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鬆：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餓死人事件處分省級領導人，發生在1957年。
中央為何處分廣西省委
當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和《廣西日報》首次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分廣西省、地、縣一批主要領導人的決定。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書記郝中士、蕭一舟，以及中共平樂地委書記、副書記,中共平樂、荔浦、橫縣縣委書記、副書記等十餘人被罷免了黨政職務，有些還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決定說明，公開處分陳漫遠等人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對廣西省1955年和1956年發生大批農民逃荒，甚至餓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決定指出，廣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經發生過農民逃荒和餓死的現象，國務院當時即發出過指示，要求“必須加強生產救災工作，對某些情節嚴重的失職幹部，應該予以嚴肅處理。”然而，廣西省、地、縣各級負責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從事實中吸取教訓”。1956年春荒再度到來，“廣西省的領導幹部由於在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對災情發展估計不足，因而沒有領導有關部門正確地貫徹執行這一政策，及時地作好糧食調度供應工作”，終至“造成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區農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嚴重事件”，“不僅造成了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人民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
當時公布的廣西省1956年因缺糧餓死的農民的數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樂、荔浦和橫縣最多”。這個數字是否準確，尚有爭議，但中共中央的處分，顯然不止是針對1956年的問題，而是包含著對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問責。國務院的決定對此已經講的再清楚不過了，鄧小平對此也有很明白的說法，即中央最不滿的，是“事件發生後，省委對有關失職人員一直拖著不處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僅缺乏群眾觀念，連‘人民’兩個字的觀念也沒有。”這裏講的廣西省委拖著不處理的“事件”，也就是國務院處分決定中所說的情況，即對國務院要求嚴肅處理造成1955年餓死許多農民的失職幹部的指示拖著不辦，以至於1956年再度發生大批餓死人的情況。
那麽，1955年廣西餓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見有可靠統計，但從廣西一些縣誌的記載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餓死人的情況要比1956年嚴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橫縣，在縣誌裏就沒有具體記述當年死人的情況，倒是特別強調了1955年的災情，稱光是該縣南鄉、飛龍兩個鄉，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饑餓患了浮腫病，死亡434人。賓陽縣誌也沒有記述1956年的死人情況，但卻特別說明1955年因給農民留口糧偏低，以致該縣因缺糧死亡667人。浦北縣誌也沒有講到1956年的災情，但說明：1955年“全縣斷糧者最多時達226959人”，“患營養不良性水腫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沒有寫出來。
中國饑荒常態化的影響
中共中央處分廣西省、地級負責幹部的時間非常微妙。因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廣西調查其問題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風運動剛開始發動之際。中央書記處第一次討論中央監委的調查報告是5月16日，讀過沈誌華教授反右運動研究的人都清楚，當時毛澤東正在警覺當中，反右的決策還沒做出來，社會上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正熱氣騰騰。而書記處第二次，即5月20日討論對廣西問題的處理決定時，毛澤東恰恰決定要發動反右了。在這個微妙時刻堅持自曝家醜，一方麵固然與整風反官僚主義的初衷有關，一方麵反映出中共高層對廣西省地領導人的極度不滿。隻是，這主要不是因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為廣西當地負責幹部隱瞞下情、無視中央指示的行為。
災荒，乃至於餓死人，在中國近代農村司空見慣。即使中共建國之後，每年還是會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之後，農民口糧被政府嚴格控製在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農民在青黃不接之際，因缺糧而逃荒甚至餓病的情況，時有發生。1954年，因發生全國性的災荒，就曾導致幾千萬農民缺糧、斷糧，不少省份都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其他年份，因國家太大，所謂“插花”式的這裏旱、那裏澇，出現廣西那樣的局部饑荒，屢見不鮮。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還從未因為餓死人而處分過省、地中高級幹部。這也就是說，僅僅是因為有農民餓死，中共中央一般並不會輕易懲處下麵的幹部。
比如，就在所謂大躍進的1958年春天，就發生了大麵積的春荒，一度有16個省都出現了農村缺糧、斷糧，農民逃荒、餓死的情況，僅毛澤東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據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轉報辦公廳所得各地的消息稱，安徽有130萬人缺糧，流浪到外省的農民有幾千人。河北4個專區農民外出討飯的有幾萬人，已發現12人因饑餓難耐而自殺。山東全省有67萬人斷糧，逃荒要飯的有15萬人之多。廣西壯族自治區29個縣965個鄉缺糧缺錢的困難戶超過12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16.2％，已經斷糧的就有5.7萬人。廣東省50個縣、市統計，因春荒斷糧的近百萬人，已知餓死7人，因餓病水腫的69人，賣孩子的10人，討飯的66人。
中央轉發的這份簡報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無糧可供，“首先是因為災區的領導幹部對糧食情況不摸底，對形勢估計不足，特別是有些幹部怕犯右傾，見喊缺糧不相信，不積極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區供應工作本來安排不當，鬧糧情況發生後，又未迅速抓緊統銷工作，對真正的缺糧未及時供應，致使鬧糧麵積擴大。”
