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無為，在風景秀麗的黃山腳下（此處有爭議），是安徽的一個大縣，麵積有2900多平方公裏。1950年，人口為943397人，1369302畝耕地。它位於長江北岸，與全國四大米市之一的蕪湖隔江相望。
1，大步奔向共產主義
1955年春，全縣成立了11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全縣一氣嗬成“社會主義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後即缺米少柴，隨之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硬行私分集體保留的稻種；有的公開責怪政府，咒罵幹部。省、地派來了工作組，“對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幹部、黨團員中的右傾保守、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在整社期間，還派來了一位華東地區一級宣傳員XXX，他在一次萬人群眾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賬算清楚：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這一連串的“帳”，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一個個隻得背地嘰咕；“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從此再也沒有敢說退社了。
大躍進那年，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一個叫姚奎甲的幹部擔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當時，在饑餓線上掙紮的農民們，紛紛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視此情況，一麵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幹涉，批評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一麵派人前去動員返回。還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沒有各級政府開具的正式證明的，一律不賣票。斷炊的農民，逃命遭到阻攔，已經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後，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運者數量很大。
1958年9月，全縣原有435個農業社並為31個人民公社。縣委又擬了一個“關於試辦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問題”草案，不到10天的時間，“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在全縣普及。
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叫陳廣複，是個老退伍軍人，此人在部隊搞過供給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農業社實行過共產主義分配製度，公社化時搞起供應製更是轟動一時，連毛澤東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說“安徽省無為縣在三國時曾出現一個黃文炳，現在又出了一個陳廣複”。毛澤東視察安徽時，還要到他們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陳廣複的響山社供給製有這麽一段順口溜：
發米發柴又發鹽，過年過節樣樣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紅糖鞭炮帶掛麵。
到熱天，發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煙，還有肥皂洗汗衫。
要結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產假，還不算，糯米紅糖加雞蛋。
繼後《人民日報》發出了《安徽省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製》的報道和《一棵共產主義的幼芽》的通訊。文中肯定地說：“響山社許多可貴的創造，是發人深省的。全國農村正在大躍進，時代逼著我們必須考慮共產主義的具體形態。共產主義，應像列寧指出的那樣：‘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劃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根據需要自由地領取’”。
無為除實行“供給製”外，還大刮“平調風”。“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繁、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據袁乃平、吳克明、朱宗新3人於1960年12月12日調查的紅旗公社新民大隊情況：“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471間，拆掉房子109間。平調土地119.9畝，平調耕牛21頭，平調水車119輛，母豬21頭，手推獨輪車35輛，船1條。”
該縣統計資料標明：1958年期間，縣向公社調支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736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746萬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公社提幾個“萬”，大隊跟著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要實現這些目標，層層要從下向上調集物資和財產，千方百計集中湊數，最終剝奪的還是社員。從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一刮再刮。1959年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家禽家畜幾乎絕跡。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農民家貧如洗。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一、大量的餓死人。楊金聲在《我親曆的瓜菜代生活無》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縣總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隻有662557人，減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30萬以上。”謝貴平調結果是，全縣餓死20餘萬人，占“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農具大大減少。1957年全縣耕牛共有38597頭，到1960年隻有28100頭，減少10497頭；大型農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隻有118561件，減少176244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80％。
