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學研究
毫無疑問，(1976年)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科學研究是著重於實用方麵的。
例如，我曾與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談過，他們告訴我，在過去的兩年間，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變。
他們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尋新課題最主要的方法是詳細地閱讀外國文獻，試看能否在理論上或實驗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進去看看能搞些什麽出來。
這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被批評為沒有建設性。因為追會使中國科學家們致力研究外國社會裏所產生的問題。
目前的努力是試圖找出現在中國在工業發展上所須要解決的問題。
在生理研究所方麵，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正在研究有關人民健康的問題。
在物理學方麵，尤其是高能物理學（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與一些人談過，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國，研究高能物理學的人很少，所以沒有壓力去使他們改行。究竟有沒有人再進入這個領域是值得懷疑的。但已從事研究的並不感到有任何壓力要他們放棄。他們在那裏所受到的壓力是遠比這裏小，這裏的物理學家正在被迫放棄高能物理學。
轉載：《楊振寧回答聽眾的提問：(二)》
問：你從老百姓當中，有沒有聽到關於尼克鬆將訪華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慣用語：“我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笑聲）因為我認為，在這裏，我們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見解是全部錯誤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國，人民完全不知道外邊在發生什麽事。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在去中國之前，我也有這種觀念。但是，中國有一份名叫《參考消息》的報紙，每天銷數五百萬份，這是一份四頁的報紙，裏麵刊載的全是外國通訊社的新聞。我每天都閱讀這份報紙。你會看到合眾國際社的報導，看到《紐約時報》的文章，尤其常見的是不同意見的社論譯文。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載於蘇聯的《真理報》，是由阿拔裏圖先生執筆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國問題研究院院長。因為這是第一篇關於蘇聯對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反應的非官方報導，與官方報導略有出入，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國的這份《參考消息》的頭版看到，還有一個資料性的小附錄，說明誰是阿拔裏圖先生。當我回來後，翻開舊的《紐約時報》，看到在同一天中，《紐約時報》也是以頭版刊登這文章，隻不過是語言不同罷了。（笑聲）而且也有一個資料性的小附錄，描述阿拔裏圖先生是什麽人。（笑聲）
問：你所提到的中國過去二十年來在物質上的進步，尤其是在社會主義下的精神麵貌的進步，你認為在二十年的資本主義下，這種情形是否同樣有可能發生呢？
答：正如我告訴過你的，我並不是學社會科學的。我認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是一個奇跡。假如你曾問我，我對中國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麽樣，我就會聯想到目前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當然，這樣想是錯了。我並不能解答，是否會有另外一個製度能產生同樣的奇跡。但我極表懷疑。
問：節育運動在中國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這明顯地是非常有效的，因為我曾問過我所遇到的大學人員及工人們，我知道節育運動在城市非常成功。在農村中，中國的領袖們自己也承認，這並不十分成功。我曾記得在某處看過一些報導說，在農村中隻有百分之四十的婦女采用避孕丸。
問：你是否認為這已經很接近所謂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因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認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節育方法，中國的人口暫時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直至年齡分布穩定下來。
問：對於今天的中國政府，怎樣使傳統的中國習俗適應於現代社會，我很感興趣。
答：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隻能夠說，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國家，你並不隻是看到古跡，或古老的建築物，你會看到有數千年曆史的風俗習慣。但同時，中國又是一個非常年青的國家，教育革命的精神當然是跟這裏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隻不過這裏並沒有像中國一樣認真和徹底地實行起來。在中國，你時常都可以觀察到古老的習慣和古老的見解，同時你也覺察到有新的見解混合在一起。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自然的。我認為那種社會之所以符合實際，是因為領袖們極清楚地知道，所有過去的好東西和有用的東西，都一定要保存下來，隻有那些在舊社會中也應該掃除的才會遭受禁止。
問：目前中國的學校裏有哪些體育運動？譬如對乒乓、籃球和足球的興趣如何？
答：各種運動都有人在玩。中國人說：“中國的籃球並不十分好”。（輕笑聲）但乒乓球是相當好。（笑聲，掌聲）或許我應該再附加一句，我發覺中國人在強調每一個行動都應該以是否為人民服務來加以評定，這使中國產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質素的領導者。我所遇到在大學裏、中學裏、及工廠裏的領導者們，都是比較年青的，他們大約是四十歲左右，很少是六十五歲。我發覺他們很有信心，而同時又非常謙虛。他們公開地承認，中國仍然是非常落後的，但是中國以一致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趕上去的。
問：在你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有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和中國的統一問題？
