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良(1907年-1983年)，陝西耀縣人，1931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擔任青海省委書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青海事務的第一任領導人，專責管理青海地區。
1954年5月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是三年大饑餓時期，治下餓死人最多的五個地方最高長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職。文革前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開會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時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的張仲良，駁斥張德生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後來，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
1960年12月張仲良被免職，汪峰任第一書記，張仲良改任第三書記。1965年8月，張仲良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革中，江蘇的兩派群眾組織都認為他在江蘇沒有犯什麽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為“革命幹部”的身份參加革命委員會。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要將他揪回甘肅批鬥，說“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如此一來，張仲良和革委會失之交臂。
（一）通渭問題：一場掩蓋了四十多年的悲劇
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麵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
從1990年出版的《通渭縣誌》第146—147頁上記載的“通渭縣曆年人口狀況”中得知，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 78462人，減少人數占1958年總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 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而 1961年實有人口隻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 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隻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過五年以後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隻，豬、 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三） 甘肅餓死了多少人？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 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 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 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 裏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 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 勒緊褲腰帶。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後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饑。隊裏死了驢，肉被 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裏隻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 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 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 （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 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供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並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 （４９）賑濟饑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於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 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 血債”。當時，由於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複出。冼恒漢將軍回答說：“我要 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各地餓死的農民以成百成千萬計，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
張 仲良在"廬山會議"上駁斥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 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事實上當時甘肅就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在餓死人。為此蘭州軍區出動大批軍車從外 省緊急運糧。
據說，當時中央開會，知道甘肅餓死群眾真相的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做過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對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
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共產風一下子就把甘蕭推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之中。這個災難大到什麽程度？一言以蔽之，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當時晚間省會蘭州火車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會踩著倒在那兒起不來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獲得一等獎。該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後僅定西地區（隴中一帶）便「餓死近百萬居民」。對這件事，麥文一語帶過，未談細節。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發表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也寫了當時定西地區的饑饉。他未談死人總數，卻對細節作了實錄，正好可以用來對麥文作補充。
