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掌權流浪漢成了工農紅軍
《流浪漢》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延安時期沒有過，毛澤東掌權時《流浪漢》成了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參加抗日戰爭。《流浪漢》在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沒有過, 《流浪漢》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工人，農民參加保衛祖國和建沒社會主義的國營工廠建設和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勞動。《流浪漢》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沒有過，《流浪漢》成了工農兵參加紅衛兵造反泳批鬥走資派。
對於《流浪漢》相信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除朝鮮等少數國家外)中都存在的事實, 在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流浪漢》不但隨處可見，而且還是個麻煩事，也是一個難解的難題! 據史書記載古代就有之更無解之! 到了今天仍然如此! 當人們高喊著"人權, 民主, 自由"的所謂普世價值的時候, 沒有人會關心注意到《流浪漢》這部分人的! 而當選舉時會引來一些參選政客的關注, 平時逢年過節時會得到一些宗教團體和社會團體的關心, 送一些食物和舊衣物給他們! 盡此而意! 隨著經濟危機周期性地複發, 《流浪漢》的人數會不斷增加, 而對社會帶來的諸多負麵影響是盡人皆知的!
但是在中國曆史上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 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地區就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造 《流浪漢》運動, 中國共產黨發動全民人人行動起來 幫助改造他們, 使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一個勞動者! 以至於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國後經行一係列的工作, 社會上《不許有一個流浪漢》! 這樣的社會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初期. 之後複辟了資本主義後一切的不良現象又都回來了!
回想當年在延安時的做法還是挺有效的, 當時政府領導小組對延安地區作調查登記: “延安市劃定二流子110人，其中女二流子39人。二流子的門上和身上被強迫佩帶有二流子的徽章標誌，隻有在真正參加生產之後才被準許摘去。對女二流子， 規定她們受家人嚴格束縛，幫助丈夫整頓家務，如有不改，則丈夫打罵，政府不管，也不準離婚。”1943年5月24日，《解放日報》發表《談延市二流子的改 造》，文章如是說。
1943年元旦，《解放日報》新年獻詞提出，1943年是“遭遇到空前困難的一年”，陝甘寧邊區以“發展生產，加強教育”為中心任務。借 上一年全黨整風運動的浩大聲威，一場全民參加的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朱德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生產總動員大會上說，“貪汙、腐化、浪費是生產運動的 敵人。在生產中，不許有一個敗家子、一個二流子。”當年2月24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改造二流子》。
“不務正業，不事生產，以鴉片、賭博、偷盜、陰陽、巫神、土娼等為活，搬弄是非，裝神弄鬼，為非作歹的各種人”，這是二流子的官方定義。
二流子，也就是古代的遊民。學者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指出，遊民階層在宋代開始出現，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曆朝都很 重視對遊民的整治，朱元璋曾下令逮捕遊手好閑者，為了控製人員流動，更發明了保甲製度，通過戶籍管理以及連坐方式建立起一套社會監控體係。
作為一項政治任務，邊區各縣首先劃定二流子名單。1943年初，邊區屬下10個縣約150萬人口中，共劃分出二流子約9500人。
在當時二流子們，成為過街老鼠。
綏德各區縣獎勵勞動英雄的大會上，二流子們身披白布條，耷拉著腦袋，被拉上台。台下哄堂大笑。據說，二流子蔣生俊、辛振有被群眾譏笑以 後，徹夜難眠，痛下決心，改做好人。吳堡縣領導在後胡家山村開會宣布二流子的可恥之後，鄰村二流子王嶺來村裏串門，一個瞎子聽說了，當他麵向地上吐口唾 沫，帶聲“呸”。據說，這口唾沫對王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自此走上正路。
在綏德，有一個抵製二流子的“市民公約”：一、不買二流子東西；二、不讓二流子在好人家串門；三、不讓二流子在家裏掌握經濟權；四、各家 自己保證，以後不再出現二流子；五、代二流子找職業。在延安地區還製定了“二流子公約”：一、不染不良嗜好；二、不串門；三、不招閑人；四、不挑撥是非；五、要有 正當職業；六、如有違反，罰工。
