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合稱為“三麵紅旗”。這是1958年令中國人狂熱的政治旗幟，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饑荒的禍根。
然而，執政者多年來把這一禍根視為珍寶，從1958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對“三麵紅旗”的態度是劃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忠與不忠的一個重要標準。
“總路線”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簡稱。它的文字表達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當時報刊宣傳說，“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大躍進就是高速度的體現。所以，從思想認識上，總路線和大躍進是一回事。不過，總路線偏重於指導思想，大躍進偏重於行動，大躍進是總路線指導下的行動。
在五十年代，中國有兩個“總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前，還有一個“過渡時期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寫進了1954年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總綱，表明它有相對的穩定性。過渡時期總路線簡單表述為“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時認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務10年到15年。也就是說，過渡時期總路線要管10年到15年。結果，寫進憲法後的4年就被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取代，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了。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製定的，但它是建國以後逐漸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會議起了重要作用。
一、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
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有一種思想傾向，總是過早地估計革命勝利的到來。人們稱為“急性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認為歐洲的革命危機迫在眉睫。列寧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曾想直接從當時的俄國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受挫以後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但他對共產主義的到來也估計過早。他在1920年《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現在已經50歲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15歲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按列寧的估計，20世紀30-40年代，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1952年又宣布，蘇聯已處於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急性病，這種急性病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他們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製。即政治上的民主製度和經濟上的市場製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製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舊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領導人迫切地希望盡快地改變中國的麵貌，總想事情辦得快一點：快一點實行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快一點實現農業集體化，快一點發展農業、工業、教育事業和其它事業。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願望，領導人往往不顧客觀現實的可能性，認為隻要大搞群眾運動，什麽事情都能辦成。由於缺乏民主的決策製度，第一把手毛澤東的意見占絕對支配地位。直接負責經濟工作的幾位領導人，知道很多主觀願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實際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不僅得不到自由表達，反而被指摘為“右傾思想”。毛澤東一批評右傾，多數人就附和，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氣氛下，了解實際情況的領導人，要堅持自己正確的認識，不僅僅是麵對毛澤東的批評，也麵對眾多人的批評。這樣，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確認識，轉而附和毛澤東，從而使毛澤東的認識更偏離實際。他更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更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認為隻要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能把事情辦好辦快。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毛澤東一直批判經濟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120多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擇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麵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誌正在走這條保守的路線.……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據上引資料，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還當場念了一幅對聯，表示對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體會。上聯是：客觀可能超過了主觀認識：下聯是：主觀努力落後於客觀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按照現代的語言來說，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想搞“超越式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貧困落後的現狀來說，誰都想“超越式發展”。如果有好的製度、好的思路，“超越式發展”也可能成功。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權力製衡機製，又是輿論一律，當權力中心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隻有一個方向的力量推動，隻有一個方向的輿論作動員，隻有“正反饋”，沒有“負反饋”。最高領導人隻能得到他喜歡的信息。這就很容易把這種思路推向極端。按照劉少奇的上述傳達，毛澤東要“批判各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涉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限製農民的自由：在城市通過國有化剝奪民有企業，消滅民間的經營活動。這實際是從根本上消滅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希望經濟發展快一點，更希望消滅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也快一點。這樣做，哪裏還能實現“超越式發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澤東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序言中還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的稿子是經毛澤東審定的，“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1936年的3000億斤，增加200％，即9000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1967年糧食總是量隻有4374億斤，不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達到9000億斤。當時毛澤東講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1萬億斤也是組織人算過賬的。不過，算賬時從好的方麵想得多，從不利的方麵想得少。這個綱要還規定，從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實卻是，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年中國文盲人口8507萬人，文盲率為6.72％。要說“冒進”的話，這個序言中的糧食指標“冒進”了近30年，掃盲計劃“冒進”了100年。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這篇序言，是“冒進”的罪魁禍首。
在各方麵批判“右傾保守”的精神下達後，國務院各部也不顧各自的實際情況，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匯報時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到1967年）的指標。如糧食計劃由6000億斤提高到9500億斤（加上大豆為1萬億斤）：棉花由5600萬擔提高到1億擔：鋼由1800萬噸提高到2400萬噸：煤由28000萬噸提高到33000萬噸。有的部幹脆把上述指標的完成時間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國家計委，作為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威部門，本來有審查計劃、搞好綜合平衡的責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標報到國家計委以後，在政治高壓力氣氛中，他們怕人說自己“右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職責，不敢提出不同意見。1956年1月1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有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毛澤東心裏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麽，中國要超過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開始，34個部委向中共中央匯報。這些匯報也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政治氣氛下進行的，匯報的內容大多是毛澤東愛聽的。聽匯報時毛澤東很興奮，不停地插話，不停地鼓勁，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說“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後來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些插話向下傳達後，進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標的溫度。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複，1954年赫魯曉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一種“舍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一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前麵。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一動機，李銳、沈誌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1957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一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這批人以後發展為中國的“務實派”的主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後的八十年代，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對中國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後話。
