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反共的華人造謠言反共死路一條
《反共的華人》造《謠言反共死路一條》，這個標題中隻有一個字是本博主《造》的，其餘兩個詞組是《借》來的。如原創不準借用時可以收回去。但是《漢字》是免費公用的，而《漢字》的組合更是各人可以《自由》組合的。
《反共的華人》造《謠言反共死路一條》這兩個詞組創造得好，完全可以用《好得很》來讚美。之前《讚》過一次。但很多時間過去了，腦中時常出現這兩個詞組，不知為什麽？後來反複思考後明白了這是為什麽，是因為總結得《精辟》。《精辟》是指精深透辟。例如：蕭三《革命烈士詩抄·致讀者》：“此外，無數烈士還做到了古人所說的‘立言’，－－這就是他們還留下了許多精辟感人的著作。”又如：何其芳《朱總司令的話》：“他站了起來，用著很樸素的中國老百姓的語言而又很深入很精辟地講了幾句話。”
《反共的華人》一詞《精辟》地總結了形形式式《反共》人物，而且又特指在《華人》中的一群另類。
《謠言反共死路一條》一詞《精辟》地總結了形形式式《反共》人物都是在造《謠言》《反共》，最重要的是非常《精辟》地得出結論必定是：《死路一條》。這是有事實根據的，經過很認真的思考過後得出的深該教訓。
這是一件好事，不管是階級鬥爭雙方，敵我雙方，戰爭雙方，比武雙方，比賽雙方等等，都要實是求是，拿發生過的事實來說事，而不是用謠言謊言來攻擊，來抹黑，來顛倒黑白，無中生有，以點蓋麵，無限放大，憑空想象，製造假象，添 油加醋，惡語惡言，造謠說謊等來進行人身攻擊，來《反共》《反毛澤東》《社會主義》《大躍進》《反文革》《反中》《反華》。
當然《反共的華人》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毛澤東來講，毛澤東認為是件好事。聽聽毛澤東如此說：
“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複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麵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輕視反麵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毛主席《赫魯曉夫言論》第三集的《出版說明》1965年2月16日，轉引自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又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的信》1973年9月2日《人民日報》）他們跳出來的所作所為，革命派就不能聽之任之。
毛澤東又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8年4月29日《人民日報》）階級矛盾和鬥爭時起時伏時：
毛澤東又說：“過若幹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毛主席《在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轉引自1973年9月1日《人民日報》）隻有進行革命才能打倒反動派。
人類曆史首次幹社會主義，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勞永逸！失敗是成功之母，全球第一輪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從巴黎公社三個月到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進步很大了。相信能挽救人民群眾的苦難必然選擇再幹社會主義，要堅信資本主義不能使人類和平幸福美好。
毛澤東時代三十年的公有製經濟的社會主義反複驗明，走資派鄧小平改開那種姓資社會隻為極少數人謀利益，資本家階級與官僚集團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卻漠視社會主義是與自己利益息息相關的大家庭。難道是堅持社會主義者家裏的私事？“右派是從反麵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毛主席《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1957年7月1日，轉引自1968年7月8日《人民日報》）
走社會主義道路使廣大人民群眾，從遭受剝削壓迫的饑寒交迫的苦難中解放出來，初期還有當牛作馬變人顏的喜悅。隨著公有製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深入貫徹，隻是給人們開辟了一條到達幸福美好境界的康莊大道，而要達到持續的全民共同富裕，需要共同辛勤努力工作勞動。在幾十年大公無私的艱苦奮鬥中許多人不大習慣。追求舊社會富人那樣的優越生活方式粉碎被杜絕，在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極易受舊意識形態的影響潛移默化，厭惡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在內外反社勢力的誘惑下隨波逐流。這種社會基礎反映到上層建築， 毫無調和餘地的建社領袖一旦離去，首先在黨內上層、頂層出現極其反感破私立公的走資高官如靈魂錯亂腦筋傻癡一樣，人們想象不到的什麽拙劣惡蠢傷天害理的事都會毫不猶豫的幹出來。
社會主義畢竟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從生產資料改造開始，被批判拋棄的舊的世界觀人生觀，官僚集團、地主資本家朝思暮想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天堂樣的社會一去不返；國外反共反社勢力夢寐以求埋葬“共社”，遇有千載難逢的機遇共同如火山爆發般的衝天仇恨拔地而起，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毀社，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遭到前所未有的反攻倒算。
毛主席晚年未雨綢繆如家常話一樣言簡意賅的說清叫響，“要讓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軟件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沒有美帝國主義死心塌地的一貫反華浪潮、亡我（中華）之心不死的蛇麵蠍思、狼子野心，怎能提高全國人民在新中國剛誕生就抗美援朝的正確性呢？
