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陶鑄
陶鑄（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際華，號劍寒，湖南祁陽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陶鑄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務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軍區黨委常委。1951年，擔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1953年，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兼廣東省人民政府代主席。1955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同年起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並曾兼任廣東省省長、暨南大學校長。1956年中共八大上，陶鑄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60年，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大逃港記載陶鑄大放河口拯救多人。
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後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於“文革”初期1967年下台被囚禁，於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後家人都未被允許探視。
一、廣東創造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曆史文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廣東省這個經驗是怎樣產生的呢？讓我們借助曆史資料還曆史本來麵目。
1958年“放衛星”把糧食產量說得很高，因而糧食征購指標相應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幹飯，三四個月時間，糧食統統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要求返銷糧食的告急之聲四起。陶鑄堅信1958年糧食大豐收，不信沒有糧食，懷疑農村幹部隱瞞了產量，把糧食收藏起來或者私分給農民了。農民出於自衛，隱瞞了或背著上級分了一點糧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鑄想像的那樣多、那樣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鑄帶一支工作隊，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指揮反瞞產運動。他到東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斷糧的情況下，廣東省在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布，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報產量時，東莞縣長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張，打電話給縣委書記，問要不要報千斤縣。縣委書記告訴他：“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回來再說。”錦旗、獎狀拿到手後，縣長不敢明目張膽地拿回東莞，而是塞到挎包裏，靜悄悄地送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裏。
東莞拿回了獎品，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是“千斤縣”。陶鑄反瞞產，就找到東莞縣。陶鑄一行到達東莞縣城的那天晚上，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幹部們看到來頭不小，就采取了蒙混過關的辦法。一個又一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他在某村反瞞產，生產隊幹部說沒糧食，他不信，就去曬穀場。他在曬穀場，隻見稻草不見穀。可是，他把稻草堆輕輕一撥拉，嘩，大堆大堆的穀，金黃金黃，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書記說，他去過好多農民家，農民屋裏、倉裏是穀，籮筐裏是穀，床底下有穀……上百人的幹部大會上，隻一位老人出來唱反調，她是廣東省省長陳鬱的夫人袁溥之，是省裏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她心平氣和地說：“陶鑄同誌呀！我也到了農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但沒有那麽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同誌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一點。
1月11日，在東莞縣反瞞產大會上，基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幹部承認“隱瞞”了2000多萬公斤糧食。縣委誓言要追出7500萬公斤到1億公斤糧食。陶鑄警告大家：“保證三餐幹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糧食。”他寫信給省委，宣布了他的調查結果：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這篇調查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一條，即集中統一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有個隱瞞了糧食的生產隊解釋，他們這麽做，是為了確保供給製突然結束時，生產隊仍有必需的口糧。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占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門開了一個星期會，從農民的米缸裏，真正挖走了558萬公斤糧食和1.2萬元資金。
與此同時，在省委的統一部署下，趙紫陽率領另一支工作隊，到位於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調查。1月23日，雷南縣召開4000名幹部的大會。趙紫陽認定，雷南有嚴重的瞞產問題，必須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瞞產運動。自動坦白的幹部可以保留糧食，用來改善食堂夥食，不坦白的不準回家。
接著，趙紫陽在雷南縣召開全省電話會議，把反瞞產運動，擴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計全省有25億至30億公斤隱瞞的糧食，幾乎是1958年公布糧食產量的10%。1月25日，他指責全省多數基層幹部都卷入了瞞產活動。一場反瞞產鬥爭，驟然爆發了。