答：我們並沒有特別討論過這個題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問過周總理，關於在未來一兩年間，美國與中國是否有機會建立外交關係。他說：“這當然是有機會的。一切都要看美國對台灣的態度而定。”但他跟著說，“中國對台灣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國期間，我認識到——我認為我是對的，假如我錯了，我會感到非常詫異——中國的領導人並不經常發表聲明，但一旦發表後，他們是堅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聯合國的代表們說：即使台灣仍然在那裏，共產黨政府也會出席聯合國。我認為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國共產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則。
問：中國對於南中國海的釣魚台列嶼的立場如何？
答：我並沒有問過這問題，假如我的理解沒有錯誤，我認為中國政府的立場已重複地在報章上出現過。我沒有問過這問題，亦沒有人特別向我提及過。噢，既然你問這個問題，我有一個附加按語。在我曾經提過的日本電影《日本海大海戰》中，你或許會記得，當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繞過非洲，向日本海進發，日本方麵極想知道它們的正確位置。在電影故事中，是說由一日本漁船發現俄國艦隊，——我不知道這是否真實。但在銀幕上，我看到——因為我懂得漢字——那艘日本漁船的名字是“尖閣”，即日本人對釣魚台的稱呼。
問：你曾說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已經真正的實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燈片裏，隻有護士沒有醫生。醫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學裏，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醫生的數目很多。在醫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個婦女施手術的幾個醫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護士也全是婦女。（笑聲）但是我也遇到許多物理學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問：在中國什麽似乎都與政治有關，在剛才你放的那個教英文的幻燈片裏，有說到美國的，究竟說些什麽？
答：那張幻燈片的焦距可能不對。那些字是有關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擊美國的。不是說抨擊美國的標語沒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這樣的標語並不最普遍。
問：中國對於發展基本科學的態度又怎麽樣呢？
答：毫無疑問，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科學研究是著重於實用方麵的。例如，我曾與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談過，他們告訴我，在過去的兩年間，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尋新課題最主要的方法是詳細地閱讀外國文獻，試看能否在理論上或實驗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進去看看能搞些什麽出來。這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被批評為沒有建設性。因為追會使中國科學家們致力研究外國社會裏所產生的問題。目前的努力是試圖找出現在中國在工業發展上所須要解決的問題。在生理研究所方麵，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正在研究有關人民健康的問題。在物理學方麵，尤其是高能物理學（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與一些人談過，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國，研究高能物理學的人很少，所以沒有壓力去使他們改行。究竟有沒有人再進入這個領域是值得懷疑的。但已從事研究的並不感到有任何壓力要他們放棄。他們在那裏所受到的壓力是遠比這裏小，這裏的物理學家正在被迫放棄高能物理學。（笑聲、掌聲）
問：在旅途中，你參觀及搜集資料時，有沒有受到任何限製？
答：完全沒有。我所要求參觀的，他們全讓我看到。除了個別一兩個地方，無論到那裏，都允許拍照。一個例外是他們問我是否有興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進防空洞前，他們請我將照相機留下。還有一兩個地方，他們告訴我說不能拍照。在乘搭飛機時，任何人都不許拍照。
問：你去過台灣沒有？如果有的話，能否比較一下台灣的情況？
答：我從未到過台灣，我不知道。但是從所閱讀的書報中，我猜目前台灣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國大陸為高。
問：有個美國作家哈裏遜.沙裏士貝利（Harrison Salisbury）寫一篇文章，說蘇聯可能一兩年內會進攻中國，而且說蘇聯把中國的東北視為他們東部的勢力中心。在中國是否看到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並沒有看過。雖然在數星期前，我曾看過有關它的介紹。中國的領袖們當然是熟悉這文章的。關於邊界糾紛問題，中國的領導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雖然我沒有正式提問過，毫無疑問，目前的防空洞計劃主要是因為蘇聯威脅的結果。事實上，美國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蘇聯方麵盛傳以核武器攻擊中國。這件事西方知道。當我在中國時，他們告訴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間，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沒有具體工作的人疏散到農村去。
問：請你報導一下關於人民的工餘生活。
答：中國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但因需要費時間在路上，所以化的時間，總的來說要多一點。但也有鼓勵逾時工作的。當然這是沒有工資的。（笑聲）據我觀察所得，自願逾時工作的人數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這個製度是可笑的，是一個奇怪的強迫製度。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實際的製度。至少在中國沒有人覺得這是強迫的。人們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則到公園遊玩，也有乘公共汽車到各處遊覽。在上海的內燃機廠中，我見過一個工人。後來，他們告訴我，這個老工人非常能幹，在周末，他去釣魚，通常是收獲最多；去放風箏，便會有一群小孩圍著他。所以我以為，中國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地休憇。
