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毛主席時用了六個【如果】

評價毛主席時用了六個【如果】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貢獻在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造，在於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化探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事求是，為民造福，放眼全球，保衛中華，伸張正義，抵製霸權。以中國之貧弱，而為全球所尊重，幸賴毛澤東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本人以非凡的膽略與智慧，領導中華民族絕處重生，僅僅用了二十八年時間，就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了國內外所有強大的敵人，一雪百年恥辱，建立了新中國，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強族之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中國人民從列強的宰割與蹂躪中奮然站立起來以後，毛澤東在一窮二白，滿目瘡痍的一片廢墟之上，發下宏願：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毛澤東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翻天覆地，再造乾坤，20世紀的中國，有誰可與匹敵？

激情學子，亂世英雄，投筆從戎，馳騁疆場，能文能武，出生入死，一介布衣而得天下，古今中外有幾人？

風雲人物，蓋世奇才，為所欲為，無所畏懼，敢教日月換新天。

毛澤東一生當中國衰微之際，改造舊中國，使五千年中華推陳出新者，唯此一人耳。破舊立新，古今中外又有誰能？

毛澤東是哲學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的哲學受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影響。毛澤東不愧為革命家和政治家，推翻三座大山，創立科學社會主義製度，創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以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 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大義主張號召天下，使統一之中華獨立於世界，使列強不敢再來侵犯中華。然而當毛澤東逝世後，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又變味了。

毛澤東的新中國成立後，百廢俱興，國力恢複，官僚階級威風掃地，勞苦大眾揚眉吐氣，精神振奮，思想解放，革命成功，政治清明，為千古以來所罕見者。

毛澤東是一位罕見的軍事家。一介書生，不習刀槍，千軍萬馬，指揮若定。出神入化的軍事藝術，高瞻遠矚的軍事思想，舉世無雙的軍事謀略，取得了不可思議的軍事成就。

毛澤東的《遊擊戰》思想和《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思想簡明扼要，把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軍事哲學推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善用奇兵，頗得出奇製勝的妙訣。調動敵人，深悟兵無常形之義。《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藐視敵人》，如此氣魄，何人能及？

20世紀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殘酷的一頁，惡鬥不止，慘絕人寰，一將功成萬骨枯。縱觀人類千百年來的戰爭史，此起彼伏的苦戰，多少生靈塗炭？死傷億萬，損失空前，徒然誕生出無數軍事家，卻不足以維護世界之和平。

毛澤東勤學苦讀，手不釋卷，終其一生，孜孜以求。毛澤東的文學成就在散文和詩詞方麵堪稱中國文學史上承前啟後的大家。

毛澤東的文章詩詞，恣肆汪洋，可謂美矣！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也是一個偉大的書法家，“毛詩”、“毛書”堪稱雙絕。毛澤東的詩詞藝術和書法藝術以及他的戰爭藝術和政治藝術是統一的整體，相輔相成，互為關聯，精神獨到，意氣縱橫，盡情揮灑。

毛澤東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有巨大的成功。

毛澤東最大的功績是創立新中國。立新破舊，主張通過“大亂”實現“大治”，在解放思想、振興中華的曆史轉折時期，毛澤東的大智大勇具有掃除顧慮、開拓局麵的作用，中華民族丟掉了曆史包袱，奮勇圖新，無所忌憚，啟發思路，振奮精神，毛澤東思想對於20世紀的中華民族有發聾振聵的作用。

有學者在評價毛主席時用了六個【如果】，這一獨特的邏輯視角，收到了震聾發聵的效果：

一、【如果】回到當年的井崗山，【誰】能不能從這裏起，把紅旗在全國插遍？

二、【如果】讓【誰】重回赤水河畔，【誰】能不能把數倍於我的蔣介石國民黨軍玩於股掌之間？

三、【如果】重返解放戰爭，【誰】能不能把三大戰役打贏？

四、【如果】再來一次抗美援朝，【誰】能不能把十六國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

五、【如果】重回一九四九年，【誰】能不能在千瘡百孔的基礎上，僅用二十八年時間就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建成世界第六工業強國？

六、【如果】重回六十年代，【誰】能不能用不足十年時間，製造出衛星，氫彈，原子彈？

【如果】有【誰】能做到以上六點中的哪怕是一點，再來對毛主席說三道四也不晚！

[yongbing1993]

西藏平叛以後的有關方針和政策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階級立場——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堅持群眾路線）

（2）已經注意了鬥爭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他們先叛亂，掌握政治主動權的就是我們）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人民獨立自主的槍杆子）

（3）具體穩定局勢的鬥爭藝術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的鬥爭策略）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沒有四麵出擊）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發展進步實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做好最困難的準備，預見力，知己知彼）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　　

（4）製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問題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循序漸進）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宗教政策）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這個思想。（給進步勢力充分信任、在和頑固勢力鬥爭中充分留有餘地、爭取最小的損失）　　

（5）繼續展現政治誠意，充分留有餘地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顯示充分的誠意）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更有利於爭取政治主動）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　　

（6）西藏發展問題等各方麵事務安排

西藏工委和軍區的全部工作經費，完全由中央負責，不從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開支。西藏無力舉辦的事，中央還可以幫助。西藏還是要收稅的，谿卡、宗、基恰和自治區政府的經費要由人民來維持。（經濟援助）

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製度進行改革之後，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全國各地你們都可以參觀，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遲一些回去。總之，國家年年在變化，發展很大。今年是建國十周年，再有十年，會建設得更好一些。

你們是國家幹部，不要隻管西藏的事，也要關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蘭州的事，關心全國的事。你們在中央有職務，經常工作在西藏，以後可以經常來北京，來一次不要久住，幾個禮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來。

達賴對我們的同誌說，他擔心他的生命有危險。他對陳毅同誌說，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達賴知道，共產黨不會整死他。他怕索康，因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親毒死了。有他們這些人，達賴的生命是沒有保證的。（充分展現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襟）　　

[yongbing1993]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真相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

[yongbing1993]

是誰讓今天的疆獨藏獨各獨坐大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獨立勢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

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

胡耀幫等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嚴重惡果：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

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

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

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

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

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

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

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

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

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

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

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胡亂邦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