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掃地僧：錢學森之後就是我

一個掃地僧：錢學森之後就是我

 

 

【這揭示了一個超越獎項評價體係的真理：真正的戰略能力，源於紮實的工程科學積累。當世界的目光追逐諾貝爾獎時，塑造未來安全格局的基石，正在這些“掃地僧”的演算中悄然鑄就。】

【諾貝爾獎算什麽？有人說：我左手將諾貝爾獎拿過來，右手可即刻投入垃圾箱，然後再掏出手絹揩抹雙手－-這是我的一分尊嚴。 】

【因此，公園裏那位笑談“這是我寫的”的老人，其身影背後，是中國航天數十年的厚重積累。他所代表的科學方法與技術傳統，是一個國家能夠和平利用太空、並堅定捍衛自身太空利益的最深底氣。】

【錢學森】和這個不為名利的【掃地僧】才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轉載：《“錢學森之後就是我”，北京公園話癆大爺火了》

文章來源: 網易新聞 於 2025-10-17 
 
近日，一位北京公園裏的大爺火了。

麵對路人，他語出驚人：“錢學森之後就是我”、“我搞軌道計算”、“我是（軌道）優化的祖師爺”。而最讓人愣住的是下一句：“《空間武器軌道設計》這本書，就是我寫的。”有網友說，乍一聽以為是大忽悠，仔細一聽原來真是祖師爺。這位看似平常的老人，正是航天領域的泰鬥趙瑞安，一位從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走出的科學家。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裏，他就是那位深藏不露的“掃地僧”——表麵平凡，實則身懷經天緯地之才。

“錢學森之後就是我”，北京公園話癆大爺火了

“話癆大爺”原來真的是航天泰鬥

趙老從事的軌道計算和軌道優化可不簡單。因為這背後牽出的，是一個常被公眾忽略卻至關重要的問題：太空武器和深空探測的根本基礎是什麽？九三閱兵時，紅旗-19、紅旗-29亮相，全場轟動，大家問得最多的是：導彈有多長？多粗？能打多高？這些問題熱鬧，卻抓不到本質。大氣層內，飛行器看空氣動力學；大氣層外，航天器看的是軌道設計。隻有把這條脈絡看清楚，才能理解中國這些年在太空探索上的真功夫。

中國的“太空加油機”，注意機械臂，可以在軌道上捕獲衛星。

軌道計算：從“東風1號”到驚豔世界

如果說空氣動力學是飛機的根基，那麽軌道動力學就是空間武器的根基。中國在這條路上的積累並非一蹴而就，其脈絡清晰地體現在能力的兩次飛躍上：從追求“算得準”的絕對軌道，到掌握“玩得轉”的相對軌道。

最初的起點是地對地導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研人員在錢學森的率領下，紙筆間反複推算拋物線，為的是讓“東風1號”導彈在數百公裏外擊中目標。這種會算賬的硬功夫，為軌道計算打下了地基。趙瑞安這樣的科學家，正是從那個時代走出來，將導彈曲線的數學經驗，升華為太空軌道設計的底層算法。

中國軌道計算第一次驚豔世界，是2007年的反衛星試驗。外行看的是中國發射一枚導彈擊毀了一顆退役的氣象衛星，內行看的是算術的勝利。攔截的關鍵在於精確計算兩個高速運動目標的軌道，並讓它們在預定的時間、預定的空間點上交匯。這次成功，標誌著中國對絕對軌道的預測與設計能力已達到極高精度。

而技術的深化，則體現在將軌道計算應用於更複雜的場景，其核心從“絕對軌道”走向“相對軌道”。

“上帝之杖”試驗的本質，是高超音速再入體軌道設計的勝利。美國渲染的太空轟炸概念，號稱一發可毀一座城，其核心技術難點之一，在於重型金屬棒從太空再入大氣層時，會麵臨極端的氣動、熱效應，其軌道是一個複雜的動力學過程。

