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月16日生於趙村農民家。1924年入讀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長，中共河南省委第2書記、第1書記，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對1959年“信陽事件” 承認有領導責任。大躍進期間，當時河南省委內部出現以建設速度的爭論，在激進的吳芝圃和穩健的潘複生之間，鄧小平代表中央出麵支持激進派在河南的領導權和作為。[1]1967年在廣州逝世。時年61歲。
在1979年被平反。中國政府為他定性為「文革受害者」，但是存在大量證據表明，吳對河南省大躍進運動以及其中出現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負有直接責任。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與省長吳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並的人事問題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鬧社問題”，吳芝圃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後來潘複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芝圃才放人。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衝突，進一步擴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1957年春，潘複生主持製訂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發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會上，吳芝圃發動突然襲擊，嚴厲批評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省委決定停止執行“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教運動，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潘複生以及堅持實事求是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玨、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受到吳芝圃的打擊。此後，以吳芝圃為代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作了《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黨內主要危險》發言。點名批評了潘複生。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的發言，同時批評了潘複生。住院的潘複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結束，黨中央宣布撤銷潘複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省委第一書記。在北京開會期間。吳芝圃給省委打電話，要求準備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吳芝圃在會上發出號召：“不要怕潘複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在吳芝圃的主持下，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複生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準，撤銷潘複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銷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的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
（二）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當時的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陽市、駐馬店市）出現大麵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即使如此，糧食征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的現象頻頻發生。1959年，饑荒大麵積出現並蔓延，而信陽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製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終對責任者處理則到了1961年初。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三）河南人民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事實的確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隻有281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702億斤。1959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217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億斤。1952-1957年間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