形形色色的辯論會、鬥爭會、大字報，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風，鋪天蓋地而來。雷南縣7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被迫承認參與瞞產。在被指控參與瞞產的基層幹部中，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監禁，109人被撤職，大約有50%的基層幹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處分。
反瞞產所到之處，風雲變色。有些地方，基層幹部不報瞞產，就不準回家過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戶搜查糧食，把農民往年的舊糧，也作為瞞產沒收；有些地方，連農民家一罐半罐黃豆、花生、芝麻、菜種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瞞產運動大有斬獲。不僅查出了7000萬斤糧食，還取得了解決農村糧食問題的經驗。1959年1月27日，趙紫陽給省委送上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不正常的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係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召開以縣為單位的生產隊長、分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是解決糧食問題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趙紫陽在這個報告中介紹了作法：要把普遍係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要反複交待糧食政策和對瞞產幹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1959年1月31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趙紫陽的報告批語說：“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這個報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誌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按照趙紫陽同誌在在雷南縣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
其實，陶鑄在《人民日報》上發的文章，趙紫陽給省委的信，都和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裏。1959年廣東的糧食總產量隻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將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由於連年減產，征購任務居高不下，農民實際比常年減少了61.250億斤糧食，等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嚴重浪費，能夠留給農民活命的糧食，已經見底了。農村人口，普遍一個月吃不到10公斤原糧，不少地方，一人一天隻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非常罕見。到了月底，餓昏了頭的人，靠吃蕉頭、蕉渣、禾稈、雞糠餅、木瓜心、番薯藤，維持著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饑不擇食的人甚至吃起觀音土。省委派到四會縣搞瞞產私分的幹部匯報說，他們到了農村，看了農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沒有一粒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有個工作人員，在一戶農家看見熱氣蒸騰的鍋，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鍋裏煮的是什麽，一看，鍋裏煮的是野菜。
農村已無糧可購，城鎮的糧食供應四麵告急。省政府的應急措施是：把口糧、食肉、食油，一降再降。1960年初，許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隻有9～9.5公斤米，3兩糠油。糧食、薯類、豬肉、家禽、食油、魚等，已從市場上銷聲匿跡，貨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現，便引起瘋狂的搶購，價格貴得驚人。在韶關，一公斤高價豬肉賣20多元（當時的計劃價格每僅斤隻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賣到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餅，4～5分錢一隻，人們買回來當飯吃。價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廳一份報告指出，全省水腫病人，已從上旬的43181人，激增到127821人，增加兩倍。這是駭人聽聞的數字。從中山、靈山、合浦、從化、新興、梅縣、潮陽、清遠、儋縣、東方、樂東等縣，傳來一片噩耗。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症。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高要縣有的生產大隊的死亡率高達13％。
陶鑄不是撞到南牆不回頭的人。1959年3－4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匯報和掌握的材料，終於得出結論：1958年的糧食產量，並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省委分析說，一是頭腦發熱，報產報高了。根據報產而製定的征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因此，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幹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了大量浪費。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5月6日，省委發出《關於立即全麵檢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滅和遏止水腫病的緊急指示》，撤換了發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幾個縣的領導。
不久，陶鑄到潮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後，不要再搞浮誇，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陶鑄特地走到袁溥之麵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向你賠禮、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補償農民遭受的苦難。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給廣東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957年全省糧食總產量1007.15萬噸。1958年下降到975.55萬噸，1959年為830.35萬噸。1960年為814.05萬噸。1960年，全省農業產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個百分點。