把這一點和上述國務院批評廣西省委的錯誤稍加對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這類問題的發生，多半都是因為許多中高層幹部“在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對災情發展估計不足”，以至於明明有糧有錢，卻不能防患未然，人為造成饑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點是，簡報在行文中對缺糧、斷糧強調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鬧糧”一詞，並且把缺糧、斷糧與“鬧糧”相提並論。因為把缺糧、斷糧與“鬧糧”混為一談，結果，即使發現一些地方幹部存在著嚴重瀆職的現象，也未必會引起高度重視。如簡報中明確講，甘肅全省21個縣斷糧，嚴重的如徽縣，人們把雞、狗、貓都吃光了，多數人隻能以樹皮草根充饑。該縣有2031人患了浮腫病，其中一個合作社的死亡人數就占到發病人數的15％，4戶人家死絕，全縣因饑餓已死亡近800人。簡報稱，該縣並非沒有糧食可用來救急。縣委因為不相信下麵缺糧，把2000萬斤銷售糧和存糧“全部扣在縣上不下發，這些糧食可供應兩個半月”。正是由於把徽縣縣委的此種嚴重瀆職行為視為判斷錯誤，簡報不僅沒有要求懲處該縣縣委，而且還特別表揚了甘肅省委，說甘肅提出的“‘全黨動員，苦戰三晝夜’，盡速解決問題”，是一種極好的態度。
當然，還有另一種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多半認為，這主要還是全國範圍糧食生產不足造成的。如譚震林在回複毛澤東5月24日詢問山東農民缺糧情況的一個批示時就這樣寫道：
“山東省每人（年）平均口糧360斤，少數山區是200多斤，一般說是夠吃的。去冬以來勞動強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夠吃，這是全國的現象。糧食問題主要是增產趕不上口糧增加的需要，這個困難，估計三五年內即可能解決，即全國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糧食：口糧600斤，種籽200斤，餘糧100斤。”
這裏的口糧斤數指的是原糧斤數，變為成品糧隻及此斤數的75％。也就是說，360斤原糧等於270斤成品糧，平均到全年365天，山東農民當時最多每天隻能吃到7兩左右的糧食。如果是200斤原糧，則每天平均也就隻能吃到4兩左右的糧食。如此少的口糧，如何能不發生春荒夏荒，以至於饑荒呢？然而，對於這種情況，當時主管糧食及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卻相信“一般說是夠吃的”。這看來也是幾年來春荒夏荒持續不斷的一個原因。
毛澤東對死人問題的態度變化
中央在上述簡報中一方麵委婉地批評了甘肅省徽縣縣委的作法，一方麵卻並不要求甘肅省委“嚴肅處理”，還表揚甘肅省委在救災問題上態度積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大躍進問題上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是當時國內各省農業大躍進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實現大躍進，在1958年是衡量一個幹部好賴的最主要的標準。何況，從毛澤東到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是剛剛從革命戰爭年代裏過來的。在他們的眼裏，搞建設和打仗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大躍進其實也就是照戰爭打仗的思維設計和推動起來的。
查一下毛澤東1958年的曆次講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著“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的邏輯思考問題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講到過死人問題。在有領導人匯報到勞動中工傷事故增加較多時，他插話說：“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準備死500人，1年1萬多人，10年10萬人，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毛澤東更是明確講：誰都不願意打仗，但要準備有戰爭瘋子。“打起來也要不大驚小怪，打起仗來無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們見過，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曆史上有過好幾次。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剩幾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了。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
8月1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又講：“打了那麽多年仗，死了那麽多人，沒有誰能賠償損失；現在搞建設，也是一場惡戰，拚幾年命，以後還要拚，這總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澤東在河南新鄉與幾個縣委書記談到土法煉鋼容易發生死傷時還是在這樣講。他說：“這比打日本好，比打蔣介石好，打仗要死人，這也可能死一個兩個的。”
分析毛澤東上麵的這些說法可知，他並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戰爭死人多，但躲不過，該打就要打，死人多，勝利了就不是壞事；搞建設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發展不可能不付一點代價，不能因為死幾個人就不去躍進了。然而，他認定一點，搞建設死人要少得多，一個工地“一個兩個”，全國至多“1年1萬多”，不會大規模死人。因此，一旦他發現像打仗那樣去搞建設，可能會造成大批死亡的時候，他就再不這樣講話了。
毛澤東是何時發現用大躍進的方法可能造成嚴重死亡現象的呢？應該是在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為我們注意到，從這時開始，他在講這個問題時態度一下子改變了，開始反複強調要讓農民吃飽睡好，不要太過勞累了。
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此講得更明白了。他說：一定要使生產者能夠吃飯，吃得好一點，一定要保證食品中有足夠的熱量和營養。他特別提到：現在雲南幾個月中間就死了4萬人，就是沒有注意讓人吃飽。“隻要人家苦戰，每天十幾小時，吃得不夠，休息得不夠，糧食、油鹽、蔬菜，那個東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這種強迫性的作法“現在我們必須製止。一個要吃飯，一個要睡足”。“搞社會主義有優越性，但是死人，成萬的死”，這叫什麽優越性？
十天之後，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的話講得更重了。他說：不能像過去那樣幹了。“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他指著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安徽要搞那麽多（嗎）？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他特別強調要把水利建設今冬明春全國的土石方量降下來，批評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礎上提高兩三倍的計劃不合適。聲稱自己負不起這個責任，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謝富治為什麽沒有被處分
雲南省這時的第一書記是謝富治。雲南省幾個月死了將近4萬人，遠比一年前廣西陳漫遠在任時造成的損失要大得多。但是，謝富治卻安然無恙。毛澤東不僅沒有處分謝富治，而且還表揚謝富治的檢查報告寫得好。
謝富治的檢查報告是怎麽講的呢？報告中說：
在今年春夏之間，雲南曾發生嚴重死亡的情況。腫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發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個縣市，並兼有痢疾等流行。我們雖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後4次派遣醫療隊伍進行檢查和幫助，並調撥專糧、專款，但製止無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8.8萬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腫病而死的占半數。
