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

《文革》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人們用尋常尺度衡量。而要避免用西方資本主義來簡單否定、汙名新中國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曆史的認識誤區，而要從新中國發展與近代世界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成效、新中國發展與中國曆史發展的成效、新中國發展與國際共運發展的命運與前途的角度來加以審視。

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對於這個國家社會現代化發展起著決定性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德國、法國、日本這些已經走向世界現代化前列的國家，還是亞洲、非洲、拉美那些廣大的處於現代化發展的的國家，它們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都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獨立之後實現的。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獨立，既不可能獲得本國現代化發展所必需的安全的外部環境，也無法形成強大的整合各種社會資源所需的公共國家權力，自然無法走上現代化道路。所以，實現民族國家獨立，按照現代化的原則和思路重新組建民族統一的國家，是所有現代國家從落後走向發達的必由之路。

從人民的真正解放、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民族“自主自尊”的重現、經濟建設成就的價值，綜合中外古今之後，一定會深信新中國的建國，包括經濟建國，一定會成功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國有曠古未有的組織能力……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鬥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曆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試想：在舊中國備嚐國恥之苦之時，怎敢相信今生今世會看得到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民族——變而為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樸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跡！能造成這種奇跡的民族，一定會勝利地完成建國工作，並且可以長期防範曆史上一些製度、社會、經濟等等弊端的重演。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比新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模更加宏遠的。也一定能經得起未來曆史的考驗。

19世紀中葉，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潮流。尤其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社會主義製度和國家由理想變為現實。蘇俄支持下成立的第三共產國際有力地推動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在其幫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後建立了70多個共產主義政黨。黨員總人數約達400多萬。20世紀可以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發展的時期，到80年代，“社會主義各國最繁榮時，其領土麵積占世界陸地麵積1/4以上，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3，工業產值約占世界的2/5，國民收入約占世界的1/3。在這場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尤其是在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以“繼續高舉社會主義的大旗“，打著紅旗反紅旗，並且以推動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呈現出特色社會。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研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新中國的曆史，都必須要從國際共運曆史發展的角度來加以審視。新生事物的發生和發展總是有反複的。

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樸素的思想，可以說東西方很多民族早已有之。諸多宗教對於來世的向往其實就含有這種思想的價值追求，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一種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這個詞語在歐洲產生於16世紀天主教的用語中，借以反對文藝複興後個性解放帶來的私欲膨脹、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現象的泛濫。它反對的是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的價值取向，希望從全社會的角度來思考社會政策、引領社會向“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共享自然資源“的《天下為公》的發展方向。後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側重從批判西方社會在當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普遍的自私自利的現象而提出的一種社會理想，隻不過他們把實現這種社會理想的途徑寄托在道德良心的改善和發現上。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誕生後，社會主義才逐漸發展成為一場波及世界範圍的革命實踐運動。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一開始是把社會主義革命的首創權寄托在當時比較發達的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身上。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指出：“共產主義隻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係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1872年，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馬德裏以及其他地方，沒有同時爆發同巴黎無產階級鬥爭的高水平相適應的偉大革命運動”。

1892年，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英文版導言中提出：“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僅僅取決於英國。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國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證勝利。在法國和德國，工人運動遠遠地超過了英國。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指日可待了。”

恩格斯在1893年6月27日給保爾•拉法格的信中寫道：“但是，無論是法國人、德國人或英國人，都不能單獨贏得消滅資本主義的光榮。如果法國——可能如此——發出信號，那麽，鬥爭的結局將決定於受社會主義影響最深、理論最深入群眾的德國；雖然如此，不管是法國還是德國，都還不能保證最終的勝利，隻要英國還留在資產階級手中。”

十月革命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必須首先在發達國家同時爆發才能取得勝利的思想，使得帝國主義國家中最薄弱的落後國家成功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後的蘇俄及其支持成立的第三國際，一開始把推動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放在了歐洲。

歐洲革命失敗後，他們才把革命的中心放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在亞洲，他們把日本視為革命的希望。最後在日本革命遲遲沒有動靜時，他們才注意到了中國革命的重要性，才意識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意義。

與蘇俄的城市中心論的革命模式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獨創性地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此建立了新中國。所以，新中國從誕生之始就蘊含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論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有16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階級性質的政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歐洲的國家包括蘇聯、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利亞、民主德國、阿爾巴利亞，亞洲的國家包括中國、蒙古、朝鮮、越南、柬埔寨、老撾，美洲的國家有古巴（1989——1991）。

雖然蘇東爆發劇變後，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先後改旗易幟，國際共運遭受嚴重挫折。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創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毛澤東逝世後，也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複辟資本主義了。呈現出打著紅旗反紅期的中國特色社會。

《文革》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文革》是經過正反麵檢驗過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現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隻有明白了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梳理了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揭示出這個理論的本質內涵，弄通了這個理論，才能提綱挈領，入木三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

研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出發，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參照，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以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為依據，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取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方式，通過對繼續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對繼續革命的係統認識，構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一步闡明這個理論在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係中的重要地位。

階級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後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在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是從鏟除這個基石做起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存在的提法，繼而走資派特色政府堅持否定階級鬥爭不存在一直至今。

有人說，從馬列主義以生產資料來劃分階級的標準來分析，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建立起來了，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並不具備進行革命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因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事實上果真如此嗎? 當然不是。那麽，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為什麽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這裏所講的階級鬥爭，不是從經濟範疇說的，而是從政治思想範疇來講的，也就是說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產資料來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毛澤東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一旦條件適宜，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隨時會變成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也就複辟了。存在於每個人頭腦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機會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泛濫成災。走資派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充分證明了，看今天的走資派治理下的中國社會現狀不就是最好的反麵教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