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一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一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麵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鬥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後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一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約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的“右”，對在毛澤東麵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對“三麵紅旗”危害江蘇的事，也寫了一些，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淡化。從現存的檔案中反映，江蘇省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年代，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不過，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在大躍進中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對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不走極端。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開全麵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幹”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順口溜：“誌氣比天高，幹勁衝雲霄；掏幹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借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會議結束後，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牆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街道居委會全都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4月27日，南京市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齊聲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人們確信大躍進可以帶來幸福，他們的這種態度是真誠的。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盡管在“大躍進”，還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句：鼓足幹勁生產。”譚震林采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在“共產風”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剩餘”、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132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一起，以“並苗移栽”製造假“衛星”等等。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12－15個小時，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43億土石方，相當於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匯報，毛澤東一邊聽江渭清匯報，一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3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300億萬，我看得死3萬人；曾希聖講稿200億方，我看得死2萬人；渭清講3億方，可以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3億方，而是搞了43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萬～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隻準超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隻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煉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一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江渭清十分著急，他在9月2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9月份一定要超額完成計劃，保證全月完成5.5萬到6萬噸生鐵和2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6個省日產生鐵1000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3000噸，河南達到1.8萬噸，而江蘇才910噸多一點。中央決定9月23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江渭清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9月22日突破口產生鐵3000噸，29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麽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5000噸是“小衛星”，8000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1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深處是不讚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匯報以後，指示他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00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說搞不到這麽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江渭清這麽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麽意見？”劉順元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誌是班長，班長怎麽說，我讚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你什麽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誌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你還有什麽意見？”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麽辦。”
