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隻用兩年掃除了毒品

毛澤東時代隻用兩年掃除了毒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吸毒現象乘著中國走資派改革開放之機，重新在中國大地泛濫，實際吸毒人數已超1400萬。

毛澤東時代是如何用兩年時間掃除毒品的。

新中國之前的曆史上，中國有兩次大的禁煙運動。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1839年，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虎門銷煙觸動了殖民主義者的利益，以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宣告終結。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後兩期，前期是晚清新政為了挽救垂亡的政權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後期是民國初期政府為了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製度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在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這場禁煙運動亦是不了了之。

新中國建立之初，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留給毛澤東新中國的是一個經濟崩潰、政治腐敗、充滿各種醜惡現象的爛攤子。解放前夕，各省種植、銷售鴉片的現象十分普遍，雲貴川三省更為嚴重。《新華日報》1951年3月15日的報道：“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地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食，以當時的產量計算，每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毒品還不單單是嚴重的阻礙了農業生產，隨之產生了武裝販運、殘害群眾、腐蝕健康等一係列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健康發展。1950年，國民黨反動派潛伏下來的特務，利誘群眾組織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毒品，比如西安的大毒梟苗紹溫就用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販運2400兩毒品，參與販運的婦女和其他群眾先後中毒而死的達30多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中國政府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不是空話，新中國是以實實在在的無毒社會，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人民群眾揚眉吐氣，黃賭毒無處藏身。一個正常的社會開始保護人民群眾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中央直轄市人民政府發出《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嚴令各省市積極開展禁止煙毒的工作。《通令》首先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軍閥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然後特別規定了嚴禁煙毒的辦法八條。其中第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禁煙禁毒工作。”

隨後，新中國又頒布了一係列有關禁毒的條例、辦法。比如《麻醉藥品臨時登記處理辦法》、《麻醉藥品暫行條例》、《管理麻醉藥品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等等。政務院頒布《通令》之後，各大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根據政務院《通令》的指示， 成立了禁煙機構，並結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此外，在各地頒布的其他指導生產的文件中，還一步步穩紮穩打的鞏固禁毒工作的成果。比如西南軍政委員會1950年3月1日發布的《關於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中，就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在以往鴉片種植的重災區，農民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大煙籽入土。通過一係列深入細致的工作。100多年治理不了的毒禍，在人民當家做主的階段得以根治。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禁毒運動中，查實以種植、販運、銷售毒品為業的人員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處理，800名罪大惡極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繳獲鴉片類毒品339萬兩，製毒機械5716套，用於武裝販毒的槍支882件。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製止了罌粟種植，並通過自行戒除和 強製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

新中國禁毒時期醫療人員為吸毒者免費體檢、治療。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時間，中國毒品問題出現了一個由濫到治的穩定期，毒品在中國大地基本銷聲匿跡，這個偉大成就的取得和保持離不開以下幾方麵因素：

其一，200年來飽受鴉片之害的中國人民對毒品有著切膚之痛，所以禁煙禁毒運動得到了廣大群眾最強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把禁毒禁煙運動作為一項重大的社會改革，將它與土地改革等重大社會變革結合在一起，加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清正廉潔，行動效率遠非腐朽的舊中國所能比擬，這種徹底禁絕毒品的決心和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是從根本上鏟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新中國使得受苦受難的廣大工農群眾翻身得解放，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府的社會動員力和群眾參與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禁毒行動獲得了群眾的全力支持，群眾運動為禁毒行動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四，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使得中國社會基層的每個角落都徹底組織起來了，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40多年來的毒品是如何重新泛濫的。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6月25日舉辦新聞發布會，發布《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現有登記吸毒人員255.3萬名。而據《京華時報》在2015年的禁毒日前夕報道，公安部禁毒局有關負責人估計我國實際吸毒人數已經超過1400萬。

在“2015中國禁毒論壇”上，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透露，特色中國政府在在2014年底己登記濫用合成毒品人員數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長速度超過40%。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消費主義，伴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同進入中國大地，原先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被顛覆。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帝國主義除了向特色中國輸出商品外，還出於資本獲利需求和顛覆中國特色社會的需要，同時也向中國特色社會輸出文化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糜爛腐朽的生活方式。

美國中情局滅亡中國的十條誡令明確寫道，“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80年代以來，酒吧、KTV、會所等娛樂場所逐漸在城市地區遍地開花，因為地方權力腐敗等多重因素，這類場所往往缺乏監管，往往導致其滋生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成為毒品泛濫的重災區。吸毒在年輕人中甚至成為一種時尚。這就為毒品的泛濫提供了社會基礎。

在個人利益驅使下，盡管製毒、運毒、販毒為刑法所明確禁止，被公安機關嚴厲打擊，但其背後所隱藏的巨大經濟利益仍然趨勢犯罪分子前赴後繼、鋌而走險，吸引著資本和權力的湧入，為犯罪分子大開便利之門，一條條毒品泛濫的渠道建立了起來。

隨著國門的洞開，毒品在中國泛濫的外部因素也不容小覷。

1979年，毗鄰中國西南邊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梟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國門打開之機，建立了“緬甸-雲南-廣州-香港”的販毒通道。此後，中國警方不僅發現過境毒品，而且同時發現種植、販賣、吸食毒品的現象也愈演愈烈。

