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馬英九怎能懂《戰爭》《和平》
馬英九的怪論：“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馬英九的確“幹錯行了，馬英九應該去演個電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較好，至少變個大色狼也比較好。“馬英九怎能懂《戰爭》《和平》？
想搞政治，必須學習一下《戰爭》《和平》的關係。人類曆史就是一部《戰爭》《和平》共存的曆史。現眼前就擺著《戰爭》《和平》的選擇。巴勒斯坦國人民不想《和平》嗎？但有《和平》嗎？發動《戰爭》的瘋子，《誰》能阻止他的《戰爭》？靠“決議“？靠“和平“示威抗議？靠娘娘腔去遊說：“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 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一六四頁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 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 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 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 礙沒有掃除得幹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 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四六九 頁
曆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 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 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 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 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 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隻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 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 頁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 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頁
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汙濁。凡 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辟道 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隻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 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 爭後獲得改造。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四七頁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頁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二 九頁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 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 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鬥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 換來的經驗，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 《“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零 零——六零一頁
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 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 黨的槍杆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 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 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頁
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隻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三 五頁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 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隻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 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 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 那時，什麽戰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戰爭沒有了，革命戰爭也沒有了，非正義戰爭沒 有了，正義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 律，出發於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誌願，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 的界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一六七——一六八頁
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 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八頁
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進一步地發展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個兄弟 國家的友好合作，並且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強團結。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願意 和我們和平相處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外 交關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 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八頁
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裏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 做些生意，製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娥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八頁
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隻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 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麽辦法呢？我先是說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 不起來，現在再就如果發生了戰爭的情況，作了這些補充的說明，這樣兩種可能性 都估計到了。 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 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中的引語
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於這個問題，我 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 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
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 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 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 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 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麵，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製 度全部崩潰。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五頁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 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 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 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 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 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零——一四九一頁
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複陰謀 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於被 動的地位。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選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頁
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 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 譴他們的走狗鑽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 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 港。隻要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 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選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頁
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曆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我們 應當把世界進步的情況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傳，使人民建立起勝利的信心。 《關於重慶談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六 二頁
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誌，任何鬆懈戰鬥意誌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 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五頁
沒有武昌起義，沒有北伐戰爭，沒有中原大戰，能有中華民國嗎？
沒有抗日戰爭，中國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贏得抗戰勝利嗎？
沒有三年解放戰爭，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把偽政府中華民國驅出大陸到台灣嗎？
沒有一係列的殖民戰爭，英國能成“日不落帝國”嗎？
沒有二戰勝利，美蘇能成為超級強國嗎？
這就是戰爭贏家們。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大都以戰爭取勝才能上台。
馬英九為台灣反對大陸“武統”找借口。
馬英九：戰爭沒有贏家。要大陸要把刀槍入庫，不要大兵壓境，不要在台灣周邊軍機飛、軍艦遊。
馬英九：“和平沒有輸家。”
因為馬英九國民黨隻講“和平”，不講統一。兩岸一直保持現狀，永遠”和平“分裂。然而一邊一國擁抱台獨，並在台獨路上狂奔。
這種現象，永遠存在，沒有完成中國統一，《輸家》就是習近平。當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輸家就是中華民族。贏家就是不支持統一、隻要“和平“的馬英九國民黨，贏家就是搞台獨賴清德民進黨。
走資派習近平特色政府這邦《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真要團滅中國共產黨用生命和鮮血爭取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在立國時的一窮二白，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政府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台灣蔣匪的轟炸破壞，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稱作《插場、插隊階段》。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並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其中第39條規定：“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七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有獲得就業的機會。除了在城市能夠就業的以外，他們的就業途徑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參加農、林、牧、漁各種生產事業和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除了城市失業人員，還包括未升學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指明了他們就業的方向。規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鄉”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條修改為第38條，內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到1960年4月，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正文有關“下鄉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動。至此，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思路以“國家發展綱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將“精簡職工和精簡城市人口”的運動與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結合在一起進行動員，但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運動的特點，使得動員城市青年下鄉的工作得以逐步推進，逐年進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鄉的方向以滬郊為主，到了1958年則以外省安置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場為主。經過數年安置實踐，到1962年，國家確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三種主要方式：插隊落戶；建立集體所有製的生產隊、農牧場；到國營農、林、牧、漁、礦插場，或創建新場等。
