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
1960年5月7日,毛澤東同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活動家、和平人士和工會、青年、學生代表團的談話:
歡迎朋友們。我們是朋友,我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大多數不承認我國。它們實際上統治了中國一百多年,使中國變得很貧窮,變成一窮二白。窮就是貧困,白就是文盲多。我們這種狀況現在開始有了改變。中國過去名義上是獨立國,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我們經過幾十年的鬥爭才得到解放,光武裝鬥爭就進行了二十二年。整個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隻剩下台灣還被帝國主義霸占著。現在,美帝國主義在東方,比如在日本、台灣、南朝鮮、菲律賓、南越、泰國、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軍事基地,對我們的威脅很大。
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不行,是有色人種。他們說有色人種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講衛生和不高尚的。我們這個人種似乎和你們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說你們不行,但又不幫助你們發展工業,你們就是發展一點工業,也是屬於帝國主義所有的。所以我們和你們的地位相同。
你們非洲有兩億多人口,你們團結起來、覺悟起來、組織起來,帝國主義是怕你們的。帝國主義散布恐怖情緒,它們殺人,或者經過它們的走狗殺人。在中國是經過蔣介石殺我們。所以,你們可能團結的人,十個人中有九個,或者更多。實際上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帝國主義每天都宣傳它們的力量大,來恐嚇我們。
從前我們中國人也曾有一個時期怕美帝國主義,怕它的走狗蔣介石。因為他們殺人,或者用各種別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來,關在班房裏頭。總而言之,要使我們怕他們,消滅我們的鬥誌。我們中國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覺悟起來的,後來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國主義的走狗對打了。我們開始是手無寸鐵的,又不會打仗,我們從他們那裏學會了這個辦法。你可以壓迫我們,我們可不可以壓迫你呢?十個人中間有一個人壓迫我們九個人,我們九個人可不可以團結起來把那一個人趕走呢?我們得出結論說,可以。一個人壓迫我們九個人,我們九個人不團結起來把他趕走,這是沒有道理的。結果我們鬧了幾十年革命,還不是得勝了?
我們的敵人蔣介石有巨大的外國援助,是美帝國主義援助的。他的武裝很強大,有兵工廠,有外國人送的武器,如有軍艦,有重炮,有坦克,有飛機。這些我們都沒有,也沒有重炮,也沒有飛機,也沒有坦克,我們隻有步槍和輕炮。我們那些東西是哪裏來的?不是兵工廠造的,而是搶來的,是戰爭中得來的。美帝國主義經過蔣介石把槍炮送給我們,於是我們就有了槍炮。後來我們又有了坦克、重炮,我們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們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陸。那時他們的空軍在我們頭上轟炸,也沒有把我們嚇倒。後來變成他們怕我們,不是我們怕他們,不僅蔣介石怕我們,而且美國人也有點怕我們,因為我們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團結起來了。還是人要緊,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隻要把人團結起來,手裏掌握著武器,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就怕我們。當然不是隻有打仗這一種方法,還有別的方法。
你們在座朋友的國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奪取政權的,像幾內亞。阿爾及利亞現在還在打仗,這個戰爭幫助了幾內亞,幾內亞的朋友們也是這樣看的,因為法國有五十萬軍隊被阿爾及利亞人吸引在他們的國家中,法國就沒有好多兵了。帝國主義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寬了。中國俗話說,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一個跳蚤都捉不到。因為帝國主義管得太寬,它們也就控製不住。美國現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亞洲,還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國家都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它還要控製歐洲。這幾天國際形勢有一些變化。南朝鮮人民沒有出路了,起來反對美國的走狗李承晚。南朝鮮人民一起來,一罵一轟,幾十萬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個師,而南朝鮮人民群眾一枝槍也沒有,可是他們一起來,李承晚就倒了。當然,現在問題還沒有解決,美國人還在南朝鮮,又選擇了新的走狗,南朝鮮人民的鬥爭還會發展下去。還有土耳其,人民群眾也起來反對美國的走狗。所以我們這幾天接連舉行群眾大會,支援南朝鮮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還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來。再過兩天,日本將有廣大的群眾運動,聽說有幾十萬或幾百萬人起來反對岸信介政府同美國訂立的軍事同盟條約。我們也要舉行群眾大會支持日本人民群眾。
你們可能有人會說,南朝鮮、日本、土耳其離美國很遠,因此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怕美國,敢於起來反對它的走狗。但是,請你們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麽地方?離美國很近,飛機航行距離隻要半小時。古巴人民原來是手無寸鐵的,古巴的統治者巴蒂斯塔在幾年中殺死古巴人兩萬之多。你們也可能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國,隻有六百多萬人口,離美國那麽近,巴蒂斯塔又殺死過兩萬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爾·卡斯特羅率領八十二人,從墨西哥坐了一隻船,到古巴登陸。同政府軍作戰打了敗仗,八十二人隻剩下十二個人,其中有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他們隻好轉入山區,開始遊擊戰爭,打了兩年多,搶了許多槍炮,還搶了坦克,巴蒂斯塔隻好跑了。你們看,古巴人民原來是手無寸鐵,而巴蒂斯塔政權是武裝到牙齒的,美國那麽大的國家支持它,又離得那麽近,但是人民團結起來就把巴蒂斯塔趕跑了。你們有沒有人到古巴去過?如果沒有人去過,我建議你們到古巴走一趟。這麽個小國敢於在美國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經驗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義。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歡迎古巴的人民政權。
