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話包產能包多少就講包多少

講真話包產能包多少就講包多少






毛澤東：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毛澤東：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

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

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錄自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

 

[yongbing1993]

鄧小平向毛主席保證永不翻案的





《我保證永不翻案》！《我保證永不翻案》！《我保證永不翻案》！

1967年鄧小平《我的自述》“我保證永不翻案” ！

鄧小平向中央保證《永不翻案》：”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保證《永不翻案》！保證《永不翻案》！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鄧小平承認錯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鄧小平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轉載：《我的自述》作者：鄧小平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人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附：《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編者按：《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鄧小平委托江青》，看來江青對鄧小平還有用。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又是如何對待江青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誌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訴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誌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隻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 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檔。如果他提出過什麽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隻知道他在工業方麵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製。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製（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製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誌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隻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yongbing1993]

一個掃地僧：錢學森之後就是我






【這揭示了一個超越獎項評價體係的真理：真正的戰略能力，源於紮實的工程科學積累。當世界的目光追逐諾貝爾獎時，塑造未來安全格局的基石，正在這些“掃地僧”的演算中悄然鑄就。】

【諾貝爾獎算什麽？有人說：我左手將諾貝爾獎拿過來，右手可即刻投入垃圾箱，然後再掏出手絹揩抹雙手－-這是我的一分尊嚴。 】

【因此，公園裏那位笑談“這是我寫的”的老人，其身影背後，是中國航天數十年的厚重積累。他所代表的科學方法與技術傳統，是一個國家能夠和平利用太空、並堅定捍衛自身太空利益的最深底氣。】

【錢學森】和這個不為名利的【掃地僧】才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轉載：《“錢學森之後就是我”，北京公園話癆大爺火了》

文章來源: 網易新聞 於 2025-10-17

近日，一位北京公園裏的大爺火了。

麵對路人，他語出驚人：“錢學森之後就是我”、“我搞軌道計算”、“我是（軌道）優化的祖師爺”。而最讓人愣住的是下一句：“《空間武器軌道設計》這本書，就是我寫的。”有網友說，乍一聽以為是大忽悠，仔細一聽原來真是祖師爺。這位看似平常的老人，正是航天領域的泰鬥趙瑞安，一位從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走出的科學家。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裏，他就是那位深藏不露的“掃地僧”——表麵平凡，實則身懷經天緯地之才。

“錢學森之後就是我”，北京公園話癆大爺火了

“話癆大爺”原來真的是航天泰鬥

趙老從事的軌道計算和軌道優化可不簡單。因為這背後牽出的，是一個常被公眾忽略卻至關重要的問題：太空武器和深空探測的根本基礎是什麽？九三閱兵時，紅旗-19、紅旗-29亮相，全場轟動，大家問得最多的是：導彈有多長？多粗？能打多高？這些問題熱鬧，卻抓不到本質。大氣層內，飛行器看空氣動力學；大氣層外，航天器看的是軌道設計。隻有把這條脈絡看清楚，才能理解中國這些年在太空探索上的真功夫。

中國的“太空加油機”，注意機械臂，可以在軌道上捕獲衛星。

軌道計算：從“東風1號”到驚豔世界

如果說空氣動力學是飛機的根基，那麽軌道動力學就是空間武器的根基。中國在這條路上的積累並非一蹴而就，其脈絡清晰地體現在能力的兩次飛躍上：從追求“算得準”的絕對軌道，到掌握“玩得轉”的相對軌道。

最初的起點是地對地導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研人員在錢學森的率領下，紙筆間反複推算拋物線，為的是讓“東風1號”導彈在數百公裏外擊中目標。這種會算賬的硬功夫，為軌道計算打下了地基。趙瑞安這樣的科學家，正是從那個時代走出來，將導彈曲線的數學經驗，升華為太空軌道設計的底層算法。