江渭清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他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日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衝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9月30日“3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400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700萬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100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事後江渭清算了一筆帳，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隻有0.5左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隻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4109.6萬元，省裏補助9000萬元，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省一度辦起30萬個食堂，在食堂吃飯的占農村總人口的97％。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弊端甚多。還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刮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一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夥。1960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16.8萬個，參加農戶48萬戶，占農戶總數的55％。
劉順元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被派往被蘇軍占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的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奸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製了蘇軍的惡劣行為。1947年9月17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布將劉順元“驅逐出境”，並被帶上了“反蘇”的帽子。1948年8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還擔任要職，十分不滿。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後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劉少奇回國後令劉順元寫了檢討，並降三級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找到了劉順元，並於1954年9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
劉順元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積極並充滿熱情的。後來，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隻會在嘴上賣弄“三麵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裏，所以柯想批判劉順元。江渭清沒有按照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匯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
但是，大勢所趨，全省從上到下還是層層搞了“反右傾”運動，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風”時開始製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麵一度下調過高的指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麵減產。全省原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隻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隻完成248.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
五、江蘇也有人吃人
由於“共產風”和生產上瞎指揮，糧食大幅度減產，再加上高征購，農民留下的口糧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現了饑荒。徐州地委、淮陰地委、鹽城地委、南通地委、揚州地委等紛紛給省委打報告，要求省委調糧食支援。靠近江蘇的山東、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給江蘇省委寫信，說江蘇省不少農民外流到他們那裏，給他們增添了壓力，要求江蘇省迅速解決。
1959年1月28日，山東省臨沂地委向山東省委報告：“近幾天來，江蘇省邳縣、新沂等地部分群眾流入我區郯城、蒼山等毗鄰地帶，僅據郯城報告，現流入該縣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們說，沒飯吃，才外出逃荒。還說，江蘇一天隻發4兩糧，幹部叫社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邳縣食堂10天沒開飯，放節約糧食的衛星。”1959年4月4日印發的《整頓建設人民公社情況匯報第23號》記載了以下情況：
興化縣：種子吃光，在臨播種季節，各地沒有種子。人口大量外流。大營公社八一大隊有3700人外流，動員回來後，隻安排了2500斤糧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饑荒期間，興化縣餓死三四萬人，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職。