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更有世界意義。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很多國家都有革命;不隻是在幾百萬人中間,而是在幾千萬或者更多的人口中進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鬥爭。我們完全同情你們,完全支持你們。同時我們認為,你們的鬥爭支持了我們,幫助了我們。我們還認為,古巴的鬥爭幫助了我們,整個拉丁美洲的鬥爭幫助了我們,南朝鮮、土耳其、南越、日本這些國家的鬥爭也幫助了我們,整個亞洲人民都幫助了我們。當然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幫助我們的,蘇聯是幫助我們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廣大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幫助了我們。這就分散了敵人的力量,使我們身上的壓力減輕了。因為你們幫助了我們,所以我們有義務支持你們。我們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
按照我們中國的說法,這就叫兩條腿走路。大國會議是跟它們在桌子上談,這是一條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又是一條腿。兩條腿可以站起來,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條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們相信你們也讚成不要打世界大戰,世界大戰我們是反對的。但是我們同時讚成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人民,有權利起來反對壓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戰,就要各國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我可以舉一些具體例子:阿爾及利亞牽製了法國五十萬軍隊,假如打世界大戰,法國參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為它隻有這麽多軍隊。南朝鮮人民起來,就牽製著美國駐南朝鮮的軍隊。土耳其人民起來,將牽製著美國駐土耳其的軍隊。日本人民如果也起來,又可以牽製美國一部分軍隊。有些人說,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免得帝國主義不高興,因此各國都不要搞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看還是兩條腿走路。各國人民起來對壓迫者進行反抗,這是一條腿,而且是一條重要的腿,也許是第一條腿;跟它們一起在桌麵上開大國會議,講什麽裁軍,解決德國問題等,這也是一條腿。兩條腿走路,世界大戰就難於打了。如果隻有一條腿,要帝國主義不打世界大戰,就沒有保證。帝國主義是會搞欺騙的。帝國主義也有兩條腿,有欺騙的一條腿,又有壓迫的一條腿。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我們和你們一樣是有懷疑的。但為什麽我們又要支持大國會議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們那一條腿有病。
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後來剩下不到三萬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動搖。三萬人比三十萬人哪個更強大?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後來我們的軍隊得到機會,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時候,已發展到一百萬人。一九四六年,美國和蔣介石向我們進攻,美國不是親自出馬,而是用幫助蔣介石的辦法,支援蔣介石打我們,曾經使我們喪失很多地方,喪失許多城市。蔣介石全麵向我們進攻,我們采取後退的策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個戰役,雖然我們的地方喪失很多,但是敵人的軍力被我們消滅了一百多個師,這時我們開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的軍隊變為優勢,蔣介石的軍隊變成劣勢,其中大部分被我們消滅,我們解放了沈陽、北平、天津、濟南、鄭州等許多大城市。他們的地方被我們控製,軍隊主力被我們消滅。這時他們要求講和,派代表到北平。我們就用兩條腿走路的辦法。我們知道他們講和是騙人的,但是我們如果不講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蔣介石愛好和平,而我們愛好戰爭了。好吧,就講和吧,派代表來吧!這時他們派來了一個代表團,同我們談了三個星期,我們說,你們要繳槍,把政權交給我們。他們的代表簽了字,派人回到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請求批準。他們說不行,不能繳槍,不能移交政權,這就撕破了他們的“和平”麵目。他們今天拒絕簽字,明天我們就渡過了長江,這一條腿就伸出去了。敵人經常欺騙我們,我們要看得清楚。有時需要接受談判,在談判中揭露他們。兩條腿就是這麽走的。不是投降敵人,而是要敵人投降。比如現在世界人民要裁軍,我們讚成,看你美國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證明你是欺騙。要揭露敵人,用各種方法揭露敵人。和平談判實際上也是一種揭露敵人的方法,我們是這樣看的。我們不相信艾森豪威爾[10]很愛和平,帝國主義者哪裏會愛和平?他們愛的是殖民主義。
