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民間觀察與思考
作者：錢理群
如果說《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是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理論總結，那麽，同一時期的民間社會，也提出不同於毛澤東的理論總結。這裏我想著重介紹二位民間思想者和一個民間群體的思考。
（一）顧準：“社會主義的史前期”批判
第一位是我們已多次提到的顧準。顧準當時已經被完全逐出體製，並在河南信陽地區的農村，親自經曆了大饑荒：這是對於大饑荒的零距離觀察、體驗與思考，盡管這些思考分散在他這一時期的日記裏，並未形成完整的理論論述，但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啟發性。
他在日記中詳盡記錄了他所目睹的大饑荒慘像：
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個小孩，在一個半月中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個，則死亡比例也不小了。[1]
現在問題已不在死不死人，而在死些什麽人。黃渤說，父親死了，死了沒啥。孩子，死了也沒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誠哉斯言。農村中死掉一些孩子與老人，達到了Malthusianism〔錢注：馬爾薩斯主義〕的目的。若死強勞動力過多，則是大大的紕漏了。[2]
除民間大批腫一死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3]
可以想見，這一件件就發生在他身邊的血淋淋事實對顧準的衝擊。但他作為經濟學家，不能停留在事實的記錄，而要進行理論的思考與體製的追問。
首先，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史前期”的概念。[4]在毛澤東的〈筆記〉裏，將之稱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今天則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其實是同一個概念。但顧準強調“史前期”，顯然是為了突出它的野蠻性，有點類似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概念。
顧準認為“史前期的社會主義”有四個特點，這也就是他對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體製，所提出的四個判斷、四個分析。
第一，史前期發展的是“糊口經濟”，[5]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概念，這一概念揭示了“社會主義史前期”的曆史任務，就是要解決中國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其中心就是建立糊口經濟——毛澤東“吃飯不要錢”的社會主義理想，其實就是以此為目標，隻是表達方式更有誘惑力。
第二，如何實現糊口經濟的目標？顧準認為，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推行的是一條“集中國力”的“戰時經濟”發展路線，[6]這其實也就是前麵所說的“富國強兵”的路線。
顧準又對“戰時經濟”作了以下具體分析：
第一，實行“政治掛帥”，即“離開經濟手段，而用政治手段來實現經濟目的”。這實際上就是要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用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地把農民組織在人民公社裏，全麵控製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與日常生活，並統一支配和調動生產資料、消費資料與勞動力，以集中力量，按照黨的意誌和國家計劃發展經濟。顧準強調：這樣的“政治掛帥”其“全部適用的範圍僅限於農村，城市不僅不能實行，相反，還要維持一個比較過得去的貨幣經濟的外觀”，[7]也就是說，還得保留商品經濟和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這樣，顧準就揭示了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即“命令經濟”與“貨幣經濟”的混合，前者主要在農村實行，後者主要在城市實行，但又相互滲透。
第二，“用說謊、專製、嚴刑峻法、無限製的鬥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曆史的使命”，[8]也就是用階級鬥爭和專政、準專政的方法完成糊口經濟的任務，用“解決一部分人〔錢注：的吃飯問題〕，摧毀另一部分人〔錢注：的生命〕”的“階級鬥爭來解決饑餓問題”。[9]
第三，推行“城市中心主義”的建設路線，“拚命地刮削農村來進行建設，而建設本身便是建設的目的”，這是一條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的發展路線；顧準說，這是典型的“苛政猛於虎”，“對農民真是天大的災難”。[1 0]他由此談到了中國農民的“厄運”：“他們從糊口經濟的立場出發，在土地革命的旗幟下做出了重大貢獻，結果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回過頭來”，剝奪他們、“驅饑餓的億萬農民從事於過度的勞動”，以達到“高產，高商品率的農業與消滅過剩人口”[1 1]——我們前麵討論過的“高徵購”，其實就是用強迫手段來提高農業的商品率，以供應城市、發展城市工業。這裏談到中國農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顯示出土地革命時期農民的“救命恩人”，在執政後卻要致農民於死地；這樣觸目驚心的轉變，真是曆史的悲劇。
在顧準看來，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以及他所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實質上是“國家與農民的衝突”，[1 2]用犧牲農民的辦法來達到國家的目的；因此，他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史前期”的“圈地”和“羊吃人”運動，[1 3]就像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一樣，不僅事實上造成了幾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而這樣的死亡本身就是目的：要藉此“消滅過剩人口”、提高農業商品率，也就是說，要以消滅農村過剩人口的方式，來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顧準說，這是“用活人的生命消耗來對地球宣戰”，以獲取農業的高產；[1 4]這確實是“最堂皇〔錢注：打著『超英趕美』的民族主義旗幟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旗幟〕、又是最殘酷〔錢注：以犧牲3，000萬農民為代價〕、最迅速、最能見效的辦法”。[1 5]顧準說，“人民公社已經建立”、“全部體製已經完成，下馬是萬萬不能的”，隻能“咬緊牙關，死一億人也不要緊，幹上去，這是1959年8月英明偉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萬鈞的決心。從外麵來，從上而來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歪風，不過刺激他下了這個決心的接觸媒而已，事情是被決定於『內因』的”[1 6]——這確實是一個深刻的觀察：毛澤東堅信，他所完成的是曆史賦予給他的使命，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將之完成，包括犧牲人的生命。
第三，顧準又指出，這樣的“史前期的社會主義”是以“保證少數人有正常與富裕生活條件”為前提的。[1 7]也就是說，在史前期社會主義時期裏，是要求絕大多數人為“實現國家目標”（國家獨立、統一、解決吃飯問題）而作出犧牲（毛澤東在〈筆記〉裏一再講“國家利益”，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就是為此）。因此，絕大多數人，尤其是農民，是不可能有“正常富裕的生活”，他們換得的是大量的非正常的饑餓與死亡，而享有“正常與富裕生活”的隻是少數人——這就是我們一再討論的社會主義特權階層。也就是說，特權階層的形成、兩極分化的形成（既是特權與底層人民的分化，同時也是城鄉的分化），正是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其體製的必然產物。
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現在總有人想要打造“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平等時代”的神話和假象，但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的確，毛澤東強調平等，甚至走到了絕對平均主義的極端，而毛澤東時代的特權階層，與今天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在質和量上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的特權階層與兩極分化，卻是不可否認的客觀存在。在毛澤東時代，民間連續不斷的“反特權”鬥爭，絕不是無的放矢。