中國人都應提高覺悟深刻認識反麵教員釀成的痛苦教訓，比正麵教導更能醍醐灌頂清醒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識。沒有獨聯體、東歐舊世界衛道士們30多年毀社走資的惡果；毛主席如不砥柱中流力挽狂瀾，誰知中國目前比俄羅斯、烏克蘭能好多少？
中國曆史上那些有名有姓的特大反麵教員、教材，追溯更遠欠缺鮮明的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時代意義。奴隸社會的殷紂王、周幽王淋漓盡致的反麵教員教材的現實意義已經微乎其微了。
魯迅先生在《寡婦主義》一書中說：“中國曆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秦始皇時趙高“指鹿為馬”是反麵教員教材的集大成者。宦官終生與常人異樣的生活方式，必然有常人想象不出的惡劣舉措，趙高能出人意料的說出誰也想不出的話，出謀劃策的苛政猛於虎，導致一個朝代短期滅亡。公元前350年商鞅變法129年秦國崛起，公元前221年秦皇嬴政統一六國，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秦朝垮台。類似的惡作劇近代也屢見不鮮。
太史公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坦言自己：“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在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時修撰《史記》，並未受到很大影響，尚有博采眾長的史籍篇章。之後的史著溢館充棟，魯迅曾言為“帝王將相之家譜”，毛主席超越曆史積澱闡明：“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認為曆代農民起義推動了曆史前進。
被譽為中華智慧化身的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訴：“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頹敗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武侯的文言文略顯陳舊。“賢臣小人”是舊文化觀念對某種人評價的習慣語。“桓靈”即東漢的漢桓帝、漢靈帝。
國際共運（1943--1864）79年續延到蘇聯始終，世界範圍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尖銳對立，都有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政治特征。反麵教員以馬列主義的名義，販賣反革命修正主義或有害於革命持續前進的奇談怪論言行，危害性比公開的敵對勢力有更嚴重。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垮，在姓社國內反映尤其顯著，戰勝不拿槍的詭異敵人更需馬恩列斯毛的顯微鏡和望遠鏡。
十月革命勝利，1919年3月2日列寧為團結各國左派，提議成立第三國際，也稱共產國際，持續到1943年解散。列寧、斯大林居於蘇共領導關鍵崗位，幾個有名的反麵教員躍躍欲試均未造成革命夭折的悲劇。白匪叛亂14國圍剿失敗，1929到1933年帝國陣營暴發周期性經濟危機，美歐各業蕭條，蘇聯躍入跨進世界經濟前列。反共反社的禍水泛濫到希特勒發動二戰侵蘇，從反麵證明斯大林堅持的社會主義無可挑剔，不是內外誹謗的死路一條。難道帝國首腦是白癡不知讓蘇自亡省事？驗豈不證了社會主義的先進性？
赫魯曉夫篡黨奪權作“秘密報告”，以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借口，率先貶損十月革命、搞現代修正主義突破列寧主義的銅牆鐵壁，宣揚給世界各國共產黨組織，斯大林創建的“共社”陣營裂縫頻出，中共“兩論九評”反擊。
現代修正主義量變積累到戈爾巴喬夫時形成質變，冰生於水寒於水，承襲前幾任的衣缽，將反革命修正主義進行到底，狂吠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新思維，按西方意圖炮製民主社會主義，把列寧主義、共產主義信仰扔到九霄雲外，又衍生出葉利欽。兩人勾結美國人猛推“休克療法”，處心積慮摧毀蘇社經濟體係再解體蘇聯，完成青年時期就厭惡的“蘇共社”，成了恥辱柱上人渣裏臭名昭著的反麵教員、教材。
新中國成立多少革命先烈犧牲多少人卓絕奮鬥成為姓社大國？毛澤東離去走賢派鄧小平始作俑者慘無人道毀壞前所未有的新社會新世界之後，再恢複一個舊社會，其損益用什麽考量？新中國是如何成功的？至今雖還未明確改旗易幟，“禍兮福所伏”是什麽原因組成的？秦皇以來2245年（221+2024）的中國曆史，證實了毛澤東主義的光輝驅散了兩千多年的陰霾。辛亥革命後的反麵教員頻繁“城頭變幻大王旗”展現反毛澤東百年的荒謬，識破頂層濫竽充數是繼續革命的一大重任。
抗戰時期國統區投敵叛國的偽軍漢奸比敵寇多，為何常個日寇押著成百上千華人到預定地點槍斃活埋？總想靠他人犧牲換來自己的安全，不覺悟到連話都不說，放棄與生俱來的眾口鑠金功能，侵略者、反動派、反共者就有了飛揚跋扈、為非作歹、為所欲為的社會條件。
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蓄謀侵略沈陽，蔣介石電令擁兵30萬的東北國軍司令張學良不抵抗，日寇不費槍彈占領拱手相讓的全東北。後有關方為蔣洗白。台灣兩黨競選公布蔣電令不抵抗的親筆手稿輿論嘩然。日本侵華占領大半個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蔣“攘外必先安內”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民眾慘遭荼毒。日寇南京大屠殺30萬國民的慘案至今拒絕承認。這是近代最大的兩個反麵教員和教材。
中共早期的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在無數仁人誌士百年尋求救國救民無望中，進入黨組織擔任要職。欠缺設身處地的奪權建社的真摯理想信念，蔣匪幫瘋狂殘忍屠殺共產黨人時不改弦易轍，幾乎把來之不易的黨的領導成員與工農紅軍葬送在繈褓之時。麵臨難保性命無虞時，再不認可正確領袖攸關自己生死存亡，迫不得已接受毛主席的中央領導地位，才從勝利走向勝利奪權建國幹社。新中國走進“毛澤東時代”時，僅有第一個社會主義蘇聯可供借鑒。