在批判右傾思想的形勢下，從1955年開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勢頭。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規定，5年內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項目694個，建成的455個，後來基本建設項目追加到745個，建成項目追加到477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建成項目追加到500多個。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原來是121億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後來又增加到170億，180億。基本建設項目一多，資金，鋼材，水泥，設計等方方麵麵都顯得十分緊張。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設項目。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感到“各方麵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壓力很大。從他這個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很多部門正在做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他們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元。壓縮以後的這個數字還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來、陳雲還感到指標太高。但4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不同意毛的意見，說這樣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會帶來一係列困難。毛澤東最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很生氣。不久，毛就離開了北京。從5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向糾正冒進，5月11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斷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6月3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這個初稿。並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在政治局會議的修改稿中，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在這期間，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一步壓縮到140億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其中有這樣的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麵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麵的急躁冒進很多是上麵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40條一出來，各係統都不願意民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麵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采取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這個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經過多次討論，經過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於6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登出。在發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麵批了四個字：“我不看了”。
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來勢洶湧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製住了。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基本建設、職工人數等方麵還是增長過快，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製第二個一年計劃和1957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一個是對階級關係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的曆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在“八大”上通過的、周恩來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強調“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個表麵上兩麵都反的說法，在當時就是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一樣。如果是在民主製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隻能辭職下台。但是，中國是一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製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製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
三、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批評反冒進的條件終於有了。1957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經過去，國內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一五”計劃完成，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
毛澤東開始反擊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誌叫“冒”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隻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複。請大家研究一下。
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複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複？如果大家不讚成恢複，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麽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委”，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製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麽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一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噤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毛澤東推翻“八大”決議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要判斷，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領導幹部中是有基礎的，黨的幹部大多數是階級鬥爭的專家，一提起階級鬥爭就十分興奮，就會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為。毛澤東舉起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把刀子，為1958年以後壓製不同意見，準備了武器。
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於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向全民公開。這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為農業發展綱要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受到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啟示，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11月6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布，在以後的15年中，蘇聯不僅能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主要產品產量。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誌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2千萬噸，再過15年，可能爬到3千萬噸。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毛澤東設想1973達到4千萬噸鋼的產量，實際上，中國的鋼產量直到1983年才達到4000萬噸。毛澤東提的指標“冒進”了10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這一重大設想事前和事後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討論和分析，沒有組織專家論證，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離京，到華東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布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澤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一個冬季就挖了16億方土，超過7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一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1956年工業增長了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
四、南寧會議：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隻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到了廣西的首府南寧。11日到22日召開南寧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別墅裏召開的。這座別墅是越南領導人胡誌明常住的地方。這個會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為了批評反冒進，會上把周恩來、李先念1956年有關反冒進的講話，1956年6月20日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作為參考材料印發給與會者，作為批評反冒進的“靶子”。在印發到會上的《人民日報》社論前麵，毛澤東在文章上劃了很多橫線、波線、豎線、三角，加了很多批語：“庸俗的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既然幹部走至了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批了右沒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裏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麽要看？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評。”他說的序言是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作為南寧會議批判材料的還有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
1月11日晚，毛澤東先從“紅”與“專”講起。他強調“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好，“專”指業務好。他說，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要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裏麵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
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隻講十個指頭中有一個指頭生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這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條綱要，三是促進委員會。這些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6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麵的反冒進。
“十全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借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說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講到這裏，他回答“右派”對他的指摘：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未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畝產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隻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麽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問題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有些同誌偏得不夠，還要偏。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落後的問題。古董總是落後一點嘛！一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對陳銘樞和張奚若等的這種不同看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反駁過多次。對“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什麽不好？”