第四，顧準強調，在這樣的史前期社會主義裏，“道德敗壞不能不成為普遍現象”。[1 8]正是階級鬥爭和饑餓，使中國人“人相食，賣屄，說謊，拍馬，害人自肥”。[1 9]毛澤東時代不斷設置對立麵、製造階級鬥爭，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高度政治化，造成了人與人關係的高度緊張與惡性化，其結果就是將人內在的嗜殺性誘發出來，在“不斷革命”的口號下，製造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無止境的相互殘殺，即“人相食”，並累及無辜。在政治高壓與誘惑之下，也必然出現“說謊，拍馬，害人肥己”的現象，強迫父子之間、師生之間等劃清界線，強製、鼓勵相互檢舉、告密，更是逼迫人們越過道德底線，真正的道德危機於是形成。這當然不是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而是體製性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說，這樣的道德危機，就是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的本質性特征——確認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今天同樣有人要打造“毛澤東時代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純潔時代”的神話與假象。
當顧準說這些話，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為裏麵包含著他的自我反省。他在日記裏反覆提到一個問題：“我是否變得卑鄙了？”[2 0]他所麵臨的，也是一個由饑餓而引發的道德危機。
顧準在農村中不僅看見周圍農民的饑餓、死亡與人相食的現象，他自己也麵臨著饑餓和死亡的威脅。他在日記裏寫道：“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楊、張、謝三人[2 1]中的好對象得以早上喝一次米湯，想如何『搞』點紅薯與胡夢卜吃。想回家時如何盡情大吃一個時期。烤白薯北京很難買到，窩窩頭是美味。實在買不到啥吃時，打算到東安市場、阜外大街作巡遊，有啥吃啥。再不然，到專備外賓吃的西餐館去吃它幾次”[2 2]——人整個腦子想的就是吃，是因為饑餓到了極點。所有的人，包括顧準這樣的思想家，求生都成了基本問題，甚至是唯一的問題，其他所有思想、理論問題都不能顧及了，隻想著如何求生。顧準先是偷糧食；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卻一邊偷、一邊自我譴責：“我怎麽會淪落到去偷東西呢？”後來偷也不行了，唯有擠進生產隊的統治階層才能有東西吃，因為他們掌握了吃的權力。而擠進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諂媚。顧準最恨那個生產隊長，因為他是專製體製最忠實的奴才，但顧準現在卻得千方百計地奉承他，不想理他也得要硬著頭皮對他微笑。在日記裏，顧準又陷入了深深的懺悔：我怎麽能這樣“卑躬屈節”？[2 3]我太可惡了！怎麽能這樣笑臉迎人？我隻是“苟全性命而已”啊！[2 4]我有“二副麵孔”，[2 5]我“精神分裂”了[2 6]——這樣的懺悔，是具有震撼力的，因為它揭示了一個體製性的問題：這個體製是如何“逼良為娼”，逼迫民族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人格分裂。
這就是顧準所總結的“中國社會主義史前期”的四大特征。在我看來，這四大特征，在今天也依然保持了鮮活的批判力。
因此，我想從顧準的批判出發，引申討論一些重大的問題。
首先，顧準所說的中國史前期的社會主義，是一直延續到毛澤東之後的。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把共和國60年曆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思考與討論。在我看來，後30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由毛澤東奠定其基礎（這是我們以後要討論的），而且它並沒有從根本上走出毛澤東時代；因此，將其稱為“後毛澤東時代”更為貼切，更能揭示曆史的真實。也可以說，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1942-），這四代領導人所要完成的，就是史前期社會主義的曆史使命，這是一個完整的曆史過程。其基本特征，用顧準的話來說，就是“以野蠻的方法”來建立“糊口經濟”，以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擴大一點，還要解決中國的獨立、統一問題。所謂“野蠻的方法”，毛澤東時代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斷發動階級鬥爭、大躍進，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後毛澤東時代，則是以經濟的手段，利用權貴資本主義的市場方式來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一種原始積累和高速發展，如前所分析，都以資源大破壞，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大剝奪為代價；經濟高速發展、特權問題嚴重、社會不平等、道德底線被突破、思想控製嚴密、文化屢遭破壞，則是其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特征，所仰仗的都是權力高度集中的一黨專政下的“低人權優勢”。這就是毛澤東時代“政治強大”與後毛澤東時代“經濟強大”的秘密所在。
問題是，如何評價這樣的曆史過程、如何評價領導此曆史過程的曆史人物毛澤東？或許，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和顯示了顧準（可能還包括我自己）的內在矛盾。
在顧準看來，這是一個曆史必然的選擇。他一再說：“曆史決定這個時代不能不是Stalinism〔錢注：斯大林主義〕的”，[2 7]“推動曆史前進的，本來是惡而不是善，毛澤東時代又何能免此？”[2 8]所以他十分痛苦，一再表示：“我不忍參加這個剿滅人口的向地球宣戰的戰役，然而中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走”。[2 9]他經常談到所謂“躍進的願望與人道主義”的矛盾。[3 0]這就是說，為了完成糊口經濟的任務，解決中國人口的吃飯，國家的獨立與統一這三大問題，為了實現“改變落後麵貌”的民族欲望，必須采取野蠻的方式，但這同時又會帶來人道主義的危機。顧準，也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知識分子，比較受黑格爾、馬克思的絕對主義影響，所以他認為這是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講的“躍進的願望和人道主義的矛盾”，其實就是“曆史必然性和人道主義的矛盾”。麵對這樣的矛盾，顧準的應對方式，是拒絕參與這段“羊吃人”的曆史，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曆史的觀察家”，並“記錄曆史，使這個時期的真相能為後世所知”。[3 1]這樣的選擇，又給顧準帶來新的痛苦：因為這一代知識分子，特別是進步的左翼知識分子，總是將參與曆史運動作為自己的曆史使命。顧準在一篇日記裏，曾萬分感慨地談到高爾基（Maksim Gorky，1868-1936，俄國）當年所說的“海燕”與“家雀”，從顧準到我們這一代，都誌在作迎著時代暴風雨飛翔的“海燕”；但顧準和“顧準們”卻要麵對這樣的現實：這個時代“要求的是馴順的家雀”，但顧準仍然要發問：“如今的海燕又豈能對大批餓死的人充耳不聞？海燕又怎能是馴服的工具？”[3 2]
我們今天可能會對顧準的曆史決定論與本質主義的曆史觀持有異議，但他的分析，卻能夠提供我們一個思路，去認識、評價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我以為，可以總結為兩句話。
第一，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處於西方世界包圍下的東方大國，要維護國家統一和獨立，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特殊重要性、而又空前艱巨的曆史任務和曆史使命。幾代中國的誌士仁人為之奮鬥了一個世紀。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又曆史地將毛澤東和他的後繼者推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並賦予其帶領中國人民實現這三大國家目標的曆史使命。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必須承認，毛澤東與他的後繼者，正是應此曆史使命而產生的曆史人物，應該說，他們完成了這個曆史使命。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統一，基本上解決了十幾億人口吃飯問題，經濟高速發展的東方大國，這是一個不可否認、不可抹殺的曆史成就與貢獻。
第二，但他們又是以極其野蠻，可以說是超乎人們想像、極其殘酷的專製手段，來完成這樣的曆史使命的。為解決這三大國家問題，中國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導致幾千萬人生命的毀滅，而且導致自然資源大破壞、社會不平等、精神頹敗三大問題，更形成生態、社會和精神三大危機，同時又遺留下一個極其嚴密、精致而又危機重重的一黨專政體製，這種種都顯示了顧準所說的“用野蠻辦法在一個野蠻國家裏實現文明”的殘酷性。[3 3]
我們可以不承認這是“曆史必然性”，我們也可以設想，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來實現這三大目標，或者有別的領導人、別的機遇采取代價不致如此慘重的方式。事實上，包括顧準與1957年校園民主運動參加者在內的民間思想者，他們所提出的正是另一種可能性。但是必須承認，這些善良的設想，這些或許更有合理性的願望，都隻是未實現的曆史可能性，而曆史卻是不能假設的，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已經實現的曆史的現實形態——當然，正視不等於認同，我們依然可以堅持自己對曆史結果的批判立場，但我們又必須從這樣的曆史現實出發，以作出自己對曆史的評價。