《解放日報》發表了按“信天遊”調式填寫的歌詞《笑話二流子》，並注明是“農村婦女兒童嘲笑二流子唱的”：“……你婆姨也恨來你兒也嫌， 二流子頂個球不蛋。不要上我家串門子來，怕你把懶勁串進來。二流子你長得也像個人兒，為甚不好好的過年景兒？二流子二流子快回頭，勞動起來甚也不愁。”
頑固不化的二流子，受到集中管製並被強迫勞動。綏德有個二流子戒煙所，對每個二流子登記造冊，張榜公布其犯何前科、改造計劃，二流子經所長考察鑒定、眾人評議合格後，才可出所。
願意改過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者租借一定的土地、種子和農具，扶助監督他們參加生產勞動。
1944年的統計表明，一年間，邊區共改造二流子6400多人。改造二流子運動取得勝利。
毛澤東創建了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各種犯罪少之又少，幾乎清除了妓女、毒品、盜搶、黑社會、官腐等。沒有流浪漢，沒有資本家，不具有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毛澤東統一了中國，提高了工農的地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並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
早在戰爭年代，就為軍隊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民利益至上。毛主席指出，要建立的新中國“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私營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可以說，這也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光輝寫照。尤其是在《文革》時期更是《破四舊》《立四新》，全國人民可以用《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辨論。》的方法言論自由，去監督身邊的幹部，對官員的貪汙腐敗隨時隨地進行揭發批判公開於眾。
新中國建國之初，“革命功臣”的劉青山、張子善，經不起敵人糖衣炮彈攻擊而腐化墮落，毛主席親自批準了對劉青山、張子善特大貪汙案的處理。當有人為其求情時，毛主席問道：“是要他倆，還是要中國？”看到毛主席的態度如此鮮明和堅決，求情者看到了中國光明的未來，從心底裏也更加敬佩毛主席。
毛主席不厭其煩地告戒全黨：“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
“治國就是治吏”，靠的是嚴字當頭，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場風氣正了，表率作用才會增強，一呼百應，國家政通人和，國泰民安。否則，官員欺上瞞下，貪汙受賄，營私舞弊，胡作非為，其結果隻能是民怨國衰。
在懲腐興廉問題上，毛主席真正作到了劍落腐止！
為什麽？因為毛主席從不虛張聲勢、含糊其詞，從來是旗幟鮮明，敢動真格；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嚴於律己，率先垂範，要別人不腐敗，首先保證自己不腐敗；要別人清廉，首先保證自己更清廉。
他說：“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殼”。用自己腦殼做擔保，昭示出毛澤東對於防治黨內腐敗的堅定決心和浩然正氣，更是一個對曆史、對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
毛主席指出：“對於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幹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
毛主席用人，要求“又紅又專”，不是重文憑，而是重德才兼備和重政治表現。這是毛澤東的幹部，絕大多數都能夠深受人民群眾擁護和愛戴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時代選拔和培養幹部，重實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實踐中選拔和培養的幹部，他們知道人民的疾苦，他們會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這些政治思想素質好的人進入領導崗位，他們就能做到清正廉潔，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陳永貴，吳桂賢，倪誌福，王進喜等一大批工農幹部的出色表現，證明了毛主席用人製度的高明偉大。
1983年，因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上的一切不良的舊的習俗又席卷全中國!
20多年後，2010年，“堅決抵製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又成為新的口號。而又有誰能堅決抵製得了呢!?
2020年, 中國有多少流浪漢? 美國有多少流浪漢? 加拿大有多少流浪漢? 全世界有多少流浪漢? 有誰想解決流浪漢難題? 又有誰能解決流浪漢問題? 流浪漢是因懶造成的嗎? 即使是"懶"就放任流浪漢永遠存在嗎? 又有誰能從根子上徹底解決流浪漢難題? 人們不該反思尋找正確答案嗎?