在1月1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1955年12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為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下50米。”這是說周恩來的。這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13日，周恩來一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1月13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16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讚。這是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臥不安。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王任重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陶鑄表示“要趕上柯老”。對反冒進的批評，使會上氣氛很緊張。李先念緊張得睡不著覺，吃安眠藥。大家心裏納悶：這到底批評誰？劉少奇說，主席是批評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講批評主要是指陳雲的（陳雲沒有參加南寧會議）。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淩晨一時結束。不知周恩來是顧全大局還是以退自保，在這次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1956年夏季到冬季）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在毛澤東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成了君臣關係。周恩來主動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經常放棄自己的看法順從毛澤東。周恩來的順從，更使毛澤東的認識沿著錯誤的思路繼續發展。南寧會議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周恩來被毛澤東壓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以後，他決定辭職。到目前為止，研究者還沒有看到周恩來寫的辭職報告，也沒有看到別人記錄下他的口頭辭職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1958年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討論還討論彭德懷的“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辭職要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主要講要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在這個文件中，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實行“兩本賬”製度：“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望完成賬變成下級的必須完成賬，各級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製度！在這樣的製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沉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高指標”、“浮誇風”也就難免了。
五、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1958年3月9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隻請部分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3月26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18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麵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麵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采取哪一種？我看還是采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複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曆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製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台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誇的典型。對這些浮誇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誇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麵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麵，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曆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製、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3月2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20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3月18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80％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係，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50％－70％。”“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記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誌及小平同誌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製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製度就是“政教合一”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它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曆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誌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麽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你又承認恩格思，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讚成，錯誤的主張反對。”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讚揚。有的說：我們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攻擊還沒有停止。4月上旬，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了一個匯報會，田家英後來說，武漢會議是成都會議的補充。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4月5日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是反麵教育。因為受了損失，是個馬鞍形。反冒進是兩個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匯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就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毛澤東還說，還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台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在大躍進期間，“觀潮派”、“秋後算賬派”的帽子滿天飛，都是從這裏“批發”出去的。
毛澤東並不是偏執狂，看到大躍進潮頭已起，他還是講了一些冷靜的話。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報紙不要動不動就宣傳什麽“化”，如“綠化”，“水利化”，還講到“做事要留有餘地”。但是，由於整個製度沒有製衡力量，沒有負反饋，毛澤東這些冷靜的話，被人理解為這是方法問題、策略問題，他的思想實質還是要“化”，還是要把勁鼓“足”，“充分”調動一切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製製度下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麵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麵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著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一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麵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線終於形成
在一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必須統一思想。當然，思想隻能統一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隻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一致的，隻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一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半年前開了一個八屆三中全會，現在又要開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會有什麽不同呢？八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者是中央委員會，後者是全國代表大會。從法律地位上看，後者高於前者。
八大二次會議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會上聽取並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聽取並討論了鄧小平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聽取了譚震林作的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增選了中央委員。
劉少奇的報告接受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正式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報告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指摘反冒進造成了生產建設上的“馬鞍形”（即1957年低於1956年和1958年）。全麵闡述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闡述中，劉少奇特別強調速度，要求“盡可能地加快建設”，以以論戰的語氣尖銳地批評了“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度緊張。”、“有些人懷疑多快好省的方針會造成浪費。”、“有些人擔心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長。”等對高速度懷疑態度。劉少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
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6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要求各級領導“真正地能夠站在群眾的前麵，運動的前麵”，對群眾的熱情“應當十分愛護，絕不允許向群眾潑冷水。”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講話四次，在5月8日的第一次講話中，他廣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講解放思想，無所畏懼，講年輕人勝過老年人，講學問少的勝過學問多的，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講這些的目的還是超英趕美。會議期間，他在一份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毛澤東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後變成了全民破除科學：他提倡的“敢想敢幹”變成了全民的蠻幹，胡幹：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後變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狂想：他說的“高貴者最愚蠢”成了打擊專家、學者的根據。
在5月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揚曆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毛澤東這時站了起來，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反駁林彪說：
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毛澤東在5月17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誌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一次統計，1955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30％鬧得最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你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一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裏。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話。