三、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1958到19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6.7億斤，1958年為6.2億斤，1959年為4.4億斤，1960年為4億斤，與1957年比，減少36.5％。
2、父母官從農民嘴裏奪糧
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受到上級的壓力，也對下級施壓。1958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是6.2億斤，卻上報13億斤；1959年總產量是4.4億斤，上報11億斤。當時任職縣糧食局的夏可文[4]回憶說，1958年他奉上級命令去調查農民畝產的真實數，他隨機抽取3塊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個等次，親自監督收割和打穀，結果發現上等田平均畝產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將真實數字上報，但區裏幹部怕影響政績，不給蓋章，最終糧食產量還是按區裏幹部虛報的數字蓋章上報。
中共無為縣縣委書記姚奎甲為了保官，編造了瞎話。千千萬萬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姚書記反而說農民“不缺叫缺”、“鬧糧”，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
1958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
1959年12月11日，姚奎甲在區、社書記會上還強調說，“要認真清理倉庫、種子、加工廠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場基上有沒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盡……”
12月12日，他在紅廟公社召開的生產隊芳以上的幹部會上，用鬥爭、吊打、扒掉衣服罰凍、打嘴巴等刑罰，威逼催糧。在會議期間和會後不久，紅廟公社就餓死7600多人，其中，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餓死2260人，占該大隊總人口的45.7％。
14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一個大隊書記趙憲成被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鬥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一姓魏的小隊長，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你不交代瞞產賬，就法辦你，審你罪，看你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鬥時，受到打、拖、凍，還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姚奎甲懷疑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瞞產3000斤稻子。姚找劉個別談話，嚴加追逼，姚說：“你還蒙我嗎？你不講，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這次談話到深夜，劉長山一回家就自縊而死。姚奎平宣布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12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信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鬆，並指使民兵和通信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3人，以後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麵逼迫下麵反瞞產，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一麵逼迫幹部，千方百計抓糧入庫。1960年秋糧入庫時，虛報的受到了表揚，還登報說“一馬當先”。開城公社實際入庫隻有3萬斤，糧站站長如實上報，姚叫辦公室副主任打電話說：“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一次姚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隻剩30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了。”姚說；“口糧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禮公社已餓死人。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萬斤征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裏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夜跑到縣裏，結果被逼得將30萬斤種子送進了國庫。
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匯報還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無為縣委不顧農民死活，大量的餓死人。但幾年來連連得到上級表揚；1958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1959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上級的表揚使姚奎甲有恃無恐，在征購上任務一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麵賣糧，後麵挨餓。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夥斷炊幾十天，仍布置加快糧食入庫，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劉渡公社先報一天完成20萬斤，批評後，逐漸增加到每天70萬斤。
3、農民的苦難
農民們由於饑餓乏力，個個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搖搖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須帶拐杖，無法下田勞動；即使被幹部用棍棒驅趕下田，農民兩腿也深陷淤泥中而無力拔出，隻好在田塊四周播種、插秧，消極應付，於是田塊中央長滿了稗草。
上行下效。為了從農民口中奪糧，縣裏逼公社，公社逼大隊。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就采取種種手段摧殘農民。一份調查報告稱：該公社嚴重強迫命令的幹部35人。他們對農民打罵捆吊來完成征糧任務。被他們捆綁吊打的達2049人，致傷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殺1人。