中國軌道計算第一次驚豔世界，是2007年的反衛星試驗。外行看的是中國發射一枚導彈擊毀了一顆退役的氣象衛星，內行看的是算術的勝利。攔截的關鍵在於精確計算兩個高速運動目標的軌道，並讓它們在預定的時間、預定的空間點上交匯。這次成功，標誌著中國對絕對軌道的預測與設計能力已達到極高精度。

而技術的深化，則體現在將軌道計算應用於更複雜的場景，其核心從“絕對軌道”走向“相對軌道”。

“上帝之杖”試驗的本質，是高超音速再入體軌道設計的勝利。美國渲染的太空轟炸概念，號稱一發可毀一座城，其核心技術難點之一，在於重型金屬棒從太空再入大氣層時，會麵臨極端的氣動、熱效應，其軌道是一個複雜的動力學過程。

美國畫的餅中國給做出來了，中國團隊通過試驗進行驗證，讓鎢棒以超高速度精準命中目標點，並與理論彈坑數據高度吻合——這不光證明了中國在複雜環境下的軌道精確模擬、預測與重構能力，還證明了美國的不靠譜：一根140公斤的鎢棒從天而降，其直徑為0.11米、長度0.84米，以4650米/秒的速度砸向砂石地麵。結果呢？留下的隻是一個深3.0米、直徑4.6米的拋物形彈坑，換算能量，大致相當於幾百公斤TNT的爆炸威力，頂多相當於大口徑火炮射擊，跟毀滅城市不沾邊。

今年1月發射的“實踐二十五號”太空加油機則是相對軌道控製的集大成者。它的厲害之處不在於加油，而在於太空對接。太空加油機與目標衛星不是各自在獨立軌道上運行，而是必須進行精密的相對軌道優化：首先機動到同一軌道麵，然後通過多次微調逐步逼近，最終在厘米級精度、近乎為零的相對速度下實現對接。

這背後的軌道計算，遠比簡單的攔截複雜，要求對兩個航天器的相對位置、速度、姿態進行連續、實時的高精度控製。這種能力，使得航天器能從一次性消耗品變為可維護、可升級的太空資產，其軍事價值——如對特定目標進行近距離偵察或幹預——不言自明。

因此，從摧毀衛星的激烈碰撞，到為衛星“延壽”的輕柔對接，其共同根基都是日益精進的軌道設計與優化能力。趙老爺子那句“搞軌道計算”，背後正是一條從保障基礎打擊，到支撐戰略反導，再到賦能未來太空主導權的技術長征。

紅旗-29乃是國之反導神器，連美國也沒有對應武器。

軌道優化：從算術到高等數學

如果說軌道計算是空間武器的“算術”，那麽軌道優化就是“高等數學”。它不僅要回答能否實現，更要回答如何以最小代價、最高可靠性達成目標。趙老說，優化能讓效率成倍提升，這正是中國航天工程哲學的核心——將精準的數學計算，升華為最優的工程實踐。這一點在中國近年的幾次代表性任務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一例，是紅旗-29的反洲際導彈攔截。

洲際導彈彈道高、速度快，攔截窗口轉瞬即逝。中國的方案展現了軌道優化的威力：敵方洲際導彈起飛後，我方迅速解算其彈道，為紅旗-29的動能戰鬥部規劃一條最優的預定交匯軌道，讓兩者在數百公裏高的太空“準時赴約”。這種料敵於先的能力，直接拉大了實戰中的攔截概率。

第二例，是嫦娥六號的月球采樣返回。

2024年，嫦娥六號實現世界首次月球背麵采樣返回，將軌道優化藝術演繹到極致。其難點在於多體軌道間的精準銜接：月麵起飛、月軌交會對接、精確注入地月轉移軌道、最終精準再入地球，如同一場持續數周、分秒不差的太空芭蕾，堪稱中國軌道動力學計算精度與可靠性的終極證明。