美國畫的餅中國給做出來了，中國團隊通過試驗進行驗證，讓鎢棒以超高速度精準命中目標點，並與理論彈坑數據高度吻合——這不光證明了中國在複雜環境下的軌道精確模擬、預測與重構能力，還證明了美國的不靠譜：一根140公斤的鎢棒從天而降，其直徑為0.11米、長度0.84米，以4650米/秒的速度砸向砂石地麵。結果呢？留下的隻是一個深3.0米、直徑4.6米的拋物形彈坑，換算能量，大致相當於幾百公斤TNT的爆炸威力，頂多相當於大口徑火炮射擊，跟毀滅城市不沾邊。

今年1月發射的“實踐二十五號”太空加油機則是相對軌道控製的集大成者。它的厲害之處不在於加油，而在於太空對接。太空加油機與目標衛星不是各自在獨立軌道上運行，而是必須進行精密的相對軌道優化：首先機動到同一軌道麵，然後通過多次微調逐步逼近，最終在厘米級精度、近乎為零的相對速度下實現對接。

這背後的軌道計算，遠比簡單的攔截複雜，要求對兩個航天器的相對位置、速度、姿態進行連續、實時的高精度控製。這種能力，使得航天器能從一次性消耗品變為可維護、可升級的太空資產，其軍事價值——如對特定目標進行近距離偵察或幹預——不言自明。

因此，從摧毀衛星的激烈碰撞，到為衛星“延壽”的輕柔對接，其共同根基都是日益精進的軌道設計與優化能力。趙老爺子那句“搞軌道計算”，背後正是一條從保障基礎打擊，到支撐戰略反導，再到賦能未來太空主導權的技術長征。

紅旗-29乃是國之反導神器，連美國也沒有對應武器。

軌道優化：從算術到高等數學

如果說軌道計算是空間武器的“算術”，那麽軌道優化就是“高等數學”。它不僅要回答能否實現，更要回答如何以最小代價、最高可靠性達成目標。趙老說，優化能讓效率成倍提升，這正是中國航天工程哲學的核心——將精準的數學計算，升華為最優的工程實踐。這一點在中國近年的幾次代表性任務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一例，是紅旗-29的反洲際導彈攔截。

洲際導彈彈道高、速度快，攔截窗口轉瞬即逝。中國的方案展現了軌道優化的威力：敵方洲際導彈起飛後，我方迅速解算其彈道，為紅旗-29的動能戰鬥部規劃一條最優的預定交匯軌道，讓兩者在數百公裏高的太空“準時赴約”。這種料敵於先的能力，直接拉大了實戰中的攔截概率。

第二例，是嫦娥六號的月球采樣返回。

2024年，嫦娥六號實現世界首次月球背麵采樣返回，將軌道優化藝術演繹到極致。其難點在於多體軌道間的精準銜接：月麵起飛、月軌交會對接、精確注入地月轉移軌道、最終精準再入地球，如同一場持續數周、分秒不差的太空芭蕾，堪稱中國軌道動力學計算精度與可靠性的終極證明。

第三例，是“天問一號”的火星探測任務。

與美國將“環繞”與“著陸”分多次任務完成的“分步走”模式不同，中國“天問一號”首次發射便一次性實現“繞、著、巡”三大目標——這背後，是軌道優化能力在行星際尺度上的極致展現。任務團隊為探測器組合體設計的地火轉移軌道，需確保其在飛行數億公裏後能被火星精準捕獲。進入環火軌道後，軌道器與著陸巡視器需在最佳時機分離，後者自主切入再入軌道，前者則調整為中繼探測軌道。這一係列動作的成功，意味著中國掌握了行星際軌道設計、捕獲控製、多目標軌道協同等頂級技術。

這種一步到位的方案，極大降低了任務的總成本和時間周期，將發射風險集中一次化解，體現了中國航天“以算法上的極致精確，換取工程上的最大簡潔”的獨特思路。

縱觀這三項任務，其共性清晰可見：中國航天的解決方案都錨定在軌道優化這一根本之上，通過超前的精確計算，將高風險轉化為最優路徑。這既是趙瑞安等老一輩科學家奠定的學術基因，也塑造了中國空間戰略以算法驅動、以效能為先的獨特風格。