1960年11月，縣委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少數幹部任意體罰群眾，捆綁吊打，尅扣夥食，罰跪、罰凍、罰曬太陽。有的私設監牢、小勞改隊。有的還采取用石頭砸手指、鋼針紮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燙鼻梁、針縫嘴巴等等令人發指的刑罰。”下麵是這個材料中列舉的具體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隊第二小隊婦女熊德蘭，因饑餓難忍，偷了一點蠶豆，被指導員宋某發現，當場狠打了一頓，晚上開辯論會，隨後把她調到另一生產組勞改，因羞憤自殺而死。
2、湯溝公社薑橋生產隊農民龔維經，患浮腫病，生產隊長江某叫他參加勞動，他因體軟無力未去，隊長一天不給他飯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邊。
3、姚溝公社共產黨員李某捆打14人，1960年利5月，在第7隊，把偷吃蠶豆的女社員葉玉英的嘴巴用針線縫上。
4、紅旗公社花疃生產隊黨支部書記張某，全生產隊47戶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餘46戶都被他扣過飯，並摔碎社員的打飯盆10個、小飯桶一個和一些其它打飯用具。社員蔡大喜有病，把田溝整理得粗糙了一些，就遭張某毒打他一頓，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時天氣很冷，浮腫病人張本勝、張成年不能下田，生產隊長張某硬要他們下田，張本勝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5、羊山公社阮井生產隊長任某捆打社員19人，其中被迫外逃15人，死1人。社員周可法有病，1960年4月的一天，他牽牛跌進水裏，任某硬說周可法不想下田勞動，故意把衣服跌濕。周不服回了嘴，任某當即打了他兩個耳光，並且扣飯，周當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溝公社官圩大隊隊長蔣某，1960年前後，共捆打社員24次，打傷致死2人。1959年10月的一天，蔣召開會議，因下雨，徐村有7名社員遲到，蔣即打每人一大棍，到會場還給5人罰跪。社員許以民因妻子被罰跪不服，說：“你就搞我們貧下中農”，蔣某即抓住許以民，施用“人搭橋”的刑罰。即把人腳放在一個桌子上，手扒在另一桌子上，全身懸空，然後將兩張桌子同時向兩邊拉開，使人跌下。許以民摔傷後幾天就死去。
7、《無為縣三級整風運動開展情況》中寫道：全縣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1554人。石澗公社陳閘大隊第6生產隊隊長江某從1958年3月到1960年3月，共捆打吊過社員164人次，其中被打傷9人，致死4人。
8、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某，1960年上半年不到100天的時間，就打了35人、達153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5斤稻，傅將倪華吊起來打，將納鞋底的大針燒紅，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一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隊長將倪華的頭發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文明因病不能參加勞動，被傅一頓毒打，傷重致死。
9、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塘生產隊黨支部書記丁某，1960年3月，小飼養員丁玉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臉上剪掉了一塊肉，當時血淋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加上挨餓，半月後死亡。
10、1959年春節剛過幾天，襄安公社青龍大隊宣村生產隊長宣某就要社員下地幹活，有三位社員遲到，宣隊長開口就罵：“你媽的弄x，你們想吃不想吃飯？今天你們三人就給我站在池塘裏，不要你們幹活！”三人還未來得及說明情況，宣隊長就一個耳光，說：“你們不想幹活還有理由？你們不站到池塘裏，就別想拿到飯票子！”三人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飯，雖然穿著棉褲棉鞋，隻得站到水塘裏去，水漫膝蓋，凍得三人滿臉青紫，渾身發抖。
11、大江公社官鎮大隊黨支部書記郭某、小組長張某，人稱他們是“活閻王”，1959年冬，57歲的社員陳長河，因患浮腫病不能勞動，被扣飯一天多，陳餓得沒辦法，便向張某磕頭要飯吃，張諷刺地說：“你臉上有肉，不吃沒關係。”孫連氣帶餓，當場昏倒在地，醒後爬到食堂就死了。
12、無為縣南鄉有一小孩，因饑餓難耐，大白天爬到生產隊田邊偷食田中稻種，被生產隊長發現，衝上前去，一鍬鏟下去，將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齊刷刷鏟斷。
查閱1957年到1961年無為的氣象資料，無論從月降水量、最長連續降水日數和最長連續無降水日數看，還是從暴雨日數和暴雨連續日數看，不存在旱澇災害。在這樣基本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30萬人。
家裏餓死了人不敢聲張，不去報告，讓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蓋得嚴嚴實實、平平整整的。別人問起，就說生病不能起床。家裏活著的人照樣到食堂給他領回一份浪打浪的稀飯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餓死的人雖然是骨瘦如柴，屍體幹癟，春夏氣溫雖高還可保存一段時間，冒領死人的飯的天數就多一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幹部的懷疑，上門檢查，揭開被子一看，常常是屍體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臉、耳、鼻、腳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頭。有些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2003年8月19日，謝貴平先生到無為縣昆山鄉蓮花靠山村訪問了時年60歲的蘇秀芳。蘇秀芳回憶說：當年她住在蘇老村，蘇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裏路，每天都見無人收埋的屍體十幾具，要麽是其家人已全部餓死，要麽是家人因饑餓無力挖坑掩埋親人的屍體。她說，蘇老村原有570人，到後來因餓死加上外流，全村隻剩下2百多人，好幾戶人家死絕。蘇秀芳一房（共一個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親死後，她的弟弟時年2歲，依偎母屍旁，嗷嗷待哺；為了多領得一勺稀飯（當時他們村按人口到食堂領取口糧），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親的屍體，與家人同臥一床，不讓別人知道她的母親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領取一勺粥水，從而使姐弟倆得以苟延殘喘，據蘇秀芳說，她的堂妹餓死後，她的二伯以收埋屍體為借口，將屍體帶到蘇老村村後山岡上，割下屍肉煮燒食用，而將屍骨僅草草掩埋，蘇老村許多村民都看到這一幕。當年在縣糧食局任職的夏可文對謝貴平說，無為縣城有一貨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當時叫“投機倒把”），經常將賺的錢換一些食物藏在貨郎擔子裏自己食用，從不給他的妻子和兒子吃；每當他的妻子和兒子向他求食時即遭他的毒打，並揚言要殺掉他們母子倆；妻子餓得快要死的時候，趁丈夫熟睡之際，與兒子一起用繩子勒死他，以奪取食物。據昆山鄉新華村村民反映，當時該村有一老婦，一日鄰居偶進其屋，見老婦人正在吃肉，忙問其來源，老婦良久不語，後在幹部的追問之下被迫說出實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據老人們講，有些饑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夥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當年任無為縣派出所所長的胡大海說：“看守所裏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饑餓的原因。”