第三例，是“天問一號”的火星探測任務。

與美國將“環繞”與“著陸”分多次任務完成的“分步走”模式不同，中國“天問一號”首次發射便一次性實現“繞、著、巡”三大目標——這背後，是軌道優化能力在行星際尺度上的極致展現。任務團隊為探測器組合體設計的地火轉移軌道，需確保其在飛行數億公裏後能被火星精準捕獲。進入環火軌道後，軌道器與著陸巡視器需在最佳時機分離，後者自主切入再入軌道，前者則調整為中繼探測軌道。這一係列動作的成功，意味著中國掌握了行星際軌道設計、捕獲控製、多目標軌道協同等頂級技術。

這種一步到位的方案，極大降低了任務的總成本和時間周期，將發射風險集中一次化解，體現了中國航天“以算法上的極致精確，換取工程上的最大簡潔”的獨特思路。

縱觀這三項任務，其共性清晰可見：中國航天的解決方案都錨定在軌道優化這一根本之上，通過超前的精確計算，將高風險轉化為最優路徑。這既是趙瑞安等老一輩科學家奠定的學術基因，也塑造了中國空間戰略以算法驅動、以效能為先的獨特風格。

美國的“金穹計劃”不容小覷，把對手拖進耗資無窮無盡的太空競賽，美國當年用這一招拖垮了蘇聯。

國之重器

趙老其人與其著作，恰是中國航天發展路徑的一個縮影：不尚空談，唯求實效。他的《空間武器軌道設計》推演的諸多構想，正不斷被現實印證。美國不遺餘力推動太空武器化、太空軍事化，甚至故技重施，拋出“金穹計劃”——規模堪比拖垮蘇聯的“星球大戰計劃”。美國“金穹計劃”看似前沿的概念，本質上並未超越基於軌道動力學的攻防邏輯。

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一方追求戰略宣示與威懾，而另一方，如趙老一代人，則致力於打造深藏於代碼與方程之中的、能夠精確掌控太空軌道的算法體係——這才是最根本的國之重器。

這揭示了一個超越獎項評價體係的真理：真正的戰略能力，源於紮實的工程科學積累。當世界的目光追逐諾貝爾獎時，塑造未來安全格局的基石，正在這些“掃地僧”的演算中悄然鑄就。

因此，公園裏那位笑談“這是我寫的”的老人，其身影背後，是中國航天數十年的厚重積累。他所代表的科學方法與技術傳統，是一個國家能夠和平利用太空、並堅定捍衛自身太空利益的最深底氣。

[yongbing1993]

楊振寧是個絕對精致利己主義者






楊振寧把《“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美國，晚年回到中國，享受在國外沒有的待遇”》。兩麵撈好處。是個十足的自私自利的《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投者分子機會主義者。是和中國的走資派們有共同點的，所以中國的走資派們拿他來做“教父“供著，學著他的樣。隻不過是：《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粥。》少量汙穢物即可糟蹋整鍋食物。個別不良成員或行為能導致整個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的傳流美德受損。如今中國四十多年來的道德敗壞不能說都是他一個人帶壞的？但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分子。

為什麽《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能盛行？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好處一定是自己，絕對不讓自己吃虧，但是麵上一定把自己包裝的特別公正，特別仗義。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絕對不會讓自己吃大虧的，表麵也許會吃一些小虧。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唯分數論”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個人原因。

唯利是圖的社會環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社會原因。

走資派執政四十多年來一切向錢看《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盛行!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走資派鄧小平們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上大學改變命》，大學裏培養“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立即變現的貯錢匣”。

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尤其是博士文憑是選拔官員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

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

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

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代人考試”業又稱替考。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中國特式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所有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都成了培養《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國上下各級官員和各行各業的官員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高級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這些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有錢，就可以進入私立的高等學校”。

