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是誰的英雄是被蔣冤殺的嗎

吳石是誰的英雄是被蔣冤殺的嗎

 

 

 

《沉默的榮耀》電視劇中的主人公《吳石》是誰的英雄？

《吳石》是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英雄。

《吳石》是福建及舟山地區的勞動人民的英雄。

《吳石》也應該是台灣地區的勞動人民的英雄。但最後沒有能夠實現解放台灣勞動人民的事實。可以不算。

吳石是被蔣介石冤殺的嗎？

蔣介石認為是吳石背叛了他，該殺。不是冤殺。但從中國人民尤其是絕大多數低層勞動人民來說，是被蔣介石冤殺的。這裏就要從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角度講，看是為誰服務的。吳石的行為是為解放勞動人民服務的，勞動人民當然視他為英雄。而蔣介石是為自己的政權執政服務的，認為是背叛。而從信仰角度講，吳石是為信仰而為。這就如同毛澤東周恩來等許多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曾經都在孫中山國民黨中當過大官。各自都為自己的信印而為。

但肚量大的頭不會殺背叛者。因為當時吳石的整個小組人員都被抓，關在牢裏養著即可，根本完成不了中國共產黨交給他作解放台灣的內因。不殺的好處時感化人心，蔣介石不是一個屠夫。而事實相反，蔣介石從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殺》，到瑞金井崗山地區的《三光大屠殺》以及《各紅色地區的大屠殺》，再到《台灣地區的大屠殺》。蔣介石就是一個十足的屠夫。蔣介石屠殺中國人可能和日軍差不多了吧。

再說，吳石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密友兼戰友吳仲禧說：“吳石原係國民黨高級軍事人員，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1947年開始秘密為中共工作，後按組織意圖赴台灣執行任務。”

台灣方麵披露官方文件說“中共在國民黨內部最高情報官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被中共命名為「密使一號」。吳石在南京任國防部史政局中將局長時，自36年4月經投共之立法委員何遂介紹與共產黨建立關係後，不斷將國民黨軍隊在東南、華南、台灣的部署情況等重要情報遞交華東局轉給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收看，給投共的吳仲禧安插監察官方便向共黨提供部隊信息，於38年3月將國民黨長江江防部署圖交給華東局，對中共取得國共戰爭的勝利產生關鍵作用。”

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國民黨都沒有提及吳石加入共產黨與否。

中共方麵，1973年，周恩來總理力排眾議，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由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為什麽力排眾議？大概因為他還不是正式手續的共產黨員。直到2000年，吳石將軍的子女將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遺骸奉回大陸，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注意：不是烈士公墓是福田公墓，江青也葬在此地。但是吳石碑文由長期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原國務院秘書長羅青長親自審定。

所以吳石至少不是正式在冊宣誓簽名的共產黨員。但是他效忠了共產黨的事業。而長征幹部蔡孝乾則叛變了革命，將自己的大批同誌送上斷頭台。

再說吳石。

他是標準“根紅苗正”的國民黨軍人，從武昌陸軍中學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再到日本陸軍炮兵學校，日本陸軍大學一路深造，參加過北伐，抗戰中參加過湘鄂戰役贛閩戰役，1936年晉升為少將。個人又極具才氣，被譽為“十二能”（ （能文、能武、能詩、能詞、能書、能畫、能英語、能日語、能騎、能射、能駕、能泳），否則蔣介石也不會賞識他，敗走台灣還帶著他提拔他。

吳石被捕後對自己的事情供認不諱，這算不算叛變？應該不算叛變。而是信仰之爭。就如毛澤東周恩來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都在中國國民黨裏當過高官。而吳石作為軍人中的將軍實事求是，我做了的我都認，何況已經暴露無遺，人家手握鐵證。抗辯隱瞞無意義。吳石1949年9月上台灣，次年2月被捕，連半年都不到，可謂“壯誌未酬”令人唏噓；這樣級別的戰略特工如此短命，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事業無疑也是重大損失。試想他如果多活十年二十年，是否可為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再立新功？而蔣介石小雞肚腸將吳石殺了。

吳石的同袍上司曾經為他求情，因此遭蔣介石罷黜，可見吳石此人待朋友不薄。

吳石留下絕命書——

“餘年廿九，方與碧奎結婚，壯年氣盛，家中事稍不當意，便辭色俱曆。然餘心地溫厚，待碧奎亦克盡夫道。碧奎既能忍受餘之憤怒無怨色，待餘亦甚親切。卅年夫婦，極見和睦。此次累及碧（奎），無辜亦陷羈縲絏，餘誠有負。”。