1962年6月，為協調城市知識青年插場，成立了副部級的農墾部安置辦公室。12月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主任譚震林統籌領導。半年以後，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組建專門辦事機構，這標誌著上山下鄉問題正式提到黨、政重要工作議程。
1963年6月，國務院召開“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會議決定：今後15年內，每年大約有100萬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參加農、林、牧、副、漁業生產；下鄉學生年齡可以由18歲放寬到16歲，條件是能夠獨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隊，其次是插場，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國營農、林、牧、漁場等。
到年底統計，自1961年以來，全國各地共動員下鄉知識青年14.87萬人，其中到國營農場的11.51萬人，占總數的77%。這些知識青年同老職工一起，在艱苦的地方擴建、新建400多個農、林、牧、漁場，蓋起42萬平方米的住房，開荒4.13萬公頃，播種3.20萬公頃，擴大育林麵積7730公頃，擴大水產養殖麵積1.03萬公頃。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國務院召開“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經驗交流會”。在會議上分別交流了成戶插隊、集體戶插隊、分散插隊，以及上海市組織跨省插隊的經驗等，就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問題進行細致的分析研討。這標誌著中央對城市青年下鄉安置方向的轉變。
隨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匯報。在會議上鄧小平說：城市知青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麽得了。
周恩來總理也發言說：我們腦子裏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就要從這裏出發。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的指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
大批城市知青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於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於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時，這樣做，也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青開辟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發布《關於落實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計劃的報告》，1964年安置人數為78.6萬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的65.4萬人，占83.2％；國營農、林、漁場安置12.8萬人，占16.4％。按插隊人數的千分之六配備4000名安置工作專職幹部等。另據《四川知青史》記載，四川省在1964年下鄉的城鎮知青37763人中，插隊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辦場和國營農場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國家將插隊定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後，每年插隊安置費標準是，南方地區每人185元，北方地區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綜合各大區的安置計劃是：1966年計劃動員下鄉67萬多人；“三五”期間計劃動員下鄉366萬人；15年內全國計劃動員下鄉1100-1200萬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
《人民日報》在1965年期間連續發表社論，強調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指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是黨的一項長期方針，決不是一項臨時措施和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今後長期要做好的一項“具有革命的戰略意義的大事情”。
知青下鄉的“革命”意義主要是：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增加農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產主義萌芽，防止產生修正主義，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統計，全國各地共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知青196.9萬人，返鄉知青達4000多萬人；這些知識青年95％以上初步穩定在農村。國家支出安置費9.87億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間，共有16.4萬人上山下鄉。具體去向以新疆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滬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艱苦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一大批知青先進集體和模範人物在全國各地相繼踴現出來，如1955年回鄉務農的呂玉蘭，1958年回鄉務農的邢燕子，1961年回鄉務農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隊落戶的侯雋等等，他們的優秀事跡通過黨報的宣傳，鼓舞了全國各地已經下鄉和尚未下鄉的知識青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決心，對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起到推動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的社論，鼓勵有誌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進人物為榜樣，投身到農業戰線“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同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在艱苦中鍛煉自己，在勞動中創造真正的幸福，成為能夠經得起風霜、挑得起重擔的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時期樹立的城市知青先進典型還有天津的王培珍、趙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錦文、張韌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親自觀看了河南省豫劇院演出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現代劇《朝陽溝》，讚揚《朝陽溝》是“近年來戲曲舞台上出現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戲”。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邊進餐，表達了偉大領袖對全國知識青年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杜編輯出版了《在廣闊的天地裏》報告文學集，文集載有邢燕子、宋喜明、劉品、王敬璋等十名先進知青的事跡。此後，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出版物大量出現。
10月1日，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反映上海知識青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生活的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激起巨大反響，而且使上山下鄉成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榮事業，在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鄉的高潮。
1966年3月，黨中央為了表彰知識青年，特意邀請200名先進知青代表參加國慶觀禮。譚震林接見這些知青代表們時說：“農業很重要，沒有農業就沒有工業。農業要現代化，你們有知識，要研究如何現代化。你們下鄉不是簡單地為農村增加幾個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術帶下去。農村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以後，中央各部委根據中央的安置規劃，紛紛製定各項法規製度和配套措施，為保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立政策體係。
前後公布的法規計有：糧食部《關於城市下鄉青年糧油供應工作的幾項規定》；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關於在高寒地區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冬裝補助問題的通知》；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製委員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機構的編製及其經費分配的通知》；財政部發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支出預算指標和預算管理的通知》；財政部、林業部發布《關於國營林場安置經費結算問題的聯合通知》；財政部、中國農業銀行《關於1965年安置經費管理的幾項規定》；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委聯合發布《關於增加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工作機構編製的通知》；中國農業銀行發布《關於監督支付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安置經費的通知》。
關於加強輿論宣傳，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糧，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動員子女上山下鄉，以及粗暴對待知識青年，歧視、打擊、汙辱知識青年，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犯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等。
從吃糧補貼、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醫藥費用補助等；從生活用具到生產資料；從近期到長遠，事無巨細，無不周到統籌，關心備至，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青年一代的關心，體現了黨和政府將上山下鄉運動作為國家長遠的發展戰略的決心，也為此後實施全國範圍的大規模上山下鄉準備了社會基礎、物質條件，以及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上山下鄉政策體係。
新中國的政策體係，歸根到底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實現社會主義製度而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法規、措施等，直接反映社會現實，規範社會行為，推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整合，服務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部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是比較特殊的，原因就在於它的本質是青年運動，而青年正是社會上最活躍、最熱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複雜、思想可塑性強的群體，這就決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既有長遠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論事的應對性，以及政治導向多於具體扶助等特點。
《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大致經曆了上述幾個階段，通過十多年艱苦曲折的社會實踐，從一般性號召到逐步形成政策體係框架，終於由單一的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逐步匯合形成農村知識青年與城鎮知識青年一起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大奇觀，帶動整個中國農村麵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有了開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社會條件、群眾基礎和實踐經驗，才有了《文革》期間動員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可行性。
常瀏覽您的博文 ！都寫得很好 ！
我從博文中了解到了不少大事件發生的真情 ！多謝傳播 ！
您真是有作家的風範，寫了如此多的長篇大論 ！佩服 ！
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爭的寶貴經驗。