關於《中國流浪漢》的準確統計數據非常有限且難以獲取，不同機構的估算差異很大，一些報告提到城市中有數十萬到數百萬無家可歸者，但官方發布權威、實時的數據較少，主要數據來自非政府組織或研究報告，通常會指出如吸毒、家庭問題、經濟困難等是主要原因。
根據美國政府的最新數據，2023年全美無家可歸者人數創下曆史新高，超過65萬。流浪漢數量龐大且原因複雜，涉及高昂的生活成本、經濟問題、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特別是阿片類藥物）以及社會福利係統挑戰等因素。
加拿大流浪漢數量沒有一個精確的全國總數，但趨勢顯示人數正在激增，尤其在主要城市，例如安大略省無家可歸者已超過8萬，多倫多情況嚴重，這顯示出住房危機迫切需要長期解決方案，而流浪漢問題是加拿大麵臨的嚴峻社會挑戰。
全球流浪漢的確切數字難以統計，但據估計，全球有數億人生活在無家可歸狀態，其中美國有超過50萬至100萬人，而中國也有數百萬流浪者，盡管缺乏精準的全球總數，但流浪現象普遍存在，主要原因複雜，涉及貧困、住房危機、藥物濫用、精神健康等，各國救助政策各異。 根據不同報告和估算，全球有數億人（超過3億）麵臨無家可歸或住房不穩定問題。每年有超過55萬至100萬人無家可歸，加州（特別是洛杉磯）流浪者眾多。
流浪漢（無家可歸者）遍布世界，但具體數字難以精確統計。全球數以億計的人生活在無保障狀態。這是一個跨國界、跨文化、極其複雜的社會問題。
古今中外各國各代何時沒有懶漢？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初，走資派鄧小平們為了攻擊抹黑毛澤東時代的國營工廠裏是“養懶漢“。而如今在走資派鄧小平們四十多年來的特色中國社會裏有沒有懶漢？“躺平“，啃老的人是不是懶漢？資本主義社會裏有沒有懶漢？懶漢是不是人？要不要政府來給於這些人安排適合的工作？還是讓這些人去流落街頭當《流浪漢》自生自滅？哪種社會製度在講所謂的“人權“？看看毛澤東是如何對待《懶惰》之現實的。
在舊中國清末民國時期年輕的毛澤東就觀察到：“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對於國民“性惰”的問題，毛主席從小就深惡痛絕，改造這一國民陋習，也是毛澤東的一大誌向。
毛澤東認為“人情多耽安佚而憚勞苦，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業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 故曰懶惰萬惡之淵藪也。”
毛澤東提出“奮鬥”之說：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策罷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鬥不可。
毛澤東提出“朝氣”之說：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毛澤東提出“勤務”主張：勤務之益，一以醫偷惰，一以藥文弱。有地板之室，不應用帚掃，致揚塵，必以布揩之。
1922年5月1日，為紀念“五一”勞動節，毛主席在湖南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更宜注意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注意的勞工三件事，一是生存權，二是勞動權，三是勞動全收權，其中對於勞工的勞動權，他指出：“一個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氣有力的時候，除開他自己發懶不做工可以讓他餓死不算數外，在理都應該把工給他們做，工人就有種要求做工的權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會無事可以買他的力事實上工人不得不‘賦閑’時，社會就應該本著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給與他們平常的工資，這就是勞動權。”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右派對於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運動進行汙蔑和打壓稱之為痞子運動，惰農運動，新生的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國民黨右派的所做所為采取了遷就和縱容的態度，對農民運動的積極意義認識不足，不敢支持，不敢接近。毛主席曆經三十二天時間深入農民運動中進行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雄辯的事實駁斥了對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毛主席對蘇維埃的基層組織“鄉蘇維埃”製定了工作原則、工作方法，他在《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中對“鄉蘇主席團”的工作方法指出：“主席團會議要開得好，常駐人員的工作要很緊張很切實地做，鬆懈懶惰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強迫命令主義要完全廢掉。”
