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蔣介石長期堅持不抗日？

為什麽蔣介石長期堅持不抗日？







蔣介石曾公開為自己辯解，解釋實行不抵抗政策的主要理由，就是認為有國聯和國際條約，日本不敢強占我領土，否則美國和西方會幹預日本軍事行動。蔣介石曾一再散布要相信國聯和國際條約的思想。九一八事變前，他對張學良的代表王維宙說，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事變後，9月22日，他在南京國民黨黨大會上又講：

 【“據中正意見，此次日本暴行，可得下列兩點之試驗：國際間有無道德或公理，及世界各國無製裁凶暴確保世界和平之決心。……餘敢信凡國際聯合會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對於日本破壞公約之行為，必有適當之裁製”。】

蔣介石一味散布對國聯的迷信，軍事上卻不作任何抵抗準備。對此當時馮玉祥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連先後擔任過張學良和蔣介石顧問的英籍人端納也認為“中國方麵，則因為對條約與國際法的信念，與對國聯勢力及美國等信譽之依賴過深，卒為重大的犧牲”。】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通過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尤其是《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讓中國用關稅和鹽稅等抵押，到清朝末年，借此控製了中國海關等稅務機構，從而控製了中國政府財政和經濟，使中國變成了一個被西方侵略者控製的半殖民地國家。在經濟方麵，工業資產大部分被西方控製，政府機構需要依賴西方才能維持，也就成了西方剝削中國民眾的工具。尤其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後，西方各國在中國紛紛劃定勢力範圍，建立租借和軍事基地，控製周圍的領土，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也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滿清腐朽統治的一場武裝鬥爭，主要支持者是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籌集資金，組織宣傳，鼓動年輕人武裝起義，反對清政府，但他們與西方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半殖民地性質的滿清政府，政權卻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新軍手中，不能徹底清除外國勢力，西方侵略者仍然通過經濟和軍事控製中國的政局，導致軍閥混戰。

 一戰結束後，雖然中國是戰勝國，日本卻拒不交還其在一戰期間占領的山東半島大片領土，我國民眾爆發五四運動，抵製日貨，反對日本侵略，在此壓力下，日本不得不考慮退出山東。1921-22年美國組織日本和西方九國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合作重新瓜分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1922年2月6日，與會國簽訂《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稱《九國公約》。條約主要內容有：

【1、締約各國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

2、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3、各國不得在中國謀取特殊權利而損害友邦人民的權利，不得鼓勵有害友邦安全的舉動；

4、除中國外，各國不得謀取或讚助其本國人民謀求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專利或優越權。】

該條約的實質內容是北洋政府確認美國牽頭組成的帝國主義列強聯盟宣布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它雖然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中國占有的優勢地位，卻使中國再次成為列強共同宰割的對象，還極大地消除了西方各國在侵略中國方麵的矛盾。事實上，當時美國和日本及歐洲列強仍在中國占領大片領土，建立租借，成為國中之國。但是，美國卻宣傳華盛頓會議，是美國領導逼迫日本承認中國在山東主權，維護了中國領土，當時的民國精英，大都相信這種宣傳。

 就曆史來看，美國在中國投入的文化侵略，遠超其他國家。在舊中國時代，美國就在中國廣泛開辦教會、學校和醫院，一半大學是美國建立和控製的，培養為美國服務的人才。他們很快就充斥了舊中國政府高層，主導了舊中國政府內外政策。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在回憶錄中指出，

 【“在亞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慶民國政府這樣被“研究美國的學者”滲透得如此徹底的政府。而且，也沒有哪個政府會如它一般被美國思想、援助和建議摧毀得如此徹底。重慶民國政府的所有官員，無論男女，並不是被美國人征召，供其驅使了，是他們自己主動追求美國的思想和方式”。】

孫中山曾滿懷希望地認為，西方的民主可以拯救中國，曾多次爭取美英德日等國的援助，都沒有任何結果。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反帝行動也深受標榜民主共和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阻撓甚至是武力幹涉，這是西方侵略者維護他們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的必然行動。列強的幹涉和受他們控製的國內反動勢力的反對，使孫中山的反帝革命活動和事業屢遭失敗，不得不重新考慮新的行動策略，借鑒蘇聯反帝經驗，與蘇聯合作就成了唯一選擇。

 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的新生蘇維埃政權，同樣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幹涉之苦。英法美日等14個國家聯合派軍隊入侵蘇俄，試圖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權，曾占領俄國大部分領土。直到1922年10月占據遠東部分地區的日本幹涉軍才被逐出蘇聯國土，使蘇聯成為當時唯一清除西方勢力的國家，從而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人學習的榜樣。當時西方各國不承認新生的蘇聯政權，蘇聯也急於打破西方的封鎖。因此，當同樣受困西方侵略者的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與蘇聯聯係，很快就取得了響應。

 借鑒蘇聯的經驗，孫中山領導國民黨製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殖民者，也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在蘇聯援助下，建立黃埔軍校和軍隊，很快組織北伐。北伐軍在各地工農支持下，迅速占領了我國長江以南地區，席卷了半個中國，但也觸動了國民黨內部很多人的利益，蔣介石就是他們的代表。