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史冊上的光輝篇章，有豐富而寶貴的現代化戰爭的經驗。認真研究其經驗，特別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卓絕的軍事戰略指導經驗，對於加強人民解放軍建設和奪取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根據朝鮮戰場的實際情況，製定戰略指導方針，適時進行戰略轉變，爭取和掌握戰爭主動權。毛澤東曾指出：一切戰爭的敵我雙方，都力爭在戰場、戰地、戰區以至整個戰爭中的主動權，這種主動權即是軍隊的自由權。抗美援朝戰爭中，麵臨著新的敵人、新的戰場，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美軍將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近半數投入朝鮮戰場，實施陸、海、空聯合作戰，火力強，運動速度快，戰場激烈緊張，變化急速。中央軍委、毛澤東從朝鮮戰場上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出發，著眼於朝鮮戰爭的特點和發展，及時製定戰略指導方針，並適時進行戰略轉變，實行正確的戰略、戰役指導，因而爭取和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毛澤東根據參加的這一場國際性局部戰爭的特殊的曆史條件，在誌願軍作戰之初，於1950年10月23日，即提出“我們應當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的戰略指導方針。毛澤東之所以提出“穩”和“爭”的戰略方針，是因為這場戰爭比人民解放軍曆史上進行的曆次戰爭更為複雜和艱巨。不打冒失仗，不做那些辦不到的事，避免大的失誤和風險。這一方針是正確的，誌願軍的作戰始終遵循了這個戰略指導方針。
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之初，中央軍委曾估計敵人占領平壤、元山線後繼續向北推進時，尚需一定時間，並根據誌願軍初次出國作戰，情況不明、人地兩生、裝備落後等情況，決定誌願軍入朝後采取以積極防禦、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以反擊、襲擊、伏擊來殲滅與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的作戰指導方針，即先在北朝鮮的龜城、泰川、球場、德川、寧遠、五老裏一線，利用易守難攻的有利地形組織防禦，製止敵人進攻，穩定戰局，以爭取時間，掩護朝鮮人民軍北撤整頓，為爾後作戰創造條件。
中國人民誌願軍在入朝之前，根據朝鮮敵我情況的地理環境，確定第一個時期采用上述作戰方針和作戰形式，無疑是穩妥的。但是，在誌願軍10月19日入朝後，敵人前進甚速。10月20日，西線南朝鮮第2軍團已進到順川、成川和破邑之線，距離軍隊預定防禦地區隻有70～100公裏；東線南朝鮮軍首都師已進占預定防禦地區五老裏、洪原等地。而誌願軍已過江的5個師剛剛到鴨綠江南岸，距離預定防禦地區還有120～270公裏，已不可能先敵到達預定地區。此時，敵軍尚未發現誌願軍入朝，正大膽冒進，兵力分散，而且中路南朝鮮軍3個師態勢突出，其東西線之間敞開一個80餘公裏的大缺口，利於誌願軍利用突然性，從運動中各個殲滅。
根據戰場情況的新變化，毛澤東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於10月21日電示誌願軍改變原定先組織防禦的計劃，決定利用戰略上突然性采取在運動中各個殲敵的作戰方針，迅速實施戰略反攻。彭德懷遵照其電令，迅即於21日21時改變部署，決定以一部分兵力阻擊東線之敵，而集中主力於西線，誘敵深入，從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先打南朝鮮軍，後打美、英軍。
中國人民誌願軍在開進中及時變更部署，捕捉戰機，先機製敵。10月25日，誌願軍一部在溫井與敵遭遇，初戰獲勝，揭開了入朝作戰的序幕。交戰後誌願軍采取了分途殲敵、逐步擴大戰果的戰法，掌握了戰役的主動權。經過連續13個晝夜的艱苦作戰，首戰告捷，殲滅敵1.5萬餘人，使軍隊在朝鮮站穩了腳跟，把瘋狂進犯的敵人從鴨綠江邊，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戰役後，彭德懷及時總結了初戰勝利的經驗，提出了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敵後遊擊戰相結合的戰略方針。誌願軍照此方針，於11月下旬至1951年6月初，又連續實施了4次戰役，連戰連捷，將戰線推進並穩定在三八線附近，為奪取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1951年6月上旬，經過5次戰役，殲滅敵軍23萬餘人，給敵以沉重打擊，剝奪了敵人的戰爭主動權，迫使敵人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接受停戰談判。這時，從軍事上看，中朝在兵力數量上雖占優勢，總兵力共達112萬人，敵我兵力對比1∶1.6，但在技術裝備上仍處於異常懸殊的劣勢，敵人有輕迫擊炮以上火炮3560餘門，坦克1130餘輛、飛機1670餘架，艦艇270餘艘。誌願軍僅有少量的坦克和飛機，火炮的數量、質量亦遠不如敵人。製空權、製海權完全握在敵人手裏。敵我裝備懸殊，暫時還不可能圍殲敵軍重兵集團，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全部消滅或將敵人趕下大海去；而且朝鮮地形狹長，回旋餘地不大，打運動戰受到一定限製；特別是第五次戰役後，敵退守三八線，利用朝鮮地勢狹窄的條件，收縮戰線、調整部署，兵力、火力更趨集中。
在這種情況下，如按前一時期的方針打下去，顯然是不利的。根據戰場出現的新的情況，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及時提出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戰略指導方針，和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作戰指導思想。由過去的運動戰轉為實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陣地戰。這一戰略轉變，在戰爭指導上正確地解決了是持久還是速決的這個重大問題。在這個戰略方針指導下，就能利用朝鮮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構築堅固工事，更有效地發揮作戰特長，打小殲滅戰，成排、成連、成營地殲滅敵人。陣地戰時期，誌願軍依托堅固的坑道攻勢，既可以同具有現代化裝備的敵人屹然對峙，不斷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敵人的瘋狂進攻，又可以積極反擊敵人，大大減少傷亡（每天傷亡減少41.6%），把戰線步步向前推進。
連侵朝美軍總司令克拉克和第8集團軍司令範佛裏特也不得不承認：“敵人的防禦工事實在太鞏固了。原子彈在朝鮮作戰術性的使用，大概也不會發生效力。”陣地戰，使誌願軍牢牢地掌握了戰場主動權，達到了最後戰勝敵人的目的。
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鬥爭融為一體。戰爭從來都不是單純的武裝力量的對抗，它包含了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至文化的各個方麵的鬥爭。
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大的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它帶有國家集團和國家集團間的戰爭性質。所以受政治、外交因素的製約更為明顯。聶榮臻元帥指出：抗美援朝戰爭是軍事、政治、外交、文化等各種鬥爭的總體戰。在這場戰爭中，美國一方麵極力企圖扼殺朝鮮人民的革命力量，進而為擴大戰爭作準備；另一方麵，在當時兩個陣營（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壘的狀況下，它進行這場戰爭又不能不受其全球戰略的製約，自然便出現了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打與談交織進行的現象。
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爭其鬥爭的特點是：政治、外交鬥爭不但表現在戰爭之前，而且貫穿於戰爭全過程。其表現形式亦隨著戰爭的發展而發展，而每一形式又有著各種不同的新內容。戰爭的前一階段，主要表現在國際外交方麵的鬥爭，而後一階段，主要表現在曆時兩年多的談判與戰鬥同時較量。但是政治、外交鬥爭的勝利要以軍事鬥爭為後盾，必須有作戰行動相配合。
中國人民誌願軍，麵對強大而蠻橫的對手，同它進行政治、外交鬥爭，無疑是非常困難的，經過尖銳的軍事較量，它才講一點理。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過程中，中共中央始終貫徹了“能戰方能言和”的思想，堅持了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雙管齊下的方針。誌願軍參戰之前，采取“先禮後兵”的原則。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即以陸、海、空軍大舉侵入朝鮮，同時用武力霸占了我國的領土台灣。在美軍入侵朝鮮的第3天，毛澤東即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國的嚴正立場，指出：“全世界各國的事物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能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隻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和堅決的反抗。”中國人民“既不受帝國主義的利誘，也不怕帝國主義的威脅”。
毛澤東號召：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在表明了我國的政治立場以後，立即在軍事上作了應變的準備。9月中旬，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並加速向北推進時，周恩來對美國發出了嚴正警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為爭取避免出現中國被迫出兵的情況，中國決定通過外交途徑向美國再一次提出警告。10月2日深夜，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印度轉告美國：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一定要管。但是，美國無視中國的警告，於10月7日越過三八線，並向中朝邊境瘋狂冒進。麵對美國的瘋狂挑釁，中國人民忍無可忍，隻好舉起反侵略的旗幟來製止美國的侵略，用戰爭來保衛和平。
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之後，同敵人在軍事和外交兩條戰線上進行了尖銳的較量。誌願軍進入朝鮮後及時地捕捉戰機，第一仗就把敵人由鴨綠江邊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敵人遭到第一次軍事打擊後，美國在聯合國誣蔑中國人民誌願軍是幹涉朝鮮，是侵略。這樣，我國又在聯合國與美國進行了第一次較量。為了闡明中國抗美援朝行動的正義性，我國又派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表演說，控訴美國侵略我國台灣和武裝幹涉朝鮮的罪行，指出中國人民誌願軍的行動是完全合理的和正義的，同時再次重申了中國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主張。我國代表在聯合國講壇上義正辭嚴的發言，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國完全處於被告地位。
這是中國在聯合國第一次與美國交鋒。這次外交較量，我國獲得了重大的勝利。人民誌願軍入朝至1951年6月，連續發動了5次戰役，把敵人打退到三八線，敵人付出了重大傷亡，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在敗退中喪命，總司令麥克阿瑟被撤職。美國統治集團承認：朝鮮戰爭是個“無底洞”，“看不到聯合國軍有勝利的希望”，隻好接受停戰談判。當時《美國新聞與世界導報》不禁慨歎地說：“一個美國司令官，在美國政府的命令下揮起白旗前去和敵人談判，在美國立國175年的曆史中，這是第一次。”停戰談判的局麵，是軍事鬥爭的勝利造成的。
1951年7月，敵我雙方在三八線上開城進行停戰談判後，美國並不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因此談判一開始，它便采取了拖延和訛詐的政策，不肯公平合理地解決朝鮮問題，企圖用談判來掩護軍事進攻，以軍事壓力來迫使誌願軍屈服。因而戰場上便出現了邊打邊談、軍事鬥爭與談判鬥爭交織進行的複雜局麵。針對這種情況，彭德懷提出了“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的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誌願軍又以新的形式同敵人在兩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較量，即麵對麵的桌上談判和槍對槍、刀對刀的戰場較量。
當談判進入軍事分界線這一實質問題的討論時，美國以所謂的“謀求海空優勢的補償”為借口，妄圖將軍事分界線劃入誌願軍陣地後方，不戰而獲得1.2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這一無理要求遭到我方駁斥和拒絕後，美方便狂妄地發出了“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的叫囂，連續發動了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誌願軍堅決地粉碎進攻後，它回到了談判桌上來。之後，又以沿海島嶼不受軍事分界線限製為由，企圖強占朝鮮北部沿海島嶼。針對這一情況，誌願軍以軍事進攻收複了這些島嶼，粉碎了敵之無理要求。
1952年，美方又在戰俘遣返問題上進行訛詐，拖延將近一年。為了配合這一談判鬥爭，中國人民誌願軍於1952年秋進行了全線性的戰術反擊作戰和上甘嶺戰役。接著於1953年春迅速做好反登陸作戰準備，粉碎了敵人的登陸冒險。敵人又被迫於1953年4月回到談判桌上來，恢複了停戰談判。可是，當停戰談判接近成功之時，敵人又進行阻撓，李承晚集團竟公然強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員，破壞停戰協議的簽字。為了促進停戰的實現，誌願軍又發動了1953年夏季攻勢，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美方被迫於7月27日同我方簽訂了停戰協議。
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證明，《談判》的局麵是軍事鬥爭勝利造成的，同樣，《停戰》的實現也要靠軍事鬥爭的勝利來爭取。但是，《軍事鬥爭必須服從政治鬥爭，政治鬥爭必須靠軍事鬥爭來配合。》
《停戰》《談判》的實現也要靠軍事鬥爭的勝利來爭取。
《軍事鬥爭必須服從政治鬥爭，政治鬥爭必須靠軍事鬥爭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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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最高榮譽獲得者幾乎都是基層指戰員。
