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核心提示】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出了亂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係列糾偏措施。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製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包括抵製毛澤東1959年4月的《黨內通信》。1959年夏天廬山會議後，政策全麵左轉，李井泉因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而走紅，後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人民為李井泉的政治遠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四川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據《中國人口·四川》計算為800萬，據地方誌數據計算為9４0萬，據1962年中央辦公廳《四川情況》人口減少1200萬。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了亂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係列糾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製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說一不二。他的地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成都會議全體到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讓李井泉坐在他的身邊。一個多月後的八屆五中全會，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一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隻有李井泉和柯慶施兩人。這樣，李井泉不僅是四川王，還是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為李井泉能從“最根本處”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采取了一些“降溫”措施，中央發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他這種態度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批評，7月23日廬山會議轉向以後，他成了最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李井泉這種“頂風”態度表現在一係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堅持大躍進。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躍進任務。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小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所謂管理區，就是在生產大隊和公社之間的管理層次，比“隊為基礎”的“隊”高兩個層次。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四川省絕大多數公社實行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不久，他還對核算單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區還心痛不已，他說：“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廣新技術很快，現在體製一改變，按他們的意願就把新技術都頂回來，有問題了，生產全由農民搞嗎？還要無產階級幹啥？”
其三，繼續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標和瞎指揮。1959年4月19日省委發布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麵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李井泉還提出在農業上“搞幾個運動，田間管理，農田水利，積肥造肥，包括養豬，全省每年增加一千萬頭豬。”“中央明年以農業為基礎，我們還是要大搞鋼鐵，明年搞150萬噸鋼。”“九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項規定”。4月26日，將這“八項規定”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在這個文件的批示中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鬆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一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注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一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自大躍進以來，吹得最熱鬧的當數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廣東等省。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他們中大部分開始轉舵，有的還糾正得較為徹底。隻有四川沒有轉舵。最能表現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小隊幹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寫信的對象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談了關於農業方麵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1958年底糾偏以來，他走得最遠的一次。對高指標、密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其它方麵，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降了溫。
中共中央辦公廳先用電話把毛澤東的這封信傳達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應當立即傳達到小隊幹部。可李井泉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井泉一再強調，對毛澤東這封信“要從積極的方麵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項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1959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井泉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一條明令將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他們說：“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麵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幹脆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井泉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5月14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井泉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毛澤東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廖誌高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毛澤東本意。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在會上表示自己是“穩健派”，話一下就傳到李井泉那裏，正在川北視察途中的李井泉連打幾次電話給宋，斥責宋是在“散布冷空氣”，接著李井泉又打電話告訴宋，說3×7寸密植要堅持搞，他說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針對毛澤東《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一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他就後一種假話辯解：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主要還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油料少了，爭奪糧油的問題。憑良心說，我們還是想國家多拿一點，你就不想國家多拿一點嗎？”
如此明目張膽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澤東對抗嗎？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他對毛澤東有絲毫不忠。他的“反調”是出於一種自信，他相信他比別人更理解毛澤東，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更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不會有風險。
的確如此。
1958年底到1959上半年中央發布的一些糾偏措施，被一些幹部看得過於認真。這樣的幹部事後吃了大虧，有的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實上，毛澤東在釀成1958年大錯的根本的問題上（即“三麵紅旗”）從來沒有未動搖過，他要糾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風問題，方法和作風問題一經糾正，還要繼續大躍進。