1937年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發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號召，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造就成萬數的幹部和最好的群眾領袖，對這些幹部和領袖的素質品格，他指出：“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1937年8月，毛主席繼《實踐論》之後撰寫了哲學文章《矛盾論》，批評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把他們稱之“懶漢”，他寫道：“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對延安陝北公學畢業同學作臨別贈言，他鼓勵同學們畢業後要努力工作，他說：“一方麵不要偷懶，這個機會主義的傾向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積極工作，艱苦奮鬥。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反對急性病，那種一天就要勝利的心理也要鏟除。”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建設大黨，幹部非學習不可，他要求建立學習製度，造成學習熱潮，他說：“大家都要努力學習，不可落後，不可躲懶睡覺。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於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不過我們主要的在於獎，假使有個把宰予，也沒有什麽關係。”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抗戰六周年起草紀念宣言，宣言中指出要廣泛開展生產自給運動，自己動手，改善生活，減輕人民負擔，宣言中寫道：“陝甘寧邊區及敵後許多根據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產運動，應該不疲倦地堅持發展下去。獎勵勞動英雄，發展生產競賽，反對貪汙浪費，懲治懶惰分子，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一切為著戰勝敵人而努力。”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要求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動動，指示指出：“各地應開辦七天至十天為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和為著改善夥食的炊事人員訓練班。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汙。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範的條件之一。”
在194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多次講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這個故事來自中國古代典籍《列子·湯問》，北山愚公要把擋在自家門口的太行、王屋兩座大山搬走，他“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日複一日，一直挖個不止，麵對他人的嘲諷，愚公毫無退意，表示要子子孫孫挖下去，直到把山挖走為止，操蛇之神嚇壞了，就向玉皇大帝報告，帝感其誠，就讓誇蛾氏二子把兩座山背走了。毛主席說他隻所以講這個故事，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我們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山挖掉!”他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麽挖不平呢?”
毛主席率領著人民大眾，像北山的愚公一樣，“劍屨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終於挖走了兩座大山。他們來不及歇息，就投身到另一場革命中去了，為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隻爭朝夕，艱苦創業，要在一張白紙上畫最美的圖畫。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主席提出要“勤儉辦社”。1955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次全體會議上，對農業合作社問題說：“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懶則衰，就不好。”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聽取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關於農村情況的匯報，在談到合作社生產水平時，他要求向富裕中農學習勤儉持家，他說：“在現階段，教育農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農，除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可以作為反麵的教材之外，富裕中農的勤儉持家、勤勞生產，都值得合作社社員學習。在這一方麵，合作社社員應該以富裕中農為師。”
