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早年求學於北平宏達學院，並參與學生運動。1938年加入新四軍，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軍法處處長、第一師政治部鋤奸部部長等職位。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華東軍區直屬政治部主任等職。1948年，擔任徐州市委副書記兼市長等職位。1950年，擔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同年改任貴州省委常委，次年為貴州省政府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4年，任貴州省委書記、副主席。1955年任貴州省省長，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1960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1975年起用為南京大學書記兼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副部長兼北京大學書記[2]、中顧委委員。
貴州的大饑荒年代
原載: 《炎黃春秋》2012年第5期 作者 崔敏
1959年至1961年，貴州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有人說餓死了120萬人，有人說餓死了150萬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在《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一文中說：“貴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萬人，占災前1958年全省總人口1700萬的 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貴州省公安廳工作。據我的同事——一位在貴州省公安廳治安處做內勤、統計工作的同誌提供的情況：根據全省各專署、自治州公安處、局治安科上報的數字匯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餓死250多萬人，占全省災前總人口的14.7%。這是官方的統計數字，盡管各地、州、市、縣上報時縮了水，但這是當時唯一信得過的數據。
此數據，還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奪權時為止當過貴州省公安廳治安處長的×××同誌的證實。他1980年代後期到北京同我談過此事。他說：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餓死250多萬人。1962年初，治安處根據各地公安機關治安科上報省公安廳治安處的材料，由治安處匯總，以中共貴州省公安廳黨組名義，向中共貴州省委遞交報告，後來得知省委上報中央時，隻報了210萬人，瞞報了40多萬人，省委讓公安廳也以這個數上報公安部。
全國餓死人情況嚴重，數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肅、貴州、青海、河北、山東、湖南、廣西等省區，富庶之地的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也餓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嚴重餓死人情況，與各地封疆大吏緊跟不緊跟極“左”的政治路線有極大關係。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吳芝圃，安徽省的曾希聖，河北省的劉子厚，貴州省的周林，甘肅省的張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東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緊跟毛澤東的腳步，跟得越緊，帶來的災難就越大，餓死的人就越多，這已經成了定律。
周林，貴州仁懷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1950年6月任貴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周林在“大躍進”年代，高舉 “三麵紅旗”，在全省掀起了共產風、虛報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生產瞎指揮風。“五風”肆虐，又以共產風為主，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這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一。據楊繼繩先生的專著記載：周林“創造了兩項影響全國的經驗。一個是關於糧食方麵的經驗。” 當時貴州一些地方出現大量浮腫病人和餓死人的情況，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時候，“中共貴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份粉飾太平的簡報。簡報主要內容是：1.糧食問題，說糧食緊張情況，已經徹底得到解決”，“目前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抓緊糧食生產，確保秋收作物豐收”，“把糧食征購列為黨委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2.市場問題：“上半年全省市場情況，總的講是穩定的，日用工業品的品種，數量有了顯著增加”，“商業工作還在進一步貫徹中央指示，反對右傾保守，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抓緊收購和銷售……力爭市場進一步好轉，迎接國慶十周年”。這一簡報“毛澤東十分重視”，在1959年8 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簡報》，毛澤東作了長篇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及反黨分子完全看不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是什麽，他們抓起幾片雞毛蒜皮作為旗幟，就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事業猖狂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省、市、區的報告，都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如同貴州一樣。”當時正值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這個批示，與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係起來，誰要說糧食困難，誰就被扣上“猖狂進攻”的政治帽子，從而加劇了人民的饑餓和死亡。