就在毛澤東唱低調的時候，李井泉一再強調，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肯定，大躍進必須繼續進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一麵批評搞浮誇風、共產風和窮過渡，同時又表揚這些刮五風的幹部：“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種非常寶貴的積極性“應當堅決加以保護”。
李井泉不愧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他從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中，能透過表麵，揣磨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並努力貫徹。毛澤東在《內部通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麵規定的高指標，隻管現實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澤東心底裏喜歡高指標，所以，省委的高指標不變。眼下正在插秧，毛澤東在《黨內通信》說“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裏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調查，發現四川對插秧有規定，即“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即隻有行距，沒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員不願意，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據此就在他“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分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上，他反對過分密植，同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隻讓田家英報在公社稀一點。
對一切在“三麵紅旗”方向上稍有後退的政策，不管來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頂到底，毫不讓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中規定：一、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喂養。三、恢複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喂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四川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喂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四川一直沒有實行恢複自留地和毛豬私養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隻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當時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
1959年6月11日，中央發出一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
一、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
二、恢複自留地。不管社員喂不喂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
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
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後林木果樹。
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一樣，中央的這個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
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布，不準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總之，從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間，中共中央的一切糾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製。四川就這樣“頂風”，一直頂到廬山會議之前。
1959年的廬山會議“神仙會”階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當輕鬆，會上提出了很多批評大躍進的意見。在揭露1958年以來的問題時，李井泉卻不輕鬆。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組開會時，田家英再次談到下麵受壓虛報產量的問題。田家英的發言受到李的壓製“以致講不下去”。1959年7月23日，“硬著頭皮頂住”的毛澤東終於開始反擊，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這一賭注開始大量進賬了。7月23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講到公共食堂問題時，表揚了四川：
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百分之九十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麽，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麵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複。
廬山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迅速左轉，李井泉上半年頂風“算是頂對頭了”。他輕鬆而自豪地說：“我們去年在瀘州地區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去年這一年我們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是有消極的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毛澤東對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穩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獲得了“政治大豐收”。為李井泉的政治大豐收“埋單”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饑餓時間最長。
表1：1953－1962年四川糧食征購、外調和留糧標準
| 年度 | 糧食征購（萬噸） | 糧食外調 （萬噸） |
農業人口人均年留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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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購 | 占總產％ | 全國 | 四川 | ||
| 1953年 | 390.4 | 30 | 52.5 | 233 | 216 |
| 1954年 | 487.6 | 34 | 84.3 | 227 | 213 |
| 1955年 | 435.0 | 29 | 157.0 | 250 | 230 |
| 1956年 | 456.0 | 28 | 217.3 | 274 | 256 |
| 1957年 | 498.1 | 31 | 290.3 | 268 | 238 |
| 1958年 | 538.2 | 31 | 197.3 | 261 | 256 |
| 1959年 | 601.2 | 49 | 238.7 | 189 | 139 |
| 1960年 | 493.3 | 46 | 141.5 | 176 | 130 |
| 1961年 | 365.2 | 39 | 31.6 | 199 | 128 |
| 1962年 | 334.0 | 29 | -17.9 | 216 | 179 |
說明：表中數字為按原糧折算的商品糧。四川調出糧食中包括調出省外和出口的糧食。征購和外調糧食均為細糧（大米、小麥），而農業人口留糧中則相當部分是雜糧。例如，1958年到1962年的農民留糧中，細糧隻占30-40%
資料來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出版，頁559表； 許國璋，《四川農村糧食購銷》，四川大學出版社（成都），1993年出版。
（2）四川餓死多少人？
各地死人的狀況是非常悲慘的。
邛崍縣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區1958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時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遷入11人，應有870人。大規模的死亡從1960年二、三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鬆命三個社員將屍體埋掉，三個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一個露天空糞坑裏，直到爛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一盡。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516人，較公社化初期減少人口40％。
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一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的人都沒有了，隻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隻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溫江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因實報所下放公社的糧食產量，在反右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當社員。1960年3月，縣上又要求他們一批下放幹部到鄰近的新都縣馬家公社“突擊落後”。他後來在個人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次“突擊落後”時，目睹的可怕一幕：