問：中國是否容納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國學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間，中國當然有足夠的地方。我並沒有向周總理提過這問題，完全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麵的態度是怎麽樣。我隻能夠說，經過了近百年的屈辱後，中國現在的政府是極其自尊的。這個政府認為要樹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國政府曾經說過什麽，那就一定會實行。它是拒絕乞求的。事實上，在中國兩天後，我曾對一些大學人士說：“與美國比較起來，中國在精神上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國家，而美國的了不起則是自然資源及物質極其富裕。假如美國願意無條件地送價值十億美元的鋼鐵給中國，這對中國是否會有好處呢？”而答案是：“我們不要。”於是我就跟他們爭辯，我問他們是否過於偏激。想想看，十億美元的鋼鐵可以做些什麽。因為隻要看看鋼製物品的價目，我知道中國仍是缺乏鋼材。但經過在中國旅行四星期後，我開始想：教導人民不要這些贈與，其價值豈不是比十億美元鋼鐵的本身還大嗎？
問：你們有沒有談到越南問題？
答：沒有，我們沒有特別提到越南，唯一相關的地方是，周總理問我美國人民是否相信尼克鬆會從越南撤退。
問：當你談到中美關係時，他說到台灣問題，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沒有提到這問題，理由是：我認為中國人民和領導人都相信美國準備從越南撤退。
問：美國又在轟炸北越了。
答：我從報上知道了。
問：你考慮回到中國去住嗎？為什麽？
答：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令人鼓舞的國家，我在前麵說過，我在那兒住過二十三年。到目前為止，我在這個國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時喜愛這兩個國家，我喜歡她們的優點，嫌惡她們的缺點。在這裏，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這裏長大，在這裏上學。我對這個學校、學生和教授們負有責任。我想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曾經與鄧小平關係極為親密的薄一波晚年曾對子女們說了一段肺腑之言：“我總算看明白了，他（指鄧小平——作者注）所作的一切隻為一個目的，就是專門和毛主席對著幹。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統統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統統都要肯定。為了反對毛主席的路線，鄧小平不惜賣國求榮！”
毛澤東時代，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環顧世界，我們究竟有幾個親如兄弟的國家？有幾個國家敢於在我國同別國發生糾紛甚至戰爭時，能夠站出來同我們生死與共？沒有，一個也沒有。能夠暫時站在我國一邊的，純粹是利益使然，是赤裸裸的交易，這裏沒有馬列主義信仰的一致，沒有為共產主義共同奮鬥的情誼。根本原因在於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要搞資本主義，在黨內拋棄了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在國際上對美國一味巴結討好，也不再支持一切無產階級革命，造成了今天既沒有得到美國信任、又失去了第三世界朋友的“孤家寡人”的處境。
鄧小平是破壞共產主義運動的罪魁禍首
早在1978年11月，鄧小平到馬來西亞訪問，在同李光耀會談時，李光耀要求中國停止支持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並“停止馬共和印尼共設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遊擊隊的支持”。鄧小平當即完全答應。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鄧小平以他驚人的謙虛代表共產黨和政府承認並改正了（這）兩個錯誤”。1985年，馬來西亞共產黨副主席黃一江來中國要求對馬共支援，並要求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又被鄧小平拒絕。黃一江回國兩年後，馬來西亞共產黨放下武器，接受招安。黃一江在2005年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采訪時回憶說：在鄧小平指令下，“（中國的）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鬥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鬥爭”。
不但是馬來西亞，原來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各國共產黨，也紛紛因為鄧小平奉行親美反第三世界的賣國求榮政策而被各國反動派消滅。例如，1989年，緬甸共產黨因得不到中國的支持，退出曆史舞台。菲律賓共產黨得不到支持，原在中國居住的該黨二號領袖卡多.馬不得不離開中國到荷蘭。印尼共產黨前主席艾地的兩個女兒伊巴露麗姐妹等20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後也分別從我國北京、南昌等地前往當時緬甸共產黨的根據地，最後又輾轉到法國。而伊巴露麗姐妹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接見和照顧。由於中國拒絕支持和援助，北加裏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柬甫寨共產黨等已基本消亡。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製度非常仇恨，到處宣傳他的“社會主義失敗論”。1989年3月23日，鄧小平會見烏幹達總統穆塞韋尼時說：“我很讚成你們在革命勝利後，不是一下子就搞社會主義。我和許多非洲朋友談到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也不要搞封閉政策，那樣搞不會獲得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革命勝利後不搞社會主義，勢必搞資本主義，任何中間路線都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及其結果，已經有了結論。在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搞真資本主義假社會主義，還要到外國去忽悠人家，鄧小平真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走狗和幫凶！
在鄧小平看來，任何要堅持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言論都是“廢話”，在毛主席領導下我黨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和對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的論戰都是非常荒唐的，從而全盤抹殺馬列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區別。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廢話”。真是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二字！