 因為個人的命運已經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緊密相連，在孫中山去世前，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對孫中山的思想和政策還能夠表示表麵上的擁護和支持，但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一大批民國精英，並沒有象孫中山一樣醒悟，而是迷信西方。另一方麵，蔣牽頭的國民黨集團又深受當時半殖民地經濟的影響。其主要支持者之一張靜江是從事國際貿易的大商人，是第一個在法國開商行的華人，其主要利潤來自對法貿易。蔣還曾與張等合夥在上海洋場從事股票生意，最多時獲利達830萬銀元。蔣最終在國民黨內成為第一號人物，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靠資本家和商人在經濟上的支持，解決軍費，還常常通過收買瓦解對手。但是，這些資本家和商人十分依賴西方控製的中國經濟體係，加上西方文化侵略的影響，使他們傾向對西方妥協投降。蔣在早期所寫文章中認為，日俄覬覦中國領土，必然是中國敵人，而西方不外乎經濟侵略，主張聯合英美對付日俄，其核心理念是依賴其他大國來維護國家安全，沒有信心依靠本國力量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從其一生的實踐來看，都是如此，這也是蔣得到大買辦和大商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1926年初，蔣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不久，就先後製造“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到1927年發動“4.12政變”，更是大肆屠殺工農，打擊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勢力，代表其背後的地主買辦勢力，向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宣示其投降賣國的路線。1932年初的上海抗戰，蔣不得不為保護英美利益在上海與日本打了一仗，後在美英幹預下，又與日本妥協，讓日本駐軍上海。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海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同日美國對日宣戰，9日，蔣記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本帝國宣戰。在宣戰書中，蔣記國民政府宣戰的理由竟然是日軍襲擊英美，也昭示蔣記民國政府是英美忠實走狗，以維護英美利益為第一要務。甚至在此之前，蔣記國民政府仍然按期向日本交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簽訂的庚子賠款，以便證明蔣記國民政府遵守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日本本無資源，主要依靠美英提供戰略物資，才能維持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日本軍方從事物資供應的官員總結，當時日本重要資源都仰仗進口，特別是依靠從美國進口。據華盛頓中國經濟研究會1938年統計，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最需要的鋼鐵、銅和金屬合金，90%以上是美國供應的；日本所需要的石油和石油製品幾乎全部由美英兩國石油公司供應[5](p102)。曾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於1937年10月5日給《紐約時報》的公開信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國受到美國的積極支持，美國對日本的援助是如此的有效和占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如果沒有這種援助，目前的侵略就可能被製止。1938年10月6日史汀生又在致紐約泰晤士報公開信上指出，英美製裁日本，並不需要武裝幹涉，隻要英美兩國在經濟上拒絕援助日本，日本對中國的的非法侵略將因中國英勇抵抗而失敗；第二天，該報發布社論，稱讚史氏所論代表美國大多數人意見。國會議員司克脫曾在美國洛杉磯公開集會上發表演講：

 【“請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資本家作為幫凶而殺死的。”】

民國精英後來很清楚美國幫助了日本侵略中國，也十分了解，美國並沒有對中國抵抗日本提供多少幫助。例如，1937年，總統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發表《令人失望之美國態度》，公開指責美國政府當婊子立牌坊，

 【“蓄意阻止中國獲得自衛武器。卻把汽油、輕重武器、軍用物資大量賣給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惡劣行徑“。】

1944年，蔣介石曾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到1944年6月，中國抗戰部隊沒有從美國收到一槍一彈，當時中國從美國買來的軍火，主要用於緬甸戰場，替英國人收複殖民地。由蔣介石兒子蔣緯國監製拍攝，1995年在台灣上映的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9集的解說詞，說得更加直白：

 【“至於美國，在抗戰初期其實也好不到哪裏去，民國27年底借給我們第一批貸款1千5百萬，是用桐油換來的，(民國)29年的那2千萬則是以雲南的錫來抵償。老實說，這些錢對我們的幫助遠非美國人帶給我們的災禍所能比擬的，因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軍火商還不斷將飛機零件和重型炸彈賣給日本，換句話說，在華北、在淞滬、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漢，難以計數的軍民同胞便是在美製的炸彈之下死於非命的。事實上直到1940年8月美國才完全中止對日的汽油、廢鐵、機器、以及軍用物資的輸出”。】

但是，麵對美國提供物資支持下的日本侵略，當時的蔣介石和他的留美精英組成的政府，卻迷信美國和西方承諾保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幻想美國和西方出麵製止日本的侵略，長期實施不抵抗政策[8]，致使日本多次不戰而獲，侵略野心膨脹，導致全麵侵華，使我國軍民傷亡高達3500萬，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美國又背著中國製定《雅爾塔協定》，割走了中國外蒙領土，占領旅大等港口。二戰後，更是提供了30億美元軍火等物資，遠超抗戰時期，幫助蔣介石鎮壓人民的反抗，屠殺中國人；還有表麵上聲稱歸還中國，實際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