高淳縣：3月底統計，到5月底共需口糧259萬斤，種子1073萬斤。除去存糧，共缺824萬斤。目前群眾吃糧標準為：1－3歲每天3－4兩，3－7歲每天4－6兩，7－15歲每天6－8兩，16歲以上勞動力每天11－12兩（這裏說的都是16進位，是原糧）。由於層層尅扣，實際社員還吃不到這個數字。全縣患有浮腫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陽縣：據3月19日統計，吃到5月底還缺糧120萬斤。到小麥收割（6月上旬）還缺糧400萬斤。浮腫病發展較嚴重，開始出現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關於糧食問題的緊急電話匯報”中說，全地區有2955個食堂的生活沒有安排好。由於食堂停夥，加上幹部“壓服”，全地區2月份以來（主要是3月份）發生自殺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殺身死的情況是：1）年齡大，食堂又不開夥，自殺身死的4人；2）沒有吃的，到處找東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瞞產私分被幹部發現，幹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殺身死1人；4）從水利工地上開小差回來，食堂不讓吃飯，氣憤自殺而死4人；5）因挖社員餘糧，社員實在沒有，被迫自殺身死5人。這個電話匯報中說，如皋東城公社有99個食堂每天隻吃一頓粥。海門縣東新公社五工區有個70多歲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餓昏在床上。不少地方發現浮腫。由於糧食緊張，海門縣三陽公社社員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黨委，一邊走一邊罵：“這叫什麽社會主義？這叫什麽人民公社？過去叫我們吃蘿卜，現在又叫我們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縣委關於石港人民公社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說，縣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區不許層層扣留機動糧，但據了解，公社、工區、食堂都從社員的口糧中留下了“機動糧”。在社員口糧如此不足的情況下，還用挨家攤派的手段，從社員口糧指標中強行扣下各家交糧任務，讓社員在交糧計劃表上蓋手印，最後張榜公布。八工區四連第十三生產隊，28戶，出榜公布以後，就有14戶因無口糧而哭泣。第四生產隊28戶，有18戶為無糧而哭泣。這份調查報告還披露了幾起饑餓的事例：
黃吉姑娘，女，30歲，中農成份，住16工區，屬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黃義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歲、13歲、3歲三個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應30斤糧食。該食堂飯票每10天發一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飯票用完了。當日中午，黃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裏正在煮胡蘿卜。她向炊事員和隊長請求打一點胡蘿卜給孩子吃。隊長說：“這胡蘿卜是給幹活的人吃的，沒你的份。”她眼淚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絞頸，被第二個孩子發現，喊了社員徐明英、工區主任任國安去，她已氣絕。解開絞繩，灌了熱水以後才蘇醒過來。
劉治科妻，29歲，中農成份，住11工區，屬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開河，她帶兩個孩子（一個9歲，一個2歲）在家。每天供應糧食12兩（16進位，相當於0.75斤）。3月2日早晨，兩頓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一碗粥後，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將食堂分的一點胡蘿卜煮了給孩子吃。她吃了一點擦菜就去食堂開會，因饑餓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蘭，男，71歲，下中農成份，住9工區，屬第15食堂。他家有兒、媳和15歲、8歲兩個孫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一碗，兒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孫回家發現祖父服了農藥，當即請醫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藥，並說：“我年紀大了，不能勞動了，省點糧食給你們吃吧。”最後還是給搶救過來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寶應縣4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來很富庶的高淳縣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關於第四次生活安排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說：“最近個別地區因多種疾病引發的浮腫病約有15000人，婦女子宮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還是大麵積停夥。揚州地委估計，夏糧入庫情況不好，部分地區到秋收的口糧還要缺15天左右。江都縣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頓粥，粥很稀，群眾說跟喝水一樣。興化縣“三無食堂”（無糧，無草，無錢）127個。糧食質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隻見泥石不見米”。江都縣有個食堂在40斤糧的粥鍋裏竟撈出麥芒4斤多。社員說“喝粥滿嘴攻，吃飯卡喉嚨”。由於吃的質量太差，嚴重影響社員健康。興化縣昭陽醫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開刀後發現腸壁上粘著許多麥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員不斷增加。據高郵縣調查，從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一般為3.3％－3.7％，死亡率一般為1.3％－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過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這個縣1960年上半年總人口為59.4萬人，比1957年減少了7萬人。由於婦女子宮下垂、月經閉塞影響生育，很多地方近兩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縣竹家墩農場有45名婦女，幾年來隻有兩個人懷孕，其中一個還是幹部家屬。
距南京不遠的茅山人民公社西馮大隊，稻麥兩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條件十分優越，也有很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1957年以來，連續三年征了過頭糧，農民口糧很低。幹部尅扣社員的口糧的現象相當普遍。出現了浮腫、消瘦、子宮下垂等疾病。從1959年開始，就改變了過去生多於死的規律，變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於生。
縣誌是官方定稿的公開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況。據《溧水縣誌》1990年版第94頁記載的數字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據《常熟縣誌》1990年版第1030頁數字計算，在3年間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據《高郵縣誌》第61頁及162頁數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郵縣兩位縣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