毛主席為我黨、我國所開創的國際大好局麵，被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葬送了，他們借改革開放的名義，欺騙人民，對外提出“韜光養晦”、明明是我國的領土，也要實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和平發展”的投降主義路線。如今，在美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支持下、印度 、越南 、菲律賓 、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紛紛向我國叫板，我國自己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又不主動開發，反而讓南海周圍的所有大小國家一湧而上，搶占了我國許多地盤，形成已打井一千多眼的既成事實。近30年間，偌大的中國不敢理直氣壯地申明：釣魚島、南海諸島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奇恥大辱，這完全是鄧小平的投降賣國路線造成的我國曆史上非常屈辱的一頁。
在對待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他更是卑躬屈膝，認賊作父。他親自製定了妥協投降、賣國求榮的什麽“韜光養晦”國策，賣台賣國、媚美媚日媚一切反動派。
鄧小平不堅持中國外交原則，出賣台灣利益
1978年5月17日，美國總統卡特授權布熱津斯基訪華，向中方提出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美公開聲明相信台灣問題將得到和平解決，關於這一點，請中方不要反駁；二是應能繼續向台出售武器。同時美方同意中方的“同台斷交，廢除美台協防條約，從台撤軍”三原則。7月兩國談判正式開始。11月2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就中美第五次會談作指示：“抓住時機，不要錯過機會”。12月4日雙方第六次會談中，我韓念龍代外長斷然拒絕美方兩個基本條件。12月15日鄧在會見伍德科克時說：“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如果美國將來售武台灣，希望能保證是秘密成交。”在15日雙方艱苦談判的時刻，鄧突然改變反對美售台武器的立場，甚至放棄了原先雙方談妥的擱置方案，私下同意了美在中美建交後可繼續售台武器。（見伍德科克回憶錄《長城.六位總統和中國》）中美建交公報是鄧小平同美國簽訂的用新形式割讓台灣的新的不平等條約，比李鴻章當年同小日本簽訂的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還要卑劣無恥得多。李鴻章是受清政府之命，而鄧小平則是在中國對美外交攻勢步步逼進、節節取勝的大好形勢下，瞞過所有上級和黨中央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代表，擅自僭越竊權私下同美簽約。鄧小平在隨後訪問美國時竟然哀求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是經他同意的，希望這件事不要公開張揚。
1978年12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的第一天，美國即向台灣保證：第一，仍然認為台灣有國際身份和國際人格；第二，美國沒有承認中共對台主權；第三，繼續保持同台外交以外的所有合作關係，仍是對台“重要承認”；第四，美台關係仍實行原有的58項條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雖廢除，但美將以別的方法替代，隻作形式上的改變；第五，美將以新的交流方式取代原有的外交機構。卡特在中美建交28周年紀念會上宣讀1979年中美建交時鄧的默許，卡特說：“鄧小平同意，中國不會公開反對我們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宣言，他也明白我們將在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繼續向台灣出售防衛性武器。”
鄧小平為了投靠美帝國主義，取得美帝的信任，從訪問美國回來不久，便施行其在美時許下的諾言“讓我來教訓一下我們的小兄弟”，即調集數十萬解放軍，發動了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去攻打“同誌加兄弟”的越南人民，我傷亡數萬人，給越南和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員與經濟損失。
鄧小平為什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同美國擅自簽訂喪權辱國、出賣台灣、同美帝國主義合夥共同欺騙中國人民的條約呢？因為當時國內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即將塵埃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結束，維穩是他的第一要務。在國內他的右派政變基本告成，他需要國際上給他一個和平環境，以爭取時間鞏固權力。而國際上他最害怕的是美國，要換取美國對他權利的認可和支持，不出賣台灣是做不成這筆交易的。他需要以建交向黨內外和國內外炫耀能力和實力，震懾反對派勢力。我們親眼目睹了我國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欲罷不忍、欲強不能的尷尬，美國屢屢售台武器和中國的屢屢抗議，更像是演給中國人民看的雙簧滑稽戲。
鄧小平屈從與投靠美帝國主義，推行一條喪權辱國的外交路線
另外，他所一再倡導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實在是典型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首先，“擱置爭議”就是回避矛盾，害怕矛盾。原本是我們的領土、領海，外國野蠻侵占，我們理應堅決全部收回，如果侵略者不識時務，我國就要理直氣壯地將其趕出或消滅之，這裏絲毫不存在什麽“擱置爭議”的餘地。自己的領海、領土，別人占了，不去力爭，反而央求人家不要爭議，就像幹缺德事的是自己，這是不折不扣的混蛋邏輯。你不堅持自己的主權，別人侵占久了，國際社會看你畏畏縮縮，自然認為你沒有底氣，也就承認是別人的了。其次，“共同開發”更是賣國行徑。自己的東西，強盜奪了去，反而要同強盜分享，這同滿清政府割地賠款以安帝國主義有什麽區別呢？恐怕連滿清政府也不如，滿清是在同帝國主義抗爭失敗後才簽訂的城下製約，我們現在連兵馬都沒動，就要將領海、領土拱手送人，這不是漢奸賣國賊是什麽？由於鄧小平的投降主義、賣國主張，讓小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家蠶食、侵占了我國不少島嶼、礁石和領海，而且振振有詞的反誣我們侵略了他們。這些國家天天在明目張膽的開采那些被占島礁和海底下的石油、礦藏，就像天天在暴飲我們的血、饕餮我們的肉。而我們在忍受著，觀看著、迷茫著、無助著。
鄧小平的投降賣國主義，流毒至今還在。小日本發生了大地震和核泄漏，我們趕緊送錢送物，頻頻送去飛吻，可熱臉貼人家的冷屁股，轉臉人家就到我們的釣魚島宣示主權，還公然插手我南海爭端；菲律賓占我島嶼，還揚言如果我們要收回島嶼，他們就要戰鬥到最後一人。我們就像寓言中見了狐狸及牠後麵的老虎那樣害怕美帝國主義，連忙邀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來訪問，送他500億元厚禮，結果它不僅不領情，回國就邀請