在高征購的壓力下，基層幹部完不了任務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樣挨鬥。農民隻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白堊土充饑，城市群眾也以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原國家計委幹部王泓的回憶文章，真實再現了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民生活的艱難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難不說，生活上也很難過得下去，要能帶領群眾渡過難關，首先得與群眾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舊縣吃過17種不是人吃的東西，包括樹皮、樹葉、穀物稈、玉米芯、紅薯蔓、觀音土、棉棗、麥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別餓，到老鄉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飯，吃的是玉米芯(剝去玉米當柴燒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兩天也緩不過來，肚子燒得很難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麽也拉不下屎來。這樣不久就浮腫得很嚴重，首先感覺走路很困難了，我就托人買了輛自行車，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煩了，怎麽也推不上坡，隻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請人幫我推上去。有時我知道有人在辦公室等著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著反映在眼睛上，晚上辦公，開始還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閉上兩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鍾，才能再看一會兒文件，這個罪也很急人。這時農民一天三兩八錢糧食，幹部、民工再多占一點，一頓一兩也難保，死人現象就很難製止。我自己身體也難以支持，請大夫來給我看病，都說吃不飽，缺營養，熱量不夠，就給開半斤或一斤酒(那時買酒必須大夫開條)，叫我必要時喝上一口。至於營養，我兩年隻吃過兩個雞蛋，還是我愛人去廣東出差拐到葉縣來看我，在路上花高價買了帶給我的。為了吃這兩個雞蛋還犯了難。我雖然在區裏單獨住一個小屋，但雞蛋皮不能叫人看見，就出去到田邊散步，在野外吃了，蛋殼埋在地裏。”
王泓最後因為饑餓生病導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撿回了一條命。公社書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總計4萬人，卻餓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憶說: “我到河南葉縣舊縣公社後，聽說我們公社有七八個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飽飯、開始餓死人時，湊到一起談共產主義問題，我便去找她們，結果人已死去一半，隻找到兩個……至於舊縣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沒搞清楚。但我有兩個底:一是駐村時，在有的小村作過調查，到摸底時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經過我自己挨村調查，全社死絕戶的占7％。”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反右傾，河南抓得特別緊。吳芝圃先在省裏批評部分領導幹部，然後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於是又開始“反瞞產”，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信陽地區尤為嚴重，造成了嚴重後果。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當時的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陽市、駐馬店市）出現大麵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即使如此，糧食征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的現象頻頻發生。