蘇北裏下河地區1961年與1957年比較，人口減少了5.5％，勞動力減少了12％，發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據興化、高郵、寶應、建湖、阜寧、鹽城、東台七縣統計，直到1962年還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縣總人口的4.5％，而且發病人數還在增加。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寶應縣全縣死亡11643人，占總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橋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兩個生產隊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達10％。寶應縣望直公社望直大隊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隻剩下1094人，這1094人當中還包括縣、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興化縣全縣222個食堂開開停停，全縣病人達4萬，其中浮腫病、青紫病11046人，婦女子宮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兒1423個。社員一生病當即減少口糧，病還沒有痊愈就要下田勞動。垛田公社營業所主任假借醫生名義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來集中排隊，手裏拿著竹板說：“這就是醫生！”用竹板逼著大家下田勞動。有的病人挑了一擔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蘇省委轉發了省委辦公廳和興化縣委聯合工作組關於興化縣三個不同類型生產隊的調查報告。在比較好的生產隊裏（仲家大隊），從未放鬆過“三包一獎”製度，對於風行各地的合並生產隊，這裏也是“上動下不動”，而且從來不開夜工，保證社員8小時睡眠。這個大隊除了少數人患浮腫病以外，沒有餓死人。全大隊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沒有減少，還增加了8人。而條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隊情況就嚴重得多。1955年，這裏“戶戶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糧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這裏看到的卻是斷牆殘垣，通天破屋，廢船壞車。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麵。有的社員除了一隻碗、一條褲之外一無所有，“宿在橋下避露水，蹲在塘裏等褲幹”。在兩三個月內天天有死人。從1959年冬春之間，食堂72天沒有開飯。這個人口935人的大隊，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腫病、青紫病、幹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這個大隊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外流、腫病、死亡情況比1959年更嚴重。幾年來，夏家大隊人口生死相抵減少了9％。夏家大隊是典型的“人禍”。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辦公室楊主任奉柯慶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豐縣、沛縣和東海縣。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關招待所向地委匯報時談到，三年來，這幾個縣耕地麵積、糧食產量、牲畜大幅度減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員口糧隻有半斤（其中地瓜幹7.3兩，地瓜四斤折一斤糧食）。縣裏對浮腫病不認帳，到下麵去看浮腫病不少。老農民說：我們這些人三分這一過不了冬。楊主任說：連續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腫病是身體入不敷出的結果。以沛縣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隻有534528人，從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淨減少了52521人。高淳縣1958年全縣人口為28萬，勞動力為12.3萬，從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兩萬人，其中勞動力1萬多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10％。該縣東壩公社兩年死亡勞動力94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4.6％。
建湖縣天美公社蒿崙大隊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腫病、幹瘦病、黃病和幹部尅扣口糧而死的62人，占總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腫病、子宮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員孟慶和餓得不行找幹部要點吃的，幹部不但不給，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說他裝死，結果，孟慶和活活餓死。他死三天以後，三歲的女兒因無人照料也死了。而幹部卻大量多吃多占，還拿食堂的糧食回家喂豬。
位於省會南京不遠的溧水縣，從1958年開始，除了大刮共產風以外，還把大量的勞動力調離農業，要求全縣的“十大水庫，全麵開花，一氣嗬成”，有的公社還大搞“二十個萬”（萬雞山，萬畝桑，萬畝茶等）。結果，糧食連年減產。糧食總產量1957年的21300萬斤，1959年減少到14000萬斤，1960年又減少到12000萬斤。但縣委領導人覺得糧食產量“低於鄰縣說不過去”，不承認糧食減產。1959年糧食剛剛入庫，不少公社已經無糧發給社員，東屏的三位公社黨委書記到縣裏哭訴無糧，縣裏不理，反而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將反出來的220萬斤“空頭糧”（被逼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沒有糧食）當作社員口糧分配。有80個大隊從12月起停發口糧，大批食堂停夥斷炊。群眾隻好吃樹皮、草根、青麥苗。生產停頓，腫病蔓延。縣委還認為“病情比去年輕”。為了讓倒裏供應糧食，東屏公社主任把路邊的棄嬰送到縣委，縣委批評說這是對抗縣委的行為。到1960年3月初，全縣發病人數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數至少3500多人。此時，縣委還向地委寫假報告，說浮腫病是“原來有這個基礎”，是“群眾不衛生”，群眾外流逃荒是“喜工厭農”，棄嬰是“重男輕女”，還不向上級反映缺糧問題。1960年1－6月，全縣浮腫病人達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棄嬰420人，外逃4730人。實際上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此數。如東屏公社原來上報死亡400人，後來核實為619人。有的公社由於死人太多，太集中，無棺無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組劉振國到東屏公社檢查工作時，就有社員把兩個小孩丟在塘裏溺死。《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顯然是縮小了的數字。
