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各國各代何時沒有懶漢

古今中外各國各代何時沒有懶漢

 

 

 

古今中外各國各代何時沒有懶漢？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初，走資派鄧小平們為了攻擊抹黑毛澤東時代的國營工廠裏是“養懶漢“。而如今在走資派鄧小平們四十多年來的特色中國社會裏有沒有懶漢？“躺平“，啃老的人是不是懶漢？資本主義社會裏有沒有懶漢？懶漢是不是人？要不要政府來給於這些人安排適合的工作？還是讓這些人去流落街頭當《流浪漢》自生自滅？哪種社會製度在講所謂的“人權“？看看毛澤東是如何對待《懶惰》之現實的。

在舊中國清末民國時期年輕的毛澤東就觀察到：“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對於國民“性惰”的問題，毛主席從小就深惡痛絕，改造這一國民陋習，也是毛澤東的一大誌向。

毛澤東認為“人情多耽安佚而憚勞苦，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業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 故曰懶惰萬惡之淵藪也。”

毛澤東提出“奮鬥”之說：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策罷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鬥不可。

毛澤東提出“朝氣”之說：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毛澤東提出“勤務”主張：勤務之益，一以醫偷惰，一以藥文弱。有地板之室，不應用帚掃，致揚塵，必以布揩之。

1922年5月1日，為紀念“五一”勞動節，毛主席在湖南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更宜注意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注意的勞工三件事，一是生存權，二是勞動權，三是勞動全收權，其中對於勞工的勞動權，他指出：“一個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氣有力的時候，除開他自己發懶不做工可以讓他餓死不算數外，在理都應該把工給他們做，工人就有種要求做工的權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會無事可以買他的力事實上工人不得不‘賦閑’時，社會就應該本著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給與他們平常的工資，這就是勞動權。”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右派對於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運動進行汙蔑和打壓稱之為痞子運動，惰農運動，新生的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國民黨右派的所做所為采取了遷就和縱容的態度，對農民運動的積極意義認識不足，不敢支持，不敢接近。毛主席曆經三十二天時間深入農民運動中進行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雄辯的事實駁斥了對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毛主席對蘇維埃的基層組織“鄉蘇維埃”製定了工作原則、工作方法，他在《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中對“鄉蘇主席團”的工作方法指出：“主席團會議要開得好，常駐人員的工作要很緊張很切實地做，鬆懈懶惰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強迫命令主義要完全廢掉。”

1937年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發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號召，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造就成萬數的幹部和最好的群眾領袖，對這些幹部和領袖的素質品格，他指出：“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1937年8月，毛主席繼《實踐論》之後撰寫了哲學文章《矛盾論》，批評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把他們稱之“懶漢”，他寫道：“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對延安陝北公學畢業同學作臨別贈言，他鼓勵同學們畢業後要努力工作，他說：“一方麵不要偷懶，這個機會主義的傾向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積極工作，艱苦奮鬥。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反對急性病，那種一天就要勝利的心理也要鏟除。”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建設大黨，幹部非學習不可，他要求建立學習製度，造成學習熱潮，他說：“大家都要努力學習，不可落後，不可躲懶睡覺。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於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不過我們主要的在於獎，假使有個把宰予，也沒有什麽關係。”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抗戰六周年起草紀念宣言，宣言中指出要廣泛開展生產自給運動，自己動手，改善生活，減輕人民負擔，宣言中寫道：“陝甘寧邊區及敵後許多根據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產運動，應該不疲倦地堅持發展下去。獎勵勞動英雄，發展生產競賽，反對貪汙浪費，懲治懶惰分子，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一切為著戰勝敵人而努力。”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要求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動動，指示指出：“各地應開辦七天至十天為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和為著改善夥食的炊事人員訓練班。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汙。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範的條件之一。”

在194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多次講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這個故事來自中國古代典籍《列子·湯問》，北山愚公要把擋在自家門口的太行、王屋兩座大山搬走，他“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日複一日，一直挖個不止，麵對他人的嘲諷，愚公毫無退意，表示要子子孫孫挖下去，直到把山挖走為止，操蛇之神嚇壞了，就向玉皇大帝報告，帝感其誠，就讓誇蛾氏二子把兩座山背走了。毛主席說他隻所以講這個故事，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我們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山挖掉!”他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麽挖不平呢?”