全世界有三大毒源地，除了在中國西南境外，位於泰國、緬甸、老撾交界處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還有位於南美洲秘魯、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三國交界處的“銀三角”，以及我國西北境外，位於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處的“金新月”。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以後，“金新月”毒源地對我國構成新的威脅。

也就是說，三大毒源地竟然有兩個毗鄰我國。毒品為全世界人民所深惡痛絕，然而諷刺的是，這三大毒源地無不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毒品是帝國主義和資本財團攫取財富、控製他國的重要手段

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額達5000億美元以上，是僅次於軍火而高於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買賣。毒品蔓延的範圍已擴展到五大洲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種毒品的人數已高達2億多，其中17～35周歲的青壯年占78%！

18世紀中後頁，西方殖民主義者為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開始了把鴉片作為毒品向中國販運的罪惡貿易，毒害了無數中國人。

直到今天，毒品貿易仍然是帝國主義和大資本攫取財富，幹涉他國政治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爾•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證據，揭露了在美國政治和國家事務中獲得批準的非法暴力活動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實，尤其這些活動與美國長期參與的全球毒品走私有關。從20世紀50年代的泰國開始，美國已經習慣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販子(及與其有資金往來的銀行)的結盟來建立和維持右翼政府。這種模式不斷出現在老撾、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國和現在的阿富汗等國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情局暢行無阻，早已陷入給毒品走私販做幫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沒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經著手擺脫這個泥潭，這是事實。中情局利用並庇護走私犯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從毒品生產統計數據中便可一窺究竟，每當美國插手幹涉，毒品產量便上升，一旦美國停止幹預，產量就會下降。

例如，1979年，由於美國間接幹預，阿富汗鴉片產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自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以來，這種現象反複出現。鴉片罌粟種植的公頃麵積增加兩倍多，1999年已達到9.1萬公頃的高峰(2001年因為塔利班問題下降至8000公頃)，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萬公頃，2007年增加到19.3萬公頃。在2008年，種植麵積下降到15.7萬公頃，這主要是因為之前生產過量，大大超出市場可吸收量。

沒有人應當為這種增長而感到大為震驚：在任何一個毒品生產地區，但凡是美國從軍事或政治層麵插手幹預了，該地區的毒品生產就會大幅上升，絕無例外。20世紀50年代，這種模式頻頻再現，緬甸正是如此(正是因為中情局插手，從1939年40噸的毒品產量上漲到1970年的600噸)，泰國如此(從1939年7噸上漲到1968年200噸)，老撾也是如此(從1939年不到15噸上漲到1973年50噸)。

最具諷刺意味的當屬哥倫比亞，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軍隊幹預，所謂“禁毒戰爭”不過是蠱惑人心的旗號。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次會議上預言，這次幹預必將導致毒品產量的增加，而非減少。可是即便如此，斯科特仍被實際增量嚇了一跳。1991~1999年，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麵積增加了3倍(從3800公頃增加到12300公頃)，罌粟種植麵積大幅增加5.6倍(從130公頃增加到750公頃)。

美國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沒有遏製毒品走私，反而是讓問題更為嚴峻。美帝國主義的邪惡遠非你能想象。

新中國成立近76年，毒品從銷聲匿跡到死灰複燃、走向泛濫，這段曆史很有必要進行總結反思，毒品問題隻是諸多社會問題的一角，其背後反映的是大的社會環境的變遷。社會病了，不必諱疾忌醫，經驗與教訓擺在那裏，走什麽路也就一清二楚了。當然，除了對內的刮骨療毒，對外部帝國主義的警惕與反抗也是必須的。

[yongbing1993]

《文革》是對專製腐朽文化革命





欺騙性儒釋道的中華文化是專製腐朽的奴才文化，《文革》是對專製腐朽文化革命。《文革》就是對幾千年來的中華落後的專製文化的批判和徹底革命，拋棄一切東西方的落後的思想，用馬列毛澤東思想的新文化來為人民服務，建立勞動人民真正能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

幾千年的儒釋道中華文化統治了中國幾千年，尤其是近代中國幾百年來能用“孔孟思想“或是“封建理學“，又或是“道法自然”的老子思想能給勞動人民翻身解放嗎？隻是讓中國人到廟裏燒香拜佛，是為了自私自利的個人在今生來世能得到個人的榮華富貴，而不是為了擺脫輪回的痛苦，更不是為了追求真理，找到世界本源。真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隻為個人當官發財坐江山，把權力兌現成財富，把中國搞成貧富懸殊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走資派不批鬥行嗎？

舊中國幾千年的精英專製社會形成的奴才文化是不容易改變的。所以，毛澤東的《文革大革命》就是對欺騙性儒家文字文化是奴才文化的批判。　　

中國幾千年的精英專製社會形成的奴才文化是不容易改變的，尤其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創造了非常有欺騙性的儒家文字文化，儒家文字文化是利用了人們的自私本性，發展了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儒家的所謂公天下其實是似是而非的，其本質是自私的，所以實際是發展了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知識精英們用似是而非的好聽的文字文化騙民心修身，為的是齊家，竊國，騙天下，吃民肉，喝民血。用恩賜生命的孝順文化從小把人教育成奴才性十足，長大了還要給知識精英聖人們當奴才，就是儒家發明創造的文字文化工具。　　