“另一個是，有大批農民在饑餓線上掙紮，貴州省委於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開地、州、市委第一書記會議，主要討論農村公共食堂問題。這個會不是解決食堂缺糧的問題，而是閉眼不看現實，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報告稱：“我省農村公共食堂現有13萬多個。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著總結了5個特點：“鞏固地樹立了貧農、下中農的領導優勢；基層幹部和黨團員一律參加了食堂，和群眾打成一片……以人定量，節約歸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產，有了家底……有的已成為生產小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形成一個大家庭。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鞏固…… 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和重要性，確是鞏固人民公社製度的主要陣地……為建設新村創造了前提條件。”貴州省委這一報告，毛澤東極為欣賞，他在1960年 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再一次下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他在批語中說：“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寫得很好，現發給你們研究，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毛澤東還說“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
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年，也是貴州餓死人最多的一年。當農民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貴州省卻送上這樣一份報告。這一批示，不僅害了貴州農民，也害了全國農民。
貴州省餓死人最多、最嚴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當時，我正在省公安廳辦公室研究科工作，辦公室主任劉世傑同誌指派我到遵義專區的湄潭縣和畢節專區的金沙縣，調查死人的問題。當年6月我來到遵義專署公安處，講明來意之後，專署副專員兼公安處長畢貴顯接待了我，一聽說我是來調查了解湄潭縣餓死人問題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他立即向中共遵義地委書記孟子明作了匯報，也引起了孟的高度關注，孟指派遵義地委辦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處也派了兩位工作人員，我們四人前往湄潭縣。
湄潭縣原由湄潭、鳳岡、綏陽三縣合並而成（有文章誤傳湄潭縣是由湄潭、鳳岡、餘慶三縣合並），這裏地勢平坦，山青水秀，是貴州的產糧區，也是富庶的縣份，農作物主要種植水稻、小麥、玉米，氣候適宜，正常年景，人民豐衣足食。可是自“大躍進”以來，這裏的人民遭受嚴重災難。據縣委辦公室負責人介紹，1958年全縣有62萬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萬多人外，屬於非正常死亡的有12.5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0.16%，還剩下49萬人，全縣死絕戶3001戶，孤兒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縣出現了人吃人，殺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慘劇，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們一行曾到原綏陽縣城，後為綏陽公社駐在地的綏陽鎮作了一些調查。據綏陽公社一位黨委副書記介紹，有這麽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1959年9月17 日（即農曆8月15日中秋節），遵義地委要在這裏召開全專區各縣“捉鬼拿糧”現場會，即反瞞產私分現場會，遵義地委書記孟子明、專員李蘇波要到場。湄潭縣委和綏陽公社為了開好這一現場會，將一些滯留鎮裏的遊民，從農村來的一些饑民、餓漢，到餐館、居民家討飯要飯、抓拿搶吃的人，進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 月16日傍晚還有48人仍滯留在鎮裏。於是公社黨委一位書記，讓將這48人暫扣押在公社供銷社一間倉庫裏，其中一個瘦個子乘晚上從倉庫門的鉸鏈縫裏逃了出來，還剩下47人在倉庫裏。現場會開了2天即散會了。後來過了半個月這位公社黨委書記問起關押的人放出來沒有，人們才想起這件事來，結果打開倉庫門一看，47人全死在裏麵。這一事件震動湄潭，也震動遵義地委，貴州省委隻有極少數人知道此事。當時的一些人就是這樣關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經泯滅了。
後來“湄潭事件”的蓋子揭開，省、地組織了龐大工作組到這裏來奪權，“整風整社”，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在這裏開展，都是以“左”反“右”，反 “左”的結果是基層幹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處理的基層幹部，包括殺、關、管、集訓、判刑和開除公職，占60%以上，其中，將湄潭縣副縣長兼綏陽公社黨委書記容鏡等人處決了事。容鏡後來被平反。