我們高興地看到非洲朋友有這麽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條就是怕帝國主義,你們破除了這一條,不怕帝國主義了。但是我相信,你們非洲兩億人口中還有一些人怕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還是有迷信的,或者說是有幻想的。因此你們還要向他們做工作,經過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兩億人口中可以有一億人或者一億多的人站起來,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國主義,勝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國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再有一種,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力量很小;認為西方世界很行,我們黃種人、黑種人、棕種人都是不行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我們怎麽不行呢?我相信,白種人可以幹的事,我們都可以幹,而且可以比他們幹得好些。因為他們人數很少,隻有幾億。並且對白種人要加以區分,他們並不都是壞人,隻有十分之一的壞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們暫時受人欺騙,不覺悟,總有一天會覺悟起來的。這主要是指無產階級,還有其他同情無產階級的人,比如勞動者包括農民。真正怕核戰爭的,白種人也有,有些資本家就怕。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鬧矛盾,所以我們有機可乘。它們並不那麽團結,美國人和英國人並不那麽團結,美國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麽團結的,阿登納同英國人也不對頭。所以全世界勞動者,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愛國人民,同盟軍是很多的。
我們得出一條經驗,在戰略上不怕敵人。比如,古巴就在美國旁邊,把美國的走狗打跑了;阿爾及利亞有很大一塊解放區;幾內亞也獨立了;非洲還有其他幾個獨立的國家。看來,很大的風暴正在非洲掀起來,同樣的風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醞釀。有人說,亞洲最近幾年民族獨立運動比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發生了革命;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戰爭,帝國主義沒有勝利,埃及得到了勝利;最近幾個星期又有南朝鮮、土耳其人民起來,看來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現在帝國主義睡不著覺。朋友們講到我們有些國家有困難,有憂愁。我認為我們有高興的一麵,又有憂愁的一麵。我看帝國主義隻有憂愁的一麵,看不見高興的一麵。你說美國能睡得著覺?我不相信。帝國主義正像中國一句俗話所說的: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們在戰略上完全有理由輕視它們,堅信帝國主義製度是要滅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來的。我們在戰術上要謹慎,每一個步驟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視它們,要認真辦事。合起來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樣才能敢想敢說敢做。
【鄧小平女兒大字報】
文革中鄧榕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最早發表於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報,鄧榕文章的題目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後被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轉載公開發表。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
《 賀捷聲的大字報》
同誌們!戰友們!現在我們把反黨、篡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揪出來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堅決與三反分子賀龍劃清界線,堅決站在黨和毛主席一邊,徹底清算賀龍的罪行,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
一、我是怎樣受迫害的:我生於長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後就隨紅軍長征到延安,寄養農民家。當時賀龍在軍閥部隊裏所結拜的兄弟,國民黨旅長秦光遠、團長瞿玉屏,抱著升官發財目的來到賀部,但軍委不同意賀龍將這兩匪安插在賀部,並指示賀龍,如秦、瞿兩人願意參加革命,必須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學校統一分配工作。賀龍對這一指示不滿,對兩匪說:“你們倆回去吧,現在共產黨裏,我無權安排你們的工作。”“我四十多歲了,僅有一女,托你們撫養了。”於是,將我交與秦、瞿兩匪帶到白區“教養”。此雖區區一例,便看出賀龍反動的本質:(甲)賀龍認為白區比解放區保險;(乙)封建的結義兄弟比共產黨可靠。
我到白區後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後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親生母親經過重重困難才將我找回去。可恨賀龍這個混蛋將我強行要去,他揚言說:“她是賀子賀孫,應回賀家。”到賀家後,後母薛明(賀龍現妻)對我倍加歧視,賀、薛兩人限製我與親生母親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殺,未遂,我曾想上告,賀龍氣勢洶洶對我說:“你要告我嗎?我在公安部掛號了,我在總理那裏掛號了,我也在毛主席那裏掛號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是副總理,我是元帥,你這個小孩、小黨員,告不倒我的,讓你姨與你媽都告去我,她們也告不倒,要告的話,我就對她不客氣。”以此威脅我。直到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我才離開賀龍,回到了親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在心底裏呼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二、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賀龍接觸的十幾年中,從未見過他學習毛主席著作,經常見到他手不離卷,形影不離,讚口不絕的是那些《七劍十三俠》、《說唐》、《小五義》、《佘賽花》、《濟公傳》、《西遊記》等神怪小說。賀龍把黑書《燕山夜話》視為珠寶、奉若神明,將它擺在書廚裏供欣賞,而把革命曆史小說隨意放在筐旁邊不理。
更可恨的是賀龍不僅自己不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還阻撓我們學,有一次他問我:“你在學什麽?”我說:“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不滿地說:“你在宣傳部工作,不能犯錯誤太多,特別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覺不靈,幹不了什麽大事,一定要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請教。”一九六六年我去大連養病前,賀龍又問我帶些什麽東西,我說:“我帶了毛選四卷和主席語錄,準備讀一讀。”賀即強調說:“你應帶《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應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不學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學毛主席的著作。賀龍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有一次賀龍對我說:“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虧,脾氣不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這一語道破了賀龍篡黨篡軍的野心,賀龍就是一貫反對毛主席,一直等待時機,妄圖變天。
