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鄧小平文革勝利成功結束

楊振寧鄧小平文革勝利成功結束

 

 

 

 

 

 

 

楊振寧在【1971年9月21日】剛去過中國旅行四個月後說：【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製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成功結束】。

 

鄧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時高呼：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

 

楊振寧在【1971年9月21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演講。

 

【1971年9月21日】之前，楊振寧演講開頭：讓我說一句。這次美國人民方麵，對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所表示的強烈興趣，正顯示出了兩國人民之間有一種真誠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開始談到中國的現況之前，我首先要報道一下我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親因病重入院留醫的消息，（其實他在三月時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覺，現在仍在上海醫院裏，）同時間，美國國務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來對中美來往的封鎖，於是我就想：為什麽我不借此機會回去探親呢？而且還可以了解我曾在那裏度過了二十三年的、久別了的中國的今天的真實狀況。

 

旅行中國的四個星期中，我在上海與北京分別逗留了約兩個星期。有一天，我還到過離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裏誕生並且曾經度過六年的童年時光。此外有一天我還到過一個叫“大寨”的著名模範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國如何解決農業問題。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別參觀了三間大學，就是上海複旦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我還有機會參觀了中國科學院的三間研究機構，那是生物化學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兩者在上海，後者則在北京。有一天我問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讀的母校，崇德中學是否仍在。他們回去查問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訴我：這學校仍然存在，不過現在改稱北京第三十一中學，於是安排了給我去參觀一天。

 

我發覺今天的中國是完全地改變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認識的中國已完全不同。而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報道的事。在我還沒有分別指出這些大變動之前，我想歸納一下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用四個星期的時間來訪問闊別了二十六年的中國，經驗是多方麵的。在這裏我希望盡量報道在中國各方麵的體驗，好讓你們也分享我經曆過和看到過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線性的”演講中，是很難辦到的。

 

對於在座的大學生來說，先從教育和研究方麵談起似乎是最適合的。我在前麵談到的第三十一中學，位於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學校，現在學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於原來數目的四倍了。我最感興趣的，並且也是跟這裏的大學有戲劇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後的教育觀念。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製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他各方麵的行政。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製度結合起來。】

 

我從第三十一中學及幾間大學的學校當局和教育革命小組成員的口中知悉：在影響教育製度方麵，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權階級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造性的與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要對學習內容產生熱情，要落實這點。例如，許多小學與中學都同一些小工廠掛鉤。而學生們就在工廠裏實習。我曾看見有許多八年級的學生在替一間汽車廠整頓數以哩計的電線，那車廠提出了規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這裏工作了三天，他們對工作很熱情，而且還發明了很多紮線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間工廠，一些學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製造照相機，他們用實驗室裏的鏡頭及一些木板製造，又利用這架照相機攝製了一個印刷電路團，而按此製成了線路板。顯然地，他們大都表現出熱烈而興奮的學習工作精神。我曾經問過他們的課程製度，知道有八個月在學校上課，一個月在工廠裏，另一個月在北京附近的農場裏，還有兩個月便是假期。

 

這些新的教學方法，在中學和大學裏一起實行著。例如清華大學，重訪這間大學對我特別有意義，因為我父親是那裏的教授，而我也在這大學裏長大，所以我對校園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現在校園擴大得多了、而且建築物也增加了很多，這些新增的建築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所大學曾經曆過一個大動亂。

 