溧陽縣委第一書記顏景詹1959年春下鄉慰問浮腫病人時看到10個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歲的農民周目中，從水利工地回來以後，晚上吃了兩碗粥，過一會兒出去小便時就倒地死亡。丹陽縣大泊公永安大隊書記派社員湯誌元到鐵路上去做工，湯誌元糧食不夠吃，三次回來請求解決，這位大隊書記大罵：“大隊不是飯店，你給我滾出去！”湯誌元沒辦法，喝了六七天鹹菜湯，結果餓死在路上。
宜興是江蘇最富饒的地區，誰也不會想到這裏也會餓死人。但是，這裏不僅餓死了人，還有人吃人的記錄。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我和劉耀華同誌到和橋公社，聽到有些社員談去冬今春餓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這個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人死後連稻草也不包。高樓大隊有一戶人家一天死了兩個人，就用一副擔子把兩個死人挑出去了事。個別公社甚到發生過把丈夫、兒子害死後吃人肉解饑的事。堰頭公社大儒大隊貧農女社員孫來弟，丈夫浮腫病嚴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襖把丈夫悶死後，將內髒拿出來煮吃。銅峰公社黃童大隊貧農社員盧洪生患浮腫病，用剪刀將兒子喉管剪斷後，也把內髒拿出來吃了。這種慘絕人寰的事當然是個別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棄嬰是大量的。
孫海光在這份報告中說，1959年，宜興縣年人均口糧290斤左右，1960年為314.7斤。宜光縣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5.1億斤，1958年為6億斤左右，1959年為4.8億斤，1960年預計糧食總產量為3.97億斤。在1960年的3.97億斤總產量當中，種子4300萬斤，飼料358萬斤，社員口糧1.885億斤，國家征購1.6145億斤，儲備糧45.7萬斤。到他們寫報告時，1960年的口糧部分已經吃掉了9623.8萬斤。還剩9227.2萬斤，按全縣59.898萬農村人口算，每人平均隻有154斤，這點糧食要從12月底吃到明年6月。當然，這隻是幹部在辦公室裏算賬，扣除浮誇後再經過層層尅扣以後，吃到社員嘴裏的‰低於這個數字。這裏說的還是帶殼的原糧。青菜、胡蘿卜已經吃光。孫海光看了幾個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13斤水，粥實在太稀。因此，入冬以來浮腫病、消瘦病人數逐日上升。據38個公社統計，11月下旬為6120人，12月上旬為6973人，12月中旬為10673人，12月下旬僅27個公社就有14650人。這些數字還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斷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蘇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可以利用《江蘇省統計年鑒》中人口資料作一下推算。設某年平均人口為上年底人口和當年底人口的平均數。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蘇省的平均人口分別為4273.89萬、4267.59萬和4244.52萬，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值，則可計算出這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18.33萬、37.78萬和13.12萬，合計則為69.23萬。（此外，由於饑餓，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減少。采用同一套數據進行計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萬人。二者相加，則是大饑荒結江蘇省人口的損失為272.12萬人。
《中國人口·江蘇分冊》一書中記載的人口數據和《江蘇統計年鑒》略有差別。依據這套數據計算所得，大饑荒三年中，江蘇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79萬，少出生人口192.06萬。大饑荒使江蘇人口的損失為255.85萬人。
綜合兩本書的數據計算的結果，可以近似的認為，大饑荒期間，江蘇省非正常死亡約70萬人，少出生約200萬人。大饑荒使江蘇人口損失約為270萬人。
這兩本書中的數據都是官方數據。顯然，上述計算結果是最低數。
大躍進中的“寶應事件”：魚米之鄉餓死數萬人
核心提示：寶應縣位於江蘇省中部、淮河下遊，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境內土壤肥沃、水域廣闊、氣候溫和濕潤，素稱“魚米之鄉”。在三年困難時期，寶應縣發生了嚴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
本文摘自《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2期，作者：周彪，原題：“寶應事件”研究
一、揚州地委、江蘇省委把寶應的災難定性為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寶應縣位於江蘇省中部、淮河下遊，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境內土壤肥沃、水域廣闊、氣候溫和濕潤，素稱“魚米之鄉”。在三年困難時期，寶應縣發生了嚴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
原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回憶說：“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他嚴肅地指出：寶應的慘劇，“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
最早對“寶應事件”作出正確結論的是中共揚州地委。1960年7月15日，中共揚州地委向省委提交了《關於寶應縣發生嚴重人口死亡事件的報告》。《報告》指出：“去冬今春，寶應縣部分地區，發生了嚴重的人口死亡、生病、外流和棄嬰事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遭到嚴重破壞，有些地方一度處於無人生產的狀態；黨內外思想一度處於混亂，對黨的方針、政策發生嚴重懷疑。”《報告》認為：寶應縣發生的問題，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報告》檢討了發生這一政治事件的錯誤和教訓，並表示地委在這一事件中“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負有嚴重責任”。
8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批轉了揚州地委關於寶應事件的報告，明確指出：“寶應事件，主要是由於以寶應縣委第一書記徐向東為首的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政治上、思想上蛻化變質所造成的惡果。他們漠視人民的疾苦，對上欺騙、蒙混、敷衍，不說真話，對幹部和群眾壓抑、打擊，而且發展到嚴重的違背黨的政策和違法亂紀的地步。”“省委認為，寶應事件不僅對揚州地區黨的各級組織，而且對全省黨的各級組織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全黨必須認真地從寶應事件中吸取教訓。”
江蘇省委要求：“全省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認真地進行一次討論，從而深刻地吸取教訓，使江蘇全黨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二、“寶應事件”發生的原因