在內外各種阻礙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乘風破浪奮勇前進，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勇敢地站在時代前列，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跨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主義大國。不僅是億萬群眾，中上層領導都要循循善誘深入淺出的開會動員、統一思想、統一步調，才能承擔本應明了的職責……。幾個接班人就是最好的正反兩方麵的教員、教材。
新中國幸運的是有毛主席罕見的，從未有過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遺產。認識理解共和國至今75年的艱辛坎坷曆程，由毛式社會主義“成者何也”的大批正麵教員，到同樣大批的“敗者何”的一批反麵教員，領悟共和國本來就客觀存在的巨大能動性力量，卻又返回解放前的“兩半”社會狀態！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率領全黨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27年把“百年魔鬼舞翩躚”、“彈洞前村壁”的一窮二白、民不聊生、迷信橫行、文盲充斥，洋釘子洋布時代的舊中國，搞“社革建”成為同列強平起平坐的初步繁榮昌盛的東方社會主義大國，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才能實現門類齊全的工業化進程。離世後幾個頂層政變、翻案、走回頭路，幾十年釀成的兩重天對照還證明不了其反社反人民的不齒行徑嗎？
毛主席認為蘇共反麵教員搞反革命修正主義，把黨內走資高官定為社教文革的重點。按對稱思維考量比照出內外頂層從未闡釋過美英法德意加等，按其社會現狀早應摧毀資本主義製度，建社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能幹成社會主義，它們為什麽幹不成？
解放前有幾人能預料到新中國會幹成兩彈一星？隻有錢學森認為可以。宇宙空間是人造的？以此類推其它的方方麵麵哩？隻要中國人認真學習馬列毛著作，弄通馬列毛主義，在華夏大地上就能化解一切危機，邁進繁榮幸福美好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有《反共》分子的功勞。
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主要是《工人運動》。《工人運動》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國際共運》，因為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國際共運》很長時間以工人為政治力量的主體。毛澤東思想將《國際共運》以中國農民為政治力量的主體。
另一部分是工聯主義，或稱工團主義，主要以《工會罷工》為組織和領導，不謀求推翻資本主義，隻為工會會員爭取經濟利益。
如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的形式，主要就是《工會罷工》。資本主義國家至今常有《罷工運動》事件的發生，就是《工人運動》的表現。然而，如今的《罷工運動》也不僅僅是工人了，凡是領取薪金的人都組織工會。工會也不局限於工人與私人雇主的階級鬥爭了，教師工會，公務員工會，都是與政府談判薪酬的政治力量，他們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層，但他們的政治運動以工會的形式出現，仍然屬於工運一部分，而且，在歐美發達國家中，這還是工運重要的組成部分。
例如：《加拿大航空飛行員罷工 薪資談不攏》《美國波音公司約3.3萬名工人罷工》《加拿大鐵路9300名鐵路工人史無前例罷工》《要求加薪44%! 三星在印度家電廠無限期罷工》等等。
《罷工》，對於低收入低技能的勞動者，一旦發起罷工，就必須麵臨一個現實的問題：因為工作的可替代性比較強，他們的工作位置是否會被雇主臨時招募的員工所替代？為了給雇主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們往往采取一些“強製措施”，包括占領車間行為，大規模糾察行為（使得外人無法靠近工廠）。但是，這樣的強製措施違背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每個人享有行動上的自由，以及財產權受到法律保護。
另一方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無時無刻不受到壓迫。在一個工廠中，勞動者必須麵臨雇主的經營管理特權。這種經營管理提權是法律所賦予和確認的。事實上，法律關於勞動者的定義，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服從》。另外，雇主還從雇傭合同中獲得對勞動者的壓迫權，比如競業限製協議賦予雇主限製雇員前往競爭對手公司工作的權利。雇主的控製權還體現在，有時候雇主甚至“強迫”勞動者接受權益被侵害的現實，因為勞動者依附於雇主。典型的就是雇主克扣工資的情況。這種壓迫最後導致的就是階級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社會中少數人控製了社會的大部分財富。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堅持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公平的工作分配和最公平的社會生產獎勵。但是現實中，資本主義從根本上限製了勞動者的自由，使得他們被資本家階級剝削和壓迫。何談自由？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罷工權》是無產階級抵抗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和實現工人無產階級新自由的有效手段。