臨行前從容吟誦了在獄中所作的一首詩——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誌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

說此書此詩流露悔過之意，未免苛求，最多可能就像瞿秋白《多餘的話》，瑕不掩瑜。

而蔣介石親自下令殺吳石全家，連秘書也沒放過。西安事變讓蔣介石的對手中國共產黨坐大，繼而失去大陸，這種恨很難咽下；一個就是吳石，他那麽賞識親手提拔的將領背叛他，簡直是直接打他耳光，所以不僅要殺，連求情者也不容，一並罷官。

吳石被穀正文陷害，結果好不容易反擊，穀正文和餘驍男被判了死刑，本以為吳石少了一個巨大的威脅，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穀正文死不了，因為蔣介石和蔣經國要護著穀正文，加上翁同旺滲透進入了台工委，還設局抓了台工委的副書記陳澤民，這相當於讓保密局立了大功。

當然，這其中其實是蔣經國在威脅吳石，什麽黨國大義，什麽要吳石答應才肯放人，事實上他和毛人鳳早就沆瀣一氣了。按照吳石的分析，是蔣介石為了掌控軍權，準備成立政治部，並且讓自己的兒子蔣經國來管著這些特務機構，為了締造下一個“戴笠”，吳石也清楚穀正文為什麽能活，他們已經開始懷疑自己了。

吳石做夢都想不到的是自己會這麽快就暴露，而為了幫助解放軍解放台灣省和舟山群島，吳石加快了收集舟山群島的速度，利用了陳寶倉和陳誠兩學長和學弟的關係，讓陳寶倉去舟山群島，得知了舟山群島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部署的大致情況。陳寶倉手繪自己憑借記憶記下來的地圖，交給了吳石，吳石自然是準備讓朱楓帶著情報離開。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吳石早一些讓朱楓離開，或許東海情報小組不至於覆滅，而預感到危險的吳石不僅準備安排朱楓回到大陸，甚至就連自己的副官聶曦都安排離開自己身邊，他這麽做的目的就是為為了保護他們，當然還故意和陳寶倉將軍不再聯係，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但是吳石千算萬算，沒想到蔡孝乾背叛了，而且背叛的那麽迅速。

陳澤民被穀正文給抓了，穀正文通過陳澤民的妻兒威脅陳澤民，陳澤民供出了蔡孝乾，第一次蔡孝乾逃走了應該是吳石或者黎晴暗中幫助，可沒想到被抓過一次的蔡孝乾還因為一口吃的，因為一塊牛排，最終被穀正文的人給抓了，被抓之後穀正文用美色和美食誘惑，蔡孝乾迅速背叛，供出了幾百號人，其中就恰好包括朱楓。

朱楓在吳石的幫助之下逃出了台灣省，但因為蔣介石親自下令，朱楓被抓了，但即便是朱楓被抓，她也不會出賣吳石的東海情報小組的，甚至在獄中想過吞金自盡，可是吳石的身份還是泄露了，原因之一，蔡孝乾見過聶曦，所以筆記本上寫著吳次長三個字，其二是因為穀正文、毛人鳳甚至是蔣經國都一直懷疑吳石，從吳石出現在318師指揮所之後不久，318是陣前起義就開始懷疑了。

吳石在金廈的情報上，還有在西南、海東青計劃中，吳石都有參與其中，當然還有最後舟山群島，吳石的情報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最後周至柔帶著毛人鳳的人一起搜查吳石的家，結果搜查出了吳石家裏麵的舟山、台灣省的兵力部署等圖，還搜查出了吳石給朱楓製作通行證的書麵材料。

最終朱楓、吳石、陳寶倉都先後被抓，就連聶曦也都追隨吳石從容赴死，蔣介石得知吳石等人是臥底之後大怒，從開始勸降，再到後麵痛下殺手，下令殺害，時間並不長，吳石、朱楓、陳寶倉以及本可以置身事外活下來卻選擇赴死的聶曦，這四位在馬場町從容就義了，令人淚目、痛心。

但事實上“吳石案”被抓的不止這四位，還有很多台灣省軍方的人一起被抓了，空軍上校王濟甫、中校方克華、中校江愛訓、王正均、林誌森等人等都被牽連其中，而其中要說王正均最為特別，因為他是這一批人裏麵年紀最小的，而且他還有另一個特殊身份，那就是聶曦被調離吳石身邊之後，吳石的另一個副官。