真正的中華文化的精華並沒有形成社會性行為文化，並沒有發揚光大，隻是被知識精英們用於裝裱掩蓋自己的表演文化了。被知識精英們發揚光大的是垃圾奴才文化。　　

奴才性十足的中國知識精英們從來不愛國，他們永遠在投機投靠更強勢群體當官發財，而且當官就搞浮誇風浮誇自己的政績，為了浮誇自己的政績，不顧人民死活對民搞苛捐雜稅橫征暴斂，所以中國的曆史中總是農民起義不斷，經常的改朝換代。　　

滿清強大了，知識精英們就當了滿清奴才，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就由滿清奴才變成了洋奴才，為了保護自己的官職和財富簽訂不平等條約賣國，最終因為洋人的瘋狂掠奪危害了他們的利益，才覺悟了一點民族自救覺悟，搞起來了民族自救革命，最終那種民族自救革命還是被洋奴才們投機投靠了各種洋主子，但是民族自救思想已經形成了，中國形成了民族自立自強自尊自救思想與洋奴才的投機投靠洋奴子的鬥爭。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代表了民族自立自強自尊自救思想。蔣介石領導的洋奴才知識精英投機投靠了美國，汪精衛領導的洋奴才知識精英投機投靠了小日本，他們還都用投靠是為了救國掩蓋自己的奴才投靠行為，其實他們隻是為自己做官發財投靠了洋主子。　　

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總是喜歡投機投靠升官發財，他們說的所謂閉關鎖國其實就是為了掩蓋自己的投機投靠當洋奴才的事實。他們編造謊言說滿清因為閉關鎖國才落後挨打的。事實是滿清根本就沒有閉關鎖國，滿清的GDP世界第一，完全是因為大量出口順差的結果，大量的絲綢、茶葉、陶瓷出口換來了大量的黃金白銀，進口了大量的鴉片，閉關鎖國能創造世界第一的GDP嗎？當代知識精英們說謊就像雞放屁一樣，非常隨意。與現在一樣的是滿清的出口也是用工人農民的低工資搞的，所以中國大多數人還是貧窮的上不起學，挨餓得不得不造反起義。專製精英們用出口換來的黃金白銀為自己先富發財享樂，大建樓堂館所，花園別墅，大造園林。　

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的一切剝削的根源到底是什麽？　　

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的一切剝削的根源到底是什麽？如果隻用政治經濟學解釋剝削，是解釋不明白的，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的一切剝削是社會性行為文化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人性問題，其實根本原因是人性問題，是社會性行為文化問題，《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對社會性行為文化革命，當然也需要文字文化革命作為工具，因為文字文化從來就是社會性行為文化的工具。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徹底把《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革命成無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這需要國家權力公有製，生產資料公有製，思想權公有製，知識所有權公有製權，財富分配權公有製，這樣的公有製民主。才能從源頭消滅剝削。

毛澤東發現《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才是剝削的根源，精英專製就是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

這種精英專製是全民的投機投靠社會性行為文化，主要由兩種社會性行為文化組成，第一種是知識精英的投機投靠形成了強勢政治群體，形成了精英專製政治體製。第二種是普通群眾的投靠救世主行為，總是希望自己能選擇或者選舉一個更好的精英群體救世主，這兩種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形成的自私的精英，專製社會性行為文化就是剝削的根源。　　

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的一切剝削還有五種工具，1，就是精英專製的政治體製，2，精英私有化壟斷的生產資料，3，精英私有化壟斷的思想權，4，精英私有化壟斷的知識所有權，5，精英壟斷的財富分配權。

馬克思主義發明的《剩餘價值》學說隻是講了社會財富分配問題，是經濟循環中的再投資和再消費的經濟循環問題，《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是產生經濟危機的根源。　　

隻有極少數人能做到境隨心轉，極少數人才能做到大公無私。

大多數人的本性是心隨境轉的，在精英專製製度中大多數人都會心隨境轉變成自私的投機投靠更強者，專製更弱者，尤其是知識精英們的投機投靠形成了強勢專製階級，在社會中形成了一種主流的自私的社會性行為文化，誤導整個社會形成了自私的弱肉強食社會性行為文化，導致社會道德淪喪。　　

產生剝削的規律是知識精英們的自私社會性行為形成了強勢專製階級，還有多數人的投機投靠更強勢群體謀取自私利益，形成了精英專製政治體製，精英私有化壟斷的生產資料，精英私有化壟斷的思想權，精英私有化壟斷的知識所有權，精英壟斷的財富分配權，專製精英們用這些專製工具搞剝削。　　