小日本到我們的被占島嶼搞共同開發，還做東邀請南海周邊國家到菲律賓商量如何瓜分我國的領海和島礁；越南是一隻被我國喂肥了的野心狼，不僅占我島嶼最多而且要拉美俄共同對抗我國。這都是在他們當時侵占我島礁、領海時，鄧小平的投降賣國主義使然。今天，我們要收回那些被侵占的島礁領海，要比當初多流多少血、多費多少時間、多花多少錢啊？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下的黨政軍民，對於膽敢侵犯的任何敵人，在同他理論不通時，總是果斷亮劍，把他打疼了，他就自己回到談判桌了。抗美援朝、中印邊境反擊戰、中蘇珍寶島反擊戰、抗美援越戰爭等，都是令侵略者終生不會忘記的教訓。在毛澤東的中國麵前，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那時，做一個中國人自豪、驕傲、自尊自強。
改革開放後美帝國主義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撞沉我海南空軍飛機，美帝國主義的電子偵察機強行降落到海南某機場，我國不敢理直氣壯地和美帝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還屈從美帝要求將其入侵海南的電子偵察機送還給美國，他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麵前，是一個沒有脊梁骨的十足的矮子。他使我們感覺做一個中國人憋屈、窩囊、沒有自尊。這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才會有的感覺。
鄧小平綁架我們的黨和國家，設計將我們國家騙進資本主義的泥潭，他死了，他的倒行逆施的路線、方針還在影響著我們，我們還在繼續吃著他給我們留下的苦果，他的所謂理論還在毒害著我們的心靈。GDP在漲，物價在漲，醫藥費在漲，學費在漲，一棟棟大樓在往上漲，勞動人民的收入卻在往下降，人民的憤怒情緒豈能用“怨聲載道”來解釋。黨有今日，國有今日，人民有今日，萬惡之源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他是竊國大盜，他是亂世奸雄，它將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世世代代受人唾罵。
鄧小平是中國修正主義的總頭目、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是馬列毛主義的大叛徒。
鄧小平背叛了馬列毛主義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鄧小平是反對馬列毛主義的大叛徒，鄧小平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陰謀家和野心家。鄧小平的具體表現如下：
背叛馬列毛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過渡時期，馬克思說“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79-480頁），又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上第271-272頁。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同上第3卷第21頁）“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同上第四卷第332頁）
恩格斯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曆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馬克思一個人的。”（《同上第一卷第232頁）
在整個過渡時期充滿著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與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第84頁）在這個過渡時期“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很明顯，這個任務是重大無比的，如果不解決這個任務，那也就是說，還沒有社會主義。”（同上第三卷第498頁）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重要指示》34-35頁）
但是，我們再看看鄧小平是怎麽說的和怎麽作的。
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完全背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上述理論原則，他的大量言論和行動都是和馬列毛對著幹的，都是反對馬列毛的理論的。
鄧小平說：“我們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後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55頁）毛澤東“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來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請’了。…..1965年討論‘四請’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同上第259-260頁），“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同上第90-91頁）
鄧小平假借批判林彪、‘四人幫’，汙蔑毛主席說“宣傳什麽‘全麵專政’，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我們已經徹底粉碎了這個專政。”同上第154頁），鄧把毛主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汙蔑為封建法西斯專政，加以徹底否定。實際上否定的恰恰是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粉碎了‘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解決了曆史上遺留的一係列問題，……我們破除了林彪、四人幫所製造的精神枷鎖。堅持領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頁）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麽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同上第169頁) “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同上第168頁）
鄧小平完全顛倒了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從而否定了毛主席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生命線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搞亂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弄得全國一切向錢看，金錢就是一切、金錢就是生命，唯錢是圖，成為人們行動的綱領、目標和動力。