3月1日吳石被捕，特務搜查吳石住宅，發現陳寶倉繪製的秘密圖表，陳寶倉被捕。這個案子所有和吳石有牽連的人都沒能幸免，1950年6月10日槍決四人，吳石、聶曦、陳寶倉以及朱楓被殺害，但令人想不到的是過了兩個月，蔣介石又下令在8月10日槍決二人，而這兩人除了林誌森之外，還有另一個就是吳石的副官王正均，軍銜是中校。

王濟甫、方克華、江愛訓等人隻是被判刑，保住了一命，而吳石的這個副官王正均在吳石的身邊不長，聶曦站出來，這個副官之所以惹得蔣介石如此痛下殺手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王正均和吳石的關係十分密切。聶曦曾經與王正均同住於宮巷，是鄰居，且王正均是其親戚聶能輝的好友，在國民政府國防部時聶曦就與王正均過往甚密。

1949年8月，吳石被迫帶著家眷離榕赴台，而彼時的王正均隨國民政府國防部先遷廣州，再遷台灣，之後則是繼續在國民政府國防部二廳工作。後來吳石為了保護聶曦，讓聶曦升任中校交際科科長，上任前聶曦將吳石副官一職交給了王正均，很顯然王正均是組織的人，所以才能夠擔任如此重要的位置。

在獄中，麵對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王正均拒不承認犯罪，對任何問題都以“不知道”、“不懂得”相答。當時，有人曾勸他：“你僅是副官，係吳石從犯，隻要認罪，隻要悔過，或許能保住性命。”但王正均寧死不屈，不願以犧牲氣節而苟且偷生。他在絕筆信上寫到：“我無言可訴。”

按理說這位副官如此否認，應該和王碧奎一樣，被放出來才對，可結果蔣介石卻痛下殺手，根本原因，大概率還是因為他忌憚吳石的殺傷力吧，害怕留下這樣一個隱患，所以痛下殺手，隻能說蔣介石是真的心狠手辣，最終王正均和林誌森也殞命。

《沉默的榮耀》結局實在太揪心了。反派沒受到半分懲罰，反倒吳石、朱楓、聶曦、陳寶倉這些為國家做事的英雄，最後都被蔣介石下令處死。雖說舟山群島靠著他們傳回的情報順利解放了，但東海情報小組徹底沒了，台工委也垮得不成樣子，這樣的結果，換誰看了都得難受好一陣子。

常說“好人自有好報”，可到吳石將軍他們這兒，卻成了“好人偏不長命”。更讓人憋氣的是那個叫蔡孝乾的，他居然背叛組織投靠了國民黨，最後還混到了少將的位置！要是沒有他這個叛徒，吳石將軍不會死，聶曦、朱楓、陳寶倉也能平平安安的。本來有吳石他們送情報，再加上台工委的配合，解放台灣的希望特別大，結果全被蔡孝乾毀了，後來又趕上朝鮮戰爭，咱們就這麽錯過了好機會。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麽諷刺。有人把《信仰刻進骨子裏》，《用生命換真相》；有人把任務當成生意，用謊言糊弄差事。那些藏在檔案室裏的假文件，和吳石臨刑前的遺言擺在一起，早就把人心照得明明白白。到底什麽是真正的“做事”，其實從來都不難分辨。

後人們也不要說三道四，你做不到的，不等於別人做不到。更不要懷凝先人們己經做到了的事實。

[yongbing1993]

功利實用主義者的精神是縹緲的






馬克思早在青年時就認識到：“如果一個人隻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

許多人時常追問人生的意義，困惑人為何而生又為何而死，由於想不明白這個問題，導致在人生旅途中迷失自我，踟躕不前，碌碌一生。

其實隻要了解一下毛主席的故事，就會明白，如何度過人生當然可以有很多選擇，但最高尚的隻有一條，那就是《為人民服務》。

可惜的是，盡管現代走資派特色中國社會 裏的學生們從小到大的課本裏都閃爍著理想主義的文字，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大染缸裏，年輕的學生們接收最多的又從來都是《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即便是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大中小各級教師，也通過一場又一場應試教育的考試，把學生的意義限製在升學就業之內。他們不關心學生會成長為什麽樣的人，因為這跟他們的績效無關。