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看見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得很輕鬆。事實上，他們還樂意以此為話題。因此，我也覺得文革已成過去了。文革對於清華大學本身也有很大影響，事實上，大家熟悉的紅衛兵就是在這所大學裏誕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在會議後決定自稱為紅衛兵。他們那時的主要目標是為了要消除沒有依照毛主席路線辦事的高層政治官僚。這種思想和行動很快傳遍了整個中國。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處都出現了紅衛兵。在清華大學，紅衛兵占據了學校的行政部門，跟著其中產生兩個派係，引起了很多混亂，彼此發生爭執。而且一些青年繼續地占據校中樓宇，甚至產生械鬥，因此學校裏的物件曾遭毀壞。他們指給我看一處屋頂，在紅衛兵用自製武器互相打架時遭搗毀，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們都感到有些混亂，有些學生離開學校，剩下數百名最熱心的學生還逗留在占據的校舍中，他們每天都打架。（笑聲）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當外邊已解決於黨領導問題後，三萬個工人開始開進清華園，他們不攜帶武器，隻帶來兩句口號，用中國話來說，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譯注：楊氏講時先用中文，後用英文譯意。）這龐大的人群包圍了校舍。學生開火，有五個工人犧牲，七百人受傷。但工人還是不采用武力還擊。結果這些學生見到工人的人數實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這兩派的學生領導人現在仍在校內，其中兩個微笑的小夥子，我還給他們拍了照，隻可惜照片給這裏附近的一間照相店丟失了。我很生氣，不過我還沒有要求他們賠償。（笑聲）

 

我要舉一個在大學裏關於理論聯係實踐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學。黃昆教授，他在理論固體物理學方麵有專門的研究，在英國曾與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現在是北京大學的一位物理學教授。他告訴我，他大部分的時間在離校園不遠的半導體工廠裏工作，他說在那裏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在以前，對他來說，一件半導體元件隻是紙上作業，現在能觀察這些東西的製造過程，這對於指導工廠裏的學生和工餘的工人們認識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處的。

 

教育上另外一個重要方麵是學校的招生製度。要是認為這裏的美國學校的招生製度，算是革命性的話，那麽他們就更應去中國學習。中國的教育製度是十年製的，前五年是小學，後五年是中學，孩子們在七歲左右入學，比美國的孩子遲了一年，在十七歲左右中學畢業，畢業後就被分派到各個工廠或農村工作。他們也可以自願參加解放軍。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這也是極大部分人的第一選擇。但解放軍隻能容納很少人，而且服役隻有三年，三年後就要讓位給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參加解放軍。那些不能投入解放軍的青年，便會在農村或工廠中工作，經過兩、三年工作後，若被認為適合，就會被同一公社的社員和行政人員選派到大學去讀書。這樣的競爭也很激烈，因為中國現在有七萬個公社，假如每個派出一個學生，那麽，大學裏就會有七萬個學生。我問大學裏的教授，關於這方麵的實行情況，他告訴我現在其中還有很大的困難，因為過去他們從未處理過這一類的學生。

 

經過討論後，我深切地感覺到用這種形式選擇出來的學生中絕大多數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學動機，而我也相信他們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舊製度下的學生一樣的好。由於這些學生的學識背景很不同，因此帶來許多教學上的困難。教授們要不斷地重新編寫課本和學習新方法來適應學生的需要，並絕常注意理論和實際的緊密配合。

 

正如我前時提過，我訪問了三間研究機構，在核物理研究所裏，他們給我看過一些樸實的儀器，有一座範德格拉夫靜電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應堆。這些都是五十年代時在蘇聯幫助下建造的，顯然這些儀器都並不怎麽先進。他們告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科學研究工作曾停頓了至少兩年，近來才重新開始。在好幾次同他們的談話中，我得到兩項結論。一、中國科學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無論他們決定造些什麽加速器，他們都有能力製造？二、中國科學家正熱烈地討論著應該造些什麽加速器。從他們問及我關於製造一座重離子加速器的事情看來，我猜他們正在建造這一種。

 