1959年，饑荒大麵積出現並蔓延，而信陽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製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終對責任者處理則到了1961年初。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四）河南餓死了多少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死了多少人？這至今仍是一個謎。文革運動中，群眾批判吳芝圃，有說死了300萬。到20世紀末，也有人說河南餓死了500萬。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確切的根據。
我們可以用《河南統計年鑒》上提供的人口數據作一粗略的計算。
表1-2 河南省曆年人口自然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鑒》2000年，第103頁
大饑荒對人口的影響分兩個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饑餓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這兩部分可用下麵兩個公式計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當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當年年底人口）／2
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幹擾，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計算出生率時，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衝銷了前兩年多報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0.61‰；正常出生率為34.71‰。
計算結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別為10.17萬、17.31萬和141.8萬，合計169.28萬。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別為7.63萬、32.99萬、101.54萬和93.62萬，合計235.78萬。由於數據是官方的，這個死亡數字顯然比實際要少。我們可以粗算一下，信陽至少餓死100萬，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加在一起餓死的人數不會少於200萬。豫東以及其它地、縣也餓死了不少人。
河南餓死了這麽多人，作為省委第一書記中吳芝圃卻沒有受到處分。中共中央對基層幹部和高級幹部采取了雙重標準。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了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這個會的內容是對河南省自1958年以來的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人們稱之為所謂揭蓋子會。這次會上除了揭露信陽問題以外，還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區的饑荒問題，如豫東問題，密縣問題，長葛縣坡胡問題等。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參加了這次會議。開始大家不敢講話，開到後來，大家義憤填膺、聲淚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實麵前，有的發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陽事件中對地、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定性，說吳芝圃是是階級異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著共產黨人的外衣幹敵人的工作，說省委是壞人篡奪了領導權。要求對吳芝圃進行法辦。在這種情況下，陶鑄和王任重沒有理睬這些批評，反而引導大家把省委的錯誤定調為“不是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錯誤，而是執行中央路線中犯了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說，河南省委沒有犯“路線錯誤”，而是在執行中央路線的過程中犯了錯誤。這樣，錯誤的性質就大大減輕了。
陶鑄和王任重對省委領導人和地縣級領導人，采取了雙重標準：地縣級領導人是階級異己分子，是反革命複辟，一律法辦；而省委領導人卻連“路線錯誤”也談不上。顯然，這種丟卒保車的辦法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