毛主席率領著人民大眾，像北山的愚公一樣，“劍屨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終於挖走了兩座大山。他們來不及歇息，就投身到另一場革命中去了，為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隻爭朝夕，艱苦創業，要在一張白紙上畫最美的圖畫。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主席提出要“勤儉辦社”。1955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次全體會議上，對農業合作社問題說：“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懶則衰，就不好。”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聽取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關於農村情況的匯報，在談到合作社生產水平時，他要求向富裕中農學習勤儉持家，他說：“在現階段，教育農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農，除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可以作為反麵的教材之外，富裕中農的勤儉持家、勤勞生產，都值得合作社社員學習。在這一方麵，合作社社員應該以富裕中農為師。”

在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主席提出用共產主義精神來激勵人民。1958年8月30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講人民公社和全黨辦工業問題，在談人民公社問題時，他說：“搞共產主義，第一個條件是產品要多，第二個條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產主義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覺地做工作，懶漢甚少，或者沒有懶漢。我們過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懶漢?我就沒有見過幾個懶漢。他不懶是什麽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掛帥，有個共同團體，有個共同目標。”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閱讀一篇《大幹一年翻了身，魁星莊生產隊養豬積肥改變貧困麵貌》材料，材料說：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公社魁星莊生產隊由於土質沙性大，肥料不足，曆來糧食產量低，群眾生活貧困。1958 年以來，幹部帶頭，集資買豬，蓋簡易圈棚，並對公養私養、育肥、繁殖、積肥、打菜等事情統一領導，全麵安排，大幹一年翻了身。養豬由公社化前的 17 頭發展到257 頭(其中戶養77頭) ，每戶平均6頭多，不僅解決了吃肉問題，而且解決了肥料問題。以豬為綱，六畜興旺，糧食產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窮隊變成了富隊，缺糧隊變成了餘糧隊。毛主席看了極為高興，他提筆給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信，要求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他在信中說：“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拖拖遝遝，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半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雄心壯誌都沒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裏。我勸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將不正確的世界觀改過來。”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與學習小組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讀到教科書說“一個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術或更為勤勉和積極主動，他就能在單位時間內在同樣的條件下創造出較多的產品”時，毛主席發表看法說:“工作者是否更為勤勉、積極、主動，決定於政治覺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術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積極主動;另外一些人文化技術水平雖然低些，可是更為勤勉，積極主動。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覺悟低些，後一部分人覺悟高些。”

1961年9月26日，毛主席在邯鄲聽取河北省委、山東省委工作匯報，當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匯報到對投機倒把的、隻搞自留地小片開荒的、懶漢、盲流這四種人的補助問題時，毛主席說：“基本口糧要減少。對隻搞小片開荒的，給他算算賬，有的可以不給基本口糧，懶漢、投機倒把的人不給基本口糧，盲流也不給。基本口糧定多了不好，就沒有積極性了。”

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在匯報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時，他指出搞社會主義教育的標準之一是幹部參不參加勞動，他說：“幹部不參加勞動，永遠四不清，懶、饞、占、貪，都是由懶而來。”

1970年12月11日，經毛主席審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報告要求學習大寨自力更生精神，“下苦功夫，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報告還指出：“要批判靠天、靠國家的依賴思想，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和懦夫懶漢世界觀，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肅清浮誇風、瞎指揮等，把衝天幹勁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

毛主席一生都在實踐著他“改造中國”的遠大抱負，他用共產主義的理想、集體主義精神、幹部參加勞動等濟世良方，重新找回了中華民族勤勞的美德，他所創建的思想和製度，是懶惰陋習的克星，是清除懶惰土壤的最好武器。當今天的我們回首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的時候，眼前浮現的是一幅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天鬥地的壯麗畫麵，毛主席年輕時所憂慮的“國民性惰”的萎靡之氣還能看得到嗎?看不到了，人們看到的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是“大慶精神”，是“紅旗渠”精神，是“大寨精神”，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煥發出來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有人說毛主席那個時代裏養懶漢，那都是不尊重曆史事實的瞎說。實際的情況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看不到幾個懶漢，因為那是個中國曆史上懶漢最少的時期。

[yongbing1993]