“寶應事件”是原縣委主要負責人大刮浮誇風的必然惡果。寶應縣的浮誇風始於1958年2月。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為《40條》)。它提出了第一個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農業發展的目標，其中規定：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糧食平均畝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多斤；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在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寶應縣地處淮河以南地區，按照《40條》的規定，應以12年時間爭取畝產達到800斤。1958年2月，寶應縣委作出了《關於實現800斤，五年實現40條的決議(草案)》，提出要下定決心，苦幹三年，“提前實現800斤，苦幹五年，基本實現‘40條’”。《決議》提出：“運河以東裏下河地區(100多萬畝)，今年趕上江南，明年800斤；運河以西(50萬畝)，今年趕上河東，明年趕上江南，後年800斤。”
根據這一目標，《決議》把原訂1957年生產5.4億斤糧食的計劃提高到9億斤，比原計劃上升66.6%。為了增加糧食產量，又把計劃完成的水利工程土方任務由1500萬方增加到6000萬方；生豬飼養從現有的99000多頭達到年產54萬頭，1960年發展到150萬頭；耕牛1958年增加6000頭，1960年發展到35000頭；積肥由原計劃的4.5億擔增加到7億擔。[5]1958年6月20日，揚州地區在興化縣召開了水稻工作現場會，推廣興化貫徹“總路線”、爭創水稻產量雙千斤的做法。會議結束後，寶應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寶應縣必須今年基本完成《40條》的任務，明年全部完成。具體指標是：全縣總的口號是雙千斤，包括湖西在內，裏下河地區不能少於3000斤。17月份，縣委提出的糧食增產指標高到了頂點：1958年計劃產量22億斤，1959年全縣麥子畝產1萬斤，水稻產量待秋收再確定，全縣全年糧食產量應達到135億斤，超過全揚州專區的產量。
1958年8月，寶應縣委召開了以立大誌、鼓大勁、力爭上遊、奪冠軍、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萬人大會。會後，原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了一整套工作方法，他要求：搞群眾運動，特別要掌握一個“大”字，“大”字要體現在“萬”字上。具體辦法：一是大檢查，二是大評比，三是大加碼，四是大辯論、大字報，五是大搞試驗田，六是大搞現場會議，七是大搞火箭組，它相當於戰爭時期的敢死隊，全縣要組織五六千個火箭組，各鄉要有200個左右。
1958年9月，江蘇省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達到了高潮。截止9月22日，全省已建成1140個公社。揚州地區已建成163個公社，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98.8%。[7]寶應縣在9月11日建立了第一個人民公社——黃浦人民公社。全縣在12天內組建了26個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同月，組建了3825個公共食堂，1個民兵師、29個民兵團，有民兵257415名。實行“三統”(統一計劃、統一收支、統一分配)、“三化”(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五大調動”(在骨幹、勞力、土地、糧食、物資五個方麵統一調撥)。
寶應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早已刮起來的浮誇風火上加油。公社化運動興起後，寶應縣有1萬多勞動力被投入大煉鋼鐵。這批人員多被揚州地區抽調到六合縣組建江蘇省的一個10萬人鋼鐵生產基地。為完成一個跨縣級的大型水利工程，寶應縣要有7萬人上堤。另外，農田水利工程要在1959年5月1日前完成4.6億土方。於是規定元旦前要有91個晴天出動，9月動員8萬人幹7天，10月動員10萬人幹27天，11～12月動員13.5萬人幹54天，1959年1月動員13.5萬人幹30天，1959年2～4月動員14.5萬人幹70天。
大量勞動力被抽調，使1958年的秋收秋種受到了很大影響。1958年11月，寶應縣召開了40多天的四級幹部大會，原縣委主要負責人向會議作了四次工作報告：《政治掛帥，不斷革命，高舉紅旗，高速前進》，《為明年更大躍進掃清一切障礙——在“比寶”大會上的講話》，《站在最前線，堅決與白旗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在插總路線紅旗，拔陳耀芝白旗大會上的講話》，《立大誌，鼓大勁，迎頭趕上，力爭全國第一名——關於1959年工作報告》。這些報告，不僅全盤肯定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瞎折騰，而且再次鼓吹高消費、吃飯不要錢等空想主義、平均主義的做法。報告提出：“所謂‘公’，就是徹底消滅私有製尾巴，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全縣吃飯不要錢，馬上穿衣、住房子、坐車子都不要錢。每人發一點鈔票調劑調劑，會抽煙的人抽抽煙，不會抽煙的買點糖吃吃，有些人不會抽煙又不喜歡吃糖，買些東西玩玩。”“……衣、食、住、行都不花錢，以後逐步擴大到一個人從小到大到老一直不花錢。……現在還有些人在錢上想點子，共產主義就不要錢，因為有錢就有剝削，共產主義就靠勞動生活。勞動能改造社會，勞動能創造一切。”“大躍進”的瞎折騰，使寶應縣在1959年1月開始出現糧食短缺、生活困難的情況。許多公共食堂被迫吃種子糧、斷糧停辦。
從3月份各個公社向縣委上報的關於食堂生活情況的統計中，盡管問題嚴重的程度不一，但可以看出社員生活困難的情況正日益惡化。
3月份縣委辦公室印發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報告：“汜水公社郎兒大隊，從春節到現在死掉29人，其中隻有6人因病死的，其餘都是牽涉到生活問題。除此，生產也停頓，無人搞，每天到外去拾茨菇、蘿卜等有980多人，無證明過江南48人，到徐州8人，過寶應湖西的13人，挑木匠擔子外出的4人，生病睡在家裏的有65人，產婦12人。”這種《內部資料》共有8期，比較全麵地記錄了1959年1～3月各公社上報給縣委的關於社員生活困難的情況。
寶應縣人口非正常患病、外流、死亡的現象，早在1959年初就已經出現，縣委不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且繼續大刮浮誇風，對農民實行高額征購，導致饑荒和更大麵積、更大規模的人口死亡。1959年3月，寶應縣委召開了有5370人參加的四級幹部會議。會議提出要“持續躍進”，並製定出全縣1959年的糧食生產規劃：包產指標12億斤，比1958年增加46.34%；保證指標16億斤，比1958年增加95.2%；爭取指標20億斤，比1958年增加104.4%。全縣糧食征購包幹任務2.5～2.7億斤，爭取3億斤。為了保證糧食產量和征購任務的完成，在生產組織和領導方法上，“事事鳴放辯論，層層現場示範，天天進行檢查，處處組織評比，廣泛組織突擊隊、火箭隊”，“開展猛虎下山月運動”。會議確定全縣1959年的口號是“三麥奪冠軍，水稻放衛星，全民保元帥，全麵大躍進”[11]。1959年8月，當時的縣委主要負責人徐向東撰寫了一篇題為《“寶地”定要勝天堂》的文章，提出了“橫掃右傾，大鼓幹勁，高舉紅旗，奮勇前進”的口號。他將該文提交縣委常委會審查討論後，由寶應縣委書記處於1959年8月下發全縣各級，要求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學習討論，學習和領會關於鼓幹勁、反右傾的精神，“在思想認識一致的基礎上，達到行動上的統一，集中全力來抓緊當前八、九兩個月時機，掀起全黨全民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新高潮”。不久以後，他又把1960年的工作任務概括為“三億兩超一冠軍，定要寶地勝天堂”。所謂“三億”即農業、工業、副業總產值各達到1億元；“兩超”即工業超農業、副業超工業；“一冠軍”即家禽家畜飼養數奪取全省冠軍。吹牛歸吹牛，實際情況是嚴峻的，寶應縣的農業生產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境地。1959～1960年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各項指標都明顯下降。