王任重說，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如果他認為中央路線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倒也是實話，但他認為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他列舉：從1955年潘複生生病，吳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書記期間，在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城市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麵，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同潘複生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中，是執行中央路線的，隻是中間有點缺點，那是枝節問題；1958年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也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當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錯誤。王任重對河南省委的工作進行曆史回顧以後說：“河南省委的成績和缺點錯誤應占什麽比重呢？應該是三七開，成績是七分，缺點錯誤是三分。”王任重為省委幹部作了開脫以後說：“信陽地區死人到底誰負主要責任？信陽那麽多人的血債應記在誰的頭上？主要責任在哪裏？應當說路憲文、馬龍山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禍首。”
吳芝圃在檢查中除了說自己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麵犯了左傾冒險錯誤，以致被敵人鑽了空子，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惡果很大，教訓慘痛”以外，也把責任推給了“階級敵人”。他這種推脫的根據，與毛說的“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一致，毛聽了也會高興。吳芝圃在檢查中說：
根據所掌握的情況看，在河南，被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和部分篡奪領導權的縣、社、大隊已經超過了40％。最近排隊的情況是：三類縣（市）43個，占全省104個縣的41.35％，三類公社256個，占全省1193個公社的44.05％，三類大隊10476個，占全省27739個大隊的37.8％。在這麽多的地區，篡奪了領導權的階級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犯錯誤和災害造成的困難機會，向農村中的貧下中農進行極端殘酷的階級報複。階級敵人進行報複和破壞的目的，主要是毀滅人。敵人用種種剝奪人民吃飯的辦法，用種種無休止的強迫人民勞動的辦法，用奴隸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過的最毒辣的刑罰，活活把大批人餓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擄掠、無所不為，簡直恢複到河南解放前國民黨、地主惡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
陶鑄將會議意見匯報給周恩來，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對河南省委領導人的處理意見：隻要徹底揭露、堅決改正，可以不給處分，但省委領導主要成員作部分改組。吳芝圃沒有受任何處分，陶鑄對這個決定解釋說：“吳芝圃和潘複生的情況不同。潘複生是路線錯誤，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錯誤。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幾年來工作上的成績是主要的，隻是在幾個月時間內犯了錯誤，而且中央一揭發，就堅決擁護，堅決改正。”中共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第一書記。1962年4月，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1962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吳芝圃調到中南局主管文教。臨走時帶走了100多箱線裝古書。廣東老幹部金明說，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鑄將書記處書記向毛一一介紹，毛主席見了吳芝圃說：“啊，你在這兒咧！”吳哭了。還有一次，中南局幾省幹部開會，吳芝圃到河南省幹部的房間一一拱手謝罪，說：“我有罪，我對河南人民有罪！”