日本是法西斯集團亞州人民敵人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麵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充分意識到全中國人民唯有團結抗戰，才是製勝之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推動形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全民族抗戰局麵。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一心，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鬥爭中。華北平原上的一個莊戶人家寫下這樣一副對聯：“萬眾一心保障國家獨立，百折不撓爭取民族解放”，橫批是“抗戰到底”，這是中國人民勠力同心、全力抗戰的真實寫照。

在戰略上，為駁斥“亡國論”和“速勝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客觀分析中日力量實際，根據戰略形勢變化，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了《論持久戰》長篇演講，科學論證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闡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道路，闡述了中國抗戰為什麽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為什麽屬於中國這三大問題，堅定了中國全民族抗戰的勝利信心，為指導全民族抗戰提供了理論綱領。“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這些堅定有力的戰略論斷，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之路。

1937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第115師在平型關戰鬥中取得大捷，打破了侵華日軍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這次戰鬥中，共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第21旅團和師團輜重部隊共1000餘人，擊毀汽車100餘輛，馬車200餘輛，繳獲步槍1000餘支，機槍20餘挺，火炮1門，以及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全民族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個大勝利。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發動了一次大規模進攻和反“掃蕩”戰役，參戰兵力達105個團，史稱“百團大戰”。這是在全民族抗戰以來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帶戰略性進攻的戰役，也是在國際法西斯侵略氣焰極度囂張、中國抗戰麵臨嚴重考驗的關鍵時刻實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行動。百團大戰沉重打擊了日軍在華北地區的“囚籠政策”，鞏固了華北抗日根據地，迫使日軍不得不進一步從正麵戰場抽調兵力對付敵後抗戰力量，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抗戰的意誌和力量。

中國的抗戰持續8年，湧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楊靖宇、趙尚誌、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抗日將領，四行倉庫“八百壯士”、東北抗聯八女投江、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等眾多英雄群體，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傑出代表。

中國人民為徹底打敗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日本經過長期準備、精心部署、充分動員後悍然發動的全麵侵略，對中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巨大傷害。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財產損失600多億美元，戰爭消耗4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據不完全統計，戰爭期間，中國直接或間接卷入戰爭的人口達4億之多，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其中死亡人數達2100萬人，軍隊傷亡380萬人。中國的大片國土被侵占，城市、工廠和耕地遭到嚴重破壞。日本的侵略也造成了中華文化的浩劫，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全民族抗戰期間，中國專科以上學校損失80%以上，圖書損失275萬餘冊，文物被掠奪、損毀360萬餘件。

日本侵略者肆意踐踏中國大好河山，屠殺中國軍民，強行掠取勞工，蹂躪和摧殘中國婦女，進行細菌戰和化學戰，製造了一係列滅絕人性的慘案，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

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30多萬中國同胞慘遭殺戮，無數婦女遭到蹂躪殘害，無數兒童死於非命，大量建築遭到毀壞，巨額財物遭到掠奪。南京大屠殺持續時間長達6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是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在整個人類曆史上也是十分黑暗的一頁。

日本侵略者在侵華期間製造了數萬起殺害中國平民的血案，其中一次殺害千人以上的大規模屠殺血案達200餘起，手段血腥，毫無人性。日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掃蕩”“蠶食”“清鄉”，實施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即“三光”政策。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日軍製造了東西長350餘公裏、南北寬40餘公裏的無人區，燒毀房屋、村莊，將人民群眾趕進“人圈”。“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據地遭受了極為嚴重的損失。根據晉察冀、山東等7個地區不完全統計，1937年—1945年期間，被殺害、虐待和傷病致死者共318萬人，被抓276萬人，被燒毀房屋1952萬間，損失糧食1149億斤、耕畜631萬頭、豬羊4800萬隻、農具家具2.227億件、被服2.296億件。

更令人發指的是，日軍在中國組建生化部隊，進行殘酷的細菌戰和化學戰，把大量中國人用作細菌實驗和毒氣實驗的實驗品。日軍發動的細菌戰導致中國鼠疫、霍亂等瘟疫肆虐，無數民眾慘遭毒菌侵害。1940年—1945年，僅日軍731部隊就使用了至少3000餘人做各種活體解剖實驗。日軍還對無辜的中國平民釋放毒氣，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1940年9月的一次實驗中，有16人在承受了毒氣炮彈攻擊後又被注射毒劑，全部被折磨而死。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中國使用化學武器多達2000餘次，造成中國軍民大量傷亡。