有人問我想不想看看用針刺麻醉來動手術的情形，我說好的。於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帶到北京北部的第三醫學院去參觀了四個手術。最複雜的是替一個年約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年青婦人從腹部除去腫瘤。手術長達九十分鍾。針灸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醫學，但在十五年前才有醫生發現用針灸來麻醉可產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醫生認為：針灸可以鎮痛，為什麽不能用來作手術麻醉呢？他們開始嚐試將針灸用於簡單的手術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結果非常成功。此後他們就以針灸來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現在針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術上，甚至長達六至八個小時的腦手術，也可用針麻而順利成功。所謂“針刺麻醉”，是這樣的。先讓病人躺在手術床上，用針刺在身體的特別位置，針頭深入約為兩公分，針尾與一電極相接，另一電極則放在病人背部，然後接上一副用電池發動的電力脈衝波產生器。這副機器產生鋸齒形脈衝電流，電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間，頻率約為每分鍾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時又見到病人的腳趾也正以同樣的頻率顫動。（笑聲）通電後大約二十分鍾，假如順利的話，手術可以開始進行了。我曾問他們，針刺位置要求的準確性如何，他們的答複是大約在幾個毫米左右。當時，我看見針插在那婦人的小腿上，醫生問她：有沒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她說有。有沒有從小腿蔓延到腳趾？她說有。有沒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說有。我問醫生：一旦她說沒有，你們怎辦？（笑聲）他們的答複是：在傳統針灸學上，這樣便是“得不到氣”（Connected），為了要達到得氣，我們會將電力的頻率改變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轉移針灸的位置約數毫米。二十分鍾後，醫生們認為病人已準備好了，我問他們怎麽知道二十分鍾就已經足夠，他們說：“因為我們已替四十萬個病人施過手術了。”（掌聲及笑聲）在割開她的肚皮時，我正在跟病人談話，病人的臉上連一點異樣的神色也沒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沒有感到痛苦的。我問她有些什麽感覺，她說她隻覺得有些東西似乎在觸動她的胃部，但並不覺得痛。後來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問好幾位醫生有關針刺麻醉的理論如何，他們告訴我，痛苦是由於神經細胞上傳進電波的結果，因此想到了兩種電波互相幹擾的理論，一種是來自電極，另一種是來自割切的傷口。在貓的身上試驗的結果，說明這理論可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未有打算公開這理論。四十萬病人是一個龐大數目，因此醫生們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針刺麻醉對哪些手術最成功，對哪些手術沒有那麽成功。他告訴我，一般來說，施頭部的手術效率最高，而對胃部手術效率最低，總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針刺麻醉無效時，他們當然會替病人注射麻醉針。關於中國采用針刺麻醉的方法。在醫學上有三大原因：

 

（一）對醫生或護士們而言，針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學，因為一旦學懂了幾種針灸的施用位置後，其餘的就很簡單了。

 

（二）病人在手術後，把針拔去，對病人方麵沒有任何不良的反應。

 

（三）因此據統計，病人能迅速複原。

 

有人告訴我，衛生部認為針刺麻醉的理論研究將是明年的一個大課題。除了針灸外，第二個大課題便是節育問題。由於中國人口多，節育的研究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節育用品廣泛地為中國人民采用著。中國的醫生教導人民采用藥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種外，還有一種是每月隻服一次的。當生物化學研究所的人問我，國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時。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聲）

 

在醫學的某些領域上，今天的中國明顯地是比其他國家更進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墮胎的方法。例如外國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間婦科醫院裏問一位女護士，他們有些什麽困難。她告訴我，他們所處理的大多數是墮胎手術。不過，他們還在繼續研究新方法，在這方麵他們都充滿信心。在必要時。懷了六個月身孕的婦女也可以安全墮胎。當我問及成功率時，她想了一會兒，然後說，直到現在，還未有一個母親在施手術時遇到嚴重困難的。

 

此外，值得中國醫生驕傲的是他們能夠用新的植皮方法把嚴重燒傷的人救活過來。以往的觀念，若一個人有三分一的皮膚被燒傷，他就會由於細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國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個實際例子是醫生救活了一個有百分之九十皮膚被燒去的人。他們向我講述了那種植皮方法。因時間關係，我們不打算在這裏詳細討論。還有，中國亦發展了斷肢接駁方法，這些病例數年前也曾在報上提過。但現在這方法已發展到：若有人斷了一隻手，那麽隻要把斷手藏在冰箱裏，二十四小時內替這個人動手術，隻要位置妥當，正確地接上動脈，那個人的手就會回複原狀。