殊不知，在人的青年時期，學會多少知識、掌握什麽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一定是有理想有共產黨的信仰能“立大誌”。

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謫守貴州龍場期間，開班講學。他在開班告示中明確指出：“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誌者。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誌之未立耳。”

而學生們要立的誌向，一定不是抽象的，而是與絕大多數勞動人民身處的時代緊密相關的。

一百多年前，政府無能，腐敗叢生，積貧積弱。

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輕易轟開中國國門，從1840年算起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前，中國的對外戰爭幾乎都以失敗告終。

武力弱小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被外敵肆意踐踏，淪為砧板上隨時可以宰割的羔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華民族貧窮落後的總根源。

對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那代革命者而言，為中華民族求獨立、求富強是最迫切的任務。

毛主席在青年時期寫就的《心之力》一文中，就抒發自己的誌向是：“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經濟之財富，興大國農工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

興中華盛世，開全球太平，這位千年一遇的中華赤子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做的。這位千年一遇的中華赤子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為億萬中國人民提供了長達七十多年的和平發展時期，也極大壯大了世界愛好和平的力量。

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這一代，中華民族的獨立業已實現，綜合國力居於世界前列，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

然而，古訓說：行百裏者半九十。越是到了快登頂的時候，我們麵臨的變數就越多。

幾十年前一窮二白，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可以專心致誌搞建設，有淳樸的風氣和火熱的激情。但隨著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之後鼓響一切向錢看，隨著各人的物質財富的日益積累，人心也變得越來越浮躁，曆史上重複上演過的一些盛世衰象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現在中國神州大地上。

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人民就會跟漢唐明清等朝代一樣，在創造一時的榮光後，便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內耗下犧牲掉寶貴的民族凝聚力，走向沒落甚至衰亡。

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公平，從來是治國安邦最首要的事情。

隻有在一個全民族都公平的環境下，大多數勞動在社會底層的人民才能看到整個國家的希望，才能體會到作為一個勞動者為人的尊嚴，才能由衷地熱愛自己的祖國，保衛自己的國家。政府官員隻為資本家少數人服務，不為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還有誰來保家衛國。

這麽多年，走資派們一味地求發展，以為隻要把蛋糕做大，什麽問題都迎刃而解。

但政府官員們低估了食利者的貪婪，資本家們得隴望蜀，欲壑難填。與資本家們講道德良心，無異於與虎謀皮，對牛彈琴。

縱觀曆史，社會不安定的根源從來就不是物質上的貧窮，而是有一幫貪得無厭的寄生蟲資本家壓在勞動人民身上敲骨吸髓。

詩經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這正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對剝削者最形象的控告。

所以年輕的人們這代人的任務，就該是整頓山河，自我革命，讓人民能在一個已經富強的祖國裏，堂堂正正地做國家的主人，而不是做財富的奴隸。

這樣的誌向，不比在庸碌無為的生活裏尋找所謂的小確幸要強得多嗎？

超越一己私利的小我，追求胸懷天下的大我，以“苟利國家，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迎擊時代的風雨和挑戰，這才是對毛主席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最好紀念。

其實隻要了解一下毛主席一生的故事，就會明白，如何度過人生當然可以有很多選擇，但最高尚的隻有一條，那就是《為人民服務》。

每逢毛主席的忌日誕日，總有無數的中國人民都會自發地紀念這位曆史巨人毛澤東。

毛澤東是革命家。從建黨那天算起，毛澤東用二十八年時間帶領億萬中國人民推倒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使在封建專製壓迫下掙紮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第一次翻身做起自己的主人。而後的二十八年時間，毛澤東又帶領中國人民內修政理，外抗強敵，奠定了足夠抗衡美蘇的強大國力和完整的工業體係。

毛澤東是哲學家。將馬列主義發展到了新境界，毛澤東的理論成為全世界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重大精神武器。

毛澤東是詩人。其詩詞豪邁絕倫，睥睨千古。秦皇漢武在他筆下都黯然失色。

毛澤東是道德典範。觀其一生，實現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毛澤東六位親人在革命戰爭中犧牲，終身保持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作風，生前不給親友故舊任何逾矩的照顧，死後亦沒留下什麽私產。

……

在毛澤東這位人民領袖身上，有太多值得中國人民學習的品質，而其中，最值得中國人學習的，就是毛澤東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

