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賢縣委放火案
裴毅然
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及中共高層便很著急“經濟實績”。反右後，更著急上火了，一直企盼經濟建設出現奇跡，以證明沸反盈天的反右“就是好”。加上一黨專政的高度集權，浮躁狂熱，於是各級組織盲從蠻幹、媚上邀功，上海郊縣奉賢的“紅鈴蟲事件”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今人難以相信，一項滅蟲計劃竟演變成政府放火，最後再借兩名官員的頭顱“以平民憤”。先交代一下，本文資料源自中共上海市委黨史委員會所編《上海黨史資料通訊》（孫強：《“紅鈴蟲事件”始末--50年代後期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案件》，載《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9年第9期，第32-35頁。）
定策火燒
一九五八年八月，江蘇省召開棉花生產會議，部署防治和消滅嚴重影響棉花生產的紅鈴蟲，省領導專項批示，要求各地在規定期限內消滅越冬紅鈴蟲。當時，江蘇省堆放棉花的倉庫多用玉米稈臨時搭成小屋，用後即燒毀，既滅蟲又可充肥料。因此，會議決定用“火攻”之策徹底消滅紅鈴蟲。
十一月，縣農業局長戴紀群領隊進入奉城公社，與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等人組織一支“滅蟲突擊隊”，共八十人。該隊對各村放過棉花的倉庫逐一進行強拆硬燒，還采用開“現場會”的方式，加快拆房燒屋的進度。
現場會那天，各公社負責幹部雲集，前麵的“樣板”是放過棉花的二間草房、一間瓦房，頃刻之間被突擊隊員拆毀、焚燒。會議責令到會的公社幹部立即組織“滅蟲突擊隊”，逐村檢查，拆燒房屋，不留死角，做到“到一營、清一營、徹底一營”，並勒令半月之內完成任務。戴紀群在會上強調：“拆毀房子搞不起來，我要找你們！”“思想不通的要辯論！”“現在燒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戴局長還組織農業局幹部劃片指定、督促檢查、出簡報、催進度、交流經驗、評功表揚。整個試點期間，共燒毀房屋二百零二間，拆毀房屋三十三間。
這股燒房風迅速蔓延全縣，共燒毀、拆毀房屋一千八百二十三間，倉庫（多係臨時搭建）一千三百四十五間，造成極大損失，嚴重損害群眾利益，影響群眾生活。許多農民無家可歸，居住條件極其惡劣，二三十人擠在一間屋裏，有的隻能坐在馬桶上吃飯；有的一家被拆分成四五處，夫妻長期分居，不能照顧；有的被凍死，有的蜷居豬圈，有的甚至被逼瘋。農民極其憤怒，稱“滅蟲突擊隊”為“放火隊”。
事件處理
是年十一月，奉賢等七縣劃歸上海市轄，“強烈的群眾呼聲”傳至上海市委市政府，或許上海領導水準高於江蘇省，引起高度重視，多次討論，認定該案性質嚴重違法亂紀，並上報中央請求指示，中央決定由監察部負責處理。為此，市委專門派工作組到奉賢實地調查，調查結果須及時向市委主要領導人匯報。奉賢縣委對市委調查組隱瞞真情、散布流言，甚至汙蔑工作組，並組織人包圍工作組，用種種非法手段幹擾、抗拒工作組的調查。市委工作組克服各種阻撓，迅速搞清全部案情。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上海市委在奉賢縣召開廣播大會，組織全縣群眾收聽，通報了奉賢縣部分領導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宣布調整和改組縣委與相關部門，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等人撤職查辦。不久，上海市委、市監委再給法律處分。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開除縣農業局長戴紀群黨籍、判處死刑；以“混入革命隊伍壞分子”罪名，開除奉城公社書記宮茂敏黨籍、判處死刑。一九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市高級法院以“反革命案”、“嚴重違法亂紀罪、逼死人命”，分別核準戴、宮兩人死刑，執行槍決。對其他“犯官”的處理如下：
以“蛻化變質、嚴重違法犯罪”，開除縣委書記王文忠黨籍、撤銷職務、判有期徒刑二年；以“嚴重違法亂紀分子”，開除縣委副書記李少峰黨籍、撤銷職務、判有期徒刑二年。因此案，奉賢全縣受開除黨團籍以上處分共三十二人，其中判刑十人、管製一人、勞教五人、開除黨籍十五人、開除團籍、公職一人。此外，留黨察看六人、撤銷黨內外職務八人、嚴重警告九人、黨內警告五人、免於處分二十人、不予處分七人，涉案共八十七人。同時，對受損群眾進行撫恤救濟，對此前受到打擊的幹部群眾，分別恢複名譽。
遲到的“改正”
在處理“紅鈴蟲事件”過程中，上海市委在討論時曾有不同意見，對王、宮兩人處以極刑，感覺過於嚴厲。一九六五年，有人建議市委重新甄別此案。不久，文革爆發，一切擱淺。文革結束後，中紀委複查此案，一九八四年四月認定：此案基本事實無出入、定性恰當，僅改變原判詞中“和特務分子相勾結”。人員處理上，中紀委批示：
一、“撤銷原給予宮茂敏同誌混入黨內壞分子的結論，黨籍不予恢複。”
二、“撤銷原給予戴紀群同誌的處分決定，恢複黨籍、恢複名譽。他在消滅越冬棉花紅鈴蟲燒拆房屋問題上是有錯誤的。”
三、“王文忠、李少峰同誌違法亂紀錯誤嚴重，原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不變，如果表現好，可重新入黨，可恢複他們的原行政級別。”
同年，上海高級法院撤銷對戴、宮二人的判決。王文忠、李少峰先後重新入黨。
結語
為滅蟲而強拆硬燒居屋，不管所居農民死活，如此本末倒置地“為人民服務”，也隻有“偉光正”幹得出來。“火燒紅鈴蟲”事件，看起來荒唐得不可思議，有違基本法理人權，但在“一切為了人民”的名義下，加上“堅決執行指示”，以及基層官員“表現一把”的心理，荒唐便披上一層層“合法”外衣。
無論如何，農業局長戴紀群、公社書記宮茂敏死得較冤，畢竟他們是“黨的好幹部”，忠實執行上級旨意，將他們歸於“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拿他們的頭“安撫民心”，很像曹操先令糧官王垕小斛分糧，王垕擔心“兵士倘怨，如何？”曹操答：“吾自有策。”王垕依命，待軍中怨起，曹操向王垕借頭：“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