關於毛澤東的曆史作用和地位，顧準有一個概括，我覺得很有啟發性：毛澤東用“最堂皇、最殘酷，也最迅速、最能見效的方法”，實現了他自己的目標，也實現了曆史交給他的使命，“若說這也將記入史冊成為豐功偉績，那確實與Peter the Great〔錢注：彼得大帝〕與曹操一樣。他是聰敏人，他是有意識這樣做的”。[3 4]顧準將毛澤東與彼得大帝、曹操類比，而我更願意把毛澤東類比為中國曆史上的秦始皇。毛澤東也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確實是用殘酷的手段實現曆史使命與自己目標的“千古一帝”。顧準說毛澤東類似曹操，大概是要強調毛澤東是“一代梟雄”，這抓住了毛澤東的特點：毛澤東本人竭力為曹操辯護，[3 5]六十年代還由郭沫若帶頭，掀起“為曹操翻案風”，這些都不是偶然。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中國，出現毛澤東這樣的“千古一帝”、“一代梟雄”，並由他來完成現代中國的曆史使命，這既具有曆史的嘲諷意味，又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當然，僅僅把毛澤東說成“千古一帝”、“一代梟雄”，也會遮蔽一些東西：我們不可忽視毛澤東自稱“馬克思”的一麵。毛澤東身上確實有中國傳統，特別是帝王傳統和農民造反傳統的深刻印記，但他畢竟還是一個現代革命家、一個社會主義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正如我們一再強調的，他的中國社會主義實驗，其得失、成敗，都是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
下麵，我們還要簡單介紹，顧準在追問大饑荒背後的體製問題時，所提出的另一個思考角度，即他對人民公社體製的分析與批判。顧準把1958年所建立的人民公社體製的特點，作了五方麵的概括。因為時間關係，這裏隻能說個大概，不過我有一篇〈1956-1960年間顧準的思考〉的長文，收在《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裏，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3 6]
首先，顧準指出，人民公社所建立的是“產業軍體製”，“它把純粹農村結構組成營連，並可以從中隨時組成野戰（如水利）隊伍”，而“公共食堂，把農村糧食消耗徹底控製起來”，[3 7]這就達到了對農民和農村社會的全麵控製：不僅控製“生產”，而且控製“分配”與“消費”。[3 8]同時，它又“把人的勞動力的價格貶低到無可再低的程度”，“它提供縣社工業以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大小工業將可以不計成本地建立起來”，“這樣，積累的速度將是可驚的”[3 9]——中國經濟發展的秘密，正是建立在壓榨農民的基礎上。
其二，人民公社又通過“公安戶籍製度”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完全剝奪他們憲法所規定的“居住自由”，並以“逃竄犯”的罪名，阻止城鄉勞動力的流動，形成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4 0]
以上兩方麵，我們已有詳盡討論，不再多說。
其三，也是顧準著重討論、並試圖回答的：農民被緊緊束縛在這個體製之下，為什麽不反抗？反抗為什麽無效？應該說，農民並不是沒有反抗，在大饑荒中農民暴動是時有發生的，我們在第六講中，就提到貴州農民在公社書記帶領下的暴動。[4 1]但應該承認，總體上看，這樣的暴動還是零星、分散的，並沒有出現整個社會的大動亂。
原因在哪裏？顧準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整風反右，加上反右傾鼓幹勁，把僅屬於萌芽狀態的農民代言人禁錮起來，或者洗腦筋”。[4 2]通過反右運動和反右傾運動，毛澤東和共產黨確實成功地割斷了有可能成為農民代言人的知識分子（包括黨內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幹部和農民之間的任何聯係。毛澤東當年發動革命時，曾號召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播下革命火種、和農民相結合，這是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獲得成功的重要麵向；但在掌握政權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最擔心的，就是反抗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相結合，因此務必要切斷他們之間可能存有的一切聯係。我們前麵講1957年曆史時就說過，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學生進入到已存有不滿情緒的農民之中點火。現在，又通過1959年的反右傾，毛澤東成功地控製了知識分子和黨內與農民有聯係的幹部，到六十年代遭遇大饑荒的農民，已經不可能從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那裏獲得任何支持，這也就堵絕了農民表達自己反抗意誌的一個渠道。
其四，和城市知識分子之間失去聯係的農民，他們自身會不會出現反抗的領袖呢？顧準又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有一個機製，就是“從農民中選拔了大批人當連長營長會計醫生技術員高中生。統治階級愈善於自被統治階級中選拔人參加統治集團，它的統治愈是鞏固”[4 3]——這一點，通常不被研究者注意，這大概是顧準零距離接觸農村狀況，所提出的獨特觀察與發現。這項機製對體製的穩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其五，即使沒有知識分子作代表，農民自身也沒有領袖，還是有人會反抗，那又怎麽辦？顧準發現，公社控製農民的最基本手段，就是以所謂“反對農村中的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為由，在農村開展無間斷的階級鬥爭，把任何不穩定的因素，都消滅於萌芽時期。[4 4]
在顧準看來，黨和國家正是通過“人民公社”這樣的組織形式，從以上五方麵，形成對基層農村全麵而穩固的控製，這就是大饑荒帶給農民如此大的災難，卻沒有引起全國範圍的反抗（特別是有組織的反抗）的秘密所在。顧準由此得出結論：人民公社的“統治體製是崩裂不了的。禁錮與思想統製愈甚，〔……〕，統治維持下去的可能愈大”、“略鬆鬆弦，中國農民是容易滿足的”[4 5]——顧準的這些分析，有助於我們認識這段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曆史。
最後要討論顧準的希望，即顧準的理想主義。
1960 年，中國整個經濟處於低穀，顧準作為經濟學家卻預言：“局麵將要大變”，其根據有二：一是經濟必將複蘇，甚至會有新的大發展，二是“老一套的『正確錯誤』的絕對論維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見的人們必定要組成不同的社團，發展的結果必定是社會主義的多黨製度”[4 6]——其實，毛澤東之所以要在廬山發動對“彭（懷德）、張（聞天）、黃（克誠）反黨軍事俱樂部”的批判，就是要防止這個局麵出現。
這背後，表現了顧準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他相信用“經濟發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即“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高度集中勢不可能長期維持，精雕細刻的發揮生產潛力成為迫切的要求，群眾的智慧要發作用”，即必然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同時也就要求相應的思想自由與政治民主，這時候，進入“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水到渠成。[4 7]
後來，顧準在文革期間交代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時，說他強調的是：“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加速經濟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是“比較遙遠的將來的事”。[4 8]在顧準的思考裏，中國的問題都取決於經濟發展；一旦經濟發展了，一切問題，包括中國的民主、自由、一黨專政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這其中當然有“經濟決定論”的問題和陷阱；但它確實提供了思考當下中國問題的一個思路。應該說，顧準所期待的“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局麵，並未如他所預言的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出現，更準確地說，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斷了這個曆史進程，將它整整推遲了40年。也就是說，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崛起，才真正完成了顧準所說的“社會主義史前期”曆史任務，實現我們前麵討論的三大國家目標。按照顧準的思路，這時候的中國，應該告別“史前期社會主義”，建設一個“文明的社會主義”，即“真正的社會主義”。
顧準提出了三個目標：第一，“關懷多數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懸殊減少”；第二，“在社會道德方麵恢複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第三，“消滅社會主義時代所發展的畸形”。[4 9]據我理解，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根除一黨專政的毒瘤，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平等。在顧準看來，這就是一條“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這些年，一直有人（主要是黨內民主派，大體是顧準的同代人）在呼籲中國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化，其所要實現的，正是當年顧準的遺願。在顧準（也許還有他的同代人）看來，這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這自然也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顧準原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卻沒想到這個“經濟發展決定論”的思路，竟被今天的中國統治者利用，作為證明其一黨專政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即用經濟發展來掩蓋一切問題，彷佛中國經濟的崛起正是證明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顧準所說“羊吃人”的“史前期社會主義”的絕對正確性。這大概是顧準所未曾料及的吧。