但是《國際工運》如今基本不存在了，工運都是各國自己的事情，沒有國際聯合。即便在一個國家之內，各個工會也未必聯合。如教師工會和汽車工人工會可能就不會聯合行動。而且，工運已經基本和共運脫鉤，不像早期那樣。部分工運最初是共運一部分，因為按照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工人叫做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如今工運不僅僅不是共運一部分，甚至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劃清界限，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但這不妨礙工運依然是西方發達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在資本主義各個政黨的政綱中，都言必稱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無論新民主黨、自由黨還是保守黨，所有政客都揚言要保護勞工利益。工運甚至走到共運的反麵，來反對共產黨。即發達國家的工運不僅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共運一部分，而且已經淪為歐美帝國主義的幫凶。
例如英國的工黨和加拿大的新民主黨，早年都是以《工人運動》起家。即歐美政壇上相當一部分的工人政治力量，歐美政壇上的大部分左派勢力，也已經淪為歐美對外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加拿大共產黨對工運的影響微乎其微，而且，是一個不入流的被邊緣化的小黨。新成立的人民黨尚且可以在每個選區都推出自己候選人，共產黨隻是寥寥幾個選區有候選人，議會中長期沒有席位，甚至每年維持注冊的政黨都有風險，原因是黨員太少，差點就達不到全國注冊政黨的要求。加拿大共產黨也聲稱代表工人利益，為工人利益奮鬥，但其對工人的號召力，幾乎為零。
所以西方的《工會罷工》幫不了窮人。例如加拿大美國有沒有剝削？
有。美國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人口販賣市場，這些被販賣到美國的黑人黑戶，其勞動強度之大和勞動薪金之低，就是一種剝削。他們的勞動所得，不足以養家糊口，隻能養自己，不能形成勞動力再生產。
但就算是這種剝削，也不在產業裏的剝削，如性奴等，是在消費領域裏的剝削，他們既不形成政治力量，也不在全球經濟財富創造的主要生產模式內。
還有一類在財富創造的生產領域裏，如拉美以零時工簽證到美國農場的季節工。他們的勞動收入，低於美國公民的貧困社會保險收入。即他們的勞動收入低於美國公民無需勞動的收入。
勞動力密集型的農場勞動，不是今天人類社會的先進生產力，這些農場受剝削的季節工不屬於先進的工人階級。
馬克思理論中的無產階級，是社會最先進生產力的主要生產模式中的工人階級。美國今天這些被剝削的人在美國是被社會邊緣化的少數群體，不是發達國家工運和工運的受益者。
《工會罷工》提高的工資，不是這是黑人黑戶和季節工的工資。工會罷工爭得的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條件，難以惠及人販子販到美國的黑人黑戶，也難以惠及到拉美季節工。
實際上，北美生活沒有保障的群體，都不是工會會員，而是那些在餐飲業中沒有合同的鍾點工，他們長期處於半失業狀態。
北美最大的產業工會是汽車製造工人和鋼鐵工人。大學工會不僅僅包括教授，也包括許多工人。大學裏一個上夜班的清潔工時薪17元，折合成人民幣其收入也相當於中國的技術員甚至工程師的收入。
工人有獨立屋，有退休金，投資股票，住房條件在本世紀初相當於中國部長級條件。汽車製造業的產業工人時薪超過30元。鋼鐵廠隻生產有技術壟斷的市場價格高的產品，工人工資高，包含了北方國家剝削南方國家的壟斷利潤。機師工資更高，造飛機的工人工資也很高。
而且，這些產業工人已經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了。
如今先進的生產力的高科技，是大批的程序員。 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了。發達國家工會勢力很大，但已經不足以左右全球經濟的生產模式。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生產已經讓位於高科技而不再是先進的生產力了。工程師技術員程序員才是現代先進生產力的勞動大軍。以穀歌華為為例，其主體生產力就是程序員而非藍領工人。因此，繼續為工人經濟利益而鬥爭的《西方共運》完全脫離了全球經濟先進的生產力和主導生產模式。
《工會》在西方政治中已經成為一個利益集團，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損害公眾利益，綁架公共資源為其自身物質利益服務，而且設置了就業門檻，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局內人，扭曲了就業市場，使得畢業生和青年就業更加困難，尤其是阻礙了新移民的就業，實際上成為北美勞動力市場白人隱性歧視有色人種的一種形式。記住，美國《排華法案》始作俑者就是愛爾蘭工會。
恩格斯在給1888年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寫的前言中有這樣的表述，就是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即如果西方左派共運要為共產主義奮鬥，就應該發展剝削，而今天全球經濟中的剝削，主要表現為北方發達國家通過壟斷利潤剝削南方發展中國家。西方工運罷工爭得的經濟利益，並不是減少了全球經濟體裏的剝削，而是爭取了西方工人分配到的剝削南方發展中國家的財富的份額，就是西方工人爭得更多的剝削南方國家人民的剩餘價值。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第一部分中寫道，共產主義社會是物質豐富的社會，因此是一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到了物質豐富的階段，就應該進入共產主義。那麽，什麽時候才是物質足夠豐富呢？西方發達國家是否已經達到物質足夠豐富呢，是否還需要繼續占有發展中國家資源，繼續剝削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豐富物質呢？
如今西方社會問題和醫療衛生問題都源於物質太豐富。西方窮人健康水平較差，表現為肥胖症，是營養過剩，疾病為三高，是富貴病，是吃得多，勞作得少。西方很多經濟活動是圍繞這種物質太豐富引發的問題而來的。如健身房，減肥，減肥飲食等到一係列產業，都是為了應付營養過剩而來的。這是以增加消費來消沉消費過度引起的健康問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消費過度引發問題——又妄圖以增加消費來消除這些問題。結果社會需求虛胖的旺盛，不增加人的實質福祉。