在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主席提出用共產主義精神來激勵人民。1958年8月30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講人民公社和全黨辦工業問題，在談人民公社問題時，他說：“搞共產主義，第一個條件是產品要多，第二個條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產主義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覺地做工作，懶漢甚少，或者沒有懶漢。我們過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懶漢?我就沒有見過幾個懶漢。他不懶是什麽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掛帥，有個共同團體，有個共同目標。”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閱讀一篇《大幹一年翻了身，魁星莊生產隊養豬積肥改變貧困麵貌》材料，材料說：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公社魁星莊生產隊由於土質沙性大，肥料不足，曆來糧食產量低，群眾生活貧困。1958 年以來，幹部帶頭，集資買豬，蓋簡易圈棚，並對公養私養、育肥、繁殖、積肥、打菜等事情統一領導，全麵安排，大幹一年翻了身。養豬由公社化前的 17 頭發展到257 頭(其中戶養77頭) ，每戶平均6頭多，不僅解決了吃肉問題，而且解決了肥料問題。以豬為綱，六畜興旺，糧食產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窮隊變成了富隊，缺糧隊變成了餘糧隊。毛主席看了極為高興，他提筆給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信，要求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他在信中說：“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拖拖遝遝，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半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雄心壯誌都沒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裏。我勸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將不正確的世界觀改過來。”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與學習小組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讀到教科書說“一個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術或更為勤勉和積極主動，他就能在單位時間內在同樣的條件下創造出較多的產品”時，毛主席發表看法說:“工作者是否更為勤勉、積極、主動，決定於政治覺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術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積極主動;另外一些人文化技術水平雖然低些，可是更為勤勉，積極主動。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覺悟低些，後一部分人覺悟高些。”
1961年9月26日，毛主席在邯鄲聽取河北省委、山東省委工作匯報，當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匯報到對投機倒把的、隻搞自留地小片開荒的、懶漢、盲流這四種人的補助問題時，毛主席說：“基本口糧要減少。對隻搞小片開荒的，給他算算賬，有的可以不給基本口糧，懶漢、投機倒把的人不給基本口糧，盲流也不給。基本口糧定多了不好，就沒有積極性了。”
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在匯報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時，他指出搞社會主義教育的標準之一是幹部參不參加勞動，他說：“幹部不參加勞動，永遠四不清，懶、饞、占、貪，都是由懶而來。”
1970年12月11日，經毛主席審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報告要求學習大寨自力更生精神，“下苦功夫，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報告還指出：“要批判靠天、靠國家的依賴思想，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和懦夫懶漢世界觀，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肅清浮誇風、瞎指揮等，把衝天幹勁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
毛主席一生都在實踐著他“改造中國”的遠大抱負，他用共產主義的理想、集體主義精神、幹部參加勞動等濟世良方，重新找回了中華民族勤勞的美德，他所創建的思想和製度，是懶惰陋習的克星，是清除懶惰土壤的最好武器。當今天的我們回首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的時候，眼前浮現的是一幅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天鬥地的壯麗畫麵，毛主席年輕時所憂慮的“國民性惰”的萎靡之氣還能看得到嗎?看不到了，人們看到的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是“大慶精神”，是“紅旗渠”精神，是“大寨精神”，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煥發出來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有人說毛主席那個時代裏養懶漢，那都是不尊重曆史事實的瞎說。實際的情況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看不到幾個懶漢，因為那是個中國曆史上懶漢最少的時期。