（二）《星火》：“國家社會主義”批判
我們在前麵曾提到，在反右運動後，林昭的出現所代表的意義。這裏，我們將要討論林昭和她的戰友在大躍進、大饑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說，此時林昭已經不是孤單一人：通過各種渠道，1959年，林昭和蘭州大學以張春元（1932-1970）為首的一批右派學生取得聯係，並於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發出了自己獨立的批判聲音，卻也因此付出血的代價：1960年9 月，《星火》成員和其支持者、相關者（包括一些農民）共 43 人全部被捕，後判刑25人，已經準備發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見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張春元以及支持他們的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1927-1970）同時殉難。在1981年《星火》集團“宣告無罪”以後，又經過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兩期《星火》的原稿，並全文收入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幸存者譚蟬雪（1934-）所寫的《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一書中。因為有了這份血鑄的精神遺產，今天的我們也才有可能來討論這這段曆史。
我們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員被發配到農村，進行強製改造，他們是在農村親曆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大饑荒的過程中，才逐漸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們當時的實際地位比農民還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農民的一切苦難，麵對更加赤裸的農村真實，更有機會體察農民的內心感受；在某種程度上，農民麵對的問題和命運，已經內化為他們自己的問題和命運。他們同時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來思考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以及中國社會體製的根本問題。這就是他們思考的特殊價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們是戴著“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難，是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進行思考、批判與反抗，這需要更加強大的精神力量。如他們其中一個成員在回憶錄裏所說：“如果說57〔錢注：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無知覺地落入陷阱；那麽，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獄，無怨無悔”，[5 0]“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世道又與地獄有何區別？為了自由和尊嚴，為了顫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靜，我選擇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嚴重性和後果”；[5 1]林昭在《星火》上也發表了兩首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5 2]〈海鷗——不自由毋寧死〉[5 3]，《星火》的戰士，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盜得真理之火的普羅米修斯、為自由而獻身的海鷗。我們前麵已經討論顧準對當代海燕命運的思考，林昭、張春元、杜映華們和顧準，以及我們在下麵還要講到的張中曉（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紀中國的“筋骨和脊梁”（魯迅語）。
星火》的批判群體，是這樣看待和規定自己的曆史使命：
我們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們的疾苦、他們所受的壓迫、他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狀態揭露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僅僅這樣還不夠，作為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還要從理論上去挖掘這一切禍害的根源，去探討解救祖國命運的途徑和方法，我們的任務就是為了這一目標而奮鬥。[5 4]
於是，他們這樣命名自己：“農民的兒子”。[5 5]這樣的命名本身就是意義重大的。我們在前麵討論顧準的思考時，曾經談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經過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傾，中國的體製已經成功地割斷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幹部與農民之間的聯係，於是農民失去了代言人，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現在，我們可以補充：這樣的“割斷”是既有效又無效、既斷又不斷的。毛澤東將1957年的右派發配到農村，也就創造了條件，於是出現了和農民命運相同的批判知識分子；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當然，這不是偶然：顧準將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問題，歸結為“國家與農民的衝突”；[5 6]幾乎同時，《星火》也認定：“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驚人的是農業問題——其實質是農民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對待農民”，是一個判斷中國掌權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標誌。[5 7]可以說，《星火》批判群體最為關注、不斷追問的是農民的命運，這是他們對現行體製批判的中心、出發點和歸宿——或許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義的：直到今天，中國的批判知識分子，都是以對農民命運的關照，作為他們批判體製的基本出發點。
這裏要特別提出，中共縣委書記杜映華加入《星火》群體的特殊意義。杜映華出身農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黨員、曾為縣立師範的學生運動的領袖、土改工作隊隊長，他一直和農民有著血肉的聯係，他任職縣委書記時所堅守的原則，就是“隻要心裏想著人民，想著農業和農民，你們做事就不會出格”。[5 8]在大躍進的狂熱中，他始終保持低調，卻因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這反而激起了他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憂慮與思考，於是，他有了這樣的反省和反思：“革命勝利了，我們給農民帶來了什麽？是饑餓！是死亡！〔……〕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麽奇特古怪的現象嗬！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5 9]懷著類似杜映華這些困惑的共產黨幹部，當時並不在少數，而且各級都有。但如我們在前麵所分析的，當黨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農民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幾乎所有共產黨各級幹部，都選擇維護前者。而杜映華卻毅然決然地站起來維護農民利益，不惜和已經背離農民的黨決裂。這樣，他也就堅守了“農民的兒子”的基本立場，堅守了為勞動人民謀求幸福與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澤東的共產黨，也毫不猶豫地將他，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體心目中的“真正的共產黨人”，送上刑場——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曆史。
星火》批判群體選擇和毛澤東的共產黨決裂，並籌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或名“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新）委員會”、“中國勞動農工同盟”），[6 0]是基於一個事實：“當前農村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農民的貧困和破產，農村中出現了新興的階層——農村無產者”，[6 1]這正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結果。
他們更要追問的是，造成農民貧困和破產背後的社會體製原因。