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授勳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雖然在1955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勳章獎章條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大批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指戰員以一、二、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獨立自由獎章”，但由於這種授勳是“普遍授予”，即達到一定職級並滿足一定條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均按該條例授予相應的勳章或獎章，其主要屬性是紀念性質，而不是因具體戰功或典型事跡的記功性質。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武裝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具有記功性質的最高榮譽，是授予英模稱號。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英模辭典》記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工隊和脫產的地方武裝）抗戰期間共授予183人英模稱號，除營職2人、團職2人外，占97.81%的是基層指戰員、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與蔣介石國民黨抗戰象征最高榮譽的勳章多授予高級將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樹立代表最高榮譽並廣為宣傳的抗戰英雄模範有著鮮明的基層指戰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抗戰英模以基層指戰員為主。在抗戰期間我軍授予的183名英模中，有150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的指戰員，其中，連以下指戰員146人，營職幹部2人，團以上領導幹部隻有晉察冀軍區組織部長王宗槐和冀中軍區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2人。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馬立訓，有掩護群眾突圍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在基層連隊，有“劉老莊連”、“馬定夫連”、“任常倫連”;在基層指揮員中，有港九大隊短槍隊神槍手劉黑仔，等等。
由此，昭示了國共兩軍依靠階級基礎的根本不同。
狼牙山五壯士幸存者宋學義、葛振林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大量表彰民兵和普通群眾中的抗戰英模。除了上述150名正規部隊的指戰員被授予英模稱號外，還授予30名民兵和3 名普通群眾以英模稱號，這兩項合計為33人，占抗戰英模總人數的18%。這其中的民兵英雄有山東海陽縣 “地雷大王”於化虎，“太行地雷大王”王來法，河北曲陽縣“太行勇士”李殿冰，懷來縣“奪槍英雄”師勝生，“首創赤身戰術的民兵殺敵英雄”李金和及李新雲，女民兵“神槍手”馮鳳英；還有普通農民群眾中的“子弟兵母親”戎冠秀，“冀中子弟兵母親”聶大省，等等。
僅此一條，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開創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中國人民解放軍子弟兵母親戎冠秀。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抗戰英模事跡類型覆蓋麵寬。不僅包括戰場上的“偵察英雄”、“孤膽英雄”、“刺殺英雄”、“殺敵英雄”、“爆破英雄”、“爆炸模範”、“地雷大王”、“登城英雄”、“救護英雄”、“單臂英雄”、“單手戰鬥英雄”等，還包括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和根據地建設工作中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以及“模範共產黨員”、“模範指導員”、“愛兵模範”、“模範學員”、“文化學習模範”、“青年英雄”、“勞動英雄”、“造紙英雄”、“生產模範”、“群眾工作模範”、“模範醫務工作者”、“戰郵模範”、負傷致殘回鄉生產的“榮軍旗幟”，等等。
這一切，不是人民軍隊是無法具有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草根”英模“草根”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一整套政治工作製度，其中包括群眾性的“立功運動”和“戰評”製度，而“戰評”製度的內容之一，就是組織廣大指戰員評選戰鬥功臣，並在功臣中進一步評選“英雄模範”。
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再次強調：“從軍隊中、農村中、工廠中及政府等機關中，用群眾民主選舉的方法，選出優秀分子，充當戰鬥英雄，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給予獎勵與教育。經過他們去鼓勵與團結廣大的群眾。這種製度，對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提高農業及工業的生產力，提高政府機關及其他一切機關的工作能力，數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是極有效果的，各地應該普遍地推廣這一運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草根”英模占領輿論陣地。在毛澤東旗幟指引下，舊中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英雄形象被徹底顛覆了，“草根”英模形象開天辟地占據了文學、文藝舞台。在那個勞苦大眾翻身解放揚眉吐氣的年代，普通戰士“狼牙山五壯士”、河北省淶源縣上莊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等“草根”英模，紛紛進入學校課本，致使他們的名氣遠遠大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大多數高級將領，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還有根據真實人物真實事跡改編的影劇《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鐵道遊擊隊》《小兵張嘎》《節振國》《八女投江》等，更是讓毛澤東“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深入民心。
有資料披露，解放初期中共中央曾有規定，宣傳英雄人物原則上限製在連以下指戰員。不論這條消息是否準確，但實際情況真是這樣。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對“草根”英模備加關愛與精心培養。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冀東軍區所屬開灤煤礦礦工特務大隊大隊長節振國。據《節振國傳奇》作者、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王火先生回憶，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當年赴延安時，曾經向毛澤東主席專門匯報過節振國的事跡。
毛澤東當即指示：“像這麽好的工人遊擊隊長，應該好好保護。冀東地區抗日鬥爭很殘酷，不要讓他犧牲了。”
遺憾的是，節振國此時剛剛犧牲，隻不過日本鬼子和漢奸不敢相信，還在繼續搜尋令他們膽寒的“白臉狼”冀東抗日英雄節振國。
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英模多為基層官兵和平民，並非共產黨軍隊的將領中缺少英雄。恰恰相反，從整體上比較國共兩軍將領，論智、論勇、論德，中國人民解放軍都遠遠在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之上，且英傑輩出，將星璀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稱號，不是什麽“謙虛”問題，完完全全是人民軍隊的性質及其“人民史觀”決定的。有人考察過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的立功條例，結果發現，對領導幹部立功的約束條件，越往後，越嚴格。
兩種英雄觀和兩條抗戰路線的昭示。
中國廣大民眾受封建等級觀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級秩序的壓迫，有幾千年的曆史和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宣傳平民抗戰英雄的做法，即便基於西方學者“人性論”的角度，也無可否認其解構舊中國等級秩序和等級觀念方麵的啟蒙意義。
這，也是否定中國革命的走資派右派“公知”最不願正視的基本史實。
解讀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抗戰英雄精英主義特色的緣由，我們不妨借助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中華民國史》所引用的史料：
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饑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據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著書記載，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於死亡”。美軍包瑞德上校則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裏，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
1941年蔣介石國民黨在重慶抓壯丁入伍。
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更是憤慨：
“整個國民黨的軍事係統終於暴露了它虧待士兵的可怕後果。……抗日戰爭期間，軍官們的貪汙行為就已經十分猖獗。國家資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經無望時，這一現象依然如故。”
麵對蔣介石國民黨高級將領的腐敗行經，司徒雷登甚至“惡心透了”!
不難想象，在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當維持士兵生命的食品都要肆無忌憚地盤剝，代表國家“最高”和“次高”榮譽的勳章，又如何能拱手相送？
10年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期間，某報發表了關於“川人抗戰”的一係列文章和討論。其間，刊登了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陳辭：
“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你，不到萬分之一。”“中間也有逃兵，但都是個別的。”還鄉團總是篡改曆史美化蔣匪。
在包括一些主流網站在內的大量網站和論壇上廣為轉載、轉貼的《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願去的》中，流沙河甚至斷言：《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謗舊社會”！
針對流沙河的謬論，有作者曾專門撰寫了《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兵役科長之子流沙河的抗戰回憶》予以批駁，用大量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及軍政要員、美國記者和美國國務院的公開史料，展示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欺壓老百姓、殘酷虐待士兵種種劣跡。
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公布抗戰八年全國實征壯丁1405萬人（注：抗戰八年實征壯丁可能不止1405萬人，因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唐縱1942年9月5日日記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抗戰前5年實征壯丁年均200多萬人，抗戰最後三年實征壯丁年均才100多萬人，這不合情理，因為大量基層的史實表明，抗戰最後兩三年征兵數量大幅度增加）。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抗戰期間出任紅十字會會長，在視察役政情況後向蔣介石報告：“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
某“統兵大員”（可能是陳誠）認為，合格入伍者不到十分之一。這說明，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在一千萬左右。
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遠東首席記者、普利策新聞獎金獲得者白修德著書記載： “在許多區域裏，最後能到達前線的壯丁還不及入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國民黨的壯丁營如同納粹集中營。
白修德甚至斷定：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壯丁!
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處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格蘭姆·貝克著書強調：被國民黨政府“浪費了生命的人卻約計千萬之上”。
蔣介石國民黨的“精英主義”英雄觀與中國共產黨“民本主義”英雄觀的立場分野，聯想抗戰期間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區殘酷虐待士兵的種種慘劇，不能不使人更深刻地體會到階級壓迫的殘酷。
朱德在1945年4月25日在《論解放區戰場》一文中，關於蔣介石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條抗戰路線區別的經典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症結所在。
《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症結所在。》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全民總動員、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積極打擊日寇出發，從團結軍民、團結官兵出發，從團結一切友軍出發，從積極打擊敵人增強自己的戰略戰術出發，這樣就構成了一條中國人民的抗日的軍事路線，這是解放區戰場獲得勝利的關鍵。
《這是解放區戰場獲得勝利的關鍵。》
不難看出，兩種英雄觀代表了兩條抗戰路線，其背後的政治立場分野是鮮明的。否定這一點，不管其主觀意圖怎樣，客觀效果則是粉飾殘酷的階級壓迫。
“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
在走資派篡權改革開放後，在《包身工》課文被刪除的同時類似“窯奴”事件又不斷出現在今天走資派的特色社會裏，堅守民本主義英雄觀的史學陣地和輿論陣地，對於堅持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意義深遠，且任重道遠。
《讓寒門子弟當炮灰》的不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
《讓寒門子弟當炮灰》的是大陸的走資派。
《讓寒門子弟當炮灰》的是曆任的國民黨，尤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最嚴重。
走資派篡權改革開放後國民黨的《還鄉団》回來了，走資派就是一部分《還鄉団》。
如今中國大陸話語權在走資派《還鄉団》們手上。走資派《還鄉団》們是為資本家權貴服務的。如今中國大陸又讓《讓寒門子弟當炮灰》了。不但當《炮灰》，還當傭人，保姆，保安，農民工，下等人等。
1943年夏天，時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共計170多名，到重慶複興關中訓團開會。會議期間，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報告中稱：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征出的壯丁將近1 200萬人，其中四川征出220萬人，河南、湖南兩省各征出約150萬人，其餘各省征出一百萬或幾十萬不等，甘肅、寧夏因為人口少僅各征出十多萬人。
程澤潤報告4年期間總共征出1 200萬壯丁，本來是作為兵役機構成績來宣揚的，不料，當場受到何應欽的置疑：全國軍隊包括警察在內也不過700萬人，而征出的新兵數卻比此數大得多。至於傷亡，根據各戰鬥部隊報告，綜合起來也沒超過240萬人。你們征了1 200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麽原因?