據沙青調查所得，同安微一樣，甘肅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即「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的時候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 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區還隻是吃柳葉而已），被子裏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一口氣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 至將外麵逃到村子裏的人殺了吃掉。更有人將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殺了吃掉了。有一戶農家，吃得隻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 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 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這是沙青親聞的許多真實故事中的一個。
中共甘肅省委的機關報 《甘肅日報》的記者張尚質是通渭縣人。那時，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麽？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屍首，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進自己的村子，村子慘 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通渭縣餓死加外跑的在十萬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書記宋平視察通渭時曾痛心地說：「那麽多人餓死了。有的人跑到 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頁。）所以，說通渭餓死四、五萬人大約不會過頭。
也許 人們會問，當政的××黨此刻在做什麽？難道官員們也餓死了？不，他們正忙於搞階級鬥爭，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掘 地挖牆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惡行，據事後省委派去 放糧、調查的工作組統計，竟有一百二十八種。
「要麽整死，要麽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隻能老老實實地餓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灣》，《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寫過一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 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陝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製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一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 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一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穀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鹹陽的平原地帶， 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
甘肅省省長鄧寶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義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國民黨將領，有職無權的花瓶。他去農村視察後，唯一能做的隻是「如實地向省委反映了情況」而已。他的權力還頂不上省委一名書記處書記。
當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去的時候，省委書記處書記何承華竟然在電話中欺騙周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 但畢竟紙包不住火，甘肅餓死人的事傳到了北京。於是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帶了一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發現實際情況同省領導同誌介紹的完全相反。那裏的 困難．．．．是由於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同時，還發現某些領導幹部對敢於講真話、提意見的好同誌實行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注７：引自《憶錢瑛》一書。）錢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
賑濟災民的糧食是運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萬人餓死，約占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一。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在甘肅留下的是千千萬萬家破人亡的饑民和無數淒慘的人間悲劇。
（選自： 楊繼繩《墓碑》上冊地區篇）
（四）甘肅夾邊溝農場50年：3千“右派”在饑荒中求生
“右派”們的遺骨被後來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這是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象的“右派”苦難史。
夾邊溝，這個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裏的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凍間，一場罕見的大饑荒很快將這裏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隻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在始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夾邊溝既是集體創傷，亦是古拉格式極端處境的中國敘述。但是，50年過去，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夾邊溝裏發生過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裏的屍骨，被消磨殆盡。
這是一段不應該被遺忘的曆史。2003年，作家楊顯惠用《夾邊溝記事》一書，翻開了這段曆史的一角；今年10月，恰逢“夾邊溝事件”50年，《南都周刊》派出記者重返夾邊溝。
我們重返曆史記憶裏的現場，尋訪時光隧道裏的幸存者，我們回看茫茫戈壁灘，希望悲劇不再重演，我們相信曆史總將會給他們一個交代。
重返夾邊溝
“右派”們的遺骨被後來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鄭文 甘肅酒泉、金塔、蘭州報道 攝影_劉浚
夾邊溝的石頭看上去圓滑，卻摸著硌手。時光倒流幾億年，這裏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力量將此地抹為無垠荒漠。
50年對於這裏太過短暫。長風獵獵，巴丹吉林沙漠的黃沙一遍遍撫摸著這片土地。半世紀前三千“右派”在這裏戰天鬥地，如今這一切均被歲月消磨得不見蹤跡。隻剩幾棵倔強的沙棗樹挺立風中，仿若古戰場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節，總有人來到此地燒紙磕頭。有人哭得呼天搶地，扶不起來。臨了，掬一把黃土含淚離去。他們的親人長眠於此，但誰也不知屍骨埋葬的確切位置。當死亡大規模來臨，屍體拿床單裹住，麻繩一捆，抬上馬車。一車十幾個拉到沙包，幾鍬刨出個坑，草草用沙子蓋住。沒有棺材，沒有墓碑。埋人者的習慣是，最後多挖一個坑，留給下批送來的人—有時，也可能是自己。