我先去二大隊，我從馬家中學後麵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長得相當不好，特別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頂上隻有幾個小花苞。田裏看不見人出工，隻有幾個女社員在淘苕菜。我走近問她們：“你們男社員哪裏去了，怎麽不見人做活路？”她們回答說：“男社員住居民點去了，隻有我們幾個女的還在做活路。”我心裏一詫，問：“你們還修了居民點？在哪裏？”他們用手一指，說：“在河邊上，你們去看嘛！”我順著他們指的方向，走了一裏多路，到河邊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後規劃的集體墳園，兩片墳塋，幾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這個大隊的三生產隊公共食堂，在食堂門外紅苕窖裏看到丟了一個死娃娃。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把那個死娃娃找個地方埋了。”他找到幾個社員把死娃拖到紅苕窖裏，下邊還有個死了的老太婆。生產隊長為難地對我說：“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人死了都顧不得埋了。”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當年正在第一線采訪農業。他說，餓死人最多的時候是1961年冬天。當時我重點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種肥料叫苕子（綠肥），平時也可以作豬飼料。那時有的農民餓極了就偷苕子充饑。一次我我在郫縣采訪，早晨起來地上滿是白霜。我看到一塊苕子田裏有一個人爬在那裏不動，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裏啃了一嘴苕子葉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記者李世義到一個地方采訪，看到一個老農民大罵共產黨，我們很奇怪，一打聽，原來是黨支部書記的父親。不是他，誰敢罵？人家追問他，他就說：我罵我兒子！
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在回憶中寫道：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後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前明說：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在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縣委書記說他那裏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個都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隻得派另一個村子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埋人的人餓死了，隻好再從其它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反映滎經縣情況的簡報按規定要發到各組，還應報中央，但我剛剛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涪陵專區豐都縣，三年死於“腫病”的就有十萬餘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
榮縣僅1960年，兩次青黃不接的季節，就餓死了6萬多人，占全縣總人口10％以上。這還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數字。
根據1989年出版的《郫縣誌》，1958到1961年4年間，全縣人口由28萬降至23萬，淨減5萬，如果考慮這幾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約在8萬人左右。郫縣報告說，全縣勞動力比1958年減少近20％，其中有七個公社減少30％。友愛公社一管理區1958年上半年有855個勞動力，現有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區1958年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3.9畝土地，現負擔13畝土地，即勞動力減少60％。
溫江全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人，1961年為433萬人，4年淨減61萬人。考慮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約為90萬人。
根據溫江地委工作組1961年的一份調查材料，毛澤東親臨視察過的紅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慶祝毛主席視察紅光社3周年的日子裏，還剩2750人，淨減1245人，減少了三分之一。
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一書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數據。見表3-5。
資料來源：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根據表3-5中的數據，采用本書“大饑荒 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中提供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數，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時，取前3年（1955－1957）和後3年（1963，1965，1966）的算術平均數。正常死亡率為11.12‰；正常出生率為35.90‰。
計算結果如表3-6。
表3-6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萬人）
資料來源：據表3-6計算。
計算結果表明，在大饑荒期間，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萬人，少出生人口600萬人。《中國人口》這套書中的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與實際情況有差距。因此，上麵計算的結果也比實際發生的要少。
事實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餓死人的數字。這是因為，在大饑荒期間，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強了人口統計工作”。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達了一個“關於加強戶口管理人口統計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傾、鼓幹勁的思想基礎上開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縣為例，開始，金堂縣委根據各公社上報的數字統計，出現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現象”，受到地委批評，要求按照省委“隻有生得多、死得少，沒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統計。金堂縣委召集各區、社幹部開會，傳達省委精神，反複強調“人口統計工作的重大政治意義”，批評死亡數字大的區社是“對人口統計工作的意義認識不足”。社隊幹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傾帽子，趕緊重新“調查”。土橋區六個公社原報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調查”後，死亡數大大減少。有的公社的統計報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後“複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劉宗棠說，文化大革命中傳出來的數字是餓死800萬。廖伯康在他的書稿中說餓死1250萬人，東夫的書稿中說是餓死了1000萬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說“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1962年7月受中央辦公廳派遣、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的《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寫的《四川情況》中，寫道：“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省委組織部批轉各地編製時，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減少17％左右”。如果按蕭風說的淨減少1200萬人，則餓死人則在1200萬這個數字之上。人口減少的數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計大約500萬），但這幾年還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萬人）。出生人口數和外流人口數可以相抵。曹樹基先生在他的《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一書中認為，從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億口為940.2萬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數，非正常死亡應在1000萬以上。我認為，四川省在大饑荒期間，餓死人1000萬到1200萬之間，少出生人口在400萬到800萬之間。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上冊第三章 天府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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