上是抗戰總指揮，但在基本的方麵不但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而且在行動上是被迫的消極的抗日，有時甚至是直接幫助日本侵略者，消滅抗日武裝，破壞抗日。

正因為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有正確理論指導，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建立廣泛的包括蔣介石的抗日統一戰線，其行動率領理論指導，形成事實上領導作用，得到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區，人民自願地送子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等，到抗戰結束時共產黨抗日武裝發展到120萬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就是共產黨領導抗戰最有力的證據。

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方麵都對抗日戰爭做出了犧牲和貢獻，誰都承認。但是在抗戰中他們是有重大差別的，一個不怕犧牲向抗日前線開進，堅決抗戰，在《論持久戰》理論指導下，建立統一戰線，建立抗日根據地，到敵人後方去開展人民戰爭。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消滅抗日武裝，被迫抗戰，大量投降敵人，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誰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論上指導行動上率領——領導中國人民抗戰，難道還有疑問嗎?

又說：“抗日時期國民黨100多位高級將領犧牲，共產黨僅僅犧牲了左權（八路軍副參謀長）1位高級將領。”以此來貶低共產黨對抗戰勝利所發揮的作用。對此，有必要進行辨析。

不可否認，國民黨主導的正麵戰場進行了22個大的戰役，犧牲了比較多的將領。這些將領都為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應當銘記並彰顯他們的曆史業績。

但是，我們不能以此來貶低共產黨的抗戰功勞。抗戰開始時，國民黨有250萬軍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過四五萬人，而且裝備、給養很差。國共雙方軍事實力懸殊，是客觀事實。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夠始終同國民黨軍隊一樣去進行陣地戰嗎？顯然，不可能。共產黨根據自身特點確定了“基本的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是正確的，而且得到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確認。隻要這樣打遊擊戰，就不可能犧牲那麽多將領。但是，在抗戰中發揮的曆史作用如何，不能以犧牲的將領多少為標準。那種以犧牲的將領多少為標準，來評價在抗戰中發揮的曆史作用大小的看法，是將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了，是個偽命題。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各師主力在華北廣大敵後區域開展遊擊戰爭同時開辟根據地。到1938年底，八路軍各部先後在日偽軍占領的廣大地區開辟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華中的新四軍在組建後進入長江南北敵後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在皖南、蘇南等地為建立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華南抗日遊擊隊也創建和發展了瓊崖等遊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的發展，成為廣泛開展遊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1944年，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部分淪陷區還變成了根據地。特別是在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遭遇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潰敗後，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抗戰的戰略作用更加凸顯。

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內，全國解放區總麵積近100萬平方公裏，人口近1億，人民軍隊發展到近100萬，還有民兵220萬。這為對日全麵反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準備了重要條件。

誠然，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也進行過像百團大戰那樣大規模的戰役，並取得了輝煌戰果，消滅了日軍兩萬多人。但是就整個抗日戰爭來講，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主要是深深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以分散遊擊方式，在廣大地區內進行無數次小的戰鬥，即打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組織武工隊、鐵道遊擊隊等多種形式進行戰鬥。這樣的戰鬥天天進行，處處發生，逐個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

到1943年，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軍民抗擊著侵華日軍的64％和偽軍的95％。至抗戰結束，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對日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這裏講的作戰次數和消滅日、偽軍的人數不是抗戰後講的，而是在抗戰時期就報告國民政府了的。

長期以來，有一種論調叫“遊而不擊”，就是在貶低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在抗戰中的作用。上述數據是最有力的反駁。毛澤東說：盡管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在數量上少得多，但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來說，按其戰鬥力等項情況來說，“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如果就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數量和消滅日、偽軍數量的比例，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數量和消滅日、偽軍數量的比例來作比較，這個結論是符合曆史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