 

我到過大寨，你們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個典型農村。也訪問過五七幹校，一個位在北京北麵二十哩較小的農場。那裏的人主要是種植農產品，並在冬季農閑時蓋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號是：“自力更生”。例如那裏所有的房屋都是該校的成員建的。在那裏的學生有銀行職員、教師、北京衛生部的職員等。他們輪流在那裏住上一月、兩月或半年不等。他們告訴我，自從來這裏工作後，才發覺農務是一連串的鬥爭。當那些莊稼生長時，便會遇上昆蟲及天然災害的危險。所以，在收獲時，他們就感到份外愉快。他們還很熟練地向我背誦了一連串數字，如他們本社的、郊社的、全國的以及全世界近數年來的畝產量，就像在這裏的人談論股票行清一樣。

 

大寨的故事是家傳戶曉的。它位於山西最幹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屢受水災、旱災等損害，人們經常過著艱苦的生活。我還記得在二十年代，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過山西的一場大旱災，據估計，當時死了五百萬人。現在的中國是不會再有河流泛濫出現，在這村裏，人們不住窯洞而改住石屋和磚屋。他們很驕傲地告訴我怎樣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電動吊車搬運石塊上山。使人歎服的是在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裏，他們的田在畝產方麵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兩倍。當我問他們成功的妙方時，他們說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因此他們才能做正確的事。

 

今天中國普遍的生活條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會感到糧食缺乏。農村和城市都是這樣。不僅是米及麵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極多的。當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時，我看到這現象。價錢方麵也很便宜。我還留意學生們、工人們及農民們吃些什麽。我曾經同大學生們一起吃飯。在上海，我還在一間柴油機廠與工人們吃飯，我覺得那裏的夥食比我們這裏學生食堂的夥食還好一些。（笑聲和掌聲）

 

後來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實在中國很多方麵都朝這重要的一點走去，就是現在全國的每一個人做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基本原則。如果廚師們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大眾的批評。（笑聲）因此他們必須為人民盡力服務。

 

在中國，棉布供應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纖維則不會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應的。短缺的情形不嚴重，但總之也得要布證才可購買。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在七八月間我看見男子們穿白襯衫和深色褲，許多婦女穿白色襯衫和長褲或裙子。在上海大約百分之三十婦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婦女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有圖案和顏色的。西方人經常說中國人“單調”，因為他們穿得“單調”。我想夏天不會那麽顯著，冬天可能是顏色深一點。他們會穿藍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於住屋問題，比較起歐美和日本，這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普通房子就沒有那麽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參觀了一些房屋，它們大都有兩個大房間，一間用來燒飯和進食，另一間作為廳和臥室，都是很整潔適當的，而且都很樸素。他們說房屋方麵的供應還未足夠。但我有一個印象，中國政府和極大部分的中國人民決定，這些困難應等到中國工業發展較為優良時，才會解決。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產品方麵現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了。事實上中國也輸出糧食。中國向澳洲及加拿大購買小麥，這是事實，但這隻因為中國也輸出大量稻米來換取外匯。中國政府和農民很有信心地認為糧食的增產在短期內會很迅速。當我接觸到許多農民和談起耕種的時候，他們向我指點著各種不同的上地上的農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類標簽，以此來試驗哪一種植物最能適應哪一種土壤。這使我很感動。我將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農民相比較。以前的農民承受了數千年的傳統，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祖先是貧窮、挨餓的，但他們卻仍然會因循著祖先的舊路走去。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現在的中國農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變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國的工業生產比美國要低。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我知道中國工業在一九七〇年的生產總值大約是九百億美元，而中國的人口則是美國的三倍半。他們向我指出，在過去的十二年內——即整個六十年代——中國的工業進步並不十分突出。但值得自豪的，就是從前很多靠外國進口的工業製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國卻能夠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給自足。他們說還這可要感謝赫魯曉夫呢，（笑聲）在六十年代，中國工業的成就是能夠出產各種不同種類和精細的製成品。由於這一點，我深信他們能製造任何類型的加速器。