隨後我又趕赴畢節專區，專署公安處處長朱廣臣立即派秘書科和治安科兩位同誌陪同我到金沙縣調查。金沙縣的地理條件比湄潭縣差一些。這裏自1958年 “大躍進”以來，也是“五風”肆虐，幹部違法亂紀嚴重，縣委書記趙廣玉、縣長王國民（彝族）不但緊跟省委，而且還有自己的“發明創造”，將金沙縣搞得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縣委辦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們。趙廣玉聽說我們去調查死人問題，很緊張，他叮囑這位辦公室主任：不要講得太多。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們便要求到平壩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調查。因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隨公安廳治安處副處長宋留友等3人，跟隨貴州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張叔成率領的省委工作組到金沙縣工作了兩個多月，認識平壩公社黨委楊書記。楊約略地談了他們公社餓死人的一些情況，我們在這裏沒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個別訪問和調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隊了解到，該大隊有一個生產隊共29戶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貴陽鋼鐵廠當工人，一人在習水縣習水造紙廠當工人外，其餘150 人全部餓死。後來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縣餓死人的蓋子揭開之後，得知那三年餓死了8萬多人，趙廣玉自己講餓死了4.7萬人。後趙廣玉被逮捕法辦，判處徒刑8年，送到金沙縣大水勞改農場改造，後平反，被安排到銅仁地區工作。縣長王國民後因騎馬摔死，未追究其責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隨劉世傑同誌到六盤水地區的水城縣參加整風整社工作。先是在該縣的尖山壩公社，我在工作隊隊部工作。尖山壩公社地勢平坦，是水城縣的產糧區，“大躍進”以來，“五風”嚴重，幹部瞎折騰，違法亂紀的也多，秋收過後就出現餓飯，反瞞產私分運動中搞得農村雞飛狗跳，浮腫病人多，婦女普遍出現停經、不孕、子宮下垂三種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餓死一萬多人。我們省政法機關來的100多工作人員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區、生產大隊。我們沒有按照省委的部署來“奪壞人的權”，而是采取“團結、依靠、信任”絕大多數基層幹部，靠生產自救，救治浮腫病人，清理、整頓公共食堂，經過3個多月的工作，生產在恢複，浮腫病得到初步遏製，食堂恢複了生機。在這裏我們除對幾個違法亂紀致死人命的幹部搜集、整理材料，上報水城縣去處理外，其他人我們一個也未動。1961年3月12日工作隊全部撤離該社。我與另外兩位同誌留下來作鞏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們三人經由縣城到該縣南開公社繼續參加該縣的整風整社工作。我們三人在去南開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來休息時，便到路邊一社員家討水喝，發現一位40來歲的婦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屍體，這個小孩屍體的手腳被肢解，頭部已砍下放在一邊，屍體發出腥臭，我們詢問她為什麽殺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殺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餓死的，全家人餓飯，沒有辦法，為了救命，不得不拿來吃啊！”又說：“哪個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經她這一說，我們也無心討水喝了，立刻退了出來。第二天我們趕到南開公社工作隊所在地，將這一情況向工作隊作了報告，工作隊隊部的同誌說，全社吃死人的情況還有幾起，後來經過工作隊搜集了解，從 1959年至1961年5月我們撤離，該社餓死幾千人，全水城縣餓死8萬多人。後來縣委書記劉福臣被逮捕法辦，判刑勞改。
後來得知，銅仁專區的江口縣餓死近一半人。
周林和貴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為，給貴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災難與傷害。後來周林慢慢有所醒悟，發現了一些問題，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放寬了一些農村政策，如恢複自留地，開放集市貿易，三年免征公糧和默許包產到戶等等，使農村人民恢複元氣。這又招致中共中央於1964年9月調整、撤換了貴州省委領導班子，撤換了周林等省委負責人，調四川省省長李大章、中央監委主任錢瑛、公安部副部長梁國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啟允等人，組成貴州省委班子，說“貴州是當時全國爛掉的四個省之一”，並從中央、一些部隊、一些省市抽調2000多名“支黔幹部”到貴州來奪權和開展“四清”運動。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做出的決議指出：貴州自解放以來“三關沒有把好”，“兩個不徹底”，“一個根子不正”。所謂“三關沒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內層關沒有把握好，工商業公私合營、手工業合作化關沒有把好，審幹關沒有把好”；“兩個不徹底”是指“土改不徹底，鎮反不徹底”；“一個根子不正”是指“黨的基層組織基礎不正”。這就全盤否定了貴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文革”中周林受到揪鬥、批判，1975年恢複工作後，擔任過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副部長等職，在任北大黨委書記期間，為被毛澤東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
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
2011年第5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59～1961年的大饑荒，可以 說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悲慘的一頁，我 們經曆過這場災難的人足刻骨銘心 的，是再也不會忘記的。“飽飽地吃 上一頓白米飯”，這是當時我在那幾 年裏的最大願望。現在看來好像很可 笑，但那是真實的。