雲南全省死人以曲靖專區最為嚴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數的48％。而該專區又集中在陸良、瀘西、曲靖等縣。僅陸良縣即死亡12917人，占該區死亡人數的67％，占全縣總人口的5.6％，因腫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數的40％。
經解剖屍體及臨床治療斷定，這種病屬於混合性營養不良型水腫，病因主要是過度疲勞和營養不良。據查，每個農民在正常勞動情況下，每天需要熱量2500卡，勞動最緊張時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間，青黃不接，口糧較緊，特別是去年歉收地區，有的農民每天隻能吃到四五兩糧食，而勞動強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
報告承認發生問題的關鍵，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幹部強迫命令，並舉例說明陸良縣死亡多與地方幹部組織“督戰隊”，鞭打威逼農民，對群眾生活不注意，留給農民口糧太少，農民勞動強度成倍增加有直接關係。
報告以省委名義請求中央給予處分，謝富治並特別寫信給毛澤東表示要承擔主要責任。
毛澤東在謝的報告上批示道：
“雲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分，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雲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麵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麵性。”
在這裏，毛澤東關於我們現時普遍把任務提得太重，隻知道把千鈞重擔壓下去，逼得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對人民生活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因此不能專門責怪下麵幹部的話，說明了他不主張處分雲南省委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沒有講到的另一方麵原因是，雲南省自2月份部分地區出現腫病之後，即陸續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6月開始全麵介入，並幾度主動向中央匯報過情況。10月以後更多次向中央和國務院全麵檢討和請求處分。想來這也是毛及中央高層無意處分他們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對糧食豐收的認定與懷疑
在毛澤東與大饑荒的研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他什麽時候意識到各地在糧食問題上的謊報與浮誇的？
毛澤東1958年的講話很多，不相一致的說法也比比皆是。事實上，還在運動開始轟起之時，他就很明確地講過不讚成謊報和浮誇的話。比如在3月20日成都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就提醒過，說：“現在有股風，是十級台風，不要公開去擋，但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然而，在這之後，毛澤東本人恰恰又講了許多助長虛報、浮誇的話，使各級幹部想不虛報、浮誇都不行。毛澤東站出來批評虛報、浮誇，已經是11月鄭州會議的時候了。當時他已經注意到，他曾經表揚推廣的一些大躍進的榜樣，恰恰是弄虛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確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廣過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說：“徐水不如安國，以後要宣傳安國，不要宣傳徐水，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誇，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假。”
河北省徐水大躍進的虛假“經驗”，早在毛澤東成都會議上告誡不要虛報、浮誇時，就在會上被當作成功經驗向全黨在推廣了。當年8月4日，毛澤東得知徐水糧食畝產上百萬斤的消息後，還專門去到徐水參觀了解，並予以了肯定。《人民日報》關於“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討論，也是毛澤東參觀徐水等地糧食“衛星”田之後，公開提出來的。徐水打破家庭結構，把農民組織起來，分成男營女營過集體生活，吃大鍋飯，實行“軍事化、戰鬥化、紀律化”，同樣是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搞起來的。
毛澤東發現徐水弄虛作假，搞強迫命令，甚至於違法亂紀，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辦公廳下去調研的工作人員寫了一個報告，遞到了毛的手裏。接著河北省委工作組亦報告了徐水這方麵的嚴重問題。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徐水情況，對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評。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莊講話又直接批評了徐水強行搞平均主義的做法。到11月開鄭州會議時，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經驗，並開始注意到：現在許多地方的躍進都是通過謊報得來的，比如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把畝產300斤麥子報成400斤。
因為一切都是聽匯報、看報告、讀報紙，和走馬觀花得來的，再加上毛澤東主觀上想要看到高指標，從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動各部、各地製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標，因此，當各種高指標雪片般飛揚起來之後，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漸受到各種虛假宣傳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虛作假的情況，由於中共中央主管經濟工作，包括主管糧食工作的負責人一再報告全國範圍糧食產量較頭一年增產兩倍有多，因此他對糧食大豐收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而且，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態度，就是要大力保護一切“敢想、敢說、敢做”的躍進精神。
同樣是在鄭州會議上，他一麵批評虛報、浮誇，一麵又對山東範縣聲稱1960年糧食產量“保證畝產二萬斤，爭取三萬斤”的“衛星”計劃欣賞有嘉。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隻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誌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後出征，以為如何？”
當然，對虛報已經有些敏感的毛澤東這個時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滿滿的中央領導人提供的數據。他相信這一年因大躍進迎來了糧食大豐收，但是他對是否增產兩倍卻很懷疑。11月8日他已經在講：1957年糧食3700億斤，今年能收7400億斤，翻一番就不錯了，我不太相信會翻兩番。“糧食產量，估計不算數，要看實收數。”
第二天，他在鄭州會議上進一步講：大家都說今年至少9000億斤，我看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定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