諾貝爾獎算什麽？有人說：《我左手將和平獎狀拿過來，右手可即刻投入垃圾箱，然後再掏出手絹揩抹雙手－-這是?我的一分尊嚴。 》

轉載：《楊振寧爭議背後，頂級科學家各國都給啥待遇》

2017-02-28 環球時報
　　
“楊振寧、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科院院士”，對於中國科學界乃至中國社會來說，這都是一個引發轟動的消息。然而，國內輿論場的反應再次證明，95歲的楊振寧是中國目前知名度最高，同時也是受到爭議最多的科學家。有人盛讚他的科學貢獻，有人議論他的婚姻是非，有人警告“群嘲楊振寧，小心寒了人才環境”，更多人糾結於“他到底愛不愛國”。“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美國，晚年回到中國，享受在國外沒有的待遇”，這是非議楊振寧“不愛國”中一種最典型的聲音。那麽在其他國家，供職於最高水平的科研機構對於科學家來說意味著什麽？他們能享受到什麽樣的待遇？

美國：當國家科學院院士，特權少

在美國科學界，代表最高水平的機構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工程院、美國國家醫學院、美國國家自然基金會。其中，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是在美國僅次於獲諾貝爾獎的最高學術榮譽之一。

不過，成立於1863年的美國國家科學院是一個“由傑出學者組成的非營利性協會”，沒有政府撥款。成為該“協會”的院士不具有經濟和行政意義，物質待遇不會有什麽變化。院士沒有特權，不能更快地晉升職稱，而且如果在學術上沒有進一步的發展，可能會得不到相關單位的續約。他們在為政府提供科學和相關技術服務時沒有辦公室，也不獲取個人報酬。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這個頭銜被學術界廣泛認可，含金量高，不過它對應的名稱更準確地來說是“member”，也就是會員。這家“協會”的院士每年須為自己的頭銜繳納200美元的會費。如果3年不交，就轉為名譽退休院士。據了解，美國院士的資曆或許能在申請科研經費時有幫助，不過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申請的項目內容。

說到美國科學家的待遇，有一個事例總被提起。一位美國國家科學院華人院士上世紀80年代獲得諾貝爾獎後，在其任職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得到了一個特殊待遇——學校停車場的“優先車位”。不過在許多人看來，這個待遇已經很好了，因為這所大學的車位一直很緊張。

在美國，院士頭銜是一種“非物質化的榮譽”，與此同時，它意味著要承擔更多責任：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必須為其所在領域的年輕科學家做出表率;需要為聯邦和地方政府提供廣泛的政策谘詢。

北美大學係統中，學校內部的教授頭銜往往更有分量，能在學校享受一等的教授收入和待遇。依照北美學校的“教授治校”理念，對學者的評價不完全依賴於官方或半官方機構的認可，大學有較大的自主權。反過來說，評上院士，未必能在學校內部評上教授。

近幾年，媒體對於美國科學界待遇的關注，焦點多在收入差距方麵。《自然》雜誌2016年的薪酬調查顯示，2015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裏，有29名醫學研究者的人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10名以上的非臨床研究者收入在40萬美元以上。然而，數以千計的博士後年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

俄羅斯：院士最高每月10萬盧布補貼

俄羅斯的頂尖科學家主要來自俄羅斯科學院, 該機構下設650個分支機構，擁有近5萬名研究人員，自1724年成立以來，已有19位學者獲得諾貝爾獎，其中自然科學領域有11位。

蘇聯時期的一個國際大環境是美蘇爭霸，因此當時的科研人員，尤其是軍事科技部門的研究者待遇很好。有俄媒稱，蘇聯科學院院士工資為每月700至1000盧布，是當時國內的最高待遇，據說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科學院院長月薪(1500盧布)比蘇共總書記還高，而院士的工資和政府部長工資相近。政府為科學院院士提供高級住宅、子女入學特殊照顧等待遇。蘇聯頂級科學家還會獲得各種榮譽和稱號，比如“列寧獎”“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此外，那時的科研人員享有較高的政治待遇，自上世紀50年代起，有不少專家學者當選為蘇共黨代會代表或進入中央委員會。