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軍事會議。會議製定的“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側重於整訓部隊，恢複和培養戰鬥力”。中國軍隊242個師、40個旅(特種兵在外)的整訓內容，“主要是加強教育訓練與改定部隊編製兩大方麵”。就是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國民黨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任務。
如此，何應欽的“壯丁賬”若繼續算下去，能讓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這4年中，將近1 000萬的抗戰壯丁神秘地失蹤了。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現眼前就擺著《戰爭》《和平》的選擇。巴勒斯坦國人民不想《和平》嗎？但有《和平》嗎？發動《戰爭》的瘋子，《誰》能阻止他的《戰爭》？靠“決議“？靠“和平“示威抗議？靠娘娘腔去遊說：“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寧可錯殺不可放過》是誰說的？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的？《是誰說的》還重要嗎？《是誰說的》己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誰做了》。
《幾千個人的一個醫院裏混進了敵人，就對整個醫院狂轟爛炸》。《幾百個人的難民營裏發現有敵人，一導彈全給滅了》。《十幾個人坐在救護車裏，據說有一個敵人，全車人歸天了》。還有多少？不得而知。幾百萬人一直居住的地區，發一通知要求離開，不離開被狂轟亂炸死了的自認活該。
沒有誰承認《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了。而是做了。還有無所條理由說，該這麽做。理由之一是：裏麵有敵人。打仗就是要徹底完全消滅敵人，有錯嗎？戰爭是殘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過有看點的是：近期發生兩場大的戰爭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標準。
當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製定的。《人》分階級。各自都可製定出法律來對付對方。誰掌權誰說了算。因此，法律沒有泛人類的。就如《愛》一樣沒有泛愛。
翻開近代史，《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事例很多。有一個共同點是：不說！隻做！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是不亂殺的。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都不殺。《優待浮虜》。
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來自於《孫子兵法·謀攻》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瑰寶之一，具有高超的戰略策略，在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展現了毛主席的獨有智慧。
毛主席主張總體上優待俘虜，根據戰俘的表現和意願予以釋放、量才錄用或者特別處理。無論是在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對內戰爭，還是對外戰爭，都充分體現了戰時人道主義精神，在宣揚我軍“正義之師”的同時，壯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成為我黨的一把鋒利武器，為贏得戰爭、鞏固政權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今天，我們一起梳理毛主席戰俘思想的形成、發展曆程，從中學習毛主席的另一個偉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被動寬容”。
土地革命戰爭長達十年，每次戰鬥無論孰勝孰負，都免不了有對方的俘虜。如何對待俘虜，不僅是人道主義問題，而且是贏得戰爭的策略問題。
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深知曆朝曆代興衰的規律，在領導武裝鬥爭之初，他就曾明確規定：不搜拿俘虜的財物，不打罵、不侮辱俘虜，給俘虜與紅軍戰士一樣的物質待遇，發路費給要求回家的俘虜等。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遭受重創後的秋收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分戰士麵對秋收起義的慘狀，產生了消極情緒。
毛澤東當即做出規定“凡不願意留隊者，可以回到農村去工作，一律發給五塊錢的路費，並開具介紹信”。
這一規定是毛澤東有關處理俘虜思想的重要根據。內戰雙方的士兵，幾乎都來源於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幾乎都是為生活所迫而“當兵吃糧”或參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當人對待，這一方的士兵就願意衝鋒陷陣。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紅軍，瓦解國民黨軍隊，毛澤東製訂了處理俘虜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到達遂川，在此活動期間，針對部隊的種種不良現象，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了六項軍紀。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
“不搜俘虜腰包” 這條規定，旨在尊重俘虜的人格和保護俘虜隨身攜帶的錢財或貴重物品。
這項規定很快運用於戰爭實踐。1928年2月18日，紅軍與敵軍500餘人（朱培德部一個營和靖衛團）在寧岡新城激戰，全殲該敵並俘虜100餘人。
在返回根據地的途中，個別戰士打罵俘虜。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不久，即製定了既尊重俘虜的人格，也保障俘虜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去留問題上尊重俘虜意願的4條政策。
它的實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虜視作誤入歧途的難兄難弟。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遠在異地他鄉作戰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費，也很難順利回到家鄉，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視或迫害。
因此，對這些俘虜而言，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來當紅軍。
據盛仁學等回憶，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紅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的第八項，即優待俘虜項。
另據老紅軍楊至誠回憶，1928年4月“毛澤東同誌曾有這樣的指示：在戰場上抓到俘虜，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有傷的還要給治療；願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願意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由此可見，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主要是毛澤東製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澤東所部就已執行了較為明確、係統的優待俘虜政策。
優待俘虜政策，對創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槍炮無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
這種優待俘虜的做法，打破了敵入“共匪見人就殺”的惡劣宣傳，尤其是敵方中下級軍官，如營長、連長、排長俘虜過來後，經過一番宣傳，有些返回敵方後，不僅起到擊破敵軍謠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敵軍的鬥誌。
在革命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有些願意留在紅軍的俘虜，給紅軍提供了兵源。
1928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紅軍最初的起義部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從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虜兵中改造補充。甚至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是“俘”來即用。
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匯報紅軍士兵情況時提到“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
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紅軍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許多俘虜在寬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紅軍部隊，俘虜甚至在紅軍人數中占了很大比例。
對此，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的楊池生對此辦法有“毒矣哉”的感歎。
另一方麵，在革命的初始階段，由於戰鬥傷亡和井岡山地區人煙稀少等原因，紅軍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虜之外，兵源難以得到補給，此種政策的實施，也是萬般無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留下來”、“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
他強調對俘虜應“不搜身”、“不侮辱”，進行宣傳教育，並實施與我軍一視同仁的生活、 醫療待遇等，認為這是對敵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必須讓全軍高度重視。
會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對優待俘虜問題做了四項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確立。
1930年6月，毛澤東又主持製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從戰略策略的高度以條例的形式對訓練和教育俘虜兵做了具體規定。
1936年3月2日，鑒於個別紅軍戰士對被俘的軍官有剝衣服等侮辱性舉動，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等紅軍將領，重審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要求加大優待俘虜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體戰士明白其中的戰略意義，以真誠的態度歡迎俘虜參加紅軍。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聯名致電彭德懷等，要求“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並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棄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聯絡交通”。並將投誠的敵軍官兵和各紅軍部隊在前線的俘虜全部送到後方，由軍委加以訓練。這為處理俘虜確定了量才錄用的重要原則。