4、誰講真話鎮壓誰
縣委人民來信辦公室，1959年、1960年共收人民來信1173件，絕大部分都未認真處理。有的還作為反動信件偵破。
一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開會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以測驗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為名，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一份學習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對筆跡沒有查出，姚奎甲就到處懷疑，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誌傑等同誌承認，最後譚布真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一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縣委組織部原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澤東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截獲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書記丁學甫進行偵破（因看出是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處查對。錢怕定錯他人，即向丁學甫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丁學甫立即派人將錢送到縣裏。姚一見錢就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是張凱帆的爪牙、走狗，吃飯不幹事，還向中央告狀”。隨後把錢關了一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令其反省。
一次，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港河大隊大隊長湯聖傳3人寫信給毛澤東，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季等人領回，經過鬥爭後下放勞動。後將楊克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湯聖傳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一趟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
關押一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當時無為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實際問題。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陳英寫信問題轉告文教係統整風領導小組，要其對陳鬥爭，並說：“有個小學教師給我寫信，內容非常反動，罵到縣委頭上來了。我已叫縣委辦公室通知區裏派專人將陳英送到縣裏來，你們要轉告文教局組織專門會議進行鬥爭。鬥爭後要專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個小學教師還整不倒。”鬥爭結果，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姚奎甲對縣委辦公室主任譚榮植說；“今後如有人向中央和國務院投寄的信，要郵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檢查”。一次，姚到襄安鎮，見有個擺攤子代寫書信的，姚怕他代寫人民來信，親自把他帶到公社審訊，並把他的攤子毀掉，還威脅他說：“今後再要寫，我把你捉起來法辦。”這個人嚇得逃走了。
一些幹部因講真話處分後，即送勞改。王福大隊辦了一個收納90多人的小勞改農場。強迫勞改人員於重活，做不動就打，有時甚至不給飯吃。這90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類分子21人外，其餘大部分是幹部和社員群眾。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的來信，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複。函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誌：
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後複我一信。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Ｏ、三、二十九
以後揭露的事實證明，這些來信反映的情況，不僅不是像周恩來說的“誇大其詞”的“個別現象”，而且情況要嚴重得多。
5、張愷帆“大鬧無為”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張愷帆，說他“大鬧無為”，把張愷帆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無為的老百姓，一直把張愷帆當英雄，當清官海瑞。
張愷帆1927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並領導了無為“六洲暴動”，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時被叛徒出賣後逮捕，關進了龍華監獄。他在龍華獄中作詩言誌：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誌未窮。
牆外桃花牆裏血，一般鮮豔一般紅。
他在獄中睡雙人床上鋪，他用鉛筆將詩寫在牆上，位置比較高，監獄管理人員沒有發現。解放後，解放軍在清理監獄時，發現了這首詩，誤以為烈士寫的。蕭三在他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中收集了這首詩，署為“佚名”。後來，出版社得知是張愷帆寫的，便來信說明並道歉，張複信說：“我是幸存者，獲烈士稱號，當不勝榮幸，何歉之有？”
1959年春以來，身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張愷帆，不斷得悉無為“田園荒蕪”、“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極為不安，便來到無為作實地察看。1959年7月4日，他一到無為，就有農民攔住他的車子，有的人向他叩頭，要求他解決吃飯的問題。他目睹農村的悲慘情況，十分傷心。7月7日，張出席了縣委召開的五級幹部會。他在會上的講話說：