（五）吳芝圃的檢查:“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1961年2月。黨中央決定調整河南的領導班子，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黨中央調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黨中央把吳芝圃調離河南，到中南局擔任負責文教的書記處書記。同時，中共河南省委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為潘、楊、王平反。
沉重的教訓使吳芝圃逐漸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他結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錯誤的沉痛教訓，向黨中央、毛澤東和中南局寫檢查，深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曆史根源，表示要堅決接受教訓，永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1962年1月，吳芝圃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曾數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1966年，毛澤東看了吳芝圃的檢查報告後，指示他不要再作檢查了。
1967年10月19日，吳芝圃在廣州去世，享年61歲。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上卷地區篇）
胡傳忠（河南）口述“三年饑餓”（1959-1961）之170
口述人：胡傳忠（1934年生，男，河南省信陽市光山縣油坊店村人）
采訪人：胡金銘（1990年生，清華大學研究生）
口述時間：2012年2月8日
口述地點：胡傳忠家裏
采訪筆記：
胡傳忠，按輩分我叫大伯，是村裏老人中少有的識字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奶奶介紹讓他講59年的故事，說他記性好。59年發生在油坊店村的饑餓慘劇，他描述了大概的死亡情況，分析了饑餓產生的原因，也講了許多駭人的故事。在我的追問下，他回憶起了許多在59年因饑餓而死的人名。整個訪談都比較冷靜，他很少有感觸，過去的確痛苦，但對於當下來說，最讓人煩惱的也許僅僅是孫子高考或者今天吃什麽的問題。
被訪人引言摘錄：
“59年的事情，說不得，59年餓的人，那慘啊。”
“59年我教民辦小學，學生上課都把頭低著，餓的，最後學生死的差不多了，就沒教了。”
“10月是正要命的時候，那時候死的人最多。那時候胡蘿卜正上令，你奶奶就偷胡蘿卜茵子（胡蘿卜頂上的葉子）吃，到60年民主補課，把所有的幹部弄到我們油坊店供銷社來背胡蘿卜，那時候胡蘿卜就多了。”
口述正文：
59年的事兒，那慘得很
你要問59年我的事兒，那簡直多得很！記不清名字的多得很，那慘得很！都不能說太詳細，慘得很！現在人知道什麽喲，就知道59年過了那“一難”（指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有糧食你吃不到。
59年，總結那時候的形勢，就是解放後，由單幹到集體，從一開始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原來是一戶一戶的自己種田，後來轉為互助組呢，就是一個小集體，但是收的糧食還是各是各的田，田多收的多，田少收的少，隻不過互助組在一起幹活，你幫我我幫你這樣的。那到了初級社呢，那就歸大隊了，收的糧食都歸大隊，大隊按工分分配，做多做少大隊統算，工分多，糧錢就多，家庭要是勞力少，連口糧都撈不回來。
從初級社到高級社，最後又轉為人民公社，以公社為單位。一個大隊管十來個生產隊，我街上就4個生產隊，東西南北4個。（油坊店村的一條街，街上的人家分為東西南北四個生產隊。村民平時趕集都在這條街上）我跟你爺爺是西（邊）隊的，那時候都是社員。還有鍋爐、長山、劉小灣、陳窪、新灣、阮灣這十來個生產隊，都是油坊店大隊的。大隊隊長住在劉山，陳窪有個主任，叫綠連升，會計是劉友全。
吃食堂是58年開始的，糧食放在生產隊，不分給社員，幹活給工分，按工分計酬，算得多得少。家庭不允許有小鍋小灶，想吃肉，一個月兩個月都吃不到肉，過年，大隊也發點肉，也打糍粑，過稱稱，一個人發一斤二斤。不讓養豬，讓養也沒得糧食養啊。
大煉鋼鐵，把鍋都砸了，樹都砍了
大辦鋼鐵的時候，一個家庭的鍋啊，好鍋都給你拿去砸了，去煉鋼鐵。那鐵拿去煉，煉出來不還是鐵嗎？真的要煉鐵，是礦山那石頭拉出來煉的，才能煉出來鐵。當時就在南大河、白雀鄉那大辦鋼鐵，光山縣就這兩個煉鐵的地方。那夜裏那爐子徹天紅。那時候社員叫你去煉鋼鐵，男的女的都去。你勞力抽多少人，在那裏白天黑夜地抽風匣。當時我一個生產隊派有十來個去煉，住在那煉鐵。
為了煉鐵把樹都砍光了！大椿樹都放倒了，在那裏燒炭，往煉鐵廠送。有的家裏的把供桌椅子都砸了，燒成黑炭往煉鐵廠送，多少的供桌都給它砸了，煉鋼鐵。那個爐子老燒得些，老要炭。煉了有一年，煉出來鐵，完全指望收底下人的鐵家夥，鍋、鏟子，化成鐵水，煉出來不還是那些鐵麽？
59年不是“自然災害”，是“浮誇風”害的
生產隊的糧食都交給大隊，公社再告訴大隊，一年的糧食賣多賣少。大隊就得聽公社的。那時候啊，我們家裏都不交糧食了，那是高級社，我們隻管做工分，糧食都不歸社員所管了，統一交給大隊，大隊再按人口分糧吃。大隊向上麵報多了，下麵糧食沒有了，就減糧食吃。
一個大隊要是賣得少呢，就落後了，那時候“爭上遊”，誰賣得多就光榮。所以這樣一搞呢，誰不想爭上遊呢？你的糧食達不到，賣少了，大隊幹部就挨批評。一評比，每個大隊按麵積，多少畝，人家大隊賣得多，你的賣得少，就不行。那要是收的糧食沒有那麽多呢，還要賣那麽多，要交給國家，這樣一搞，農民的糧食越吃越少，把糧食都交給國家了。