一貫反對和敵視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賀龍,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與何家為(賀龍辦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個賀辦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指示,裏麵是有鬼的!一是賀龍知道文化大革命將要在全國開展,賀龍作賊心虛,怕露出其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馬腳,急忙打起了這麵紅旗;二是賀龍對軍委表揚林彪同誌辦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氣,賀龍就不滿地說過:“我就不相信他們能學得那麽好?我們也要搞個樣子!”以此反對林副主席,與林彪同誌唱對台戲,更甚的是賀龍對賀辦的學習指示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反對教條主義。”把毛主席著作誣蔑為教條主義,其心何等險惡!賀龍就是打著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招牌來反對毛澤東思想。
三、廣結黨羽、陰謀政變:一九五九年賀龍到天津大比武,當時是彭真、羅瑞卿同去的。賀、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樂部,賀龍住樓上,彭住樓下。一次中飯時,羅、賀、彭三人大談比武,羅得意地說:“我們軍事上就是過得硬,就是突出政治。”聲落,三人發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賀、彭、羅以為陰謀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將到手,得意忘形,可惜這班混蛋錯估了形勢,高興得太早了!飯後,彭真向羅瑞卿說:“你回北京了嗎?”羅答:“我要留下給部隊講一講話。”說完,轉向賀龍說:“你還有什麽指示?”賀別有用心地說:“毛主席對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賀龍就是羅瑞卿的後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造謠攻擊中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其心多麽惡毒!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極為密切,羅常到賀龍家,有時羅把電影帶來賀家放,一起看電影,談笑風生,感情之深不難理解,羅對賀的講話都是逐一紀錄,駕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賀賊與吳晗來往也很密,賀常與吳一起打麻將、打橋牌、釣魚,吹吹拍拍。吳晗寫的書送給賀龍,並在書上恭恭整整地寫上“敬愛的賀元帥、總理、同誌,請指示。”賀對此當然非常欣賞。其意很明顯,就是讓吳晗這班黑文人通過文藝作品為其陰謀篡黨篡軍作輿論的準備。
文化革命期間賀龍對賀鵬飛(賀子)等人說過:“劉少奇的檢討是被迫的,毛主席錯了!”這是明目張膽的拉開陣勢的猖狂進攻,挑動賀鵬飛一夥,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賀鵬飛喜歡打籃球,賀龍就語氣雙關地對賀鵬飛說:“我是你們的領隊,你媽是你們的政治指導員。”由此可見賀鵬飛這一夥在清華園幹的壞事後台是誰不是清楚了嗎?賀龍苦心孤詣地培養和支持賀鵬飛一夥,就是把自己的後代培養成像自己一樣的資產階級接班人。解放前我們的災難還記憶猶新,賀龍妄圖變天,我們一萬個不準!
四、腐化墮落,任意揮霍人民血汗:賀龍是一個大土匪,生活上充滿了資產階級腐化的臭味。平時隻要賀龍起床電鈴一響,賀家工作人員就為他一人忙碌,公務員趕忙進屋給他穿衣服、穿襪子、穿鞋;醫務人員前來量血壓;炊事員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熱量,為此特讓北京醫院營養科的人來賀龍處精密計算食物所含熱量。
賀龍每天至少有兩、三次散步活動,常要老婆、秘書、護士、警衛人員陪同,因怕冬天院內散步冷,花了國家數千元,將原來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專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時到體育館去散步,由於那裏人多吵鬧,賀龍就將體育館的人全部轟出來。
這個揮霍無度的賀龍還喜玩猴子,給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從東北帶回一隻價值幾千元的警犬,狗病了還請醫生看、吃藥、打青黴素,甚至還住醫院,狗吃的飯比人還好,頓頓有肉有魚,堂堂副總理、政治局委員,竟對猴子和狗如此關懷備至,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資本家整天無所事事,玩貓、玩狗沒有什麽區別。
賀龍這個土匪頭子,幹盡了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這樣的一個腐爛透頂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們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三反分子賀龍雖被揪出來,伹賊心不死,賀龍的走狗還通電話對我的母親進行威脅、恐嚇。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窮追猛打,堅決把賀龍鬥倒!鬥臭!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誌,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有些同誌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麽式的,總之,已經工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了,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麽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的工作中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一試看。司馬遷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屆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們去研究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當時領導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的,都應當按照具休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於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很多。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的領導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線的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至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誌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製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誌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誌們的意見,並且自己做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幹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有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做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一九五九年就開始做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做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做檢討,晚做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麵。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什麽嗎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製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麵說來,隻是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製。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後的日常工作。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麵,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以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裏有個範增,給他出過主意,可是項羽不聽範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不同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遍。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麽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食其和朱建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曆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一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誌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誌如果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我為什麽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的挖苦一點,對於一些同誌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如果他們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誌,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為什麽不坐到自己房子裏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本來養成了這樣一股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做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書記,對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態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餘實行專政。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末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過剛建立的時候那麽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末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做鬥爭,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我們的公安係統是掌握在正確的同誌的手裏的。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壞人手裏。還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誌,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群眾肅反的路線,隻依靠秘密工作,隻依靠所謂專業工作。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察、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對於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群眾,依靠黨。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實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複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