幾天後，中央書記處開會，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糧食各地報的數字打個七折，還有8000億斤，我隻要7500億斤就滿意了。7500億斤－8000億斤就很了不得了。”
隨後在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都一直在問譚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實的糧食產量到底是多少。但顯而易見的是，最後大家都還是相信取得了大豐收，故八屆六中全會最終確定：1958年糧食總產量是7500億斤。
譚震林後來解釋說：這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今天誰也拿不出一個確切數字來。要多，能多到9000億斤，要少也能少到5000億斤，因為他把小雜糧、地瓜已經吃去的部分都不計算在內了。”
毛澤東的困惑：糧食會緊張？
由上述情況不難發現，國務院1957年處分廣西省領導人時所稱“領導幹部由於在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無法正確製定和掌握政策，應對和解決問題的情況，上至中央和毛澤東也是一樣的。今天幾乎所有對那段曆史略有常識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謂1958年糧食產量翻一番，甚至翻兩番，統統都是下麵虛報、浮誇的產物，然而，從中共負責農村工作、糧食工作、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一直到毛澤東，全都被蒙在鼓裏。因此，當1958年底1959年初出現肉蛋副食緊張、蔬菜緊張，糧食緊張，全國幾百萬農民又出了水腫病時，所有中共領導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最初，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他再三講：“五六年隻增產150億斤糧食就大躍進，五七年隻增產50億斤，五八年能增產1000億斤，我就滿意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現在不是1000億斤，而是3800億斤，這不是大躍進嗎？”
糧食增產那麽多，怎麽還會緊張呢？在1月22日批轉山東省委、省政府就館陶縣發生逃荒死人問題的檢查報告中，他也注意到糧食產量有虛報、浮誇的情況，曾提到：“在豐收地區中，往往有一些減產、平產或者增產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認真注意，就容易在這部分地方發生嚴重問題，1956年廣西餓死人的事件，在平樂、荔浦等縣，也是在一般豐收中的插花災區發生的。如果加上作風上的虛報浮誇，為了怕失麵子，不許群眾向上級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後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發生問題。”
1月中下旬已經有14個省報告因水旱災害，有些地方減產，甚至絕收。山東省委即報告稱，館陶、金鄉兩地從中秋節到這時一直沒有糧食吃，“吃地瓜、吃紅薯渣，有的連地瓜、紅薯渣都吃不到。”譚震林派人去查，證實2萬人逃荒，已經餓死了23人。
1月20日，譚震林在中央電話會議上通報說，全國浮腫、幹瘦發病人數490多萬人。還有兩個省沒有報上來，實際人數應該超過500萬了。他得到的數字，已經死了7萬人。他報告給周總理，總理說他的消息是12萬人。譚對此感到不好理解。說：過去以為是老人和小孩身體不好，現在看，有些壯勞力也死了，這就和勞動強度問題有關了。但是，這幾個月氣候不好，天氣恐怕也有問題，熱一下，冷一下。“據說1919年也是這樣的情況，死了兩千萬人。這樣的氣候對農作物的生長有影響沒有，是禍還是福，請同誌們注意一下。”
毛澤東也堅信全國是豐收的，糧食總產量上沒有多少問題，他懷疑多數地方腫病和死人現象再度蔓延開來，多半不是因為缺糧，而是因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於鋼鐵、糧食、棉花，導致蔬菜、油料作物生產太少。為此，他對1958年經濟計劃工作十分不滿。在2月2日省市區黨委書記的會議上，他對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評。說：“浮腫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東西，又要使農民不造反，一定要500萬人害腫病，北京一人一兩蔬菜才引起注意？！”
對於各地原來喜報頻傳，國家按量收購卻又百般抵製，毛澤東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廣東省負責農業的書記趙紫陽考察雷南縣征購糧食所做的報告，他才恍然大悟。因為按照趙考察的結果，大躍進，糧食大豐收無可懷疑。“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一看法讓毛澤東以為抓到了問題的症結。他馬上向全國轉發了趙的報告，而且批示稱：“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但是，糧食大豐收，農民及其基層幹部為什麽還要瞞產私分呢？毛澤東再三詢問後得出看法，認為一是因為糧食豐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農民放開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為人民公社初創，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積累攤得太多，農民增產不增收，因而不滿。
2月底，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接連發表談話，承認自己過去鼓勵農民一天吃五頓之類的說法有問題，說：“去年大豐收，使我們麻痹了，糧食問題十年也不要說解決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糧食也不要說解決了。要大反浪費，生產永遠也不能滿足浪費的需要。”同時，他更多講的，是要給農民利益。
他講：“我們和農民的關係有點緊張。一是糧食問題；二是供應問題。去年11月以來，這股‘共產風’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大米，幾億農民和小隊長聯合起來抵製黨委。中央、省、地、縣是一方，那邊是幾億農民和他們的隊長領袖作為一方。這個問題不很好解決，很可能會犯斯大林的錯誤。農業不能發展。”
“誰料到大豐收出糧食問題？”毛澤東認定，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分配製度有問題，公共積累攤得太多。他計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況，說“公社生產費20％，積累、稅收50％，農民隻分到30％，瞞15％，實際拿45％”，但豬歸公社，大白菜也歸公社，還要出工修水庫、修路，農民怎麽能不反抗？他的意見是：今後的糧食安排，必須先考慮農民。“第一是安排社員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積累，公社積累18％，加上國家稅收7％，共25％，現在很多地方超過了這個比例，是很危險的”。
而因為相信全國是大豐收，因此，糧食、副食、蔬菜再緊張，毛澤東也堅持認為這是農民抵製征購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會議中李先念報告說：“全國都是豐收的”，但有些省糧食還沒收上來時，他還插話說：“為什麽別的省未收起來？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1959年三四月，春荒時分到來，往年的災難不僅重複上演，而且變得更加凶險了。
最嚴重的如山東濟寧、聊城地區，1400多萬人缺糧、斷糧，三四十萬農民四出逃荒，患水腫病的累計達到55萬餘人，且已報告的因餓病而死亡的人數即達1526人。
其中，“因生活困難而自殺的163人，占10.4％；患水腫病致死的953人，占62.4％；因吃糠秕過多，大便幹結致死的95人，占6.2％；因餓致死的315人，占20.6％。”另外，“賣嬰棄子事件已發現者達58起”，僅金鄉、單縣兩縣即已死亡耕畜35600餘頭。
山東省委如實報告說，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重要原因是去年的產量報高了，國家征了過頭糧。報告稱，去年山東省糧食產量確實取得了空前豐收，但製訂國家征購計劃前預計的糧食產量報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數字還是偏高，實際產量和最初的預計可能相差一倍之多。