講到“準備對付災難”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講到：
假如黨分裂，要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麵，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麵就平衡。黨代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注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栽跟頭。凡不顧大局搞分裂的，有什麽好結果？……高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麽好處？不應當鬧分裂，鬧分裂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這裏警告對總路線持懷疑態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沒有好下場。周恩來徹底投降了，沒想到一年以後又跳出個彭德懷出來“搞分裂”。這段話為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埋下了伏筆。
對於反冒進的批評，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已經很徹底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批評火力不減。周恩來、陳雲再一次作檢查。陳雲在檢討中說“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了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及時糾正，聽任這個錯誤發展下去，必將使命我們的事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周恩來在5月17日的大會發言中說：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采，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隻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接著，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作深刻的檢查，還把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進攻聯係起來。他又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把話題轉到對毛澤東的歌頌上：
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發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澤東，整個會上對澤東的歌頌聲不絕於耳。陶鑄在發言中不僅歌頌，還要求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了學習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一係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教科書。……毛心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
人們普遍認為，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實際上，陶鑄比林彪早了好幾年！讀者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幾年以後說的話和陶鑄的話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鑄的專利權？其實，這也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在專製製度下，爭相向皇帝獻媚、爭相邀功取寵，本來是正常現象。這是在專製製度下的必然現象。
王任重發言的題目是《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從六個方麵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頗有新意的是“大辯論，大字報，大檢查”：“幹什麽，辯什麽，哪裏不通哪裏辯，方式靈活，田邊地頭，床頭灶頭，會內會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間，都可以辯。一場辯論之後，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後保守容易克服，先進經驗好推廣了。”王任重這個“發明”很快在全國推廣，辯論會實際是批判鬥爭會。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倡的“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全國，不知多少說真話的人被摧殘在“大辯論”和“拔白旗”之中！
柯慶施的發言內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繪了15年以後的美好情景：人人知書識理，大家都能讀《資本論》，大家都懂得高等數學。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驚人的一致。從5月8日開始大會發言，口頭發言117人，書麵發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擁護這條總路線。國務院有關部委的發言不僅完全支持總路線，還把已經很高的指標，再進一步調高。
5月23日，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在這次會上，大躍進已經開始。思想一旦統一，經濟官員們急忙把總路線落實到具體建設指標之中。
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的發言題目是《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關鍵》，他把超英趕美的設想一一落實到令人振奮的指標數字上。這些指標得到了大會批準。他說：“1958年的形勢完全說明，第二個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躍進的。”
中央各部門唯恐說自己落後，他們的躍進指標又遠遠高於國家計委的指標。冶金部長王鶴壽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他說，明年鋼產量達到1200萬噸，1962年達到3000萬噸以上，1967年達到7000萬噸以上，1972年達到1.2億噸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鐵道部長滕代遠在發言中提出了15年內修建12萬公裏鐵路的安排。農墾部長王震發言提出10年內開荒3億畝。沒有大會發言的部長們也向大會提交了本部門大躍進的報告。交通部黨組的報告是：《全黨全民辦交通，水陸空運大躍進》：紡織部黨組的報告是《在五年內紡織工業主要產品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林業部的報告提出5年內把15億畝荒山全部綠化……。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又把中央部門的指標分解到各自的省。為表示自己緊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標。省委書記們競相向毛澤東表示效忠，你的指標高，我比你還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還要快。這些指標，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實際，除了毛澤東以外，是沒人有敢提出質疑的。
中國有句古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在專製製度下，下級官員迎合上級的情形。1958年的情況也是如此。處在一層一層的權力階梯上的官員們，總是把最高層的意誌一步一步地推向極端。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除了進一步鼓吹大躍進以外，又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有些中央領導人說：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本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光輝範例，同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製度下，這恰恰是殘酷的現實！
八大二次會議後，毛澤東意猶未盡。他對“躍進”這個詞兒不停地玩味和欣賞。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5月25日，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彭真送來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躍進”一詞是這篇社論最早使用。毛澤東立即揮筆寫了一段話，稱讚最早提這個詞兒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詞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誌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
5月26日上午7時
其實，周恩來使用“躍進”一詞比這篇社論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處使用“躍進”這個詞。周恩來看了毛澤東表揚《人民日報》社論，好像自己的專利權被別人侵犯了一樣，連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並標明“躍進”這個詞在第9頁和第14頁上。同時為自己反冒進的錯誤辯解，但辯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謙恭的，對自己首先發明“躍進”一詞的估價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單行本送上。在第9頁和第14頁上提到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到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40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從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代會上發言，說那是“開始覺醒”，經過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一些群眾的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為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抵觸，隻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麽我在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後隻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看立的什麽旗，破的什麽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立的是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40條的大旗，破的是反“冒進”而“促退”的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的價值和功勞。
周恩來
1958年5月26日夜
看來，“功不在禹下”應是周恩來，而不是人民日報社論的作者。為了不埋沒周恩來最早使用“躍進”這個詞的功勞，毛澤東把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發給到會的人。
小平同誌：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誌
毛澤東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時
功過已經分明，思想已經統一，總路線已經確定。全國很快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總路線的熱潮。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全國所有的報紙按同一口徑發表文章。文藝界也開足了馬力，全國每一個角落，頌揚總路線的歌聲如潮：躍進，躍進，再躍進！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1958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麵紅旗”方麵，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處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麵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回避。
從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上，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都從比較實際向錯誤的方向轉變：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性作用。但是，從製度層麵看，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一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製，還有一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製。當時毛澤東的確有點頭腦發熱，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發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偏差，並在實際中進行了糾正（反冒進）。但是一旦毛澤東堅持己見，糾偏的人放棄了糾偏，反而附和毛澤東。其他的人不僅不支持糾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澤東一邊，把毛澤東的錯誤認識更推向極端。為什麽沒有糾錯機製？這是專製製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製度性錯誤。
選自《墓碑》第十六章 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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