據統計，從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僅兩年多的時間，紅軍共殲敵五十一萬餘人，其中俘虜將近二十萬人。絕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改造後參加了紅軍，這既壯大了紅軍，又在無形中削弱了國民黨軍。
另外，正確的俘虜政策不斷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
革命隊伍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毛澤東優待俘虜的策略，盡管紅軍遭遇到過多次重大的挫折，也總能抓住時機星火燎原。
紅軍是宣傳隊、是播種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兩次過楚雄，在頻繁戰鬥、連續行軍的征程中，堅決地執行了“宣傳隊”“播種機”的政治任務。
中國工農紅軍指戰員每到一地，通過各種形式，宣傳革命道理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號召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鬧革命。
中央紅軍在武定、元謀的許多村寨，書寫了許多革命標語，繪製了一些宣傳壁畫。
在武定縣的木高古村，紅軍寫下“彝民們團結起來，實行不交租，不還債！”、“彝民們同紅軍聯合打龍雲去！”等標語。
在元謀縣的龍街、馬頭樂村、楊柳村等地，書寫了“紅軍是工農兵！”、“打倒舊政府，解除人民苦！”、“武裝暴動起來，實行不交租、不納稅！”、“工農暴動起來，不交一個錢捐稅給區公所！”、“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不要一針一線！”、“白軍兄弟同紅軍聯合起來，打倒軍閥龍（雲）！”、“官兵平等，反對白軍官長打罵士兵！”、“不替賣國賊打仗，當紅軍打日本去！”等標語。紅軍在楚雄地區行軍作戰中書寫的革命標語反映了楚雄地區各族人民的心聲，被群眾長期保護下來，如今還清晰可見。
紅軍宣傳隊用演講、演戲等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在元謀縣城，紅軍表演了抗日救國活報劇、紅軍押著“日本鬼子”遊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在武定縣的白露，紅軍召開營火晚會，為彝族同胞表演了精彩的文藝節目。
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經過楚雄的地方多，沿途受到紅軍教育影響的群眾也多。
紅二軍團在祿豐縣的碧城送給當地農民鄔長華、李毓英的《中國工農紅軍》《紅軍讀本》兩本書，在群眾中廣為傳讀。
紅六軍團在祿豐縣的元永井，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革命道理，使受苦最深的煮鹽工人懂得了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紛紛要求參加紅軍，推翻剝削製度。
在姚安縣的金家屯、徐官壩、老秧橋、大屯街等地，中國工農紅軍召開群眾大會，宣傳和窮苦人是一家，深得群眾擁護。
中國工農紅軍不僅用多種形式廣泛宣傳革命道理，而且用自身的行動影響群眾。紅軍每到一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深受群眾歡迎。
中央紅軍到達武定、元謀後，不驚民，不擾民。無論刮風下雨，蚊叮蟲咬，都不入民房，在街道屋簷下，村寨場壩裏宿營。
中國工農紅軍向老百姓借東西，用後如數歸還，損壞照價賠償。向群眾借東西時，每借一件就交給物主一塊木牌，上麵寫著所借物品名稱，歸還物主時收回木牌，若有損壞，照價賠償。
編輯：薑蕾
1936年4月17日至26日，由賀龍、任弼時、蕭克、王震、關向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長征過大理的祥雲、賓川、鶴慶3個縣。雖然紅軍在此時間不長，但是紅軍沿途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紅軍精神影響激勵了大理地區的《寒門子弟》1300餘名熱血男兒，跟隨紅軍北上抗日，血灑疆場……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今天，記者再次尋覓近百年前紅二、六軍團長征路過大理時留下的點點足跡，聆聽那些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深切感受當地厚重的紅色氣息。
紅色故事傳山鄉。“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是為窮人掀開壓在頭上的大石板的軍隊。”祥雲縣米甸鎮黃草哨大村村民羅占標時刻銘記爺爺教給他的這句話。而這話，是當年中國工農紅軍首長在他家住下後講給爺爺聽的。
1936年4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來到黃草哨大村，在這裏住了一夜，團首長住在羅占標家。當天晚上，大家圍著火塘攀談至深夜，紅軍首長詳細了解了當地的風土人情。
拂曉，中國工農紅軍要起程了，團首長從挎包裏掏出一本書，鄭重地送給羅占標的爺爺羅應弟，並囑咐他：“老伯伯，你已經74歲了，這本書要保管好，留給子孫後代讀。”中國工農紅軍的團首長送的這本書，就是《中國工農紅軍》。
“紅色寶書傳山寨，字字句句暖彝家；盼星星、盼月亮，盼著紅軍來山鄉。”插朗哨村委會哨上村民小組村民自尚文一字一句地重複著。
1935年9月10日出生的他，自小就聽著中國工農紅軍的故事長大，這些中國工農紅軍紅色經典成為了他成長的“營養劑”。
中國工農紅軍紅六軍團經過米甸時，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習俗，宣傳彝漢民族都是親兄弟。經過楚場時，正值蠶豆收割，因人馬眾多，戰士都在田裏宿營，他們將曬在田裏的蠶豆小心地堆起來，騰出空地住宿，第二天又將蠶豆放還原處。
中國工農紅軍有嚴格的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時刻關心老百姓。隻有共產黨才能做到，我們要永遠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自尚文爺爺說，“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產黨。”
走進賓川縣喬甸鎮海稍新莊村，這個山清水秀、曆史悠久的村莊，在紅色精神的鼓舞下，大力發展紅色旅遊，家家戶戶過上了好日子。
1936年4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過賓川時，在新莊村留宿一個晚上。當時，全村7戶人家僅有5個男青年。21日中國工農紅軍離開時，5個男青年中就有楊炳、楊世昌、楊世順、楊征4名男青年參軍入伍。
“我爺爺是楊世順，參加紅軍時22歲，當時我姑媽和我父親都出生了，但是，為了革命成功，他毅然決然參加紅軍。”賓川縣喬甸鎮海稍村委會新莊村民小組黨支部書記蒲國宏說，楊世昌是他的堂爺爺，楊炳和楊征是他的堂大伯，參加長征後，一個都沒回來。
“雖然我爺爺他們4人參加紅軍沒能回來，但是，在紅軍精神的影響下，新莊村群眾自強不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新莊村由小變大、由窮變富。”蒲國宏介紹，為弘揚紅色傳統，激活紅色基因，打造紅色品牌，2015年，新莊村注冊成立賓川縣海稍農業觀光旅遊開發有限公司，建成了“紅軍長征紀念館”，以及展示農耕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為一體的村民自建農民博物館，為遊客提供了解民族文化的陣地，也讓新莊的紅色鄉村旅遊越來越火。（雲報全媒體記者 博達）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王震率領下，於1936年4月17日至26日經過祥雲、賓川、鶴慶3個縣的22個鄉鎮345個村莊，行程約300公裏。紅二、六軍團4月17日進入祥雲，26日離開鶴慶，短短10天時間內，夜襲祥雲縣城，攻克賓川縣城，順利經過鶴慶縣進入麗江，搶渡金沙江北上。由於進軍神速，把追兵遠遠拋在後麵，爭取了充裕的時間，僅4天3夜（25日下午開始到28日下午止），就全部在石鼓、巨甸之間的5個渡口，從容地渡過了天險金沙江，使國民黨的圍殲計劃徹底破產。
紅二、六軍團長征過大理，在大理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種，推動了馬列主義在大理的傳播。所到之處，紅軍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綱領和政治主張，組織群眾開展“打土豪、分浮財”鬥爭，為以後黨在大理領導武裝鬥爭起到了示範作用，為滇西人民的解放事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雲報全媒體記者 饒勇 整理）
（轉自雲南文明網）來源： 雲南省信訪局
《中國工農紅軍》的兵源就是這些《寒門子弟》組成的。沒有錢發，沒有抓壯丁，來去自由，不願當紅軍發給路費。要知道為什麽？
《讓寒門子弟當炮灰》的不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
《讓寒門子弟當炮灰》的是大陸的走資派。
《讓寒門子弟當炮灰》的是曆任的國民黨，尤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最嚴重。
走資派篡權改革開放後國民黨的《還鄉団》回來了，走資派就是一部分《還鄉団》。
如今中國大陸話語權在走資派《還鄉団》們手上。走資派《還鄉団》們是為資本家權貴服務的。如今中國大陸又讓《讓寒門子弟當炮灰》了。不但當《炮灰》，還當傭人，保姆，保安，農民工，下等人等。
《還鄉團》北大校長揭露：送到部隊的壯丁隻有四分之一？
時下的《還鄉團》知識界，否定“抓壯丁”史實的不止流沙河一人。
在一部被大陸官方認可並獲獎的敘述國民黨軍隊抗戰事跡的作品中，作者代“許多學者”宣稱：《抓壯丁》“這部電影和後來一些以抓壯丁為題材的影視劇，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戰中的主流，有以偏蓋全醜化四川抗戰形象之嫌。”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抓壯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們可以用當年記載的數據說話。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蔣介石的知己”蔣夢麟，早年為前清策論秀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曆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蔣夢麟於抗戰期間出任紅十字會會長時，視察役政情況有一段回憶：
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裏，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裏來?”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隻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說：“怎會隻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說：“沒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裏去?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的，連喝的水都沒有。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夥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隻好挨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裏，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屍太多，空氣裏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
在雲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辦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裏鬧什麽?”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在少數。當然，曲江壯丁從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隻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隻會多不會少。”
我在赴滇緬路視察以前，曾飛往重慶一次。把預備好的一篇致軍事最高當局的函稿，給陳誠將軍看了。他長歎了一聲說：“我把你的信遞上去吧。”我說：“不要，我自己會遞的，何必讓你得罪人呢?”