美國的“金穹計劃”不容小覷，把對手拖進耗資無窮無盡的太空競賽，美國當年用這一招拖垮了蘇聯。

國之重器

趙老其人與其著作，恰是中國航天發展路徑的一個縮影：不尚空談，唯求實效。他的《空間武器軌道設計》推演的諸多構想，正不斷被現實印證。美國不遺餘力推動太空武器化、太空軍事化，甚至故技重施，拋出“金穹計劃”——規模堪比拖垮蘇聯的“星球大戰計劃”。美國“金穹計劃”看似前沿的概念，本質上並未超越基於軌道動力學的攻防邏輯。

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一方追求戰略宣示與威懾，而另一方，如趙老一代人，則致力於打造深藏於代碼與方程之中的、能夠精確掌控太空軌道的算法體係——這才是最根本的國之重器。

這揭示了一個超越獎項評價體係的真理：真正的戰略能力，源於紮實的工程科學積累。當世界的目光追逐諾貝爾獎時，塑造未來安全格局的基石，正在這些“掃地僧”的演算中悄然鑄就。

因此，公園裏那位笑談“這是我寫的”的老人，其身影背後，是中國航天數十年的厚重積累。他所代表的科學方法與技術傳統，是一個國家能夠和平利用太空、並堅定捍衛自身太空利益的最深底氣。

[yongbing1993]

楊振寧鄧小平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鄧小平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鄧小平高呼：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

鄧小平：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我的自述》作者：鄧小平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附：《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楊振寧盛讚文革和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製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他各方麵的行政。

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我從第三十一中學及幾間大學的學校當局和教育革命小組成員的口中知悉：在影響教育製度方麵，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權階級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造性的與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要對學習內容產生熱情，要落實這點。

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看見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得很輕鬆。

教育上另外一個重要方麵是學校的招生製度。要是認為這裏的美國學校的招生製度，算是革命性的話，那麽他們就更應去中國學習。

經過討論後，我深切地感覺到用這種形式選擇出來的學生中絕大多數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學動機，而我也相信他們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舊製度下的學生一樣的好。

在醫學的某些領域上，今天的中國明顯地是比其他國家更進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墮胎的方法。

使人歎服的是在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裏，他們的田在畝產方麵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兩倍。當我問他們成功的妙方時，他們說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因此他們才能做正確的事。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產品方麵現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了。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現在的中國農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變是何等的巨大。

我在去中國之前曾讀過這本書，我相信你們如果讀過，也會和我的感覺一樣，覺得它裏麵隻是些簡單的和很普通的話罷了。然而在中國生活了四個星期後，我才發覺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這本書裏麵所寫的語句雖然普通，它的實際意義對中國人來說卻是非常深遠的。在今日的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製度，以至個人的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裏麵得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在中南海入口處有一幅大牆，相當於一幅門簾，這是北京建築的特色，就在這幅全紅色的大牆上麵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親筆題的“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大字。到中國幾天後，我就體會到這句話的巨大意義。因為這句話不但是同事們每天談論的主題，而且也是他們每個人每天不論在公共場所或私下裏用來批評自己以及批評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標準。

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為人民服務” 的氣氛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鬆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後來，我發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有一次我去參觀我故鄉合肥的一間紡紗廠，廠內有一萬二千工人，當時引導我參觀的是廠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應當算是全廠最高第一負責人了。但當我提出問題時，十多個圍著我們的工人都一齊爭著開口回答，這時候，一種既輕鬆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後來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為什麽會感到奇怪？我發覺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國的製度強調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犧牲，這樣生活會很緊張。現在我了解到這種想法是不真實的。我又問自己：為什麽不真實？我不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相曆史學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確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現在中國政府在製訂政策時，很能注意到中國的過去傳統。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產生了固有的傳統，這不是已成過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認為——這可能是我片麵的了解——中國的領袖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在我結束以前，我想總結一下我所得到關於中國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館房間內，掛有毛主席寫的一首詩。在日夕相對的兩個星期當中，我對其中的兩行特別欣賞。這大概是因為我認為這兩行正集中表現了今日中國人民在政治形態上表現出來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譯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詩與英文詩在音韻方麵和抑揚頓挫方麵的分別，使中文詩的氣勢很難用其他語言表現出來。但我也願意試試。這兩句詩是：“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謝謝大家！