日軍還大量擄掠中國勞工，強征被占領地婦女充當“慰安婦”。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征擄的中國勞工總數超過1000萬人。這些勞工被強征後，從事軍事工程、築路、開礦、拓荒等勞役，遭受非人虐待，大量被凍死、餓死、病死、累死、殺死。二戰期間，中國至少有20萬以上婦女被強征為“慰安婦”，許多“慰安婦”被日軍迫害致死，活下來的大部分落下了終身殘疾，更遭受了終生難愈的精神創傷。

日本是法西斯集團在東方發動戰爭的主力和亞洲人民的共同敵人。中國是東方戰場上抵抗日軍的最主要力量，發揮著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國不僅在軍事對抗上，而且在理論指導上，成為東方戰場的一麵旗幟。當時中國經濟落後、物資匱乏，麵對日本法西斯的猖狂進攻，為解決處於劣勢的中國如何抗擊敵寇、如何克服困難、如何打贏戰爭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開展了人民戰爭，廣泛發展了遊擊戰。這些在東方主戰場的作戰實踐中形成的思想理論和戰略戰術，不僅指導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偉大勝利，也為亞洲被壓迫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提供了參考。

中國戰場的英勇戰鬥，從軍事上、理論上、精神上極大地鼓舞了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當之無愧地成為東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幟。

1938年2月，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不久，毛澤東就提出了三個反侵略統一戰線的思想，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重申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鬥爭”；“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毛澤東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鬥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團結世界人民一道打敗法西斯主義，充分彰顯了胸懷天下、同舟共濟的世界情懷。

早在1937年3月，毛澤東在同史沫特萊談話時就指出：“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後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這一偉大的預見，在8年後成為了事實。

在艱苦卓絕的長期抗戰中，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中國人民終於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迎來了徹底勝利。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覆滅後，歐戰結束，盟國隻剩下日本這個主要敵人。中國和盟國一起，開展對日全麵反攻作戰。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的形式發布《終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軍艦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簽字，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毛澤東曾指出：“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全球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殖民主義控製的領土上，世界民族解放任重道遠。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鬥爭，往往以失敗告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極大鼓舞了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鬥爭。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通過艱苦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迫，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百年屈辱史。曆史證明：經濟文化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隻要凝聚民族力量，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就能戰勝強大的敵人。中國的勝利讓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清晰認識到，反抗侵略與壓迫、爭取民族獨立並非遙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已經具備充分的現實條件與實踐基礎。

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典型代表，為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樹立了光輝榜樣，鼓舞著這些國家以正義的人民解放戰爭反對非正義侵略戰爭，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促進了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也為人類和平、民主、正義、進步事業作出了曆史性貢獻。越南、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家，都從中國革命道路汲取經驗，先後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鼓舞了世界上遭受侵略和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信心與勇氣。強弱懸殊，是世界民族解放的頭等難題。中國人民以同仇敵愾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用落後的武器裝備打敗了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遠勝於己的強敵，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戰勝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積累了經濟和軍事弱國戰勝軍國主義列強的寶貴經驗，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開辟了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的道路。這一曆史經驗，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學習榜樣和路徑參照。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創造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提供了現實可行的解放途徑。在革命理論層麵，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通過分析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各階級的抗日態度等現實問題，逐步形成了持久戰理論、統一戰線理論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為弱國對抗強國提供了科學戰略指引。在革命實踐層麵，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依靠人民、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路徑。通過敵後遊擊戰等靈活戰術，以弱勝強打擊敵人，為裝備落後的民族解放武裝提供了作戰參考；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改革保障農民利益、發展生產充實抗戰物資，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證明了“人民戰爭”是爭取解放的有效路徑，讓亞非拉國家看到了依靠底層民眾實現民族獨立的可行性。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隻用兩年掃除了毒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吸毒現象乘著中國走資派改革開放之機，重新在中國大地泛濫，實際吸毒人數已超1400萬。

毛澤東時代是如何用兩年時間掃除毒品的。

新中國之前的曆史上，中國有兩次大的禁煙運動。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1839年，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虎門銷煙觸動了殖民主義者的利益，以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宣告終結。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後兩期，前期是晚清新政為了挽救垂亡的政權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後期是民國初期政府為了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製度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在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這場禁煙運動亦是不了了之。