 

也許我應該談一談那本小紅書。（笑聲）首先，很明顯地，這本小紅書已不再被人展示，作為形式上的強調表現。事實上，我唯一見到人們公開拿著小紅書的場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劇，當全部演員從幕後出來接受觀眾的鼓掌和說“再會”的時候，這時候演員的手裏都拿著這本小紅書。我在去中國之前曾讀過這本書，我相信你們如果讀過，也會和我的感覺一樣，覺得它裏麵隻是些簡單的和很普通的話罷了。然而在中國生活了四個星期後，我才發覺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這本書裏麵所寫的語句雖然普通，它的實際意義對中國人來說卻是非常深遠的。在今日的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製度，以至個人的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裏麵得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舉一個例子，我有好幾次提到“為人民服務”已成為全中國人民生活的主調。這句話不但出現在小紅書中，在中國許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在北京長安街有個叫中南海的地方，據報導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區的一所有圍牆的房子裏。在中南海入口處有一幅大牆，相當於一幅門簾，這是北京建築的特色，就在這幅全紅色的大牆上麵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親筆題的“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大字。到中國幾天後，我就體會到這句話的巨大意義。因為這句話不但是同事們每天談論的主題，而且也是他們每個人每天不論在公共場所或私下裏用來批評自己以及批評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標準。

 

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為人民服務” 的氣氛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鬆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後來，我發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有一次我去參觀我故鄉合肥的一間紡紗廠，廠內有一萬二千工人，當時引導我參觀的是廠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應當算是全廠最高第一負責人了。但當我提出問題時，十多個圍著我們的工人都一齊爭著開口回答，這時候，一種既輕鬆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後來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為什麽會感到奇怪？我發覺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國的製度強調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犧牲，這樣生活會很緊張。現在我了解到這種想法是不真實的。我又問自己：為什麽不真實？我不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相曆史學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確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現在中國政府在製訂政策時，很能注意到中國的過去傳統。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產生了固有的傳統，這不是已成過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認為——這可能是我片麵的了解——中國的領袖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讓我再舉兩個例子。人們也用很美麗的書法把小紅書的其他一些句子寫在牆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如果你去參觀醫院、大學或任何研究機構，也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標語。

 

另一句話正恰當地說出了今日中國的外交政策，那句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譯者按：楊氏先用中文說，後又自己譯成英文。）據賴斯頓的報導，中國總理周恩來很關心將來亞洲的軍事力量的均勢，他很注意：一，日本的軍力，二，美國對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請、而我自己也想去看兩部日本電影。一部是描述日本與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所發生的大海戰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與美國的海戰片。這兩部電影有許多地方都明顯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對建造海軍大感興趣，這可能是一個自然的傾向，但使我吃驚的是，在其中的一部電影中，有一個日本將軍說：“滿洲（即中國東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線”。這句話沒有受到處理，依然留在那裏，這句話就好比——幸而沒有這樣一部德國電影——今天的德國人不加注釋地說：“捷克是德國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國人對這些事都極端敏感，我希望各國領袖們都能對此加以小心處理。

 

也許我應該結束我的演講，給你們看看我的幻燈片了。我拍了成百張的幻燈片，但在這裏我隻預備了二十五張給你們看。在我結束以前，我想總結一下我所得到關於中國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館房間內，掛有毛主席寫的一首詩。在日夕相對的兩個星期當中，我對其中的兩行特別欣賞。這大概是因為我認為這兩行正集中表現了今日中國人民在政治形態上表現出來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譯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詩與英文詩在音韻方麵和抑揚頓挫方麵的分別，使中文詩的氣勢很難用其他語言表現出來。但我也願意試試。這兩句詩是：“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謝謝大家！（熱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