盡管寶應縣已經出現了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但是1958、1959年縣委向地委、省委上報產量的時候，還是連續兩年以比實際產量高出一倍甚至六倍多的數字欺騙地委、省委。
1959年全縣的糧食產量隻有3.1875億斤，而縣委上報的糧食產量是20億斤，糧食征購數是2.8億斤，這個任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的。1959年下半年，為了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原縣委主要負責人以“反右傾”為大棒，對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排擠打擊。柳堡公社黨委書記劉慶元、農場場長唐友富因說過“59年不是大躍進，是後退”，“完成任務後，社員沒有東西分配”，“公社匯報的數字全是假的”，“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是假的”等，被在全縣範圍內揭發批判。經揚州地委核實，“從1958年12月以來，全縣被處分、停職檢查和‘靠邊休息’的部委科長、公社黨委正副書記以上的幹部就有45名”。
這些組織措施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糧食問題被上升為政治問題，成為“白旗”、“右傾”的標準，使各級幹部包括縣委常委在內因怕戴上“右傾”的帽子而不敢講出人口死亡的真實情況。1959年10月，寶應縣已出現大範圍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現象。11月普遍斷糧，死亡人口逐月增加。縣委卻把基層反映的人口死亡現象歸結為富裕中農向黨進攻，要求下麵“頂住頭皮”，甚至提出寶應縣人口正常死亡率應為百分之一點幾，每年應死1萬多人，所以，已經出現的人口死亡現象屬於正常現象。
為了完成1959年秋季的糧食征購任務，原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了“先完成任務，後檢查政策”的口號，在“社員口糧留得過少，甚至連種子也普遍賣掉了”的情況下，仍然在全縣範圍內大反“瞞產私分”。他根據個別人的假報告，認定每個社員家裏至少有三五十斤糧，推算出全縣仍有好幾千萬斤糧食，堅決要把這三五十斤糧食摳出來，下決心完成征購任務。於是就出現了拚命搜刮農民的糧食，把他們家中最後一點活命糧也拿走的情況。在征購過程中，不少地方強行搜查、扣押群眾、逼死人命。某縣委常委、副縣長在蘆村公社帶領“全社30多個生產隊普遍進行了大搜查，把集體留的種子和社員家裏的十幾斤糧食，甚至一二斤芝麻，二三斤葵花子都搜了去”。另據5個生產隊的調查，“在95名大隊幹部中，有貪汙行為的30人，吊、捆、打過社員的23人，被打社員170人，逼死人命的8人，共逼死23人”。
據1960年5月揚州地委工作組對獐獅蕩公社朱聯大隊的調查統計，該大隊原有人口1440人，1958年單產461斤，總產1406229斤，完成國家征購糧600116斤，占總產的42.7%，人均擁有糧食559.8斤。1959年單產233斤，總產565858斤，比1958年減產84萬斤，減產幅度超過50%，1959年實際完成征購任務264240斤，占總產量的46.7%，人均擁有糧食209斤。朱聯大隊1959年10月就沒有糧食分給社員，在春節前近70天的時間內，社員就靠分點茨菇，自己割青菜、野草等維持生活。該大隊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共死亡145人，占原有人口的10%。
該公社魯垛大隊躍莊小隊一個叫朱步清的社員對工作組說：“去年(1959年)本小隊產量實收280多斤，公家還按包產500多斤征購，結果口糧不夠了，餓死了31個人。”
12月5日，寶應縣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縣委主要負責人在會上除了嚴厲批評沒有完成征購任務的社隊外，仍然堅持1959年的“2.8億斤，必須要完成，必須保證”。1960年1月，揚州地區糧食局長朱立樹發現並向地委反映了寶應縣缺糧、斷糧的情況。地委非常重視，計劃給寶應縣增加供應2600萬斤統銷糧。原縣委主要負責人還認為這是地委對他不信任，堅決表示不要糧食。後來雖然勉強接受，卻還說“拿這些糧食去做工作，做好工作以後再上繳”，使得地委下撥的這批統銷糧遲遲沒有分發，1月份實際供應給社員的口糧隻有106萬斤，每人平均隻有二三斤。
1960年2月，省委、地委派出了100多人的工作組，深入寶應縣各鄉幫助工作，結果他們紛紛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3月中旬，參加工作組的省公安廳宋超同誌在幫助黃塍公社整風整社的過程中，發現並向省委揭發了寶應縣存在嚴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情況。這個公社僅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就死亡1672人，生病的達3527人。縣委主要負責人則以“情況有出入”蒙騙省委。直到1960年5月初，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到揚州來嚴加督促”，“寶應事件”才被揭開蓋子。
三、江蘇省委實事求是的方針使寶應轉危為安
1960年春夏，針對江蘇各地農村出現的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和其他負責人分頭下去調查，結果證實了寶應存在的嚴重問題。5月初，江渭清在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症結何在》的講話，嚴肅指出寶應縣“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反‘瞞產私分’，把群眾的口糧、種子征購一空”。
在江渭清講話後，中共江蘇省委和揚州地委立即著手處理和解決寶應的問題。1960年5月初，地委胡宏同誌會同省委韓培信、顧亭同誌到寶應縣先後召開了縣委常委會議、公社黨委書記和大隊支書以上幹部會議。對縣委主要成員在糧食產量問題上對上應付、欺騙，對下壓製、打擊，漠視社員生活的困難，嚴重的教條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進行了嚴肅而係統的揭發批判。
5月9日，縣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以及其他縣委書記、常委、副縣長等分別在縣直和三級黨員幹部會議上作了檢查。通過分組分片的揭批討論，人心得到了初步穩定。