糧食被大隊和政府弄去，搞“虛誇”。馬龍山（當時光山縣縣委書記）向省裏產量越報越多，越光榮。那時候糧食都都送走了！留一點糧食虛誇，都送去賣了，就是馬龍山拚命吹，把糧食都收走了，賣給國家了，要不是把糧食收走，怎麽也不至於餓死這麽多人？實際這一鬥（畝）田產200斤，馬龍山向省裏報了那多糧食啊，他往上報500斤。那時候800斤上“綱要”（“糧食上綱”即當時的“國家發展的五年規劃綱要”），現在一畝田不止800斤，上千了。但是那時候沒有肥料，一二百斤算好的。（就是）浮誇！
在59年快過年的時候，就在我那邊屋旁邊，弄一堆糠頭，上麵撒一層稻，讓人來檢查，以為都是稻，其實是糠頭！我當時看到上麵有一層糠，我偷偷裝一點走了，回家弄著吃了。那時候吃糠都不錯哩，有的人把糠頭拿來焊焦，再用力舂，用篩子篩，吃得呼恰呼恰的。（那時）吃得比豬都不如。
總之就是，那時候一級一級的浮誇，沒有那些糧食說有那些糧食，你要是報得少就挨打，大隊幹部也是說鬥就挨鬥的，大隊幹部隻能多報，他大隊長報得多，生產隊的糧食就交得多，都交到上麵去了，農民就沒得吃了。不交不行的！不交大隊幹部都要挨打！不打死你！就是這樣把人餓死了。
不管成分好不好，說錯一句話就挨打
59年主要的原因就是“浮誇風”，不說實話，向上級緊瞞，不“浮誇”就打你，說你是右傾，你太右了。生產隊挨打的人多了，那個劉守義，也不知道說錯什麽話了，大隊的就打他，打到最後被抬回來的，一下就打傷了。
那時候還有個挨打是怎麽回事吧，那時候大隊的問，你一天得多少糧食吃？胡傳銀他老頭（父親）胡源登也是貧雇農，他說政府不該不給糧食吃，不該讓人餓緊了。就挨打，說錯一句話就要鬥你，不管你成分多好都要鬥你。有時候開會發言，有時候平時跟別人說話，積極分子就報，有的人說的是好話，他能給你分析壞了，就鬥你。
南頭有一個老頭，六七十歲了，叫肖丙銀，大隊問他，你一天能吃多少糧食？他說，我一天能吃三斤。一頓一斤米嘛，那個時候真吃得了，平時任何時候誰都吃得了。那樣大隊就鬥他，在大隊（部）鬥啊，開全大隊的小隊幹部會來鬥他。你猜大隊說他什麽，說他反對糧食政策，一天居然要吃三斤米咧。我們都去了啊，不光要去，還得動手打，不動手打他說你不積極。他受不了也要打他，最多打得輕一點啦。實際上哪裏個個都去打，就是在四周喊喊：你反對糧食政策，一天還要吃三斤咧。
那時候，人餓的時候能吃得了三斤米，那不敢說啊，誰個不想吃多一點呢？那鬥人的大隊幹部也想多吃一點啊，沒有那麽多糧食呀。說的就是反對政策，政策不給你那麽多糧食吃。最後都不說真話，說假話受表揚，說實話挨批判，不然怎麽能出現這些事。肖丙銀他就一個光杆，沒小孩，59年死了。他成分好，貧雇農，成分好也不行，照樣鬥。
59年，開始餓死人
到了59年，那年年底又缺欠（歉收）點，上麵又“浮誇”點，糧食明明沒有那些，他又“浮誇”。59年一人一天才6兩，正要命的那兩個月，一兩都沒有，不開夥。（食堂）有兩個多月沒開夥，家庭裏又沒有一粒糧食，你說死人不死人？非要讓人餓死！陰曆9月開始停夥，一直到臘月才有糧食。
這兩個多月正冷，正過勁啊，吃什麽？不就餓死！總而言之，就是大隊浮誇，把糧食都交了，我們沒糧食吃，就沒得活命了，一家一家的都沒得了。
餓得沒法，偷殺隊裏牛被打，私宰小豬也被打
當幹部的強點，能搞點糧食，社員到哪裏去搞糧食？餓得沒辦法，偷偷殺生產隊的牛，殺牛的人，牛皮都煮了吃了，大隊逮不住就分了吃了，大隊逮住了，就打個半死不活，把牛肉沒收到生產隊去。
就是殺自己養的豬也不行，吊起來打，豬肉最後也沒收了。當時謝XX是大隊支書，隊長劉XX，那夜裏我們這一片開大隊幹部會，六個大隊的都來了，治安主任，支書，積極分子都來了，就在我屋後麵開會。他們聽見豬叫，有人跟大隊告發，知道有人熬不住餓，要殺豬吃，就找，找到了就吊起來打，吊了七個人。大隊打人，都組織底下的積極分子打啊。
我記得三佬（胡德福），把他逮住了。大隊在我家屋後頭，把他吊起來打，打得直嗷嗷叫。剛好你大爺（胡德勤）那天晚上殺豬被逮住了，就是殺自己養的小豬，你大爺養的，沒多大一點。你大爺把豬蓋在大缸裏，大隊（幹部）把大缸掀開，逮住了，吊起來打，被打得渾身是血。有外大隊的人，他打你大隊的人還不往死裏打？
我（家）對麵有一個在大隊裏被打的，就是胡傳武他父親，叫胡德金，被抬回去了，是當場打死的，他外號叫三寡婦。打死了！不打死他，後麵的也都打死了。
王從明當時被打暈了，潑涼水繼續打，打完回家沒幾天就死了。王從明就是胡華階的女婿，胡華階就一個獨女，回來找他爸老墳，沒找到，在大溝（村裏擱沒人掩埋的死人屍骨的地方）裏頭找到一截骨頭。
我家餓死一個孩子， 我帶大兒子去逃荒
59年我家庭餓死一個，1歲多。我家裏一共6個人，三個小孩餓死一個。那時候吃什麽？吃糠頭，吃燕麥，吃草皮頭子，挖野菜，有什麽吃什麽。我大兒子金旺，怕把他餓死了，弄的飯都給他吃，也沒多少飯吃，買點漿漿粉給他吃一點，這樣才沒把他餓死。
我急得跑走（指逃荒）了，帶著我大兒，跑新縣去了，在山上找野東西換錢活命。那時候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有洋錢也買不到糧食啊！（連文芳插話：我那時候上普吉去買菜，差點死河裏了。王XX，邵X的外甥，他是窯廠的頭，他要我的菜，還要拿我一把半舊的雨傘，他拿了傘，讓我把菜擱地上。我跟他哭，說我有個老婆婆在屋裏等著，不然就餓死了，其實我哪裏來的老婆婆，我老婆婆早死了，反正我死也不給他菜，他當時差點給我推到河溝了，我當時腳都快踩下去了。他現在還活著，我現在都不理他。你現在講人情啊，那時候誰都不跟你講人情！）那59年的事，都說不得，慘得很，說不得。
我家後麵一家人都餓死了
到了過年都沒飯吃，那年雪還下得大啊，直到60年4、5月的時候，生活才慢慢好一點。餓得厲害的時候，我後麵一家家的都死絕了。胡華階一家，那天你爸還問我胡華階一家還有活的人沒有，就剩兩個媳婦了。他家裏一二十口人，三個兒子，一個女。三個兒子，大老板的老婆姓顏，二老板的姓劉，三老板的姓鄭。三個兒子都又生有小孩，加起來一共二十人。都餓死了。