根據一份最新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1月2日上午9點23分，加拿大收入最高的前100名 CEO，就已經賺到了相當於一名普通加拿大工人一整年的收入。
這一時間節點來自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CCPA）收集的數據。該機構長期追蹤加拿大最高薪酬企業高管的收入情況。
報告的計算基於普通加拿大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為65,548加元，而CEO的平均年薪已升至1,620萬加元，約為普通工人的248倍。
這一數字已超過2022年創下的紀錄，當年CEO平均薪酬為1,490萬加元，相當於普通工人收入的246倍。
換句話說，如今頂級高管隻需略多於8個工作小時，就能賺到一名普通工人一整年的收入。
CCPA資深經濟學家、該報告作者David Macdonald表示，設定這個“時間節點”，是為了讓公眾更直觀地理解不平等的規模。他說：“這種差距本身就很難讓人真正理解。”
報告發現，自2020年以來，CEO薪酬上漲了49%，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上漲15%。
Macdonald指出，盡管薪酬差距一直存在，但在過去幾十年中顯著擴大。
1980年代，CEO的收入約為普通工人的40至50倍，到90年代，這一比例躍升至100倍。
“人們在超市多付的錢、在房租和房貸利息上多付的錢，總得流向某個地方，”Macdonald 說，“其中一個去向，就是加拿大企業越來越高的利潤。”
推高CEO收入的是獎金，而非基本工資
報告指出，CEO的基本年薪約為130萬加元，在過去10年中變化並不大。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高管薪酬結構。2024年，超過84%的CEO收入來自獎金，包括現金獎勵、股票獎勵和股票期權。
“過去CEO被視為管理者，”Macdonald 說，“現在他們被當成‘超級明星’，需要巨額獎金才能留住。但事實上，大多數CEO都是內部提拔，在公司工作了幾十年。”
報告稱，疫情前，加拿大企業每年的稅前利潤約為4,000億加元。雖然疫情期間企業利潤一度大幅下滑，但隨後又反彈至每年超過6,000億加元，其中部分原因與通脹有關。
在此期間，即便企業業績不佳，隻要調整獎金計算公式，CEO仍然能夠獲得可觀的獎金。
“當業績不好時，就改公式，然後去政府要救助，”Macdonald說，“企業高管薪酬的邏輯隻有一個方向：向上。”
工資追不上物價，工人“實際減薪”
報告指出，2020年1月至2025年1 月期間，加拿大商品和服務平均價格上漲18%，而工人工資僅上漲15%。“這意味著工人實際上被減薪了3%。雖然名義工資上漲了，但他們購買的一切漲得更快，到2024年底反而更窮了。”
CCPA高級研究員、加拿大勞工大會（CLC）首席經濟學家、卡爾頓大學兼職教授DT Cochrane表示，薪酬差距擴大，與其說是生產力問題，不如說是權力問題。
他說：“傳統經濟理論認為，收入最終取決於你創造了多少價值，但我想，大多數普通工人都會質疑：一個人怎麽可能比另一個人創造出3,000倍的價值？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說法。”
由於高管薪酬與企業利潤和股價掛鉤，Cochrane指出，如果通過漲價或削減成本就能維持利潤，企業就幾乎沒有動力給工人加薪。
他還補充說，加拿大的工會覆蓋率下降、合同工和臨時工增加、工作不穩定性上升，進一步削弱了工人爭取更高薪酬的能力。
“企業已經非常明確：他們不會自行消化更高成本，”他說，“他們會把成本轉嫁出去，最終承擔這些成本的，還是工人。”
Cochrane指出，工會能讓工人通過集體力量爭取更大的經濟成果份額，同時改善工作安全、養老金和福利待遇。“這種安全感會增強工人的談判能力，但這並不是企業所有者和高管想要的。”
Unifor工會主席發聲：“荒唐又下流”
全國最大私營部門工會Unifor主席Lana Payne表示，薪酬差距的擴大，反映的是加拿大經濟中更深層次的權力失衡。“這簡直是荒唐而且下流。”
Payne指出，生活成本全麵上漲，讓許多加拿大工人苦不堪言。“即便經濟表現良好，工人仍被告知‘降低訴求、壓低要求’。這就是現實。”
“年輕人為何憤怒、工薪階層為何覺得不公平？因為它本來就不公平。”
Payne和Macdonald還指出，稅收政策也是加劇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人幾乎要為全部收入納稅，而CEO的一大部分收入，尤其是股票形式的薪酬，適用更低的稅率。
根據《加拿大所得稅法》，股票期權收入隻對行權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額征稅；若滿足條件，可享受50%的稅收扣除，等同於隻對一半收益納稅。
原本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對高收入者提高資本利得稅在遭到企業高管強烈反對後被擱置。“富裕的加拿大人有能力影響公共政策，”Payne說，“如果稅收政策更多是為富人服務，而不是為大眾服務，那民主就會出問題。”
Macdonald警告稱，如果沒有實質性的政策改變，這一差距還將持續擴大。“企業利潤正再次邁向曆史新高，”他說，“如果什麽都不改變，不管工人過得如何，CEO的薪酬都會繼續上漲。”
在美國官方的貧困線是年收入3.12萬美元（一家四口）。隻要你的收入超過3萬美元，就不算窮人。美國有3.4億人，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推特上發文警告：全美有超過4700萬人，其中包括五分之一的兒童，無法穩定、負擔得起地獲得營養食品。也就是說差不多12%左右的人口處在貧困之中。
從“140k貧困線”到“中產斬殺線”：要活著還是要體麵？如果你覺得現在的經濟數據很好，但日子卻過得很緊巴，年薪10萬美元還是窮，那不是你的錯，是因為衡量貧富的尺子是哆啦A夢的自欺欺人尺。