再加上各級幹部開會太多，未能深入實際，不了解下麵缺糧的情況，反而還大搞反瞞產私分，“結果不僅未能反出什麽糧食，反而對糧食的緊張形勢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造成人心惶惶，有糧的無糧的都喊缺糧，真假難分，人口繼續大批外流。”
毛澤東的對策：硬著頭皮頂住
類似的情況並不止於山東一個省。國務院秘書廳這時送來報告，說明全國15省發生嚴重春荒，至少2517萬人缺糧、斷糧，災情嚴重。毛澤東看了也急，當即擬了一個《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的醒目標題，緊急批給周恩來，要求立即用飛機分送給15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手收”。因為他懷疑“有些可能當地領導人還不知道情況，因而還未處理”。
到這個時候，毛澤東才意識到中央此前認定的那個1958年的糧食產量可能有較大問題。他在4月上旬開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已經在對六中全會製定的那個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10500億斤的指標發生疑問了。因為，統計局和糧食部核實過的1958年的糧食產量，隻有5000億斤，比毛澤東估計的最低數字，即7400億斤，還少2400億斤。
因此，毛澤東開始承認，糧食、棉花的產量，要大幅超產恐怕是不可能的。並且他為自己去年相信並幫著宣傳徐水等百萬畝“衛星”田的事辯解說：去年我隻看了那幾畝田，其他地方的都沒看過。什麽萬斤畝，我就不信，除非一斤一斤稱。現在的問題是，10500億斤的指標已經公布了，“現在改也不好改，改了怕泄氣，中國人、外國人（麵前）都不好看。”隻能寄希望“七湊八湊，多種蕃薯，把豆子也算上，可能達到萬億斤、九千億斤。”
當然，哪怕1958年能落實的糧食產量隻有5000億斤，比1957年的3700億斤還是增長了許多，故毛澤東相信這也是大躍進。因此，他對這一年的春荒緊張歸緊張，卻還是抱著年年春荒都能過去的信念，認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麵意識到今年形勢比較嚴峻，因而同意李先念副總理提出的壓縮城鄉、特別是城市糧食銷量的提議，下令把城鄉人口人均配給的糧食數額限製在每月28斤－30斤左右；一方麵則寄希望於春荒快點過去。
這種心情從一個小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4月17日剛剛心急火燎地批示要解決2517萬人無飯吃的大問題，26日得到內務部報上來的關於春荒有所好轉的情況通報，他又馬上批轉各地，寬慰人心。當然，他還是告誡各地黨委：“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還指示要“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1959年春荒持續時間遠較過去長，死人的情況也遠較過去多。光是一個山東，到5月中旬仍然有30多萬水腫病人，有將近12萬人逃荒在外。濟寧地委即報告稱，據不完全統計，該專區年初以來已有7569人因餓病而死。對這一報告，就連山東省委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因為像巨野縣一個縣就已有報告稱，半年間各種死亡人數達7536人，已知屬於非正常死亡者達1860人；金鄉縣也報告稱，半年間各種死亡6700多人，非正常死亡數1500人。這兩個縣半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即超過3300人了，何況，兩縣所報正常死亡人數也不大可信，因為它們都大大超出了往年半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數。
糧食匱乏的嚴重程度，還可通過耕畜死亡反映出來。據濟寧地委報告，專區原有耕畜65萬頭，半年多因沒有飼料等原因也一下子死了12萬頭。即使活著的耕畜也非常疲弱。
政府按規定留給農民的口糧，每人每天本來也隻有五六兩原糧，相當部分還是薯幹，原本就隻能勉強維持生命。就是這樣一點糧食，還會被各級管理部門層層克扣，或是八個人的定量均分給了十個人吃。因此，許多饑餓的農民最後竟把剛剛種下的青苗、花生種都挖出來吃了。人力、畜力本來就極度虛弱，春耕已經難以進行，好不容易種下一些糧食，又被挖出來吃掉，春播、春種自然要受到嚴重影響，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來年進一步發生更嚴重饑荒的種子。
由於不少省份上一年虛報、浮誇十分過火，再加上大躍進期間到處“拔白旗”、打右傾，因此，災情已經十分嚴重，卻沒有哪個省會主動據實上報。各地即使發現了問題，也都盡可能地隱瞞實情，以至許多嚴重情況還是中共中央或國務院從群眾來信中了解到，批轉地方查證才暴露出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於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是問題的覆蓋麵，仍舊缺乏足夠的認識。
比如主管農村工作的副總理譚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難很大，但還是要求地方必須完成原定的征購任務。他甚至強調要動員農民照顧大局來達成任務。他在6月20日一個報告中說：今年夏季糧食作物的情況是：（1）畝產比去年高的多；（2）糧食供應情況緊張，收購任務比去年大；（3）播種麵積比去年減少很多，總產量能不能比去年多還難說。因此，糧食困難的形勢從全國看還沒有轉變過來，還要等夏糧全部打下來，糧食局麵才可能轉為主動。但無論如何，他都要求切實把糧食征上來。
譚強調，工作做到家，任務就能完成。他的理由是：“不要把農民估計得過低，應該把農民估計得高一點。”因為，“中國的農民在長期的革命鍛煉中間已經養成了照顧大局的觀點。”
有了主管農業的譚震林等人的這種意見，毛澤東更相信這次春荒差不多過去了，形勢已經好轉了。6月底，他召集中央及各地領導人上廬山，準備開一個“神仙會”，大家優哉遊哉，輕輕鬆鬆地一起來總結研究一下前麵大躍進的經驗與問題。
當然，毛澤東絲毫沒有意識到大躍進出了嚴重問題，他的總結，是守住一條底線的，即成績和錯誤要“九一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至於那一分錯誤，比如糧食大量增產卻搞得如此緊張，他雖耿耿於懷，不得其解，卻主張眼下不必深究。說：“說得清就說，說不清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廬山轉向並非彭德懷惹的禍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毛澤東又打算如何去改變糧食緊張的現狀呢？以往的黨史、國史著述，大都很重視廬山會議的轉向問題。即認為會議原本是要反“左”的，彭德懷7月14日一封上書，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惹惱了毛澤東，會議於是從反“左”一下子轉到反右去了。而這個說法，也是毛澤東事後自己多次講過的。
然而，如果我們注意到廬山會議上從始至終毛澤東都沒有弄清楚發生問題的根子在哪裏，那麽，說彭德懷不上書，會議就能形成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來，就會一直堅持反“左”，也不那麽可信。事實上，研究一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段提出的解決糧食問題的意見，就可以印證這一判斷。
7月5日，毛澤東結合糧食部長陳國棟的報告，就糧食問題專門提出了他的建議，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假定今年年成確實比去年好的情況之下，還是要多征購一點糧食，以備危急時國家手裏有糧。
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應該大力壓縮，和1957年看齊。1957年大家不是過得挺好嗎？“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複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可多收，可以多吃。”