於是，他們就有這樣的基本判斷：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製實質上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6 2]
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國家集權”，這“其實就是黨的絕對領導”。[6 3]在“以黨代政”的黨國體製下，“國家權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國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一切事情都歸書記管”，“書記成了實在的土皇帝”，“原來所謂『黨的絕對領導』隻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的變種而已”。[6 4]
其次，在權力壟斷基礎上，形成了“新興的官僚統治階層”。他們明確指出：“一個新興的官僚統治階層，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後，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來。官僚統治階層的特征在於：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經濟上都享有特權，對其他階層人民進行欺壓、掠奪和奴役”[6 5]——這大概最能體現六十年代的《星火》，和林昭繼承的五十年代“五一九民主運動”傳統之間的內在聯係：他們始終堅持對“特權階層”也即“官僚統治階層”的批判和鬥爭。這是貫穿半個世紀的曆史任務：當代中國社會的每一個階段，特權階層都會有新的發展，因此反對特權階層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當代中國曆史而言，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線索，《星火》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其三，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另一麵，就是其他階層人民（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被剝奪、侵犯其基本權利，並處於被欺壓、掠奪和奴役的地位。“由於無休止的加班、加點的紅旗競賽，不斷加強勞動強度，嚴厲的懲罰製度（減薪和開除等），惡劣的勞動條件，使工人精神和體力終年終月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過高的勞動定額，使他們失去了應得的勞動報酬”；[6 6]“農民經過公社化後，喪失了對一切生產資料的使用權，變為生產資料的附屬品和會說話的工具，而隨著也喪失了對生活資料的享有權，生產的產品完全不歸自己支配，不能保留與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碼數量”，[6 7]“並強迫以軍事組織形式將農民編製起來，實行奴隸式的集體勞動”，[6 8]在人民公社體製下，農民實際上已經成為“依附農奴與國家奴隸”。[6 9]這背後，存在一個對農民進行“超經濟、超政治的剝削和統治手段”[7 0]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路線。
其四，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形成“政治寡頭”統治；透過提倡“偶像崇拜”，壓製黨內外的民主，完全“沒有法製”，並且剝奪了“人民基本人權”。[7 1]人民公社製度更“扼殺與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與自由方麵沒有絲毫權利，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像當代統治者所說的一切公民權利，如選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言論自由等等，對農民來說則完全是騙局”。[7 2]
其五，“寡頭政治”一方麵必然導致思想壟斷，“當代統治者還玩弄著亙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農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以“打擊一些對農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從而對農民進行嚴密的精神控製；[7 3]另一方麵，則必然導致“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7 4]“胡作非為的能動性”，[7 5]其結果就是任意執行“違反客觀規律、脫離物質基礎、脫離現實的反動政策，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和緊張局勢”，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7 6]給農民、國家和民族帶來極大的災難。
應該說，《星火》對“國家社會主義”體製的批判，對其政治、經濟、思想特征的概括與揭示，把因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引發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危機而起的反思，提升到製度的層麵。在很多方麵，這些思考和顧準的思考是相通和互補的，構成六十年代民間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明顯的超前性。而他們針對“國家社會主義”現行體製，提出“要建立一個使工農勞苦大眾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目標，[7 7]更表明這一代人依然堅持“真正社會主義”的理想，這一點和1957年校園民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而他們在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再一次高舉“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7 8]在民間思想史上，更是上承五十年代顧準的思考，下啟文革、文革後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民間對“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再呼喚。
（三）張中曉：毛澤東時代的精神批判
現在，再向大家介紹另一位重要的民間思想者——張中曉。他是被毛澤東欽點的胡風分子，25歲（1955年）時被關進監獄，後因身體太差而保釋出獄。他回到家鄉浙江的小城鎮，在社會底層親曆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大饑荒、直至文革初期中國社會的變遷，並進行冷靜而獨立的觀察與思考，在極其艱苦的生活和被監視的情況下，秘密讀書寫作。他在36、37歲時（1966年或1967年）病逝，不知死期、沒有後代，但留下了三本筆記。這些筆記寫在小本子裏，字跡難以辨認，經過整理，於2006年編輯、出版為《無夢樓全集》。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極其艱難，卻達到了令人驚異的深度，是一個“未完成的思想家”。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一些思想的碎片，加上他是在被監視的情況下寫作，許多地方都是隱約其詞、欲說還休，需要今人作整理與發揮。因此，以下的論述，基本上依據張中曉的原文，但也包括我的理解與發揮。
如果說顧準和《星火》，主要是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那麽張中曉所關注的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背後的精神問題，著重於對毛澤東時代的精神批判。大體有三個層麵。
首先，是他對毛澤東時代“精神統治的特點”的揭示和討論。我覺得在此層麵有六個方麵比較重要。
（1）張中曉提出一個“絕對光圈”[7 9]的概念，以討論毛澤東體製的哲學基礎
張中曉指出，毛澤東時代的思維、觀念、體製，及其外在語言形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靈世界，而是必須把自己浸沒在絕對的光圈中，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8 0]而這個絕對物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絕對真理”，比如宣布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絕對真理，此外還有“普遍性”、“曆史必然性”、“國家”、“公”、“上帝”，這些都要絕對服從、不容任何質疑。而所有這些絕對物，最後都落實在“黨”和“毛澤東”身上，張中曉指稱為“假先知”。[8 1]“假先知”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是曆史必然性的體現，國家至上利益的代表，是公的意誌的執行者，是人間上帝。因此，服膺於絕對光圈，就是要服膺於假先知、服膺於黨和毛澤東。
（2）毛澤東時代精神統治的另一特點，就是“流氓政治”與“道德政治”的結合
張中曉指出，“流氓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相隔不是萬重山而是一張紙”、“政治的道德性存在於康德所說的純粹理性領域，而在實踐政治中僅有流氓的跋扈”。他同時指出：“東方世間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虛偽，就是在人的經驗（特別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溫柔性，而把實際政治中的殘酷性掩蓋了。它形成了人們對統治者的幻想”，[8 2]這就是流氓政治與道德政治的結合。由此，我聯想起東方政治中，“流氓皇帝”與“道德宰相”之間常出現的巧妙分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與周恩來是一個最佳配合。