餓死人以後隻追究農村基層幹部的責任，並沒有改變造成饑餓的政策和製度，所以，饑餓還在發展。
據曆史資料記載，直到1962年3月10日，東莞縣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還有9個之多。有些地方已經斷糧，沙田公社有81戶，234人斷糧；望牛墩公社更慘，從3月開始已基本無口糧的有1096戶，2227人。據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縣、五華等8個縣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已經斷糧的有9468戶，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賣家具的有2463宗，賣小孩的25宗，自殺的一宗。
據廣州市和93個縣的官方統計，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腫病，64461患上幹瘦病。僅廣州市和汕頭、肇慶專區，3月份患水腫、幹瘦病的共63839人，比2月份增加20.4%；海豐縣4月上旬的水腫、幹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中提供的數據計算結果，在大饑荒年代，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8萬人，因饑餓而少出生人口157萬人。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曆史地理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7萬人。
二、羅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廣東人民出版社何天靜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饑荒，就對我說：廣東有個羅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饑荒，必須了解羅定的情況。何天靜是羅定人，發生羅定事件時他在上高中。當時他在鬱南縣看到一個法院的布告，一個老太婆把孫子的屁股割下來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靜的伯父到處找稻糠吃，吃進去拉不出來，幾天就死了。何天靜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兩百米就有一兩個水腫病人趴在路邊等死。新東公社整個村子不見人，都死了。不過這些都是小村子，幾戶或十來戶人家。
何天靜說，羅定餓死人的情況引起了上麵的重視。到1960年9月就開始采取措施。供應糧食，使食堂恢複起夥；對水腫病人以公社或大隊進行集中治療；孤兒以公社為單位集中起來，成立孤兒院。對羅定縣和有關公社的領導幹部時行了行政和刑事處分。何天靜說：在廣州的黃顯標比較了解情況，他建議我采訪黃顯標。
1999年4月28日，經何天靜介紹，我采訪了黃顯標。黃顯標，羅定人。廣東省監察廳監察專員。他一見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了。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拿它的工資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聽出他說的是牢騷話，他良知未泯，還是談了一些情況。
首先是反瞞產，逼著幹部多報產量。把幹部集中起來報產量，不說多不讓回家，逼著幹部說假話，虛報糧食產量。反瞞產和反右傾結合起來，不多報就是右傾。新惠縣委書記黨向明沒有多報產量受批判：“新惠是糧倉，單季不超千斤，別的地方怎麽辦？”虛報，浮誇，造成糧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著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煉鋼鐵。當時的口號：“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廣東省全省一天三頓幹飯吃了三個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連吃帶浪費。有人問這麽個吃法夠不夠，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叫羅南縣（羅定和鬱南合並的），餓死人最多的是鬱南。其中4個公社最為嚴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為最。山區餓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腫。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動，一般都是死在家裏。有的趴在路邊等死。我們生產隊長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個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發現死人後開始搶救。大人餓死了，留下不少孤兒，民政局收容的孤兒建立孤兒院有幾棟樓。對將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療，調糧食吃稀飯。集中起來後，稀飯吃得太多了，又撐死了一批。
省委書記陶鑄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這實際是讓下麵在統計餓死人數字時要控製。
事後，羅南縣委書記傅正時被判死刑，但沒有執行。1980年代平反後當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黨委書記陳文被判無期徒刑。羅定事件後重新核實田畝，減輕負擔。周恩來給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發了慰問電報。
毛主席在7000人大會上提到了羅定。
蔡廷楷是羅定人。據說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但《蔡廷楷傳》裏沒有記述。
黃顯標不願詳談，第二天從廣東省資料館裏看到不少關於羅定事件的曆史資料：