新中國建立之初，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留給毛澤東新中國的是一個經濟崩潰、政治腐敗、充滿各種醜惡現象的爛攤子。解放前夕，各省種植、銷售鴉片的現象十分普遍，雲貴川三省更為嚴重。《新華日報》1951年3月15日的報道：“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地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食，以當時的產量計算，每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毒品還不單單是嚴重的阻礙了農業生產，隨之產生了武裝販運、殘害群眾、腐蝕健康等一係列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健康發展。1950年，國民黨反動派潛伏下來的特務，利誘群眾組織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毒品，比如西安的大毒梟苗紹溫就用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販運2400兩毒品，參與販運的婦女和其他群眾先後中毒而死的達30多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中國政府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不是空話，新中國是以實實在在的無毒社會，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人民群眾揚眉吐氣，黃賭毒無處藏身。一個正常的社會開始保護人民群眾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中央直轄市人民政府發出《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嚴令各省市積極開展禁止煙毒的工作。《通令》首先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軍閥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然後特別規定了嚴禁煙毒的辦法八條。其中第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禁煙禁毒工作。”

隨後，新中國又頒布了一係列有關禁毒的條例、辦法。比如《麻醉藥品臨時登記處理辦法》、《麻醉藥品暫行條例》、《管理麻醉藥品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等等。政務院頒布《通令》之後，各大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根據政務院《通令》的指示， 成立了禁煙機構，並結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此外，在各地頒布的其他指導生產的文件中，還一步步穩紮穩打的鞏固禁毒工作的成果。比如西南軍政委員會1950年3月1日發布的《關於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中，就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在以往鴉片種植的重災區，農民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大煙籽入土。通過一係列深入細致的工作。100多年治理不了的毒禍，在人民當家做主的階段得以根治。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禁毒運動中，查實以種植、販運、銷售毒品為業的人員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處理，800名罪大惡極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繳獲鴉片類毒品339萬兩，製毒機械5716套，用於武裝販毒的槍支882件。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製止了罌粟種植，並通過自行戒除和 強製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

新中國禁毒時期醫療人員為吸毒者免費體檢、治療。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時間，中國毒品問題出現了一個由濫到治的穩定期，毒品在中國大地基本銷聲匿跡，這個偉大成就的取得和保持離不開以下幾方麵因素：

其一，200年來飽受鴉片之害的中國人民對毒品有著切膚之痛，所以禁煙禁毒運動得到了廣大群眾最強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把禁毒禁煙運動作為一項重大的社會改革，將它與土地改革等重大社會變革結合在一起，加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清正廉潔，行動效率遠非腐朽的舊中國所能比擬，這種徹底禁絕毒品的決心和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是從根本上鏟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新中國使得受苦受難的廣大工農群眾翻身得解放，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府的社會動員力和群眾參與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禁毒行動獲得了群眾的全力支持，群眾運動為禁毒行動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四，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使得中國社會基層的每個角落都徹底組織起來了，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40多年來的毒品是如何重新泛濫的。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6月25日舉辦新聞發布會，發布《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現有登記吸毒人員255.3萬名。而據《京華時報》在2015年的禁毒日前夕報道，公安部禁毒局有關負責人估計我國實際吸毒人數已經超過1400萬。

在“2015中國禁毒論壇”上，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透露，特色中國政府在在2014年底己登記濫用合成毒品人員數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長速度超過40%。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消費主義，伴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同進入中國大地，原先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被顛覆。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帝國主義除了向特色中國輸出商品外，還出於資本獲利需求和顛覆中國特色社會的需要，同時也向中國特色社會輸出文化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糜爛腐朽的生活方式。

美國中情局滅亡中國的十條誡令明確寫道，“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80年代以來，酒吧、KTV、會所等娛樂場所逐漸在城市地區遍地開花，因為地方權力腐敗等多重因素，這類場所往往缺乏監管，往往導致其滋生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成為毒品泛濫的重災區。吸毒在年輕人中甚至成為一種時尚。這就為毒品的泛濫提供了社會基礎。

在個人利益驅使下，盡管製毒、運毒、販毒為刑法所明確禁止，被公安機關嚴厲打擊，但其背後所隱藏的巨大經濟利益仍然趨勢犯罪分子前赴後繼、鋌而走險，吸引著資本和權力的湧入，為犯罪分子大開便利之門，一條條毒品泛濫的渠道建立了起來。