 但是，民國精英卻大肆宣傳美國的無私援助，與美國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將中國的各項主權都交給了美國。即使在當代中國，由於美國精英在舊中國時代，通過文化侵略培養了大量美國崇拜者，在中國的主流媒體和網絡，仍然到處充斥了美國幫助舊中國的神話，如拍攝電影，將中國人流血花錢，幫英美收複緬甸殖民地的軍事行動提供物資運輸的駝峰空運，宣傳為美國人幫助中國抗日。舊中國時代最後一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在任時致力於分裂中國，卻被宣傳為幫助中國，又被精英們迎回了中國[。這都是美國文化侵略的主要成果。

[yongbing1993]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真相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

[yongbing1993]

是誰讓今天的疆獨藏獨各獨坐大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獨立勢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

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

胡耀幫等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嚴重惡果：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

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

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

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

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

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

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

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

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

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

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

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胡亂邦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yongbing1993]

評價毛主席時用了六個【如果】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貢獻在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造，在於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化探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事求是，為民造福，放眼全球，保衛中華，伸張正義，抵製霸權。以中國之貧弱，而為全球所尊重，幸賴毛澤東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本人以非凡的膽略與智慧，領導中華民族絕處重生，僅僅用了二十八年時間，就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了國內外所有強大的敵人，一雪百年恥辱，建立了新中國，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強族之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中國人民從列強的宰割與蹂躪中奮然站立起來以後，毛澤東在一窮二白，滿目瘡痍的一片廢墟之上，發下宏願：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毛澤東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翻天覆地，再造乾坤，20世紀的中國，有誰可與匹敵？

激情學子，亂世英雄，投筆從戎，馳騁疆場，能文能武，出生入死，一介布衣而得天下，古今中外有幾人？

風雲人物，蓋世奇才，為所欲為，無所畏懼，敢教日月換新天。

毛澤東一生當中國衰微之際，改造舊中國，使五千年中華推陳出新者，唯此一人耳。破舊立新，古今中外又有誰能？

毛澤東是哲學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的哲學受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影響。毛澤東不愧為革命家和政治家，推翻三座大山，創立科學社會主義製度，創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以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 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大義主張號召天下，使統一之中華獨立於世界，使列強不敢再來侵犯中華。然而當毛澤東逝世後，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又變味了。

毛澤東的新中國成立後，百廢俱興，國力恢複，官僚階級威風掃地，勞苦大眾揚眉吐氣，精神振奮，思想解放，革命成功，政治清明，為千古以來所罕見者。

毛澤東是一位罕見的軍事家。一介書生，不習刀槍，千軍萬馬，指揮若定。出神入化的軍事藝術，高瞻遠矚的軍事思想，舉世無雙的軍事謀略，取得了不可思議的軍事成就。

毛澤東的《遊擊戰》思想和《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思想簡明扼要，把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軍事哲學推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善用奇兵，頗得出奇製勝的妙訣。調動敵人，深悟兵無常形之義。《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藐視敵人》，如此氣魄，何人能及？

20世紀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殘酷的一頁，惡鬥不止，慘絕人寰，一將功成萬骨枯。縱觀人類千百年來的戰爭史，此起彼伏的苦戰，多少生靈塗炭？死傷億萬，損失空前，徒然誕生出無數軍事家，卻不足以維護世界之和平。

毛澤東勤學苦讀，手不釋卷，終其一生，孜孜以求。毛澤東的文學成就在散文和詩詞方麵堪稱中國文學史上承前啟後的大家。

毛澤東的文章詩詞，恣肆汪洋，可謂美矣！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也是一個偉大的書法家，“毛詩”、“毛書”堪稱雙絕。毛澤東的詩詞藝術和書法藝術以及他的戰爭藝術和政治藝術是統一的整體，相輔相成，互為關聯，精神獨到，意氣縱橫，盡情揮灑。

毛澤東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有巨大的成功。

毛澤東最大的功績是創立新中國。立新破舊，主張通過“大亂”實現“大治”，在解放思想、振興中華的曆史轉折時期，毛澤東的大智大勇具有掃除顧慮、開拓局麵的作用，中華民族丟掉了曆史包袱，奮勇圖新，無所忌憚，啟發思路，振奮精神，毛澤東思想對於20世紀的中華民族有發聾振聵的作用。

有學者在評價毛主席時用了六個【如果】，這一獨特的邏輯視角，收到了震聾發聵的效果：

一、【如果】回到當年的井崗山，【誰】能不能從這裏起，把紅旗在全國插遍？

二、【如果】讓【誰】重回赤水河畔，【誰】能不能把數倍於我的蔣介石國民黨軍玩於股掌之間？

三、【如果】重返解放戰爭，【誰】能不能把三大戰役打贏？

四、【如果】再來一次抗美援朝，【誰】能不能把十六國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

五、【如果】重回一九四九年，【誰】能不能在千瘡百孔的基礎上，僅用二十八年時間就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建成世界第六工業強國？

六、【如果】重回六十年代，【誰】能不能用不足十年時間，製造出衛星，氫彈，原子彈？

【如果】有【誰】能做到以上六點中的哪怕是一點，再來對毛主席說三道四也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