《甘肅省誌·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據天津作家、《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的調查和當事人回憶，夾邊溝農場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當1961年初夾邊溝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釋放回家時，一位醫生留下來負責給2000餘名死者編寫病曆。他們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髒病複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死於饑餓。
“右派”們的遺骨被1969年後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當年的痕跡
從酒泉市區出發，出北門直奔東北方向，行車半小時即到夾邊溝林場。1957年10月開始，“右派”們背上行囊，從甘肅蘭州等地乘火車到達酒泉城。那時，綠皮火車從蘭州搭載著“右派”，一路晃蕩20個小時才能到達酒泉，50年過後，這段路程縮短到9個小時。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場雪趕在冬至前早早降臨。走在雪水滋潤過的沙地上，那種綿軟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林場如進入冬眠般靜得出奇，耳邊隻有樹葉颯颯落下，無可奈何砸向地麵。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邊成片的向日葵，它們如僵屍般毫無生氣。陽光凜冽，映照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時間仿佛時空凝滯。
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縣。在它的200多公裏外，是龐大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與龐大的航天城相比，夾邊溝是不起眼的小村莊。
夾邊溝本是村名。村子的一邊是古長城，當地人叫“邊牆”；另一邊是排洪溝，因此叫成夾邊溝。1954年，甘肅省勞改總局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開辦國營勞改農場，後來改為就業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改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在此後的三年中，夾邊溝農場成為接納甘肅省“右派”的勞教農場。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大規模 “反右”鬥爭。
1958年春節剛過，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後來被認為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說：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甘肅省何以將大批“右派”送往貧瘠而寒冷的夾邊溝？《經曆——我的1957年》作者和鳳鳴認為：“選擇這種普通人難以生存的地方，以對甘肅全省的極右分子予以處罰，讓兩千多無辜者在苦役及無效勞動中消耗體力，消磨生命，這正是甘肅省當時一些領導人所要的效果。”
在現今的林場幹部陳蘇民看來，50年前“右派”們在夾邊溝的勞動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右派”們種下了新疆楊、沙棗樹，從花園水庫修大幹渠引水道夾邊溝，如今都蔭及後人。生於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時代就跟隨部隊轉業的父親來到夾邊溝，他頗為懷念紅色年代勞動競賽的火熱幹勁：“那時人是多麽有力量，現在的人可吃不了這苦了。”
“右派”在夾邊溝的勞動究竟是何種強度？另一位林場幹部王柱華說，夾邊溝是嚴重鹽堿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須挖出縱橫交錯的排堿溝。堿水有極強的腐蝕性，對人體傷害極大。大冬天“右派”們站在堿水裏，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當於現在大型五六十噸的車。“依現在看，勞動強度也已經到達了極限。”
來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畫家、詩人高爾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亞，為真理受苦受難”，開始了夾邊溝的生活。
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周惠南也在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夾邊溝。“不就是看我反不反黨麽？”他說自己心裏有底，“我過來之後要立功受獎，我願意接受這個考驗。”
1954年9月建檔的夾邊溝農場《計劃任務書》上，記錄了農場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況：場區地形為一帶形低地，南北寬1.5公裏，東西長15公裏，場內崗丘起伏，並有零星沙堆。場內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堿。這裏的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有時一年都不降雨。晝夜溫差懸殊。多風，最大達到八級。
很多人都覺得，最多半年就會回家。34歲的劉光基在自家單位甘肅省建設局裏一句話沒說，卻被定為“對‘右派’言論喜形於色”送到夾邊溝。但他看“來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學畢業多得很，連長征幹部都來了，還有各單位的專業幹部，蘭州大學的校長等等。“我覺得沒那麽簡單，起碼三年。最後算得還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為防止自殺，所有人進來時都要接受搜身檢查。蘭州陳宗海當年隻有21歲，當農場管教幹部扒開他的衣服讓他交出刀具和財物時，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對於從各地奔赴而來的“右派”們而言，夾邊溝的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幹部眼裏，他們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隻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幹部告誡他們：你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後還要繼續工作。怎麽教育呢？對方答：你們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陳宗海想，那我在家裏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來這裏幹啥？
果然有人自殺。完不成任務要扣飯扣饃，“右派”多是知識分子，不願受辱，也不願落在別人後麵。有人夜裏出去上廁所，吊死在樹上。
不值得。劉光基對自己說，你自殺，人家還說你畏罪自殺呢，反倒給家裏帶麻煩。要活著，咱們走著看；陳宗海也想，何必呢，同誌，大不了兩三年就過去了，不過“後來一看，死了那麽多人還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這麽多苦。”