對功利的實用主義者而言，這種精神是縹緲空大的，甚至是損己的，然而正是這種精神的存在，才造就了毛澤東如今的偉大。

[yongbing1993]

在資本的染缸裏有誰不是利己者







人類曆史就是一個《資本》為曆史。而在資本的染缸裏有誰不是利己者。尤其是人類分化為階級之後。而當今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的官員們帶領全體中國人將在這個資本的染缸裏掀起巨浪，人人都在踏浪於巨浪中將《利己主義》置頂於曆史的高端。並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理論如：先顧好小家才能顧大家。自己的小家都顧不好，怎能顧好大家？以至發展成為專用詞組如：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因此走資派執政四十多年來人人一切向錢看，不擇一切手段爭先富。

《利己主義》一直是資本大染缸裏的主流，《利己主義》一直也是資本大染缸裏高、大、上的意識形態。誰不利己，誰就是傻子。

然而，共產黨提倡《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這可得罪了《利己主義》者們。他們攻擊抹黑來反共。他們說人是做不到《大公無私》。他們自己做不到，就說別人也做不到。

而在中國共產黨裏就有人做到了。例如白求恩。

紀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未刪節本〕學習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白求恩[1]同誌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2]。白求恩同誌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誌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誌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係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我和白求恩同誌隻見過一麵。後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於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注釋

[1] 白求恩即諾爾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產黨黨員，著名的醫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時，他曾經親赴前線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務。一九三七年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他率領加拿大美國醫療隊，於一九三八年初來中國，三月底到達延安，不久赴晉察冀邊區，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犧牲精神、工作熱忱、責任心，均稱模範。由於在一次為傷員施行急救手術時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縣逝世。

[2] 參見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頁）。

又例如張思德。為人民服務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 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1]同誌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誌。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2]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3]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4]，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隻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製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注釋

[1] 張思德，四川儀隴人，中央警備團的戰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參加紅軍，經曆長征，負過傷，是一個忠實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陝北安塞縣山中燒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

[2] 司馬遷，中國西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和曆史學家，著有《史記》一百三十篇。此處引語見《漢書?司馬遷傳》中的《報任少卿書》，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3] 李鼎銘（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陝西米脂人，開明紳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並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4] 這是指當時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所擁有的人口的總數。


轉載：《原創 書本和現實是兩個中國，學生和社會是兩個宇宙 》

2025-04-26 06:04 發布於：北京市

標題是：《書本和現實是兩個中國，學生和社會是兩個宇宙_資本_司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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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學習為社會貢獻，努力奮鬥為國家奉獻終生，大公無私，人民的勤務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資本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舍小家顧大家，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領導國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時刻準備著……

這些，都是紙上的世界，也是曾經的幻象。當我們真正走入現實，才發現那是另一個宇宙。回想課本上的世界，是何種感覺？啞然失笑，尷尬無比，甚至自我鄙視……這些情緒，你是否也曾有過？接來下來呢？麻木、接受、熟視無睹、聽之任之，任由乾坤顛倒。一切照常，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

一代又一代人都這樣經曆著。時至今日，小學生作文仍然靠“為社會、為國家作貢獻”來結尾，這叫“思想升華”——想來尷尬不尷尬？從小學升華到大學，升華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多年（博士就讀超二十年），結果，要麽升華成了傻子，要麽升華成了敗壞的人——精致的利己者和投機者。身入染缸，沒有人能逃脫這套價值敘事帶來的後遺症，沒有人能全身而退。

2

有一個詞，所有人都曾仇恨它、辱罵它，然而全民又都在暗地裏追求它、向往它、羨慕它。沒有人為它平反，沒有人為它正名，它就這樣一直處在陰陽兩極的世界。它，就是“資本”，一個被徹底扭曲的名字。今天在抖音，它被叫做“米”——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黑話，隻有叫做“米”，才能在抖音溻，相關視頻才能通過審核和傳播。看，這群人，從學校到社會不適應，從社會到社會還是不適宜——必須這樣擰巴著。

資本，在教材和課堂上，總是與“剝削”“壓榨”“不勞而獲”等負麵詞語綁定。學生們反複背誦，直到對“資本”心生憎恨。然而現實生活中，地方政府花巨資招商引資，為資本家鋪路搭橋，“資本到哪裏，優惠政策就跟到哪裏”；企業家成為時代英雄，“融資能力”成為成功企業家的必備素質；年輕人創業、投資、理財，無一不是對“資本”趨之若鶩。每個人都明白：有了資本就有未來，有了資本才有幸福和尊嚴。