隨著國門的洞開，毒品在中國泛濫的外部因素也不容小覷。

1979年，毗鄰中國西南邊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梟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國門打開之機，建立了“緬甸-雲南-廣州-香港”的販毒通道。此後，中國警方不僅發現過境毒品，而且同時發現種植、販賣、吸食毒品的現象也愈演愈烈。

全世界有三大毒源地，除了在中國西南境外，位於泰國、緬甸、老撾交界處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還有位於南美洲秘魯、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三國交界處的“銀三角”，以及我國西北境外，位於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處的“金新月”。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以後，“金新月”毒源地對我國構成新的威脅。

也就是說，三大毒源地竟然有兩個毗鄰我國。毒品為全世界人民所深惡痛絕，然而諷刺的是，這三大毒源地無不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毒品是帝國主義和資本財團攫取財富、控製他國的重要手段

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額達5000億美元以上，是僅次於軍火而高於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買賣。毒品蔓延的範圍已擴展到五大洲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種毒品的人數已高達2億多，其中17～35周歲的青壯年占78%！

18世紀中後頁，西方殖民主義者為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開始了把鴉片作為毒品向中國販運的罪惡貿易，毒害了無數中國人。

直到今天，毒品貿易仍然是帝國主義和大資本攫取財富，幹涉他國政治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爾?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證據，揭露了在美國政治和國家事務中獲得批準的非法暴力活動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實，尤其這些活動與美國長期參與的全球毒品走私有關。從20世紀50年代的泰國開始，美國已經習慣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販子(及與其有資金往來的銀行)的結盟來建立和維持右翼政府。這種模式不斷出現在老撾、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國和現在的阿富汗等國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情局暢行無阻，早已陷入給毒品走私販做幫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沒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經著手擺脫這個泥潭，這是事實。中情局利用並庇護走私犯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從毒品生產統計數據中便可一窺究竟，每當美國插手幹涉，毒品產量便上升，一旦美國停止幹預，產量就會下降。

例如，1979年，由於美國間接幹預，阿富汗鴉片產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自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以來，這種現象反複出現。鴉片罌粟種植的公頃麵積增加兩倍多，1999年已達到9.1萬公頃的高峰(2001年因為塔利班問題下降至8000公頃)，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萬公頃，2007年增加到19.3萬公頃。在2008年，種植麵積下降到15.7萬公頃，這主要是因為之前生產過量，大大超出市場可吸收量。

沒有人應當為這種增長而感到大為震驚：在任何一個毒品生產地區，但凡是美國從軍事或政治層麵插手幹預了，該地區的毒品生產就會大幅上升，絕無例外。20世紀50年代，這種模式頻頻再現，緬甸正是如此(正是因為中情局插手，從1939年40噸的毒品產量上漲到1970年的600噸)，泰國如此(從1939年7噸上漲到1968年200噸)，老撾也是如此(從1939年不到15噸上漲到1973年50噸)。

最具諷刺意味的當屬哥倫比亞，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軍隊幹預，所謂“禁毒戰爭”不過是蠱惑人心的旗號。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次會議上預言，這次幹預必將導致毒品產量的增加，而非減少。可是即便如此，斯科特仍被實際增量嚇了一跳。1991~1999年，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麵積增加了3倍(從3800公頃增加到12300公頃)，罌粟種植麵積大幅增加5.6倍(從130公頃增加到750公頃)。

美國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沒有遏製毒品走私，反而是讓問題更為嚴峻。美帝國主義的邪惡遠非你能想象。

新中國成立近76年，毒品從銷聲匿跡到死灰複燃、走向泛濫，這段曆史很有必要進行總結反思，毒品問題隻是諸多社會問題的一角，其背後反映的是大的社會環境的變遷。社會病了，不必諱疾忌醫，經驗與教訓擺在那裏，走什麽路也就一清二楚了。當然，除了對內的刮骨療毒，對外部帝國主義的警惕與反抗也是必須的。

[yongbing1993]

毒品在美國這塊土地上根深蒂固





場景：　一些吸毒者蹣跚而行，另一些吸毒者失去知覺趴在地上，無家可歸者《流浪者》的帳篷隨處可見，地上散落著注射毒品用過的一次性注射器等垃圾。這是在美國網絡上瘋傳的美國費城北部街頭視頻中的景象。