（3）毛澤東時代的精神統治，還是一個“堅強意誌”的統治
張中曉指出，“鍛煉一個堅強的意誌來統治無數軟弱的意誌，是中土哲學的中心，也是政治學的基礎”。[8 3]這也是統治者的政治心理學：普通百姓處於貧弱狀態下，很容易精神貧乏，形成意誌的軟弱。這樣的百姓，最容易受到如毛澤東這般有堅強意誌的統治者的迷惑。就像我們在前一講中談到的“右派”和鳳鳴那樣，當人處在絕對虛無狀態時，隻要一個人（何況是毛澤東這個政治強人，以及中國共產黨這股強勢力量）高呼一聲“跟我來”，就會不由自主地跟著他走。這就是毛澤東的強權統治能夠得到群眾呼應的心理學原因。
我由此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性”，常使他們處於猶豫、懷疑的狀態，而不由自主、盲目地跟隨他者的強大聲音。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國家越弱，其弱勢階層（如農民），就越是希望有一個強權人物能夠引領他們，而實際上，農民構成了毛澤東這個強而有力的“好皇帝”的群眾基礎。這就是為什麽“開明專製”在中國始終很有市場的原因。
（4）張中曉在毛澤東的精神統治裏，發現了“無知和激情交織的東西”[8 4]
他特意談到了“魔鬼的欺騙”和“假先知”的“誘引”：內心“具有正義感但又過於輕信，存心進步但又沒見過世麵，不知人間利害，沒有人生經驗的少男少女們”，最容易上當“成為烤祭的牲畜”。[8 5]他如此描述集權政治下的青春政治：“一個忿怒而又無理的人，隻感到可惡但不知為什麽惡、惡在哪裏的人，還有什麽橫禍不會產生呢？他兩眼充血，滿臉凶光，義無反顧地向他認為可惡的東西撲過去，不管對方是不是無辜者。他像野獸，完全失去理智”。[8 6]我們在大躍進和文革中都可以看到這種“無知與激情的交織”，這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卻正是毛澤東所需要並最善於利用的。
（5）張中曉關注的，還有毛澤東時代的“愚民之道”
對此，他有兩個重要發現。其一，“愚民之道，最妙之法是讓他滿足於他所做的事情”、“不讓人了解他被剝削的真相，他將會滿足於被剝削，而把被剝削認作為社會服務”。[8 7]在毛澤東時代，一切事情（包括受壓榨）都要說成是“為人民服務”或“為國家做貢獻”。如我們前麵所討論的，本來高徵購是對農民的剝奪，但毛澤東卻用它的意識形態宣傳，將不惜死人也要完成高徵購任務說成一種“光榮”，讓農民心滿意足地被剝奪、心甘情願地做犧牲。
第二種愚民政策，是製造一種每個人皆在“被消滅者之外”的幻覺，彷佛自己“不是被人消滅而是去消滅別人”。[8 8]其實，毛澤東所謂“兩類矛盾”的說法，就是要製造這樣的幻覺：“他人”是“敵人”，是消滅的對象；而“自己”是“人民”，因此自己在被消滅者“之外”。在反右運動中，我自己就是懷抱著這樣的幻覺，參與批判右派以圖自救的。即使是右派，因為有毛澤東的“矛盾可以轉化”理論，也會使人產生一種幻覺：人可以通過“接受改造”，而將自己變成被消滅對象“之外”的人，條件就是要參與對他人的迫害、永遠置他人於被消滅的地位。這樣，就必然造成為使自己不被消滅而進行的互相殘殺，這就是前已討論過的“受害者的理性合作”，這也是毛澤東的專政特別有效的原因之一。
（6）“愚民之道”以外，還有對付異端的特殊方法
張中曉指出：“對待異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滅它，而現代的方法是證明其係異端。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隻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說的本心的話”[8 9]——這是張中曉的三大發現。
其一，是“證明你是異端”。此法就是橫加各種罪名：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罪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革命”；而當下，就是給異議者加上“反國家”的罪名。其實，隻要把你除名，把你排除在黨、社會主義、人民和國家之外，之後加以任何懲罰，就似乎有了合法性。
其二，是“逼迫沉默”。通過對圖書、報刊的審查，限製言論自由，羅織罪名，網入獄中等等手段逼迫異議者沉默。
其三，是強迫思想改造、強迫檢討，強迫人說出“違反本心的話”。這都是毛澤東思想專政的最大特點、是他最擅長的精神統治手段。張中曉深受其害，自然就能抓住要害。
張中曉精神批判的第二個層麵，是對於毛澤東時代“精神病象”的分析，這也有六個方麵。
（1）“僵硬”與“敵對”[9 0]
“僵硬”在此不多說，要集中討論的是“敵對”。
張中曉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當是：互相尊敬，互相幫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視、殘殺與傷害。應當是夥伴關係，而不是互相敵對的關係”，[9 1]這自然是他的有感而發。如我們前麵所討論，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治國路線，從所謂“胡風事件”為開端，實質上就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在民眾之間製造仇恨與敵對關係。對此，張中曉有深刻的體驗，因此他痛心而尖銳地指出，人與人關係的敵對化，是把國民培育成了一個個“滿懷複仇情緒的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到處都是仇人”，[9 2]而這股怨毒，又反過來構成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心理基礎。
（2）“恐懼”
張中曉說：“小人畏刑，君子畏天，恐懼和畏罪，是中國道德實踐的基礎”，“謹慎，由於恐懼”，“恐懼的另一端是盲動。一種拚命主義，但是同樣由於缺乏內在獨立性”，“中國人的行善，同樣由於恐懼”[9 3]——這都是極深刻的概括和總結，有著豐厚的曆史內容。
首先，是毛澤東時代的“全民恐懼”：不僅“小人”恐懼、普通老百姓恐懼，“君子”與統治者亦有恐懼。普通百姓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而無安全感，統治者則為統治權威受到挑戰而憂心——我們已多次談過，毛澤東總是時刻感到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危機。
張中曉進一步討論全民恐懼的後果。不但所有人都謹小慎微、不敢有越軌之舉，而且恐懼有時還會導致狂熱與盲目的行動。在反右運動和大躍進中表現最狂熱的那些人，其中有些就是因為自己有把柄落在黨的手裏，因為恐懼，就表現得特別激烈。在毛澤東時代，出身不好的人反而最容易“左”，這種“左”的背後是一種恐懼感；而“行善”的背後，則是怕“遭報應”，因此以行善求安全。張中曉指出，恐懼的實質就是“缺乏內在獨立性”，這是抓住了要害。
（3）“怯懦”
張中曉還發現了大多數普通人身上的“怯懦”：“當看不出是與非之間、固執謬誤與堅持真理之間的區別，而根據一己的利害和當時的標準（風氣）來糾正自己的不合時宜之處，則對於橫逆之來，都可以心安理得”。[9 4]這也是我們第六講所分析的，毛澤東時代的曆次政治運動（從反右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大多數人都是出於怯懦而跟著走；他們內心明白，雖有不安卻不敢反抗，因而成為毛澤東統治的群眾基礎。
張中曉還指出：“怯懦之人，無力行惡，但也無能行善（為正義而鬥爭）”、“當一旦他們認為自己有力（虛假的）的時候，可粗暴蠻橫哩”，[9 5]這真是一語道破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專政的秘密。
（4）“虛無主義”與“感官耽溺”
這又是張中曉的一個獨特發現：人們通常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盲目信仰的時代；但張中曉卻發現了“虛無主義”與“眼前的快感和歡娛就是一切”的“感官中耽溺”。[9 6]他指出，信仰一旦褪色，很容易便陷入什麽都不相信的虛無主義，“一個偉人無論如何自命為高尚神聖，如果解除了他的思想武器（理性、公義等等），便是一個沉溺於情欲的大壞蛋”。[9 7]張中曉說，中國的國民性裏，“人類精神的三個方麵（人道觀念，人生義務和人生感情）是毫不存在的，隻有封建的放縱”，因此，在中國既不會出現真正的抗爭，也不會有真正的順從；“因為人民總以他們的邪惡的情欲、求生的要求來反抗抽象的『禮』的”，[9 8]“如果物質生活提高，而心靈空虛，精神萎縮，那麽，精神就不足養活肉體，必然流為放縱和狂蕩”[9 9]——張中曉這一分析有相當的超前性：許多人不理解為什麽文革後的中國大陸，會一下子從信仰主義轉向虛無主義和情欲主義。張中曉早就看到其背後邏輯，並為我們解釋了內在原因。
（5）“廉價的信徒”與“廉價的叛徒”
不能否認毛澤東有無數的信徒，但張中曉一眼看穿：“人們聽從你，相信你，為你犧牲和拚命，並不是僅僅由於你的正確，而是決定於許多許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動起來的主導原因，往往是一種盲從，而不是出於確信。他們立刻會後悔的，這就是動搖、變節和叛變，因此，廉價的信徒同時也是廉價的叛徒”。[1 0 0]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毛澤東的悲劇所在：他擁有的隻是廉價的信徒，而現在，許多人又成了廉價的叛徒。
（6）“奉承”與“輕信”
這又是一個毛澤東的悲劇：“喜歡奉承便會出現阿諛頌詞，自己輕信就會被別人欺騙”。大躍進中無數的人奉承他、對他說了無數的好話，而他輕信了，並造成嚴重的後果。但張中曉看得更深，他說，輕信是因為謊言“正中他的下懷，使他有了采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動的藉口，即使沒有什麽證據，他也會相信”。[1 0 1]毛澤東輕信那些高產數字（包括錢學森的“科學論證”），是出於他的統治需要，因此“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正是因為他需要這些高產數字以證實大躍進的正確性，奉承與輕信，就成為大躍進體製中互相欺騙、自欺欺人的雙重表演，即所謂“上有所好”，就必有“投其所好”者。
張中曉思考的第三個層麵：關於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精神堅守”問題。