在鄧“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確的。”“農業承包大戶我讚成，現在放得還不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的號召和鼓舞下，在全國迅速掀起了爭富、創富高潮，達萬元戶者，騎馬戴花遊街跨富，“萬元戶是當然的黨員”，工農兵學商，一齊來經商，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數十萬家各種各樣的經商公司，且不少是空殼公司，鄧小平的兩個兒子都是大企業的老板，利用其父的權威，大批倒賣批文，內銷轉外銷等大量撈取差價，很快便富起來了，人民日報刊出其大兒子辦的康華公司偷稅漏稅六千餘萬元；趙紫陽的5個兒子，個個都是大資本家；薄一波的兩個兒子也成了大資本家，等等，經過30多年實踐，不僅地主、資產階級大量湧現，還形成了一個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群體，
鄧說；“中央和全國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已經得到平反的，據不完全統計，總數已經有290萬人。沒有立案審查而得到平反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大得多。我們平反了天安門事件，…… 並且不久就要為劉少奇同誌恢複名譽。……給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摘掉了全國絕大多數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帽子。”（同上第207-208頁）
實際執行的結果，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在全國掀起了摘帽高潮，將全部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對確實改造好的敵對分子，經過人民討論，縣人大批準，摘掉帽子是應該的，但是決不能一風吹。
這樣一風吹的結果，使無產階級專政失去了專政對象。更嚴重的是他們還把國內外資產階級、右派等當成朋友、主人、當成神來敬，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甚至顛倒敵我關係，把敵人當作朋友，把朋友當作敵人，顛倒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實際是取消了階級鬥爭，也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反過來對工農大眾實行壟斷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
鄧小平根本不懂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顛倒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隻強調發展生產力，忽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設與發展，隻抓經濟基礎的發展，忽略抓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建設及發揮其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隻抓經濟發展、不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與世界觀的改造。陷入了機械唯物論和主觀唯心主義，造成了許多人為的矛盾不能解決。這裏隻簡單提一下，不展開具體分析討論。總之，一句話馬列毛主義是奔向共產主義的，鄧小平則是倒退到資本主義的，一個是向前走，一個是向後退，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一個淺顯道理，也是千真萬確的客觀事實。信不信我們不妨看一下，外國的一些報刊是如何評論中國的。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說：“中國至今雖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構架已蕩然無存。中國大陸雖然早已在事實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但現今中國人仍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為了達到新世界的遠景，部分人要做出犧牲。隻不過，過去的曆史前進的終點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現在則是市場經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達到使少數人富裕起來的市場經濟的遠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解釋窮人必須老老實實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香港《南華早報》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說：中國領導人“宣布共產黨今後將接納私營企業主加入它的隊伍，這一宣布是共產黨的驚人之舉。”，“在共產黨方麵，它的調整反映了中國社會人口構成成分的改變。這種變化是過去22年中實行經濟改革的結果。”，“正在宣傳的一個理論——被稱為‘三個代表’的過程中，已經認真地為擴大黨的隊伍奠定了基礎。”，“中國完全可以這樣肯定中國的資本主義，那就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
美國《紐約時報》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題為《中國富人的生存信條》的文章說：如今中國的富人都住進了大城市郊區的別墅裏。這些別墅平均售價80萬美元，四周有草坪，還有24小時保安巡邏。盡管如此，這些富有人幾乎總是成為被搶劫的目標，搶劫犯在情況緊急時會起殺機。社會學家用於判斷一個國家收入分配不均現象的最新標準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的更大。中國的一些精英開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達爾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世界上，關係和智慧意味著一切，平等這個古怪的觀念毫無意義。”（二《大變化》第49-50頁）
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係統地出版了“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上海等地的出版社也曾出版內部發行的《摘譯》雜誌，內容涵蓋文學、哲學、生物學等方麵。
從五十年代開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反對英美，政治決定一切，階級鬥爭，反對理論研究就沒有西方雜誌和書籍。德是聽話，智是學習一本教材，更本不存在詳細閱讀外國文獻。
老楊的話還有人信？學術界聞名的論文按照年齡排名的剽竊者。國外學術界是非常重視合作精神，鄙視剽竊者的。
“在20世紀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經在實驗室裏發展到了相當先進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對中國軍隊和平民的攻擊中獲得了非常成功的應用。”
以上這段內容摘自：美國學術期刊《批判性亞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發表了一篇文章——《一段被隱瞞的曆史》。