另一個方麵就是西方消費經濟對環境的破壞。占全球人口5%的美國人的人消費全球30%的資源。如果這還不是物質充分豐富，則我們需要6個地球以上的資源來養活全球人口。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發達國家人口消費全球四分之三的資源。如果這還不算物質充分豐富，那麽物質豐富的社會需要3個以上的地球來養活全球人口。第一個方麵說明發達國家物質豐富得已經成為社會的累贅，第二個方麵說明物質消費的繼續增加將毀滅生態毀滅地球毀滅人類。
共產主義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教育醫療保障，就是按需分配原則。西方左派不應該在執著於物質利益的鬥爭，而應該在現有物質條件下，在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現有生活水平下，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潛能，各盡所能地為社會服務，以達到個人的自我實現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如今西方工運的理由就是99%的人還沒有過剩百萬富翁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西方工人都有私家車了，為什麽還要想私人遊艇和私人飛機呢？完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
西方的社會問題，不是物質不豐富的問題，而是生活態度囿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要個人的利益最大化，物質已經足夠豐富裏還要爭取更多利益，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貪婪心態，資本主義的以擁有財富為傲的虛榮心，甚至包含了白人至上的潛意識，那就是白人的生活就不能過得比某些發展中國家的人的生活差。
所以，西方左派正確的指導思想，第一應該是反對剝削，反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就應該打破西方壟斷，就應該反對美國霸權，反對軍工集合體為了一己私利製造戰爭毀滅財富毀滅和平，反對金融壟斷阻礙全球經濟發展；第二應該要提高西方國家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不要糟蹋財富，不要濫用物質。不要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人生目的，那不是共產主義的境界，那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工會罷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西方左派要完善社會，必須教育廣大民眾，喚起民眾的共產主義覺悟，不能深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不能自拔。發達國家科技先進，物質豐富，善用已有的豐富的物質需要新思想新文化，需要衝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西方社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需要的不再是物質利益最大化的鬥爭，而是思想和文化的大革命。
轉載《“餓死三千萬”是謊言還是史實？》 (2011-09-29 00:00:15)
作者：金筆
按：這是一篇有理有據的好文，故推薦之。歡迎留言，但筆者希望所有留言者能看完全文再發留言。筆者要說的有三點：第一，我不否認這三年有餓死人的現象，但絕對不可能幾千萬的。不過，有很多人餓死就是政府失職。第二，楊繼繩在他的《墓碑》一書中“估計”餓死了四千多萬人，這個說法明顯沒有科學依據。楊繼繩就是跑遍全中國也是不可能得出這個數字的，這樣的數據是需要根據統計資料，再建立數學模式，然後還要驗證這個數學模式是否正確，然後才能得出結論的。而楊顯然沒有這方麵的學識。第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移民外出的人民估計也有五十至一百萬，而其中在六零年出生的人不會少。此文作者在文中，顯然沒有將這群人估計進去，所以他的反駁應該是更有力的。
《"餓死三千萬"的謊言是怎樣出台的?》
作者：張揚123
來源：人民網
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了因嚴重的自然災害所引發的饑荒，在全國一些地方造成了死亡，但死亡人數一直沒有準確的數字。
1964年中國政府進行了建國後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沒有公布。
在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後，兩次普查結果和曆年戶籍統計資料一起在國家統計局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裏公布。
其中根據統計顯示：1960中國人口總數較上一年減少了整整一千萬。
發現這個情況後，“熱心”的Ashton等四位美國人口學家以及美國人口統計局Banister博士先後運用“美國式的科學方法”，替中國“估算”出：在1959年－1961年這三年裏，發生在中國的饑荒一共造成了近三千萬人死亡這個聳人聽聞的數字。
這個1983年版中國人口統計數據是某些人攻擊毛主席“餓死三千萬”唯一的根據，他們眾多的“研究成果”無一不建立在之後由“熱心”的美國人運用“科學”的方法，從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數據上“估算”出來的“三千萬”的數據之上，並在此基數上添枝加葉、隨意擴充，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
除此之外還極力編造各種駭人聽聞的故事試圖證明“餓死三千萬”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這些攻擊都出現在1983版的中國人口統計數據公布之後，而在此之前，所有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中國人都不知道自己以及家人曾經處於悲慘的“餓死威脅”之中，除了記得那三年中糧食確實短缺，經常吃不飽之外，從未看到過餓殍遍地的景象，直到遠隔重洋的幾位“熱心”的美國人經過對一組數字加加減減乘乘除除然後替中國人“估算”出三年中餓死了三千萬人之後，中國人才發現：原來親眼看到的情況“都是假的”，而美國專家在家裏組合數字研究出來的東西才是真的。