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得起床。起床後路過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飯，大鍋裏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蘿卜葉子泡在裏麵，拿出來一洗，剁碎，摻和進包穀麵或其他雜糧麵攪拌。“右派”們管它叫“糊糊”。晚飯和早飯一樣。中午飯通常是包穀麵窩頭或者高粱餅，有時也有拳頭般大小的白麵饃頭，早飯時給每人發一個，讓帶到工地上吃。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後來又降為20斤，最少的時候，降到15斤。
陳宗海覺得難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裏人寫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檢查。有個人在信裏跟家裏抱怨麵餅大小就跟睾丸一樣，黑的就跟狗屎一樣，後來就給判刑了。嚇得陳宗海從此在家信就兩句話：父母大人你們好，我在這裏很好。
一下子絕望了
在農場的大力鼓動和一種莫名的戴罪立功集體心理暗示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們表現出空前的勞動熱情。陳宗海一天半夜一個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幹了一整天，這一天翻了三畝半，得了個全場第一。
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記載：農場組織勞動競賽，將長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兩個人分成一個小組，一組將滿土筐抬來，另一組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組，然後，返回再將空筐拿到始點，再抬上滿筐跑步送到終點。任何一組都會影響全隊發揮，各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絲毫懈怠。但摘帽的誘惑讓人們鬥誌昂揚，哪怕有人在這樣瘋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後，當口糧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農場開始餓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勞動節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時的“右派”們仍然希望在“五一”節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節那天，“右派”們興衝衝地參加大會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張鴻書記宣布摘掉3個“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讓回家，留在農場就業。這個晴天霹靂，讓所有人一下絕望了。
這年春節，連續三天場裏幹部來跟向大家拜年，“右派”們怨聲載道：不就是不讓人睡覺嘛，聽聽說的都是什麽話——增加知識，鼓足幹勁，在新的一年再大幹一場。第一天這麽說，第二天、第三天還是這樣，是想讓我們在這裏紮根麽？
剛過來時，陳宗海還帶了本《水滸傳》，後來就不知扔哪裏去了。高爾泰在回憶錄中寫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背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夾邊溝，吃飽肚子已是奢求，遑論精神生活。劉光基說，哪有心情看書—看書還有啥用，“右派”的書都擦屁股或者卷煙了。
不聊天
勞動教養是當時處理“右派”分子最為嚴厲的方式。
作為一種由政府施行的懲罰性的政治處置手段，勞教製度在“反右”前已成雛形。1957年8月3日，國務院正式公開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暨南大學“右派”問題學者黃勇認為，《決定》在勞教期限和審批程序等問題上都缺乏明確的成文規定，因此勞教在實際操作時很快就突破了法規所規定的收容範圍和對象，勞教人員往往被當成專政對象來對待。
多年後幸存“右派”們重逢聊起當年，皆說勞教幹部對待“右派”用的是對待勞改犯人的辦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將“右派”捆得皮開肉綻；安排高強度密度的勞動，使勁折騰不讓休息。陳宗海記得夾邊溝還組織過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誼舞會。某年“五一”節，勞教幹部把“右派”們都叫起來，不管會與不會，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灘上亂扭一氣。
每晚還要開小隊會學習，十人圍坐煤油燈下，輪流發言。自我反省，檢討自己，檢舉別人，誰磨洋工假裝大便到工地外蹲著，誰有不滿情緒踢倒了石灰線上的小木牌。說到熄燈哨響，各自睡去。
同為天涯淪落人，卻彼此設防，誰也不敢貿然結交朋友，甚至與人交談。每個人都害怕在這裏再被檢舉揭發。周惠南說，每天勞動之後回來就休息，互相之間不談自己的問題。也不願問別人問題，隻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煩。“遇到一個人都會在想：他會不會出賣我，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往上爬？因為確實有這樣的人。”
夾邊溝易守難逃。盡管這裏並沒有重兵把守，但多數人仍沒有能力從茫茫荒漠中逃脫。勞教之初的夥食尚能基本保持體力，但此時“右派”們多幻想認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滅時，他們又已經吃不飽，沒有足夠的體力支撐幾十公裏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兩天，又自己回來了。因為他跑不出鹽堿地戈壁灘，認著自己的腳印走回來，暈倒在場部附近，被人發現後捆起來送到場部。場長反倒開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兩天裏刮一場風沒了腳印，你就報銷了，也省了我的麻煩。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裏、北京“反映問題”：我沒有反黨，我冤枉嘛。周惠南聽說有人這樣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來了，但回來後並無進一步懲罰，周惠南解釋原因—因為“奔向黨的懷抱，你沒有拋棄黨”。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後，甘肅省西固區工商管理科科長俞兆遠，就沒想著自己能活著出來。
他什麽都吃，到處偷著吃。在荒灘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窩裏的存糧。運氣好時，他能從一個耗子洞裏挖出四五升糧食。
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死神麵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紮求生。勞動停止了，所有人在夾邊溝存在的惟一意義，隻在於活下去。人們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裏扒出來，開腸破肚掏出內髒，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後麵用幹草燒著吃，也有悄悄焙幹了存著慢慢吃的。俞兆遠也吃過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後他已完全記不得是何種滋味。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中記載，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裝貨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倆，留下一點雜糧，倆人彼此推讓，誰也不舍得吃。倆人當時都已經各有了四個孩子。弟弟說，我們倆，必須要活一個出來，誰能活下來就把另一個的孩子養大，要是兩個都去掉這個家就完了。家人說，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倆抱頭一場痛哭。