首先，他提出一個很深刻的命題：壓迫的“腐蝕”。[1 0 2]通常講對人的腐蝕，最容易聯想到金錢的腐蝕或名利的腐蝕，但是張中曉卻發現，被壓迫的狀態也會對人的精神產生腐蝕作用、產生精神的迷亂。他說：“在這多難的人間，人成為畜生的機會太多了，人墮落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舉凡貧困、監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墮落為獸，使人性情粗暴、脾氣怪戾、絕望和不近人情”。[1 0 3]專製的壓迫會造成人的孤獨感、受壓抑感、屈辱感等等，雖有可能因此而激發起人的反抗，但也可能造成自我精神的傷害，最容易產生“怨毒”情緒。“怨毒”一方麵是怨憤，這種怨憤可能引發正義的反抗，但同時又是一股毒氣、邪氣，使人性發生扭曲，變得孤僻、乖戾，開始對人性的善良產生懷疑，並且會為了反抗而把自己的心靈硬化，把人性中最柔和的部分，關於愛、關於溫情等等都極力地排除，有時候人就會變得不近人情，構成了受迫害自身的精神黑暗。因此，張中曉提出：人受迫害，陷於孤獨，而“孤獨是人生向神和獸的十字路口，是天國與地獄的分界線”。[1 0 4]我想，有這種受迫害經曆的人，大抵就會麵對到這樣的問題；張中曉的提醒，足以引起我們的自我警覺與反省。
從另一麵說，這也是專製體製的罪惡所在：講到專製體製，通常比較重視它對人肉體的摧殘，而忽略它對精神的摧殘；講到精神摧殘，常常講人的被奴化，而忽略了人心的被毒化。其實，對人心靈的毒化是更為內在的。
張中曉據此提出“寬恕和忘記”。他在一篇日記裏這樣寫道：“過去認為隻有睚眥必報和鍥而不舍才是為人負責的表現，現在卻感到，寬恕和忘記也有一定意義。”意思是說，隻要不被邪惡利用和犧牲，寬恕和忘記是有意義的。他因此說：“耶穌並不是完全錯”。而讓我尤其感動的，是這一段日記下麵還有一段話：“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發後六日晨記於無夢樓，時西風凜冽，秋雨連霄，寒衣賣盡，早餐闕如之時也”。[1 0 5]就在這般饑寒交迫的逆境下，張中曉還在思考著寬恕和忘記，這確實說明他的精神境界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
於是，他又提出了“信深守固”的命題。[1 0 6]所謂“信深守固”包括兩個含義，一是強調人要有深刻的信仰，才能堅持真理；另一是主張守住作為人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守住人的純潔。張中曉說，人如此就能獲得“心靈的深度和穩定性”：“根本深者，心境安詳，視死如歸，如歸天國如歸大地，或視平常，毫無畏懼之情”、“根本深者，可受長期疾病之折磨”。[1 0 7]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張中曉的自我精神描述：他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精神迫害裏升華了，並升華出一種精神。而且我們發現，無論是顧準，還是林昭、張春元、杜映華等《星火》戰士，無不是以“信深守固”的精神，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拯救了自己和我們民族的靈魂：這是非常寶貴的精神遺產。
我想，這就是中國曆史的辯證法：在反右運動中出現了林希翎、林昭，在大躍進、大饑荒的全民性災難中出現了顧準、張春元、杜映華、張中曉；這些人都是毛澤東集權體製所培養出來的掘墓人、曆史的審判者，他們的思考與批判，都深紮在中國多災多難的土地上，是民族、民間的精神財富。
文章摘自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注釋
1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17 日），《顧準日記》，頁 177。
2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17 日），《顧準日記》，頁 179。
3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3。
4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6 日），《顧準日記》，頁 164。
5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7；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1日），《顧準日記》，頁231。
6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6 日），《顧準日記》，頁 163。
7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15 日），《顧準日記》，頁 170。
8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6。
9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 日），《顧準日記》，頁 214。
10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7 日），《顧準日記》，頁 251。
11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1 日），《顧準日記》，頁 231-232。
12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9 日），《顧準日記》，頁 227。
13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1 日），《顧準日記》，頁 232。
14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4。
15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1 日），《顧準日記》，頁 232。
16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 日），《顧準日記》，頁 216。
17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6 日），《顧準日記》，頁 163。
18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5 日），《顧準日記》，頁 240。
19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5 日），《顧準日記》，頁 241。
20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4 日），《顧準日記》，頁 236。
21 此三人均為顧準所在的生產隊的領導，他們是掌握了包括顧準在內的所有人的命運的。
22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15 日），《顧準日記》，頁 168-169。
23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1 月 23 日），《顧準日記》，頁 152。
24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8 日），《顧準日記》，頁 166。
25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1 月 27 日），《顧準日記》，頁 155。
26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9 日），《顧準日記》，頁 227。
27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9 日），《顧準日記》，頁 227。
28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7。
29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6。
30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1 月 27 日），《顧準日記》，頁 154。
31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6-187。
32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6 日），《顧準日記》，頁 195。
33 顧準：〈顧準日記〉（1956 年 3 月 29 日），《顧準日記》，頁 67。
34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0 日），《顧準日記》，頁 232。
35 1954 年夏毛澤東作〈浪淘沙？北戴河〉歌詠曹操：“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並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 涼，是真男子，大手筆”。見劉景榮、袁喜生：《毛澤東文藝年譜》（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頁138。
36 參見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頁 327-355。
37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4。
38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1 日），《顧準日記》，頁 216。
39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6 日 )，《顧準日記》，頁 196。
40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4。
41 詳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頁 936-939。
42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7。
43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7。