所以隻有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人民民主》，《人民專政》才能消滅資本中的剝削，民主是徹底消滅剝削的唯一方法。這就是《文革》式的大民主，《人人鬥私》，《互相監督》。《文革》就是對專製腐朽文化的革命。可惜毛澤東逝世後，《文革》被走資派鄧小平抹黑否定了，因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了，雖說對中國的勞動人民來說是壞事，社會主義社會複辟資本主義了，但也教育了勞動人民。新生事物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yongbing1993]

毛澤東創建了一個三十年無毒國





從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親自批準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嚴禁鴉片煙毒的禁令》起，到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長羅瑞卿《關於全國禁毒運動的總結報告》止，整個禁毒運動花了不到三年時間，基本徹底禁絕毒品，一舉掃清了這個百餘年來給中華民族帶來深深恥辱和傷痛的毒瘤，還人民以清明、健康、安定、尊嚴的生活。這在世界禁毒世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堪稱人間奇跡。

而走資派特色政府近四十多年來，毒品卷土重來，再次在中華大地泛濫。據國家禁毒委公開資料，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累計登記吸毒人員295.5萬名，估計實際人數超過1400萬名。麵對錯綜複雜、日益嚴峻的禁毒形勢，曆史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毛澤東時代是麵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

說起毛澤東時代的禁毒運動，不得不提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政權麵對的是怎樣一個令人難以想象的爛攤子：

工業革命後的英國，迫切需要打開中國市場，以銷售自己的羊毛、呢絨等工業製品，另一方麵，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在歐洲各國依然大受歡迎。國際貿易中，中國一直保持著貿易順差的優勢，直到1920s，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依然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的地位。

英國資產階級為改變此種不利局麵，開始在中國大規模走私鴉片，這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帶來了驚人的暴利。但中國國內，則一片慘狀。中國白銀每年外流600萬兩以上，導致國內嚴重銀荒，銀貴錢賤，導致百姓生活困難，國庫空虛，還造成了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蕭條和衰落。同時，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日漸羸弱的體質被西方入侵者蔑稱為“東亞病夫”，精神上則變得不思進取、好吃懶做。長此以往，那個戰天鬥地、勤勞生產、數千年來綿遠不絕、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將不複存在。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林則徐受命欽差，入廣州查處禁，並於1839年虎門銷煙。此舉觸犯了殖民主義者的利益，加之清政府羸弱無能，最終失敗，以割地、賠款、開放口岸作結。這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

很快，在中國販賣和吸食鴉片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

“竹槍一枝，打得妻離子散，未聞炮聲震地;銅燈半盞，燒盡田地房廊，不見煙火衝天!”這已經成為中華大地的隨處可見的景象了。

清末民初，為挽救垂死的政權，清政府再一次發起禁煙運動。很快，民國成立，其許多地方都是此前走私販煙的幫會當家，加之軍閥割據，常年混戰，煙毒再次泛濫。

民國期間，多次出台禁煙，但煙土本是各路軍閥的利益所在，結果每次禁煙都是表麵文章，實際上是愈加蔓延。尤其惡劣的是，“寓禁於征”的幌子下，實際上是把煙土作為擴軍內戰或擁兵自保的主要財政來源，遊民、土豪劣紳、土匪和軍閥沆瀣一氣，逼迫農民種大煙，以獲得高額利益，許多良田或者荒廢或者成為毒田，不少農民因此飽受欺壓、家破人亡。

如湘南地區，保靖縣惡霸地主徐世弟、徐世發兄弟，強迫農民每戶至少栽種罌粟1000棵，並征收50%以上的煙稅;如有違抗不種，除吊打外，仍須交納2兩鴉片的“懶捐”。四川廣安縣煙民諷刺國民黨政府的禁煙政策詩歌寫道：“我有三畝田，政府叫我種煙，我種了煙，好抽窩捐;我有一兩銀，政府叫我買煙，我買了煙，好抽燈捐;我已種煙買煙而吸煙，為何又叫我戒煙?”據1945年的統計，僅阜陽一地，就植有罌粟127萬畝，占耕地總麵積的49%。

而在日本占領區，日本入侵中國之後，不但阻撓中國政府推行禁煙政策(哪怕僅是表麵上的)，還間接破壞國際資本對毒品的控製，妄圖控製中國的毒品。在其占領區，製定了嚴格的鴉片統製製度，從罌粟種植、到鴉片的收購、製造和銷售，都在日軍嚴密的掌控中。日軍侵略東北不到3年，凡日軍所到之處，沒有一處不被“毒化”“黑化”的。據1934年偽滿民政部的調查，偽滿境內吸食鴉片、嗎啡、海洛因者，達900萬人。其中15—18歲的吸食者占10%，19—24歲的吸食者占13%，25—29歲的吸食者占23%，30歲以上的占33%。總計東北3000萬同胞，吸毒者竟占三分之一。

國際聯盟禁煙顧問委員會代表斯圖爾特·富勒曾嚴正譴責日本使用麻醉品毒害中國人的罪行，他指出：“冀東區內不可想象之情勢，天津暨北平到處是鄙汙可恥之狀態，河北鄉村吸鴉片惡習之蔓延以及上海之現狀，均涉及以鴉片毒害別人的政策，無一非日本人所造成。”