資本隻是一個案例，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割裂，案例舉不勝舉。這種巨大的反差，構成了社會最普遍、最真實的荒誕現實。在課堂教育與社會運行規則之間，有明目張膽的差異，有深刻的斷層。

3

但沒有人願意反思，沒有人輕輕追問，沒有人批評，沒有人談論。一切照舊，世界依然平靜，一切就像沒有發生。很多人學會了心口不一、口是心非，比如胡某進那樣的人，但還有很多人仍舊比較扭曲，還不停地對資本咒罵和汙名化，比如司馬南（當然心裏很喜歡資本）。司馬南隻是一個符號，中國至少有8億司馬南。

必須承認，他們雖然內心愛著資本，但對資本的恨也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因為他們的認知就是這樣——被教材和時代雙重塑造。私愛資本，讓他們成為虛偽的人；仇恨資本，讓他們淪為愚蠢的人。又蠢又壞，指的就是這樣的人。但其實也無需過度苛責他們。八億人皆如此，都是不幸的人，他們隻是教材的犧牲品。

整個社會都難辭其咎。不能隻批判又蠢又壞的人，而讓又奸又壞的人逍遙法外。人人都有責任，都應該被批判。可是，人人有罪，根據卡爾的辯證法，也相當於人人無罪；按中國傳統的話說，叫做“法不責眾”。於是，一切照舊一切如昨，同版教材一年年地付梓印刷。

4

無數人懷揣著“知識改變命運”的夢想，欣欣然投入應試的長河，然而最終學到的本領、那些所謂的“學以致用”，不過是徹底的謊話。在畢業後才發現，那些曾經批判的東西，才是自己的夢想；那些曾經的宣言，才是人生的尷尬。紙上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原來是兩個世界；學校裏的觀念和社會裏的觀念，原來是兩個宇宙。

[yongbing1993]

造謠抹黑毛澤東是不擔任何責的






《文革中毛為什麼不救李達？》這篇文是在海外的《反共華人組識》編造的。造謠抹黑毛澤東的《李達與毛澤東有“爭論”》源自梅白的“回憶”。梅白(1922—1992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1988年，梅白在《春秋》上公開發表回憶文章《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其中述說了1958年“大躍進”期間，李達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口號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論。梅白的原文主要部分是這樣的：

1958年，李達同毛澤東有點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潤之”。當時主席在陳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羅談話。我請陳毅轉告主席，說李達求見。不料李達一見毛澤東就發起火來：“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通不通？”我趕緊說標語是武大學生在調查中發現的。毛澤東要我寫出這個口號來。我說：“我也收到群眾來信，請求公開批判這個口號，我以‘龔同文’名義寫了：《論口號不能亂提》。”

就這一段中有多少不實之處：要澄清梅白所說真假與否，最好先了解梅白的身份。梅白當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麵見毛澤東的機會極少，沒有上級組織安排是見不到的。

按省委書記王任重的說法，毛澤東每次來武漢多半是由負責警衛工作的葉子龍(後來換了汪東興)直接給他打電話，隻準他一個人和公安部門的同誌到機場或車站去迎接。

走的時候，毛澤東臨時通知他到其住所見個麵，然後在門口告別，不準王任重去送他。

省委書記王任重都不能隨便見毛澤東，何況梅白呢？

王任重說：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曾經在孝感車站停車，找地委等幹部和社員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是他讓梅白參加的。此事是葉子龍13日上午打電話給王任重，而不是梅白說的是彭真打電話給梅白叫他轉告給王任重，王任重說從來沒有也不會有這種怪事梅白為了說謊的方便，就給自己編了一個毛澤東的“秘書”的身份。

他在另一篇文章《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裏》這樣說：“1956年7月，毛澤東到湖北。我那時是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葉子龍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邊需要一個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個本地人。任重說：‘叫梅白去。’這樣，我就來到了毛主席身邊。”事實上梅白根本沒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也不是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毛澤東確實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專職秘書人選，而非兼職秘書，但這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而非1956年。並且，當時湖北並未推薦梅白而是推薦另一人，因毛澤東不同意而未選用。梅白近距離接觸毛澤東、並當麵反映情況的機會，可能僅隻孝感車站座談會那一次。

梅白這裏說得煞有介事，卻沒有交待這場爭論發生在哪一天。不久，梅白的文章遭到曾經擔任過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的全麵駁斥。