44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16 日），《顧準日記》，頁 172。
45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22 日），《顧準日記》，頁 187。
46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2 月 28 日），《顧準日記》，頁 260；顧準：〈顧準日記〉（3 月 2日），《顧準日記》，頁261。
47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3 月 2 日），《顧準日記》，頁 261-262。
48 顧準：《顧準自述》，頁 290。
49 顧準：〈顧準日記〉（1959 年 12 月 6 日），《顧準日記》，頁 163-164。
50 向承鑒：〈回憶錄〉，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238。
51 向承鑒：〈回憶錄〉，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 239。
52 林昭：〈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5-51。
53 林昭：〈海鷗：不自由毋寧死〉，《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5-94。
54 張春元 1959 年語，見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 18。
55 這是譚蟬雪對杜映華的評價，可以視為《星火》群體的自我命名。見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100。
56 顧準：〈顧準日記〉（1960 年 1 月 9 日），《顧準日記》，頁 227。
57 張春元：〈論“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版），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1。
58 向承鑒：〈悼念杜映華〉（2001 年 9 月 17 日），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53。
59 向承鑒：〈悼念杜映華〉（2001 年 9 月 17 日），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55。
60 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 98。
61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一期，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5。
62 顧雁：〈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8。
63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0。
64 何之明：〈論“政治掛帥”〉，《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5-76。
65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4。
66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3。
67 張春元：〈論“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3。
68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2。
69 張春元：“人民公社化使得農業生產遭受到空前的破壞，糧食減產，各種輕工業原料和農副產品供應緊張，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廣大農民陷於饑餓的漩渦中，這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為廣大農民在政治上既然處於依附農奴與國家奴隸的地位，一些起碼的生活條件與生存權利被剝奪得一幹二淨，就必然會出現像馬克思所說過的那種情況：『奴隸對勞動不感興趣』”張春元：〈論“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2。
70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5。
71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4。
72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6。
73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6。
74 何之明：〈論“政治掛帥”〉，《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7。
75 何之明：〈論“政治掛帥”〉，《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6。
76 何之明：〈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8。
77 向承鑒：〈自白〉，《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9。
78 在《星火》的其他文章裏，還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顧雁：〈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8），“民主、自由和科學社會主義”（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5）等提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79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6），頁 143。文本裏張中曉談的是“八股文”的特點，但他又強調，這絕非“形式上的缺陷”，他所關注的是形式背後的思維，觀念，體製。
80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43。
81 參看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5、105、135、205。
82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06。
83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13。
84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216，
85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5。
86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32-133。
87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91。
88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28。
89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21。
90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18。
91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216-217。
92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6。
93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15。
94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8。
95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32。
96 張中曉：“懷疑論、虛無主義、不可知論。／存在主義——存在就是一切。／眼前的快感和歡愉就是一切——感官中沉溺，是生活的最高享受，生活的一切不過追求眼前的目標。”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26。
97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3-184。
98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11。
99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01。
100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31。
101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6。
102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202。
103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8。
104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9。
105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25。
106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55。
107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