作者是：約翰·威廉·鮑威爾，1941年畢業於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於1942年到重慶，1945年到上海接手《密勒氏評論報》。
在那篇長文裏，鮑威爾披露了美國同細菌戰犯之間的肮髒交易。
人們這才明白，《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沒有受到審判，那是因為：
“鑒於日本軍隊細菌戰情報的重要性，美國政府決定對日本軍隊細菌戰集團的所有成員免予戰犯起訴”。
而《黑龍江文史資料第31輯》收錄了荷蘭審判官雷林克的一段話：
“1946年1月，盟軍最高統帥部對敵情報部發現並拘留了石井四郎。這時，國際檢察局要求審訊石井四郎，結果卻是不準審問。“
這樣，實驗結果便以不可控告當事者為條件轉交給美國，而犯罪的事實便在東京審判中不為人知地被一筆勾銷了。”
石井四郎之女晴美後來承認，1946年初，美國軍官初次找上門來訊問她父親的工作時，用她做了抄錄員。
晴美說：“起初，他忸怩作態，假裝不知道他們在談論什麽。但在他獲得豁免權、受到保護以及得到25萬日元的付款後，他開始說話。”
晴美又說：“總的來說，直到他去世時，他已經向美國透露了自己80%的數據。顯然，他把剩下的20%帶進了墳墓。”
《一段被隱藏的曆史》還向西方世界揭露了一段真相：《石井四郎》在中國東北的瘋狂實驗，終究用在了實戰中。
1939年，日軍在諾門罕與蘇聯以及當時的外蒙古地方軍隊發生衝突。當年6月，《石井四郎》在海拉爾儲備了2000多枚載有炭疽、傷寒、霍亂菌的炮彈，準備發射到蘇軍陣地。7月，731部隊以“關東軍防疫班”名義參戰，並將22.5公斤沙門菌和傷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還將在海拉爾的細菌彈運至前線，發射到蘇軍的陣地上。
之後，《石井四郎》應華北派遣軍司令崗村寧次之邀，到華北、華東進行細菌戰實戰。
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間，《石井四郎》先後派出兩批細菌部隊遠征隊，到浙江寧波、衢州、金華、上虞、湯溪等地上空投撒傷寒、霍亂、鼠疫菌；又在湖南常德一帶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2003年7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魯西細菌戰大揭秘》一書披露，侵華日軍實施魯西細菌戰屠殺中國平民42.75萬人。該書作者崔維誌引用日軍戰俘林茂美交代的“十八秋魯西作戰”，講述了岡村寧次和石井四郎一起，於1943年8月至9月間在華北進行細菌戰的細節。其中，投放“虎列拉”（霍亂菌）的地點不止山東，還包括北平周邊、河北、河南等地。
林茂美供述：“第59師團防疫給水班，於1943年8月至9月間，在館陶、南館陶、臨清等地散布過一次霍亂菌。當時散布在衛河，再把河堤決開，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細菌是我交給第44大隊軍醫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軍戰俘菊池義邦在題為《我參加了最為野蠻的細菌戰》的筆供中交代：“我作為第111大隊機關槍分隊長參加了此次行動，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實施了最為野蠻的細菌戰，現承認這一罪行，並表示認罪。”
此外，提供證據的前侵華日軍人員還有：第731部隊少年班隊員田村良雄，第731部隊工務班土木建築員兼司機鈴木進，第731部隊抄寫員鈴木春房，駐華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隊第3課鼠疫、跳蚤生產技術員伊藤影明，駐廣州波字第8640部隊第1課細菌檢驗員丸山茂，第731部隊成員田中信一和前侵華日軍航空員鬆本正等。
從1933年侵華日軍在背蔭河建立細菌戰基地，到1945年日本戰敗，日軍在中國實施細菌戰長達12年之久，有5支細菌戰部隊分別駐於當時中國的哈爾濱、長春、北平、南京、廣州，即第731部隊、第100部隊、北支甲第1885部隊、榮字第1644部隊、波字第8640部隊，總計2萬多人。
1945年8月，日軍戰敗之際，731部隊開始了係統性的證據銷毀工作。為了掩蓋殘忍的人體實驗和大規模細菌戰的罪證，他們焚毀檔案資料、炸毀設備和建築、屠殺被實驗者。由於屍體數量激增，焚屍爐來不及處理，大量遇難者遺體被露天焚燒後草草掩埋或投入鬆花江。少年班隊員也接到了撤退指令，並目睹了部隊在最後一刻的倉皇與混亂。
1945年8月14日，《石井四郎》在撤退前下達了最後的命令。這是三條禁令：不準暴露731部隊成員的身份；成員之間不得互相聯絡；不準從事與731部隊相同性質的職業。
事後，《石井四郎》悄然回到日本。本來，他該出現在東京審判的受審席上。然而，長達兩年多的東京審判，這個《侵華惡魔，竟然完全銷聲匿跡了》。
2021年9月2日，俄羅斯外交政策檔案館解密了一批20世紀50年代的文件。其中有文件顯示，美國在二戰之後，多次無視蘇聯提出的引渡戰犯《石井四郎》的要求。
時任蘇聯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謝爾蓋·戈倫斯基，在寫給外交部副部長瓦萊裏安·佐林的信中提到，“參與準備細菌戰的主要日本戰犯、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以及同一部隊第四師團的大田上校都在日本……當傑列維揚科將軍向麥克阿瑟司令部提出以交換引渡的方式將石井和大田交給我們時，麥克阿瑟司令部拒絕回應”。《麥克阿瑟司令部拒絕回應。》
自1940年開始，日軍從延吉、新京、孫吳、黑河等地，持續將被捕者秘密轉送至哈爾濱。“特別移送”指針對抗日人員、蘇聯情報人員以及大量普通中國百姓，不經過審判程序，直接采取處置措施，具體處置方式就是“移送至731部隊”。
“特別移送”的本質是向731部隊提供開展細菌《活體實驗的耗材》，這些活生生的人被日軍蔑稱為“馬路大”，日語意為“圓木”。《這些活生生的人被日軍蔑稱為“馬路大”。》
1981年，日本作者森村誠一出版了《惡魔的飽食》（又譯“《惡魔的盛宴》”）一冊。這部紀實文學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日軍侵占中國東北時，主要以中國人為實驗對象來研究細菌武器的罪行。
《惡魔的飽食》書中記載，1939年以後，“東鄉部隊”對“馬路大”進行過兩輪編號，每一輪編號極限為1500。據此可知，到1945年日本戰敗，至少有3000人被害於這人間煉獄。
如果再算上之前在“中馬城”和哈爾濱市區的被害人數，以及1939年以前在平房地區的被害者，那麽，被《石井四郎》部隊直接殘害者，遠不止3000人。更加之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為毀滅罪證將細菌工廠炸毀，致使大批帶菌動物逃出，給當地人帶來巨大災難。《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為毀滅罪證將細菌工廠炸毀，致使大批帶菌動物逃出，給當地人帶來巨大災難。》
據曆史的見證者口述，1945年8月，連續四天，平房上空火光衝天，爆炸聲不斷。日本投降了，但那一年，平房的動物卻莫名其妙多起來。密密麻麻的跳蚤、老鼠，瘦骨嶙峋、東倒西歪的馬、駱駝、猴子，還有從未見過的紅眼珠的白鼠……1946年夏末秋初，哈爾濱平房地區後二道溝暴發瘟疫。《1946年夏末秋初，哈爾濱平房地區後二道溝暴發瘟疫。》
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少年班也被稱為“少年技術見習隊”，是其部隊為補充人力、培養細菌戰後備力量而組建的青少年團體。成員來自日本國內，年齡在14歲至18歲之間。
“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6期少年班，成員230多人。731部隊到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進行召集，以求學的名義讓他們來上學，到哈爾濱進行工作實踐。”