據中共江門地委書記張進齊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報告，從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其中純水腫死亡的3436人，水腫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數中，勞動力6223人，占死亡人數的35.9％。最嚴重的地區是原鬱南縣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泗綸6個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總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達6.92％，建城公社為6.49％。另外還有因瘦弱不能勞動的有3萬多人，身體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的有20萬人左右。從發生時間上看，這6個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較多的一個公社，據地委調查組調查，這個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勞動力589人，占死亡人數的45％，占勞動力總數的5.6％。在全公社的129個生產隊中，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個，12%以上9個，10％以上7個，8％以上14個，6％以上26個，6％以下72個。另據三個大隊調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戶，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兒的家庭65個。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留下孤兒180人無人照管，情況極慘，解決羅定問題的工作組來了以後，將這些孤兒集中撫養。
建城公社永高大隊社員曾北數臨死前兩天，躺在床上哭喊：“共產黨，給我一點糧食吧！”叫了兩天得不到一點糧食而死去，群眾談起來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憤。棄兒一度極為嚴重。縣委、縣人委和各機關門口都發現被棄的小孩。半年以來，全縣先後發現劏小孩，吃死屍，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豬耳朵、割豬尾巴的現象也不少。偷竊和凶殺事件增多。
由於浮腫、瘦弱、餓死等現象發生，勞動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隻有種植麵積的55％，大片田地丟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豬11000多頭，1960年8月隻有1000多頭。
當時還有食品買賣，但價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個小圩鎮，每逢圩日，有一百多個扶著棍子來做小買賣的人，東西很少，價格之高是從來沒有過的，魚仔一斤達2.6元。一個雞蛋3角，一隻雞5元，連小蛇仔、蚱蜢、小蟲也有人捉來賣，有人生吃小蛇、螞蟻、蚱蜢。肚子餓，能吃的東西都吃。農民出賣家私、衣物現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隊有44.7％的家庭出賣過家私衣物，其餘是無東西可賣的（本書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來，廣東還是比較開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許做小買賣）。
在死亡發生的時候，縣委書記傅正時在電話會議上強調“清醒頭腦，科學分析，劃清界限，分清水腫，不要大驚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斷糧才叫因水腫而死。並說：“報多了水腫、死亡，你們（指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責任，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嗎？”5月3日，在羅平召開的公社第一書記戰地會議上，各公社認為水腫、死人情況嚴重，根據傅在電話會議上提標準統計，有水腫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實際遠不止此數），但傅正時認為數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實”，結果，將水腫病人壓縮到2325人，死亡人數壓到606人，其中與營養有關的僅14人。事後總結教訓時有人說：“羅平會議是殺人不見血的罪惡會議。這個會議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對饑餓進行搶救，反而千方百計地捂蓋子。”
誰要說真實情況，就說誰被扣上“個人主義”、“否定大躍進”、“看成績一團黑”、“居心不良，別有陰謀”、“想叫縣委坐牢”、“想搞垮我們，叫壞人上台”等帽子。縣監委書記崔德誌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去檢查，發現有幾個食堂斷糧停夥，情況嚴重，回來向縣委匯報，傅正時不相信，反而批評崔德誌“以後看問題要全麵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第一書記王淑宜於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會議上匯報了自己在羅圩大隊調查的情況：死24人，水腫86人。話還沒說完，傅正時就頂了回去，說：“王淑宜給高要七區事件嚇壞了。”並說“這是陰謀”，“這是否定前任書記的成績”。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區死人事件受處分，1960年7月從高要七區調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當書記的。4月底，另一縣委書記肖軒風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發現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與糧食有關109人，向縣委匯報，又受到批評。與此同時縣民政科長把同樣的書麵材料送給縣委書記楊樹槐，楊不僅不重視，反而說：“這是嚴重右傾，立場不穩，觀點不明。”還說：“全縣與糧食有關的死亡才20個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怎麽會有109人？”硬要公社黨委把109人改為6人才接受這個報告。
傅正時在地委開會時得知省委尹書記、地委張書記要到羅定縣檢查工作，於7月3日打電話給縣農業辦公室主任劉德風交待，水腫人數、死亡人數、糧食數要上下一致，前後統一，按羅平會議的數字為準。縣農業辦公室按這個意思給各公社打電話，要求各公社按縣委的數字向省委匯報，並把數字一致落實到大隊、小隊。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後，公社黨委開了四個會，按縣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實當時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隊。
令人不解的是，一邊大量餓死人，一邊大量的糧食放在倉庫裏不給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羅定縣糧庫裏仍存有1100萬斤稻穀。但是，除了縣委第一書記傅正時和分管財貿的書記楊樹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這些糧食。加益公社黨委書記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哭訴說，過春節有幾個大隊斷糧，曾三次打電話給傅正時，請求每人給半斤米過春節，傅不接電話。
羅定是蔡廷楷有家鄉，蔡廷楷的親屬中也有餓死的。據當地傳說，是蔡廷楷的親屬把真實情況告訴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訴周恩來，事情才得以揭露，問題才得到解決。其它地方沒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這些人物並不關心家鄉，蓋子就揭不開了。