英國《每日郵報》跟進報道如此描述：“費城已被毒品犯罪淹沒”，“從未見過人類處於如此狀況”。在這家英國媒體的筆下，“友愛之城”費城的肯辛頓大道已在毒品侵蝕下淪為“僵屍之地”。網友紛紛評論，如此可怕的景象好似一部僵屍電影，令人難以相信這裏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二百多年來曆任美國總統都曾對毒品進行過表麵上的“宣戰”，而美國毒禍卻愈演愈烈，成為根深蒂固的“美國病”。

今天的美國是全世界毒品最泛濫的國家：吸毒人數約占全球12%，是其人口在全球占比的3倍。美國毒品泛濫，與經濟利益、遊說集團、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相關，加劇美國各種社會問題，也折射出美國政府社會治理的失敗。

美國帝國主義的霸權從抓薩達姆因大殺傷性武器結果是一管洗衣粉，中間抓過多個外國總統等，再到這次活捉委國民選總統馬杜羅。美國這次抓到的委國民選總統馬杜羅，是以“毒販”為理由進行的。是“毒販”還是反美不聽話的“眼中釘”？世人或是人心中都清楚。2026年1月3日淩晨，美國突襲加拉加斯，美國的“三角洲”特種部隊成功抓捕一個獨立國家又是弱小的民選的總統馬杜羅，幾小時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高調宣稱“正義落地”，並且點名馬杜羅是“國際毒梟”。

但問題來了，這場行動到底是在打擊毒品犯罪？還是又一次換包裝的“政權清理”？美國抓馬杜羅的目的究竟是什麽？

如果是為抓“國際毒梟”？世界上的“國際毒梟”有多少？抓了嗎？如果是為了反毒？毒品在美國這塊土地上根深蒂固？如何反得了？

美國的特種部隊可以在任何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去抓這個國家的從總統到任何一個人，可以從地洞到使用直升機，美國總統可以用任何幹預方式悄悄換了個模樣去抓人暗殺等。這是什麽行為？

馬杜羅被抓捕一事，讓人聯想到了2003年美國抓薩達姆，當初抓捕薩達姆美軍打了一場八個月的戰爭，還動用了幾十萬大軍，最後在一個地洞裏才把人揪出來，那時候美國靠的是“硬拳頭”，靠的是軍事碾壓。

但到了2026年，抓馬杜羅這事，美國換了打法，精準空襲、特種突擊、情報主導，幾小時內就把一個弱小國家的人而且又是這個國家的民選總統給帶上了美國的軍艦，看上去幹淨利落，不帶一絲煙火味。

這不是單純的戰術升級，更像是一次戰略轉型，美國不再願意為一個國家動用全副武裝去打持久戰，因為它知道，那種代價太大、回報太小。

現在，他們更願意通過製裁、封鎖、懸賞、無人機，再加一點輿論戰，把對手一步步逼進“可控範圍”，最後趁夜出手，一擊製敵，馬杜羅的命運，基本就是這套套路的最新“樣板”。

但別忘了，這種看似“高效”的操作背後，依然是一種赤裸裸的幹涉，隻不過，這次不是堂而皇之地打進來，而是用了更“聰明”的方式去推翻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

從薩達姆的地洞到馬杜羅的總統府，美國的目標沒變，隻是手法更隱蔽，更難防，美國說馬杜羅是“毒梟”，還給他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簽，聽上去好像證據確鑿，但真有那麽簡單嗎？