美國官方的貧困線是年收入3.12萬美元（一家四口）；隻要你的收入超過3萬美元，就不算窮人。但這把尺子是1963年造的。當年的邏輯很簡單：一家人大概三分之一的錢用來買吃的，所以隻要算出最低夥食費，乘以3，就是貧困線。
美國的福利製度設計有個巨大的bug：當你年薪4萬美元時，你是官方窮人，國家給你發食品券、管醫療（Medicaid）、補貼托兒費。日子雖然緊但還有兜底。
但當你通過努力工作，年薪漲到6萬、8萬甚至10萬美元時，災難發生了：你的收入高了，福利沒了。現在你需要自己全額昂貴的醫保和房租。
結果就是：一個年薪10萬美元的家庭，每個月剩下的可支配現金，可能比年薪4萬美元（拿福利）的家庭還要少。
你的房子不是資產，是預付的房租：你住的房子從20萬漲到80萬，你富了嗎？沒有。因為如果你賣了它，你還得花80萬買一套同樣的房子住。你並沒有獲得額外的購買力，你隻是生活成本變高了。
由於近年來美國食品、住房和醫療費用的飛漲，許多家庭難以維持生計。“無論是壞掉的冰箱、汽車故障還是醫療問題，意外開支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即便是這類常見的突發狀況，往往也會給許多美國人帶來嚴重的經濟困境。”
《一條“斬殺線”，擊碎“美國夢”》
2025年12月28日 來源：三裏河
近期，一個本屬於遊戲世界的詞匯——“斬殺線”，正成為解讀美國社會現狀的關鍵詞，引發網友廣泛熱議。
在遊戲中，“斬殺線”指的是當遊戲角色血量低於該線時，即可能被一套連招瞬間終結。在互聯網中，這個詞則被引申以形容美國部分中產人群脆弱的“血條”：一旦醫療、失業等風險疊加，個體財務狀況跌破某個閾值，就會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危機，不可逆地跌入貧困甚至無家可歸的絕望深淵。
這一概念，正在美國的現實社會中被反複印證。
資料圖：人們在美國紐約曼哈頓一家食品超市中自助結賬。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意外開支，或讓美國人陷入經濟困境
“無論是壞掉的冰箱、汽車故障還是醫療問題，意外開支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即便是這類常見的突發狀況，往往也會給許多美國人帶來嚴重的經濟困境。”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曾這樣寫道。
美國消費金融服務公司Bankrate對1000餘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調查顯示，2025年有59%的美國人沒有足夠儲蓄，來支付一筆1000美元的意外緊急開支。
報道指出，由於近年來美國食品、住房和醫療費用的飛漲，許多家庭難以維持生計。
美聯儲5月的統計報告，更是揭露了赤裸的現實。
美聯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2024年近40%的成年人無法使用現金或其等價物，支付400美元緊急開支。此刻，無形的“斬殺線”正變得愈發清晰。
“斬殺線”所折射的現實困境，讓很多人聯想到美國的“ALICE”人群，他們被界定為“資產有限、收入受限、有工作的群體”，也就是那些有工作卻難以維係基本生計的人。
他們的收入雖高於美國聯邦貧困線，但低於基本生活成本線。“ALICE”可能就是那些隨時觸發“斬殺線”的人群。
美國商業內幕網站曾發文指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淪為“ALICE”群體，他們既無力承擔房租、食品等基本生活開支，又被排除在本國社保體係之外。
報道直言，“ALICE”的普遍存在，暴露出美國深層的經濟症結：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既算不上富裕階層，又達不到救助政策標準。遺憾的是，相關政策卻始終未能及時跟進。
14萬美元，美國“新貧困線”？
最近，金融市場策略師邁克爾·格林撰寫的文章，戳中了美國社會的痛點。
格林拋出分析稱，美國的貧困線被幾代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嚴重低估。其認為，一個年收入低於14萬美元的美國四口之家，一旦考慮其他因素，處境將非常危險。
他的研究結論更具衝擊性：美國一個四口之家若想維持“基本生活必需”，每年至少需要13.65萬美元。這一數字遠超官方標準，也比美國有兩個或以上子女家庭收入的中位數(約10.9萬美元)還高出不少。
資料圖：美元紙幣。
格林的文章引發經濟學界廣泛關注，有人稱讚其評估真實生活成本的方法，也有人質疑是否符合現實。
不過，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即便專家們不認同格林的觀點，也不得不承認，他所提出的“現代美國家庭需要多少收入才能獲得安全感”這一問題，是一個直擊美國社會痛點的好問題。
而在社交平台上，美國網友的切身感受，再次印證了“斬殺線”並非虛構的隱喻，而是懸在普通民眾頭頂的生存利刃。
美國網民指出，“美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存在巨大漏洞。一次突發變故就可能迅速演變成連鎖危機，而一旦失去住所、醫療保障與生活穩定性，想要擺脫困境，難度遠比人們預想的要大得多。”
還有人表示，“政府並不真正關心(底層困境)，隻會通過在長椅上加裝欄杆等方式，讓無家可歸者盡可能不舒服……”
還有人直言：“我有一份體麵的工作，被認為是中產，但隻要我失業一個月，我的流動資產就會歸零。”
“斬殺線”的存在，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無法回避的傷疤。它不是遊戲裏可以重啟的虛擬設定，而是民眾隨時可能被一個危機推入絕境的真實寫照。這條冰冷的生存警戒線，無情戳破了“美國夢”的光鮮外衣，成為橫亙在希望與絕望之間，一道難以逾越的結構性鴻溝。
(“三裏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