五、宋慶齡老家的饑荒
文昌縣在海南島，當時屬廣東省。這裏是宋慶齡的老家，從這裏崛起了對中國近代曆史有重要影響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縣召開了2718人參加的四級幹部會。會議總結報告中披露：
三年來糧食產量年年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量19270多萬斤，1958年比1957年減產11％，1959年比1958年減產11％，1960又比1959年減產11％，三年累計減產33％。糧食減產引發畜牧業減產，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數275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0.8％，1958死亡率為1.2％，1959年為2.4％，1960年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眾體質很差。直到1960年底，問題還沒有解決。如錦山公社下溪坡大隊還有水腫病人43人，婦女病（閉經、子宮下垂等因挨餓而致的婦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產生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風”的危害。事實證明，凡是一向列為重點的社隊共產風最厲害，共產風刮得越厲害，損失越重，死人越多。為什麽文昌的共產風一刮再刮，沒有間斷，再且越刮越厲害呢？
一是急於建立共產主義新村，消滅城鄉差別。在農村實行“五大集中”：村莊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糧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這五大集中使農民住房被毀，樹木被砍，夫妻母子分開，家庭被拆散，損失巨大。人集中後沒有房子住，就10多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裏，衛生不好，病人增多。豬牛鴨集中時，殺的殺，賣的賣，集中到公社或大隊牧場後，一時飼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糧食集中後挖盡了農民的家底，吃了幾個月的幹飯，先鬆後緊，種子吃完。幹活大集中，天天放”衛星”，大兵團作戰，幾百人、幾千人在一個坑裏搞生產，勞動力大浪費，糧食大減產。蓬萊公社高金大隊第五小隊村並村時，四天不出工，在家殺雞殺豬煮幹飯，擺酒席，大吃一場然後出村。過了一段時間返回原村時，連種苗也找不到。清＊公社邁號大隊湖保堀小隊並村後糧食、牲畜、農具全被“共產風”，刮光，全村一片荒蕪，1959年，這個小隊死亡人口占全大隊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於從生產隊所有製向公社有製過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過渡，而到了縣裏，就變成了越快越好。縣裏幹部認為遲早總得過一次，遲不如早好，幹脆來個搶先過渡競賽。在過渡競賽會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內完成過渡任務的30％，三個月實行基本公社所有製。這樣，各公社就無償抽調大隊的土地、耕牛、勞動力、農具、種苗、家禽、牲畜，吞並大隊的畜牧場、農具廠、農產品加工廠等。使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很快傾家蕩產，農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難毫無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產主義大協作”的名義抽調大量勞動力從事大辦鋼鐵和興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調6萬人上山搞鋼鐵，1959年抽調7萬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萬人到水利工地。因此，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糧食減產。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糧食。
四是高指標。地區黨委提出搞千斤畝運動，到了縣裏加碼為萬斤畝運動，到了公社、大隊，變成了二萬斤畝、三萬斤畝甚至十萬斤畝。1958年上報糧食產量2.811億斤，實際隻有1.728億斤，多報了62％；1959年上報2.32億斤，實際隻有1.55億斤，多報了49％；1960年少報了一些，但還是偏高。
五是生產上瞎指揮。種什麽品種怎麽種，全由上級領導說了算，不僅農民沒有發言權，連生產隊幹部也沒有發言權。如搞高度密植，不按農時季節生產。農民都知道這樣做不行，卻不讓農民說話，發點牢騷就要挨批判。
十一、逃港狂潮
沒有吃的就逃荒，這是農民很自然的選擇。廣東省比其它省比較開明的是，不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放手讓農民逃荒，還給逃荒者開具證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選地。廣東省甚至一度鼓勵農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製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廳曾經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長會議，貫徹“放寬”出港條件的精神，其中一條說：“在毗鄰港澳的惠、東、寶等6個縣市……允許一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主持的邊防工作會議上，明確放寬邊防的指導思想，“放寬尺度，多開孔道，有組織有計劃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會議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規定（自從1958年港英當局搞出入口平衡以來，全省每天出境人數約50人），僅寶安縣就從5個增加到11個；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隊，除放寬通行證外，還發出一些捕魚證、探親證、做工證等，方便群眾赴港；正式批準邊防各縣實行“三五”政策（即準許每月出口5次，帶回5斤東西，價不超過5元）。
寇慶延在政法幹校第七期報告中說：“為什麽人民要偷渡？研究結果，歸納起來，從根本原因上講，是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製進口，這是根本的。那麽，現在我們不去行不行？看來不去不行。為什麽？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廣東人。我們算算，香港300多萬人口，其中200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裏麵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陸，一半在香港，那麽叫人家一家長期不見麵，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特別是兩夫婦，各在一地，長期不叫人家見麵行不行？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那就是說人家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隻好自己批，隻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再就是我們當前生產生活都確實有些困難，而我們暫時解決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決問題，解決一點生活問題，也解決一點生產問題。”