四，“在今年秋收確實知道糧食比去年增產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劃出牲口飼料、豬飼料兩種，一定要比過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糧的一半？人糧一斤，飼料半斤。”
從上述三、四兩點可知，毛澤東是注意到了公社化導致農民日常生活受困的一些問題的，也提出了一些有助於農民解決饑荒問題的辦法。但是，他的前提卻還是“食堂吃飯”。
“食堂吃飯”是什麽意思呢？這意味著農民還是不能自己開夥，意味著毛澤東還是希望堅持對農民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製，意味著農民還必須要過集體生活，自家的東西不能歸自己所有，自家的房子多半也都不能自己住。連基本的家庭生活都不易維持的情況下，農民又如何去經營自留地、私人菜園、田頭地角，如何能節約歸己、自種自吃呢？
至於一、二兩點，就是要求“多購少銷”。“多購少銷”是中共中央自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以來一個一貫的方針，但是，在糧食供應已經開始與民眾生活需要嚴重脫節、許多地方已經出現嚴重斷糧並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明確提出這一要求，一旦確定下來，豈不會帶來更嚴重的災難性的後果嗎？
毛澤東所以看不到這一點，顯然是因為他並不清楚糧食問題的危險程度。他的信心和數據依舊是從主管經濟和糧食工作的負責人那裏來的。他所以要在全會上專門就糧食問題發表這幾點意見，原因也就在於多數省份的領導人都在喊糧食困難，要求中央減少1959年度的糧食征購數量，放寬1959年度的糧食銷售額度。而中共中央主管經濟、財政、糧食工作的負責人和地方領導人之間已經出現頂牛現象，他出麵要求其實是要幫中央來做說服各地領導人的思想工作的。
毛澤東的依據是：一，1958年就算糧食總產量隻有5000億斤，也還是比1957年增產了35％，實現了“大躍進”。如果照譚震林等人報告的情況，1959年雖然播種麵積有減少，但年成肯定比1958年還好，畝產還要高，產糧總數不會低於1958年，那麽，為什麽不可以仍舊比照1958年，購到1100億斤呢？二，1957年全國隻銷了839億斤，沒有出任何問題，1959年為什麽不可以向1957年839億斤的銷售量看齊，甚至再低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800億斤，或者810億、820億呢？”扣除軍糧、出口和養豬飼料120億斤，這一進一出之間，中央和各地不就可以淨儲備160億斤，以彌補現有300多億斤庫存的不足了嗎？
顯而易見的是，靠聽匯報了解全局的毛澤東這個時候不僅不了解全國糧食問題的實際狀況，而且不了解1958年工業、水利大躍進所造成的城鄉人口結構的改變，帶來糧食供需關係極大改變的情況。
他隻注意到1958年度糧食銷售了1018億斤，超出1957年度839億斤太多，這個時候卻沒有想到城鄉工業大躍進和大搞水利建設的結果，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了2000萬人，農村企業和興修水利也使相當一部分農民轉去吃商品糧去了。光是一個新增城市人口2000萬人，就需要差不多100億斤以米、麵為主、不含地瓜幹的糧食。再加上全國上億農民被投入到大型水利建設工程中去，所需商品糧十分巨大。
隻要保持現有人口結構不變和繼續各項躍進政策，1959年度的糧食銷售量根本就不可能低於1958年度的水平。糧食部最初也是按此水平計劃的，原定1959年度的銷售額為1020億斤。但是，毛澤東會上一提出質疑，糧食部馬上就動搖了，改調到了855億斤。對這個數字，毛澤東卻還是覺得多，總覺得應該可以“和1957年看齊”。即所謂“1957年大家不是過得挺好嗎？”“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不很了解城鄉人口結構的這一變化情況，至少對這方麵問題不敏感，中共中央負責經濟、農村和糧食工作的領導人則不然，他們早就談到過這方麵的情況。可是，他們這個時候也沒有意識到需要從這個方麵著手來解決問題。相反，他們從緩解自身主管的國家糧食儲備緊張的角度，馬上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不僅如此，包括對毛澤東所提恢複社員自留地、自種自吃、免征公糧的意見，他們還表示了不同意，認為對國家糧食利益影響太大。李先念就特別提醒毛澤東說：“按照自留地占耕地麵積5％計算，全國約減征23億斤細糧，折人民幣2億元左右。我建議，免征的這部分公糧，可以暫時轉由公社或者基本核算單位交納，執行一年再看。”
上述這一切討論和決策，都發生在廬山會議初期，即彭德懷上書的7月14日之前。事實上，彭德懷也一樣不清楚1958年度糧食的實際產量，更不了解當時糧食問題的嚴重程度，他同樣認為“糧棉增產30％是肯定的”。換言之，7月14日之後，毛澤東雖然因彭信轉而發動批“右”，會議對糧食問題的看法以及毛澤東在會議前期所擬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實並未改變。
7月3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提議製定了下一年度的糧食征購和銷售的指標，計劃總產量5000億斤，購1100億斤，在征購量與上年度基本持平的情況下，卻較上年度減少了近四分之一的銷售額，確定為820億斤。加上增撥國家生豬生產基地飼料20億斤，即840億斤。這一數字基本與1957年839億斤持平。而且，計劃中糧食出口還有所增加，即由1958年的82億斤，變成了100億斤。
糧食部長陳國棟在解釋這一方案的報告中稱：按照這一購銷計劃，並不會減少農民的口糧，相反，較1955年所定的417斤的標準還有增加，全國農民年平均每人留有口糧可到440斤，約相當於330斤成品糧，平均到每天每人可以有9兩糧食吃。“如果在有瓜菜的季節裏，摻食一些瓜菜，並有計劃地加工一些幹菜，儲備起來，和糧混著吃，不但可以吃得飽，而且可以吃得好。”
從陳國棟的上述算法和介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糧食部長本人也不了解，農民實際到手的口糧數是不能靠這種算法在紙麵上平均推算出來的。除了種子糧、飼料糧不算外，光是一個公社化帶來的縣社提留的所謂公積金、公益金及各種機動糧，就從中截去了農民大量的口糧數。
毛澤東年初在鄭州會議上就尖銳批評過公社一級“積累太多”，什麽都“共產”，“實際是搶產”。他舉的例子是河南，說河南除國家征稅7％以外，縣社一級從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抽去的“積累”就占26％，生產消耗至少20％，還要收百分之幾的公益金、管理費，如果再算上20％以上的統購數，即使餘上20％，即1000億斤糧食能全部留給農民，農民年平均口糧數最多也隻有兩三百斤原糧，根本不可能達到440斤原糧的水平。
如果我們注意到柯慶施介紹的情況，就更能了解紙麵上的計算有多不靠譜了。他講，華東各省社隊兩級幹部為工作便利，甚至為自身謀利，存在大量提留機動糧的情況。據江蘇鎮江9個公社，15個大隊調查，社員每人每年負擔機動糧達31斤。有的大隊為此不惜克扣社員口糧，本來每人年應得基本口糧隻有226斤，竟被克扣去80斤，致社員實際到手隻有146斤。
隨後的情況也很快證明了糧食部的算法完全脫離實際。由於各地糧食已經非常緊張，根本不可能照人均440斤原糧水平給農民留口糧。在無法抗拒中央征購任務的情況下，各地不久即紛紛要求壓縮農民口糧來滿足征購所需，中央對此也隻能遷就同意。
一個多月後，即9月17日，中央就正式批轉甘肅省委關於糧食工作的報告給各地，同意“農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糧400斤上下，最低不少於365斤”。這意味著，農民即使能夠按照官定的口糧標準拿到全部口糧，每天也隻能吃到7兩－8兩糧食。不要說農民所得的這七八兩糧食相當部分是雜糧，不僅包括豆子在內，還有不少地瓜幹。
就是這些並不完全頂數的糧食，多半也還會因為各種中間過程的損耗，和上述各種克扣和貪汙而大打折扣。許多地方農民一天隻能吃到四五兩，甚至更少，嚴重斷糧乃至廣泛饑荒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知，在1959年糧食問題已經相當嚴峻的情況下，無論廬山會議批“左”還是批“右”，隻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及其症結所在，繼續堅持製定並實行“多征少銷”的方針，就必定會加劇大麵積饑荒的擴散與發展。
反右傾創造出的虛假成績