從那時起，一些“之前一直處於失憶狀態的”的國人突然恢複了記憶，腦筋終於開了竅，開始根據美國人提供的“設計圖紙”來編織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謊言大筐，運用他們那剛剛康複的大腦展開豐富而大膽的想像，力圖“真實呈現”與當年六億中國人所聞所見截然不同的全新曆史，毫無畏懼地承擔起了“曆史塗鴉者”的重任。
這份83年版人口統計中最關鍵的數據：
1960年末人口總計：66207萬人；出生人口數是：13,915,080人；
中國在1990年進行了“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顯示出這樣的數據：
1960年出生，年滿30歲的中國人，截止1990年7月，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數據表明，出生在1960年的中國人，經過30年時間，在1990年進行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仍然生活在中國境內的竟然有14,443,11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增加了50萬人。
中國在1995年10月1日完成了全國人口1.04%抽樣調查，在中國《統計年鑒》中，顯示出這樣的數據：
1960年出生，年滿35歲的中國人，至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也就是說，在經過35年後，出生於1960年的人口數，至1995年10月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較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的結果增加了近60萬人。
如果當年真出現了大批餓死人的情況，那麽新生兒將是死亡率最高的群體。其父母都要餓死了，哪還有奶水去喂養嬰兒呢？
可是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公布的1960年時出生的人口到了1990年，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又增加了五十多萬人。
這說明1960年出生的新生兒，在經曆了1960、61兩年的大饑荒後，在1964年進行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不但有1444萬人存活下來，而且民間還存在大量漏報的情況。
在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樣一個“饑餓絕望”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存活率居然如此之高，竟然達到1444萬人之巨，僅1960年這一年的人口出生量，就相當於同時期美國“五年”的人口出生量總和（美國當時有近兩億人，年平均出生人口280萬人）。
這是為什麽？
這像是一個全國人民時刻麵臨“餓死威脅”的國家所應出現的現象麽？
而且1960年出生的嬰兒，應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1959年裏懷孕，曆經十月懷胎，在1960年中出生，而且幸運地捱過了60、61年持續兩年的饑荒。
在這裏不得不問：如果真如“控訴者們”所說：1959、60年時全國人民都餓得奄奄一息了，那麽誰還有心情造人？而且全年一造就是1444萬？
這個數字即使放在已經有了十三億人的當今中國來看，也是驚人的。
另外根據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1964年6月30日全國勞動力年齡人口（指男子16～59歲，女子16～54歲）為341,491,424人，占總人口的49.17％。
據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規定：“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
從上麵的人口數據中可以推算出1960年時正處於20～30歲間適育年齡的人口數，當然這些人不會同時選擇在60年中生育，所以人數還要打折。
通過1960年這一年中“1444萬個新生兒”的出生，說明在當時那種被某些人形容為“民不聊生”的困境下，竟然有“1444萬對夫妻”、也就是說有近3000萬人選擇了要生“下一代”，在當時中國隻有六億多人口的情況下，這3000萬男女的人數在20～30歲的適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應該是相當高的。
是什麽原因讓他們在“隨時麵臨餓死威脅”的情況下仍敢於大膽造人？
如果說是由於“缺乏避孕手段”，懷孕了而不得不生，那麽就又回到上一個疑問：
為何新生兒存活率如此之高？
而且孕育中的胎兒在得不到充分營養的情況下，又能否懷滿十個月後順利出生？
肯定有人會這樣解釋：“83版所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數據是在三年大饑荒結束、新生兒已經大量死亡後的1964年統計而得的“幸運逃過死亡”的出生人口數量。
如果按這種解釋，那麽以1962年2688萬人的出生人口做對照，就算在1960年出生了2500萬人，假設其中死亡了1000萬人，存活了（1995年1.04%抽樣調查給出的）1449萬人，但是仍然無法解釋為何在置身於饑餓死亡的威脅當中、在看到社會上新生兒的高死亡率和明知撫養的艱難性的情況下，竟然還會有2500萬對夫婦（也即5000萬人，占1960年六億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敢於“不畏餓死，大膽造人”。
即使以實際出生1449萬新生兒為準，百分之百全部存活，沒有死亡一個，也就是說有1440萬對夫妻（2880萬人）選擇了造人，這個2880萬的人數在1960年時全國六億多的總人口中，在年滿20～30歲處於生育年齡的人口中仍然要占大多數。
計劃生育在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後才全麵推行，在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有資料顯示，在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後的1962～1970這八年間，年平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