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怒斥梅白的文章“滿篇謊言”。

梅白的文章發表一年後，王任重也在《春秋》發表《滿篇謊言——評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一文，對梅白所說諸事逐一批駁關於“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王任重說明梅白不在現場，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是這樣寫的：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李達，請他到東湖客舍甲所見見麵。主席和李達談什麽問題，我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什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種主觀主義的口號，毛主席沒有提倡過，湖北省委也沒有提倡過。關於“口號不可亂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寫的。我講過在舊社會民間流行的一句話：“世上的事，隻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若解釋為，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是有道理的。如果反過來說，人們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辦到，則是錯誤的了。

1958年，我們的頭腦發熱了，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負主要責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在黨內外作過許多次自我批評，至今猶感內疚。

如上所述，梅白寫的“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這全是一片謊言。衛士長李銀橋同誌以及主席身邊的許多工作人員都還健在，他們都會證明梅白在說謊。

梅白說他帶著李達同誌去見主席的時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羅談話，這就說謊說到無邊無際的地步了。當時卡斯特羅正在為古巴爭取獨立解放進行著最緊張的戰鬥。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後勝利的，怎麽卡斯特羅1958年9月到中國來了？據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過武漢，是我到王家墩機場迎接的。

卡斯特羅當時沒有來，以後也未到過武漢。梅白說謊說到這種程度不覺得害羞嗎？！

毛主席會見外賓或黨內幹部、民主人士，都是事先安排好時間的，怎能不經過他同意，隨隨便便闖進去吵鬧一番？好象主席住所，無論什麽人都可以隨便出出進進，這是不符合普通常規的。[3]

王任重的話語直率而尖銳，所言基本真實可信，但個別推斷有誤，時間記憶亦有誤(毛澤東4月1—12日、9月10—15日、11月14日—12月13日在湖北，12月28—29日路過湖北，恰好10月未到湖北)。因談“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隻是他批評梅白多個謊言中的一個，故行文較簡單，沒有完全指出梅白文中的訛誤。

例如，梅白有何資格叫李銀橋(衛士長)準備飯菜呢，毛澤東是有專門廚師的。在梅白所謂的送李達途中，李達會同他說英語嗎？李達是精於日文的。再是，毛澤東的英語水平應在梅白之上，戰爭年代他也沒有放棄學習，新中國成立後又有國際問題秘書林克相助，My dear brother之類的詞組豈要梅白來教？

毛澤東請李達到東湖客舍談的是哲學。1958年在東湖客舍甲所，毛澤東和李達談什麽問題，王任重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這是肯定的。這次談話談的是什麽？是梅白所說的，因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口號而發生激烈爭論嗎？並且毛澤東還認為自己是錯誤的嗎？根本不是。所談問題，王任重在文章中說明白了：“事後主席告訴我，他對李達說：‘你現在寫的東西(可能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淨是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沒什麽創造性，沒有自己的新見解。’1959年春節，我去看望李達同誌的時候，把主席的意見轉告他。他說主席當時和他說過了，主席的意見是對的。”

在1958年“大躍進”時代，毛澤東同李達談的不是“大躍進”的口號，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可能令人不信，而讓梅白的謊言流行。但是，這符合當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考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編寫關注的實際。

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有編寫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教科書的動議。該年2月，毛澤東“閱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組織編寫中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等課程教材給中央的報告，批送劉少奇：‘此件應提交政治局通過才好。’報告提出：高中級黨校和高等學校中的中共黨史、哲學、黨的建設、中國曆史、中國哲學史等課程，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比較適用的教材。對上述書籍的編寫工作，必須做全麵的規劃和及早準備。編寫這些教材，不僅可以大大提高學校的教學水平，還可以對這幾門學科的研究工作，發生根本的推動作用”。[4](pp.537-538)從此批示可見，毛澤東很是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教科書的編寫。

毛澤東說李達“現在寫的東西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是一種諍言，也表達了理論創新的希望。新中國成立後，李達先後寫了《〈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胡適反動思想批判》等。1958年，李達在新創刊的《理論戰線》辟有“曆史唯物主義講座”，專門宣傳唯物主義曆史觀，如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和民族特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等理論。

在《理論戰線》1958年第2期的《社會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一文中，李達闡述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的規律、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階級鬥爭規律即社會形態轉變的社會革命規律等。