廬山會議轉而批“右”，使得從中央到地方，大批試圖向中央反映基層嚴重問題的幹部成批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嚴厲處罰。湖南80多個縣，有30多個縣委第一書記挨了整。河南信陽地區16個縣的第一書記被撤職。山東聊城一個地區，兩萬多幹部被批判或定性為右傾，並且批鬥了數萬名群眾。
由此帶來了兩個極其嚴重的負麵影響。一是各級幹部嚇破了膽，隻能更加不顧一切地采用各種強力措施向農民催逼征糧；一是虛假信息更加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看到的情況與實際愈加脫節和扭曲了。
因為各地幹部盡心竭力地為完成中央交付的“多征少銷”的指標而努力，1959年秋冬到1960年初，國家購銷指標完成得異乎尋常地好。糧食部為此極為興奮，在1960年1月26日給毛和中央的報告中，上來第一句話就是：“當前糧食局勢好得很。”
根據糧食部報告稱，按照1959年度（即從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購計劃，不過半年時間，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經完成了計劃的94％了。加上1960年5月－6月會征購到的新夏糧，肯定將要超額完成計劃。糧食銷售計劃的執行也十分穩定，1959年7月至12月僅銷售了401億斤，比1958年同期減少了42億斤。同樣，糧食出口供應計劃也順利完成，而且超額。報告說：“從以上情況來看，多購少銷，爭取糧食工業變被動為主動的第一著已經做到了。”
受此鼓舞，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更明確提出，要爭取國家糧食庫存（包括周轉糧在內）到1962年時，能夠達到1000億斤。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也提出，有必要爭取使糧食總產量到1962年達到7500億－8000億斤。
據此，中共中央於1月30日正式批準了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其中糧食一項的目標被規定為6000億斤，比1959年要增長11％。因為，中共中央相信，1959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5400億斤，比1958年還增長了8％，因此，1960年糧食產量理應爭取更進一步的增長。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不是完全沒有渠道發現問題。像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就還在零星地反映報道一些比較真實的基層情況。比如它在年初的一段時間裏就接連反映了江蘇、甘肅、湖北、寧夏、貴州等地出現農民斷糧逃荒、浮腫幹瘦、非正常死亡、棄嬰死嬰、婦女子宮脫落，乃至於人吃人的事件等情況。
但是，和1959年上半年毛澤東高度評價《內部參考》刊登的反映農村實情的消息，並幾度批示的情況不同，1960年上半年毛澤東對《內部參考》這種零星的報道明顯地不重視。他主觀上顯然更樂於相信來自中共中央和各地黨政領導人的形勢判斷，更願意聽到他們講：“目前形勢很好，去年春夏都沒現在好”，“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是從1958年開始，1959年鞏固，從1960年看，是更前進了一大步。”
受此心態影響，這一年3月，中央發現山東再度出現春荒，農民外流十餘萬人，腫病9萬多人，死亡1000多人，也隻是認為，問題出在省裏各級幹部沒有安排好農民的生活。隻要重視起來，做好工作，糧食不是問題。
幾乎同時，周恩來讀到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大批餓死人的群眾來信，也隻是回複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稱：“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
但是，如此政策下糧食問題的大爆發是遲早的事情。進入三四月份以後，各地糧食緊張即導致糧食銷量無法抑製地猛增，原定1959年度銷售計劃被大大突破了。還在2月底，中共中央就已經不得不同意各省關於增加糧食銷售數額的要求，把原定銷售820億斤的計劃，修改為917億斤。到4月中旬，中央吃驚地發現，各地糧食銷售的數量還在增加，年度銷售指標很可能會超過1050億斤以上了。
與此同時，還是有大批農民得不到糧食，因而越來越多地方因發生嚴重餓死人事件，鑒於無數群眾來信雪片般地飛往北京，許多中央高級幹部也通過親友了解到農民餓斃的慘況，許多地方難以隱瞞，也不得不把一些情況上報到省委和中央來了。
3月中旬，江蘇省委上報了所屬“高淳縣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發生了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嚴重事件。”
4月初，河南信陽地委上報，“從去年11月以來，全區發生浮腫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計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內），占總人口的0.85％。”
事實上，凡是這時地方自報的死人情況，都有隱瞞。如中央信陽工作組6月調查即發現，信陽地委上報的死亡數字被人為地大大縮小了。實際死亡人數超過43萬，其中正常死亡人數隻占三分之一多，非正常死亡人數竟然達到28萬之多。
毛澤東就推動“共產風”做自我批評
從1960年5月開始，全國性糧食緊張的情況已經是再明顯不過了，大量發放糧食救急，國家各地糧庫也日漸露底了。
國務院財貿辦並糧食部從5月下旬開始，接連四次向各地發出“緊急指示”，並以中央名義幾度召開各省、區農業負責人的電話會議，要求全力完成中央計劃和部署的調運糧食任務，但各地自顧不暇，紛紛向中央告急，始終不能照中央要求行事，以至於中央負責供應的北京、天津、上海、遼寧三市一省也麵臨斷糧之危了。
7月12日，國務院財貿辦和糧食部負責人不得聯名求助於李先念，要求救急。李先念隨即先後向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書記處鄧小平，乃至於向毛澤東告急，說明：“現在糧食庫存，北京、天津隻夠銷四天，上海隻夠銷兩天，遼寧隻夠銷六天，如果不加速調運補充庫存，照當前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
到8月初，中共中央已經發現此前的樂觀估計又錯了。1960年的糧食產量不僅無法達到計劃中的6000億斤，很可能隻能收獲4500億斤。糧食產量一下子縮水四分之一，無論是購還是銷，原來的計劃全都無法實現了。這一情況讓中共中央十分緊張，開始提出，全國下一年度的糧食安排必須馬上“按需要從低的原則”妥善部署計劃。
按照這一思路製訂的1960年度糧食收支調撥計劃，仍舊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堅持要大大增加國家征購糧的數量。1961年度的征購數字被進一步增加到了1325億斤，雖然銷售糧數也相應提升到1108億斤，出口糧數降低到48億斤，但在糧食總產量已經低於1957年水平的情況下，即使紙麵上全國農民每人全年口糧也隻能安排到360斤原糧。不要說留給農民的這部分“糧食”不少是靠些白薯、大豆之類充數，即使農民真的能夠拿到這個數字的糧食，每人每天平均也隻有7兩的東西可吃。
眼看糧食真的出了問題，毛澤東第一個反應是，必須堅決壓縮水利等農村基本建設工程，“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動力，加強田間生產的力量”。他顯然很著急，但並沒有想到解決眼下問題的辦法，而是指望來年下大力生產糧食。他提出：“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必須全黨動手，全民動手，大辦糧食。”
9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實際。它要求進一步壓縮城鄉口糧標準。並且提出，農民口糧，按淮河南北劃線，一般應維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糧，一些地方應壓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紹稱：“據河北省委調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糧（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調劑著吃，勞動力可以維持通常的勞動。”