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剛剛結束的1962年當中，就出生了2688萬人，而這2688萬中的新生兒當中，應該有絕大部分是在所謂“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年的1961年裏懷孕，通過十月懷胎，而在1962年分娩的。
1961年時饑荒尚未結束，饑腸漉漉的人們就敢於大規模造人，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即使是當前，在中國已經有了十三億人口、已經全部擺脫了饑餓，而且在農村政策允許下的第二胎和違法超生嚴重的情況下，一年也隻有六、七百萬的新增人口。
由此可以看出，在1959～61這三年中“勇於造人”，並且在61年形成更大規模，以致造成62年出生了2688萬人的中國人並未感受到什麽“餓死”的威脅，所以才敢於“放心大膽”地孕育迎接下一代。
也證明了在1961年形勢好轉之後，在前兩年裏選擇了“推遲造人”的夫婦也全部加入到了造人大軍，所以才會形成第二年2688萬人的驚人人口出生量。
另外以美國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做參照：
美國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普遍矮小，後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應征的青年因體質不合格而遭淘汰的達到40%！
而反觀當今中國，在童年和少年時經曆過1959～61年的自然災害，目前處於四、五十歲年齡段的這一代人的身體素質卻是最好的，是當今中國的基石，為中國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二、三十歲的青年人都不及他們吃苦耐勞，這又做何解釋？
為什麽美國的饑荒導致了“蕭條的一代”，而中國的“饑荒”卻造就了堅忍的一代？
也許有人會繼續質疑，會祭出“偉大的母愛”來作武器，說餓死的都是大人，新生兒沒事，父母為了能讓孩子生存下去而自己餓死了。
這種說法簡直就是無理狡辯了，如果父母雙亡，繈褓中的嬰兒要讓誰去撫養呢？指望別人？可是別人也自身難保了，又有誰有能力收養呢？就算當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上千萬次的“奇跡”，使這些“父母雙亡”、或者隻餓死了雙親中一個的孩子都“幸運”地存活了下來，那麽這一千多萬“幸運而艱難”地存活下來的60年人肯定會永遠記住那個讓他失去雙親的年代，一定會“現身說法、毫無保留”地向大家講述他不幸的身世，讓大家記住那段曆史。
可是查閱國內數以百計的大小網站、博客上關於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討論回帖，幾乎沒有一個人實名聲稱自己的父母或其中一個在那三年裏餓死，（其實是有的，見後文）這是為什麽？
難道那“三千萬甚至五千萬”死者的親人以及後代都不上網？
但罵歸罵，就是沒有一個人肯現身說法，編造出他的父母或爺奶是在那三年裏餓死的悲慘故事來蠱惑世人。
由此可見：即使是最卑鄙最惡毒的反毛者，也尚存天良，都不願拿自己的父母爺奶冒充“餓死鬼”用來攻擊偉人。（轉帖者：其實並不完全如此！《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就是為數不多的一個，聲稱自己的父親就是活活餓死的！不過網上已經有喜歡追根尋底的網友根據《墓碑》所提供的情況以及楊繼繩家鄉同一地區的村民們提供的回憶做了調查和分析。楊繼繩的父親其實是死於食道癌、胃癌一類的惡性腫瘤，並不是因為沒東西吃而餓死，而是因為不能吃東西而最終死亡！楊繼繩的母親、兄弟姐妹和他本人都活得好好的，怎麽就隻餓死他爹一個呢？他們家的人心夠狠的啊！）
另外諸如：如此大量的死亡（當時中國有六億多人口，如果這個由美國人“估算”出來的三千萬屬實，那麽比例接近20：1），遺體是如何處理的？又將耗費多大的人力物力？
所有杜撰“餓死三千萬”小說的國內外作者都沒有“科學而合理地”解釋這個問題，似乎這三千萬人在他們的筆下從人間蒸發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隻有在他們的“小說”裏才會讓人記起。
更有一些居心叵測之徒一直試圖用中國八年抗戰中的死亡人數和這個“三年餓死3000萬”的虛構數據作對比，完全不顧邏輯，妄圖混淆視聽，其卑劣用心昭然若揭，其心當誅。
另外大災之後為何沒有暴發瘟疫？在那種“人口大規模集中死亡”的“假設估算”下，一場大瘟疫似乎不可避免，但是至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中國爆發過大瘟疫，而“饑餓”小說家們基本也都回避了這個情節。
迄今為止，還沒看到有人在網上以實名發布自己長輩父母親友在那三年裏餓死的文章。
近20：1的死亡率，結合那個年代多子女多洐支的家庭結構，如果幾十人的家族中有數人餓死，肯定會給晚輩留下極深刻的記憶。
如今當年那些失去親人的“幸存者”都已經步入中年或老年，這麽多年裏不可能沒有一個人出來“現身說法”。
而且最奇怪的是：在諸多堅信美國人這個三千萬“估算”的正確性，並據此對毛主席百般詆毀的“控訴者”們的文章和發言中，卻幾乎都沒有其父母以及親友被餓死的描述，而隻是“津津樂道”由“道聽途說”來的所謂悲慘故事。
這些“控訴者”為什麽這麽“幸運”？
在他們所形容的那樣“悲慘”的境地下，為什麽他們全家竟然沒有一人餓死？
對於這些明顯的漏洞，為何“控訴者們”一向都避而不談，從來都不去探究？而隻是死抱著那組由“熱心的美國人”“估算”出來的數字堅信不疑，喋喋不休？
1960年出生的1449萬人口足以證明這個由美國人“估算”出來的“餓死三千萬人”純屬謊言，至於那些誇張到“四千萬、五千萬”的說法當係瘋人癔語，在此不予置評。
既然當年並不存在因饑餓而大量致死的情況，那麽那個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數據該如何解釋？
可信的解釋是：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嚴酷封鎖，加之國內持續的嚴重自然災害，致使相當一部分處於適育年齡的夫婦考慮到自身的撫育能力，在1959年做出決定，把“造人計劃”推遲；而且有資料顯示，由於營養不良，當時中國婦女閉經的發生率很高，閉經即可導致不孕，但並不會從此絕育。