在去年大躍進中，浪漫主義太浪漫了，本來長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畝產400斤，硬說是800斤，1000斤，你多我比你還多，橫豎越多越好。
我們有些同誌為了麵子又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請問，你們到底是要麵子還是要農民吃飽肚子呀！？這次，我從石澗那邊過來，見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腫病人多，粗腿的多，婦女子宮下垂的多，閉經的多。
如果要走貧窮的道路，哪個去幹革命？我張愷帆也不幹！
農民吃什麽東西，一家大小平均不過二兩。我們有些同誌膽大妄為，亂改糧食標準，置群眾生死於不顧，還有一點人性嗎？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這並不影響人民公社的性質……現在食堂辦得並不好，很多人願意回去吃，隻要你們把糧食、柴草、菜園地給他，給他們解決鍋，他們會舉雙手歡迎的，願意單吃的。
他建議把庫存幾百萬斤糧食供應給病人和兒童；農村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他便寫信給省委，建議省委考慮農村食堂是否暫時停辦。
他在無為的20天裏，跋山涉水、走村串戶，並細心察看當時的幹群關係、農民生活和莊稼生長的狀況。他看到人們臉如黃蠟，骨瘦如柴，有的拄著拐棍，有的臥床不起，餓死人的現象已有所聞所見。到處禾苗生長得猶如枯香直立，滿目淒涼。張愷帆心急如焚，他一麵與縣委書記姚奎甲交流情況、溝通思想；一麵多次電告省委、地委反映情況，請求給予支援，一麵沿途呼喊，要求幹部和群眾同舟共濟，啟發農民多種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紅旗公社王福大隊書記張定根，橫行霸道，打人罵人無計其數，且一次即逼死3條性命，但此人為姚奎甲所寵。張愷帆通過政法部門將其逮捕。新民大隊一生產隊長黃大本、陡溝港河大隊一生產隊長倪進長因多次打罵群眾並打碎社員的鍋，張愷帆對此十分憤慨，隨即通過地方組織，將其宣布撤職。
最能表現張愷帆膽識的是他在無為提出的“三還原”、“兩開放”。他經過調查研究，根據群眾的意願，和另一位書記桂林棲商量以後，果斷地提出：占用社員的房屋還原，夥食還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飯），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點魚蝦充饑）。但是，他這些救農民於水火的做法卻招來了彌天大禍。
1959年8月1日，中共無為縣委給地委寫報告，並將此報告上報省委。報告說：“張愷帆於7月4日到無為縣檢查工作，9日下午在大隊檢查時，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的三還原，並要縣委向下貫徹。到7月15日，全縣六千多個食堂被一風吹散，隻有120個食堂堅決不散。”
8月2日，蕪湖地委立即向省委報告：“我們認為張愷帆提出的三還原，特別是命令解散食堂，是違背中央和省委關於辦食堂的方針和政策的。”報告還揭露“張愷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幹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後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研究。”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食堂一事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誌於七月初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並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對張的這種作法很有意見，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現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一閱。”
8月10日，毛澤東在省委的報告上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語：
印發各同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的目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隻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麵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
顯然，毛澤東這裏不僅僅是批評張愷帆，主要是借機批評彭德懷。但張愷帆也難逃過一劫。
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曾希聖主持召開了縣處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對張愷帆進行了批判。接著，又批判了省委候補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陸學斌。因為陸對浮誇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還同意張愷帆在無為縣的作法。
隨著鬥爭的深入，省委把張愷帆和陸學斌定為“反黨聯盟”，作出了《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一大批說真話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張愷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鬥51天，關押200多天，經批判鬥爭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也受到了株連，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
張的二弟昌選、堂兄視三、堂弟昌樹，還有在抗日時期曾任皖江參議員、老民主人士王試之都受到株連，被迫害致死。凡與張有過接觸的人都進行了殘酷的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服。對這些人進行抄家搜查、強迫勞動，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於是，張愷帆試圖糾正的“共產風”在無為縣又刮了起來，導致形勢迅速惡化。張愷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幹部的專權和高壓越來越嚴重。由於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於無為縣監獄爆滿，連倉庫裏都關滿了人。後來政府不得不將那些無處關押的人押往臨近的白湖農場（廬江縣境內）和普濟圩農場關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說勞改犯多得象行軍隊伍一樣。
“七千人大會”以後，張愷帆平反，官複原職。文革中又受摧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先後擔任省委書記、省紀委第二書記、省政協主席、省政協黨組書記、省委顧問等。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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