據1941年7月蔣夢麟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
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麵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一半士兵開小差或非戰鬥死亡。
對於國民黨政府、軍隊殘酷虐待壯丁的史實，在大洋彼岸，我們也能找到確鑿的證據。
抗戰時期，美軍駐華總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寫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講述了“好幾個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個外國人看到，因饑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大量引用西方國家的文獻及美國國務院檔案資料後，如是記述了國民黨軍隊的兵役工作：
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征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裏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於是就被編入軍隊。
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裏，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隻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裏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
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饑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據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著書記載，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於死亡”。美軍包瑞德上校則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裏，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
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後方未參加戰鬥，卻由於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胡宗南精銳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一萬人的師每月600人。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的《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披露，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
流沙河家鄉兵役科長交代：如是抓壯丁的。
流沙河以抗日戰爭兵役工作的見證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於抗戰壯丁史的當代讀者，然而，蒼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鄉卻留下並出版了一係列駁斥流沙河的珍貴文史資料。
據流沙河先生家鄉負責兵役工作的金堂縣第三任軍事科長鄒浚哲撰文記載：
在征調壯丁方麵，照法令是征召適齡中簽壯丁，而實際上就不一定了，純粹以權勢來定，都是強征的無勢無錢的貧苦百姓，或估拉過路苦力、小商和遊劫散兵。配征兵額大了更會鬧得“雞飛狗跳”、路斷人稀。一般青壯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於權勢，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壯丁當中，在縣境以內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權勢者說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調換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麵說情都需要花費，如向保鄉投道，對接兵連疏通，每名壯丁需黃穀十餘石(約三千餘斤)。如遇到彼此權勢互不相讓，發生爭鬧械鬥的也在所難免。
辦理較困難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數額增大，辦理更難。鄉保人員迫於政令，無可奈何，強拉買賣壯丁成風，有把老年去掉胡須冒充年輕的;有強拉僧道(和尚道士)湊足數額的。其中費用弊端更多。在保甲當中每送一名壯丁，攤到各戶應出的錢多少不一，如係估拉遠方的人所耗費用可能少些，隻給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費用;如係本保甲而又有家屬的費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約需黃穀十餘石。這其中又要以軟硬來分，硬的鬧得凶的家屬費用多些，軟的費用可能少些。中間經手人，保甲人員，從中貪汙的又不知道多少。種種弊端紛至遝來，下級官吏理不勝理，聽之任之，更有渾濁其中，大家夥到吃“人骨頭錢”(估拉買賣壯丁錢)，隻要對上能敷衍，對下能擱平，乃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過問，哪管貧苦民眾慘遭蹂躪無處哭訴。
流沙河先生稱：“拉壯丁……不到萬分之一。”可是，他家鄉的《金堂縣誌》卻記載：“(民國)28-34年，全縣共征抓送丁15 763人，其中自願參加遠征軍的青年學生50餘人。”
即便在動員50餘名學生“自願參加遠征軍”的過程中，兵役機關也是“以出國留學或遊曆等花言巧語麻醉學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鄉甚至因役政腐敗舞弊，於1941年夏激起民變。
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壯丁的。
據查史料，民國28年2月14日至民國33年5月的“軍政部訓令”和“軍政部代電”陸續記載：
各部隊的接兵部隊，多不依限到縣，並且不攜帶服裝、給養、藥品;或將給養費轉販物品，希圖漁利;到縣以後，即向政府或管區商借費用，如不照借，即借口夥食不夠，拒絕收兵;或則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圖報複。至接收新兵之後，則視同囚犯，鎖閉一室，飲食起居，漫不關心，疾病死亡，任其遺棄。各級幹部任意行動，或則攜帶眷屬，樂於逗留，或則吃喝嫖賭，胡作妄為。
接兵部隊浮報接兵數目，提前呈報入營;侵吞草鞋、行軍各費;侵吞(限製、摻雜、克扣)軍食，任令士兵饑餓，不顧士兵致病;扣發薪餉，挪用經商;盜賣(欠發、調換)士兵被服，不顧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醫藥費，不醫不藥，不顧士兵疾病衛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營舍簡易，沒有健康設備，不顧士兵睡眠;借故沒收、出售入營新兵的財物，不顧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經費，不隨收隨訓，即訓即役;擅離隊伍，私設廚房，不與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驅使抬轎及背擔規定以外之物品;強迫病兵行軍，鞭撻虐待;遺棄病兵，脫光衣服，甚至未死槍殺或予活埋;又有賄放壯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對入營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贓，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費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療，致餓兵瘦死者不知凡幾!如新二十七軍新兵辦事處先後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據國軍某團長雲：……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餘名。
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汙腐敗風氣及壓迫士兵的種種暴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爭的事實。也正因如此，國民黨政府的軍令部長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記載：“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
朱德的曆史結論：國民黨戰場連戰皆敗的症結所在。
基於國民黨軍隊普遍殘酷虐待廣大抗戰壯丁的基本事實，朱德同誌曾經嚴厲譴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征兵人員貪汙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著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抓來之後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隻有百分之二十。”
不過，“壯丁賬”算到這個程度，再繼續算下去，除了數理考據外，實際意義已經不大了。因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萬，或少算二三百萬，都不能改變舊中國、舊軍隊存在著殘酷的階級壓迫這一基本史實。
對於國民黨政府腐朽、殘酷的役政，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著名劇作家馬健翎於1943年在延安創作了一部反映抓壯丁故事的秦腔劇《血淚仇》。據了解，因為貼近國民黨士兵的親身經曆，這個劇目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過程中，得到的反響，不比歌劇《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史實，1945年4月，朱德同誌才作出曆史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症結所在。”
無獨有偶，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時，斷定：“即使把其它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麽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
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部隊188萬人，其基本方法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2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所著文章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係部隊第7兵團的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隻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複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裏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裏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麵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 239名士兵中，有9 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 546人在申請書按下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叩問“許多學者”：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麵對半個多世紀前上千萬抗戰壯丁的血淚史，時下的情況真讓人感覺滑稽萬分：對於當年國民黨軍士兵受壓迫、受殘害的史實，當年的美國人有過記載，如今中國的“許多學者”卻不認賬;國民黨將領多有揭露，卻“傷害”了一些共產黨幹部的“感情”!
反思半個多世紀前淚血淋淋的抗戰壯丁史，我們不否認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以血肉之軀抵禦外侮殊死抗戰的英勇事跡，但是，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所基於的階級基礎，也同樣不容否定。那些備受長官盤剝、欺壓卻又含垢忍辱並以凍餒之身為抗擊日寇侵略流血犧牲的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才是最值得秉筆直書頌揚、紀念的抗戰英雄。
當前，正確評價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的階級基礎和曆史作用，有著深遠的曆史意義，因為認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曆史，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同理，揭示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殘酷的階級壓迫、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艱難的階級解放這一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主題，關係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方向。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對流沙河先生的論點、論據，再說上幾句。
流沙河先生認為，“整個抗日戰爭十分嚴肅，不能像《抓壯丁》這樣去醜化，醜化他們就是醜化我們中華民族”，是“糟蹋”“神聖的民族感情”。
這種定論是荒謬的。
電影《抓壯丁》是基於史實創作的，同樣基於史實創作的現實批判主義文藝作品國內外還有不少，試問：
紹興人對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興師問罪了嗎?
中國的老百姓對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口誅筆伐過嗎?
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項鏈》，“傷害”法蘭西的“民族感情”了嗎?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醜化”西班牙民族了嗎?
沒有，從來沒有過。
那麽，自詡為“四川人”代言的“許多學者”，為什麽卻要對影劇《抓壯丁》耿耿於懷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誠、率真的性情，但在嚴肅的曆史問題上，由著性子率真，必然要亂真。
如今，流沙河的詩《理想》已經成為人教版課標教材七年級(上)中的一篇“新課文”，他對當代青少年有著不可小視的影響力。據北京大學中文係趙祖謨的《〈理想〉的背後——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流沙河的父親“餘營成是一個小地主，曾在國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
縣政府軍事科，是1940年國民政府施行“新縣製”後，由原來的兵役科更改名稱的兵役機構。
由此，人們不能不問：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場和史學觀點的“許多學者”，他們憑什麽，暗暗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並振振有辭地誤導當代受眾?他們憑什麽，悄悄地以“選擇性失聰”的論史口徑，對當年勞苦大眾淒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麽，冷冷地以“選擇性失音”的著史筆法，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不承認的曆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是血脈相連衍生的情感，還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場?是家境變幻約束的政治視野，還是利益得失鑄就的人生體驗?是批判現實的情緒延伸，還是非黑即白二元分離機械的認知模式?
時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蹤”，也同樣需要對“探蹤”的軌跡進行探蹤。
時下，對上述“探蹤”軌跡的探蹤，有利於校正是代表“許多學者”呼聲還是代表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這一“探蹤”方向。
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1942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胳，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
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1000萬人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1、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 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 000萬人。
2、《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一百萬”;二是“在八百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四百萬。兩項合計五百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3、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算賬，“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 在抗戰八年征出的1 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數在300萬以上。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 227 926人，其中陣亡1 328 501人，負傷1 769 299人，失蹤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殘廢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兩項合計為4 165 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愈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抗戰八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4、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時為陸軍二級上將的陳誠。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 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1、抗戰八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 405萬人;
2、抗戰八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3、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製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
4、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
5、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製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計算結果如下：
1、部隊正常減員數
=抗戰八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
=417萬人-32萬人
=384萬人
2、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
=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
=422萬人-252萬人
=170萬人
3、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50萬人
4、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1 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
=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抗戰八年壯丁征出總數1 405萬人的57%。
十三、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胡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 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1 000萬人。
以抗戰八年實征1 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抗戰八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 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後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隻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何應欽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抗戰八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6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八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 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在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國人看中國抗戰”叢書，其中《中國的驚雷》，作者是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遠東首席記者白修德和該雜誌政治記者的賈安娜。白修德後來成為普利策新聞獎金獲得者。譯者是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澳大利亞籍新聞記者端納。在這本書中，作者就斷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而據國民黨官方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陣亡132.85萬人，因病死亡42.25萬人，進入軍隊後死亡人數總計為175.1萬人。
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處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格蘭姆·貝克甚至認為：“因受困和國民黨的腐化而被浪費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對自己的同胞，或出於謀略，削弱非中央嫡係軍隊的長官而戰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長途行軍中拖死。還有的，則由於國民黨政府故意不把應屬他們的食物、藥品交給他們而致死。……據信，被日本人殺害了的有三百萬人之多。而那種浪費了生命的人卻約計千萬之上。”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蔣介石國民黨《抓壯丁》的事實曆史是，當年國民黨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蔣介石的親信是怎樣報告的，當年美國駐華文武官員是怎麽記述的，再聽一聽當年壯丁的哭訴，看一看流沙河家鄉《金堂縣誌》上的記載及金堂縣兵役官員的交代，讀一讀西方的史學家的評說，最後找一找，在他們當中有沒有不“誹謗舊社會”的!