正是上述原因導致了60年新生人口數量的嚴重下降。出生率下降了，但是當年人口自然死亡率並沒有下降。
如果將1960年1444萬的人口出生數與結束三年自然災害後的1962年激增的2688萬出生人數作對比，兩者之間竟相差了1200多萬人。
再加上1964年人口普查時民間的不重視，造成了大量的漏報（在1983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中公布的1964年人口普查數據中，僅1960年一年出生的人口就漏報了近60萬，那麽全部年齡的漏報肯定是個不小的數目），上述幾點應該就是官方數據中1960年總人口減少一千萬的原因。
“熱心而又聰明”的美國專家運用“科學的估算”方法，把上述一千多萬根本沒有出生的和漏報的人口統統視為“餓死”，跟其他通過各種方法“估算”後七拚八湊得來的數據累加在一起，得出了這個三年“餓死三千萬”的結論，並厚顏無恥地將這個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用這個以不嚴謹的“科學方法”“估算”出來的謊言愚弄了全世界，並試圖籍此把中國推上道德的審判台，妄想再次以審判者的傲慢姿態俯視中國。每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都應該認清這些洋專家的真正用心，他們泡製這個蹩腳謊言的動機對中國充滿了惡意，沒有任何善意的成分，其目的就是要醜化新中國。
最可悲可鄙的是那些被老外誣蔑攻擊扇了耳光後還在幫忙吆喝自輕自賤的國人，他們的人格和尊嚴都已經墮落淪為西方的痰沫和笑柄。當然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以做“香蕉人”為榮，對於這些數典忘祖的無恥漢奸，就連西方人也瞧不起他們。
另外有人造謠說1959、60、61這三年間中國並未發生過全國範圍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但事實是當時確實發生了，這個在網上有證可查，懷疑的人請自己擺渡。
本文隻是擺事實講道理，無意否定那三年中一些地方確實餓死了人，針對的隻是“三千萬”這個駭人聽聞的數字。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都會發生因凍餓死人的事件，這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事。即使被香蕉人吹噓為“天堂”一般的美國，這類事情也屢見不鮮，所以中國人不必因此就背上幾個美國人丟過來的這個虛構的“三千萬”十字架，被早已被美國無視的什麽“犯罪感”壓得抬不起頭來。
美國在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一方麵大批工人失業、數千萬人掙紮在死亡線上，另一方麵資本家卻把大量的小麥堆起來燒掉、六百萬頭生豬一次性投入密西西比河，寧可銷毀也不肯施舍給窮人，根本無視人民的死活。
據1932年9月《幸福》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1100萬戶農村人口未計在內)，流浪人口達200萬，僅紐約一地1931年一年中記錄在案的餓斃街頭的案件就有20000餘起。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矮小，後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全美有330萬兒童失學，女孩子為了養家糊口冒著懷孕的危險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到街上賣淫。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因體質不合格遭淘汰的達 40%！
胡佛總統曾經要求喜劇演員通過給人們以歡笑減輕大家的心理壓力。紐約大街流行這樣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摘自《富蘭克林·羅斯富全傳》
有“證據”顯示：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以下美國人口數據是從美國人口統計局和勞工部的網頁查得。
1900年7621萬
1910年9222萬
1920年1億602萬
1930年1億2320萬
1940年1億3216萬
1950年1億5132萬
1960年1億7932萬
美國自立國起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應該很有經驗和準確。我們做以下統計和比較，就可以得知美國人口在各年份增長的情況：
1900～1910年，增加1601萬人；
1910～1920年，增加1380萬人；
1920～1930年，增加1700萬人；
1930～1940年，增加 896萬人；
1940～1950年，增加1916萬人；
1950～1960年，增加2800萬人。
以上數據顯示：在從1900年～1960年期間，美國平均以1700萬人(每十年)的速度增長，但在1930年～1940年出現了異常情況，人口僅增長了不到900萬人，比正常情況減少800多萬人。而1930年～1933年美國暴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發生了遍及全美國的大饑荒和普遍的營養不良，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
如上所知：即使沒有經過“科學的估算”，也顯示美國當時餓死了八百萬人之多，有人替美國通過“美國式的科學方法估算”，竟然得出死亡人數超過一千八百萬的驚人數字。
中國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就被熱心的美國專家“估算”出餓死“三千萬”，而且裝聾作啞不接受任何解釋，至今仍堅持這個偽造的結論以圖攻擊中國的偉人。
而美國人口減少了800萬，這些專家卻都緘默不語，完全無視這800萬人的“生命”。
兩岸三地一些香蕉人一直在忠貞地替主人辯護，說當時美國的糧食太多了，多得隻好銷毀！
但卻不解釋為什麽美國資本家不肯把這些“多得不得不銷毀”的糧食施舍給窮人、幫助窮人度過饑荒，而是冷漠地看著窮人大量餓死。
而且他們還自作聰明地替主人把這800萬餓死的人口解釋為“移民去俄羅斯等國尋找新的天堂”了，這對一向被他們吹噓為“天堂”的美國不啻是一個諷刺。
這些香蕉人驢唇不對馬嘴的表忠辯解展示了他們的奴顏卑膝與愚蠢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