到後期勞動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時，陳宗海覺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沒了”。“真的到了那種無欲望狀態，麻木。看見死人一點都不害怕，也許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裏有這個準備的。我知道了人臨死前，就是這個無欲望狀態。”他問勞教幹部：勞動教養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幹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認為改造好了你就走。陳宗海說，這不是胡扯蛋蛋麽。
在生死麵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劑。和鳳鳴至今後悔在給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寫到：我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後我才省悟到自己的這段話鑄成了大錯！景超同我們離別後一直挨餓，他早就該為生存而鬥爭！倔強的他兩年來信守的就是所謂的‘自尊心’，我還以對他的愛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這是我一生中所鑄成的最大的過錯！”
噩夢結束
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外，全部要遷到高台明水農場。
此時夾邊溝農場發生了戲劇性一幕：農場黨委書記張鴻由於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們送到明水灘，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場裏趕起了馬車，後來送回蘭州，由甘肅省勞改總局處理。有個金塔縣縣長張雲賢本來要調到夾邊溝任農場黨委書記，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除去老弱病殘者外，夾邊溝農場能夠走動的將近2000餘人全部轉移到了高台縣的明水大河農場。此時河西走廊已經入冬，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實際口糧已降到12斤。這些人開始大麵積出現浮腫。一位幸存者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發都豎了起來。噪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錢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為首的檢查團來夾邊溝調查情況。11月中旬，農場執行中央工作檢查團的指示，開始將明水灘山溝裏的氣息奄奄的重病號接到高台縣堿泉子高台農場辦公室和學校騰出的房屋中進行搶救，夾邊溝農場也同時開始搶救人命，並開始遣返勞教人員。
周惠南兄弟倆坐著火車回蘭州，他親眼看見一個“右派”在車上去世被扔下火車。回到家後，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夾邊溝噩夢終於結束了。
曾在農場搞宣傳工作的“右派”司繼才後來回憶：夾邊溝農場送去了大約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發衣裳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但是，從明水活著回來的人超不過300人。
夾邊溝符號
周惠南說，告別之時，較相熟的“右派”們曾約定日後聯係，並留下彼此地址。50年過去，“卻基本上誰也沒聯係誰。”從夾邊溝走出的“右派”際遇各有不同。幾十年後，夾邊溝“右派”們在接受采訪時均表示平時少有往來。他們不願觸及痛苦歲月留下的傷疤，那一張張麵孔也任隨時間衝刷，慢慢沉沒在記憶深處。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化。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訪的“右派”們均感激鄧小平的撥亂反正。盡管對於“反右本身並沒有錯，錯在於擴大化”的說法，有些人還不能接受。
夾邊溝的喧鬧在1961年“右派”們撤出之後歸於死寂。上世紀70年代，農場改為林場，陸續從定西遷來40餘戶農民。從此他們成為林場的常住居民。他們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為生。辣椒成片鋪在平坦沙地上，紮眼的紅色在視野裏慢慢膨脹得快要流動起來。
移民們已習慣陌生的人們來此祭奠，他們知道夾邊溝曾經死過很多人，雖然並不了解詳情。“據說夾邊溝在中央都掛了號，可是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他們說。憑靠附近一個小型水庫的灌溉，這裏的莊稼可以確保旱澇保收。在年蒸發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夾邊溝，這是他們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夾邊溝依舊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車，問出租車司機去夾邊溝怎麽走？很多人都一頭霧水。這個連當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從2000年開始才逐漸為外人所知。
“今天我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楊顯惠在《上海文學》上連載，人們尚對“夾邊溝”一臉茫然。10年後，紀錄片導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劇情片《夾邊溝》，參展威尼斯電影節—“驚喜影片”。夾邊溝在中國知識分子認知中逐漸成為了符號—人間地獄，或者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地理意義上的夾邊溝，築不起誰的方尖碑，因此地隻剩浩渺白沙，隨風飄移，無論建造什麽都會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穀。白楊已換了三茬，隻有“受命不遷”的沙棗樹在此紮根。人們來過這裏，留下眼淚與空空的酒瓶，迅速蒸發，餾出記憶。
女“右派”和鳳鳴來過此地，長歌當哭，“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
美學家高爾泰來過此地，“月冷籠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摘帽“右派”陳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遊，“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他看到當年以生命為代價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廢棄殆盡，心中無限感傷。
俞兆遠前年還去過夾邊溝。原來的廠部平房已經全部變成蘋果園，遺骨原來埋下來的漕槽還在。1970年代，農場曾被部隊短暫征用。之後農場又轉交給酒泉市，變成了林場。
當年“右派”住過的地窩子，隻能依稀辨認出大致輪廓。當年的平房曆經半世紀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倉庫。“右派”們用生命開墾出來的土地，終被廢棄。“右派”挖的排堿溝當時效用不大，但如果沒有當時的排堿溝，也就沒有現在的林場。”王柱華說。如今夾邊溝林場有林地兩萬八千畝，總麵積十一萬畝左右，主要種植各種楊樹，另有沙棗、紅柳和一些果木。陳蘇民說，盡管已改成林場，但鹽堿地的土質，加上風沙大，“種活一棵樹比女人生個孩子還難”。
“右派”當年開墾的兩千多畝耕地，現在是來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種。更多的耕地隨著農場體製的變化，加上上遊鳴沙窩用水量的增加，地處下遊的近萬畝耕地水源已近於枯竭，棄耕多年。40歲的王柱華在夾邊溝林場已有20年工齡。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還能看到人骨。“習慣之後就不怕了。”他知道這是當年“右派”的遺骨，“人死如燈滅，到最後都逃不過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