但是，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麽嚴重的程度。從1962年4月下旬開始，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湧去，衝過邊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過去的人，有一部分確實留下了。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一股驚人的大潮。
鄰近香港的中共寶安縣委組織部，6月1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凶。因而，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竟高達1.1547萬人，其中機關316人，農村11231人。僅一個沙頭公社，最高峰時（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東莞縣6月7日統計，外逃人數達2.7197萬人；增城2458人。其他縣份，如台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據《廣東省誌·公安誌》記載，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區的部分縣、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數百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後，每天外逃人員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達4977人。集結在寶安、深圳一帶伺機進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達8000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外逃群眾衝擊火車站事件。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
如果僅僅是廣東一處出現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會采取與廣東省委一樣的放任和鼓勵的態度。但就在此時，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盡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是相同的，國際輿論一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來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工作來抓。從這時起，廣東省才開始緊急刹車，製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這股外逃風漸漸波及廣州。市井坊間，紛紛傳言，為慶祝英女皇誕辰，香港放假3天，開放邊境，內地居民不用通行證，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誕辰日是6月17日，但實際上，在端午節（6月6日）前，市麵蜚短流長，謠言四起，這些傳言鼓舞著希望外逃的人們。
從5月中旬開始，購買廣深線火車票往邊境的人驟增。購買平湖站（不用邊防證買票的最後一站）火車票的，比平時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車站外竟積聚了上萬群眾。在徘徊等候買票的過程中，人潮開始出現騷動。
6月5日，廣州火車東站的秩序十分混亂，一批批的群眾衝擊開往香港的火車，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兩側，門窗俱閉。成千上萬的群眾，像瘋了似地撲向車站，撞門攀牆，狂呼亂吼，連樹權上也爬滿了人。那些年老體弱的，被衝得東奔西散，尋爺覓兒，老啼幼哭。
趙紫陽、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廣祥，在省長陳鬱家開會。他們接到廣九鐵路派出所報告，東站已經聚集了一兩萬群眾，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有幾個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長孫樂宜在現場勸導群眾，處境也很危險。
曾生建議調軍隊來實行軍事戒嚴。有人不同意動用軍隊。他們說，關鍵在於這次事件的性質是什麽？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如果屬人民內部矛盾，還得要以勸說為主。曾生認為，現在事態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斷措施，恐怕還會進一步惡化。就在這個時候，陶鑄從廣西趕了回來。大家立即向他匯報請示。陶鑄斷然回答：“現在還叫什麽人民內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車都砸了、燒了，還講什麽人民內部矛盾？”
陶鑄一錘定音，大家同意用軍隊維持秩序。6月6日，滿載部隊的卡車，一輛一輛駛往東站。一個營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還有一隊解放軍從車站內往外推進。市政府的宣傳車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廣播，所謂邊境開放純屬謠言，希望大家不要輕信壞人造謠，呼籲群眾盡快離開。幾十個鬧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衝火車站的群眾，頃刻散盡。至當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車站外除了戒嚴部隊，已經再看不見鬧事的人了。
陶鑄認為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特務在造謠破壞。全省軍隊立即奉命進入高度戒備狀態。6月12日，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部署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車東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圖外逃的群眾。
公安局采取了堅決的收容措施，這次逃港狂潮終於平息。但是，通過自由的香港媒體，已經傳播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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