新中國成立前夕，光雲貴川的煙土地就高達1545.46萬畝，雲南煙土地占耕地麵積33%，西康則達48%以上。全國種植罌粟的農民有1000萬人以上，從事販毒製毒以及製售吸毒工具者超過60萬人，癮君子人數達2000萬人，各地煙館林立。種、製、販、吸，均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和各個階層。

泛濫的毒品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與之相伴的還有武裝販運、殘害群眾、損毀健康、腐蝕精神等等。千百萬民眾就在這毒氣迷天、烽火鋪地的黑地獄裏，如密林中的枯草，看不見一線天光。

這就是舊中國留給新生政權的爛攤子。

雄雞一唱天下白，毛澤東時代是如何短時間消滅毒品的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在毛主席領導下，從1950年到1952年，短短不到三年時間，就掃清了肆孽中華大地一百多年的毒品。一個風清氣正社會建成了，黃賭毒就此與中國人民絕緣了，中華兒女從此有了強健的體魄、改天換地的精神，屹立於世界東方的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批準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通令指出：“自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強迫輸入鴉片，危害我國已有百餘年。由於封建買辦的官僚軍閥的反動統治，與其荒淫無恥的腐爛生活，對於煙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強迫種植，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曾有計劃的實行毒化中國，因此戕殺人民生命，損耗人民財產，不可勝數。現在全國人民已得解放，為了保護人民健康，恢複與發展生產，特規定嚴禁鴉片煙毒及其他毒品的辦法。”

依此精神，各地先後製定了相應的條例並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禁毒運動。

在此前毒品種植最為泛濫的西南地區，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的《關於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地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如雲南嵩明縣民權鄉，農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煙籽入土，並將煙地改種其他農作物。

政務院《通令》發布以後，各省、市、行署，相繼成立各級禁煙禁毒委員會，部分地區農村也成立了禁煙禁毒小組，其重點工作就是進行廣泛的禁煙毒宣傳，掀起群眾性的禁止煙毒運動。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會議、農民代表會議，以及減租退押中作了廣泛深入的禁煙毒宣傳教育，形式有專題討論、訴苦大會、街頭宣傳、漫畫標語等，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比如某地的戒煙歌謠，就在當地廣為傳唱：“毛主席號召大禁毒，我們全民要響應。砸掉煙槍燒掉大煙，叫它們永世不出現。禁了大煙身體壯，甩開膀子把勞動幹;禁了大煙省了錢，支援朝鮮打勝仗，支援國家搞建設。”

而這正是《通令》第一條特別強調的“作廣泛的禁煙禁毒宣傳，動員人民起來一致行動”。

針對毒品的種、運、製、販、吸等環節的實際情況，人民政府及公安機關采取“力勸兩頭，斷斬中間”的策略，即規勸吸毒者不吸、種者不種(包括強製鏟除)，重點卡斷流通環節，著重打擊製毒販毒，此法在當時稱之為“攔腰一棍”。

此外，中共中央頒布的《關於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當中就明確指出，要打擊懲辦少數，教育改造多數，特別提倡檢舉立功，即“製造者、集體大量販賣者從嚴，個別少量販賣者從寬;主犯從嚴，從犯從寬;慣犯從嚴，偶犯從寬;拒不坦白者從嚴，徹底坦白者從寬;今後從嚴，過去從寬。打擊的重點放在集體大量的製毒、販毒販與嚴重違法的工作人員。對情節不是特別嚴重，隻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檢舉立功者，可減輕或免予處分”。群眾被大規模的動員起來了，整個禁毒運動期間，共有130萬餘人參與檢舉揭發。

針對少數公安人員參與販毒的情形，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徐子榮，在給毛澤東主席寫的專題報告中說，必須於“三反”、“五反”運動末期，大張旗鼓地再搞一次群眾性的禁毒運動。公安人員不論吸食、盜賣、販運、製售毒品，和包庇掩護毒犯都是嚴重的犯法行為，必須一律嚴肅對待，絕不寬恕。毛主席批示“徐子榮同誌所提意見是好的”。

1952年，中央政府先後發布《中共中央關於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查禁鴉片煙毒的通令》，並於當年七月底批準通過了公安部《關於開展全國規模的禁毒運動的報告》，開展了新一輪的禁毒運動。

據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長羅瑞卿《關於全國禁毒運動的總結報告》稱，運動於1952年11月底結束，共查出毒販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處理51627名，其中判處各種徒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33786名，勞改的2138名，管製的6843名，釋放3534名，已處決880名;共繳獲毒品3996056兩，製毒機235部又15716套，販運藏毒工具263459件、迫擊炮2門、機槍5挺、長短槍877支、子彈80296粒、手榴彈167顆、炸彈16個、發報機6部。

多管齊下，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斬斷了罌粟種植，掐斷了流通環節並通過自行戒除和強製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無毒國”。

之所以新中國能很快鏟除肆孽百餘年的魔品，並使其在整整30年的期間基本銷聲匿跡，這本就是一個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這是一個人民的政府，是要為人民服務的，不像國民政府那樣，沒有利益糾葛在裏麵，所以能說到做到，真滅真禁。