蘇聯解體後，俄經濟嚴重衰退，政府陷入財政危機，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由上世紀80年代的2.03%下降到0.4%。由於經費銳減，俄科學家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許多年輕科學家出走，前往歐美國家尋求職位，從1991年到1994年，俄科學院研究人員總人數下降了40%。

俄羅斯總統普京2000年第一次執政後，不斷改善科研人員的待遇，科研經費從2002年到2005年翻了三番，達到20億美元，並將科技政策重心放在吸引和支持年輕科學家方麵。目前俄羅斯科學院麵臨“老齡化”嚴重的問題，半數以上人員年近退休。

如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的待遇相較於蘇聯時期有所下降。他們不再享受政府提供的別墅和專車待遇，不過科學院可以建房，比市場價格便宜;科學院有醫療中心，但院士看病沒有什麽特權;當選院士在申請課題、項目立項方麵沒有優待，和其他申請者一樣，他們需要經過專門的評審委員會鑒定。

俄羅斯“zarplatyinfo”網站援引俄科學院的數據顯示，物理領域的院士月收入約3.8萬盧布，生物領域的院士約2.7萬盧布。在科研領域工作超過10年的科學家可根據學位不同獲得數額不等的津貼，科學院院士最高每月可獲10萬盧布(10盧布約合1元人民幣)補貼，不過補貼數額有可能在今年被削減。

德國：“卓越計劃”、退休政策、成就獎

“越來越多的頂尖科學家回到德國。”德國新聞電視台近日報道稱，德國各個“吸引頂尖科學家”的項目正在產生效果，大批外國和海歸頂尖科學家來到德國搞研究。

“幾十年來，德國科學家因為待遇問題出現過兩次出國潮。”德國柏林教育政策專家霍茨貝格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第一次是二戰後，美國招攬了近千名德國頂級科學家到美國，比如火箭專家馮·布勞恩;第二次是兩德統一後。目前，美國有約2萬名德國科學家。

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從事幹細胞研究的女科學家阿諾德曾對《環球時報》記者說，與德國相比，美國沒有官僚主義和等級製度，靈活性更強。而且，科學家的收入比德國高出3至4倍。

進入21世紀後，德國積極用優厚的待遇吸引科學家，推出“卓越計劃”，給大學和研究機構更多國家資助，讓頂尖科學家可以破格晉升教授。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的數據顯示，聯邦政府的研發投資2005年為90億歐元，到2012年已提升至約138億歐元，增幅達53%，且仍在不斷上漲。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德國頂尖科學家稅後工資是每月4500歐元以上，還有各種補貼。另外，他們當中許多人兼職提供資助的企業的高管，收入是工資的幾倍。65歲退休時，頂尖科學家平均可領取最高工資72%的退休金，而一般公司雇員所得退休金平均約占工資純收入的47%。德國社民黨聯邦議員勞特巴赫曾稱，國家給一個教授的退休金總額大約是一個酒吧服務員的20倍。

在德國從事研究的頂尖科學家還可以獲得各項豐厚的獎勵。德國洪堡基金會和聯邦教育及研究部2002年啟動了索夫亞－克瓦雷夫斯卡亞獎，2014年以前每兩年頒發一次，現在是每年頒發，頒發對象為年輕科學家，截至2015年共有120名獲獎者。

索夫亞－克瓦雷夫斯卡亞獎得獎者中約2/3是在德國從事研究的外國科學家，1/3是在海外的德國科學家。每個獲獎人可以拿到140萬至165萬歐元的獎金，在5年時間裏，可以在德國機構組建工作團隊，獎金的用途還包括研究人員費用、材料費、實驗室和器材經費等。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教育處的網站顯示，2002年至2015年獲得該獎項的中國學者至少有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