胡華階是怎麽回事呢？他是個出名的人，他厲害，就跟現在那些流氓頭一樣，厲害，人都恨他。殺人倒沒有幹，就是厲害，是最厲害的人。54年全國一下子，一晚上就逮了好多人，連胡德耀、胡德海都逮起來了，那一晚上逮了好多人，逮起來之後就勞改了好多年，期滿了放回來了。放回來之後地方群眾又鬥他，都恨他，又把他逮起來了，後來就死在外麵了。他家其餘的人都在59年餓死了。（胡華階的）三個兒子沒幹惡事，都是農民。現在就胡德坤的劉氏還活著，80多了，又嫁到徐灣去了。
59年村裏人餓死了一大半，我們生產隊裏還失蹤了3個人
沒有哪一家沒死人，街上（油坊店村的一條街）死人多，原來街上有300多口，死一大半，這樣的。那個叫胡德銀的，一家五六口人，死絕了，他兩口子就40多歲。王從明，一家也死得沒得了……還有劉定國，一家也死完了，還有劉守義一家。我隻曉得我隊裏的，洪毅祿、洪毅壽這弟兄兩個兩家人全死完了，他家人口不多，三四個人。
絕戶的，我生產隊裏就這幾家，那還有一家裏死一兩個人的，多了。洪毅祿、洪毅壽家沒有老人，盡是四五十歲的，都餓死了。王從明他老娘置一個大壽木，結果王從明先死，他老娘後死。59年誰能抬動那個大壽木？就是我把他老娘抬到大溝扔了。最後那個壽木，三塊銀洋讓南頭邵三他媽買去了。59年誰有力氣抬死人？有的人死在家裏兩三天。我們這裏還算好的了，聽說付老殿（潢川縣的一個村）的，把死人抬得像稻草一樣，一碼一碼的。我們還放大溝裏。59年我抬死人就抬了兩個。59年的事簡直不能說。
王從明她媽，是我跟金老兩個抬的，抬大溝（村裏擱沒人掩埋的死人屍骨的地方）裏埋的。當時誰有勁抬呢？都抬不遠，就抬到後院大溝裏，放裏麵，鏟兩鍁土上。那時候都抬不動，埋不動，不然把你自己也帶倒了。墳隻有一個，其它就不知道了。現在大溝也平了。
我隊裏59年還有三個人失蹤的，一個艾裕階，一個老頭，他女兒在城裏頭，他去找他女兒，走到南大河北頭，人餓得暈暈的，餓倒一下就起不來，就死在南大河那兒，死了也沒人收屍，他兒都各顧各的命了，這死在外麵就沒弄回。還有胡傳惠的父親，那時候跑外麵去要飯，那時候要飯誰有飯給你哩，最後就杳無音訊了。最後還有一個胡德培，他的四哥，也是跑到外頭死的，到現在連墳都沒有，都不知道死到哪裏去了。西隊就這三個死在外麵的，連墳都沒有。西隊當時有十多家人吧。
59年學校上不了課，因為學生都餓死大半
當時小學就在你奶奶家後麵，那後麵是大隊的幾間屋。大隊在那辦的民辦小學，那時候的小孩，有的長到十幾歲都沒學上，年紀大都是文盲，不能把下一代的兒童都弄成文盲誒，後來大隊就弄了民辦小學，書雜費都由大隊的出。就我一個老師，那時候民辦的上學就兩本書，一本語文，一本算術，就我一個人教。
我在小學教書，有的餓得暈暈的，都坐不住，學生上課都把頭低著，餓的，還上什麽課？一個班四十多個學生，最後才剩十多個學生，都是餓死的，還上什麽課呢？小孩都不來上課了。最後都不開課了。
村裏確實有人吃人肉，還有人賣人肉
當時餓死的都放外麵，連親叔伯的都不知道。到處都倒的是死人……（連文芳插話：我從娘家回來都是從死人身上翻過來的，都是外麵來的走路（逃荒）走到這兒餓死的人，就在四姐門口的陡坎兒那死的人，屁股肉都被割跑了。）
我還親眼看到割肉，你曉得是誰吧？就是胡XX。他還賣，他把肉拿來賣，他開飯館的，他弄的肉弄的湯，賣給人家吃。我親眼看見，我那天去扒飯（應該是找吃的的意思，）往胡老殿去，就在小燕家門口那塊田那裏，那時天快黑了，瞧到那田裏睡個人，那就知道他是死人，睡在路邊田裏，這是頭天回來看見的。我第二天早上又從那兒走，往胡老殿那兒去，又從那個死人那裏走，我還沒走到那去，就看見一個人彎腰，手一動一動一動的，那就是在割，割那個人肉。他（割肉的人）眼睛也到處看，看到我非得往他那裏走，他也怕，就跑了。跑到田埂那躲起來了，我從那走，看到割得紅剌剌的，我才曉得人家在割那個人肉。等我走過田那頭，又看見那個人又跑回去割。大家都說那是胡XX，他割人肉賣。
胡XX59年死了，他弄的人肉賣給人家吃，他結果死了（連文芳插話：他老兩口爬一頭死的，他死了屋裏還有一壇牛肉，一壇米，還有洋錢。）最後就剩他一個兒，一大家人死的就剩他一個。他姊妹好幾個，兩個妹都是小孩，都餓死了。（一個叫）小娥死了，他瞞著，藏在屋裏，沒死，在食堂能打飯，他家人說小娥沒死，還照樣能多打點飯吃。那時候有一口飯都是好的。
我對門那個馬X，她吃人肉，就是啞巴他媽，跟在武她媽兩個人割的，吃人肉，她兩個59年都過過來了。
解決“饑餓”問題，“民主補課”
隊長劉XX，當時他家沒死人，他能弄糧食吃，我們把糧食交上去，放在倉庫裏，在後窪倉庫了，他能弄點出來吃啊。我們生產隊的沒得倉庫，糧食不讓生產隊管，隻有大隊管，他能私自開開弄吃的，所以當幹部的沒得死人的。會計劉友全家裏沒死人。苦，苦了社員，曉得吧。
60年來一個“民主補課”，就是整頓59年裏所有的卡糧食、不把飯吃、把人餓死了的幹部，把原來打人的大隊幹部都逮起來，送到公社裏學習嘛。油坊店大隊幹部都逮了老謝、吳思秀、劉子興、就是祿連升沒有去，他當主任那個時候。
“民主補課”縣裏省裏都派人來整頓這些人，這些事。這時候糧食就解決了，上麵才給糧食。生產隊是一粒糧食都沒有了，政府讓上外麵去挑，上北店（地點待落實）和涼亭去挑糧。剛開始解決的時候，一天一人連2兩糧食都沒有，後來慢慢解決，才加到一人一天6兩。就算一人一天6兩。一頓飯就十來斤米吧，在大食堂那大鐵皮子鍋裏，十斤米煮的完全是水嘛。打飯用那劃船的板子，攪著，舀著，盛到碗裏就是一碗水，連米湯都不粘，就是喝個水，端回家加點野菜吃。這樣一直熬到解決糧食。
那個59年的那些記載，我怕大隊總有記載吧，我猜有人記載，60年“民主補課”死多少人都有數的，肯定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