1958年毛澤東約李達談話是談哲學，彼此間並沒有為什麽口號發生爭論而意氣用事。至於毛澤東約李達談話的具體時間，是4月還是11月或其他哪一天，這當另行考證它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9月，因9月毛澤東視察武漢大學時李達剛好在青島休假。

但梅白的謊言越傳越真。自他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一文發表後，1958年李達與毛澤東爭論的故事便散播開來，該故事還寫進學術論著、中學生教材等。例如，《梅嶺：毛澤東在東湖客舍》一書曾較詳細地記述了這場爭論：“9月12日上午，毛澤東和李達在東湖客舍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兩個‘一大’代表、馬克思主義者發生了一場關於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否無限大的爭論。”

這一記述顯然是未經考證而采信梅白的說法造成的，尤其所說的9月12日上午這一時間不對；且不說毛澤東有上午睡覺的習慣，更在於“9月12日，毛澤東主席視察武大，李達在外休假”。

在傳播中，還有人對李達與毛澤東的這場所謂“爭論”添油加醋，任意發揮。如此這般，梅白的謊言版本又被升級了。可見，澄清梅白杜撰的謊言，使其不再謬種流傳，甚為重要。偽造曆史已成文壇之疾，應對此零容忍。

作者胡為雄（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9期，注釋略。

《人》都有吃飯和拉屎的兩麵性，從前，曾有一個故事講某一個很有名氣的男《人》的有關對另一個女士因吃飯和拉屎的兩麵性而對其的影響之大。

故事的大意是：台灣有個男的名人，第一次約會一位女士去吃飯，被這位女性的吃飯時的《上進性》所征服，所以很快結婚了。

結婚後，某一天女士土廁所時忘了鎖門，男士不知道廁所內有人，直接推門想用廁所，隻見女士在馬桶上因便秘而用力排便麵目猙獰滿臉通紅一副醜陋的《下流性》而腦火。很快離婚了。

這個故事說明了《人》都有吃飯和拉屎的兩麵性。

這是從《人》的生理上來講的兩麵性。

《吃飯》具有《上進性》。

《拉屎》具有《下流性》。

看你專注於哪一個《麵》了。專注於《上進性》，或是專注於《下流性》，這是各個專注者的喜好了。

從《人》的人性上來講，《人》的人性是很複雜的。《人》有兩麵性或多麵性。《人》的行為的多樣性與不確定性，也提醒人們要以辯證的眼光看待他人和自己。 尤其是某一個《人》在幾十年甚至百年的人生各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不同行為。

《人》的有趣在於多麵性，就像一張反光彩紙，每個角度能看到不同的色彩。而每一個《人》的多麵性也太複雜了，根本無法辨清每一位《人》有多少麵。

通常《人》的兩麵性指的是這個人同時具備兩種截然相反的特質或行為模式，例如真誠與虛偽、善良與自私、包容與苛刻。 這種兩麵性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會根據情境、時間以及他人對自己的態度和認知而展現不同的一麵，有時是為了自我約束、展示美好的一麵，有時則會卸下麵具，露出真實或醜陋的一麵。

《人》的兩麵性是因人而異的。 同一個人可能對不同的人展現出不同的態度。

《人》的兩麵性也是因時而異的。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或情境下，即使是同一個人也會表現出不同的特質。

《人》的兩麵性會受情境影響。當一個人受到他人的尊重或威脅時，可能會展現出更努力或更防禦的一麵。

而《人》的認知與態度各異，某個人對某人的態度和認知會影響到這個人向那個人展示出不一樣的一麵來。

《人》在各個人生階段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環境下都會具有兩麵性，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為了自己能在社會交往中得到最佳保護自己的生存為目的，所以此時的這個《人》會隱藏真實的一麵，或展現出更被社會接受的一麵。

《人》也會受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會塑造和鼓勵《人》展現出不同的特質。尤其是《人》的內心衝突。因此在每一個《人》的人性中固有的矛盾出現爭鬥，如對利益的追求與對道德的遵從之間的衝突，也會導致兩麵性的出現。

具體到如何評價一個有名的《人》時，就出現了“有爭議“，或是專注於某一麵。其實是沒有爭議的。

首先，《人》有兩麵性或多麵性。

其次，專注於某《人》的上進性？還是下流性？

第三，服務性。是為大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

第四，階級性。是大多數在說，還是少數人在講。

第五，各自評論者站在不同階級立場上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