其次，廣泛的進行群眾教育和動員群眾。將對毒品有著切膚之痛的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給調動起來，人民群眾廣泛又深入的參與，使群眾在運動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並使得得犯罪分子無所遁形，這是最強大的一股力量。

第三，得當的策略，比如在少數民族地區緩步推行禁煙，比如隻懲辦罪大惡極者，其餘以教育為主。同時，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共同構成那個時代偉大的社會變革，整個社會麵貌能夠短時間內為之一新。

第四，鏟除毒品產生的土壤。作為資本主義的伴生物的毒品問題，當城市完成了三反五反及之後的三大改造，農村組織起來並形成人民公社製度之後，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社會，並形成了勞動創造價值，不勞動者可恥的社會風氣。毒品問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自然也就近乎絕跡了。

卷土重來的毒品

2018年6月25日，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發布《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現有吸毒人員255.3萬名，同比增長1.9%，增幅較上一年下降5個百分點。2015年的發布會，則稱截至2014年底，全國累計發現、登記吸毒人員295.5萬名，參照國際上通用的吸毒人員顯性與隱性比例，實際吸毒人員超過1400萬。

2017年，全國共破獲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件10.2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1.5萬名，繳獲毒品49.9噸。隨著互聯網、物流快遞等新業態迅猛發展，不法分子越來越多地應用現代技術手段，全方位利用陸海空郵渠道走私販運毒品，販毒手段的科技化、智能化明顯升級。

此外，在毒源方麵，境外毒品向中國滲透勢頭未減。“金三角”、“金新月”和南美三大毒源地毒品對中國形成全麵滲透之勢。受毒品暴利的刺激，國內製毒活動仍十分嚴重，在強力打壓下，製毒活動不斷從廣東、福建等重點地區向其他管控薄弱地區轉移，全國已有29個省份出現製毒活動。

可以說，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國是全球唯一一個對毒品保持高壓態勢的國家，因此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近四十年來，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泛濫中華大地，此前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被逐一顛覆。

80年代起，迪廳、錄像廳、KTV、酒吧、會所等在全國遍地開花，在社會變革之際，地方的不作為和權力腐敗等因素，導致黃賭毒的罪惡之花在這些地方蔓延滋長。加之娛樂圈某些明星(無論演員還是歌手)的示範效應，在青少年群體內竟然產生吸毒是一種時尚，標誌著新潮和反叛的錯誤認識。

1949年杜勒斯、艾奇遜們將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於“孩子的孩子”，“民主個人主義者”。此時重新審視，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和價值觀同時發生變化的是社會土壤的變化——農村和城市的組織係統逐漸瓦解，人民公社解體，國企破產，部分農民和城市平民陷入貧困，少數人通過巧取豪奪，獲得了血腥的第一桶金，社會不平等加劇——與之相伴的是社會價值觀的進一步變化，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有奶便是娘，有錢才是本事等觀念再度死灰複燃並日漸興盛。

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盡管我國對製度、運毒、販毒都有著嚴厲的禁令，犯罪分子們依然前赴後繼、鋌而走險，資本和權力不斷湧入，有的地方還形成了老帶新、規模化犯罪的情形，似乎哪怕九死一生，隻要我是那個一就成。

此外，隨著我國對外開放規模的不斷擴大，國際環境對我國的影響也不容小視。

20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毗鄰我國西南邊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遭受美國支持的泰國及香港的雙重打擊，生產和轉運通道都受到影響，於是金三角販毒集團將經營重點移向北方，即中國雲南、廣西、廣東。1979年，金三角毒梟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國門打開之機，沿著漫長又山高林密的邊境線，建立了“緬甸-雲南-廣州-香港”的販毒通道。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後，位於我國西北境外的“新金月”毒源地因其日益增多的毒品和動蕩的政權，對我國構成新的威脅(世界三大毒源地就有兩個與中國為鄰)。

而毒品本就是資本主義的伴生品。

毒品是帝國主義攫取財富、控製他國的重要手段

在資本主義產生以前，世界各國對罌粟的使用主要是用於宗教和治病，並且對其使用有著嚴格的限製。

毒品的泛濫正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說是其罪惡的一部分。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為攫取利潤和控製中國，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戕害前文已有所述及，這裏不再多言。

到今天，毒品依然是帝國主義和資本財團攫取財富、控製他國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爾?斯科特認為，從20世紀50年代的泰國開始，美國已經習慣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販子及與其有資金往來的銀行的結盟來建立和維持右翼政府。這種模式不斷出現在老撾、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國和現在的阿富汗等國家。

1980s，美國就支持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以對抗在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為了支付戰爭，塔利班命令農民種植毒品以征稅。美中情局的任務是通過推動在中亞共和國內部激進的伊斯蘭分子來破壞蘇聯的國家穩定，並且用毒品戰爭來支持他們與蘇聯的冷戰，可以說西方的情報機構正是利用他們對毒品的控製權來影響中亞的政治派係。

1989年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領導人禁止毒品的種植，在2000年7月塔利班當局簽署法令要求農民停止種植，2001年鴉片生產降至最低。9·11後，美國占領阿富汗，摧毀塔利班，毒品生產被解禁，由中央情報局支持的軍閥重新獲得控製權，阿富汗再一次成為了主要的毒品生產國，並且，美國軍隊曾公開稱正在保護阿富汗的罌粟田。