少年班隊員抵達哈爾濱後，先要接受為期數月的集中培訓。培訓不僅是學習細菌學知識，更是一場嚴酷的精神馴化，目的是讓他們接受將活人視為實驗材料的“非人化”觀念。培訓結束後，他們會被分配到各班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部隊的各項罪惡活動中。
2024年8月，時年94歲的少年班原隊員清水英男重返中國。在位於哈爾濱市的731部隊罪證陳列館、731部隊舊址，他指認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並向受害者表示真誠道歉與懺悔。
2024年8月26日，清水英男在日本日本長野縣飯田市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時隔79年，我終於能向731部隊的受害者們道歉了。”，“我現在的心願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講真話，把731部隊的曆史如實說出來。”他在記者會上講述，站在“謝罪與不戰和平之碑”前，他又想起自己在731部隊期間進入特設監獄撿拾未燒盡人骨的場景。“我希望自己懺悔謝罪的心情能有一部分傳達給受害者。我雖然謝罪了，但如果就此感到輕鬆，是不能原諒的。”
1945年，清水作為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在哈爾濱待了4個多月，這短暫的歲月成了他一生的夢魘。他回憶說，731部隊的隊員不僅成為細菌實驗的對象，而且一旦他們在實驗過程中感染了病菌，還會被活體解剖。清水曾成為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實驗對象。部隊給清水吃下含有細菌的饅頭後，他發燒到42度並連續高燒一周。如果當時確認清水感染病菌，他可能已被活體解剖。
731部隊當年的診所在一樓，樓上是標本室，清水在這裏見過很多孕婦標本、胎兒標本、嬰兒標本以及人體器官標本。“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女性腹中的孩子還在體內，就被殘忍地做成了標本。我無法理解，為什麽連孕婦也要被做成標本，為什麽這些小孩子，甚至還未出生的嬰兒，也要被解剖。”
1925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裁軍大會簽訂《日內瓦議定書》，宣布化學戰和生物戰（細菌戰）為非法。而日本，對生物戰研究已走火入魔的《石井四郎》極盡能事，向日軍高層遊說細菌戰的威力和重要性。
《石井四郎》何許人？一言蔽之，731部隊首惡。
1931年9月18日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暴發，這是日本軍國主義企圖以暴力征服中國的開端，時年39歲的軍醫《石井四郎》，向其上級軍官提出，日本可以通過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造成對手的大量傷亡。
《石井四郎》，1892年生於日本千葉縣武郡千代田村加茂地區，他在1920年從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不久後成為日本近衛師團一名軍醫。1924年，其以委培學員身份回到京都帝國大學，進研究生院學習和研究細菌學、血清學、防疫學、病理學和預防醫學等。
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簽署，石井四郎卻癡迷於這次大會上披露的細菌戰威力。1927年，獲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的他，發表了一係列細菌戰相關論文。
1928年至1930年間，石井四郎遊曆歐美多國，包括考察德國秘密研製細菌武器的情況。名義上是自費考察，可史料證實，石井四郎此次考察，是奉當時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長永田鐵山之命。“九一八”事變之前，穿著白大褂的石井四郎終於露出惡魔本性。他向日軍高層極力推介細菌武器，其建議順應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企圖。
1932年初，石井四郎在日本醫學院建立“防疫研究室”，專門開展細菌戰研究。在日本軍界，除了永田鐵山外，他還得到日本近衛師團軍醫部長小泉親彥的支持，後者正是日軍化學戰的始作俑者。而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也注意到，細菌戰不同於普通戰爭，進行防疫處理後的廠房、礦山可據為己有，比炮火轟過的戰場更有“收益”可圖。在這些幫凶的支持下，1932年8月，石井四郎一行在中國東北考察了一個多月，得出結論——可將未來的細菌研究所設在哈爾濱附近。
1933年，石井四郎的部隊在距離哈爾濱約70公裏的背蔭河鎮圈地。他們設立秘密細菌實驗場，在活人身上驗證武器實效。部隊對內稱“石井部隊”，“加茂部隊”，分別指石井的姓氏和家鄉，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與此同時，加茂部隊強征附近村屯近千勞工，日夜不停修兵營，以掩護實驗場。負責營區管理的是名對外叫“中馬”的大尉，不明就裏的百姓稱此處“中馬城”。
魔窟開始運作。“中馬城”營區中央位置，可關押上千人的牢房，常年關押著五六百人。每個被關押者每隔3-5天會被采血500毫升左右，直到衰弱到不再具有研究價值，被注射毒液或被槍殺，隨後解剖，最後送至焚屍爐焚燒滅跡。在這裏，石井四郎進行炭疽、鼻疽、鼠疫、霍亂等傳染病病毒研究；利用人體進行毒氣實驗、凍傷實驗……
待731部隊轉移到平房地區，石井四郎擁有了更多軍費支持、更高級保密措施。各種聞所未聞、令人發指的人體實驗在那裏展開——活體解剖、鼠疫試驗、人畜雜交、人體四肢互換、病菌對孕婦和胎兒的影響等等，罄竹難書。事實上，侵華日軍的暴行罄竹難書。《731》影片揭開的，隻是冰山一角。
哈爾濱市區往南大約20公裏，平房區，那裏是侵華日軍731部隊的原址。1991年，一部中國十集電視連續劇《荒原城堡731》在日本被禁播，並對相關錄像帶做銷毀處理。該劇講述的，即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的累累罪行。如電視劇的劇名所示，哈爾濱平房、731部隊遺址，那是真正的荒原城堡。
電影《731》裏有一幕，一列火車行駛在暗夜，中途，車窗覆上日本軍旗，有日軍少年班的隊員從掀起的一角窺探到他們想要掩蓋的秘密——火車到站哈爾濱平房。
事實上，平房並非日軍細菌實驗的最初基地。1933年，侵華日軍就在黑龍江五常縣背蔭河鎮建立了兵營，在其中秘密開展細菌實驗。此後，“中馬城暴動”發生，有中國受害者越獄；東北抗聯幾度襲擊“中馬城”；日軍進行細菌實驗時發生了一次爆炸事故……種種緣由迫使日軍因害怕細菌戰秘密泄露而決定轉移實驗場。
1936年春，一項極為保密的工程在哈爾濱平房地區開工，工事占地120平方公裏。1938年6月30日，侵華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發布建立“平房特別軍事區域”的第1539號訓令。9月，一個被日本軍國主義者稱為“細菌戰思想家”的惡魔——石井四郎進駐平房地區，他的部隊編號為731。
1940年8月，731部隊平房實驗基地的各個設施營建完成。那片建築群規模之龐大，遠超德國法西斯“波茲南細菌研究院”，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細菌殺人工廠。其中，有一幢呈“口”字型的大樓，由東南西北4幢長方形的大樓連接而成。731部隊內部人員稱它為“口字棟”，中國勞工稱它為“四方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