其實，這事早在2020年就有苗頭，當時美國司法部突然宣布馬杜羅涉及“毒品恐怖主義”，說他和墨西哥的錫那羅亞集團、哥倫比亞的遊擊隊勾結，向美國走私毒品。

到了2025年，不僅懸賞金額翻了幾倍，還把委內瑞拉的“太陽販毒集團”列成了全球恐怖組織，美國媒體鋪天蓋地地跟進，搞得好像馬杜羅就是南美的“毒品教父”。

但問題是，這些指控幾乎全靠美國自己說，缺乏獨立國際機構的證實，委內瑞拉方麵堅決否認，說這就是一場“媒體馬戲”。

更耐人尋味的是，每當馬杜羅在國內政治上取得進展，美國這邊就來一輪新指控、新製裁。

比如他在2025年再次連任總統，幾天後，美國就把懸賞金額翻倍，這時間點配合得如此默契，不禁讓人懷疑，這到底是打擊販毒，還是借口打壓政治對手？

更何況，美國自己在拉美的反毒戰績也不咋地，哥倫比亞幾十年反毒不見成效，墨西哥毒幫橫行，毒品照樣源源不斷流入美國。

現在突然說馬杜羅是販毒主謀，這種“選擇性執法”怎麽看都不是為了“世界和平”，更像是為了“政治清算”。

打著反毒旗號，幹的是換屆生意。

如果說薩達姆那會兒，美國還要找個“化武”的借口，現在的馬杜羅事件，顯然包裝得更精致了。

這一次，美國把“反毒”換成了全套話術係統——什麽“毒品恐怖主義”、“外國恐怖組織”、“特別指定目標”，還弄了個“南方之矛”軍事行動計劃，看上去正義感十足，實則是把地緣政治幹預粉飾得滴水不漏。

美國不是第一次這麽幹，2003年說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打完找不到，現在說馬杜羅是毒梟，證據在哪？沒人知道。但要造點證據出來，又有誰取去驗證？川大王說有就有。

但這不妨礙美國用這套說辭來動武、抓人、控製資源，特朗普公開講得更直接：“美國要拿回被委內瑞拉奪走的石油和土地，”這話一出口，反毒這塊遮羞布直接掉地上了，剩下的，就隻剩下赤裸的利益。

更耐人尋味的是，美國早在2025年就開始布局這次行動。先是增加懸賞，然後調動軍艦、無人機、特種部隊，最後一擊製勝。

這種逐步推進的節奏，不是臨時起意，而是計劃已久，反毒隻是個“通行證”，真正的圖謀，是政權更替和資源回收。

而這套劇本，如果被證明有效，那下一個“目標國”會不會也被貼上“恐怖分子”標簽？這才是小國們真正擔心的地方，你說不就不行，他說你是毒梟，你就成了“全球公敵”，國際法在這套邏輯下，等於擺設。

現在馬杜羅被帶走，美國表麵上贏了，但接下來呢？美國說要“管理委內瑞拉”，直到建立一個“過渡政府”，聽起來像是好心幫忙，實際更像是“托管”國家，這不就是換了個說法的“殖民管理”嗎？

可問題在於，重建國家不是抓個人那麽容易。伊拉克的爛攤子還沒收拾完，現在又要接手委內瑞拉這個複雜的國家？

經濟崩潰、社會分裂、左翼勢力根深蒂固，再加上拉美其他國家的警惕和反感，美國能管得住嗎？還是又會陷入一個無底洞，把自己拖進去？

更重要的是，這次行動對國際秩序的衝擊遠比想象中大，聯合國憲章寫得清清楚楚，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但美國說抓就抓，說打就打，聯合國一句話都沒來得及說。

這種“說幹就幹”的霸權操作，如果得不到約束，未來還有哪個國家能感到安全？是不是隻要不聽話，就能被貼個標簽，然後被“精準打擊”？

這對國際法是一種實質性削弱，也讓所謂的“全球秩序”變成了“誰拳頭大誰說了算”。

而更諷刺的是，美國一邊指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邊自己直接派兵抓走另一個國家的總統，這種雙標表演，真是讓人無話可說。

從薩達姆到馬杜羅，美國的目標從來不是“正義”，而是“權力再分配”，資源、地盤、影響力，才是他們關心的事，所以別被“反毒”兩個字騙了。

馬杜羅可能有問題，但該不該抓、怎麽抓，得有國際共識、有法律依據，而不是一個超級大國說你是毒梟，你就是毒梟，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那世界上還有多少國家可以被“合法”清洗？

這次行動展現的不隻是美國的軍事能力，更是一種全球幹預的新模板：低成本、高精度、強控製，它比伊拉克戰爭少了轟炸的場麵，卻多了技術和話語上的隱蔽操作。

表麵是幹淨利落的戰術勝利，背後卻是國際關係中最危險的信號：規則可以被繞開，主權可以被忽視，正義可以被定義。

馬杜羅的故事還沒完，但這場“突襲”已經寫進了當代國際關係的“教科書”，它告訴我們一個冷酷的現實：在強權麵前，法律是可以被解釋的，主權是可以被突破的，理由是可以被編造的。

而真正的毒藥，不在於誰販毒，而在於誰能定義“毒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