外國謠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過激的紅衛兵破壞了很多古物及建築物。我猜中國政府為了要表示這種說法的不正確，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的古物。

我認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是一個奇跡。

在中國，你時常都可以觀察到古老的習慣和古老的見解，同時你也覺察到有新的見解混合在一起。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自然的。我認為那種社會之所以符合實際，是因為領袖們極清楚地知道，所有過去的好東西和有用的東西，都一定要保存下來，隻有那些在舊社會中也應該掃除的才會遭受禁止。

詳情請讀：楊振寧在1971年9月21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演講。

[yongbing1993]

利己者為獲利是會說一些真話的






自私自利就能對自己的回報最大。在獲得自身利益時的利己主義者是會說一些“真話”的。當然，這些“真話”是不是違心的說的，隻有這個利己者自己知道。但說的事情一定是實事求是的真實的存在的。否則，這個利己者在當時也得不到自身利益的。

《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都屬於“知識分子“之類。都是權貴上等的人，所謂有體麵的有名的有知識有學問的人。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好處一定是自己，絕對不讓自己吃虧，但是麵上一定把自己包裝的特別公正，特別仗義。特別講“真話“的。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絕對不會讓自己吃大虧的，表麵也許會吃一些小虧。總是要做出一些實事得到認可的。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

《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就說明了一切。兩麵派。投者分子，機會主義者。

《懂得配合》：就是頭腦活絡，機靈，想法多，主意多，能發現問題，精明。

《善於表演》：“善於表演，懂得配合”，已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的“流行病”。把自身和生活中最光鮮靚麗的一麵示人，於是精心打造了華麗麗的“人設”，把真實的自己隱藏起來。

對“成本哲學”和“功利社交”的畸態迷戀。

形象，無疑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家世、地位、角色、聲望、榮耀和社會關係。與行動和實踐相比，“表演”在維護形象上，投入小、見效快、產出大，是博得好人緣、拉高支持分的捷徑之一。通過相對低成本的“表演”“穿衣戴帽”後，就有機會被喜歡、被賞識、被信任、被提拔……幸運者還可能因而走向成功，推動個人形象快速“變現”。“變現”！“變現”！“變現”！

習慣性“表演”之下，享受虛榮的心逐漸麻木。當讚美越來越多，氣泡越吹越大的時候，自發性的人格分裂漸成常態。過度“表演”，折射出中國文化裏的“麵子基因”。過分強調“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更有甚者願意“打腫臉充胖子”。視麵子過重，令國人在為人處世中多了些“表演”的痕跡和況味;愛麵子之深，令國人在任何情景下都想為自己爭麵子，甚至不惜通過“表演”、偽裝、造作來占據一席之地。

國內同行聚會，多是寒暄、互捧、秀優越。為取悅他人而投其所好，為掩飾自己而無所不用其極;一些不顧現實情況的刻意為之，看似長袖善舞，實則急功近利。這些矯揉與粉飾長此以往，侵蝕的是一個民族的獨立人格;久而久之，丟失了堅持和有主見的我們，要麽媚權、媚錢，要麽媚俗、媚眾。

《高智商》，《世俗》，《老道》聰明人。有學問。有知識。有權力。有名人。上等人。

就如鄧小平，楊振寧等。

[yongbing1993]

鄧小平向毛主席保證永不翻案的





《我保證永不翻案》！《我保證永不翻案》！《我保證永不翻案》！

1967年鄧小平《我的自述》“我保證永不翻案” ！

鄧小平向中央保證《永不翻案》：”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保證《永不翻案》！保證《永不翻案》！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鄧小平承認錯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鄧小平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轉載：《我的自述》作者：鄧小平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人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附：《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編者按：《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鄧小平委托江青》，看來江青對鄧小平還有用。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又是如何對待江青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誌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訴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誌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隻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 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檔。如果他提出過什麽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隻知道他在工業方麵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製。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製（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製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誌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隻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