5月25日，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親臨寶應縣視察工作，在縣部、委、辦、局負責幹部及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寶應事件”作了重要講話，對寶應縣委及其主要負責人的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細致的剖析。江渭清指出：“寶應的嚴重死亡、病員、外流、棄嬰，使一度人心惶惶，黨內思想混亂，人民對黨的方針政策有懷疑。由於以上的問題，寶應的生產、生產工具遭到嚴重的破壞。”“不少老百姓賣房料、賣桌子、賣家具”，“寶應城上一天發生三十多起搶熟食”。“大批人員死亡、外流、棄嬰(不是丟的死小孩，而是丟的活小孩)。”江渭清指出，寶應縣委主要負責人“歪曲黨的方針政策，不依靠黨的基層組織發揮堡壘作用，許多地方生產進度很差”；“拿第一書記嚇唬人。寶應的正氣不足，幹部不敢講話”；“當發生嚴重死亡、外流、病員、棄嬰現象的時候，而一味強調刮冷風”；原縣委主要負責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嚴重的程度”，“對上欺騙、敷衍，不執行地委指示。對下壓製、打擊，目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錯誤領導。有幾個書記、常委為了維護徐向東的錯誤領導，采取不擇手段，搞假典型”。
江渭清還指出：要“正確處理糧食問題……當任務與政策有矛盾時，應該調整任務，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可以促進生產，處理得不好，破壞生產。寶應的問題，是沒有正確地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係，隻顧任務，不顧政策，寶應不是一個大隊，而是多數大隊賣了過頭糧”；要“正確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口糧、種子被征購空了，是實際問題，不是兩條道路鬥爭，不僅今天沒有，今後也沒有。寶應是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關押了四百多人”，這是錯誤的。要堅持“黨的民主集中製”，“正確的領導，應該維護，不正確的，應該展開思想鬥爭，改正錯誤”。他認為：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老實人，一種是老好人。老實人是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對黨忠誠；老好人是自由主義、溫情主義，弄虛作假。江渭清明確要求對寶應縣委及其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應“徹底地揭發，認真地解決，嚴肅地處理”。
根據江渭清的講話精神和要求，中共揚州地委於1960年7月正式向省委提交了關於“寶應事件”的報告，並提出了對縣委有關負責人的處理意見：原縣委主要負責人開除黨籍。1961年6月13日，原縣委主要負責人徐向東被揚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執行日期從1961年3月4日起算)。另有多位縣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縣委常委、副縣長被開除黨籍或撤銷黨內一切職務、留黨察看。
中共江蘇省委采取的果斷措施是寶應縣從低穀中艱難奮起的重要轉折點。中共揚州地委派王恒山、史成仁兩人分別擔任中共寶應縣委第一、第二書記。在省、地兩級領導的關心下，省內尤其是揚州地區所屬縣市向寶應縣提供了大量糧食、副食品、生產工具等物資援助。1960年下半年，寶應縣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上半年財政收入透支58.32萬元，下半年全縣的生產生活資金缺口達338.3萬元。
對此，新的縣委領導班子提出了“以安排社員生活為中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的指導原則，采取了以下措施扭轉局麵。第一，從落實和調整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入手，打消群眾的思想顧慮，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縣委針對當時勞動力無計劃調動、三包不落實、財務製度混亂等情況，推廣了《沿河公社迎豐農場關於搞好經營管理的計劃》，明確要求：一要搞好勞力安排，改進生產隊工作。大隊調動小隊勞力的機動數不超過5%；建立“五定”責任製，即定人、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二要處理好大隊和生產隊的關係，做好三包一獎，中心環節是抓“包產”。“包產”的原則是本著鼓足幹勁又留有餘地的精神，使生產隊有產可超，有獎可得；包工包本要力求符合實際，以利於調動社員的積極性。三要實行評工記分，按勞取酬。推行“三基本”，即對基本勞動日、基本肥料的規定留有餘地，核定基本的口糧標準。在秋收時節，針對社員中存在早收割被多征購的擔心，縣委主要領導和常委改進工作作風，深入基層，認真核實產量，指導秋收和征購。
縣委從夏季分配著手，兌現政策，認真緩和自1958年以來社員在分配問題上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取信於民。強調社員自留地的收成都歸個人所有，對集體一時無法耕種的拋荒地鼓勵社員栽種代食品，並規定分成比例。第二，針對1960年糧食產量的實際情況，大力收集、生產代食品。據對6個公社糧食產量的統計，這些地方的實際產量隻與完成征購任務和保證基本口糧持平，種子和飼料等沒有著落。為彌補糧食的缺口，隻能利用代食品。縣委要求大捕、大采、大種並舉。即利用本地水網資源豐富的優勢，大捕魚蝦。小隊要組織一定的勞力幹溝幹塘；組織群眾挖野菜、刨茅草根等，自采自吃，不得平調，不得降低口糧標準；廣種春菜、春蘿卜。縣委確定了種植麵積，要求各公社必須完成計劃。第三，在疾病治療方麵，采取三級負責、集中營養、提高療效的原則。根據病員病情的輕重程度確定治療措施，重病人集中住院治療，由公社負責，把兩個月、三個月的營養並為一個月，以縮短醫療期，提早出院；輕病由大隊負責辦好營養食堂，集中吃飯，分散居住。要保證營養品全部歸病人，保證營養藥品重點使用，保證病人安心休養，保證春節前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身體恢複健康出院。
1960年底，盡管寶應縣的經濟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難，由於上級的支持和寶應縣委采取了務實的政策措施，人心基本穩定，生產逐步恢複。在中共揚州地委、江蘇省委的關懷下，在縣委新領導班子的得力領導下，到1962年，寶應縣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終於恢複到正常狀況。“寶應事件”研究@周彪$南京理工大學寶應事件；；原因；；人民公社由中共江蘇省委確認、定性的“寶應事件”發生於1959～1960年間。“寶應事件”給寶應人民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損失。“寶應事件”的發生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但也與寶應縣主要領導虛假浮誇、欺上瞞下、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工作作風有很大關係。中共江蘇省委采取實事求是的方針改正了寶應縣領導的錯誤，處理了有關責任人，減少了損失。在省委的正確領導下，寶應人民經過生產自救終於度過了難關。1數據出自蔡家駒先生工作日記(1958年6月22日)。
蔡家駒先生曾任縣報記者、寶應縣委宣傳部長、縣委書記處書記、汜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主席等職。1960年因對寶應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做法有不滿的言論，受到排擠和公開批判，並被調任天平公社任書記。蔡先生1986年離休，現定居寶應縣城。他從1956年至1986年記錄了30年工作經曆的日記，內容十分豐富。日記已由寶應縣檔案館征集收藏，但目前尚未編目。日記名稱為筆者所加。筆者經蔡先生認可，查閱並複印了全部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