在另一個毒品生產基地，銀三角地帶也是如此。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軍隊幹預之後，1991~1999年，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麵積增加了3倍(從3800公頃增加到12300公頃)，罌粟種植麵積大幅增加5.6倍(從130公頃增加到750公頃)。

在任何一個毒品生地，但凡是美國插手幹預了，該地區的毒品生產就會大幅上升，這已經成為一個鐵律。20世紀50年代，緬甸正是如此(正是因為中情局插手，從1939年40噸的毒品產量上漲到1970年的600噸)，泰國如此(從1939年7噸上漲到1968年200噸)，老撾也是如此(從1939年不到15噸上漲到1973年50噸)。

與之相關的，則是毒品資金的流動。西班牙《起義報》報道稱，據聯合國的統計，每年3500億美元的毒品資金44%留在美國，33%留在歐洲，大部分留在倫敦“城”。“美國銀行為墨西哥販毒集團洗錢數十億，但從來沒有任何銀行家被逮捕”專門報道毒品問題的墨西哥記者塞西利亞·貢薩萊斯則稱。

至於販毒的結構，“結構呈金字塔狀。由於這是一項資本主義的交易，它的結構是複雜的。在基層是窮人，他們麵臨死亡或是被關進監獄：他們是農民，生產毒品，被稱作‘毒品工人’和‘騾子’，或是運輸毒品的貧窮婦女。在中間的階層有刺客和有組織犯罪的中層指揮機構。往上則是銀行和販毒頭目，安全部隊、政客、權力機構。”

消滅毒品，曆史的教訓和經驗值得認真總結。除了繼續保持高壓態勢、廣泛宣傳教育、打斷渠道各環節外，還應固本培元，改變毒品產生和傳播的內外社會土壤——對內重立勞動價值，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對外實行革命的國際主義。

隻有如毛澤東領導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才能徹底消滅毒品，還人類一個清明社會。

[yongbing1993]

日本是法西斯集團亞州人民敵人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麵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充分意識到全中國人民唯有團結抗戰，才是製勝之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推動形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全民族抗戰局麵。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一心，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鬥爭中。華北平原上的一個莊戶人家寫下這樣一副對聯：“萬眾一心保障國家獨立，百折不撓爭取民族解放”，橫批是“抗戰到底”，這是中國人民勠力同心、全力抗戰的真實寫照。

在戰略上，為駁斥“亡國論”和“速勝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客觀分析中日力量實際，根據戰略形勢變化，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了《論持久戰》長篇演講，科學論證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闡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道路，闡述了中國抗戰為什麽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為什麽屬於中國這三大問題，堅定了中國全民族抗戰的勝利信心，為指導全民族抗戰提供了理論綱領。“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這些堅定有力的戰略論斷，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之路。

1937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第115師在平型關戰鬥中取得大捷，打破了侵華日軍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這次戰鬥中，共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第21旅團和師團輜重部隊共1000餘人，擊毀汽車100餘輛，馬車200餘輛，繳獲步槍1000餘支，機槍20餘挺，火炮1門，以及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全民族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個大勝利。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發動了一次大規模進攻和反“掃蕩”戰役，參戰兵力達105個團，史稱“百團大戰”。這是在全民族抗戰以來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帶戰略性進攻的戰役，也是在國際法西斯侵略氣焰極度囂張、中國抗戰麵臨嚴重考驗的關鍵時刻實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行動。百團大戰沉重打擊了日軍在華北地區的“囚籠政策”，鞏固了華北抗日根據地，迫使日軍不得不進一步從正麵戰場抽調兵力對付敵後抗戰力量，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抗戰的意誌和力量。

中國的抗戰持續8年，湧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楊靖宇、趙尚誌、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抗日將領，四行倉庫“八百壯士”、東北抗聯八女投江、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等眾多英雄群體，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傑出代表。

中國人民為徹底打敗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日本經過長期準備、精心部署、充分動員後悍然發動的全麵侵略，對中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巨大傷害。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財產損失600多億美元，戰爭消耗4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據不完全統計，戰爭期間，中國直接或間接卷入戰爭的人口達4億之多，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其中死亡人數達2100萬人，軍隊傷亡380萬人。中國的大片國土被侵占，城市、工廠和耕地遭到嚴重破壞。日本的侵略也造成了中華文化的浩劫，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全民族抗戰期間，中國專科以上學校損失80%以上，圖書損失275萬餘冊，文物被掠奪、損毀360萬餘件。

日本侵略者肆意踐踏中國大好河山，屠殺中國軍民，強行掠取勞工，蹂躪和摧殘中國婦女，進行細菌戰和化學戰，製造了一係列滅絕人性的慘案，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

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30多萬中國同胞慘遭殺戮，無數婦女遭到蹂躪殘害，無數兒童死於非命，大量建築遭到毀壞，巨額財物遭到掠奪。南京大屠殺持續時間長達6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是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在整個人類曆史上也是十分黑暗的一頁。