軍政部長追問：近千萬壯丁哪去了？
據抗戰時期曾任四川省達梁師管區司令官的周開勳先生著文記載，國民黨政府於1939年頒布新兵役法後，組建了龐大的兵役機構，各省均設立了軍管區司令部，其下設若幹師管區司令部，再下又設若幹團管區司令部，以專司壯丁征調和新兵訓練。
1943年夏天，時任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共計170多名，到重慶複興關中訓團開會。會議期間，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報告中稱：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征出的壯丁將近1 200萬人，其中四川征出220萬人，河南、湖南兩省各征出約150萬人，其餘各省征出一百萬或幾十萬不等，甘肅、寧夏因為人口少僅各征出十多萬人。
程澤潤報告4年期間總共征出1 200萬壯丁，本來是作為兵役機構成績來宣揚的，不料，當場受到何應欽的置疑：全國軍隊包括警察在內也不過700萬人，而征出的新兵數卻比此數大得多。至於傷亡，根據各戰鬥部隊報告，綜合起來也沒超過240萬人。你們征了1 200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麽原因?
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軍事會議。會議製定的“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側重於整訓部隊，恢複和培養戰鬥力”。中國軍隊242個師、40個旅(特種兵在外)的整訓內容，“主要是加強教育訓練與改定部隊編製兩大方麵”。就是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國民黨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任務。
如此，何應欽的“壯丁賬”若繼續算下去，能讓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這4年中，將近1 000萬的抗戰壯丁神秘地失蹤了。
各級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麵對何應欽的責問，這幫專司征兵的司令官們叫苦不迭：“征兵困難”，“逃兵太多”。
這話不假。據抗日戰爭時期曾在四川榮威師管區任職的張登上先生著文記載，“所謂送壯丁的部隊，實際上如押解犯人的軍警。由於大多數的壯丁都是被強迫、陷害、欺騙來的，在押送途中，他們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繩一個一個地串聯捆綁著，而送壯丁的官兵則是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如臨大敵似地在隊列的前後左右，虎視眈眈地押著進行。”
即便如此，被抓壯丁還是逃亡不斷，甚至還有集體“烘營”(就是全數逃跑而不傷人)的。如1944年5月間，“四川省大竹縣所接收到的新兵約一排，竟奪了守衛者的槍支，集體烘營”。
據抗戰期間曾任兵役機關骨幹幕僚和團管區司令數年的萬金裕先生回憶：四川在1939年征兵實施“適齡壯丁抽簽”時，因當時征兵舞弊多，壯丁受虐待致病、致死嚴重等問題，曾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發生過“規模很大的民變”。1941年夏，四川的廣漢、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變”。
可笑的是，大量壯丁經常性的逃亡，甚至給個別據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帶來“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據周開勳回憶，“巴東偽縣政府曾專派一自衛隊，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來的逃兵，最多時每天要抓幾十個人，算來一個月即可抓數百名之多。這樣，巴東偽縣政府即可在本縣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時間反而又最快。”
抓來的壯丁補入部隊後，依然逃亡不斷。就連何應欽也在這次會議上承認：“根據派到各師的點驗委員會報告，照每個師的編製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隻有八九千人，甚至隻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關係。”
各級長官難言之隱：“層層吃缺貪汙”。
說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應欽說是部隊長官“管理教育不善”，“帶不好兵”。這話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實際上，國民黨軍隊普遍缺額還有一個司空見慣但大家都不願意說破的問題，就是各級帶兵長官“層層吃缺貪汙”。
所謂“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額”，就是虛報、冒領並貪汙部隊空缺人員的兵餉、糧代金和武器裝備。“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隊的兵員按編製編滿，在向上級申報領取各項經費時，所報的兵員數多於實際兵員數，其空缺的兵餉、糧代金和被裝則為帶兵長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裝備軍官也敢貪汙。貪汙之後，拿去倒賣或送人，並安排在作戰之後上報損失予以銷賬。
據原國民黨將領郭汝瑰回憶，1941年10月他接任暫編第5師師長時，發現前任師長戴季韜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是大米，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六千多斤。這些大米賣成錢，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
仍據周開勳先生回憶，一些地方征兵官員也“吃空”，他們在分配兵額時，有意增加名額，如在原定每鄉鎮分配的150名壯丁基礎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戶出錢。在當時，每個壯丁名額可以敲詐“一二百半開(花錢)”。如果沒有錢，則要求被敲詐人家“以騾馬代兵”，如雲南麗江縣政府就曾交給團管區四五匹騾馬。
壯丁被拉後，即送往體格檢查所檢查身體。這時，有錢人家的壯丁隻要賄賂體格檢查所三五十塊錢，就能作為身體有病不合格，而準予緩征。
兵役官員受了賄，順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來的兵役名額，自然就要轉移到窮人頭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錢買丁，窮人則千方百計躲避抓丁。對此，保長、甲長們也有辦法，白天抓不到壯丁，就在晚上派鄉丁去家裏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壯丁的父母關起來，逼迫壯丁“自願”當兵;本鄉壯丁實在湊不夠數，就帶著鄉丁上路亂拉商客，錢、物沒收，人充壯丁，“形如匪盜”。
有的兵役官員還專門豢養一批“兵油子”。據《宜賓縣誌》記載：
民國33年7月6日，縣交給七十六軍二十四師七十團的86名新兵，全係收買的兵痞流氓。這些人以充作壯丁為生計，每次得買身價1 500至50 000元(法幣)，先領一部分，其餘暫存鄉保長處，每10 000元生息1 000元，待逃回之後，即取領本息。鄉保長平時把他們供養起來，其“安家費”、“供養費”，一律向民眾攤派，承辦者從中漁利。
據我采訪到的情況，在一些地區，保長、甲長一旦完不成壯丁“征集”任務，保長、甲長本人則被抓去充數，毫不留情。如雲南省宜良縣古城鎮北大營村的甲長陸正清，自己親自把剛抓來的壯丁送到鄉公所，因為壯丁名額不夠，就被鄉長當場喝令鄉丁捆了起來，一並送進了壯丁營。又如國民黨第184師山炮營2連士兵金學義，當兵前是保長，因為同樣理由，也被強行充了數，送進了部隊。
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來，筆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 先後采訪近200名曆史親曆者，內有116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19人、士兵83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勳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於接送壯丁的長官肆意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3分鍾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鬥作風”。克扣下來的餘糧，則相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在雲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月深秋季節，“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裏，全無被蓋，隻是用些稻草鋪點蓋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1948年冬，雲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 000人，送到重慶時，隻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勳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係，在任期內貪汙舞弊，並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雲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餘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禦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後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後，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兵役視察真相：“傳令嘉獎”抓壯丁。
亂抓壯丁的現象就更普遍了，就連專司兵役的司令官們也承認：“拉捆壯丁現象各省都有。”
這話，在張登上先生《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中，能得到一個極富有諷刺意味的佐證：
全國第二次兵役會議後，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針對“各管區辦理兵役的基層幹部積弊甚深的問題”，“決心建立全國性的兵役視察網”，於1941年4月和11月，“遴選‘兵役幹部訓練班’優秀學員120人，重新在‘兵役調查班’施以專業的視察技術訓練，學習結業後分別派駐各師管區擔任駐區視察員”。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榮威師管區來了一位派頭不小的兵役視察大員，行禮如儀後，開始訓話：“本視察員奉命代表軍政部前來視察，一切有關違犯兵役法令的問題，都要嚴肅處理。言出法隨，決不姑寬!爾等全體士兵有苦訴苦，有冤鳴冤，切勿疑懼不前，因循自誤……”
話聲未落，掌聲驟起，被抽查的該師管區新兵第5中隊的新兵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場統計，全連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訴說起來聲淚俱下。“大部分壯丁均是攔路邀劫強拉而來;有一些是地方上的鄉鎮保甲貪汙受賄，大搞移花接木欺騙來的;有一些則是因為得罪了‘地頭蛇’被陷害來的”。這當中，“竟有兩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強拉來充作中簽的壯丁;還有一個出差來自外地的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亦被拉來充了數”。“剩下少數幾個沒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賣自己，替紳糧富戶子弟頂名的中簽壯丁，即所謂‘誌願’來的”。
不僅如此，“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騙或頂名來的壯丁們隨身所有衣物錢糧、生產工具和備賣商品都先後被剝奪光了”。
麵對“最高領袖”派來的“青天大老爺”，壯丁們祈望撥雲見日，豈知，這又是一場騙局。
不僅如此，這個榮威師管區和榮縣縣政府，後來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傳令嘉獎”。
Lunatic in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