可想而知，正是在此前後，因為實在無糧以救饑饉，大家於是紛紛異想天開地構想種種含有這樣或那樣蛋白質及碳水化合物的“代食品”來充數。從毛澤東一直到地方，各級黨政主管部門也都信以為真，想方設法地進行鼓吹，並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去組織生產。
連續兩年“大豐收”，為什麽還會發生如此嚴重的缺糧現象，並且會出現糧食產量大幅下滑的情況呢？毛澤東這時無論如何不能不去尋找答案了。而他這個時候也終於考慮出了一個模糊的答案。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連撤換了餓死農民人數太多的山東、甘肅、河南三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與此同時，毛澤東把造成農村問題的症結歸納成“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他據此要求各地整風整社，“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時講話再提糧食增產、豐收，“為什麽還會出現餓死的現象”這一問題。他自然不承認大躍進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針政策有什麽問題，而是強調這根本上是“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鬧的。至於為什麽會刮起“共產風”來呢？毛澤東帶頭承認自己“有缺點、有錯誤”，說“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
第二天，毛澤東借轉發甘肅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機會，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動“共產風”問題上的責任做了更具體些的檢討。
他寫道：毛澤東“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製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而且，當時沒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來“共”生產隊的產，不能搞“一平二調”，不能多搞公共積累，不能過多地搞公共工程等。
毛澤東主動檢討後，中共諸多領導人也紛紛在各種場合進行了自我批評。
至此，建立在大躍進思想基礎上的糧食計劃指標也迅速降下來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還估計1961年度的糧食產量可以達到4100億斤，但春夏糧食全麵緊張，全國十幾萬個糧站存糧降到160多億斤，京、津、滬糧食供應全麵告急；夏收時更發現全國糧食產量最多可能隻有2800億斤，甚至2650億斤左右。
鑒於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調低1961年度的糧食征購數。因糧食嚴重減產而造成糧食供應缺口，中共中央除下決心將城鎮人口壓縮2000萬人以外，還被迫決定動用國家黃金儲備41萬兩、白銀儲備1.4億兩，以每噸70美元的價格進口上百億斤糧食來填補。但即使這樣，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計算來計算去，還是認定必須要征購780億斤糧食，並要把農村糧食銷量從418億斤，壓縮到空前低的300億斤。
按照毛澤東1959年2月的說法，糧食征購不超過總產量的三分之一，農民就不會造反。但周恩來在1960年8月2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承認說，1957年以前征購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以下，即在27％－28％左右，最高也隻有29％。但1958年因估產過高，征購比例實際上已經超過35％了。今年如果征780億斤，合原糧930億斤，恐怕也要占到總產量的33％了。考慮到這一比例數可能帶來的危險，最終這一征購數字不得不下調到了717億斤。
當然，這已經無法阻止1961年更加嚴重的饑荒全麵發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三位被處分的省第一書記也都正式做了檢討。
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承認：甘肅工作中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1958年糧食產量公布220億斤，最後落到110億斤；1959年糧食數字開始提400億斤，公布370億斤，以後定為270億斤，實際產量僅僅85億斤。”“從1958年春季，幾個縣就發生外流、浮腫、死人。1959、1960年發生問題的麵積愈來愈大，時間愈來愈提前，情況愈來愈嚴重。死人數字是駭人聽聞的。現在知道，總數85萬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萬頭。”
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約200萬人左右。”
“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殘得家破人亡，幾乎人人帶孝，戶戶哭聲，有的整個村莊變為廢墟，令人目擊淚下。”
山東省發生嚴重餓死人的情況在1958年底就開始了，持續時間更長，故前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評。
實際上，除此三省之外，其他許多省的死人情況也非常嚴重，隻是多數地方蓋子還沒有揭開。有些死人更多的地方，比如安徽省，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還深受中央重視；比如四川省，更為嚴重的死人情況發生在1961年不惜一切解中央之急之後。即使是那些開始揭開了蓋子的地方，由於糧食緊張的局麵一時無法改變，饑荒死人的現象也難以很快得到遏止。
好在，毛澤東終於不再堅持辦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問題上鬆了口，表態說：“辦食堂或搞別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適合情況，一定要根據各地的特點。如果不適合情況，比方辦食堂，勢必要垮台，也應該垮台。”
據此，譚震林於3月初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辦不辦食堂的問題和要不要繼續實行供給製的問題，農民很關心，但又不敢公開提出來，是否可以討論一下。
4月15日，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就毛家鄉韶山公社調查報告提出：“從群眾反映看來，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係中的一個疙瘩。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愈早解決愈好。”報告並列舉了食堂破壞性作用的種種例證。
4月下旬，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均表示，在食堂問題上受了騙。大家一致同意胡喬木的報告，主張“當機立斷”。周恩來說得好：“食堂不解決，什麽也不能解決。因為自留地要人來種。”
這一年夏天，對農村生產及農民生活破壞性最為直接的公共食堂終於全麵停辦了。食堂散夥後，供給製亦廢止了，社隊從農民手中“搶”去的各種私人財物等部分退賠給農民，農民重新回到家庭生活當中來了。這樣，農民又可以養豬、養雞、積肥，和自主經營自留地了，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些自我應對糧食困難的調節能力。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這時也意識到解決糧食緊張問題的另一個關鍵點，即工業、基建、水利大躍進的嚴重負作用。因而痛下決心將大躍進以來增長出來的2000多萬城鎮人口強行“精簡”到農村去，對工業、基建、水利等諸多大中型項目建設實行“關、停、並、轉”，全麵縮短工業、水利戰線。如此，持續三年多的嚴重饑荒，又經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才逐漸得以告一段落。