日本侵略者在侵華期間製造了數萬起殺害中國平民的血案，其中一次殺害千人以上的大規模屠殺血案達200餘起，手段血腥，毫無人性。日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掃蕩”“蠶食”“清鄉”，實施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即“三光”政策。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日軍製造了東西長350餘公裏、南北寬40餘公裏的無人區，燒毀房屋、村莊，將人民群眾趕進“人圈”。“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據地遭受了極為嚴重的損失。根據晉察冀、山東等7個地區不完全統計，1937年—1945年期間，被殺害、虐待和傷病致死者共318萬人，被抓276萬人，被燒毀房屋1952萬間，損失糧食1149億斤、耕畜631萬頭、豬羊4800萬隻、農具家具2.227億件、被服2.296億件。

更令人發指的是，日軍在中國組建生化部隊，進行殘酷的細菌戰和化學戰，把大量中國人用作細菌實驗和毒氣實驗的實驗品。日軍發動的細菌戰導致中國鼠疫、霍亂等瘟疫肆虐，無數民眾慘遭毒菌侵害。1940年—1945年，僅日軍731部隊就使用了至少3000餘人做各種活體解剖實驗。日軍還對無辜的中國平民釋放毒氣，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1940年9月的一次實驗中，有16人在承受了毒氣炮彈攻擊後又被注射毒劑，全部被折磨而死。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中國使用化學武器多達2000餘次，造成中國軍民大量傷亡。

日軍還大量擄掠中國勞工，強征被占領地婦女充當“慰安婦”。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征擄的中國勞工總數超過1000萬人。這些勞工被強征後，從事軍事工程、築路、開礦、拓荒等勞役，遭受非人虐待，大量被凍死、餓死、病死、累死、殺死。二戰期間，中國至少有20萬以上婦女被強征為“慰安婦”，許多“慰安婦”被日軍迫害致死，活下來的大部分落下了終身殘疾，更遭受了終生難愈的精神創傷。

日本是法西斯集團在東方發動戰爭的主力和亞洲人民的共同敵人。中國是東方戰場上抵抗日軍的最主要力量，發揮著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國不僅在軍事對抗上，而且在理論指導上，成為東方戰場的一麵旗幟。當時中國經濟落後、物資匱乏，麵對日本法西斯的猖狂進攻，為解決處於劣勢的中國如何抗擊敵寇、如何克服困難、如何打贏戰爭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開展了人民戰爭，廣泛發展了遊擊戰。這些在東方主戰場的作戰實踐中形成的思想理論和戰略戰術，不僅指導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偉大勝利，也為亞洲被壓迫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提供了參考。

中國戰場的英勇戰鬥，從軍事上、理論上、精神上極大地鼓舞了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當之無愧地成為東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幟。

1938年2月，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不久，毛澤東就提出了三個反侵略統一戰線的思想，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重申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鬥爭”；“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毛澤東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鬥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團結世界人民一道打敗法西斯主義，充分彰顯了胸懷天下、同舟共濟的世界情懷。

早在1937年3月，毛澤東在同史沫特萊談話時就指出：“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後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這一偉大的預見，在8年後成為了事實。

在艱苦卓絕的長期抗戰中，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中國人民終於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迎來了徹底勝利。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覆滅後，歐戰結束，盟國隻剩下日本這個主要敵人。中國和盟國一起，開展對日全麵反攻作戰。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的形式發布《終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軍艦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簽字，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毛澤東曾指出：“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全球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殖民主義控製的領土上，世界民族解放任重道遠。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鬥爭，往往以失敗告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極大鼓舞了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鬥爭。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通過艱苦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迫，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百年屈辱史。曆史證明：經濟文化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隻要凝聚民族力量，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就能戰勝強大的敵人。中國的勝利讓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清晰認識到，反抗侵略與壓迫、爭取民族獨立並非遙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已經具備充分的現實條件與實踐基礎。

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典型代表，為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樹立了光輝榜樣，鼓舞著這些國家以正義的人民解放戰爭反對非正義侵略戰爭，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促進了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也為人類和平、民主、正義、進步事業作出了曆史性貢獻。越南、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家，都從中國革命道路汲取經驗，先後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鼓舞了世界上遭受侵略和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信心與勇氣。強弱懸殊，是世界民族解放的頭等難題。中國人民以同仇敵愾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用落後的武器裝備打敗了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遠勝於己的強敵，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戰勝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積累了經濟和軍事弱國戰勝軍國主義列強的寶貴經驗，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開辟了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的道路。這一曆史經驗，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學習榜樣和路徑參照。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創造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提供了現實可行的解放途徑。在革命理論層麵，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通過分析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各階級的抗日態度等現實問題，逐步形成了持久戰理論、統一戰線理論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為弱國對抗強國提供了科學戰略指引。在革命實踐層麵，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依靠人民、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路徑。通過敵後遊擊戰等靈活戰術，以弱勝強打擊敵人，為裝備落後的民族解放武裝提供了作戰參考；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改革保障農民利益、發展生產充實抗戰物資，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證明了“人民戰爭”是爭取解放的有效路徑，讓亞非拉國家看到了依靠底層民眾實現民族獨立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