《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曾刊 登當年貴州省糧食廳廳長王民三同誌 的《1959～1960年貴州糧政日 記》，其中寫到1959年12月19日“黨 中央召開緊急救災電話會，彭真主 持……彭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 說省裏死了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 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 顧全大局保北京……”當然，省裏要保 省會，地區要保地區首府。筆者當年 在貴州省遵義專員公署計委工作，靠 了這一條，我雖然也餓得患了“浮腫 病”，但總算撿了一條命。可憐的是 廣大農村的農民。
貴州省也是重“災”區。上海交通 大學曆史係曹樹基教授的一項研究， 以1050種地方誌中關於人口的統計 數字為基礎，認為21個省(按照清代 的政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為 3245.8萬人(見曹樹基：《1959～ 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原 因》，刊於《中國人口科學》2005 年第1期，詳見附表)。其中，貴州全 省死亡174.6萬人；死亡率 10.23％，位列全國第三。筆者所在 的遵義地區是重中之重。已經記入曆 史的、被稱為“遵義事件”的死亡人數 就是由筆者計算的。
我是1958年中南財院畢業，10 月中旬分配工作的(原留校，因大躍 進，貴州去要人，我是被補分配到遵 義)，21日報到時正值大躍進高潮。 參加了幾天大煉鋼鐵。我參加勞動的 土高爐就建在剛成立不久的地區物資 局的院子裏(現遵義會議廣場)，後被 叫回機關。那時計委的工作也十分緊 張，天天要加班(編計劃)。開始，機 關食堂的夥食很好，四菜一湯，白米 飯盡吃。後來辦公共食堂，8人一 桌，圍著吃。先是一個大木桶裝飯， 大家隨意打。後來不行了，改吃“大 頭稀飯”(幹稀飯)，還是敞開吃。再 後來，變成稀飯。因為大家搶，有時 把稀飯灑在人的身上、頭上，就改為 吃罐罐飯，按人定量。機關幹部的糧 食定量也逐漸減少到每人每月21 斤。因為定量太少，又長期沒有肉、 油吃，肚子很快就餓了。上級要求食 堂設法“多出飯”。機關幹部輪流監 廚，看著炊事員分米裝罐。又要 求“生產自救”。因為是地委、專署的 機關食堂，安排了用大米加工糖稀的 任務，留下糖糟加到麵粉中做饅頭 (機關幹部輪流當工人，我也去做了 一個月的糖廠工人)。還做過“連泡 黴”，在水裏養“連泡黴”菌，將其摻 到饅頭中。有一次，遵義市的趙一曼 飯店“發明”了一種增加糧食的辦法， 我隨領導去驗收，才知道是在麵粉中 加進磨細了的穀糠粉，做饅頭。推廣 了一陣，後因解大便困難才停止。那 時，因為饑餓，我和很多機關幹部一 樣都得了浮腫“病”。1959年秋冬， 農村吃樹皮、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 息已開始悄悄傳播。
後來，上級要求機關工作盡量減 少，以“保命”為主。我就利用這段空 閑時間將前一段工作中積累的數字， 編成《遵義地區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匯 編(1949～1957年)》(後內部出版)。
有一天，計委副主任吳山同誌把 我叫到辦公室，單獨交待任務，非常 嚴肅地對我說：“王錄生，現在組織 上交給你一個政治任務，你到遵義賓 館去，那裏正在開‘縣書’(縣委書記) 會議，他們都帶來了現有的人口數， 你去計算一下各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是多少。這件事不得告訴任何人，包 括你的家人，做完以後就把它忘掉。 有沒有什麽困難?如果沒有，你馬上 去。”我邊聽邊盤算，接受了這一任 務。
在那本《資料匯編》中，已經收 集了各縣分年的年初人口、年末人 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等，並計算 了各地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 自然增長率等。應該說1957年以前 的各種統計數(包括人口數)是比較準 確的，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用1952 ～1957年正常年度平均的出生率、 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情況下，現在應 有的人口，再與縣委書記們帶來的實 際人口數相減，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了。那時人口遷移是非常少的，大躍 進中從各地農村抽調去“大辦鋼鐵”、 “大辦水利”等的勞動力已先後回到了 原地。人口的機械變動可以忽略不 計。出生率，由於饑餓，也是要下降 的。1960年為零，不予計算，1959 年和1961年隻計正常出生率的三分 之一。我按以上辦法計算的餓死人 數，可以說是基本準確的。
我把各縣的餓死人數計算出來 後，立即送給領導，連一張紙都沒有 留。我怕泄密，數字也不敢往腦子裏 進。隻是當我將遵義地區各縣的現有 人口加起來，隻有310多萬人時，大 吃一驚，因為1957年末人數是370多 萬人，這個數字我是經常用的，所以 印象非常深，想忘也忘不了。
這件事，一方麵我覺得是領導對 我的信任，另一方麵，又怕因泄密， 犯錯誤，成為我此後的一個心理負 擔。
直到“文革”開始，有一天，有同 事從街上回來，說地委造反派貼出了 一張大字報，揭發李蘇波(“遵義事 件”前的地委書記)罪行，公布了從檔 案中找到的“遵義事件”餓死的人數。 我立即趕去看，看到的就是我計算的 那組數字，才鬆了一口氣。因為，此 後我不再有犯泄密錯誤的可能了。但 是李蘇波這個“死老虎”，並不能引起 造反派的興趣。他們要打倒的是正在 走的“走資派”。新的大字報很快就把 這組大字報覆蓋掉了。
“遵義事件”後，撤銷了李蘇波的 地委書記職務，槍斃了湄潭縣(遵義 地區死人最多的縣)的一個縣長。(湄 潭縣的事，見《炎黃春秋》2007年 第11期《貴州湄潭事件》一文)。“遵 義事件”的後果是很嚴重的。記得第 二年春耕時，抽調地專機關的幹部去 農村幫助插秧。我參加了去遵義縣新 上區一個生產隊的插秧。該隊90多 個人，餓死了一半，隻剩下2個大男 人(一個生產隊隊長，一個生產隊會 計)。就由他們兩人犁田，我們機關 幹部幫助插秧(當地婦女不下田)，可 見農村餓死人的慘狀。
半個世紀以前的大饑荒，雖然已 經過去，但是隻要一提起，往事仍然 曆曆在目，記憶猶新。這一段慘絕人 寰的曆史，不應被後人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